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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关于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有关问题给中央、省、市革筹组的再次汇报

日期:1968-4-20 作者:[待确定]

[按: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时的讲话中,周恩来说:“重庆去年把李井泉搞去,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并批评四川的领导人:“十条贯彻不够,你们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贯彻不够,没有把握住这个主要斗争方向,你们在党委会上的发言都没有讲。”“你们在党委会上的发言,都没有把握大方向。反刘、张的材料,很多都是从李井泉那里搞来的,实际上是替李井泉翻案。”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不得不向中央写出汇报,委婉地进行申辩。这个材料中所列举的一系列史实,为研究那段历史留存了宝贵的资料。]

敬爱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张国华政委、梁兴初司令员、刘结挺副政委、张西挺同志,蓝亦农政委、白斌副军长、唐兴盛司令员: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八·一五革命小将,与全市、全川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与土皇帝李井泉及其同伙作了殊死的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曾经冲破重重阻力,将李井泉及其同伙的罪行和山城八·一五革命派及其他革命派与李井泉及其死党的斗争情况,多次如实的向中央首长(后来向省革筹组)作过汇报,不知首长收到否。现将有关揪斗土皇帝李井泉的情况再一次向中央首长、省、市革筹组作如下汇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团决定“杀向成都去,活捉李井泉”,派出《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和大西南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会师成都,直捣李家王朝。十一月十三日,揪斗了土皇帝李井泉。可是,狡猾多端的李井泉在“一一·一三”大会后狼狈逃窜。

紧接着,我《重庆大学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于一月上旬发出捉拿李井泉的通缉令。我们的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的支持。一月十五日西南局办公厅造反派冯玉珊同志告诉我们纵队说:李井泉在上海,中央有电报来,要李井泉向西南人民作检查。于是,《赴蓉纵队》当即派出三位红卫兵,与西南局办公厅造反派何绵沫、周仁佑同志,并向西南局建委造反派借了程子华及秘书(据群众揭发程子华知道李井泉在上海的住址)于一月十七日起飞到上海。

到上海后找了韩哲一(原华东局书记),拿出中央电报,向他要人,并严正指出:你们窝藏李井泉,西南一亿人民决不会饶恕你们。在此种情况下,韩不得不说:李井泉在这儿,住在瑞金街招待所。我们连夜在上海公安造反派协助下,于十八日晨八点抓住了李井泉,当天下午乘飞机押回了成都。

当时鉴于成都红成、八·二六内战打得厉害,于是同西南局造反派商量先暂时把李井泉押往重庆批判斗争。一月十九日一早将李井泉押回重庆,交给了重大“打倒李井泉战斗队”审讯斗争。

把李井泉押回重庆后,我们及时地向全市革命造反派公布了这一消息并积极筹备斗争李井泉大会。在这期间,我团“打倒李井泉战斗队”曾若干次提审和进行斗争,提审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反分子李井泉与彭真的黑关系;

二、三反分子李井泉与贺龙的黑关系;

三、三反分子李井泉与黑市委勾结,策划重庆“八·二八”政治迫害案件;

四、三反分子李井泉与黑市委勾结,策划“九·三”、“九·四”政治事件内幕;

六七年二月上旬,筹备成立革联会,于是我们把李井泉交给革联会管理。革联会筹备已定,很早就出海报,决定二月十二日召开成立大会并斗争李井泉。由于反到底(当时叫“联络站”)无理冲击并抢占会场,使大会决定延期到十九日进行。地点在大田湾体育场。但二月十九日,反到底借批判周家喻(我团勤务员,无线电系三年级学生)右倾为名,两次强占会场。重庆革联会为了顾全大局,当即把斗争地点改在珊瑚坝,召开了空前浩大的六十万人参加的斗李大会。

二月二十六日,在贵州省革委会主持斗争三反分子李井泉的大会上,我团代表不仅参加了斗争李井泉大会的筹备工作,而且在大会上愤怒揭发和控诉三反分子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继贵州革委会斗争李井泉后,重庆革联会又在四月十六日、四月二十五日斗争了李井泉。我们不但对李井泉进行了大会斗争,而且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打倒李井泉战斗队”,在发动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干部揭发批判李井泉的基础上,我队对李井泉在二月十一日至四月十六日提审了有关:(一)三反分子李井泉迫害革命干部刘结挺问题;(二)有关阎红彦(原云南省委书记)自杀问题;(三)三反分子李井泉与邓小平的黑关系;(四)三反分子邓小平、陶铸、李井泉合伙包庇三反分子任白戈的问题;(五)三反分子李井泉包庇走资派邓垦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揭发西南的土皇帝李井泉的罪行,该队对李井泉的秘书以及知情人士作了多次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揭发了李井泉一些反党内幕,通过大量工作,李井泉的秘书黎本初,由守口如瓶到开始揭发了李井泉与邓、贺、陶、彭的一些黑关系。

我团《打倒李井泉战斗队》还派出了很多支队到全国各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如到渡口调查三反分子李井泉搞“工变兵”的内幕;到晋绥调查三反分子李井泉的反动历史;到成都调查一封从杭州寄给李井泉出谋策划政变的信件……

与此同时,重庆市革联会、我团积极地支持和协助多起来自北京、云南、武汉、贵州、太原、成都的革命造反派提审和斗争了三反分子李井泉。

对于三反分子李井泉在重庆和贵阳的情况,曾多次向总理和伯达同志汇报过。

以上材料请首长审阅。

附件

一、关于三反分子李井泉是怎样被我们抓回重庆的(见主件);

二、关于三反分子李井泉在重庆和贵州的情况(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四月二十六日)

三反分子李井泉是一月十九日晚十二点半左右押送到重庆大学来的。到四月十九日共有三个月的时间(其中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一日在贵阳),我们把这段时期内管押三反分子李井泉的情况作一汇报:

一月十九日晚十二点半押到重庆后我们立即勒令李写检查作交待。

一月二十日——一月三十一日交待“我与彭真关系的检查”。

二月一日——二月八日交待“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革命中错误的检查”。

二月九日——二月十日交待“我与贺龙的关系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检查”。

二月十一日——二月十三日继续检查交待。

二月十三日——二月二十七(注:疑为“十七”之误)日交待“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革命中错误的检查”的“我再补充检查下面十个问题中的错误”,“再补充交待以下几个材料”。

二月十八日——二月十九日交革联会主持斗争。

二月二十日继续交待。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至三月一日由贵州省革委会、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将李揪到贵阳进行批判斗争。

三月二日——三月三日继续交待“我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交待”。

三月四日继续检查交待。

三月五日——三月八日交待“关于我和邓小平关系的交待”及其“补充两个材料”。

三月九日——三月十一日交待“关于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陶铸联系的检查”。

三月十二日——三月二十三日交待“关于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以前所犯错误的第二次检查”。

三月二十四——三月二十七日交待“关于刘结挺问题的回忆”(注:我团赴宜宾游击队因为刘、张翻案,需要李井泉迫害革命干部刘、张的材料,而勒令李井泉写的)。

三月二十八日——四月二日交待“关于任白戈问题的回忆检查”。

四月三日——四月八日交待“关于贵州社教中问题回忆的检查”。(其中包括云南省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同志和武汉市委机关的同志对李井泉的审问时间,并索取走了记录稿。)

四月九日——四月十三日交待“关于我对自己错误认识的转变过程的检查”。

四月十六日重庆市革联会召开举行了“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彻底批判黑修养群众大会”,并把李井泉揪出来斗争示众。

四月十八日——四月二十六日交待“关于肖泽宽问题的回忆检查”,“关于李止舟、廖伯康一些问题的回忆材料”,“关于重庆合省后,几个主要时期工作的初步看法”,四月二十五日在重大斗争了三反分子李井泉。

四月二十六日被红卫兵成都部队揪回成都。

三反分子李井泉被我八·一五押回重庆,随行医生周××向我们谈了李井泉全身血管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并怀疑有肝癌。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李井泉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土皇帝,必须迅速地向西南人民老实交待,必须勒令他立即写出认罪书。

二月初,李的随行医生周××被省医院造反派叫了回去。李的秘书王夫合,经过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揭发了李的一些问题,他要求回省委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王于二月十一日离渝返回成都。李的警卫员于德荣一再要求回省委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考虑到他要管李井泉的生活,把他留了下来。李井泉被揪到贵州去后,于德荣返成都去了。李井泉的另一个秘书黎本初是二月五日来重大,初来时,我们是把他和李井泉分离开住的,叫黎揭发李井泉,直到二月十九在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前两天才把黎叫来整理李井泉的交待。三月三十一日因黎的爱人来信说其母病危,才准黎回成都一趟(时间六天),可是黎一去不回。

三、三反分子李井泉押回重庆后我们是怎样向中央首长汇报的:

1、给总理、伯达同志八次信的情况

我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六七年二月五日至四月八日给总理、伯达同志邮过八次关于三反分子李井泉的检查材料和信件,具体时间如下:

二月五日“我和彭真关系的检查”。

二月十三日“我和贺龙关系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检查”、“我在重庆文化革命中犯错误的检查”。

二月二十四日“我再补充检查下面十个问题中的错误”、“再补充交待以下几个材料”。

三月四日“我在贵州文化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三月八日“我和邓小平关系的检查”。

三月十二日“我和陶铸在文化革命中联系的检查”。

三月二十六日“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以前所犯错误的第二次检查”。

四月八日“在贵州社教中问题的检查”。

2、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办公厅周益容同志的汇报。

三月二十五日晚一点左右,我们向中央挂了电话,开始挂总理办公室找他的秘书周××,没找到,又挂总理值班室,又没有人,最后挂中央办公厅挂通了,我们向周益容(女)(听音)汇报请示了以下几件事:

1、从重庆寄来的李井泉的四次材料收到没有。

2、李井泉这次写了一个在文化革命中和文化革命前所犯错误的检查,这是一个总的检查,他准备作为一个书面检查稿,拿到西南三省批判,行否?

3、身体情况。

4、前一阶段成都和昆明有人提三反分子李井泉去斗争,当时贵州革委会、重庆革联会、我团都考虑到这两个地方革命大联合没有形成,两派争抢不好办,现在是不是回成都、西南局检查,怎么办好,我们很想得到中央的指示。周同志讲:“我把情况尽快向负责同志反映,及时地答复你们。”但我们一直未得到她的答复。

5、重庆革联会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左右给全军文革发了一个电报,向中央请示,三反分子李井泉现应交到什么地方,但未得到回答。

6、贵州革委会斗争三反分子李井泉前向中央请示的情况。

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团派了三人同贵州革委会来渝的同志把三反分子李井泉押到了贵州,在贵阳期间,批斗李井泉的一切事情均由贵州省革委会处理。贵州在斗三反分子李井泉前,请示了中央,袁昌富(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负责人)对袁守经等三位同志(系我团战士)说:他们由军区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斗争三反分子李井泉,但说斗争时不能挂黑牌、戴高帽子。二月二十六日贵阳斗争了三反分子李井泉,当时我们一再要把三反分子李井泉放在贵州,让贵州人民进一步批判斗争,但贵州方面说最好把李井泉放在重庆,你们八·一五了解的材料多,更好深入批判斗争。

四、我们对全国各地造反派批判李井泉的支持。

在六七年一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九日,三反分子李井泉关押在重庆期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一日在贵阳)我们还积极支持和协助了多起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提审斗争三反分子李井泉。情况如下:

1、成都“六五”厂革命造反派于二月初来了解三反分子李井泉和朱德的关系问题。

2、江津专区“专攻崔大田指挥部”张光荣等同志来提审关于六六年陶铸为啥把崔大田调中宣部一事的问题。

3、云南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吴云、官自明等同志来提审阎红彦的有关情况及云南省委干部等问题。

4、武汉市委造反派马海洲同志于四月六日来提审有关邓垦问题。

5、四月十一日中央统战民委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委介绍蒙绍秋、陆朝彦来提审李井泉有关陈林问题。

6、泸州化工厂革命造反派来提审有关李井泉、薄一波、李唐基一九六五年到该厂的情况。

7、四月二十日山西太原武侠二同志通过李井泉了解情况。

8、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览筹备组、重庆造纸厂八·一五战斗团、二七战斗团于二月二十一日揪李井泉出来照了百丑图。

9、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前哨”战斗队张祖祥同志来提审有关李井泉的枪支问题。

10、重庆市监委造反派来提审有关干部问题。

11、重庆市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来提审李井泉扣压冀文广(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信一事。

12、红卫兵成都部队于四月初来提审李井泉。

1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来两位同志了解李井泉和贺龙的关系。

14、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渝五一〇支队陈富奇等同志来了解李井泉的情况。

15、贵州省革委会、贵州无产阶级造反总指挥部袁昌福(注:前面写作袁昌富,此处写作袁昌福,原文如此)同志于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将李井泉提到贵州进行斗争。

五、关于程子华与总理办公室以及重大八·一五同学通话情况。

第一次电话:一月十九日下午

程子华拟稿,向总理办公室孙××汇报,汇报的内容大意是:重大的同学带他到上海把李井泉抓回成都了。

第二次电话:一月二十日上午九点

总理办公室一位姓赵的同志来电话向程子华传达总理的指示:迅速调查李井泉的下落,如找不到下落以程子华是问。

十点,程子华到川大重大八·一五联络站找到伍德辉同学,把总理指示原话告诉了伍,伍德辉说:李井泉现在在重大。十八日晚李井泉住在川大的“重大八·一五联络站”,十九日早晨离蓉,十九日晚住内江地委,二十日到重大。

第三次电话:二十日下午四点

挂电话总理办公室赵××接的,汇报内容:十八日晚李井泉住在川大的“重大八·一五纵队”,十九日早上由重大八·一五负责带往重庆,同行的有李井泉的秘书、警卫、大夫各一人及西南局造反组织一人。十九日晚住内江,二十日到重庆,具体住址另报。

第四次电话:一月二十日晚一点

向总理办公室汇报:李井泉于二十日晚十二点到达重庆,现住重大,勒令他在重大写检查交待。

第五次电话:二十二日晚

向中央总理的秘书周××汇报:李井泉现仍住在重大。近两天外地同学去重大八·一五联络站问李井泉的情况,八·一五的同学如实告之。在等待总理指示,如总理没有意见,他们将与有关组织商量,安排斗争大会。

至于谈到“斗争李井泉要经过总理批准”,纯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根据的乱说。我们根本没有这样讲过。对李井泉的问题,我们根据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时总理办公室一位姓赵的同志来电话向程子华转达总理指示:迅速调查李井泉的下落,如找不到下落,以程子华是问。由此我们知道中央非常重视。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我团“打倒李井泉战斗队”商量后,认为对外地革命造反派揪斗三反分子李井泉,我们坚决支持,但最好给中央讲一下,使中央随时知道李井泉在什么地方,以及他的活动情况。

六、关于反到底诬蔑我们“盗用中央名义,伪造电报”到上海抓李井泉一事的真相

六七年一月五日西南局孙纪淮从北京打电话给西南局办公厅说:中央最近有一个电报:中央对李井泉来北京治病问题作了研究,可不来北京,要定期向群众作检查,如半月或更长一点。当时西南局办公厅王同臻决定打印出来。事后,中央来的正式电报没有“更长一点”一句,群众认为王篡改电报,保李井泉。现已搞清王同臻是根据当时在北京的孙纪淮听总理秘书讲的,孙的电话稿上确有“更长一点”一句。

反到底诬蔑我们“伪造中央名义,盗用电报”到上海抓李井泉是毫无根据的。是受阶级敌人利用,对我战斗团进行恶意中伤。我团是在与三反分子李井泉作长期殊死斗争中冲杀出来的,他们的诬蔑是别有用心的对革命群众组织的否定。是右倾翻案风的一种表现。

七、关于三反分子李井泉制定“八字方针”(团结、教育、争取、转化)的黑会一事的真相。

据西南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向国灵六七年二月十三日揭发三反分子李井泉指使三反分子燕汉民在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晚,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委主持召开了制定对付八·一五的“八字方针”大黑会一事的真相。

参加这次黑会的只有八人(包括燕汉民在内):

1、燕汉民(原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

2、冯亚先(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

3、夏鸿祥(原重庆市委国防政治部副主任)

4、陈××(原重庆市委国防政治部秘书)

5、刘星照(原重庆市公安局二处处长)

6、张斌武(原重庆大学党委委员)

7、胡真(原重庆大学保卫科长)

8、向国灵(原西南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

由这八人组成研究八·一五小组,燕汉民任组长,专门对付我八·一五。

(此件原发表于重大八一五的《8.15战报》第61期,1968年4月20日出版,转载于重庆八·一五工总部《重庆工人》编辑部主办《重庆工人》,1968年5月6日,第九期。王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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