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10-0 作者：张志新
张志新* 这一组材料一共六篇，是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年一月张志新同志在沈阳管教所写的。文中提到的“报告”或“政治报告”均系指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
（一）关于所谓刘少奇“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后，中央两报一刊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了题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的社论。文中指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随后具体地指出：“抗日战争开始，刘少奇和王明一起，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妄图帮助蒋介石反动派扑灭共产党和解放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认为上述论断是违反历史真实的，不仅如此，在客观上还起了攻击了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侮辱了她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用。根据是：
（1）抗日战争开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党内是有过斗争及分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关系着民族存亡、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全国各阶级、阶层成员，都必然地会反映出他们自己的立场和 观点。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和一切阶级敌人的有力斗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势在必行后，能不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实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必须承认的前提。那么刘少奇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站在哪一边呢？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发表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作了明确的阐明，他在批判那种在统一战线中，反对保存党和阶级的独立性、反对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时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不通。……”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所指“刘少奇和王明一起，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一“罪行”不能成立。也可以说是根本不存在。
（2）也许会遭到反驳，社论不是已经指出：“他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吗？我的回答：这仅仅可认为是一种可能性。若是采取认真慎重的严肃态度，那就需进行些必要的查证。不过不能不坦率地提出，由于报刊过去工作中的实用主义作风和一些问题，我有些不敢太轻易相信，尤其是在毛主席著作中已有明确论证的情况下，对报刊就不能不采取批判接受的态度。说它实用主义，并不是信口开河。如果没有记错，报刊的发表过陈显宁的文章（对此人应作何评价暂不评说，如果这纯属记忆上的错误，此例可收回）；还曾发表过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本身批评的社论《抓军内一小撮》。批判地接受、独立思考的原则，当然不仅仅是由于报刊曾出现过问题，这是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开始学习运用的原则。也许又会指责说：“你曾‘疯狂怀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一下子变成毛泽东思想、四卷的信徒和崇拜者呢？”我是引证了四卷，是选用了文革中的论述，这与实用主义者的立场无共同之处。我之所以相信四卷也非盲目接受，四卷是毛泽东思想天才的体现，也是党的、革命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对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的信赖绝非盲目崇拜。凡是感到不理解的，敢于提出怀疑和异议，这也是毛主席教导中所容许的，不属攻击反对。如果这被认为是自我标榜，可算作白说。也许还能提出辩驳：“过去刘少奇的反革命身份、历史没被揭露，今天就需对他的历史活动作重新判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条理由倒体现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原则。不过是否考虑到另一面的客观效果呢？那就会给人们一个结论：“毛主席当时也是受蒙蔽者。刘少奇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全党无一个看穿。”对这样一个“反革命两面派，妄图帮助蒋介石反动派扑灭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人，不仅当时毫无发觉，而且在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搞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还特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政治委员这一要职，这不是为他实现“妄图帮助蒋介石反动派扑灭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阴谋计划创造了条件吗？如此逻辑，不是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在对待刘少奇这一问题上，不是又犯了组织原则和干部路线的错误吗？”在这样一条错误组织路线的空隙中，刘少奇如果真是“妄图帮助蒋介石反动派扑灭共产党和解放区”，那么在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中，他又进行了哪些反革命勾当呢？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疑问多端。我想事情不会这样。冷静一点就不能不感到这样的辩论实属无需。但报刊所提出的问题，确实不能不使人产生疑虑。不然的话，就只能盲目信从，或永不理解。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这个历史阶段中犯没犯过路线性错误，这已成历史，它是不会以某个个人意志所能增减、改变的。马列主义者，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只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去看待和吸取党在路线斗争历史中的经验。如果颠倒了的历史需要颠倒过来的话，那也绝不是可以以主观意愿去歪曲篡改，或者人为地去编造某某人是错误路线的罪魁。
（二）关于所谓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妄图断送中国革命”的问题
报告指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刘少奇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刘少奇要把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
关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议会斗争、改编八路军和新四军问题，具体情况和时间尚未搞清，但从所处历史阶段看，是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是作为讨论研究问题的个人意见，还是代表集体（党的组织）拟订的方针，还是作为当时和国民党之间处理两党关系的提案？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否已成为一条路线？和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方针政策路线之间有什么关联？如果是形成错误路线，责任应当怎么评算？对这些问题由于还未能看到权威的，历史事实的论证，难于下断言。但从党在那时对国民党采取的一些方针、政策及对革命发展形势的估计上看，很多方面和刘少奇上述观点相联，可能都出于刘少奇之前。不少问题从主张到策略都比刘少奇的那些提法（上述所指）更具体更全面。有些还是毛主席亲自书写成篇。所以轻率得出要“断送中国革命”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如：对中国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及合法斗争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提出，远在刘少奇提出前（也可能在其后，记不太准确，好在时间先后无关紧要），中央就已有这种估计和提法。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显见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已成为党在当时为实现统一、建国的一项任务和指导思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党内通知中说：“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他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可见毛泽东同志当时也是同意，并力争实现这一合作和平民主发展的新阶段的。他在同一通知中还谈到为实现这一局面在有关问题上采取的让步政策。他说：“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这一让步政策方针中明确提到缩减军队的问题，当然不应看成是断送中国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还着重针对当时一些同志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全面深刻理解党的策略思想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解释。他指出：“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关于缩减军队问题，毛主席指出：“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如果认为以这样的幅度压缩革命军队，是要断送中国革命，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不是简单的武断，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那就是恶意污蔑，有意攻击，制造混乱！
也许有人会认为，四五年的国共合作出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而未能实现，用此例说服力不强。那么就来追述一下更远一点的情况。一九三七年我们党为了实现全国抗战，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曾向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的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毛主席指出：“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毛主席还指出，当然，“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是阿Q主义和恶意的污蔑！”如果说这是断送革命，那么历史的铁证已做出了回答。倘若当时“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段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无论是抗日战争初期还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体现党在那个时期的革命政策，改编军队也好，压缩军队数量复员子弟兵也好，都不能看成是要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
关于斗争形式的转变问题。一九三七年“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党在两个政权对立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也就应随之改变，即“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变到 和平的，非法的转变到合法的”。由于这种转变，才更好地适应了革命形势的需要，促进了革命策略的实现和成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我党争取实现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整个革命策略任务中，斗争形式的转变、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任务，必然就随之提到日程。因此刘少奇所提“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是不足为奇的。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会是孤立的，是和党在当时力争两党合作，签订《双十协定》的总的革命策略直接相关联的。当然两党合作被破坏，这一斗争形式的转变也就不是客观需要，也是不能实现和成立的了。所以，如果说这种对形势估计和策略措施是右倾的，危害革命的，那就不仅仅是某个个人的问题，应作为整个革命和党在那段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很好地加以总结，为以后革命所吸取。不能把问题归结为刘少奇一人，或武断地认为是刘少奇在妄图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更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这个又当成一条罪状而纳入“长期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中。从当时历史事实看，毛主席是完全同意并亲自实行两党合作方针，并明确提出退让的具体政策、办法及斗争方式的转变……等。他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及《关于重庆谈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文献，都足以为证。
（三）关于所谓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论，“妄图发展资本主义”问题
《政治报告》说：“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另外，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文中指出：“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很快跑到天津，同资产阶级打得火热，大肆叫嚣中国资本家‘太少’，工人阶级‘不可靠’，主张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认为在上述问题中要弄清是和非，只能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也就是应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去剖析问题的实质。首先应该搞清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前后，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看，生产力到底是先进的发达的，还是落后的；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是否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成分中，资本主义到底是太多呢，还是太少；在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下，资本主义工业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是否允许发展；这种存在和发展对我国经济，对无产阶级长远利益是有害的还是有利的；这种发展（即在利用、限制、改造前提下的发展）能否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允许存在和发展是否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问题上，毛主席是怎样论述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是否和毛主席的论述相对抗。如果是相对抗的，那么纳入路线斗争的这个罪状就成立， 就无可辩驳。如果讲话精神和毛主席思想一致，那么应如何解释？只能被否定。在我看来，事情正是后者。因此，它构不成路线斗争的罪状，而且本身揭示了令人难解的情况。列宁在论《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科学的进化的，它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虑。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报告起草者，为什么要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加以歪曲，而且在已经断章取义的情况下，挖空心思地又在前而加上所欲加的形容词，从而得出预想的结论，欲加的罪名。按照马克思的教导，“真理是由争论确定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逐个地把问题摊开来看一看，就不难得出应有的结论。
（1）关于中国生产力状况及资本主义多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早有论述。他在一九四五年所著《论联合政府》小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同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毛主席这段论述不是清楚地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吗！资本主义太少，当然资本家也就‘太少’。反过来看，资本家‘太少’，当然资本主义也就‘太少’了。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不出刘少奇是如何攻击、反对毛主席的。至于资本主义会不会得到发展的问题，上述论断不是也十分清楚地指出，只是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才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采取转弯抹角的手法嘛！共产党人根根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公开明确地指出要给予资本主义发展的便利，而不会让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空谈和欺骗，迷惑我们的头脑的。
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的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也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份，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象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凡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学说的人，他就能分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之间的区别；凡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人，正视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社会经济现状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社会经济是十分落后的，资本主义是不发达的、很软弱的，称之为“青年时代”也无甚不可。这种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是应该也需要使它得到存在和发展的方便。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都作了较具体的阐述。
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在一九三九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由此可见，不敢正视这一必然现象，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不是“左”倾机会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不是很明显吗！这里需要指明和不容混淆的是，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有限制地发展，是否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完全是两个问题。正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重要的是有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权，就一定可以保证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是否就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允许资本主义思想发展，这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这一问题一九四一年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早已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份，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事情已经十分清楚，无需再加重复。至于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到底对谁有利的问题，从上述引文中已不难得出结论。“剥削有功”这一说法是否算最理想的表达，那倒不一定，但就其实质看，不是什么原则性错误。因为这句话是有其前提的。记得原话是：“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大批判材料）。我所指的前提就是“今天”这两个字，它指的是在革命胜利，共产党、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今天”，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发展资本主义，是对国计民生有利。从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来看，所谓“有功”，其含义就更明确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曾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不仅尊重历史而且推动历史的发展。它分析观察判断一个问题，不允许只看表面现象不顾本质；不允许只重局部不观全局，丢弃了联系；不允许孤立静止地不看变化发展；更不允许以形而上学惯用的手法，抓住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果允许这种逻辑存在，并认为合法，那末马列主义的师祖恩格斯也需要打翻在地了，因为他曾这样教导过：“文明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按照这种逻辑也可认为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谬误，因为它把人类最残酷的压榨剥削，最野蛮的超经济剥削的奴隶制度，还看成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过，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逻辑也并不稀奇，将真理无限夸张可以成为谬误，何况在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者笔下，当然难于寻得客观真理。
令人遗憾的是，在作为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文献“九大报告”中，竟出现这类奇谈怪论。这种不顾事实的任意歪曲怎能使人心服。如，将刘少奇在天津讲话，摘取了“大发展”后，在前边加上了“无限制地”这一副词，于是得出了“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结论。如果把“无限制地”这一副词再换一下，例如什么“可以允许资本主义国家投资合营”……等等，那不是可以结论为“里通外国，妄图把中国拉回半殖民地道路”的更为严重的罪行吗？这种做法当然不是首创。一九六八年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两报一刊的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文就曾采用过这种方法，在“不可靠”这一极简单的摘引前，加上主词“工人阶级”，于是得出要“依靠资产阶级”的罪名。那么，如果在“不可靠”前面加上“共产党”的话，那不是可以得出“要依靠国民党、帝修反”的罪名吗？也许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充分展开，去揭发刘少奇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全部证据确凿的罪行。但愿事情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少为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担心了；就会相信将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从刘少奇充当了“叛徒、内奸、工贼”后，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全部的、证据确凿的、令人信服的、真实的历史罪证。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两报一刊社论、九大《政治报告》都曾指出“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拼死的斗争’。”但至今尚未看到在各大历史关头中详细的较完全的材料（除已公开的有如上述状态的材料外），作为想早日完全弄清党内这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普通共产党员来说，不能不感到遗憾和焦急不安。综上所述，作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罪状之一的妄图发展资本主义，是无根据的，指出的那些具体问题和毛主席的论述不相违背。因此，说它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无法成立。那么为什么要人为地列入和制造两条路线斗争，实属难解。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模范地遵守、执行党的组织原则，这是时刻也不能违反的。我们对自己的言行是要负责的。正因为是政治斗争、是党内路线斗争，不能随意妄动。因此，我对党的有关会议上所作的决议，通过的报告，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虽有不同看法，有异议，并没有自由主义地乱说乱动，到处散布，而是在（运动中）规定的组织形式中表达阐明。我遵照了新的党章规定的原则：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不是我们心目中没有党，没有党的纪律和原则。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使我们失去了党组织生活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愿意离开党的具体领导，而是硬性地，人为地被取消。尽管批判了“驯服工具论”，但夺不走一个党员对党的信赖和党对她的教导。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面前坚持正确原则，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行为作斗争。遵照这个教导，在路线斗争中就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立场。言之无据，违反历史真实的东西就应予以戳穿揭露。在大批狠斗“驯服工具论”时，不是曾经指出：“宁愿政治上犯错误，也要组织上不犯错误”，“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服从党，遵重党组织的绝对性上”是极端错误的吗！今天我们照之做了，结果又得到了新罪名，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等等。那么，“驯服工具论”何时该反，何时不该反，对谁能反，对谁又不能反呢？在不恢复党组织生活的状况下，党员又该怎么主宰自己行动才算符合组织原则呢？老实说，虽然左反右反“驯服”，但是我们知道，“驯服工具”一说要一分为二。一个党员可为党的事业献出一切，对真理、主义完全可驯服，党本身就是个工具，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所以我仍然还没做到完全彻底地不驯服。尽管已经感到问题大量存在，但始终未乱说乱动。至今仍然是“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心中仍未忘，这几次会不管怎样，但还是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思想上还是处于驯服状态。当然驯服的同时也产生疑问，为什么在那么重大的问题上，毛主席却自己否定了自己过去根据历史事实所作的论断（如对刘少奇的评价，对他的重用委任……等等）？是有什么心不出己的特殊情况，还是过去确实受了刘少奇“两面派”蒙蔽？如果是后者，就应把真实情况全部揭出，让全体党员、干部、革命群众把问题弄清，这样才合乎主席“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指示精神。但是时至如今，没有一个充分说明历史真实情况的材料。综上所述，我没有错，没有违背组织原则，没破坏党的纪律，只是违背了一点“驯服工具论”。
（四）关于一九三九年出版和一九六二年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报告指出：“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从《修养》出版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是处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发表了合作宣言。起初两年国民党在抗日方面是比较努力的（当然作为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是一天也没停止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我党为了团结抗日，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对国民党采取的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局面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以论述“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中心的著作，可以不去谈述向同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具体战略策略问题。这不可以说是搞唯心主义的修养和“修”成屈膝投降的奴才。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关战略策略，党随时有发表的文件；此间毛主席也发表了不少著作，都是谈论抗日战争的有关任务、方针、政策、战略策略问题。战争在进行中，矛盾在发展变化中。这些都会使得革命在不同时期要根据变化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作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其自己的侧重面。从党的整个宣传看，也应各有其分工，不是都开百货商店，要各自去拉主顾揽生意。既然自一九三七年始，陆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专题论述了抗日和对国民党斗争的策略等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可以不谈述这些。如果对一个作品、一篇文章、一个报告，都面面俱到地去要求，既要谈本题，又要谈战争，还要讲和当时及未来的国内外敌人作斗争……等等，实际是办不到的。至于哪个作品，哪篇文章，哪一个报告有错误，有缺点，有问题，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能否武断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唯心主义，是引导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投降的奴才呢？如非要这样论断，一定会有根据。那么，从这作品发表以来，中毒投降成了奴才的，究竟有多少人呢？记得从抗战以来不少历史阶段党在组织发展建设过程中，都曾把这一作品当成培养新党员，教育老党员的读物之一。在这么长的期间内竟没有一个同志发现这些“严重问题”吗？一般党员就不消说了，党的核心司令部也未曾有人提出过批评指责，从来也未听说毛主席提及有关此书的问题。
至于所谓该书“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指责也是十分错误的（过去写过材料不重复）。一九六二年再版时，特地删去了引言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这一提法问题，引文的取舍是根据作者论述自己观点的需要。既然引用列宁的关于阶级斗争学说，就说明作者是讲述阶级斗争；而在列宁的这段引文中着重说明了资产阶级反抗的特点，及形成这一特点的国内外诸因素。是否可结论为“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呢（没有原作难于断述）？！
一个作品即或是专题谈论政权问题，也可以根据论述中心需要，不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问题。不能单单从谈或没谈，去武断作者是否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例如毛主席在他的著作《论联合政府》中，讲到革命一般纲领时，论述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塞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在这段论述里，毛主席即使没指出革命最高纲领问题，也没回答所谓“得势”后，即取得政权后，要不要不断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革命的历史必然趋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问题），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这一著作中是讲的联合政府的诸多问题，是讲一般纲领问题，是为扫除建立联合政府的一切思想上、政治上……等等方面不必要的障碍。因此，在已经涉及或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也没有必要大谈特谈。如果不作这种理解，想另寻逻辑，不是也可以得出各样的谬论吗！另外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都没有集中地论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当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讲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时指出：“……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这里毛主席虽然把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只作为一种可能性来估计，但不能从片面上去理解，否则也就又会导致我们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前途不明确、不肯定的错误分析、理解。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讲话，最后口号中曾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万岁”，这绝不意味什么“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政权制度万岁”，更不能允许得出要了这个万岁，就是不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或别的什么的奇谈怪论。
（五）对刘少奇历史罪证和定案的疑问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曾经提出过疑问，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不再重复。仅就一些质疑列述于下，以求得解答或批判。
（1）关于刘少奇历史上充当过“叛徒、内奸、工贼”问题，早在中央审查定案之前，在江青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地肯定地指出了，同时还点了王光美的名，说王是“特务”。这一案件可谓不小，是国家特案，党内的特案、大案。在通常情况下，按照党和国家的纪律原则，在未经审查批准定案前是不允许某个人随便地公布的。这会对整个案件不利的。但在事实上却与此相反，江青迫不及待地早在定案审查批准前就公布于众，这是什么原则呢？至于王光美的问题，至今没向广大群众宣布定案材料，此种情况难于解释。
（2）所谓在刘少奇定案材料中谈到“叛徒、工贼”罪状时，除列举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外，还曾提到刘少奇曾担任国 民党某职务（详细情况没记准确，手头没有审查定案文件难于确切引述，如属于记忆错误，此例作罢），若据此定罪就不合理不客观了。在大革命前有过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后的年代中也有过国共合作。在合作的年代里党采取过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共产党人担任同民党的政权机构和国民党党内职务，甚至加入国民党，都是党所允许和决议所规定的，不足为怪。单单以充当了什么职务列为罪状，没有具体罪行，立据定案就不应成立。否则有些类似状况及党内有关决定就无法解释。如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林伯渠、瞿秋白等人不仅出席了会议，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在大革命失败前孙中山执行新三民主义以来，国民党实际上是以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出现的。这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情况是不同的。即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些历史时期，国共也曾有过合作。在那些合作或对立的年代中党采取过相应政策，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或党的领导干部经过党的许可，或根据党的决议需要，去充任国民党党内的有关职务，以利革命工作的开展进行，这是无可责难的。如毛主席在一九四○年五月四日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谈到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时，指出应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又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五）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宪法和救国方针的民议机关，在原则上是许可的。因此，共产党应力争自己党员当选到大会中去，利用国民大会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可见共产党员充当国民党党员或担任一些职务，是工作需要。
从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审查报告看，刘“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已充当了叛徒、内奸、工贼”，一直隐藏于党内，并“组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键时刻都猖狂地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攻”。在有关文件论述路线斗争史时，虽也引出一些罪证，但仅就现有视野判定就有不少是违反历史真实，立之无据的。同时也和毛主席有关论述相违背，和毛主席在各历史关键时刻对刘少奇的使用、信赖、评价相抵触（不了解刘少奇履历，现仅就四卷内涉及到的历史叙述）。如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皖南事变，在这个敌我大搏斗的关键时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委任刘少奇为新四军政治委员；一九四二年国内外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在党内经过了历次路线斗争分歧后，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党号召开开展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风教育运动，掀起了党内外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从而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党在抗日战争和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去取得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开展这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斗争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批评这些非党性表现的宗派主义问题时，着重批判闹独立性的问题，指出那种个人第一主义，把个人置于党之上的恶劣行径，并在引证刘少奇的论述后，深刻地指出宗派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他说：“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农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消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① 可见当时毛主席是肯定了刘少奇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性。如果刘少奇已是“叛徒、内奸、工贼”，在施展其反革命勾当时，哪有不搞宗派不闹独立不借此以混水摸鱼搞反革命两面派勾当呢？不仅仅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二年这段历史时期，没有阴谋活动；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一文的论述中，也曾指出：“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一九四五年七大时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我们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在这样一长段历史活动中，党内没有宗派存在，党是更加团结巩固的，所以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没什么活动（或没活动开）的。因此在实际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也当然就不存在，人为地去强拉硬找，是成立不了的。如果客观上确实长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但又没有构成斗争内容的事件和实情；说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在有关重大历史关键时又没有冲突的事件和内容，相反却表现出党的“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那就是说，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不是在“猖狂地进攻”，而是在那里积极地促进或合作。不作这种解释又将如何理解呢？
①《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843、844页。
从毛主席有关著作里反映出，在党的斗争年代里，在执行、贯彻、体现党的马列主义战略策略方针上、路线上、思想上，刘少奇都作出了卓越成绩，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是党内领袖中的模范，是党中央毛主席屡加重用的领导核心成员。选集《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文可能不是毛主席著作，但主席是同意这一决议的。因为第一、这是党的六届扩大的七次委员会议通过的；第二、按照选集出版说明，凡是入选的文章都经著者校阅过，著者同意后入选的）等文中有如下内容：第一、在总结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时，决议特提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些问题上一系列正确指导思想后，还特提出在那段历史时期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正确工作路线。“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藉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①这里可看出城乡工作路线都正确时，二者间配合紧密，对整个革命进程的重大推进作用；看出当时党中央及毛主席对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肯定。第二、在谈到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思想的错误时又指出：“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 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②上述问题已经成为党的革命工作经验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范例。但创造了或体现这些经验者，却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已投敌叛党的“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分子”却创造出或说体现执行了革命的正确战略策略原则，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简直弄到令人啼笑皆非了。也许有人指责说：“九大报告，及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社论，关于党内路线斗争，是从一九三七年说起的，一九三七年以前的问题根本没涉及。”那么说一九三七年前是不存在路线斗争，也不存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如果这说法能成立，那么他从一九二五年就“叛变”，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这段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反革命分子无反革命活动不就成了空头反革命了吗！世上存在这样的反革命吗？！第三、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了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是成功时，指出“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的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由于刘少奇等同志的正确领导，晋绥解放区在一九四七年一年内完成了巨大的军事任务，支援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伟大的土改和整党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使整个晋绥地区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巩固了，对整个解放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工作是满意的，对刘少奇的工作成绩是肯定的。第四、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毛主席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中，决定“……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③即“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④
①《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9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1000—1002页。
③《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1219页。
④《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3卷，第1220页。
从上述部分历史看，在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几个重要的斗争时期，刘少奇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为党做出了成绩和贡献，得到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信赖，直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毛主席退居二线时，亲自推荐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从几次历史上的委任重要工作，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是信赖的，也是没有发觉他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或反对自己，因此不能不令人奇异，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到底存在否？何时形成？具体的、历史的真实表现究竟如何？党有责任，也应使人们完全弄清楚。为什么历史上已经由毛主席自己完全肯定了的事实，今天又去推翻，如果事实确实是被颠倒了，颠倒过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为什么在翻转时不提出足够的实据呢？这让一个普通党员依据哪一个论断为准去指导行动，才不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呢？当我们看到和听到一些不是出自毛主席口的、与毛主席原来论断相矛盾的结论和叙述，是不是应当被认为是反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如果不能简单地粗暴地这样武断的话，那么起码是可以允许提出疑问，以求得党的正确回答吧！不然就会使人无法分辨是和非，在政治斗争中裹足不前，或不知所措了。
（六）关于“篡军”问题的一些质疑
作为两个不同阶级的司令部的斗争、路线斗争，不能不自始至终地表现在对待军权问题上。按照阶级斗争规律特点来看，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则必然会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①。这个道理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懂得，“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②按说以刘少奇为首的拥有着反革命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长期对抗中，是不能不在军权这个问题上进行其阴谋活动的，但是在这方面政治报告丝毫没有提及。作为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节节战败资产阶级路线的；怎样夺得军队领导权的；又怎样运用这一强大军队夺取保持国家政权的；过程和内容不是应当全面地系统地加以总结吗！正如林×××曾指出的那样，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就靠两条：一是靠毛主席的威信，二是靠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过程、砸烂公检法、全国性夺权……等等等等，不拥有这个军队是难以办到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材料里没有任何提及和总结。也没有把有关这方面的斗争情况揭发。难道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军队这么不关心，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复辟、篡军……等反革命阴谋和活动？一个执政的党，一个“篡夺了党和国家重要职务，控制了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的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惟独忘记了军权的重要？！看来这问题也许不是报告疏忽回避，而是现实没有总结和公开提出的必要。但是作为学习和弄清路线斗争的历史，确属必不可少。因为，这是组成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①《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2卷，第511页。
②《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2卷，第510页。
从我所知，一九五九年度右倾，罢了彭德怀的官以后，林×××主持了军委工作，这可算作一次军权的转移斗争。再从历史上看，属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或一些拥护这条路线的“老右”，不少人一直担当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但在他们掌权的年代中，运用这一权力从事的都不是反革命活动，而是革命行动。从最早的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斗争，有贺龙、朱德、陈毅等等。几次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也多是由那些人具体率领，都取得了重大战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直到全部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当然这些辉煌战果的取得，不能归功于他们某些人的功劳，而是由于这些活动都是党在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全体党员的努力奋斗：是在马列主义的革命战略策略指导下；是在全体人民子弟兵勇敢坚强、英勇善战的基础上；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中取得的。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人中不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老叛徒”、“老反革命”（二月逆流干将）、“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伙和应声虫”、“老右派”、“刘少奇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成员”、是“一直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这些定性如果能成立，其理由不外乎两条：其一，尽管有的人过去在民主革命中，立过汗马功劳，但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中成了绊脚石，或堕落成反革命；其二，“本来就不是什么老革命，是反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一般地讲，这样可以说得通，但历史事实却不能在这些一般抽象结论下变更。因为这些人中不少是已被定罪为“早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就投敌叛变的叛徒”，是“刘少奇黑司令部的核心人物”。那么从一九三六年至今，他们在掌握军事大权，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搏斗中，不仅没有持权破坏革命，反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功勋，不止一次的战斗历史，确确实实地证明了，他们起了美帝、国民党反动派所不能起的，和都起不了的革命的作用。这样说也许会遭到反驳：“他们当然是早就叛了党，充当了‘叛徒’。为了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就不能不打着红旗反红旗，充当反革命两面派！”但，凡是尊重历史的人，就不会否定，从十年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样长的历史阶段里，一件坏事都不干的反革命两面派，能算反革命吗！也许这么长时间，他们只“打着红旗”，而忘记“反红旗”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个形象化的、反映阶级斗争特点的论据，对他们来说就根本不能成立了！因此，脱离开历史事实，主观唯心地用那些毫无具体内容的规律去套弄，是改变不了客观历史的。现在就把几个关键时期的历史事实摆开看一看，不难看出“刘少奇及其同伙”确实由于“疏忽”而忘记夺取军权，反而在革命进程中一直为无产阶级屡建功勋，为革命打天下，消灭了蒋介石反动派，解放了 全中国。
（1）一九四一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皖南事变，当时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同志为顾全大局，将皖南部队北移。这对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不能“争取中间派”、“孤立蒋介石”。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毛主席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他们正确地执行了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使得我们党继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教训之后，集中地总结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基本矛盾，确定了抗日战争中期，党的革命总方针和策略，和解决国内阶级矛盾的政策方针。在这个时期，以刘少奇为首的掌握着军权的“叛徒、内奸、工贼”、“右派”……没有反革命阴谋和行动。
（2）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李先念、郑位三等）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而进攻，先后向苏皖和山东解放区（领导解放军作战的当时是陈毅、粟裕、谭震林），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察冀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聂荣臻等），晋绥解放区（在哪里领导作战的是贺龙等），东北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林彪和罗荣桓等），陕甘宁解放区（在那里领导作战的是彭德怀、习仲勋），我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作战方针，经过八个月战斗，消灭敌军七十一万多人，停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使我军逐出地展开了战略性的反攻。
（3）一九四七年四月，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完成了了毛主席关于西北战役的作战方针。
（4）一九四七年七至九月，我军在体现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底止，歼敌十万余人，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根据地。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先后歼敌四万人，建立了豫陕鄂、陕南等根据地，完全孤立了敌人豫西重镇洛阳，并威逼潼关。由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以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从九月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作战，前后共歼敌十万余人，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孤立了敌人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八月下旬转入反攻；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九月初对平汉北路之敌发起攻势作战；由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紧接着全东北范围的夏季攻势之后，从九月起发起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所有以上所提到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我军进攻的总形势，使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整个解放战争形势有了根本的转变。
（5）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五个纵队先后举行了大清河北地区、清风店地区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共歼敌达五万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在许世友、谭震林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和地方武装，于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进行了胶东战役，歼敌六万三千多人，收复了十余座县城，改变了整个山东局面；一九四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华东野战军一部，先后进行了盐城、李堡等战役，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协同西北野战军一部攻克运城，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晋西南敌人被我全部肃清，临汾守敌陷于孤立。
（6）一九四八年春，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发起了春季攻势，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野战军先后进行了察南、绥东、临汾等战役，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收复了广大地区；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先后发起洛阳、宋河、宛西、宛东等战役，歼敌五万六千人，粉碎了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于谭震林等同志领导下）先后进行了胶济路西段战役和潍县战役，共歼敌八万四千余人，山东省除个别少数据点外，全部解放。
（7）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经过一九四七年五年战斗的锻炼，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广大官兵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空前提高，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转入外线作战，于四月十二日发动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陇东战役，挺进泾水渭水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于四月二十二日收复革命圣地延安。①
（8）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战役。辽沈、平津战役是林彪、罗荣桓亲自督战。淮海战役是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和由陈毅、粟裕、谭震林领导的中东野战军及当地地方部队共同进行的。为了适应淮海战役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总前委，由邓小平同志任总前书记，统一领导中原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在前委领导下，战役完全按照预定方针进行，并提前胜利结束，共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多人。此战役后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南京，陷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战役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蒋介石于一月二十一日即宣告“引退”，南京同民党统治集团从此陷入了土崩瓦解状态。
（9）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遵照此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①以上参见《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4卷，第1293、1294页。
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二野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的三野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 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按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六月，开始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
聂荣臻、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华北各兵团于四月二十四日 攻克太原。
彭德怀、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第一野战军，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后，同华北两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迫使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
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二野同贺龙、李井泉等同志领导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和一野一部，于十一月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云南、西康守敌被迫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入西南的解放军二十七日解放成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①
这些战斗诗篇形成的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但参加革命后，每当我能重温这些战斗历史，仿佛见到那些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在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里；在皖南事变有理有利有节的战斗中；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进攻的转折时刻；在三大战役组成的解放战争的新航程中；在收复革命圣地延安的喜讯声中；在看到全面大进军所体现的向全国进军的神圣命令的时候，哪一个革命者不曾想到这一切一切都是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写成。正是这些革命先辈使反动的蒋家王朝瓦解土崩。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艰苦战役中，在血腥统治的敌人心脏，是革命先辈、军事统帅、白区工作领袖、一般战士和党员，就是他们，以自己对党的无限忠心，英勇果敢，明智决断，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绘出了这可歌可泣的革命的战斗画面。在那些残酷斗争的历史年代中，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撂倒，也没有被敌人铁锁把肋骨压弯；革命胜利了，祖国解放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实践中实现。但，就在这个时刻，遭到来自党内的，来自昔日战友、同志（阶级弟兄）的突然袭击。是谁？又根据什么作出了与事实相背离的武断（诬陷）？掀起了突然袭击的十二级大旋风。令人弄不明白的是，如果他们是早已投敌的“叛徒”，为什么在上述阶级搏斗的关键时刻，却为革命立了功？如果他们早就是与党与革命事业势不两立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什么在上述阶级搏斗的关键时刻，不为资产阶级及其主了蒋介石效忠？如果他们是披了画皮的反革命两面派，为什么掩盖得如此天衣无缝？时至今日，还没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抓住破绽、漏洞。在这样长的历史战斗航程中，他们不仅仅蒙蔽了同辈，而且欺骗蒙蔽了全党，直至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这些问题绝不是因为钻牛角尖才形成。如果说这样提问是无理取闹、反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只好作这样的“正确”理解和认识：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一群特殊的“叛徒”，特殊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特殊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执行的也是一条特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他们这群特殊人物所组成的，也是一个特殊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形成的时间，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难于明确肯定的特殊时间；这条路线在篡军问题上的阴谋活动内容，是由一个完全捉摸不到的一些特殊的内容所构成。可是天晓得，形成这样“特殊”，即或无人追问，历史能否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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