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10-0 作者：张志新
张志新* 本文是张志新同志在狱中所写的“交代材料”。
我认为当前我国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从“五一六”通知以来，所贯彻体现的系列方针、政策，都是一九五九年那种“左”倾政治路线错误的继续、扩大和发展。是毛主席在建国后应用马列主义学说处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问题时发生“左”倾教条主义性偏差、错误的继续和发展。这种先是发生在国民经济建设问题上的错误，进而延展到政治生活领域。由于对我国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的一些问题犯了骄而不谦的主观主义的错误，逐渐由局部问题导致党的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路线性错误。体现在理论基础方面，违背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身的实践和自己的论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则相违背；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现实，以主观主义态度人为地加以扩大化，不是客观地恰如其分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实际，把党内外一些不属于敌我之间阶级矛盾的事件，上纲上线硬纳入敌我之间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范畴，从而把客观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是马列主义的客观的阶级斗争论，而是主观的阶级斗争论。体现于经济建设上就违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导致破坏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体现于政治生活领域，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集体领导……），导致正常民主生活和党的团结统一的被削弱和破坏。客观上动摇了或者说使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受到损伤。前一部分材料曾集中地交代了对路线斗争历史有关事件的看法。观点是：从历史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从一九三七年以来，存在着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地下司令部。〔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所列举的路线斗争史事件，是不真实的，违背历史本来面貌（甚至是和《毛泽东选集》上对这些事件的论述自相矛盾的）。这一做法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因为客观真理都不能是凭空确定的，而是建立在客观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的实践才是历史客观真理的基础。那种用违背历史真实的事例所构成的路线斗争史，又用以去论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非偶然性、及时性，其目的无非是掩盖运动中宗派主义斗争错误路线的实质及其恶果。在我看来，所以形成了这一错误路线，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近些年来毛主席不谦虚了，在胜利、成绩的面前骄傲了。尤其一九六○年以来林×××更加促进和滋长了个人推崇的风气。不能修正错误。导致的结果是：以个人推崇，少数人的意志，排斥、削弱、代 替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点，从而削弱、动摇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斗争破坏了党的马列主义原则下的团结和统一。上述问题上的错误，就必然要导致运动中混淆不同性质矛盾，对待下级党的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执行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在群众运动问题上，把充分放手发动群众与加强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以不束缚群众手脚为名，借助群众运动冲垮、砸烂各级党组织具体领导，从而在全国范围内较普遍地形成了几大主义的大泛滥（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把群众运动引向邪路，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正常进程……
（一）错误的由来和发展
建国以后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光辉指引下，于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有较迅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祖国在飞跃前进。在国际、国内斗争胜利面前，我感到以毛主席为首头脑热了起来。司令部一些成员，逐渐地滋长了不谦虚。首先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忽视客观规律，只强调主观作用，忽视客观可能，一切都要求高指标，齐头并进，同时上马，互相抢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一九五八年在市委宣传部学习室工作时曾编辑毛主席视察各地的发言，〔我〕认为在不少讲话中，反映出上述问题。例如视察徐水谈到粮食大丰收后不好处理，毛主席曾提出建议，让大家敢想敢干，考虑加工，进行多种经营。提出可以用来制酒，若仍过剩，可提炼酒精，酒精可作燃料使用……讲到棉花丰收过剩时，也讲到各种经营的办法（具体讲法记忆不确切了）。从视察中的讲话反映看，似乎生产力、经济发展已到达共产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状态。但从全国情况看并不都处在徐水的状态（徐水本身也有着浮夸成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作为七亿人口的中国，又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底子，合作化以来农业生产力虽有很大提高，但机械化问题、现代化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从全国来看，经一盘棋计划调整，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还需考虑到长远库存，战备、备荒。但实际上是以浪漫主义代替了现实主义，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粮食困难和市场全面紧张状况作了很好的回答。由于自上而来的不切实际，也影响了基层的浮夸、共产……等“五风”的蔓延。这样上下往返，进一步促进了骄而不谦，丢掉了实事求是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这一倾向到一九五九年时，从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发展到党的政治生活方面，集中表现了庐山会议处理彭、黄、张、周问题上。彭等无非是在公社化速度、规模，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一些做法，大跃进工业化速度、计划、比例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反映了一些地区的实际调查情况。在我看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在党的会议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口头或书面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意见，这做法本身是合乎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从提出意见的内容看，也是有客观调查的基础的。指出了党在当时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存在的违反科学的倾向和问题，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应正视和处理这些意见；退一步讲，即便这些意见都是完全错的，论其性质来说，也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更谈不到是“一场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和罢官的处理是混淆了矛盾性质，是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主观的阶级斗争论，是个人专断的错误结果。这不仅破坏了党的民主生活，也违反了处理一般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的论述，“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矛盾。”①我觉得毛主席虽然在自己的著作中能阐明这些原则，但由于在取得成绩后，热多了，从而不谦虚，进而不民主，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批评与自多批评作风。在处理本来属于上述内容、性质的问题时，理论和实际脱节了。加上林×××等人的促进，使“个人绝对正确”，一个人说了算，个人置于党之上，置于集体之上，个人推崇的风气逐渐上升，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听不进反而意见和批评，对彭德怀作了错误的罢官处理。从彭德怀本人看，虽然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罢官” 的处分，但态度是正确的，是合乎党性原则的。他曾向毛主席及党中央表示：一不自 杀；二不反革命，不报复；三不能工作，自食其力去劳动。一九五九年罢官后，深入基层接近劳动群众，一面劳动，一面进行调查研究。从历史上看，不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为民族解放、中国革命、反美斗争，屡建战功。这是不容抹煞的历史。只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以来国民经 济建设上违反客观规律的一些问题、错误，向毛主席提出了意见，并对形成那些缺点错误的思想根源提出了较尖锐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才落得了“篡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并从历史上被全盘否定。什么“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大军阀；表面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伪君子；为了个人篡党率军立战功的政治野心家；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台柱……”等等，我认为这是我党有史以来罕见的、违反马列主义原则（连同会议后在全党展开的反右倾运动），恶果最大的、错误的党内斗争。彭德怀为了党的团结、统一，领袖的威望，革命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有这样的国民党大军阀吗？有这样的伪君子和野心家吗？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和革命，虽然遭到那样的下场，仍然对党、对领袖全抛一片心，一次再次提出意见，希望能够改正错误克服缺点，有这样忠心耿耿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全抛一片心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台柱”吗？！如果说这场斗争的性质，象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十三期《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一文所说的那样：“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所论述过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含义的。如果按社论精神，把彭德怀视作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就其斗争内容看，我认为这一斗争不仅不可憎，而且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党内这样的人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多了可以促进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少犯或避免犯错误。遗憾的是这一事件性质被主观夸大纳入敌我矛盾阶级斗争范畴后，也未能从反面去吸取一点点教训，反而更加一意孤行，从而更加促进了错误发展。提倡“海瑞精神”，宋任穷提倡干部学习《魏征传》，省委宣传部传阅《启戒篇》我都是赞成的。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凡与彭德怀观点相同的，都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定性，都属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阶级斗争反映”，并从上而下地采取断然措施，清算、斗争……（严厉惩办）。这种做法破坏了党的正常民主生活，党员、干部为了个人不受打击、处分，不敢于畅述不同意见，谨小慎微，这种一反常态局面，本不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内存在。作为先锋队的一员，从入党开始就已将全部生命交给了党，献给了党的事业，有什么观点意见不能向党畅谈？但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却反复向党员提出号召，要“向党交心”。这不正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带来的后果吗！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仅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更加促进。例如进党校学习，按常规看是党对党员进行教育和培养，是学习、总结实践经验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对党员来说是件乐事。因一九五九年以来，进党校成一有可能犯政治错误的条件。例如，妇劝夫：“进党校学习，多读书少发言，不要谈个人意见和反对观点……按期轮训出校，一切平安！”这一例不是典型地表现了人们对党内民主生活的反应吗！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虽然自上而下曾作了规定：实行“十四个‘不’字方针”、“五不主义”……特下力组织干部（党员）轮训，仍然打不开局面。因为人们已经有了主客观的经验教训，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所以仍不能普遍做到畅抒己见。有些人根据政策方针规定，打破了顾虑，谈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观点，事后仍未免于受批判，受处分。在我看来，对党内领袖人物提出批评意见（包括反对意见）不能算作反党，我同意中宣部传达下的意见，即“反对个人不算反党”’的规定。应对意见进行分析。毛主席也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绝对正确，按组织原则对错误提出意见是允许的。作为领袖本人，应该时刻不忘马列主义关于事物发展普遍规律，即：对己要一分为二，首先是要不脱离司令部其他成员。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却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列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列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列主义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我认为毛主席虽然自己论述过这一道理，但对自己却没有起作用。庐山会议对待彭德怀问题的定性和处理，也反映了党内一些其他成员的非马列主义原则。具体地说，我认为林×××促进了毛主席的不谦虚和个人推崇，也促进了一九五九年以来“左”倾政治错误的形成和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页。
在我看来，由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错误，所以没能总结吸取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经验和教训。有些问题虽然客观碰壁，行不通，而迫使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在客观迫使修正错误时，也统统是羞羞答答的状态（例如八字方针，局部的调整，农村人民公社规模，基本核算单位的变更，生活集体化问题……等等）。由于矛盾是客观存在，再加上灾荒情况，就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计划比例失调……人们经过三年的实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会向前迈进的。从党内看，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思想状态，对形势看法比较紊乱。会上毛主席虽然作了讲话，原则地估计了几年来的情况：成绩巨大，问题（缺点）不少，前途光明（原话记不准了）。并指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看来也有总结经验教训的含义，但对一些具体问题未能采取大胆担担子，正视缺点、错误，积极吸取教训，采取措施，扭转局面，统一思想。我认为在这个会上刘少奇的发言，总的原则和毛主席提法一致，即：成绩要估够，困难（缺点、错误）要讲透，并针对当时的客观现实情况，从各方面提出适应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如调整工农业计划比例、发展规模速度，适当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扭转了这一非常时期的紧张局面。在这些非常措施中，有些看来是属于收缩、退却性质，从当时形势、条件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打个比喻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列宁采取主动退却措施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条约，以争得社会主义祖国在战后进行恢复建设的喘息，从而保卫壮大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为抵御帝国主义包围进攻准备更充分的条件；又如在初期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措施，也具有同等意义。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波及全国的紧张局面，是全面性的，也是极为严重的，如果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局面。而我们的广大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兄弟在每日口粮三两六的情况下，毫无怨言，坚定地跟党走。天灾也好，人祸也好，饿死人的事也不少嘛！但是我们的老百姓们坚持过来了。这样好的老百姓，只有我们国家才有，作为党应引以自豪。更应作为改进自身工作，增强责任的最大鞭策。尽最大努力避免出现违反客观规律的缺点错误，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担担子，局面就可扭转。斯大林曾在苏共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每个布尔什维克，每个革命家，每个自尊的党员，都懂得，如果他公开诚恳地承认明显地无可争议的事实，那他在党的心中只会得到器重和博得威信。”而我们有些革命家、领袖，却未能做到这点，毛主席也没例外。我们有那么好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革命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有那样忠心于党的事业的新老党员，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缺点不能克服？只要诚恳正视现实，采取措施，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作为领袖，如果在不可争辩的事实面前“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斯大林）。列宁曾说过：“犯错误对于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党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和纠正错误”。“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郑重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根据上述马列主义教导，对照我们一九五九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我认为，毛主席、林×××没能体现甚至违背了上述原则；认为彭德怀、刘少奇体现了这些原则，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根据客观形势和对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九○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凡不是里迎外国、恶意攻击、破坏者应予甄别。这一措施和后来执行“十四个‘不’字”、干部轮训方针，才逐渐扭转了一九五九年以来党的民主、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扭转了我国工农业经济建设……等战线全面紧张的局面。这一段活生生的历程，不是应使得党的领袖作为经验教训牢记于心的吗？随着困难克服，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形势发展要求人们的主观认识正确反映和适应这一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提出新问题、新规划。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深入基层调查，亲自抓了几项工作。例如教育革命，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又提出逐步过渡，消灭差别的两种劳动制度；文艺上加强群众文化工作，两条腿走路等……我认为一九五九年以来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主席退于二线以来），提出不少新问题，做出了成绩和贡献。一九六二年在国内外发行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段时间还到东南亚等国家进行访问，又拍了电影，在国际和国内是扩大了影响。从党的事业和领袖的作用上看，两者是一致的。但“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恰恰就针对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作为炮击的目标。对此，我认为，毛主席由于不谦虚、不民主、脱离司令部其他成员；又由于长期以来在外力促进下，搞个人推崇，使矛盾日益加剧，加上党内外矛盾未解决，又看到客观上确实存在一些“非正常”状态（如由于民主生活不正常，形成人们在揭示矛盾时不得不应用不同体裁、不同笔法写小说、书杂文、吟诗作画……或聚集一起交换见解，大谈小论相互抒发……以揭示问题，展现矛盾。在我看来，不是出自恶意攻击，以文学艺术形式揭示矛盾促进社会生活进步不能算作毒草。上述状态严格说也不能算什么不正常状态。当然这种看法又是和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相背离。即：“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先攻破眼下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和几大要害机关，公检法、宣传舆论机构、电台……一九六六年五月林×××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上较多地谈到了防止政变问题。究竟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着政变的实际问题，我是不相信的。觉得没有足够的根据，认为没有其他的历史背景，仅仅是出自上述两方面原因，从而形成主观多疑人为地造成舆论，借以达到扫除障碍、顺利执行个人推崇和宗派主义的“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总还算是党内问题，违背了列宁的教导：“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的正确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从现实出发……；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笑的……。”从林×××对“我国党内要发生政变，要出现搞颠覆”的估计和做法，可以证明，从已经列为搞政变阴谋的人及其活动看，根据是不足的。彭罗陆杨问题真象究竟如何？构成他们要搞政变搞颠覆的党内外实际基础是什么？他们活动的国内外阶级斗争背景又是什么？都是没能向广大革命群众讲清楚的。在我看来，正因为是主观臆定，因此在实际上没有向革命群众讲清。从林×××的一次讲话中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以下引证林彪的讲话，略〕。我认为林×××在上述说明我国产生政变的可能和依据时，离开了马列主义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世界政变成风”，这个世界是无阶级内容的吗？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不是别的世界．而是指由资本主义组成的那个世界，从列举的实例看也回答了这一个问题。亚非地区的那些政变，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在政权问题上的反映。再从列举的中国历史上的政变看，都是封建主义改朝换代，这本身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厮杀的反动的剥削阶级本质。在这点上它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变，实质是一样的。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所以是巩固的、坚不可摧的。首先因为它的基础是社会主义，这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绝不会象所说的那样不警惕要出大乱子，也绝不会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政变成风，而使自己象可能染上瘟疫一样，可能或必然要在自己身上发作。引证这两种实例为借鉴，从而担心、忧虑，如若不是混淆了两种制度和反映两种制度的政权的本质区别，那就不自觉地受了资本主义那种“政变恐惧症”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确实应当不忘重视现实。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也应有动于衷。但具体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问题上，如果是从整个阶级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某一宗派或集团利益出发，只能是从马列主义关于捍卫加强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为出发点，那就是：不管资本主义世界是否存在政变之风，存在政变之风，要加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政变之风，也要捍卫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管封建历代君王改朝换代，存不存在王朝内部厮杀，互相颠覆、夺权的阴谋，存在也要捍卫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存在也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从马列主义观点出发，“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捍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而不是担心人家是否投自己的票，更不是从个人安危出发，“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从“五一六”通知指责原“二月提纲”的问题来看，中心仍然是围绕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即体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事隔七年之久，矛盾不但未解决反而扩大。按毛主席估计，“文化思想战线上出现尖锐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并特指出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显然这不仅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的简单继续；而且这一斗争的范围对象更加扩大，“是一大批”，从中央和中央各机关，遍布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凡是不满“罢官”者及涉及“罢官”这一处理的政治错误问题，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这次运动的打击者；并明确指出，这次斗争，是对那些打击对象的独裁专政，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这就宣布了：凡涉及到对庐山会议及对彭的政治处理问题持异议者，不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是非问题，从而没有共同的阶级语言和是非标准，也就没有共同的真理，所以不能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而是要进行斗争、清算，独裁专政。这样就给这场运动的性质定了纲上了线。这样的上纲定线，必然使得绝大多数地方党委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这样一场一九五九年“左”倾政治错误的继续扩大化，各级地方党委，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怎能去认真促进执行呢？所以路线斗争的分歧（或说阻力）就必然要产生。因此“五一六”通知中又着重指责：“二月提纲”反复强调的“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是“给左派划框框”，“束缚左派手脚”。是“给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是“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是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特发表文章指出，“二月提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进一步判处了它的死刑。“五一六”通知勒令“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不然就是“抗拒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运动的两条路线分歧的由来。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衡量，那种强调党委要加强领导，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做法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加强党团员骨干作用的做法，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这一保守的反动路线“不仅中央、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部门有，而且各基层党组织，乃至广大党团员头脑中都不约而同地本能地存在着，甚至在后来支左部队中也为数不少地存在着这个问题。事情所以有这样大的普遍性，当然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它是正确的、正常的。这是和运动中真正错误的路线，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做法相反相成的，也是作为互相矛盾的对立的一个方面存在着的。
从“五一六”通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局面仍然是打不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度出现顶牛式僵局，虽然总算超过半数，意见得到通过，但在会后的运动中，实践状况仍未能改变，直至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又召集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去京开会，由林×××出面主持了会议，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又一次施加政治压力，是继“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又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会上也指出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指出“几个月形势是两头劲头大，中间劲头不足，中间甚至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求掌握毛主席的路线，并坚持下去。所谓顶牛仍然是“五一六”通知上所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一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仍是这样。这次会议不是简单地探讨贯彻路线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提高到极为尖锐的地步。指出那种“怕出乱子”的做法和认识，实际上是“怕乱了敌人”，这样下去就要“犯政治上的错误”，就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指出“目前大多数地区仍然可以算作认识问题。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现在的中央局、省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当然你们也有你们的责任，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并进一步警告式地指出：“有些人不注意量变质变问题，把不同的量当成相同的量……”事情不是很明确了吗！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发动群众的问题）能最后胜利，原因是它代表真理；在我看来，这一真理的体现过程和最后胜利，就是在这样施加政治压力下被成立、被体现的，和在这样类似的一些特别措施保证下实现和取得胜利的。这些特别措施就多了。从运动开始发动青年学生、红卫兵这支大军去猛冲猛打，接着全国性大串连，砸烂各基层党委；群众专政、夺权；两派之间的斗争，上升到“文攻武卫”；指示解放军要“三支两军”，支持“左派”（包括武装“左派”，满足“左派”的物质要求）。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讲：“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这样，军队也卷进运动，迫使站队，进行考核。全国性夺权完成后，为了维护、稳定局面，需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但矛盾未解决就难于联合。于是组织了一支大军，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入“老大难”单位，凡是不体现部署的，就开进去，名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工农兵推向基层矛盾的第一线。十二中全会、九大，这些做法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是起了当然的保证作用。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条错误（政治）路线，扩展到全民范围，通过工农基本阶级队伍去体现，所以彻底纠正它就必然面临着极为复杂、曲折和困难的情况，工农阶级，基本群众是不容伤害的。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出自阶级意识，对党、对领袖无上信仰、崇拜（三忠于四无限），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事态发展至今，在群众中要彻底揭示和纠正这条路线的错误，任务也就更为艰巨复杂，时间就会更为持久。既然这一场斗争就其由来发展看，是以毛主席为首林×××为副执行了一条个人推崇，从而导致“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路线，它的历史过程，即：继一九五九年以来的“左”倾政治错误，并上升为空前的范围和独裁专政的程度；这种基于“左”倾政治错误基础之上的斗争，必然最大限度地容纳和促进一切宗派主义斗争的做法和内容，也必然要极大限度地造成一系列恶果（当然首先是造成党的团结统一的被破坏，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条现实的主线；促进这条路线形成发展的还有副线。这就涉及到我对江青怀疑和看法问题。
几年来江青在抓文艺工作上一直和原中宣部、文化部有矛盾。从江青当时作用和影响看，是不明显的。用江青自己的话说，是“被人家专了政”。我认为，问题中心、矛盾、焦点也就在此。原中宣部、文化部没有足够地突出江青委员的作用，没树立江青委员在文艺战线上的权威作用。尤其在具体业务电影事业方面，没有完全或没有尊重江青委员的意见（在我看来有的意见是属于简单、机械化的），致使她得出“被人家专了政”的结论。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初，毛主席对文艺工作发出了两次批示，联系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问题看，批示绝非仅仅针对文艺方面的问题，而是和江青委员在宣传文化工作方面“没占领阵地”、“被专了政”的“遭遇”直接有关的批示，反映了对这一状态的不满。所以我对批示也抱怀疑，觉得批示所说：“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是否定了建国以来反映我国新政治、新经济，并为之服务的新文艺的成绩，违背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文化部、中宣部在批示后几经改组、调整，特从部队调来干部承担这一工作，但仍然和江青有矛盾，这当然就不是一般工作合作关系问题了，是涉及到所谓的“文化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就是涉及到是否能树立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作用和影响。在我看来，江青委员同样也是存在着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的问题。从“文化大革命”中她对建国以来一百几十部电影的评价就反映了否定一切的态度。这当然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批评标准，更确切地说，是路线是非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砸烂了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夺了这些单位的领导权，通过样板戏从而树立了江青在文艺战线、政治战线、党的领导等方面的突出地位，解决了夺权、保权，两杆子中笔杆子的问题。我对江青委员是不了解的，但从“文化大革命”中，知道她曾被贴过大字报（初期、中期……都有），她也曾为此被“整的好苦”，一时“一夜未能睡觉”（在我看来，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这不也是叶公好龙了吗！），被整过“特别档案”，几届中央文革成员中都有人反对她，而被她揪了出来。另外，从一些事情和现象，也可看到江青在中央负责同志，一些干部中间管的也是比较宽的。例如王光美和刘少奇出国访问东南亚，服装穿着都要请示江青。按一般情况看，外交部礼宾司等是专门管理这些事的部门，但实际上都需要请示江青。从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以及一九六四年搞“四清”到桃园蹲点，总结出“桃园经验”，是扩大了影响和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被定为反动路线头目后，王光美也被揪出，并游斗。在一次群众性会议上，江青作了讲话，除了指责“桃园经验”是“形左实右黑样板”外，就是指责王光美没有听取她的意见，出国访问时仍然坚持戴了项链；并给王光美戴上是“美国特务”，刘少奇是“大叛徒”的罪名。即使是事实，这一做法也是不合起码的组织原则，甚至违反了当时的中发〔67〕200号文件规定。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了树立自己，对对方进行攻击、打击。我同意一个论点：“为了树立江青打击了不少人”。王光美无非就是由于出国访问上了银幕，“四清”中总结出经验，出了点名气，而和刘少奇一起遭到了这一下场（关于历史政治身份问题，至今无定论）。从江青的几次讲话，及反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关系和社会舆论、我对江青的历史、经历是抱怀疑的。据知是三十年代的影星，在上海这一复杂地方，做过党的地下工作。我认为，从阶级斗争观点，从纯洁党的组织领导的动机出发，产生些疑虑，是允许的。如此说来，作为我仅仅有些疑虑，没有什么组织活动和行动，在这问题上似乎也够不上什么反革命了。当然，是不是能构成反革命，这无关紧要。因为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也很难得出共同结论。除（她的）历史、经历等问题外，我认为在文艺路线上看，也应从历史上加以科学分析。虽然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搞党的文艺工作，但老实说，对党的文艺斗争史是一窍不通的；对一些事件是不知不解或一知半解的，但我（张志新同志写到这里，笔和稿纸即被收去，全文没有写完。——编者注）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