日期：1967-7-12 作者：康生, 关锋, 杨成武
康生、关锋、杨成武康生、关锋等同志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红总司同志欢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康生：
请坐下。同志们好！同志们来了很久了，但不能及时接见你们。我们和山西核心小组的同志研究山西的问题。今天同志们来了，希望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大家怀着共同的心情，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革命组织如何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现革命的大团结，大联合。
为了解决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同志们到中央来开会。我们知道你们有各派的意见，不管那一派，你们都可以说明。你们是来中央开会，不是来中央谈判。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关锋同志插话：外省有的同志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两派来中央谈判）。内蒙同志来解决问题时，有人说是来谈判。不是两个国家两个党，不能这样说。同志们是来中央汇报工作，不是来谈判。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你们各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不只是听一方面的意见。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是不全面的。红总站的意见，红联站的意见（关锋同志插话：还有专政委员会的意见）。对，专政委员会的意见，核心小组的，革命委员会的，军区的意见都能听，这样才全面，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但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互相吵架。武斗是不会发生的吧？但骂起来就不能解决问题，吵了半天还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各方面意见都可以讲，要抓住原则问题来讲，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什么文字材料，可以给我们。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精神来讲，讲不完的还可以写成材料送来。
总之，是要抓住关键的问题，大方向的问题来发表意见，共同解决问题，这一派讲了，那一派讲，这一派再讲，采取共同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议就是这样开法。
我们接到王庆英同志的一个材料，她要见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有其他事情，今天不能来。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王庆英同志先讲一讲，我们把她的意见转告江青同志。
王庆英：我首先有个要求，要求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和专政委员会付主任兰敏在场！
康老：都在这里！
下面是王庆英同志愤怒地控诉专政委员会和张日清对她的残酷的政治迫害。当她谈到张日清先打电话支持他们，但又背后指使专政委员会逮捕她时。
关锋：共关了多长时间？
王庆英：共关了三个多月，差一个星期就四个月，从三月九日晚到六月三十日晚。
当王庆英同志谈到专政委员会共审问她二十多次，逼她供出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和杨成效是什么关系，刘浩和袁振是什么关系？并给她戴上手拷和背铐时。
康老：（十分激动地）这个应向山西同志们说明白，专政委员会用手铐背铐来对待革命同志，这是法西斯的东西！这种野蛮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果现在山西专政委员会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应立即打电话回去，告诉立即停止（红总站同志异常激动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种情况不仅是山西，全国其它地方也有。
关锋：（气愤地）这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嘛！
康老：（站起来说）不管是什么人，就是我们过去对待反革命也没有采用过这种办法嘛！那种残酷手段以前罗瑞卿他们用过。今天你们为什么要用？那是没落阶级的东西，我们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出现这种手段绝不能容忍！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采取这种刑法。
当王庆英谈到专政委员会在狱中拿出大铁链威胁审讯她时，
关锋：谁审问你的？知道吗？
王庆英：知道，省军区保卫处的刘处长。
当王庆英同志控诉到后来对她的态度忽然改变并放她出，又假惺惺地说什么：“早该放你出去，你家庭出身好，但就是觉悟太慢，我们不知道给你戴手铐背铐，放你出去，第一不给装档案，第二对你一生没有影响”时，
康老：谁去和你说的呀？！
王庆英：是山西军区法院院长李焕恩。李还说放你出去后什么也不要说，有人问就说被军管了几天。
关锋：把人还军管？这是什么军管？！
康老：还有把人军管的？！李是什么人，把名字记下。
（下面王庆英继续用铁的事实控诉专政委员会对她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和她对他们的斗争以及对毛主席对党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时，在场好多人落泪。）
康老：这样子，我们听了这个同志讲话后，且不说专政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也不说王庆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们要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有没有这种刑法？！
兰敏：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康老：（生气）什么？！你是专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清楚呢？！我只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有没有反手铐？
兰敏：我对此事还不大清楚，还得查一查。
康老：你回答问题嘛！我是问有没有这种刑法？
兰：我们专政委员会还不清楚，我们回去查一查。
康：你敢保证没有吗？！
兰：我不敢保证下边没有。
康：你不敢保证，那你是赞成了？！
兰：我不赞成！
康：你反对过吗？！
兰：反对过，有一次下边抓了一个反革命，用了这种刑法，我就不同意！
康：你不要兜圈子嘛！你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
兰：我们从来都教育下边……
康：都是下边？你对这个问题不敢保证，又不知道，那么就是瞎干！
关锋：一讲就是下边的，下边的，这个问题就怪了！
郑维山：什么问题都是下边的，自己没有责任？！
康：你这个专政委员会付主任是睡觉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大官僚主义呢，还是骗我们呢？专政委员会是严肃的问题，关系到人的生命问题，你象话吗？我再回，王庆英同志是谁批准抓的？
兰：此案我知道是张日清批准的。
康：呵，张日清批准的，好了，现在叫张日清讲讲。
关锋：（对张日清）你的权力太大了！
兰：这个说起来就长了，当时拘留……
关：（质问地）拘留？关了四个月怎么还说是拘留呢？我们知道的不比你们少。
兰：是拘留，我们很多情况从夺权后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完。
康：说拘留就能减轻你们的错误了？如果开始是拘留，关了四个月更增加你的错误了！拘留为什么要四个月？你想拿这个来辩护你的错误，这不是骗人？！张日清讲讲。
（张日清没有吭气。）
兰：此案与杨成效的案子有关系……
关：杨成效也成了案子了！是案子为什么不报告中央？
兰：决死队的车成林他父亲是汉奸，他本人有反党言行，攻击刘格平下山摘桃子，攻击毛主席，他要血洗晋中，搞枪支……
康：搞了多少？
兰：他们准备行动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关：格平同志，核心小组讨论过没有？
刘格平：没有，核心小组没有处理过。
康：这是谁批准的？
兰：过去凡是属政法方面的都请示张日清。
当兰敏说车成林和王庆英还偷听中央给刘格平同志的电话时，
关：处理时为什么不和刘格平同志商量！你问刘格平同志没有？
兰：讲过。
刘格平：没说过，我不知道偷听我的电话。
兰：关于偷听电话的问题，我们是处理过的。
关：刘贯一你听着啊！
康：关于王庆英问题谁报告的？
兰：晋中有个报告。
关：对了，你们就是相信晋中公安局的报告。
兰：我们还调查过。
康：谁调查的？都核实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吗？
兰：核实了，我以为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康：怎么能说以为呢？你想怎样就怎样？车成林承认了吗？
兰：承认了。
康：有口供吗？
兰：有。
康：你把核实的材料拿给我们。
关：晋中军分区坚决支持左派我看不见得，对晋中核心小组为什么不支持不保护呢？任，王，张受到攻击，陈永贵受到围攻！
康：你讲一讲和杨承效有关系的情况吧！
兰：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有人反映杨承效出身有问题，我们了解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关：你们就整他啦？
兰：杨承效的父亲原来在东北担任过警察所所长，警法司长，警卫队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时群众检举……
王庆英：不是，你们在三月九号抓我时就说杨承效是反革命分子，这次放我时，我问他们杨承效是反革命为什么不抓他，他们说，我们不抓他，革命组织已经抓了，我们没把他搞臭，社会上已把他搞臭了。
关：杨承效是你们山西上报中央的，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央批准的，你们对杨承效进行侦察，报中央了没有？
刘格平：对核心小组不报告嘛！
兵团一同志：首长，我说几句。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兰敏亲自批准抓杨承效的。
康老：先别说杨承效的问题，要先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上，还是在革命委员会之下？
兰：组织条例上规定得很清楚，是在下面。
康：别说组织条例，条例当然罗！我问的是实际。抓杨承效为什么不通过革委会？
兰：按照一般贯例，都是和有关人员商量。我和谁有关系就和谁请示。
康：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个人决定嘛，你是专委副主任，连这个常识都不懂吗？
兰：公、检、法共有六百多人，专政委员会有二十九个委员。……军队四个，公检法三个。还有北京赴晋大队各专政口的八个，还有开除的……共有七个常委。
康：为什么都不清楚，糊里糊涂的，七个常委中那么就是四个军队三个老公检法的。
兰：对。
康：那么革命小将一个也没有了。三个老公检法的名字叫什么？
兰：赵耀仁，检室副主任。崔人凤，公安处副处长，秦连生检察院副处长……。
康：这都是卫恒时代的人吗！
兰：站出来的，是群众批准三结合的。
康：什么三结合，二结合么，就没有革命小将吗？
兰：原来第一次常委会决定，常委必须是党员。
康：噢，以党员为标准！那不是党员的革命小将就没有资格参加了。你就不管他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也不管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只要党员就行。你是党员吗？（兰敏不语）你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红总站一同志：以前委员有党员的，兰敏也开除了！
兰：名额我不知道是核心小组确定的还是谁确定的。我再谈杨承效的问题，他父亲……
康：你还是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吧。查三代嘛，每个人都可以查。
兰敏还是极力歪曲杨承效的家庭历史情况，当他谈到杨承效作群众领袖，他想不通时。
康：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的权力有多大？
兰：我只是考虑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了，考虑捍卫红色政权问题。
康：你说的是另外的政府，另外的政权了。
关：山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特别是四月份会议以后，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感到里面有问题。
康：你们捕人都有证据吗？都有证据吗？
兰：都请示过张日清。
康：张日清签过字吗？
兰：都签过字。
张：没有。
兰：起码也是张日清口头同意的。
康：拿出证据来，口说无赁嘛！口说怎么行呢？
郑：你们这样搞下去是很危险的。
康：你们抓了多少人？
兰：开始时很乱，二月份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好了一些，共抓了三十六个人。
关：光太原市的？
兰：这是指由省专政委员会直接处理的，当时乱得很。
康：全省抓了多少？
兰：共一千一百多，包括夺权时抓的在内，中央精神下达后，陆续放了一些。
康：放出来的平反了没有？
兰：平反了。
康：怎么平反的，有手续吗？
兰：一般抓错的，放时给本人说清楚了。
关：就这样平反的？
康：平反为什么只给本人讲？单凭空话还能行？
关：刚才讲话那个女同志（指王庆英）你给她平反了吗？
兰：这个女同志没有给她定罪。
袁振：你们给她定的罪！
康：（对兰敏）你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兰：三八年。
康：什么时候入党的？
兰：三九年。
康：在什么地方入党的？
兰：在延安抗大。
康：在抗大你参加什么生产工作？
兰：在煤矿。
康：井下的？
兰：井上。
康：看你就在井上。毕业后到哪？
兰：到晋绥。
康：在晋绥那个部队？
兰：在晋绥军区政治部。
康：干什么的？
兰：干保卫工作。
康：你是个老法律工作嘛，那更应该懂得法律了。
关：我们有个建议，红总站的也好，红联站的也好，都不要把口对准群众。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怪群众，主要在上面。
红联站党校东方红段立生发言。当他谈到要加强专政委员会；而不能削弱专政委员会时，
康：同志，你说的是要加强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
段：（一时回答不上来，接着辩解）我说的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当段立生谈到“四·一四事件”以后，红总站和兵团炮打“革命的领导干部”时，
关：你讲的革命领导干部是指谁？
段：刘格平、张日清同志，曹中南、陈永贵同志。
关：还有谁？
段立生没有直接回答，继续讲下去。当他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要炮轰，打倒“革命的领导干部”，要“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时，
关：你说说他们炮轰谁，打倒谁，要谁靠边站？
段：他们要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说张日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曹中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永贵是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当段立生极端恶毒地攻击刘格平同志没个完时，
康：内容要注意压缩一下，下边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很多同志要说话。
康：雷维林同志讲吧！
当雷维林讲到专委会整理袁振等革命领导干部的黑材料时，
康：嘿，好家伙！专委会完全置于革命会之上，还整了核心小组成员的黑材料，实在无法无天！
雷维林同志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在张日清和兰敏的支持下，专政委员会所干的罪恶活动，对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当他谈到最近他们绑架杨成效等同志，害怕群众，就又把已经作废的专政委员会军管的布告贴出来时。
康：专政委员会是不是军管？
兰：是军管，一直没有宣布撤销。
康：怎么专政委员会也军管？革命委员会已成立了嘛！军管谁？还不是接管革委会的权？事实上，军管就是腐蚀革命委员会的权力。
下面是红总站杜增录同志发言，当他谈到张日清与卫恒关系密切，去年12月把卫恒武装保卫起来，改选军区党委时，张日清还动员别人保证要选卫恒当第一书记时。
康：什么时候选的？
杜答：66年12月。
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承踞发言。当他谈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大家都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时，
关：你们那儿都复课闹革命了吗？
王：是的，大部分都复课了？
康：大学也复课了？
王：中小学都复课了，大家都回到学校了。从夺权后到三月底，山西的形势大好，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
康：（生气地）刘贯一3月26日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王：我认为是前进中的问题，基本形势是好的。
康：出了反毛泽东思想的报告还是好的形势？！
关：反刘格平同志的电报，是你签发的吗？
王：我没签发，我签了字。
康：就是这个。你没有权利签发。
王：我没签发，是签字，可问一下。
康：恐怕3·16社论不能说是大好形势吧？3·26的报告也是大好形势吗？那是反毛泽东思想！
关：山西不补这一课是不行的！
康：四月份，中央会议精神传达了没有？
众：没有。
康：那次会议主要是批判刘贯一的报告，那是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报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林总讲过，看一个干部主要看三个方面：对群众，对领导，对自己。那个报告。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反对毛泽东思想。刘贯一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什么斗批改呀，什么七一献礼呀！那有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析，你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叫大好形势！你们是受蒙蔽的，你们不要受蒙蔽，受欺骗了！
关：不要听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那一套了。同志们，我们公开讲，这是中央爱护你们。那个电报是陈守中签发的。陈守中控制了市委大权嘛！
康：你不是革命小将了，你是个干部了，怎么能把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叫做你们的大好形势呢？我们认为红联站是革命组织，不要受刘贯一他们的欺骗。我们要把你们和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分开的。
王：康老的指示我非常同意。
康：我看不一定你同意我的。这样的话不要讲了。那么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怎么能放在党校当校长？怎么能教好你们呢？这个核心小组是有责任的。
王：对刘贯一的报告，我们批判过，也很上纲，说是方向性错误，有纪录。
康：不对！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有方向性错误的东西，你们不报告中央？
王：那只是个报告。
康：一个报告就代表了他的思想，一个报告要批判嘛！
关：要炮轰么！
王：讲的不对，请首长批判。
康：讲，尽管可以讲，不同观点都可以讲。但要讲老实话。不要说假话，不要又真又假，你是干部，和小将不同嘛！
当王承琚讲到山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落后全国两个月时，
关：我们看出来了。你们夺权有先天的弱点。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当王谈到4·14后出现“反革命复辟逆流”，把矛头对准“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时，
康：你指的革命干部，是些谁呀？
王：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张日清、曹中南。
关：刘志兰、刘贯一、陈守中他们亲自发的电报，张日清签的字，说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是革命领导干部。
当王谈到4·14是在核心小组到北京开会时出现，使他们不得不怀疑时，
康：同志，你说的是核心小组同志到中央开会以后出现的？
王承琚说是会议期间出现的。当他谈到五月二十日核心小组的“四点决议”时，
康：四点决议是什么？
王：要害问题是说刘志兰罢官。
康：把四条念一下吧。
红联站同志念。
袁振：这是核心小组集体通过的，通过没有，核心小组的同志可以说。
曹中南：通过了。
刘格平：集体通过的没说罢官。
袁振：张日清说嘛！通过没有！
康：刚才念的四条罢官呀？我现在请王承琚同志澄清一下，你认为念的四条是对的还是错的？
王：我觉得停职是错的。
红联站×××：如果核心小组有这决定，我们就服从，问题是有人说没有此事。
康：有没有不是实质。
红联站×××：还有三人来电，四人声明。
康：那两个传单我看过了！
红联站×××：对，我们就是看了声明传单中，要我们群众帮助查清，才揪后台的。
康：同志，这事我们查过了，四月会议上已经谈清楚了。
王：最近，七月六号后出现封市委办公室，抢了市专政委员会的五辆汽车七辆摩托。
康：什么时候砸的？
王：十日晚上，是32111等组织，这些组织和袁振关系密切，我们怀疑袁振与这件事有关。我们希望袁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另外前几天核心小组开会，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众的吴春久可以参加，红联站就不能参加？
康：这是我们决定的，因为他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是被抓的。
王：有人说他是党员就能参加。
康：不是因为党员，而是因为他是常委，被抓的。
王：要说被抓的，红联站被抓的也不少。
康：听清楚！有两个理由：是常委，被抓的！
王：吴春久是怎么当常委的，说起来就话长了，他是怎么被抓的，希望中央首长了解一下。
康：那是另外一回事罗，我再问一件事请你回答。六月二十八日你和陈守中打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一个电报，说刘格平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吗？
王：是的，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红总站朱生和同志揭发控诉了刘志兰的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和文化革命以来对他的残酷迫害。
康：刘志兰是省斗批改小组的副组长，是吗？
刘志兰：我记不清楚了。
康：怎么说记不清楚呢！
刘志兰：我连一次他们的会都没有参加。
红总站一同志：四月十号我还参加过你召开的斗批改会议，记不清楚了！
当朱生和同志讲完后。
康：现在已经三点一刻了，明天继续开会，今晚红总站，红联站同志都很遵守纪律，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我们情况，有利于中央解决问题，希望坚持下去。这是一。
第二是，会议期间要遵守六月二十四日发布的六条和六月二十六日发布的十条。会议期间，在家里不许搞小动作，不要上街游行，不要打砸抢，不要捕人，不要破坏交通等。太原有很多重要工厂，要按照毛主席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动员农民进城，不能夺枪，军队不要开枪，部队要坚守岗位，各组织要互相遵守。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有不要动员很多同志来北京，现在已经很多了。人太多了，开成大会就无法详细讨论问题。有意见可写成材料，你们是代表嘛！不论农村，工厂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离开岗位，学校要复课闹革命。
第三：会议期间，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比如开什么会，什么人说什么话等，因为会还没有开完，打电话容易片面，容易传错，引起误解。最后有材料可以给联络员带来。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汇集》，山西日报（军支）革命造反总部编印，196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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