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7-23 作者：康生, 关锋
康生、关锋康生：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原红总站和红联站一起上街游行，反对百万雄师事件，这很好！这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另一方面，也达成协议反对这个百万雄师反动的罪行，你们在反对百万雄师上有共同的意见，在太原也是这样做。军队召集了。从这里边坚定的相信群众，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证明，另外大家不要丧失警惕，反对反革命逆流，不是炮轰刘志兰是逆流。我们听说百万雄师有人到了山西，李井泉的产业军也去了，北京的联动有些反动子女也去了山西，他们要反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和解放军的关系，我们从武汉得到消息，山西已经有人去武汉支持百万雄师，是什么人还不知道，我们不要睡觉，打内战，放跑了敌人。
前几天有人写信给我，要在这样的会上听听军区同志的意见。本来张日清同志已做过一些检查，大家还是不满意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天由张日清同志检讨，请同志们冷静地听，有什么意见当然可以提，等他讲完再提吧，现在请张日清到这来讲。
（张日清检讨）
当张日清讲到五月份以来他大反刘格平同志，来京前发了电报时，康生同志插话说：“这点王成琚，陈守中，刘贯一签发的，刘志兰同意的电报，大伙集中起来攻击刘格平同志，同时实际上是攻击文革小组，这样的情况，在各省，各军区，大军区，我们没有见过。”
这个问题红联站同志们不要蒙在鼓里了。为什么我们一次，两次召集你们开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张日清谈到他站在刘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并做了他们的防空洞时，康生同志插话：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你反对的是好人，如刘格平、陈永贵，你联合的是坏人，如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承琚。
当张日清讲到回去以后要清算“专政委员会的错误”时，康生同志说：“兰敏同志，你拿党性保证说杨承效的材料最可靠，可是你把人搞错了。你的材料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杨成效。”
关：差六岁，你材料上的杨成效是河北人，当时解放军判过刑。
康：看看你们的党性到底怎么样？如果是别人的材料你还可以申辩，这是你自己调来的材料，用党性保证的材料。
当张日清检查完时。
康生问：“完了？”张答“完了”。
康：我希望你对武汉问题表示一下态度，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对武汉百万雄师叛乱行为是什么看法？（张回答了）
康：王成琚来了没有？
红联站：“回去了！”
关：可以那么自由主义？
红联站：他出去一会还回来。
康：联络员叫他来，据说他带着枪参加会议，他过去是不是个军人，他过去有没有枪，有人说张日清给他的枪，是不是？（张答：“不是。”）陈守中在不在？王成琚是不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陈守中：“不知道”）你们成天混在一起怎么不知道？（陈守中：“知道他是党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关锋：你知道他有枪没有？陈：有枪。
关：在太原还是在这儿？
陈：在太原有枪，在这里我不知道。
关：谁给他的？
陈：不知道。
关：他是多少级干部？
陈：十八级。
红联站群众：不是十八级，是技术员。
关：文化大革命中按规定枪要收回。
康：他写了一个信，也不给我，是给关锋说他很荣幸，作为红联站的代表。他只能做为列席。我看红联站不能要这样的当代表。你们叫他当你们的代表？
红联站：他不是红联站的。
康：他多大年纪？陈守中：三十多了。群众：三十七。
康：他在解放前做什么？陈：不知道。
关：你的老部下嘛。
康：这样的外交词句，荣幸地作为红联站的代表。
关：他是不是红联站代表？红联站：不代表！他没有枪，他来北京没带枪。
关：在太原有？
红联站：在太原有没有不了解。
康：这个同志是那个单位的？（没回答。）
关：他在太原带不带枪？在太原带枪也是犯法的。
康：刚才证明的是那个单位的？红联站：我叫李善良，太工东方红的。
康：枪是一定要收的。
李善良：在北京，我没发现他带枪，我们好几天都睡在一个屋里，有枪早发现了。
康：他什么事都告诉你吗！
关：你说的比较妥当，没有发现他有枪。
康：你没有发现他有枪，到底有没有你也不肯定，青年人不要这样。你是学什么的？李：学机械。
康：你还是学点辩证法好，头脑不要太机械了。杨成效：王成琚现在太原有枪。
康：军队同志来了几个？还有那个军要发言？前几天写了条子，刘卿瑞要发言，刚才我接到两个条子，都是工学院的，一个说刘卿瑞是受张日清迫害的，一个说刘是三反分子。是为卫、王、王翻案的。不管是那一种，既然来了都可以发言。
（刘正发言中，王成琚赶来了。）
康：王成琚来了没有？答：来了。
康：你怎么随便来，随便走呀？关：你就可以罢会了！王辩解。
康：我想向你调查一个事情，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有没有这回事？
王：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向康生报告，我没带枪来。
康：你在太原有枪，谁给你的？王：找人家借的。
康：借谁的？王：借专委会的。
康：又是专委会，专委会谁给你的！王：郭有富。
康：他是部队上的不是？关：他怎么有枪？
康：市专委会可以发枪？王：当时我请示过袁振，因为夺权后太原市比较乱，有人要抓我。
关：你带枪干什么？有人抓你就开枪。
王：袁振写信交给了专政委员会处理。我自己找一个专委会借的。
康：不管那个委员，就讲你！王：找郭有富借的。
康生：霍去病的霍？你这次来北京带着枪没有？
王：没带，交给市核心小组驻军了。
康：交给驻军的什么人了？
王：我也叫不来什么名字。
康：叫不来名字是什么人吗？
王：警卫班。
康：什么时候交的？
王：交了很长时间，具体时间记不得。这次是来北京前十天，以前陆陆续续交过。
康：以前陆陆续续交过。那是你的保险库吗，保管库嘛。那不叫交。你不是说有人要抓你吗，你有枪陈守中知道不知道？
王：我没有正式告诉过他，是自己借的。
康生：噢，是私自借的。你是党员，什么时候入党的？
王：一九五五年。
康：在哪儿？
王：在太原工学院。
康生：什么人介绍的？
王：孟凡联和×××
康：现在两个怎么样？在太工哪个组织？
王：在太工红旗。
刘卿瑞：孟凡联是坏分子。
康：解放前你做什么？
王：读书。
康：参加过什么组织？
王：从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会道门。
康：在哪儿读书？
王：在北京上中学。
康：山西人怎么到北京上中学？
王：我不是山西人，是河北人。
康：河北什么地方？
王：定县。
关锋：家庭什么成份？
王：中农。
关锋：中农能上北京读书。
王：我们是十三岁跑到北京来的，要是讲讲家史的话。
康：不用讲家史。你高中毕业了没有？
王：高中毕业。解放后党一手培养又让我上了大学。
康：你开始在那里工作？
王：在石景山钢铁厂。
关：做什么？
王：公安警卫部队。
康：罗瑞卿那个系统？
关：解放前你工作了吗？
王：工作了。
关：在哪儿？
王：就在石钢。
关：做什么？
王：抄写。
关：抄写什么材料？
王：就是一些汇报材料。
康：职务是什么？
王：算工人。
康：还有抄写工人？
关：你当时多大？
王：十七岁。
关：工资多少？
王：十八块。
关：什么钱十八块？
王：好象是十八万块。
康：是法币，还是日本钱？
王：法币。
康：我再问一下，你讲了一次话，你说你还坚持你那个电报的观点？你现在是什么看法？
王：我现在重新认识。
康：你给我一个信了。说以32111为首的兵团和红总站抄了你的家，说如果这次为了解决山西问题，荣幸的作为红联站方面的代表，你是红联站的？
王：不是，是红联站方面的。
康：红总站一方面，红联站一方面，你是红联站的。
王：我的观点和红联站一样，我是红联站观点的代表。
康：观点的代表？代表谁？
王：代表市委红旗战斗队。
康：选举你的？
群众：红旗战斗队早把他开除了。
关：红旗战斗队我们是了解的。去年冬天接触过。
康：你说“荣任”红联站的代表，人家红联站不承认你的代表！？
王：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因为观点一样，大家推选我当代表的。
康：谁给你的荣幸？但是不幸的是你发了一次言，这个我记得，我很记得你的那个发言，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你发了言就是个不幸了？你说你的观点变了，但是你的这个信没有变。
（王解释他的信，说他的观点变了。有人说到他和康老拍了桌子。）
康：我倒不怕你拍桌子，我还准备你打倒我，写标语打倒了。你那个方面打倒我了。你只讲人家，不讲你自己的错误啦。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那个发言，引起人的义愤，他们的行动由他们负责，中央在下面是经常批评的，你的发言引起人的义愤，当你了解了中央的意图以后，还坚持陈守中的反动路线，你的观点还没有变，这封信还是这个观点。
关：你还可以坚持，你有你的观点。
康：刚才我讲了一句话，不知你在不在？我说张日清反对的是好人（刘格平，陈永贵），联合的都是不好的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王成琚。我讲了，我是负责的，我是准备你打倒我的，你自己不出面，让别人来打倒我。
王：请康老相信我。
康：我不能相信你。
关：现在不能相信，现在没有根据相信。
王：我当时确实不了解情况。
康：你已经用了正式电报给中央，你是做为红联站代表讲话，希望你以后，愿意参加就参加了，不愿参加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红联站代表：他这些天不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我们对他不了解，他不能做为我们红联站的代表。
康：这就对了。
关：你们也有缺点就是，这份传单就是你们的，你们认识还有问题，等会儿我讲你们的传单。
康生：请坐下吧，请坐下吧。
关锋：回去独立师的同志把枪给他没收。
康：刘卿瑞同志继续讲。（刘讲完后）现在关锋同志讲。
关：江青同志很关心山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山西情况都向她汇报了，她还看了很多材料。因为山西有一个谣言，还涉及今天参加会的同志。今天下午开会时间很长了，开了六、七个钟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晚上不能来了，让我传达几句话：向山西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包括部队）问好！（口号：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鼓掌）这个郭洪，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要求见江青同志的心情都传达了，江青同志让我转达她的意见，向你们两位同志问候，向你们慰问。（鼓掌）（王庆英把给江青同志的礼物代转）好！下边我先辟几个谣。
第一个谣言，说康生同志，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已经受到了周恩来、江青同志的批评，康生在做检查，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谣言，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是集体领导，大事不但是集体讨论，而且要报告主席，报告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报告总理。这是辟一个谣。
另一个谣言，刚才碰到一个条子，在榆次街头出现了以小灵通为名的传单，标题是“北京很可靠的消息”，他的形容词越多越成问题。这是晋中联络总站的代表写的条子，他是不同意这个传单的观点的，要我澄清。
第一个，七月十六日，首都红代会造了解决山西问题大会的反，你们都在，这是谣言。
第二个，山西赴京代表已回太原，在开会期间，只有郭永彪、王振国回过太原。他们回去报告过，其他代表哪回去了，你们都在场嘛！
第三，林副主席接见了张日清、曹中南。他俩在场吧？林副主席很忙，也许以后可能接见，现在还没有接见嘛，这个不多说，一句话，想引起群众的错觉。
第四，毛主席指示，山西问题由总理、陈伯达重新处理，这完全是谣言，这样的谣言很奇怪，是怪现象，妄图挑拨制造混乱，煽动群众。
康生：武汉的百万雄师就是这个方法。
关锋：武汉的百万雄师，还有独立师的一部分人要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矛头反对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周总理的四点指示，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他们反对周总理在政治上不利，实际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同志们，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决战的阶段。山西也不例外，并不因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不存在了，已经被揪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利用他们过去骗取的政治资本，利用新闻机关，利用其他机关，骗取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疯狂的进行破坏，还有没有被揪出来的一小撮，也在疯狂的进行破坏。我们红总站、红联站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千万不要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某被撤了职点了名，就是死老虎。是纸老虎不错，不是死老虎，是受了伤的老虎，如果忘记了敌人，革命派自己打“内战”，就上了当。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推动革命的大批判。当前的决战是激烈的，而且是复杂的。在山西尤其有它的特殊复杂性。革命小将看问题，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问题要抓住主要的东西。时时刻刻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山西一月份夺了权，不久成立了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结束了呢？没有！也不可能，相反仍存在两个阶级的决战。两个阶级的决战反映到核心小组的内部，革命委员会的内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你们两派的争论，这里我不想给你们评论是非，因为不怪革命小将，不责备。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讲清楚：一、四·一四究竟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呢？是革命的好得很！我们认为四·一四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是革命的行动，好的很！为什么说好的很，因为四·一四揭开了核心小组内部，革命委 员会内部的矛盾，揭开了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公开化了，好！这一点，中央早有所察觉，第一次来汇报，感到有些问题，我们多多做了工作，四月份来汇报，就看的很明显。有些同志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是红色政权，炮轰它就是炮轰红色政权，怎么能炮轰呢？
康生：怎么好批评张日清呢？
关锋：这样一个形式逻辑，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康生：插一句话，还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我们是军队，刘格平是北京军区的政委，张日清是副政委。在山西军区，刘格平是政委，张日清是副政委，两个政委我们好怎么讲呢？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讲阶级，不讲是非，是刘少奇的那种“驯服工具”。
关锋：中央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原来不知道有个王成琚何许人也）有看法的。到底怎么样那要考验，让群众揭露批判，他们从中搞了很多鬼，这里我不细说了。太原革命派的同志，印了他们很多材料，同志们可以看，看他们现在，也可以看他们过去所作所为。同志们可以分析，他们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群众自有公断，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张日清同志没有和他们划清界限，反而和他们搞在一起，在夺权的时候和夺权以后一个时期，张日清同志站出来支持夺权，这个成绩我们是不抹杀的。但是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两个航校校长讲的好，张日清你有点变了。夺权时方向对，现在错了。对四·一四，对红总站采取否定态度，反对炮轰刘志兰要保护她，而且要抓回四一四后台，这就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山西革命小将印的材料，张日清同志在山西应该比我们看到早，为什么不重视那些材料？自己搞不清，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正因为这样，把一部分革命小将搞糊涂了。林彪同志说，政权归根到底是个班子问题，领导班子问题。现在这样一个班子，包括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在内的班子能说是个红色政权？张日清政委是付组长，专政委员会主任，管着报纸，如果不改正错误能不能保证一个红色政权？不能！对四一四不支持，采取否定态度，是大方向错了。还有专政委员会，揭发了很多材料，那是专谁的政？创造的新名词，逮了人，上了手铐，既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叫“军管”，这样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信任这样的专政委员会。我们前天说过，专政委员会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内容，专谁的政。根本问题是专政委员会，凌驾于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之上，搞成独立王国，专调查革命群众的材料，到晋中也是调查革命群众的材料，晋中军分区公然操纵反对陈永贵和任、王、张。调动农民进城，大搞白色恐怖。张日清同志在组织上自搞一套，不服从集体领导，不维护刘格平同志这个班长。重要问题既不集体讨论，又不向中央请示。无论从爱护张日清同志出发也好，不要再把山西变成独立王国也好，都需要对张日清进行批评。张日清同志掌握宣传工具，根本不象话，和刘格平共同接见群众，标题上标出张日清不标出刘格平。这不是山西反映的，不是刘格平同志反映的，是我们查山西日报查出来的，《山西日报》成了一个派别的报。《文汇报》有好多好社论《山西日报》不登，偏偏登了一篇相信人武部的，那在上海是正确的，在你们山西就是不恰当的，现在看的很清楚。“公、检、法”、“人武部”干了许多坏事，不是说那些同志都坏了，是说罗瑞卿的影响没有肃清。"人武部"有些人并没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还有好多没有挖出来。武汉事件不光是“百万雄师”，军区那些人武部独立师，机关的“公、检、法”，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戴上手铐，多少人包围，（口号：打倒陈再道！保卫中央文革！） 对这些人我们相信武汉广大指战员，定是好的，是受蒙蔽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发了那么一个消息，百万雄师分化了，有些人不干。（康生：他们的谣言是假的）他们扬言王力犯了错误，不能代表中央，把王力同志交给武汉群众斗争。所以王力他们回来隆重到机场迎接。
一小撮是纸老虎，一戳穿就没人跟他走了，所以这个山西不经过一场风暴是不行的。四一四也好，今后也好，红色政权是不能巩固的，有了坏人钻进去，不纯怎么能巩固。
有好多材料今天不讲了，不是批评红联站，太工东方红。红联站，太工东方红六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错了。我们不怪革命小将，应该由张日清负责。陈守中、刘贯一、刘志兰我不说，用不着说了。我说由张日清负责就是对他寄以希望，批评他，帮助他。
康生：今年五六月间，也是红联站的报纸发表了一个北京工代会十二个大专院校一部分同志，还有北京中学红代会几个学校，还有天津大学，还有一个河北大学？师范？是那十二个大学一部分同志，我所以说署名部分同志，就是不能代表那个学校，天津的“八·二五”，和河北的外专“八·一八”。六月十八日，红色造反报是红联站主办的，六月十八日第二期下面署名是山西红联，同这个京津赴晋部分学生。这个文章相当长，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四个版当中主要讲四·一四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一个政治大阴谋，什么四·一四红色风暴好得很，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阶级敌人通过炮轰刘志兰……
同志们，这个错了的，以中央的看法，这个不符合，不怪红联站，不怪京津赴晋的部分学生。这点我同张日清，核心小组的同志谈过，张日清的错误路线，不仅影响到红联站，而且还影响到首都的十二个大学，两个中学。我为了帮助他、教育他、提出来批评，至于刘贯一、刘志兰、陈守中那些人，就是关锋讲的，不在话下。
关锋：今天我批评一下，红总站就不要批评了。
康生：将来再犯错误，一定轮上红总站，如果没有更好啦！一定的，我敢保证，你们看，如果没有犯，那是我错了，我可以承认。
关锋：这个传单中说，以陈守中、王成琚为首的市红色政权。陈守中、王成琚我们都见过，江青同志没见过王成琚，见过陈守中，是不是个红色政权，我怀疑。
康生：北京赴晋的同学，第一次会上要求发言，我没让你们发，因为你们不了解情况嘛！不让你们发言是为了爱护你们（鼓掌。红联站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关锋：说王成琚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坚定的左派，就凭一件事，说那时候很紧张，要个枪，是相信群众呢，还是……还说王成琚为首的市委红旗战斗队，是否以他为首，市委红旗同志，去年冬天我见过。戚本禹同志也见过，我不相信王成琚的所作所为代表的了市委红旗。市委红旗了解了真相是会造你的反的。
康老念红联站传单中骂批刘邓红总站一小撮混蛋时说，你们不要生气呀，气量大一些。又念到矛头指向刘贯一同志时说：“刘贯一不应该指向吗？刘志兰不能指向吗？陈守中不能指向吗？张日清不能批评吗？我感谢山西的革命小将，使我开了眼界。刘贯一的万言书，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
康生：刮翻案风的尖端。
关锋：以他们村为例，每人平均不到两亩地，要分一亩作自留地，私人地比集体地要多，还有什么集体经济。我感谢山西革命小将，刘志兰、陈守中在党校有账，党校要拉去斗争，我们说不要拉了，这里要开会，刘贯一北京机械厂要拉去斗。（康生：已经拉去了，我们说要开会，又给要回来的。）他们的账慢慢算，有什么算什么。对他们三个人，我们也讲一点希望，希望交代你们的问题，希望揭发彭真、彭德怀、浦安修、饶漱石的东西（康生：还有杨献珍），我们这个希望会不会落空，希望不要落空，对他们不说什么路线问题，把核心小组办成什么样子，刘贯一是秘书长，刘志兰是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格平给关锋打个电话也要报告，给康老写个报告其实是给毛主席转中央文革的。他也要查。难道不能给关锋打电话吗？不能给康生写报告吗？
康生：毫不知耻地说他派人去查了刘格平打了多少分钟的电话，在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报告这样的特务活动，毫不知耻！
关锋：普通群众也不能查，有通信自由吗？在他们眼里那有核心小组，那有核心组长，第一政委。张日清同志犯了那么多错误，批评怎么不可以，批评不好吗？照他那么走下去是很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山西文化大革命是会取得胜利的，但要走很多弯路。要剥夺掉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欺骗群众的资本。刚才红联站一个同志写信说，太原告急，告诉你一个消息，今天是山西工人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总站一些组织，开所谓控告张日清大会，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署名山西爱武装联络站。这用不着告急，我们认为第一口号很好。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警告实在应该，我们警告过好几次，这是爱护张日清，赶快刹车。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这个口号也是警告的意思吧。
张日清同志今天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还是很不够的，帽子不用戴那么多，主要把思想弄清，检讨我们是欢迎的，特别是核心小组，军区的同志，要对他进行帮助，能检讨到六十分，七十分，也不要求一百分，回去改，搞通七十分也好。主席讲支左工作中支错了，改了，是认识问题，不改，坚持错误是立场问题。张日清同志的检讨，希望能掌握大方向，不在乎戴几个大帽子，有些大帽子可以不戴。航校的二个校长，旗帜鲜明，认识明确，六十九军同志可能刚去，情况不明，经过这次会议现在他们明确了，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他们在小型，中型会议上发了言，作了适当地自我批评，这很好，不了解情况嘛！认识问题。陈金玉同志也在中小会上发了言，也是好的。
康生：六十九军同志不要注意，这个错误思想是不是在部队中有影响，要注意对部队进行教育。
关锋：两个都是我的上级，怎么办，要看大节，按毛泽东思想，要有勇气，要有风格，这样做对张日清同志也是有好处的。对革命小将两派都不要责备，红总站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呀？（红总站答：不是。）
康生：你们两方面都要注意，你们的观点是相反的，思想方法有很多是共同的，这点要注意，对于毛泽东思想掌握的很不够。
关锋：都是辩证法少，形而上学多了一点。
康生：“私”字当头，你们不是夺了权了嘛！双方把大脑里“私”字的权好好夺。
都要检查自己，要虚心，所以我说，你们思想有共同点，就是关锋同志说的辩证法少，这一段学毛著的少。毛主席讲，对于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犯了错误有免疫力。
还有造了这个会上一个谣，说关锋同志在会上说了丁磊比王效禹的老婆还坏，大家都在嘛，我说丁磊是有毛病的，跟王效禹的老婆不是一回事。王效禹的老婆是不好的，但是，王效禹还是好的，这是我们会议上传出去的嘛！我想革命小将不会干这种事，谣言百出，说丁磊回去传达了几点，我们让我们的记者查了，丁磊并没有回去。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谣言是敌人惯用的武器，当然，谣言的腿是不长的。
同意关锋同志讲的。听了张日清同志的检讨，一、应当是欢迎，一个同志是检讨自己的错误，就是检讨不充分，不彻底，还是要欢迎，而我们相信张日清是下决心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二、有三个希望：（1）一初步检讨不彻底，还有没检讨的东西，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言行一致。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从哪里看，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而观其行。”看就是要看实际行动，不单我们看，大家也看。山西的军队，革命的同志都要看。张日清同志自己也时常警惕：我这样做，同我的检讨是不是相符合？因为从讲话到行动，还有个过程，千万不要言行不一致，说的是一套，做的另外又是一套。（2）第二个希望，希望张日清同志做一点努力，我提过几次，我希望张日清把你五、六月份以来的一些话，有的是报上公开发表过的，有的没有公开发表过，是一些群众组织整理的，没有经过本人审查，难免有错误，但基本意见还是能表达的。希望你想想哪里有什么错误，深刻想想对自己有帮助。有一本张日清讲话，可以知道自己过去哪个思想是有意讲的，偶然讲的，讲了不记得，我以前也讲过，张日清同志实际上说过要逮捕杨成效，说，由群众组织逮捕比专政委员会逮捕好，有的同志说你说过，有的同志说你没有说过，作为一个领导同志，第二政委，要改变这种作风，主要从报纸上检查自己的言论，这对自己有好处。我是看了一个东西感到问题的，其他问题还很多，这里有一个例子，你对红总站……大杂烩，豆付渣，你见到红总站，哈哈又说你们大方向不错。你对群众组织不要用这种方法。对刘志兰，说听了她的话，不认识她。本来四月份会议中央已经讲了，你却说，轰也可以，不轰也可以，万炮齐轰不可以，未经过调查，对刘志兰作肯定结论是不恰当的。从实际上讲，你对刘志兰是大保，有的同志说是死保的，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因为刘志兰站在你那个错误的方面。这一点希望你从报纸上作检查。在座的同志，山西日报的同志，曾几次要求发言，没有讲，希望在会上，会下，听听他们的意见，你管报纸工作，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嘛！关锋同志讲消息突出你自己，那么一个短消息嘛！做工作，从文字、行动方面检讨一下，就深刻了。我提过两次了，可能限于北京的条件，你现在还没有做这个工作。一方面，从现在的报纸上讲，另一方面，说过去有战功，吃老本，这一方面是对的，有战功，但我希望，说过去不但有战功，过去也有错误。过去我没同张日清同志工作过，有些同志对我讲了，张日清同志错误也不小。吃老本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好的，一种是吃坏的，昨天河南刘建勋同志检讨，他是好干部，跟何运洪是根本不同的，他还从历史上检讨一下，说我过去有些什么错误，一方面从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检查，另一方面，也可以回忆历史上有什么错误。你去征求一下北京军区傅崇碧的意见，开诚布公地把窗户打开，空气才能进来，当然形式主义地讲也可以讲，他有意见就应该提出，但你不开窗子，空气怎么进来，这对深入检查自己的错误有好处。这方面的意见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就多提了，你同卫恒有不同意见，也不见得都是你对的。
关锋：是路线斗争，还是非路线斗争？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先知先觉。
康：生活作风方面，都研究一下，当然我不是要求人一下子都做到，我是从帮助你出发，我估计还有一部分力量支持你的错误的人，当然是少数，个别的了，或者还有人要求你不要承认错误，或不承认路线，方向错误，顶多承认严重错误。我希望你听到这种意见，千万不要高兴，那是毒草，吃了不舒服。你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象刘贯一那样的人吹捧你，现在不吹捧了，但是可以表示同情人。相反，对批评你的人……有的人会对你施加压力。
关：××军区的司令员，居然被他手下的几个小参谋绑架了。
康：他在中央开会时，承认了错误，一回去，一包围，就不承认了，怎么办，名义上被一般干部绑架了，两个星期司令员不见了，你说是他自己策划的，我看也未必，但是下边这么搞，他也满舒服，就跟上去了。关锋指了一下，不止这一个，你要防止“左”的“张日清坏的很，揪走！”实际上你满舒服，刚才讲的那个例子，还不是又出来了。当然出来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两个礼拜司令员不见，一想就不会有这个事，你个人不要这样搞，别人搞你也要注意，老实讲。山西的问题要没有你张日清犯错误，刘贯一敢那么干吗？！我懂刘贯一，刘贯一你敢吗？根本不敢，如果你张日清坚决站在刘格平一边，那刘贯一怎么办呢？他就拍你们两个人的马屁；刘贯一这个人很容易识破，你不是识不破，是吹得你舒服。现在刘贯一在你那里吃不开了，我想是吃不开了。但还有王贯一、张贯一、周贯一、周武郑王吗！办法有。同志们批评你们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没有调查，说一点不学也不见的，但从你的行动看，学习的很差，在某些方面应该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有许多老革命不如小将。那个五中的学生，郭宏，很多东西值的你学习，人家批评你，不要马上反驳。风刚把窗子刮开点，你就关上。（关锋：红总站、红联站互相都不要把对方当成敌人对待。）
康：你说他打砸抢，他说你打砸抢，那个都有点。
关：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另外，刚才接到一个材料，是核心小组办公室搞的材料，还剩下一个角，还看到一点点“揪出刘格平的黑后台”。核心小组办公室的材料不能转移，烧毁一张，由刘贯一、刘志兰负责。专政委员会的材料也不准转移，不准烧毁一张，由兰敏同志负责，兰敏也干的太不象话，至今没有看到检讨，听候处理。
康：有些材料转移到军区，军区首长要负责。张日清同志负责。
关：前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红联站下属的一个组织二百多人冲了军区，到张日清办公室打开了保险柜，抢走了材料，我们怀疑。这些材料必须归还听候处理。冲军区的这二百多人可能不了解情况，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想法，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抢走的材料必须交出来，我们很怀疑这件事。
回去，红联站同志要讨论，红总站也要讨论，多进行自我批评。
小型会议，刘格平领导，继续开下去，研究回去怎么办。
康：为什么关锋刚才讲，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群众这样提，是有道理的。我几次讲过，你们的报纸不是好讲山西的形势吗？形势一方面是大好，四。一四不是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复辟，象张日清同志对有些群众组织所讲的。是不是红色风暴，我们不一定这样提，我们认为把存在的两条路线揭开了，这好得很，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张日清同志应该认识矛盾是掩盖不了的，矛盾揭开了，是向正确方面前进的推动力，四·一四把矛盾揭开，是好得很！所以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 势是好的。王××讲了半天说，四·一四之前是大好形势，我们的看法和他正相反，说：四·一四之后形势更好。
关：受点损失也不要紧。林彪同志讲了：“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收获是最大最大的。”要想想这个最大……
康老：十七岁的郭宏说，把你山西军区内部的问题暴露出来吗！暴露出来才可以去支左，也支自己。
关：山西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你们两方面革命的同志都注意：
（一）是有人煽动军队，特别是煽动独立师，煽动军区司令部，“拥护张日清，反对刘格平”，把新的红色政权分裂，搞瘫痪，这是很严重的。部队煽动起来，这把火玩不得。武汉就是这样，把部队煽动起来，自己也控制不住。
（二）军分区、人武部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以至打到陈永贵同志头上。
（三）已经有这个问题。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分裂，影响社会群众组织，这也是应该看到的。
（四）军分区、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
（五）张日清同志依靠的是公检法，反对的好人，联合的不好的人，是坏人。因为从有的地方不但是很危险的，象晋中、大同（我们只谈了一个晋中，其他地方类似的还多，问题也不少），有的地方已经动员农民进城，不过没进太原城就是了。
你们想想：煽动军队在山西是存在的；依靠公检法是存在的；支持军分区、人武部打击革命派是存在的，调农民进城存在的；问题是刚刚发生。武汉把独立师一部分干部、战士煽动起来。
依靠公、检、法、人武部，机关保守组织，你们那里有没有？我看到一个东西。你们的苗头和武汉一模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一再批评张日清，为什么群众要警告张日清，是要警告的，有这个迹象。对公检法、人武部要及时煞车！你们那里有人大力支持百万雄师，我是对你们讲啦，和大街上那四个字不一样，“百”是白匪的“白”，“万”是完蛋的“完”，“雄”是行走的“行”，“师”是死尸的“尸”，实行白色恐怖的要完蛋的行尸，但是它走到山西去了，王任重的黑手伸到山西，刘邓的反动路线的黑手伸到山西，武汉还有荣复军，也可能伸到山西。
张日清的错误是危险的，不但内部敌人，外部的敌人也在伸手。同志们要对自己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所有的革命干部，所有的革命同志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制止那种危险。如果拖延下去，扩大开来，我们就很难保证武汉的事不在你们山西重演，演也不要紧，他们是行尸走肉，他们是小丑跳梁，纸老虎也不如，是纸老鼠。
一个广播，连百万雄师的名也没有点，它就开始瓦解了。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双方找出共同点来。
在座的同志对武汉的事情是一致的吧？
康：有什么文字的东西？
红总站：我们游行了，有文字的东西，交给……。（红联站也说……）
康：你们群众组织有协议没有？（答：没有。）
康：糟糕，怎么还没有，你们有好多东西可以达成协议的嘛！第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达成？（答：能。）
康：第二，坚决反对百万雄师的叛乱行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三，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不要打砸抢。能达成协议吗？（红联站一方大叫：能！能！ 能！这条我们最能！他们还抓了我们的人呢！……红总站一方说，能！双方嚷了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砸抢！你们不是老头，是青年，我这个老头还往前看呢，你们怎么尽向后看呢？我当然不赞成打、砸、抢，你们没定个协议吗？定了就执行嘛。
康：第四，保证铁路，公路运输，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五，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第六，不调动农民进城，这个能达成协议吗？
答：能。
康：我看你们应选几个代表达成个协议，回去做一个模范，说服双方群众也有个基础，达成协议。人家河南、浙江都达成了协议，还有江西、广西，你们赶快搞，你们更容易，你们的问题比他们小得多了。张日清反对打砸抢，把打砸抢上纲得那么高，搞一下就是大方向错了。那么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没有一个好的了。根据张日清的说法，红联站抢了你的办公室，那么一个晚上大方向就错了。过去三司都是公开有一个办公的地方。砸了公开的办公地方，不受什么损失。百万雄师就是把三新、三钢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借这个名义把造反派压下去的。河南也是把二七公社说成是打砸抢的组织。张日清，从你的讲话看，说到红联站，就说有的打砸抢，改了就好；说到红总站，就是路线方向的错误，莫怪人家说你打一派、拉一派。
还有一个问题，跨行业的组织的取消，毛主席对延安中学的批示，这是方向，但得要有过程。
关锋：很多地方就拿这个指示镇压造反派。
康生：不讲条件，解散跨行业的组织，这是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比如在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一个班里，左派力量小，很小，他要不和其他班系、其他学校联合，是要被吃掉的。
这些问题要深刻检讨，这说明你自己是有私心杂念的。
关锋：刚才有人递上条子，说有的常委也有枪，如果带在身边，上交。如果没带上，回太原也都要交。
康生：好啦，散会！
来源：《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汇集》，山西日报（军支）革命造反总部编印，1967年7月28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晋京烽火》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