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8-2 作者：魏文伯
魏文伯在史无前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顽固地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还忠实地执行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已滑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道路上去了。我欠了党和人民的债，犯了滔天罪行。
半年以来，经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一系列的揭发、批判、斗争大会，从各有关战线存在的问题提出后，我应该老老实实地予以交代和进行自我检讨，向党向毛主席向人民请罪。
我反对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和工人革命群众的行动，贯彻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观点和行动，为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归根结底，为保护自己。在对待群众态度上，不是支持，而是欺骗与压制，从怕群众革命走到反对群众革命，一切从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出发，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保护资产阶级专政，来压制无产阶级革命。
1、我借口对北京来上海红卫兵小将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错误论点，以坚决而恶劣的态度表示，就是“罢了官，也要把它辩论清楚”，助长了旧上海市委围攻北京红卫兵革命小将，挑动群众斗群众。
2、九月四日华东局接待站发生群众斗群众政治事件，把陪同红卫兵小将们前来的上海铁路局装卸机具修配厂的邝腾三等三名工人进行政治迫害，应该由我负责，应该向被迫害工人低头认罪。
3、我以怕影响生产为名，抵制文化大革命之实，用华东局名义向中央提出除中央计划规定外，在国庆节后各省(市)学生不再相互串连。还告诉江苏、浙江、江西、上海，如影响生产，就要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这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向中央施加压力，干扰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正确领导。我对大串连还恶毒地讽刺说：“游山玩水”，“劳民伤财。”听说有的吃饭不给粮票，就说“吃饱了两年饭。”尽其诬蔑之能事，令人不能容忍的。
4、安亭事件，我是站在陶铸和旧上海市委一边，反对张春桥同志执行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认为他没有同华东局商量，又怕华东局负政治后果。陈伯达同志对张春桥同志签字五条解释，以后毛主席两点指示：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斩后奏。只是同几个同志谈了。由于我当时自己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作怪，没有向机关干部作传达，因而使同志们受蒙蔽，跟着我犯错误，应该由我负责。我封锁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声音，罪该万死，应该向同志们请罪，向毛主席和陈伯达同志请罪。
5、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华东局六月会议违反毛主席指示而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地规定派工作组夺权问题；各省(市)提名的文革小组成员，在运动开展以后，大多数逐步暴露出来，有严重问题的，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扼杀文化大革命刽子手；介绍旧上海市委对北京革命小将所谓“辩论”经验于江渭清、叶飞、李葆华，介绍福州中学和南京大学所谓“大辩论”的经验，或多或少起了恶劣影响。为江渭清核实讲话材料，为李葆华处分问题，为陈冰回杭州被斗争问题，都是保字当头，照顾备至。青岛问题派人去帮助工作，还是为保护张敬涛(焘)出发。对扬州胡红(宏)和金华李学智虽然在对待群众态度问题上，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责成他们对群众进行认真的检讨，但实际上还是为保护他们过关，站在他们一边。对于苏州群众要求罢李职(执)中的官，我总怕把防线冲破了，借口到运动后期处理。对于派出联络员到各省同志去了解情况，当时认为各省当权派都是革命的，其目的也是保字出发的。
当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交大对余仁说过：“大字报一可以改造思想，二可以暴露右派，大字报的材料整理好不要丢掉。”这显然表示我用老框框来对待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机关中，我不是把运动的矛头指向自己，而是替自己和部长级干部制造舆论，定调子。吹自己是二类干部，在政治思(想)上中间偏左，有时中间，有时中间偏右。说部长级干部，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思想作风问题。划框框，订清规戒律，把刘邓黑司令部大字报不准上街、要内外有别等条条来限制群众运动，束缚群众手脚，保护一小撮和自己。另方面，把矛头向下，说处、局长以上，都要触一触自己的灵魂，整一整风，大家受教育。还胡说什么“一锅煮”的谬论。把炮打司令部曲解为是：一是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这都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当机关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立，错误地规定它们任务，除四旧，处理黄色书籍，处理机关地主成份保姆等，没有把运动矛头指向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把王成(汪诚)小孩打干部的问题大做文章，转移斗争目标。
在接待站工作中，违反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致群众来访日多，把机关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搞接待工作，停止了机关文化大革命，把自己居于第二线，第三线，在接待中设书记假办公室欺骗群众，增加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把同志们当我的挡箭牌，来保护自己。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提出接待工作的方针和批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我们顽固地强调接待工作群众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怕不接待而机关遭受冲击，打到自己头上来。更严重的是南京路静坐事件发生，由于我没有及时去亲自接见群众，使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以致引起交通阻塞，造成市内运输困难，这个问题，我虽然在六省一市的大会上向群众作过检查，也难赎我之罪。我是扼杀机关文化大革命和接待工作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魁祸首之一，也是华东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罪魁祸首之一。
6、对于括(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问题，我批了一些可以不批或少批的款和一些应用的物资，名为给予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实际对革命群众起了腐蚀作用。华东局接待工作几个月来支付食宿、车旅费、纸张、会议费几十万元，我没有坚持原则，应该节省而没有节省。我还在上海干部会议说，革命群众组织总是有点经济要求的，如油印机、纸张、袖章、交通工具，是需要的。我批了两起东西过多，慨(慷)国家之慷(慨)，助长了经济主义黑风。
7、由于我以生产来抵制文化大革命，狂忘(妄)地说中央文革的成员大都是秀才，没有实际生产斗争的经验，他们不管生产。在马天水去北京开工交会议前，我叫他去见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反映情况。曾胡说“很多材料主席不一定看得到。”在华东局发电报时，还要专门注明上报主席。企图以自己错误的思想观点去干扰主席的领导。我对陈伯达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有抱怨情绪，关于多数派与少数的问题，我错误地认为多数派与少数派都有左中右，他们都在重新分化组合之中，应该一视同仁。不能与党的领袖列宁和毛主席的少数来比拟。我这些观点在中央十月工作会议讨论中，没有被他接受，我又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错误，反而背后抱怨他主观，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我认为各地都犯了路线错误，都作了检讨，而他一句自我批评没有，不以为自己看法不对，而有一种委曲情绪。以后认识到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定的左派，是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杰出的理论家，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泽东思想的。而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问题，与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相对抗，这是必然的逻辑。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左派王效禹同志，当我看到毛主席批示他的信以后，误听别人说他不大好，就易于入耳。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看人看事就不同，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应该向主席请罪，向王效禹同志道歉。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在全国四出推行形“左”实右黑货，大肆攻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一年多在革命中打败仗，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从山东到安徽、江苏、上海，跟随刘少奇受毒极深。又到浙江、江西传达。我在华东局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刘少奇的黑报告，把他的黑货集中倾销，并捧上了天。曾对他关于蹲点的思想，胡说什么“在安徽讲得比山东更深刻了，到江苏讲的又比在安徽讲的有了新发展”，事实上以高压手段，一处骂人不蹲点比一处更凶。在他高压之下，随后到安徽全椒蹲点，积极推行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胡说什么“争夺贫下中农，是我们四清工作队和四不清干部斗争的焦点，是当前大革命形势下阶级斗争一个新的特点”，“也是农村争夺领导权的根本问题”。把广大农村干部放在对立地位，混淆了两类性质矛盾，转移斗争目标。我当时把农村干部看得漆黑一团，说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跟着刘少奇唱的一个调调。还重复他的话，“这场新革命我们不熟悉，正因为不懂，打了败仗”。从而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还提出干部有四不清的，不准转移财产，不准到街上私自出卖东西，不准私自向银行取款，在这一问题上，又扩大打击面。
并发下调查农村十个问题。七月间，柯老要我到苏北了解生产实际困难情况。我由南京到苏北调查情况，在各地听取汇报时，有的认为包产到户则是经营管理方法，说了许多好处，可以恢复农业生产，有的认为是单干，就反对。我当时的思想确是以客观主义调查出发，没有用阶级分析观点去研究问题，所到之地找干部谈，找群众谈，开座谈会，起了宣传作用。因为我对经营管理不懂，当时内心对包产到户问题是动摇不定的。回到华东局研究这问题时，我曾说：包产到户是小农经济自发势力，大方向是不对的。但灾区困难的地方，调(动)生产积极性作为权宜之计，以后再改过来，也是可以的。这说明我的思想对包产到户是有倾向的。我也赞成在灾区给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渡过灾荒，而这实际使农民对集体经济发生动摇。更严重的是，在苏北对沿途了解集镇市场情况，农村产品上市多的地方，我是高兴的。因为当时思想认为只要有东西可买，以解决需要者的困难。我还打电话(给)华东局办公厅，叫上海市商业部门到苏北找合作社挂勾，订合同。搞自由市场，我是积极宣扬和赞成的。由于我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事论事看问题，没有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陷于迷雾之中，直到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文如此)上对当时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使我头脑清醒过来。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赞成包产到户，开放自由市场，多留一点自留地，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我错认为农民还是穷得很，不是富得很，生产东西少得很，不是多得很，没有资本，那有资本主义，民足而后国足。这种谬论，是没有从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去看问题，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并不要资本，这是不要阶级斗争和思想革命化，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我这个错误观点，就是助长农民自发势力的生长，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我在前司法部和最高法院联合指示以及有关报告中，基本错误观点，强调民主，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减低司法机关本身专政的职能，贩卖苏联修正主义黑货，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违背了毛主席对于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对于敌人则只能实行专政的基本原则的教导。在我那基本错误观点指导下，必然派生这样或那样资产阶级旧法观点。我在太仓蹲点，调整基层组织，过于强调基层组织多，会议多，一人兼职多，把治安委员会也取消了，其工作由人武会兼管。违反了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不管毛主席指示如何，任意取消，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组织，真是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由于我无产阶级专政观点不强，对于惩治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又不善于掌握，因而在政法工作处理案件方面，畸轻畸重，有时偏左偏右，偏左则过火冤枉好人，偏右则包庇坏人，而我偏右则为主要，偏左则为次之。甚至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占(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长敌人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永远不变色的根本保证。我们党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很不够，运用得很不好。脑子里没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没有认真地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因而在关键问题上，违反毛泽东思想，犯了许多政治错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赞成“包产到户”，或“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渡过灾荒”，“开放自由市场”。说什么“农民没有资本，哪有资本主义。”“官商不如私商，私商还买到花生米。”“资本家像我们这样办工厂赔钱，要跳黄浦江。”在司法部贩卖苏联黑货，强调民主，不突出专政。在太仓试点，调整基层组织，取消治安委员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组织。在制定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不提毛泽东思想挂帅，不突出阶级斗争。对华东局机关工农业财贸政治工作，不积极支持，而是起了消极阻碍作用。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违背。而是从中国赫鲁晓夫黑(司)令部贩来修正主义的黑货，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泽东思想，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滑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路上去了。因而在政治上是修正主义的，在立场上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这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绝对不相容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对立作战，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的，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站错了队，坐错了位，罢了我的官，夺了我的权，是由我自己搬石头打自己的脚，罪有应得，我心服口服。
柯庆施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党的原则，政治上严肃认真，工作勤劳不懈，对同志诚恳热情，关心群众，对己严格要求。是毛主席亲密战友。其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我是尊重的。
另方面，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立场作怪，他对我的严肃批评，抱有不满的情绪。因此在他在世和去世以后，向一些同志说他不民主，好发脾气，别人不好讲话，发泄个人不满情绪。有一次曾说：“金山县试点在柯老领导编的农业管理制度条文太长，农民无法记得，”而自认为太仓编的小册子写的短，是吹嘘自己，贬低别人。我对柯庆施同志这种自由主义恶劣作风，毁坏他的声誉，在客观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使仇者快，亲者痛。
在中央七千人大会时，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报告以后，陈丕显约我到西郊宾馆柯老休息的房间，我当面向柯老说：“我对你是尊重的，但你就是性情急，好发脾气，使别人不敢讲话，请你改正。”我还说：“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风度不大相称。”柯老则对我说：“我们两人吵架也没有什么吗?”我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对柯老一种侮辱。
在安徽问题上，我与柯老的看法基本相同的，但是我认为他对曾希圣有一点袒护，这一种看法，我是不对的。但又不敢明说。在安徽省会议揭希圣盖子散会的时候，我曾写个条子给刘少奇的警卫员转交给他，想把安徽问题谈一下。我第二天去反映的是：“曾希圣个人在安徽独断专行，封锁中央消息，干部谁也不敢讲话，民愤很大。”但心里想的柯老对曾希圣有一点袒护的意见没有敢说出来，怕柯老知道引起不团结。在谈话中，刘说：“曾希圣这个人不容易服人，除主席、总理和我的话可以听进去，别人的话不容易听得进去的。他一贯以功臣自居，骄傲自大，柯老不敢向他发脾气吧！”接着又说：“上海高指标下来了吧?”我说：“大家思想通了。”其他反映省的特殊化问题，他表示要改。我回来将这些情况向柯老汇报和其他书记谈过。
七千人大会后，华东局会议前，柯老向我谈曾希圣回华东局的问题，我认为曾的关系不好处，所以提出愿意搞一个部门工作，不作秘书长，这样与他的关系就少些。我对这个问题不是以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的工作利益出发，而是从资产阶级个人腐朽庸俗的关系出发，这表现极端个人主义。
在工作作风上，粗枝大叶，主观片面。怕人批评，喜听好话。责人严，责己宽。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吹嘘自己，压抑别人，不虚心学习，不求上进。遇到重大问题和新事物，不开动脑子，苦心思索，独立思考。信口开河，漫不经心。遇事不拿毛泽东*思想作准绳，凭老经验和自己感想办事。夸夸其谈，好为人师，动辄训人。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不到群众中去甘当小学生，锻炼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认不清大方向，抓不住工作中心环节，在日常事务中打圈子。此外，还表现封建主义士大夫名士臭气味。喜玩字画，欣赏篆刻，游山玩水，作诗题字，不分场合和阶级对象，想留名后世。玩物丧志，“四气”俱全，缺乏无产阶级气味。
在生活上，力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住房，坐汽车，好了还想好。办公室地点要求冬暖夏凉。害病则吃人参，花了劳动人民许多血汗钱，好谈吃喝，贪图享受。劳动则懒字当头。这些已不像一个革命干部的样子，走到修字号道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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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于一个地富家庭，又受了十年的封建主义和两年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在解放后十七年中，不但没有认真地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大大地放松了思想革命化，让资产阶级思想不断的侵蚀。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多，毛泽东思想越来越少。在历次运动中，整人不整己，对自己旧的腐朽思想，一直未得彻底清扫。摆老资格，吃老本，以老革命自居。解放后的舒适老爷式的生活感到满足，怕打乱旧的秩序。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潜移默化，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脑子阵地，则走到毛泽东*思想对立面。甚至真假马克思主义不分，我曾把黑修养大毒草当成补药，认为解决世界观问题，也要学习一下黑修养。这就越养越修。
我从解放后到今天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许多严重错误和罪行，给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莫大损害。我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培养，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心中沉痛万分。我决心翻然悔改，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弃旧图新，脱胎换骨，尽己所能，立功赎罪。坚决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来。为人民作“牛”。
我要彻底改正错误，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要学雷锋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方向盘，作为一切工作指南。把毛主席著作结合自己思想整自己“私”字，特别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要用毛泽东思想*武器进行自我批评，把脑子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敌人狠狠打掉。在思想革命化道路上“只争朝夕”。
我以满腔热情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们和一切同志们学习，欢迎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把我挽救过来得以新生。我决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全心全意的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党四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要犯错误，受挫折，遭失败。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一切。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今后在我脑子里必须把毛泽东思想树立绝对的权威，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口号(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
按：“检讨”中，凡*号前一字，均是原文中的重要漏字， ()中的字是编者加的。
来源：华东局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印《刘少奇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魏文伯最近交出的假检讨（供大批判用）》，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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