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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中型会议纪要

日期:1967-7-14 作者:康生, 关锋

康生、关锋

〖时间:七月十四日晚八点,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人:康生、关锋、吴法宪、刘格平。〗

康:下午谁发言没有发完?

刘格平:张益三。

康:那好,继续讲。

张益三:山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激烈斗争,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格平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以刘贯一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司令部发出两种号令,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支持群众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邓及卫、王、王及钻在革命政权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刘贯一、刘志兰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打击左派瓦解左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说四·一四是大阴谋,揪后台说是张益三、杨成效、丁磊,我说四·一四好的很,打破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保刘志兰、刘贯一,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说是革命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负责人刘灏,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等左派队伍,尤其是32111和井岗山,但却把井岗山的郭宏,王庆英关进监狱,整理革命干部的黑材料,整理革命小将刘灏的黑材料,我在正式向中央文革康老,向中央军委、北京部队党委,向核心小组刘格平同志提出申诉,把专政委员会的材料查清,交到中央来。张日清独断专行,目无组织,四月份就让撤销专政委员会,你动也不动,刘志兰派学生到天津揪李雪峰。张日清要负责任,带了两千元,核心组介绍信,批评我说:支持东风支持错了,刘格平任政委的,刘格平不知道。

关锋:电报还不转给刘格平同志,他还不知道。

张益三:第三个讲刘贯一的问题,我去时张政委,刘贯一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麻痹大意当官做老爷,忘记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那次会上的检讨说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当时王谦、王大任在。

康:糟糕不糟糕,反革命还在那里,你是不是故意让他们高兴嘛。

张益三:三·二六报告解散革命组织,他的目的是削弱袁振的势力,兵团,决死纵队,在这个 问题上,张日清也在红代会上做了报告。

康: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做的。

宋捷:在红代会筹备处成立大会上讲的。

张益三:搞垮了左派力量,实际上帮助了右派组织,刘贯一和张日清思想很相似,张日清受到刘贯一,刘志兰影响很大。

康:在这里我插一句,刘少奇的黑修养和彭真都讲要做训服工具!老老实实听我的。毛主席几次反对这个没有阶级分析讲法。讲驯服工具,做马列主义的驯服工具,还是做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没有阶级观点。

关:驯服工具论是提倡奴隶主义。下级服从上级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就是奴隶主义。

张益三:三人不团结闹到社会上。

关: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在太原,我们在北京,我们批评过,总理,康老都批评过。

康:这个我们是批评过的。

张益三:段立生批评我为什么老支持红总站。

段立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

关:你现在作为一个党委来参加这个会,你让人家讲完话么。

康:哪个同志讲?

段立生:刚才讲的刘贯一那么多问题,有许多我确实不知道,我也来揭发一个问题,刘贯一当党校校长。

关锋:你们结合葛莱是他当校长之前还是之后?

段立生:他还没有正式去,他一个晚上去党校。

康老:是五月二十九日还是五月二十八日?

段立生:是五月份,他只吹吹拍拍和政治部人谈,他给同学们说他给彭真写了几个检举书,他给人讲张日清和刘格平都是新四军,还讲他认识关锋。

关锋:刘格平不是新四军的。刘贯一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今年二月份来汇报,才头一次见面。

段立生:他说刘格平不同意省委是反革命集团。

康:这次他是秘密去的,对刘格平进行了诽谤,进行了恶毒攻击,说刘格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一看二帮。

关锋:他讲的事,我们二月份已经和他谈过,已给他说清楚了,张日清同志也知道,葛莱写了一分为三,还写了几篇一论、二论、三论、四论,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康:成立革委会,他这个校长就当不上了。

关:一分为三,送给刘贯一看了吗?

康:你们调查葛被捕后,当没当过日本人的皇协军,他怎么跑回来的?我们了解他被捕八个月,当了四个月皇军,这是一个材料,还要再落实。(段立生:为什么同学想结合他,大概同学们想他受陶鲁笳迫害了,)把他的党校校长撤掉,让他当哲学研究所所长。这不叫迫害,这叫保护了。一分为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恰恰也是哲学上的问题,党校学生要注意了。据我了解,陈仲平还在你们那里,他是杨献珍的打手,反艾思奇的。

关锋:五七年的右派。

关锋:说起葛莱,我说两句,他这不是简单的说两句错话,做几件错事。当时杨献珍反对毛主席,搞合二而一,他当时就写了一分为三,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康: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受害者,撤了校长,当了所长,实际上是保了。高级党校,我看低级也不如,它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将来如何搞还没有研究,我看搞成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杨献珍办校的十六字方针: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加强党性。好啦,你讲吧,你还讲刘贯一好啦!

段立生:刘贯一当我们校长,那简直……,我们从今天起不承认他这个校长,应该让学毛著积极分子,象陈永贵这样的人当校长。

康老:(笑)好了,陈永贵当党校校长,你们党校学几年?

段:五年!

康老:你们学什么呢?我看五个月就行了,过去抗大也是几个月学习毛著,参考一些马,恩,列,斯的,政治从实际中学。

段:专委会……

康老:开始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后来张日清文章上有这个东西。

格平:定局了由核心小组来讨论。

关:问题是他的实质。

段:四月份会议不传达,核心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应好好检查,作事应实事求是,据我们了解,逮捕重机四人,袁振是知道的,并且是他提出来的,抓人不是专政委员会抓,丁磊带人来审问的,丁磊组织调查班子,调查杨承孝,刘灏,车成林的材料,单线联系,单线汇报。刘格平具体负责抓毛选,他没抓,别人抓了,他又说别人把手伸得很长,别人作错了,又批评,这是资产阶级投机思想。张日清,曹中南来北京,让刘格平批山西日报,他不批,袁振也不批,我认为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虽然这是小事,但触及灵魂,我觉的张益三同志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正常的,就是吹吹拍拍,张益三对待群众组织,就是拉一派打一派,不是从思想上支持,而是从经济上拉拢,对办公厅的经费,应当检查。

关:刚才讲反夺权了吗?

速记:没有讲。

康老:关锋同志讲上几句。

关:今天开中型会,常委扩大会,现在我们听取大家意见,以后再研究。山西的问题,由山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来解决。现在我讲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山西的问题讲起来,可以讲几个月,今天我不想多讲。对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我就不讲了。现在我讲对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独立师某些负责同志,晋中军分区某些负责同志,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要很好解决,对革命组织,保守组织,要作细致的思想工作,问题不难解决,军队起着重大作用,我觉的山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越走越远了,是刹车的时候了,我给张日清同志讲了,该刹车了,再不刹车就刹不住了。山西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成绩比他们大,犯错误比他们小,但错误要坚持下去,还要犯比他们更大的错误。我先讲内蒙,对内蒙中央有个决定……到这儿来说,他们说是重庆谈判,一方面来北京谈,一方面在家里搞,他们明明知道是中央派去的记者,一个工作了七天,被扣了八天,一个工作了八天,被扣了七天,被军区扣了,说他们反映情况不正确,我们批评刘昌,刘昌拍了桌子。我们(王力,戚本禹)也拍了桌子,他们支持保守组织,排斥打击三司,把革命的领导干部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认为枪杆子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在这里,江青,伯达,康生给他们下楼,但他们有那么两,三个人,后来抓了彭海青同志,当司令员受到围攻,记者更不要说了,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毛主席的话,林付统帅的话,说了也不听,把我们的记者拉出去游行,后来发动战士来北京给中央施加压力,来了一千八百多人,企图压制中央,改变那八条决定,他们说群众是自发的,不听我们的,政委吴涛(被他们斗了)去,他们这一千八百人讲,刘昌不讲,战士把吴涛打了,有人还拿反动的五条来,让中央承认那五条,改变那八条,后来中央下了决心,一个撤职,一个反省,这样那一千八百多个战士才觉悟了。现在内蒙的形势很好。

山东王效禹同志在夺权时,省军区支持了王效禹同志,做出了成绩,直到现在这个成绩还是肯定的,后来和省革委会发生了磨擦,军区支持了一些保守派,过分地,片面地听了济南市人民武装部和济南公安局的话。济南人民武装部长就是旧市委的文革组长,要打倒王效禹,打倒革委会,写了大标语,冲了省革委会,这时军区转向了,说山东三、五夺权是右派夺权,说王效禹的老婆有问题。王效禹的老婆是有问题,丁磊也有问题,这个我们知道,但这性质不一样,比王效禹的老婆好得多。后来我们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和军区同志谈了话,和王效禹同志也谈了,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他们走了后,还在那里搞,一派要冲垮公安局,王效禹同志好得很,当然不是完全坏了,牌子一派拿走,一派又送来,省革委会下去,底下公开反对,你说王效禹同志是十全十美,不能那样讲,但大方向是对的。

这时我们67军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一、支持王效禹。二、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三、支持革命派。四、……。过了两天,军区做了研究,也发表了四点支持,也受到了压力。中央及时批示了他三点电报,公开检讨好,还是不公开检讨好,早好还是迟好,高姿态好还是低姿态好,省军区这一公开检讨,立即得到了革命小将和革命派的热烈欢迎。检讨了,改了就好了。内蒙军区那三个人(负责人)就倒了,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我看了一个材料,省军区,晋中分区,独立师是有问题的,我们批评了张日清,最大的毛病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观主义,不愿当第二把手。刘格平当了政委,群众欢迎有什么不好。王效禹同志,张春桥同志当了政委,那里的群众热烈庆祝,为什么庆祝庆祝就不可以呢?而山西不仅庆祝刘格平政委,而且还庆祝你这个付政委呢!我们看了些材料,炮轰刘志兰、刘贯一,不算扭转大方向,就现在的材料看,他们的问题就很严肃嘛!还是考验呢。而张日清几次讲了一些不合适的话,你对我们的记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几次态度不好。有一次闹革委会,你把我们的记者撵跑。有一次红联站开会,要撵记者,你不发言,你极力说:张日清正确,刘格平不正确,把山西日报办成什么样子?!你讲的话很多嘛,就没有刘格平的嘛!挖二、三线,是你们讲的嘛!你们第二次汇报都这样讲,怎么又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特别是你们来北京前几次讲话,这是刘贯一,我讲他了。这第一政委中央宣布了,到底算不算数?我念一个材料:独立师×××同志散布说:刘格平变质了。想篡军权……。红总站要冲军区,冲独立师,引我们开枪,血洗太原……下边还有些流言蜚语,我不讲了,提出支持张日清,打倒刘格平,争取陈永贵,这个团政委这样讲是不奇怪的。

专政委员会形式不好,更重要的是实际,怎么能整革命小将和革命领导干部?常委的材料,这不是黑材料,这不是黑材料是什么?你说为什么信王庆英?为什么不可以信呢?她是反革命吗?

康老: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样革命,别人就革命。

关:航校批评张日清,我看有道理,第一次你来汇报,我们就批评不要听刘贯一那一套,第二次又来了,又批评你,你还是听刘贯一那一套,我们不愿意让你们再搞下去把你打倒,不然可以试一试。晋中问题分区有问题,省军区也有问题,你们大方向错了,不支持任、王、张不支持陈永贵,我们认为陈永贵很好,给我们上了一课,受教育很大,你们对陈永贵打太极拳,张日清就相信军分区的话,就相信武装部的话,分区武装部的人自己没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检查自己的错误,自己穿军衣,反对我就是反对解放军,这一套是不行的,同志!我们知道军分区都有两派意见,我们要发个公报点山西的名,调农民到城里,最近收到一封信,如果问题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念信全文)陈永贵同志不要着急,不要管,形势大好,在五、六天前我和张日清谈过,康老也谈过,康老多次和张日清谈话,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任、王、张为什么成了流亡政府,你们不清楚吗?这还不是军分区在那里搞他们吗?革命群众组织容易讲通,革命小将对情况不了解,犯错误不责怪,我们应该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这谣言那谣言,造谣造到叶群同志头上来了,说刘志兰这么好,怎么好,核心小组办公室批的叫印,刘志兰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日清打电话辟郑维山的谣,我们觉得张日清同志、军分区同志、兰敏同志、独立师同志应该惊醒了,这样下去很危险了,我们这个会到底开成什么样子?也许能解决问题,也许大闹,我们应该提,不提对党不负责任。张日清同志你自己讲的那话,你清楚的,你怎么反对炮轰刘、刘?你们写了"四论大阴谋"。我看轰得好,该轰,不轰怎么搞好斗批改?执行那条路线?我看“四·一四”以后形势大好,现在更好,这个领导班子还要考验哪!考验几个月,刘、刘、陈搞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跟着他们跑,不跟着刘格平同志呢?晋中问题最明白了,十月事件当然要翻案了,当然要支持任,王、张、陈永贵了。山西我没见过几个人,刘格平来过几次,解悦我见过几次。在受围攻时,我支持过他们,抓了几个罪魁祸首,解放军支持他们对,但方法有毛病,解悦本质很好,但阶级斗争经验少,张日清应该向正路上引她,应该向陈永贵同志学习,饱经风霜,马列主义水平高,毛泽东思想水平高。这样下去后果怎么样?你们自己知道。不要因为还有群众支持我,我还有力量,故不作检讨。群众逐渐会看清的,当然我不是说刘格平就没有缺点了,群众的批评应该听,正确接受,不正确解释,解释不了以后再说,重要的是张日清同志态度不正确,态度正确他挑让他挑去。

还有各种各样的谣言说,康生关锋讲了不算话,当然我们对了你们就听,我们还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这个话我们就不讲了,一方面对不起军内几个同志,一方面对不起几个革命小将,在坐的有没有在北京活动的呀!煽动起来给中央施加压力。不是有的给民兵发枪吗?夺枪吗?张日清已经写了一个初步的检讨,康老看了一遍,成武看了一遍,我也看了,你看要不要再修改,再印,再向同志们讲,你自己考虑。刘、刘、陈的问题,我就不想讲了,象晋中军分区这个情况也不止这一个地方,人民武装部怎么这样相信他,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了界限没有?你们山西日报怎么搞的?文汇报许多好的社论你们偏偏不转载,偏偏转载一个相信武装部的社论,山西日报突出张日清,宣传张日清,只宣传一方面的观点,我们部队的同志给张、兰提了些意见。

康老:刚才关锋同志讲的,引证的材料我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不要抓住材料的一个问题,一个材料把大方向丢掉了,这样对解决问题就抓不住关键,为什么关锋同志利用这个常委会谈这些问题,因为在一次中会,两次大会提出来,对同志们有好处。在中会的中间我和张日清谈过,我说张日清在作战中很勇敢,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夺权之前很好工作,应当说山西的夺权与张日清出来代表军队参加革命群众,干部夺卫、王、王的权有重大作用,重大意义。但这一次会议,我反复地说:“张日清软弱了,不象打仗那样勇敢,不敢接触自己的错误,不敢接触自己问题的本质。”在大会时我欣赏段立生同志一句话:“群众好解决,关键在核心组。”他说张日清同志改错就好了,张日清能象山东那样承认错误,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不在话下,挑拨不了,象小丑。同志们讲的话,有的同志没有抓住山西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看到大方向,如何防止严重问题。材料可能有出入,但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有的同志在军队里,在独立师里,在分区里,在人民武装部里进行煽动,要支持一方面,打倒一方面,换句话,要支持张日清,打倒刘格平,这是独立师讲的,我不反驳。我看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这样就把群众分裂了(关锋:军队也分裂了),军队也分裂,这个问题若不刹车,后果就相当严重了。第二关键是什么,希望革命小将关心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民武装部,军分区站在了保守方面,企图打击革命群众,晋中就是一例,说任、王、张我不认识,但陈永贵同志我知道,怎么能反对陈永贵?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军分区都是这样,即使……也不能是铁板一块,也是一分为二的。第三,由于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企图煽动农民进城,镇压革命群众,如果这样,山西就存在着一场大流血的危险。这的确象有的同志所讲的山西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张日清同志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或不承认这个问题,后果会相当严重。如果象那样搞,当然,还是大好形势,不过总不愿意让一个同志犯这样一个错误。有时候阶级斗争常常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炮轰一下刘志兰就成为一个轰动全省的政治大事件呢?怎么保一个刘志兰呢?问题只是才爆发出来。

关:四月份刘格平和张日清吵架,就是吵这个能不能炮轰。

康老:为了保一个刘志兰,把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长,中央承认了的刘格平不惜打倒,我们常委同学中间绝大多数不清楚,刘、张两次来中央,中央讲了些什么。

刘贯一第一次来攻击刘格平。十一月初我让他来完全不是让他搞山西问题,而是长期怀疑刘少奇三六年让杨献珍,安子文叛变的,于是我们就带头去调查情况,查阅报纸,我们去把报纸一翻……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想起了刘格平同志拒绝,同时刘格平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安子文叛变这个事,我就打电话叫他来了,说了这个问题,我又问他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刘贯一就因为这个问题造谣攻击刘格平同志,第二次是江青同志打电话叫他来的。刘贯一造谣言说:刘格平夺权时根本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反映山西问题的革命干部不是刘贯一,也不是张日清,而是刘格平同志,后来就夺权了,夺权后,一月份就向中央汇报了,那次汇报并没有刘贯一,刘格平讲的不多,张日清讲的多。通过他们二人的汇报,我们向中央文革汇报了,认为可以承认,可以公布,大军区开会我们认为山西的夺权可以介绍给大军区。这个会四个同志参加的,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刘格平同志讲的很短,张日清讲的很长,这就是《红旗》,《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刘贯一讲的更长,在那里胡说八道,我听不下去了,和关锋同志走了,然后袁振同志讲了讲工业生产。有人讲刘贯一的讲话代表整个核心小组,不是那么回事。(杨承效插话)以后刘贯一找我谈话,大反刘格平,刘贯一我很熟,过去他作风很不好,党性很坏,看来没有多大进步。我说刘格平起码有两个好处,第一反对刘少奇叛党的事,第二在华东不满饶漱石。

华东区饶漱石反我,华东区分家时我到山东分区,饶把刘贯一当作钉子,作我的秘书长(刘贯一:这个我给康老讲清楚),你不用解释,解释不清楚。当时又找袁振谈了,袁振说:刘贯一对刘格平态度不好。(刘格平说让我签名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怎么能签名呢?)

第二次刘格平,张日清来,四·一四轰刘志兰,刘贯一跑来了,后来陈守中也来了,陈守中先发言,保他老婆,我们听不下去了,不让他讲了,讲了些男女关系,黄色谣言。为了保他老婆……然后张日清讲话了,讲话内容攻击刘格平,保护刘志兰,刘贯一那么多错误,他一个字都不提。

关:揪四·一四后台我们是反对的,这是明确表态的。

康老:刘贯一的小册子,对上反对毛主席,对下把群众当作阿斗,把自己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救世主。

我再讲一句,我们讲这些不是要打倒张日清,相反的是要张日清更好地和刘格平合作,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在会议期间,北京机械厂要揪你去斗,我们不同意,开完会要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

关:红总站把打倒张日清的标语盖起来,真要打倒就不批评了。

来源:

《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汇集》,山西日报(军支)革命造反总部编印,196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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