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8-15 作者：朱成昭
朱成昭原编者按：反革命右派分子、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八月十五日写的所谓检查与交代，是一株大毒草。我们把它翻印出来，供同志们批判，以便进一步把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
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宣传组67.8.15
在这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终于由一个革命造反派堕落到与中央文革相对抗，实质上充当了刘邓的一名打手，犯了严重的政治的立场错误。经过了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的多次耐心帮助，至今才有所醒悟，从时间上来说，虽然已经晚了，但我还是有信心在下一阶段的运动中，努力学习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判，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挖掘其思想根源，吸收这次沉痛的教训，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我的思想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
此阶段完全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中央文革是绝对的信任，虽然也有错误，但都属 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
第二阶段［红旗66年十三期社论起──一月革命风暴止］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东方红在地院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我在大多数群众中的威望是高的，中央对我也是很重视的，信任的，东方红战士称赞我，外校的革命战友称赞我，雪片似的书信从全国各地向我寄来，什么“英雄”呀！“勇士”呀！人们用着感激的口吻，钦佩的目光对待我；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也写信向我表达爱慕之心，有的还寄来了照片，连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人也称赞起我来了。对于这些我不仅没有丝毫警惕，相反，却感到回味无穷，津津有味。这样，原来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很严重的毛病──骄傲自满就 逐渐地充满了我的头脑。虽然口头上也说我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是全体东方红战士的共同努力，但心中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心想，我领导的东方红走在全国运动的最前面，当然是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自己有能力，形势看得准，战略战术正确。就这样，我的骄傲自满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端的狂妄自 大，自以为是，耳中只能听得进颂歌，根本听不进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就这样，我在“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在一片歌颂声中，倒了下去！我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被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忘记了自己是如何翻了身；更忘记了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我不仅听不进来自群众中的反对意见，甚至连中央文革的话也听不入耳了。十二月整风时就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群众。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我们就公开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误，在我院这样做也是对的。但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全国和北京其它绝大多数部门还没有我院那样好的有利形势。而当时东方红是全国的一面旗帜，你提出这个口号后，别人也跟着这样提，不仅对运动没有好处，相反却可能带来害处。所以，当时关锋同志批评我们那句口号提得不策略。这批评本来是很中肯的，但我却接受不了，不服气。一月风暴发生后，我就更认为当时在大串联的问题上我也有看法。
十一月份我们在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实现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大联合。当时也受到了关锋同志的批评。同样我心里亦是不服气。
十一月-十二月份时，一部分老红卫兵多次去砸三司。对这个问题我向一部分老红卫兵作了调查，得到的答案是，绝大多数老红卫兵对三司的阶级路线不满。他们说三司是“狗崽子”当权；第二，老红卫兵认为自己最先造反的。三司是靠“打、砸、抢”起家的，现在三司是左派，他们却成了保皇派，心中不服气。当时，我认为这些小孩子头脑太简单了。
一次，田春林告诉我，三司某一同志到外语学校老红卫兵那里去做工作，回来后对他们印象很深，说他们的队伍如何如何整齐，如何如何团结，如何如何勇敢等等。我听了后也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又通过对部分西纠成员的争取工作，就亲身体会到老红卫兵（这）些人是可以而且是很容易改造过来的。只要多做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
开始对于确定抓联动的一些头目，我也没有反对，是赞成的。后来，各个群众组织见了联动就抓。我自己也下过命令，一次就抓了十九个。人抓多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在抓人问题上我就逐渐地产生了想法。
这些问题也曾向中央文革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我对中央文革的绝对信任开始动摇了，我感到中央文革变了，不再向以前那样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了，其实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变的不是中央文革，恰恰是我自己。是我的感情开始变了，立场开始变了。
总之，在第二阶段，由于我在胜利后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使我只能听得进颂歌，容纳不了反面意见。不仅我和群众的距离逐渐疏远了，同时，也和中央文革逐渐疏远起来，群众的话听不进，领导的话也听不进。虽然，这一阶段在行动上还是执行了文革的指示，没有脱离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这一阶段却为我今后的犯错误打下了思想基础。就这样，我开始沿着一条危险的轨道滑下去。
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场革命风暴面前吓得惊慌失措。“对运动评头评足，不适当地埋怨，无穷的忧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主席教导我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当时，我就是抓住了一些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如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局部地方打击面过宽了一些，一些群众组织抓人抓多了一些等等，就把当时的运动看成漆黑一团，是走上邪路了。若不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因此我就打算写大字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引起文革的注意，最好是能让主席和林总知道，并准备坐牢，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大字报没有写，但这却反映了我当时对文革是不相信了。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伯达同志的批示。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听说你们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当时，我很想不通。因为我曾对杨雨忠说过：“若我们出大字报，保皇派也乘机向中央文革进攻，这时我们还要起来保卫中央文革。”我感到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就对我们作了这样一个批示，用对敌人的口气对待我们，压力太大了。因此，当晚的座谈会也未去。心中很是委屈，认为自己是满腔热情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后，就对我们下这样的结论，太片面，太听不进反面意见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伯达同志听不进反面意见，而是自己站错了立场，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亦即站到刘、邓一边去了。因此，对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忠告和规劝以至关怀都听不进去，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与中央文革相对抗。
二月四日我作了一个所谓的“检查”，将我的全部错误思想不加批判地和盘托出。这个检查抽象地肯定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这个检查实质上是射向文革的一枝大毒箭。更尤其是广泛传播，流毒非浅，必须痛加批判，以消除其恶劣的影响。当时我是认为自己的那些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作了一点很不象样的批判。但那只是不得已应付而已。心中并不服气。我深信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席和林副主席一定不知道，十分错误地把中央文革跟主席和林副主席分割开来。认为自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那时常呆在我房中的有相当一批人。我们时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着唱着就流泪了，时而又高声朗颂“黄山松”“唱着国际歌前进”等，显得十分悲壮。时而高歌狂舞，狂笑不已，时而以酒消愁，悲观失望……，这些充分地暴露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动摇性，及革命的不彻底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动摇失望的丑态。在这种环境里，我不仅对错误的认识没有丝毫进展，而且又在不知不觉地更下滑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外地进行社会考察，当时打算①考察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②到西双版纳去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考察。后一愿望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去年九月份时和肖力同志的一次谈话。那里她告诉我，我国很偏僻的地方毛泽东思想根本无法传进去。她说：“你若有机会能到那些地方去跑跑，一方面能长见识，另一方面中央也很需要那些地方的资料。我之所以选中西双版纳，还因为是那里从氏族社会──社会主义都俱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决定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出发。我离开北京，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对抗中央文革，进一步对抗革命群众，拒绝接受群众的批评与帮助。在济南和 上海找到了一些证实自己观点的东西，思想就更顽固了。
正当我在上海时，《红旗》67年第四期社论“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发表了，这实际上是毛主席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讲话了。竟狂妄地认为第四期社论的发表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又听说戚本禹同志要找我，因此，我就回京来了。路上的心情是愉快的，以为自己的观点证实了。三月五日戚本禹同志接见了我，出乎意料之外地指出了我“狂妄自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动摇性；并叫我闭门思过一个月，好好总结总结。我感到很失望，对他讲的那些话，根本听不进去。在闭门思过期间文革小组也数次派人来帮助我，启发我认识错误，江青同志及其他中央首长也常问起我，很多东方红的战友们也多次热情地找我谈心。可是对这一切我都无动于衷。相反，我却把首长们的关怀教育和广大东方红战友们的希望当做显示自己身价的标志，更以为自己有理，认为是文革在找台阶下，更加不可一世。今天回想起来，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中央文革、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和其他首长以及东方红的战友们对我的的确确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苦口婆心的劝告，尽了最大可能的忍耐，加以等待，想使我认识到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中央首长和广大群众的期望，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终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十分可悲的地步！
1、 在这个期间，我的一个想法渐渐地明确，这就是怀疑文革中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想法大致是这样来的：在去年九月份时，北航《红旗》因揪工作队长去炮轰国防科委，后提出了炮轰聂荣臻，到了十一月份韩爱晶要炮轰军委几个副主席的思想也更明显了，并且还要打倒聂荣臻。我以为军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委几个副主席（聂、陈、叶、徐）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了，炮轰和打倒是要犯错误的。但是北航《红旗》不仅未受多大的批评而且还是头号左派组织，得到文革的特殊看待，文革首长也常到他们学校去，而常常有些讲话又是说保密，不要外传。当时我怀疑后台可能是陶铸或康老。根据就是，从九月份开始到那时为止，中央文革每次接见总未看到陶铸和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对陶铸和康老始终是有怀疑的。在陶铸被揪出后，我对康老的怀疑并没有打消。不仅如此，我怀疑康老、王力和关锋同志可能是一条线。这个思想，我曾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时向戚本禹同志透露过（当时未敢说出康老），立即受到了戚本禹同志的严厉的批评，他并警告我，若再继续这样想下去就要犯大错误。可是这个忠告我也未听进去。和蒯大富的一次交谈更使我这种想法坚定了。今年五一节时，听说主席在天安门上对王大宾说：你们地质学院要打倒几个老帅，那怎么行呢！我就更确信几个老帅是主席要保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在这以后，文革不仅未出来保，而且还暗示要轰。我想可能是由于康老等人起的作用。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你要这样做，我就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后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了。我就怀疑康老等人是在这样做。而江青和伯达等同志还被蒙在鼓里。现仔细想来，这就是我在六月份时和张海涛一次谈话时，一种未说出来的想法，但却是我那次谈话的主导思想。
这种怀疑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这是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狂热性的又一集中表现，是我头脑中的“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又一集中表现。看来似乎很大胆，实质上是完全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及受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主观上未很好地结合这些问题学习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是极端的狂妄自信，听不进首长的忠告与教诲，听不进群众的批评与帮助，这样在这场空前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必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栽大跟头。终于完全跌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
2、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理解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初期之所以能跟上主席革命路线，乃是由于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相一致。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形势的错综复杂，斗争的困难与艰巨。每当运动进入一个转折点时，我的思想总要发生一次动摇，发生很大一个倒退。特别是当运动触犯到本人和本阶级的利益时，就会起来对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满。在那一阶段我散布了不少污蔑、攻击中央文革的流言蜚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随着全国夺权斗争的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的日益白热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操纵挑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在这股武斗的妖风面前，我又被弄得惊慌失措。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以上这些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暴露了我已经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地动摇，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甚至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的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扰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因此，就整天吃喝玩乐、抽烟喝酒、游山玩水、看节目会朋友，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喜怒哀乐之中，而不能自拨。有时想：还不如去越南参加解放军，抗美援越战死沙场，或去老挝打游击，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老挝人民；有时又想回家种田也好，生活安闲，自由自在，还能为农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若中国将来真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上山打游击等等。就这样，我在这种悲观失望中，时而是无穷地忧虑唉声叹气想回家种田，时而又想入非非，幻想着成为一个抗美援越的英雄。有时看到东方红的现状，在一些战友们的鼓励下，我也想振作起来，再干一场，为东方红争口气，但一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我也就很快地泄气了。
在北京没事可干，实在闷得慌，因此就决定到外地去玩玩。商量的结果决定去广州、桂林。由于车票不够，蒋良朴等四人就先离京了，我们四人就分头筹车票。过了几天，突然听说学校要开始整风，并且戚本禹同志有一个电话批示，同意对我进行批判，这时我感到在北京呆不住了，就慌慌忙忙地走了。我还想，要是这次整风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回来了，就到越南去参加解放军。抗美援越死在战场上算了。比当反革命不知要强多少倍呢！这是我再一次顽固地拒绝中央文革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批判与帮助，再一次坚持自己反动的立场，再一次失去了革命的机会，再一次地与中央文革和广大革命群众相对抗，再一次地与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使我的错误就更加严重化了。
回京后，我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批判会上态度极不老实，报着侥幸过关的心理，策划成立了《新东方红》，企图通过揪出刘少奇使自己过关，在东方红内部制造分裂，再一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个企图失败后，又要以极端错误的绝食以示“抗议”，可见我的反动思想、立场顽固到何等的地步！今天回想起来是不胜的沉痛，我愿向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中央文革请罪、向广大的《东方红》革命群众请罪！并决心痛改前非，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中央文革的立场上来，回到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立场上来。
由于我的错误，对革命事业对《东方红》都带来的极为恶劣的影响。首先我几乎毁了我自己，几乎使自己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成为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同时也影响了《东方红》中一批很好的干部，他们被我带着走上了一条歧路；由于我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使《东方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曾流行一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由于我的错误，在今年1-2月份时，使战斗在外地的我《东方红》战士处于一种最困难的境地，使外地的一些造 反派组织亦遭到一次攻击，由于我的错误，使《东方红》内部斗争日益激化，严重地影响了《东方红》的战斗力。虽然中央文革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不至于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影响，但我确确实实是在给中央文革的脸上抹黑。
我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了很远很远，若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至今我可能还不会回来，原先我总以为那些要揪我的人是要打击报复，是为了出气，今天我才体会到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挽救我。通过前一阶段大家对我的批判、帮助，我开始有所醒悟，对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所认识，现在我还在继续写检查与交待。我决心在大家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主席著作，深入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力争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希望能在下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作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朱成昭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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