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9-13 作者：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 编
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编▲一九六五年九、十月，李井泉出席了有各大区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毛主席指示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李井泉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抵抗，跟着彭真的旧《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指挥棒，拒不在西南三省报纸上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李井泉的喉舌《四川日报》迫不得已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转载，仍比《北京日报》晚二十天。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邓小平来成都，李井泉陪同经贵阳到昆明。后罗瑞卿也直接坐飞机到昆明与邓、李会合。十二月初，一同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邓小平来西南，曾与李井泉合谋包庇罗瑞卿。邓对李说：“对罗瑞卿的错误要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加人以罪”，又说：“罗瑞卿的一些话，很多是有根据可查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主席、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错误。李井泉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公开散布说：“死人的话不可信(指刘亚楼)，女人的话不可听(指叶群同志)，说多了，你们将来还要给他(指罗瑞卿)作检讨。”妄图为罗瑞卿翻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李井泉回来后根本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反而露骨地为吴晗打抱不平。他对他的子女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一九六六年二月，罗瑞卿已停职审查，李井泉这个大黑帮分子和他的老婆，别有用心地用飞机送桔子给罗瑞卿，顽固抵抗毛主席、党中央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明目张胆地支持罗瑞卿反党。
▲一九六六年二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支持下，炮制出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之后，于二十日带着许立群，胡绳和他的老婆张洁清来到四川，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进行了多次密谈。据彭德怀交代，彭真来西南有两种打算，一是加强同他的同伙的联系，一是来找他。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彭真到××参观，李井泉派他的忠实干将阎秀峰，他的老婆肖理，程子华的老婆张惠陪同。为了给彭真捧场，李井泉特意安排彭真与四川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代表一起照相。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彭真在成都听取西南××建委汇报，参加的有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阎秀峰、杨超及××建委常委。会上彭真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咬牙切齿地说：“主席的错误，用车皮拉也拉不完”。李井泉等听了后，连屁也没有放一个。
▲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将尚未正式下达的《二月提纲》交给了李井泉，要他在“宣传、文教部门讨论研究一下”；同时派炮制《二月提纲》的干将许立群与四川省委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杜心源密谈一夜，叫杜“按照《汇报提纲》搞就行了”。李井泉看到这个提纲如获至宝，马上根据彭真的旨意，指定李大章、刘植岩、杜心源、刘文珍、张守愚、任白戈、廖井丹组成“西南局、四川省委文化革命七人小组”，下设学术批判办公室，立即起草贯彻执行《二月提纲》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与李井泉密谈罗瑞卿问题。彭真说：“我们不能强迫罗瑞卿承认那些不确实的错误，比如你(指李井泉)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也只是承认你应该承认的嘛!”与邓小平讲的完全是一个腔调。
▲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在成都期间，曾与李井泉密谋，借口西南××建设任务繁重，企图将西南的文化大革命推迟一年进行，后因毛主席不同意，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一九六六年三月，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从广州休假后来成都，由李井泉、黄新廷等陪同视察××建设。后又与李井泉、廖志高、阎红彦等密谈于峨嵋山招待所。
在峨嵋时，贺龙曾向人介绍，李井泉是西南王，廖志高是四川王，阎红彦是云南王。
▲一九六六年三月中，彭真打电话给李井泉，透露毛主席很关心各地报纸上刊登的批判吴晗的文章，要李井泉注意。李井泉立即告诉刘文珍赶快在报上多登批判文章，并要指定专人加以收集统计，妄图欺骗毛主席。
▲一九六六年四月，经过杜心源、刘文珍、张守愚起草，“七人小组”反复讨论，李井泉亲笔修改定稿，抛出了《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文化革命七人小组关于四川开展学术批判的意见》。四月中，李井泉召开了西南局第六次委员会(有各省管宣传的书记参加)，讨论批准了《四月意见》，并以西南局名义批发各省执行。
《四月意见》完全是反革命《二月提纲》的翻版，是李井泉镇压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
在四月的西南局委员会上，李井泉还确定将反动文人李伏伽(乐山专区文教局副局长)、徐中舒(川大历史系主任)、卿希泰(川大哲学系副主任)抛出来玩弄所谓学术批判，以遮人耳目。
▲一九六六年四月，彭真的反革命阴谋暴露了。李井泉得悉后，赶忙打电话问陶铸。陶铸对李井泉说：“彭真给他的老婆打电话，叫她把家中的文件烧了，并且说不要怕，各大区会支持”。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写信给林彪同志，指出无论是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学生，还是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都要培养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为我国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制定了具体纲领。李井泉假惺惺地发了一个学习“五·七”指示的通知，但实际上却撇开“五·七”指示，宣传贯彻他的“厂社结合”。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消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停止执行《二月提纲》，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运用马列主义的锐利武器，彻底揭露了彭真《二月提纲》的反动本质。李井泉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当晚得知大事不好，就急急忙忙给西南局打电话，勒令将发下去的《四月意见》立即收回；接着又打电话把五月十六日《通知》的内容告诉了刘文珍，让他赶紧按照《通知》的精神，起草关于《四月意见》的假检讨；又打电话给他的老婆肖理，要她断绝与彭真老婆张洁清的联系。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李井泉从中央开会回来，立即召开了西南局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六日炮制了一个关于《四月意见》的假检讨。在这个“检讨”中，他把《四月意见》的反革命性质，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企图用毛主席讲过的这三句话来为他的反革命阴谋打掩护。
在这次会上，李井泉拒不传达主席指示，并把《通知》的传达范围控制到省委书记都只能听不能看的程度。他在会上竭力歪曲《通知》的精神，说什么，党内外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放毒，这些人就是隐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要把斗争矛头对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运动的重点引向省级少数宣教部门、文教单位的烂摊子和大专院校，以及专县以下的中小学校和文艺团体。避口不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的策划下，这次会议还确定把他们长期包庇的张黎群、李亚群(四川)、汪小川(贵州)、李孟北(云南)等抛出来批判，以达到舍车马、保将帅，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目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西南局工作会议上李井泉确定成立西南局和云、贵、川、藏的文化革命小组。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是：刘植岩(组长)、刘文珍(副组长)、周颐(四川、副组长)、高治国(云南)、张向阳(贵州)、张再旺(西藏)、王若(重庆)、宋世永(西南局)。这些组织后来均成了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镇压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领导机构。在这次会上还确定推荐刘文珍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李井泉贼心不死，曾给他下乡参加“双抢”的子女布置所谓“农村调查”：一是调查有没有清官，二是调查地主对农民有没有让步政策，妄图为《二月提纲》还魂翻案。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凭着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动摇他们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终日忧心如焚，坐卧不安。李井泉曾打电话给贺龙摸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底，贺龙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样作贼心虚地说：“我也不知道。”阎红彦企图打电话从康生同志那里了解到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被康生同志骂了一顿。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李井泉先后两次叫刘植岩给云南的阎红彦打电话进行秘密布置。刘植岩在电话上说：“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广播以后，成都已有学生上街，贵阳也有这种征候，要阎红彦主动积极地把学生运动领导起来，不要被动；工作重点应放在大专院校；尽量设法控制学生不上街，免得被坏人所利用；如果控制不了，则要主动引导游行庆祝，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机关只求正面学习；要注意社会上反革命的活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经过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的秘密策划，由廖志高出面，在西南局、省市委二万多干部中作了一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廖志高在报告中，根本不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普遍揭发，重点突出”的反革命方针。所谓全面揭发，就是“党内党外都可以揭。”“机关和学校不一样，一般干部都要揭”，“不怕烧的面宽”，“百分之百也不奇怪”，“干脆把水搅浑”，“精神上要准备混战一场”。所谓重点突出，就是“重点抓六二年左右的问题”，“抓六二年在党校有错误言论的人(注：当时党校学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揭发了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少严重问题。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不少人多次被批判斗争。这次又要把他们当成重点，其用心何其毒也)”。而对西南局、省委的当权派，则规定不准贴大字报，有意见可写小字报。这样，党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就完全被“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统治，延续达四、五个月之久。
在西南局机关，从运动一开始，斗争矛头就指向中下层干部和工人群众。全机关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干部有七十二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六；被列为不可靠，准备下一步批判和调职的则为数更多。汽车队有工人五十七人，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六人，占百分之十；被认为不可靠的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九。对重点批斗的干部和工人，大搞白色恐怖：剥夺政治权利、监视、盯梢、私设邮检、私设公堂，私设监狱、株连家属，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有几十名干部被投入私设的监狱和送乡下劳改，有三人被迫自杀。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打电话给李井泉，汇报其打击机关干部的反革命措施。贾说：他们“原准备分阶段搞，现在取消一切限制，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一切牛鬼蛇神，不分全国的，本省的或本单位的，一起揭，一起批，不分阶段。”根本不提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马上表示同意。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贵阳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干部上街贴了省委和《贵州日报》的大字报。这是西南地区出现的第一起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李井泉、贾启允等吓得要死，立即密谋镇压。
六月八日，在李井泉的支持下，贾启允宣布“六·六”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并赤膊上阵，蒙蔽一部分群众，对革命学生、革命干部实行“反击”。贵州全省随即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据七月九日贾启允向李井泉汇报，省级机关、六个地委和所属县级机关，贵阳市的一部分单位，因“六·六”事件被整成重点和牛鬼蛇神的达到五千九百八十九人，其中有一百八十九人被迫自杀。六月十一日，贾启允请示西南局，准备将“首恶分子”逮捕审讯。李井泉这个老狐狸感到逮捕太露骨了，批示改为隔离反省，实即投入私设监狱。但李井泉还不满足，六月下旬他曾遗憾地对贾启允说：“你们反击是否早了一点，如果你们再放一放，牛鬼蛇神岂不暴露得更多一些吗?”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会议。李井泉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就装病请假，让李大章去参加。李大章在会上向主席汇报了西南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着重汇报了文教战线问题十分严重，一些文章登不登，都要看《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来定；还汇报了派到学校的工作组问题很多。在这次会上，主席作了许多指示，再一次提出不要怕乱，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李井泉公开对抗毛主席，于七月初变本加厉地往学校大派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西南局召开书记处会议，各省文革小组负责人参加。会上，李井泉大肆交流所谓“抓反革命”的“经验”。他大肆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所提出的“一九五七年打了××万右派，这次也不会少于××万右派”的反革命理论，说什么“要放手搞，让他乱一下，形成一个政治气候，让各种人物登台表演”，以便从中大抓一把。他还猖狂地叫嚣：“你不要以为有些人那么聪明，到一定气候他就要出来的。”在这次会议上，李井泉泡制了一个《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文化革命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对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具体的布署。这个《纪要》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闭口不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意转移斗争目标，是《四月意见》破产后，又一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纲领。
▲一九六六年六月，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往学校大派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制造了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七月初，贺龙的老婆薛明打电话给李井泉，传达了刘、邓黑司令部大派工作组的黑指示；李井泉马上把廖志高、周颐找来布置，要求在两天内抽调二千干部到学校去。同时，李井泉还派他的心腹黄流当四川大学的工作组长，他也亲自跑到川大，直接指挥镇压川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中央准备发表批判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点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的名。刘文珍从穆欣那里得到了消息，就赶忙向李井泉、任白戈通风报信。七月六日文章公开发表，李井泉怕暴露了他和任白戈之间的黑关系，立即于七月七日派廖志高到重庆与任白戈密谈，并假意向中央请示，企图将任白戈包庇下来。不料陈伯达同志指示要罢任白戈的官，李井泉慌了，就又背着陈伯达同志与邓小平、陶铸密谋，让任白戈“请假离职检查”，同时又编造了一个材料报中央文革小组，说什么“任白戈的问题是历史问题，解放以来是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化大革命运动步步深入，李井泉担心火要烧到自己头上，就密谋策划，于七月十日，把他长期支持和包庇的马识途抛出来批判，巧妙地将火引向四川文朕。在批判中，从怎样开始，向什么方向发展，到每一篇文章的重点，李井泉都作了具体指示，妄图借批判马识途来耍一套“舍车马，保将帅”的花招，以达到保护他和他的一小撮同伙。
▲一九六六年七月，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跑到北京，再一次向毛主席、党中央控告了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由于刘、邓黑司令部的问题尚未揭露，控告信落到了邓小平手里。这个李井泉的黑后台，于七月十五日亲自加批把信转给了李井泉。与此同时，西南局文革办公室也收到署名为宜宾一共产党员给中央的匿名信，控告李井泉及其同伙牟海秀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复辟活动的罪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植岩在这个材料上批道：“这是一份给刘结挺翻案的信(可能就是他们一伙人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志高同意刘植岩的看法，即将这封信也交到了李井泉手里。七月二十一日，李井泉这个老狐狸在信上批道：“此件是否(答复)，可否在明日西南局书记处议一下。”果然在西南局书记处议一下之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就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手段来迫害刘结挺等同志。
▲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李井泉盗用四川省委和省公安厅名义发电报给中央，捉拿刘结挺等同志。其后，又命令宜宾各级党委、各单位、各学校，威逼不明真象的群众搞签名运动，盗用群众名义，几十次发电报给中央，企图把刘结挺等同志捉拿回四川。
▲一九六六年某月，李井泉曾说：“西南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而宜宾则是关键的关键。”
▲一九六六年七月中，一份北京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的传单传到成都。这个传单是鼓励革命造反精神的，李井泉怕得要死。公开叫嚷：“许克敏谈话纪要是假的，要澄清事实，肃清影响。”于是就由李井泉授意，刘植岩口授起草，李井泉签发，编造了一个“通知”，把《许克敏谈话纪要》说成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纲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和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先后发出了两个关于工交系统和××建设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李井泉看到后，立刻把远在贵州的他的心腹干将阎秀峰叫回成都，起草贯彻意见。阎秀峰按照李井泉的旨意和《七月纪要》所定的调子炮制出了两个文件，以西南局名义下达，严重阻碍了工交系统和××建设单位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回北京，发现了刘、邓大派工作组扼杀文化大革命的阴谋，采取断然措施，下令撤销工作组，并于七月二十五日对到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各中央局，各省委第一书记讲了话。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李井泉对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措施，不仅不贯彻，反而多次打电话给四川省委，密谋策划。在非撤不可时，就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撤销工作组，留下联络组、联络员，搞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顽固地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八月八日，公布了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八月十日，毛主席在中央接待站接见首都革命群众，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八月十二日，发表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廖志高、程子华、阎红彦、贾启允等都参加了中央全会，亲自听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谆谆教导，参加了北京市大专院校批判工作组错误的大会，受教育可谓多矣。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毛主席的教导和中央全会的精神根本听不进去，不仅不检讨所犯的一些错误，反而利用开会的机会，秘密策划新的对策。在北京开会期间，李井泉与贺龙接触频繁，每天来往于贺家，有时一天去两次。廖志高、王任重有时也去参加。邓小平的问题虽然已经揭发，但李井泉仍带上贾启允到邓家密谈。
▲一九六六年八月，李井泉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期间，曾多次与贺龙密谋，保护他的儿子李黎风和贺的儿子贺鹏飞(这两个人同在清华大学充当王光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被革命同学揪出来批判)。他们亲自授意他们的两个秘书，在贺龙家里，连夜代儿子起草假检讨，而让两位少爷去睡大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李井泉等从北京回到成都，他表面打着贯彻中央全会精神的旗号，实际上则百般进行抵制。他们根本不向干部认真传达全会精神，对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只念文件，不讲精神实质；对刘、邓的问题更是讳莫如深，向广大干部保密。在北京开会时，李井泉等当着中央负责同志的面，表示回去后要“炮打自己的司令部”，首先是“炮打司令官”，“炮打自己”；但回来后却露出狰狞面目，公然作出西南局、省委不提“炮轰”的黑指示，说什么：“炮打司令部最积极的都是别有用心的，是‘黑五类’干的。”“如果全国都炮打司令部，毛主席就要成孤家寡人了。”廖志高更露骨地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是阶级敌人暗中操纵，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贾启允则恶意散布：“北京那种搞法，到会的人很多不赞成”，“他们那一套在北京行，在我们这里吃不开。”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成都市大中院校的革命师生，在毛主席的号召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积极起来批判工作组。李井泉急忙把他的同伙和西南局、省市委的一些书记组织起来，派到各大专院校，名为向群众学习，实则进行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分工是：地质学院：李大章、刘植岩、廖井丹；成都大学：陈刚、杜心源；四川医学院：程子华、廖志高；西南民族学院：周林；成都工学院：杨超；电讯工程学院：阎秀峰、黄新延、郭林群；四川音乐学院：许梦侠；四川师范学院：赵苍璧；四川体育学院：袁仲凡；成都中医学院：周颐。李井泉则亲自掌握四川大学。
▲八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李井泉连续到川大，找校筹委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学座谈，千方百计保工作组长黄流过关。他曾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工作组不该派来，派工作组本身是错误，责任在党中央。”又说：“黄流原是我的秘书，跟我十多年，我了解他，是个好同志”，“工作组包办代替是认识问题。”同时，李井泉又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法，一面挑动革命造反派的同学去造校筹委的反，一面又对校筹委的同学谈：“我提倡批判工作组，第二步可能会到你们头上”，叫他们“不要怕”。妄图用这种办法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这次接见后，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立刻席卷全国，李井泉这个老狐狸，出于他的反革命需要，马上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通过他的子女和其他高干子女，在成都的大中学校组织官办红卫兵，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学生。八月二十一日，李井泉在四川省委会议上亲自布置学生斗学生。他说：“七、八十中学，轮流去那些大学搞他几天，也乱他几天再说”，“先冲工学院，这是有目标的。让这些娃娃冲，准备他出乱子，准备打架，让他闹，闹乱一些好。”于是，八月二十二日就发生了一万多中学生冲成都工学院的事件，而李井泉竟然赤膊上阵，亲临现场指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李井泉召开了一次各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他在会上公然叫嚣：“毛主席总是要死的嘛!”(这句话他重复了三次)毛泽东思想总是有人发展嘛。以后不要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不要说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要按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只能说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看!李井泉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是何等的仇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李井泉在成都紧张进行反革命布置的同时，又派亲信刘文珍，带着他的“一面作战，一面摸规律”的黑指示，到了重庆，为李井泉镇压山城革命群众运动作准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打电话给李井泉，透露了毛主席批评重庆市委有组织地动员工人、居民围攻学生，是实行法西斯专政。李井泉即通过廖志高告诉了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二十三日，刘文珍写了一个有关重庆市委假检讨的情况报李井泉。李井泉看后，大为不满，立刻批道：“实行法西斯专政太重了，事实上还不是故意组织工农对学生围攻，改成阻碍学生运动恰当一些”，猖狂地与毛主席相对抗。以后，廖志高、刘植岩还根据李井泉这个反对毛主席的黑指示，写了一个欺骗毛主席、欺骗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李井泉预感到重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来后对他不利，即匆匆忙忙乘成都军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新廷、郭林祥为他准备的直升飞机赶到重庆。为了麻痹革命群众，李井泉当晚就接见了重庆×××派的代表。会上，李井泉假惺惺地说：“×××是革命组织，×××的革命行动，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样”。同时还装腔作势地提出市委可以炮轰的口号，第二天起又连续三天召开了“炮轰市委座谈会”，在群众中放出了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烟幕。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李井泉接见了重庆保守派“赤卫军”的代表，会上李井泉赤裸裸地说：“现在×××搞的就有点象匈牙利事件一样，现在让他们去冲、整，去演习匈牙利事件，教育我们。”又说：“他们乱冲，他们的阶级本性非暴露不可。”在另外一次会上，李井泉又说：“你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们是纸老虎，虚弱得很。真正共产党人、真马列主义者骂不倒，我们要坚决顶住”，“工人农民不赞成×××那一套，世界就不是他们的。”这一席话，暴露了李井泉的反革命狰狞面目，为他镇压重庆革命群众运动定下调子。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李井泉、廖志高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在成都东方红礼堂演出了一幕四川大学工作组长黄流假检讨的丑剧。黄流检讨的调子是李井泉在八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委书记处会上定下的。他只让黄流检讨保川大党委的错误，如果学生要追到西南局、省市委头上，就要黄流顶住。李井泉满以为经过他在川大的“工作”，黄流可以轻松过关，于是他就到重庆去了。谁知川大革命师生识破了李井泉的阴谋，揭穿了黄流假检讨的实质，造了大会的反，弄得廖志高惊惶失措，下不了台，这就是著名的“八·二六”事件。从此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由学校走向社会，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李井泉在重庆接见清华大学十二个学生，揭下了他的重庆市委可以炮轰的假面具，公开为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包票。他说：“鲁大东是好同志”，“岳林是老红军”，“廖苏华是中央监委委员，有问题她会向中央反映的，她比我年纪大，是我的老大姐”，“市委是基本可以信赖的”，等等。清华同学对他说：“这种划框框、定调子的作法不利于革命群众对市委的揭发批判”，李井泉狡猾地说：“如果我说错了，准备今后作检讨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李井泉的同伙，云南的阎红彦，在昆明“八·二三”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事件之后，深怕革命师生再起来炮轰他们，急忙打电话向李井泉求救。当时李井泉在重庆，就由刘植岩与在成都的西南局书记煞费苦心地炮制了一个继续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黑指示，于二十七日告诉了阎红彦，李井泉立即表示了同意。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李井泉、刘文珍以及重庆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施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诡计，一手制造了“八·二八”事件。他们捏造事实，扩大事态，布置假现场，大量印发造谣传单，制造反革命舆论，把一件由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起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部事件，硬说成是革命造反派有意制造的大规模惨案，于是在重庆出现了全城的白色恐怖，对革命群众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与此同时，李井泉还把所谓“八·二八”事件报告了陶铸，取得了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支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在成都的廖志高等，与重庆的李井泉相呼应，连续举行大小会议，提出了一套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方针和措施。廖志高在干部大会上公开煽动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阶级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少数派同我们的斗争是一场夺权斗争”，有“一小撮人在混水摸鱼”，“他们想把各级党委一个个的轰垮，这样党中央、毛主席岂不是成了空的吗?”“现在是考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时候了。”“过去打仗打不赢可以跑，现在跑也跑不了，把我逼得没办法，我也要辩论”。“现在我也准备挨斗，也准备挨打，打我也不要紧，打死了也是为革命而死，你们总要给我抓几个凶手嘛?”“要夺权，现在夺走，将来用武装夺回来”。各地方领导干部“要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准备上下断线后，各自为政，独立作战”。为此，廖志高规定：机关干部可以上街参加大辩论，写大字报；在机关干部中组织红卫兵，保卫机关；转移重点人头下乡，防止内部不稳；动用专政机关监视革命师生的行动。在廖志高等的紧急布署下，成都地区很快也出现了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白色恐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李井泉在重庆召开了全市干部大会，大讲任白戈三十年代的错误已经定性，六十年代的错误还没有定性，妄图把任白戈包庇下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成都和北京南下的革命师生在西南局、省市委门口集会，强烈要求领导出来接见他们。廖志高、刘植岩等慌了手脚，急忙向李井泉请示。李井泉这个老狐狸狡猾地定了一条“放、顶、拖”的方针，告诉他的同伙不要出来接见学生，同时给机关干部下了四句话的黑指示，即：“坚守岗位，沉着应付，不要打人，经受严重的政治考验”。在李井泉的“指示”及其同伙的策划下，西南局和省市委立刻出现了一种战时的气氛：转移档案，命令干部烧毁笔记，囤积食品，组织机关红卫兵昼夜值班，转移重点人头，监视不可靠分子，……把机关干部完全置于同革命师生对立的地位。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革命小将冲破了重重障碍，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李井泉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多次强调，“除重庆市因任白戈有问题可以炮轰外，西南局、省市委不能提炮轰”。他无耻地吹嘘“西南局、省市委没有黑帮黑线，因为既没有纲领，不是帮口，又没有重用坏人，生活作风也不腐化堕落。”厚颜无耻地为自己涂脂抹粉。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晚，贵阳市地化所干部和北京南下革命学生因《贵州日报》刊登毛主席给《新北大》、《中国妇女》题字未套红，到报社要求套红重新发表。贾启允即指使工交系统组织一大批不明真象的群众进行围斗，并派他的狗头军师苗春亭(原贵州省委书记)等去坐镇指挥，镇压革命群众。但贾启允做贼心虚，于是就匆忙给在重庆的李井泉汇报。李给贾启允授毒计，谈：“要挺身而出，不要怕，冲一下有好处，可以充分暴露敌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李井泉在疯狂打击革命造反派的同时，又通过党团、行政系统组织官办保皇组织。他在一次有机关和工厂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说：工厂不成立红卫兵和其他组织，只成立“工人纠察队”。会后，又亲自召集重庆市委和公安局的人开会研究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训练、辅导、权限等等。不久，重庆市厂矿的“工纠”就迅速建立起来了。九月五日，李井泉的同伙程子华对工厂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六条意见向李井泉请示。李井泉于九月七日答复：在工厂一律组织工人纠察队。程子华接到“指示”后，立即在正在召开的西南基建会议上贯彻，同时又打电话给三省省委指示照办，于是“工纠”就在西南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成都，“工纠”就是保皇组织“产业军”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李井泉为了控制重庆市中学的阵地，就请清华大学来渝的董九三等同学帮助成立一支“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筹备期间，李井泉不仅要刘文珍和市委负责人大力支持，而且亲自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审阅他们的代表会议决议，与他们共进午餐。九月一日开成立大会时，还派刘文珍去讲了话。谁知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中学红卫兵总部成立后，不仅没有保李井泉及其同伙，反而向他们开展了猛烈的进攻。李井泉恼羞成怒，于是就通过重庆市委，于九月十五日撤销了派驻中学红卫兵总部的联络员，停发了经费，并通过他在北京的子女收集董九三等同学的家庭政治历史和本人的表现，并通过重庆市委操纵保守组织，大肆散发污蔑董九三的传单，妄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革命师生包围西南局机关的事情发生后，由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抗，连续数日没有解围。李井泉的得力干将阎秀峰，自告奋勇，向重庆的李井泉请战，要求参加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李井泉立即表示同意。阎秀峰上阵后，凶相毕露，伙同刘植岩等人秘密策划，在西南局建立了三线指挥系统和各线的领导机构，并建立了联络、情报、宣传、研究等组，专门搜集革命师生的动态，研究对策。李井泉对这种搞法甚为满意，立刻打电话告诉贾启允，贾也就如法炮制。
在革命师生包围西南局、省市委期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怕得要命，惶惶如丧家之犬，惟恐被红卫兵抓住，于是就到处躲藏。对这个“逃难”的经验，李井泉等也没有忘记向他的同伙贾启允等传播。贾接到电话后，立刻下令省委各部委和各厅局的处长以上干部不要上街，暂时避一避。此令一下省市委的当权派丑态百出，东躲西藏，有的甚至躲到厕所里、洗澡间、火葬场、监狱，出尽了洋相。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李井泉为了保护重庆市委过关，经过精心策划，确定在重庆师专开大会，由辛易之在会上作检讨。为了防止下不了台，李井泉又命令架通电话，分三线对大会进行指挥：鲁大东、辛易之为第一线，上大会主席台；廖苏华、刘文珍为第二线，先不出面，在辛易之检讨过不了关时，再出来保驾；第三线是李井泉，坐在离师专几十公里外的潘家坪招待所用电话指挥。李井泉的这个阴谋很快就被参加大会的广大革命师生所识破，他们造了大会的反，愤怒声讨了鲁大东、辛易之的滔天罪行，使之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但李井泉这个老狐狸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面调动不明真象的工人、农民、学生成批到师专大会上去示威；另一面又给刘文珍打电话，叫鲁大东“顶住”。革命师生被迫上京告状，这时李井泉又打电话给成都的张力行(四川省委候补书记)，布置铁路沿线的地方党委加以阻碍；同时打电话给陶铸，要陶铸给他帮忙。陶铸回答说：“我不会给×××多大支持，最多由中央接待站派一个一般工作人员接待一下，不会给你加温。”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李井泉感到打击革命群众似乎可以得逞，就在一次会上凶相毕露地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为的匈牙利事件。”“×××战斗团负责人×××如果情绪消沉，不再干下去的话，那么这场戏就没有看头了。”李井泉心里有鬼，怕把他的黑话传出去，于是亲自拿出火柴，勒令作了笔记的同志把记录撕下来烧毁，并且威胁说：“要是我的话被你们传出去了，我就不承认，我就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是你们造谣、污蔑。”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贾启允密派陈璞如(贵州省委书记)到重庆向李井泉汇报请示。陈怕被红卫兵抓住，卷在行李车里，装成货物运到重庆。李井泉给陈璞如指示：贵阳还乱得不够，放得不够，应采取“放、顶、拖”的方针。放，就是让“牛鬼蛇神放出来”；顶，就是碰到问题要顶住；拖，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便拖时间。贾启允得知后，立即作了传达贯彻。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中央文革办公室，要求将西南各省、市委的情况和那些省委书记以上干部不能领导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央文革。经过李井泉及其同伙的秘密协商，给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除拉萨市委外，把三省一区以及几个省属市的党组织都说成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不能领导运动的领导干部，只报了高治国(云南)、任白戈、杜心源(四川)、郭锡兰(西藏)，妄图把他们一小撮保护下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李井泉在重庆又施了一条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毒计，就是大肆散布“红五类”、“黑五类”等反动血统论。他千方百计鼓动北京来的七个红卫兵，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调子，在学生中作了一次报告。为了扩大影响，李井泉又让市委把这个报告录了音，送到重庆的大专院校去放送。后来李井泉还亲自把这个录音带到贵阳、昆明，大加传播。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李井泉等一手炮制的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笼。他为了蒙蔽更多的群众，曾发动了一个动员工人、农民说服自己的子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运动；这个保守组织的总部成立时，大造舆论，在报上大肆鼓吹。后来，成都也按照李井泉的“指示”成立了官办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聘请成都军区黄新廷当了辅导员。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李井泉和刘文珍，鲁大东等秘密策划，对×××战斗团提出了一个“争取、教育、分化、团结”的方针。他们放肆散布反动血统论，大肆宣传×××组织不纯，大做家属工作，企图把×××中出身好的分化出来；他们还通过黄新廷、郭林祥，指使成都军区《战旗报》记者刺探×××的情报和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成都革命师生“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达到高潮。阎秀峰、刘植岩等顽固地执行李井泉的“顶”的方针，竟用西南局办公厅名义发表了一个“紧急声明”。这个声明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法。把革命师生污蔑为“暴徒”，把他们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别有用心，使成都地区和北京南下的革命师生受到很大打击。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李井泉由重庆到达贵阳。这时贵阳又发生了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九·五”事件，贾启允已有抵挡不住之势。李井泉即公开为贾启允打包票。说什么：“贵州省委是才改组的，是革命的，应当支持”；九月九日，李井泉又向省委常委传授了一个“五不动”的毒计，他说：“所谓五不动，就是解放军不动，工厂不动，农村不动，专政部门不动，机关干部不动，剩下的就是让学生，教师去动。这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同时还传授了“老子不上阵、儿子上阵”的鬼计，说什么：“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上街做什么?你们叫自己的子女去斗、去闹”。贾启允等立即唆使自己的子女组织保守组织，与革命组织相对抗，并且喊出“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等口号，散发“我们的好书记”的传单，极力为贾启允保驾。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贾启允按照李井泉的旨意，炮制了贵阳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在成立会上，放了李井泉带来的录音，极力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观点。李井泉、贾启允接见了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大吹新省委是革命的，并说：“你们炮轰西南局，你有那样长的炮吗?”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李井泉等密派二十七人，到北京绑架刘结挺等同志。他们包围了刘结挺等同志的住所达八小时之久，后经上访革命群众的保护，李井泉等人的阴谋才未得逞。九月十二日，这二十七人悄悄离开北京，后来查明，原来是邓小平怕把事情闹大，露了马脚，才通知这些人离开的。邓小平曾说：看来宜宾问题(指六二年搞翻案倒算)是李井泉的导火线。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李井泉由贵阳秘密来到昆明，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等传授他的反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他露骨地说：“现在是匈牙利事件的演习。那些人(指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有刻骨仇恨。过去我们和他们的父兄斗过，现在趁机起来闹。”在省委书记处的黑会上他又强调：“现在最核心问题是组织‘左’派力量，要以‘红五类’为核心，把红卫兵组织起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搞所谓“红线”对付“黑线”的反革命战术。对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他说：“重庆有一条经验，就是做×××派学生家长的工作，通过家长动员学生退出来”。“现在×××已开始分化，有些人要退出来，我说要是退出来，还不如留在里面起作用。”对于斗争策略，李井泉强调要推行反革命“平衡政策”，说什么，“街上的大字报一边倒不好，要炮轰和反炮轰的两种都有才行。”在昆明期间，李井泉还与阎红彦等策划了一套“应变”布署，如组织一线，二线，建立秘密联络点等，妄图负隅顽抗。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李井泉在昆明秘密接见了保守派学生。他公开煽动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匈牙利事件大演习，对你们是一次大锻炼。工人农民不参加，解放军不介入，主要是你们这些人和他们斗，我们老一辈插不上手。将来你们的对手也是这些人，现在锻炼锻炼有好处。”为了传播反动血统论，李井泉还把重庆带来的录音胶带交给阎红彦，在昆明各学校、机关到处放送。根据李井泉的指示，在李离开昆明的第二天(九月十三日)，阎红彦立即炮制了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这个官办保皇组织。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李井泉在昆明的一次座谈会上为阎红彦涂脂抹粉，他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强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当群众提出阎红彦是黑帮分子以后，李井泉就亲自给陶铸打电话，说什么，“云南省委在社教中揭露了于一川，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揭露了高治国，和右派分子还是作斗争的，说是黑帮，不能那样说罢!”陶铸当即表示赞同，后来李井泉又把陶铸的态度告诉了阎红彦。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十一日，阎红彦等人在旧《云南日报》上连续抛出了两篇社论为围剿炮轰派制造舆论。李井泉对这两篇社论十分赞赏，贵州的贾启允知道了，就立即将九月十日社论改头换面，用《贵州日报》社论发表出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李井泉由昆明回到成都。这个老狐狸唯恐被革命学生揪住，一到成都，就住到军区，穿上军装。他的一小撮同伙，也按照他的样子，与黄新延、郭林祥勾结起来，穿上军装，换上军车牌照，借以逃避革命群众的追捕。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九日、十一日，连续几天，在李井泉、黄新廷、郭林祥等人的预谋下，调动成、渝两地军队以下乡参加劳动为名向革命造反派进行了示威游行。在同一时期，贵阳、昆明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李井泉接到了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斗学生的“九·七”指示和九月十一日中央为贯彻主席指示所作的四项具体规定。李井泉对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既不传达，也不贯彻，却以西南局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李井泉对贾启允能否顶住革命造反派的进攻很不放心，即派其忠实干将阎秀峰到贵阳为贾助战。在贾启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实际上成了贾启允的代理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李井泉在成都接见了保字号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南挺进队。为了利用这个组织达到保护自己和同伙的目的，李井泉把这个组织待如上宾，并先后把它介绍到重庆、贵阳等地，还指定鲁大东、贾启允亲自接待。李井泉还通过其中的一个成员(西南局书记陈刚爱人的侄女)，在挺进队内散布：“贵州省委是新改组的，问题不大”，来为贾启允定调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李井泉、廖志高看到专县形势很“严重”，就确定把成都周围的地委书记分片找来开会，研究对策。李井泉找来南充地委第一书记卫广平，当面对卫说：“老卫，恐怕要罢你的官，你要作思想准备，立即回去好好检查!”同时派许梦侠去南充收拾局面。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发表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讲话后，李井泉大肆歪曲，胡说什么：“地方上炮打司令部的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在国庆以后就差不多了，可能在年底和春节告一段落。”他在西南局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还提出要对学生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揭露，但又狡猾地说：“不提反击”。对于“炮轰”、“火烧”的口号，他说：“过去表示欢迎还可以，因为那是从广义上讲的，现在就不能那样讲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新华分社一记者，向总社反映西南局围攻革命师生几天几夜(登在内部参考上)。李井泉、廖志高看到后勃然大怒，硬说这是造谣，并勒令追查，更正。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李井泉念念不忘对重庆×××的“争取、教育、分化、团结”，于是又抽调他的忠实干将、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去重庆，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对付革命师生的具体办法。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李井泉批了两个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传单。在一份以轻工厅全体革命职工名义写的传单：《给成都大学革命同学的一封信》(内容是污蔑革命师生轰闹轻工厅)上，李井泉批道：“机关采用这种形式回答并揭露事实的真相比较好些，应当加以提倡。可告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李井泉再次到重庆。这个老狐狸经过反复琢磨，把对×××战斗团的方针改为“争取、教育、团结、转化”，企图把×××转化成他所要求的组织。这个反革命方针后来硬是起了作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前后，贵州军区政委李再含同志通过××军区连续写信给林彪同志，揭发贾启允的问题。××军区把信转给了李井泉，李就把信压起来了。后来李再含同志通过其他途径又给林彪同志写了信，李井泉知道了，大为恐慌，就赶忙把他压着的两封信退给××军区，再由那里转报林彪同志，企图以此来掩盖自己封锁消息的罪恶。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贾启允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承认“炮轰省委”是革命口号。李井泉知道后，就赶忙给贾启允打电话说：“不能笼统承认‘炮轰西南局’、‘炮打省市委’的口号是革命的；赞成‘炮打省市委’，就无疑承认省市委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阎秀峰也对贾说：“肯定‘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是错误的，要纠正，不然将来要被动。”于是贾启允连忙改口，在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上，贾按照李井泉的调子说：“我们认为省委是革命的，我们省委和市委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是革命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既然是这样，你来炮轰那就不赞成。”又说：“对西南局来讲，我们认为西南局是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是拥护西南局的，你们要炮打这样的司令部，我们是要反对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李井泉回成都参加国庆节。开会前，警卫员按大会规定，把《毛主席语录》、《十六条》给他放在衣服口袋里，但李井泉又掏出来丢在桌子上。警卫员告诉他这是大会规定要带的，李井泉竟恶狠狠地冲着警卫员说：“什么框框，我就偏不带!”这是李井泉仇恨毛主席，仇恨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暴露。
▲国庆观礼时，李井泉接见红卫兵，再一次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他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是“匈牙利事件”，“不过，我们与匈牙利事件又不同，我们有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们造反。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革命师生。林彪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十月二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林彪同志的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吹响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号角。李井泉、廖志高等对此十分恐惧，立即起草了一个《对目前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八点意见》于十月五日以四川省委名义下达，并以西南局收文形式转发西南各省，同时又在西南局机关干部中组织了学习讨论。这个文件别有用心地强调学校、机关要把重点放在斗批改上，妄图抵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平反问题的紧急指示下达。李井泉等无视中央决定，拒不采取平反的具体措施，对被打击的机关干部仍然非法监禁。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北京召开了全国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同志的讲话，制成了录音，发到各省。李井泉、廖志高等感到江青同志的讲话对他们不利，于十月九日给四川省委下了一道黑指示，说什么“江青同志提的少数派是革命的，我们在放录音时，不要表态。”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李井泉廖志高等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走之前，他们开会统一口径，并抵制中央指示，不准有不同意见的李再含同志去参加。他们带去大批准备在会上“出气”、“诉苦”和欺骗中央的黑材料，妄图对中央施加压力，扭转运动的大方向。
李井泉一到北京，就带上廖志高等匆忙赶到贺龙家里，打听中央工作会议的消息，摸中央的底，密谋对策。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其后，李大章同志打电话问李井泉：根据中央会议精神，西南局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应该怎样检讨?李井泉说：“不要急于表态，等我回来再说。”与此同时李井泉又与廖志高密谋，给四川省委下达黑指示，说什么：“不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顶住，四川的情况不同。”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广大革命师生对李井泉及其同伙所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潮。为了麻痹群众，扭转所谓“被动”局面，经请示李井泉，由刘植岩出面，于十月十六日在工学院召开的革命师生大会上，承认九月七日发表的西南局办公厅紧急声明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后，一些保守组织大肆吹捧刘植岩，蒙骗了一部分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期，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量揭发出来了。但李井泉等不仅自己不揭，也不组织别人揭。会议快结束时，廖志高还打电话回来讲：“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以不呼，因为没有看到中央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汇报会议的讲话批评了李井泉。毛主席说：李井泉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较好)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住去。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毛主席又指着李井泉的鼻子说：“四川出了问题要你负责。”总理、富春同志还找李井泉个别谈话，作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李井泉这个老狐狸对毛主席的批评恨得要死，回来后，根本不作传达。廖志高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但马上威胁：“任何人都不准往外传，如果谁传出去，开除他的党籍。”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首都红三司的革命小将提出召开大会，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经过协商，大会用红卫兵成都部队名义召开。会上北京红三司同学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和“打倒李井泉”的响亮口号。后大会因口号问题被中途解散。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同志在会上讲话，讲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革命应该怎样搞法，阐明了保持晚节的三个标准：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同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又作了重要讲话。毛主席号召：“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作政治思想工作。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我看不会改变，情况不会好转。”
李井泉把毛主席的指示和林彪同志的讲话当作耳边风，回来后仍然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空字○二八冯德华等十三位同志贴出大字报，愤怒揭发李井泉勾结黄新廷等，以参加农业劳动为名，组织部队向革命群众示威的滔天罪行。这张革命的大字报狠狠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冯德华等同志立刻受到疯狂围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红卫兵小将陆续进驻西南局和省市委。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在红卫兵小将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原来准备继续留在贵州的阎秀峰被李井泉急电召回成都，准备再次充当镇压成都地区革命群众运动的急先锋。在贵州时，阎秀峰就与刘植岩等电话密商，准备了检讨稿子，妄图回来就作检讨，以骗取群众的信任。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李井泉等由北京回到成都。十月三十一日，抛出了由西南局、省委、市委共同署名的《我们的大字报》，假惺惺地欢迎革命群众“炮轰”他们“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李井泉从北京回来，立即找人给躲在某地的他的老婆肖里打电话。事先他亲笔写了一张条子：“肖里，原来我与北京有来往的几家，今后不再来往，包括书信来往和送水果等。”并嘱咐打电话的人，讲完后立即把条子销毁。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李井泉回成都后，借口要召开西南局委员会，躲到×××厂，拒不传达会议精神。甚至连书记处也不传达，光是读读文件了事，直到十一月十七日，李井泉已退居幕后，才同意由廖志高向书记处草草作了传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发表，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如同对待十三期社论一样，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根本不组织干部学习和贯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贾启允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李井泉的指示说：“李政委讲，贵州省委的问题，就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检讨够了。群众继续提出问题要顶住，必须坚持原则，不能让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李井泉、廖志高等找北京红三司、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保守派)的代表谈召开省委三级干部会议问题。会上两派斗争激烈，未达成协议。而李井泉、廖志高等毫不顾革命造反派的意见，下了开会通知，实际上支持了保守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李井泉在四川省委召开的十八级以上干部会上说：“我们是否犯方向路线错误，是否严重，请同志们考虑”。当晚廖志高在省委常委，地、市委第一书记会上说：“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把火，这把火还要继续烧啊!特别是还点了四川的名，你们要顶住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晚，北京红三司的同学和成都的革命造反派，识破了李井泉的阴谋，集队到东方红宾馆，下了“敦促李井泉投降书”。李井泉拒绝接见，派李大章、程子华、阎秀峰出来应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李井泉被革命师生揪出来进行了斗争。陪斗的有李大章、廖志高、阎秀峰、刘文珍等。在斗争会上，李井泉轻描淡写地承认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红卫兵揭发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借口参加劳动，调动军队向革命师生示威的问题，组织官办红卫兵的问题，都百般进行狡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革命师生再一次斗争了李井泉。这个老狐狸玩弄了新的斗争策略，有求必应，有字必签，妄图逃避斗争，麻痹革命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原成都军区党委向西南局递交了意见书，斥责“省委对刘结挺一案处理轻了，建议省委把刘结挺要回来重新处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为了逃避斗争，腐蚀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李井泉曾“指示”有关部门：“不要为几斤粮、几块钱扭到书记要，需要解决的宣传车、交通工具、印刷宣传品，都可以放宽些。”并要阎秀峰从西南局节余的经费中拿出一笔钱来用作文化大革命费用。从此，反革命经济主义就在成都泛滥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李井泉召开西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他的检讨稿子。这个老狐狸企图在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还未传达下去之前就进行检讨，以便欺骗群众，蒙混过关。会上，有人提出邓小平在西南的根子很深，要好好挖，李井泉没有表示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革命师生又一次斗争了李井泉。当晚被扭至成都地质学院，同去的有李大章、程子华。阎秀峰担心其主子出问题，深夜跑去看望。李井泉对阎说：“西南局的工作你来主持一下”。当晚，刘文珍、周颐等向中央写了李井泉被斗的假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革命师生继续斗争李井泉，会上达成十三日开检讨大会的协议。李井泉在会上的签字是：“十三日检讨大会由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后勤工作由我们西南局、省市委负责，治安工作由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出了问题由西南局、省市委负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李井泉在成电红旗等组织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作检讨。检讨没有触及任何实质问题，很不象样，但却被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量印发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学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晚，李井泉给陶铸打电话谈十三日大会问题。陶接电话后问：“你已经出去了四次，身体能不能支持得了?如果支持不了，就不要去了。”李答：“我还是要去。这个会很重要，有二十多万人参加，去了以后看看情况再说”。陶说：“如果学生再纠缠你，你给我们说一下，由中央给他们发一个电报。”李说：“还是要去，这一次出去后就不再出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李井泉策划了一系列会议，为控制十三日的大会作了周密的准备。
在西南局书记处会议上，确定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阎秀峰、刘植岩、廖井丹、刘文珍、周颐出席十三日大会(刘植岩因病未去)，程子华任幕后指挥，如李井泉、李大章等被革命群众扭走，就由程子华主持西南局工作。
在程子华主持下，召开了有省、市公安厅局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决定调配大批公安人员，控制会场保护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的安全。
对十三日大会作了预测，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保护李井泉逃出会场作了周密的安排。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李井泉等按时出席了大会，程子华带领大批人马坐镇市人委办公室，通过事先架通的电话、报话机和秘密公安人员，掌握大会动态，伺机采取措施，并随时向陶铸报告李井泉的情况。
井岗山野战军川大纵队、北地东方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的战士，识破了李井泉急于检讨过关的阴谋，造了大会的反，李井泉被公安人员连抢带扯塞进小汽车逃走。
当晚，又用西南局、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李井泉被斗的假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李井泉惊魂稍定，就又使出毒计，用西南局、省、市委名义发表了所谓“我们对十三日大会的几点看法”，拉一派打一派，制造了群众斗群众的严重局面。北地东方红同学和他们的宣传车被围斗达数日之久。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彭德怀写信给李井泉、廖志高，对他们参加十三日大会，抛出假检讨，表示满意和支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李井泉找西南局书记处几个人开会，策划“请假养病”问题。程子华、阎秀峰建议李井泉离开成都，到外地休养。会后，由阎秀峰亲自起草向中央的假报告，谎报李井泉血管硬化，高血压加剧，骗得中央批准治病。同时，对群众大肆散布：李井泉在十三日大会上“休克”，病情很重，已住院休养。从此，李井泉就退居幕后指挥。在这次会上，李井泉再次指定程子华主持西南局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各地管工业的干部也出席了这个会)，林彪同志点名说：李井泉是大黑帮，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李井泉最阴险，一句真话都没有向党讲过。同他最亲密的，如邓小平、罗瑞卿、贺龙、杨尚昆，都是些大黑邦。李井泉长期以来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四大干将之一。西南局经委主任李斌(已畏罪自杀)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向程子华汇报后，封锁了林彪同志的指示，根本没有向下传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李井泉给廖志高下达三点黑指示：(1)工人起来闹革命了，我感到工人与学生不同，要做好工人的工作；(2)要挤走北京三司，要给他们留点面子，使他们好下台，硬下去是不行的，不然他们不肯走；(2)要作好红卫兵××××的工作，争取团结他们。这三点黑指示，成了李井泉退居幕后后，他的一小撮同伙一直遵循的镇压四川文化大革命的的方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李井泉打电话给四川省委，如廖志高不在，就由赵苍壁出来主持省委的工作，支撑摇摇欲坠的李家王朝。
为了配合机关和社会上对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的大批判，我们编辑整理了这分《惊心动魄的斗争——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活动大事记》，供同志们参考。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资料不足，时间仓促，这份大事记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现在把它发表出来，一方面希望对当前开展的革命大批判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希望能听取更多革命同志的意见，以便修订、补充。关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后的材料，我们将继续编印发表。
来源：《新西南》，第3、4期合刊，1967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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