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8-15 作者：王力
王力我的脚一根骨头再长一个月就好了。我全身被打了，但没有内伤，不会成为残废。我的身体很好。谢谢同志们，并向同志们问好。
武汉的事情变成了好事。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好解决。现在湖南、河南的问题也解决了。武汉是反革命暴乱，右派作了充分表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
毛主席要谢副总理和我去武汉，原来想象还不能象现在这样彻底解决问题。现在不是彻底解决了吗？原来毛主席指示，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把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我们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指陈再道），拥护陈司令员。但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百万雄师”，中央原来的方针还是保留他们的名称。他们没有百万，也有十万嘛。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阶级兄弟。希望他们转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本来协商时要他们作为谈判的一方，征求他们的意见，等待群众觉悟，现在他们是垮台了。他们的头头干了坏事。我们到武汉时，满街说他们是“百匪”，老太婆说他们比日本鬼子还坏。我们说服革命派不要叫他们“百匪”。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受蒙蔽的群众。
武汉的“三司”，人们叫它“康老三”。根据材料看，三司是中间偏保的组织。我们原想争取它站到革命派这边来。在“七·二○”事件中，每个政治派别，每个人都要表明态度，而三司同“百万雄师”唱一个调子。这说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独立师（即8201部队）要打倒王力，抓王力，说“中央把王力交给武汉斗争，明天要开斗争大会”，三司也广播了一夜，甚至说，“王力就是王力，不是中央文革”，“要把王力同中央文革区别开来”。后来中央发表第一条消息，三司就彻底垮台了。
工总的翻案问题是焦点。“百万雄师”说“谢富治、王力是下车伊始，乱表态”。其实我们是经过长期调查的，如工人领袖朱洪霞，我们就有一万字的调查材料。只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才会这样讲话。
“一·二六”夺权没有成功，但它是上海经验的继续。毛主席总结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是新生事物，是初生的犊儿，开头不那么漂亮，慢慢就会长得漂亮。新生事物不可能一出来就那么完善。而陈再道把革命的事物定为反革命复辟，这就不对。二月八日，工总等二十多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这个声明大方向是对的，有缺点，有错误，如反托派，大乱特乱，大分化等这些口号，但也不是武汉的特产，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报纸上就有过。“二·八声明”是一月夺权的继续，它的大方向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革命派内部有批评，革命派对“二·八声明”的批评是对的。人家是革命派，你说他是托派是不对的。而陈再道却把“二·八声明”定为“反革命复辟总纲领”，分什么“香花派”、“毒草派”。在陈再道的支持下，对“三新”进行了人人“洗澡”，搞了两个月的批判，人人过关，写认罪书。陈再道在两个月当中镇压了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九十万人要人人写检讨……。
三月二十一日，军区发公告，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从总部到分部全都解放。工总当时有四十万人，掌握了一些工厂的大权。三月十七日，军区就把工总的头头抓了五百一十六人。我们问陈再道抓的是什么人，陈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他要抓三百五十人，他说抓三百就够了。这说明陈再道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陈再道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武汉抓了五百多人，在全省抓了几千人，方向完全错了，路线完全错了。四月六日，中央发了十条，那时他转过来就好了。陈来中央文革谈，他竟然伪造江青同志四点指示，继续坚持错误，还认为不能为工总翻案。“百万雄师”是他的错误思想的产物。陈再道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批秀才，给他搞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为他的错误辩护，说什么武汉特殊，牛鬼蛇神最多，民主改革不彻底，社会渣滓都沉淀在这里，所以陈再道要搞镇压反革命。他们说，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要搞个武汉方法，把所有的人都收留起来，组成联络站，干部集体“亮相”。
“百万雄师”有四个支柱：独立师（8201部队）原是公安部队，共有九千多名战士，只有两千人支持陈再道闹事；人民武装部，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公检法”，是司法系统；“百万雄师”。他们用全套专政工具来搞全面复辟。脓疮出来好，因为有毛主席在，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有这两个条件，一切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现在军区改组，独立师调出武汉整训，人武部、“公检法”彻底改组，“百万雄师”彻底瓦解，革命阵线分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各方面来支持，形势大好。
军队的错误与地方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错误不同，犯方向错误只要改了就好了，还是认识上的错误。有的人有反动言论，攻击毛主席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文人就那么高明”，其实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自己高明。中央文革是在毛主席、林彪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认识到，经过长期斗争的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些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的阶级界线是清楚的，依靠谁，打倒谁，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当革命发展到新阶段，大多数干部在理论上准备不足，也缺乏事实的教育，这次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既无理论的准备，又缺乏事实上的教育，因而判断正确与错误是比较难，敌我也分不大清楚。他们看作朋友的，却是走资派，他们认为是敌人的，却是造反派。所以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
是不是较多的干部犯了错误就不革命了呢？不继续革命就会走到资本主义，走到苏联修正主义那条路上去。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干部都是我们的敌人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不是走狗，不是一小撮，那么我们对大多数的人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所有没有垮台的干部，我们都希望他们不要垮台；对于那些不要打倒的干部，都不打倒，要团结他们。当然，真正扶不起来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的斗争矛头，必须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面不能扩大，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要三相信、三依靠（即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说：“凡是有群众的组织，就不要说是反动组织，保守组织，要对他们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哪里有那么多的坏人？坏人只是一小撮。“百万雄师”也是一样。我和“百万雄师”接触过，可以举个例子：我们一到武汉，陈再道派了一个保卫科长跟我们。和我们一起的小将经常挖苦他，说他是“铁杆百万雄师”。他最害怕到革命派的地方去。他跟我们到水院去，见到造反派并不可怕，后来他成了保卫我的人。绑架我的汽车上有三十多个战士。我给他们做了工作，后来有人打我时，这些战士都护着我。可见，要相信群众，哪有那么多的坏人！陈再道把中央文革当敌人来宣传，许多人受到蒙蔽，认为他所做的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支部队，四个营已经上街了，后来有两个排，他们的政委只作了一刻钟的工作，战士就痛哭流涕。军队转过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可靠的，我们向军队的高级干部作了四天工作，最后野战军除个别的以外，全部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所以，对于毛主席说的“三相信、三依靠”，决不能动摇。武汉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总社的同志，大量的要下去，到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向中央反映情况，在总社和好的分社的直接领导下，也在我们的直接指挥下，你们要下去，赶快下去。
下去以后，不要指手划脚，不要参加他们派别的斗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千万不要指手划脚。要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情况。就是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人家就不允许，要准备挨打。
到哪里去，都要把中央已经知道的情况讲一讲，不清楚的，自己去摸去，犯错误也不要紧。
搞国际斗争的一定要知道国内。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最高级的斗争。国内问题搞清楚了，国际斗争就好解决了。事情总是那样，高级的解决了，反过来看低级的东西就好解决。什么外交部的国际斗争，光是吓人。
我对每一个新闻战士都有这样一个要求，首先是革命的战士，第二才是新闻战士。不能颠倒。如果我们（指中央文革）不是直接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作一个革命战士，我们就没法写文章。我同人民日报讲过这个事情，我们到运动中去，和群众相连，文章写起来比较容易。相反有些报馆的人，关起门来，整天写呀写，写不出东西，天天搞无米之炊，那怎么行呢？
下去应该是“三结合”。我们这一次到武汉去，就是这样的。一般干部，还有革命小将，同时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我们下去以后，没有任何等级观念。
来源：1967年8月23日《武汉钢二司》《红色批判者》联合版（毛泽东苏修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汉钢二司》、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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