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3-0 作者：《红色造反报》路线斗争史编写小组
《红色造反报》路线斗争史编写小组要认真总结经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毛泽东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这一教导，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给我们指出了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光明途径。
将近3年来，我“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大战士，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出生入死，英勇战斗，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总结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近3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
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因而，我们要集中总结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正确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正确领会和运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使我们识破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更好地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才能使我们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解决改造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
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大决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西藏文化大革命也毫不例外，自始至终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而围绕着政权问题的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特别是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问题。
我们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痛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从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最锐利的武器。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的今天！忘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背叛！
三、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大叛徒王其梅和我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阴法唐以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妄图抹杀我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路线斗争这个客观现实，死死捂住路线斗争的盖子。他们散布了种种谣言，制造了五花八门的谬论。他们认为只有“派性斗争”，没有路线斗争；他们最害怕、因而也就不准提坚持路线斗争的闯将“革命造反派”这个称呼；他们最反感回忆路线斗争史，谁要发动群众结合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开展路线斗争史的教育，他们就大喊大叫这是“搞路线站队的阴谋”。他们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抹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抹煞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功勋。
林彪副主席说：“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这是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它都是附带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邓资反路线一边，就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决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更不能离开路线斗争。如果说我区路线斗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二月逆流”的流毒特别深、广，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所延续的时间特别长，直到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敢于明目张胆地为“二月逆流”翻案，这些确实是全国罕见的现象。
其实，否认路线斗争的本身就是在搞路线斗争，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形势下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扑。这是他们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产以后所采取的一种新“战术”，妄图不分青红皂白，把水搅浑，为反动路线求得苟且偷安的机会，以维护反动路线赐予的既得利益。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无情地揭开我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热情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功勋。
四、周、王、阴之流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但抹煞路线斗争，还极其恶毒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伪造历史。他们或者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乔装打扮一番，冒充革命路线；或者把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嫁祸于人，指鹿为马；或者抓住事物发展中的若干表面现象、个别事例加以夸大、渲染，说成是历史的本质；或者各取所需，本末倒置，甚而至于对重大历史事件装聋卖哑，避而不谈；或者极力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大捞政治资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查其实质，无非是要篡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复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度制造舆论，埋下祸根。
我们认为，在迄今为止的我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路线斗争的历史脚印是很清晰的，阵线是很清楚的，线索是很分明的。无论谁都在路线斗争中站过队，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运动初期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斗争中，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在反革命复辟的“二月逆流”中，在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中，在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在所有斗争的严重关头，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动路线，什么人站在革命路线一边，什么人站在反动路线一边，都是一清二楚的，抹煞也罢，篡改也罢，否认也罢，都只能是枉费心机。
为了澄清我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为了表达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热爱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无比痛恨，为了歌颂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伟大功勋，为了揭穿周、王、阴之流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路线斗争问题上玩弄的种种阴谋，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战斗，把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我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满怀忠心，不揣冒昧，编写了这本题为《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简史》的小册子。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取材基本上以拉萨地区为主；由于思想水平有限，论述中难免有错误。它只能供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总结我区文化大革命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时作参考。
1966年5月1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划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共中央《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彻底批判了刘少奇、彭真之流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而炮制的反革命的《二月提纲》。这个伟大的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西藏万里高原燃烧起来了。6月8日，西藏日报社的革命职工，一夜之间，就贴出一百多张大字报，揭出原总编辑、三反分子金沙的大量反革命罪行。与此同时，公安厅革命群众也纷纷起来揭发原厅长、叛徒智泽民之流的三反罪行。拉萨市有线广播站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揭发了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走资派郭锡兰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开始行动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可是，原自治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派一开始就公开对抗“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5月底成立的区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却由原书记处书记、大叛徒王其梅当组长，原宣传部长、三反分子张再旺任副组长。各地、各单位相继成立的文革领导机构，也多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周仁山、王其梅、郭锡兰、张再旺之流制定种种条条框框，妄图扼杀文化大革命，叫嚣什么要把运动“引导到正轨”，三令五申“大字报不准外贴，不准敲锣打鼓，不准上街示威游行”等等。他们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保护自己及其爪牙过关，号召“来一场大混战”，“乱箭齐放”，“有什么揭什么”，“想贴谁的大字报就贴谁的大字报”等等。他们玩弄“舍车保帅”等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支持革命群众批判惠毅然（原区党委常委、三反分子）、金沙，但又叫嚷什么惠毅然、金沙的“未做结论的问题，不向外公开”，“以保护国家机密”，并指示：批判金沙“只限小会斗”、“背靠背揭”。
从6月15日开始在林芝召开的区党委扩大的全委会，于7月5日通过决定：《坚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七·五决定”）。这个决定把他们推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文件的形式肯定下来，并系统化了。反动的“七·五决定”首先给旧区党委定了调子：“十几年来，我们在政治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斗争是坚决的，比较自觉的。”“仅仅在文化战线上，虽然也开展了一些斗争，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化革命路线……”它不提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什么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它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说什么“对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进行夺权斗争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七·五决定”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违抗“五·一六通知”，贯彻反动的“二月黑提纲”，贩卖李井泉的西南局“五月会议纪要”。它是全面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宣言书。林芝会议没有揭开区党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反而包庇了一批三反分子，让他们“下楼”，回去大搞反动路线。
会后，各地（市）委都召开了小“林芝会议”，作出了小“七·五决定”。如拉萨市委的决定提出：“深挖当地的本单位的小邓拓、小吴晗”，“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和单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区党委又滥发了许多黑指示、黑文件，对“七·五决定”作了进一步的补充。7月18日，原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下令：批判金沙要“把自己摆进去。”21日，王其梅、张再旺指示：“大字报要留底子，要编号”，以备“秋后算账”，还特别提醒各单位文办要“引蛇出洞”，“牛鬼蛇神浑水摸鱼，这句话不要早讲，会使真正的缩回去”，并要各单位“进行排队”，分“左、中、右、敌”，“一次看不清，以后还要排”等等。28日，区党委文办发出“秋后算账”的黑文件《关于注意搜集保存有毒的大字报和反动言论的通知》说：“如发现有毒的大字报和反动言论，要指定专人把内容记录下来并加妥善保存，但暂时不要触动他们，先给他们记一笔账，作为下一步进行处理的依据。”
在这前后，区党委对一些“重点”单位派出工作组，并把大批“四清”、“三教”工作队变为工作组，通过这些工作组和文革领导机构，在全区各地、各单位，普遍贯彻“七·五决定”，全面推行反动路线，大整革命群众，包庇走资派。在公安厅，智泽民之流说什么“不准攻击党”，“反对厅党委就是反党”，排黑名单，整黑材料，斗争革命闯将。仅该厅一、七、八处就有占参加运动总人数34％的群众被当做“运动重点”打击。在报社，工作组大扫“黑线外围”，矛头指向群众，将编辑部四分之一的群众打成“金沙黑线”人物。在广播电台，原台长、特务阎迺一之流自封“不是夺权单位”，进行阶级报复，打击敢于造他们的反的革命群众。在各专县，林芝森林公司惨案、墨竹工卡县巴洛区惨案、那曲惨案接连发生了。刘邓反动路线猖獗已极。
8月5日毛主席写下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8月8日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刘邓反动路线桎梏下的各族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他们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推行的反动路线猛烈进攻。侯杰（原交通厅长）、智泽民、高力业（原公安厅副厅长）、何祖荫（原拉萨市委第一书记）等一小撮走资派一个个地被揪了出来。拉萨中学和自治区师范学校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各族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从打泥菩萨发展到打活菩萨，几天中，在拉萨就揪斗了40多名最反动的农奴主分子，使他们体面丢光，威风扫地。
而区党委则对抗“十六条”，继续执行反动路线。8月18日，区党委扩大的全委会通过的《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决定》，除用“十六条”的某些词句装点门面外，仍然肯定“七·五决定”，仅对民愤最大的“公安厅事件”做了换汤不换药的处理，只字不提放手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火烧区党委、狠揪走资派的问题。同时，在各单位按“十六条”选出文革组织后，派出大批联络员前去充当变相的工作组，控制文革组织。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胆颤心惊。王其梅指示区党委文革翻印攻击红卫兵运动的传单，如所谓“陕西日报事件”、“乌鲁木齐事件”等，散布对红卫兵，尤其是对将到西藏串连的内地红卫兵的恐怖情绪。王其梅、张再旺采取“以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的手段，亲自出面组织了官办红卫兵“拉萨市红卫兵临时指挥部”，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阴唐法、军区副参谋长、叛徒刘权任辅导员，在各单位布置防御红卫兵“闹事”的措施。如组织官办红卫兵学习“十六条”准备应答辩论，收拣“机密性”大字报，文件装箱，枪枝集中等。又如区党委机关，由原副秘书长罗铭率领官办红卫兵“保卫区党委”、“保卫书记”，日夜值班巡逻，跟书记外出，保护书记安全。
区党委这样顽固地执行反动路线，激起了革命造反派的无比愤慨。他们从反动路线的束缚下冲杀出来，贴出了矛头直指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区党委、直指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字报。在这些大字报中，有区党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战士黄金澄等4人写的 “九·一九”大字报，题为《烈火猛烧书记处，狠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组大字报共4篇。但影响最大、轰动全市的还是在街头公开张贴并交邮局发往全区全国的“九·一九”传单。
“九·一九”传单，题为《炮打司令部，火烧区党委领导，狠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者是自治区文管会革命造反派战士岳宗明等。传单列举事实，揭发和批判了区党委内以周仁山为代表的在统战工作中的投降主义路线，揭发和批判了区党委内以王其梅为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它呼吁全区革命人民：“拿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来，把过去区党委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统统翻出来，用毛泽东思想一一加以审查！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统统加以揭发，统统加以批判，炮打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九·一九”传单的出现，是拉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杀出重围，冲决罗网，向周仁山、王其梅之流及其顽固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发起冲锋的号角。围绕着“九·一九”传单问题，展开了一场“炮打司令部”和反“炮打司令部”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周仁山、王其梅之流对革命的“九·一九”传单深恶痛绝、恼羞成怒。他们为了保自己，躲在幕后，指使原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厅长、彭真、刘仁伸向西藏的黑爪牙、三反分子陈伟跳在幕前，公开分裂群众，蒙蔽部分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操纵保守势力，对“九·一九”传单及其作者进行围剿。以陈伟为首的文教厅党委捏造并公布了岳宗明等同志的档案材料，大整他们的黑材料，监视和限制他们的行动，把他们孤立起来进行斗争，迫使他们写检讨，给他们戴上“政治扒手”、“对党一贯不满”等政治帽子。在陈伟的直接指挥下，文教厅的保守势力写出并大量印发了题为《不准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的“九·二五”传单。这张保皇传单，以“七·五决定”为基调，把区党委和周王之流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扬言“谁要炮打区党委，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它同“九·一九”传单针锋相对，胡说什么“区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方向是正确的。”这张传单旨在动员一切保守势力围攻“九·一九”传单，它“呼吁”全区“迅速行动起来，积极用各种方式批判（“九·一九”）传单，分清大是大非。”在“九·二五”传单的动员下，在张再旺、陈伟直接通过驻各单位的联络员组织下，拉萨22个单位的保守势力，用数以百计的大字报和传单参加围攻。在围攻中，文管会那个跳梁小丑屠思华写下的《十万万分火急的声明和抗议》，很是引人注目。他声嘶力竭地嚎叫：“我们坚决抗议他们（指“九·一九”传单的作者）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行为，……”露出了一付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凶相。
在这刘邓反动路线猖獗的日子里，革命造反派不畏强暴，有6个单位公开站出来支持“九·一九”大字报的革命大方向。
1966年10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林副主席的国庆讲话和《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吹响了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进军号，敲响了刘邓反动路线的丧钟。新华社西藏分社红卫战斗队等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区党委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九·一九”传单和革命闯将平反。而区党委则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正在两条路线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首都红卫兵来拉萨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正式成立了燎原战斗团。以后，陆续到西藏串连的内地红卫兵有：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西藏民院红色造反团等。燎原战斗团于11月7日，贴出《彻底批判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警告区党委小心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等大字报，以及“炮打司令部，火烧区党委”等巨幅标语。接着，拉萨中学、广播电台、区团委、电影公司、民政厅、报社、文管会等十多个单位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同首都红卫兵并肩战斗，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区党委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一时之间，革命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风起云涌。
11月15日至20日，拉萨中学红卫兵和首批杀出来的各单位革命造反派，发动了全市性的大辩论，中心议题是区党委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拉萨，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大规模地第一次面对面地公开交锋。在会上，共有90多人发言。当时处于少数的拉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把矛头直指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顽固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以大量事实说明，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发生了许多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运动阻力很大，长期冷冷清清，区党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革命造反派战士强烈要求区党委为“九·一九”革命传单平反，而围攻“九·一九”传单的“多数派”，根本不去触动区党委的反动路线，一味地为区党委“评功摆好”，强调“西藏15年来的成就应归功于区党委”，“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坚持“火烧区党委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保皇观点，坚持“九·一九”传单是“反动传单”，并高叫：“无反可平”。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与首都红卫兵一道，日夜奋战，在街头巷尾贴出两千多张大字报，书写大量标语，散发许多传单，开展各种活动，清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推行的反动路线。他们的每一个革命行动，都遭到了周王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的疯狂反对。11月25日，档案局东风赤卫队写大字报，列举走资派郭锡兰大量三反罪行，要求区党委罢他的官。这个革命创举立即得到拉萨几十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的响应和支持，于当晚揪斗了正在参加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的郭锡兰。而保守势力却进行破坏，叫嚷：“这不是斗争会”，“不能骂郭书记”。革命造反派写出大量大字报，揭发批判王其梅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罪行，其中以区团委造反派写的《王其梅——万吨压力机》一张最为著名。而保守势力却为王其梅大鸣不平，破口大骂造反派“对王书记进行人身攻击”。革命造反派大书特书“炮轰区党委”的革命标语，而12月由区党委文革要求调来西藏并另眼优厚相待的西藏民院“农奴戟”红卫兵则和拉萨的保守势力纠合在一起，贴出“天塌了，地陷了，区党委轰不倒”的保皇标语。
11月下旬，林芝森林公司惨案揭发出来了。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区党委对这一惨案作出严肃处理，给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严惩罪魁祸首。区党委置之不理，对造成惨案的主要负责人、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麻贵书，倍加保护。拉萨20多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同首都红卫兵冲破周王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设置的重重障碍，于12月25日组成“森林公司惨案联合调查慰问团”，奔赴现场，支持森林公司革命群众向区党委的反动路线作斗争。22日，调查慰问团公布了长篇调查报告，题为《彻底批判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惩制造森林公司惨案的罪魁祸首》，全面地揭露了森林公司惨案的真相，有力地批判了区党委的反动路线。
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下，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张国华同志于12月9日，代表区党委作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讨》。对这个检讨，革命造反派不满意，认为：虽承认区党委有错误，但避重就轻，没有真正触及灵魂。而保守势力，一面当场喝彩，认为“报告深刻”，一面暗地叹息：“张书记承认执行了反动路线，使我们被动了。”可是，无论如何，张国华同志公开承认区党委执行了反动路线，这毕竟是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批判区党委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取得的一个胜利。
12月15日，首都红卫兵得到中央文革批准暂留西藏，正式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赴藏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首总”）。周王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赶走首都红卫兵的阴谋被粉碎了。
在同周王之流及其推行的刘邓反动路线激战中，分散在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于22日联合组成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当时，尽管只有51个战斗团队，人不过千，但却使一小撮阶级敌人大为震惊，怀恨在心。
28日，“拉萨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也成立了。它与“造总”相对立，其人数比“造总”多3倍有余，有85个战斗团队，主要骨干是参加围攻“九·一九”传单、为区党委反动路线张目、替王其梅、郭锡兰鸣冤的人们，还有那些西藏民院的“农奴戟”。从此，周王之流为了保自己及其主子刘邓陶李，在社会上把群众公开地分裂成了两派，并更加起劲地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造总”在12月底，贴出大字报，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捍总”则横加指责，他们伪造中央首长指示，散布“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矛头指向刘少奇就是指向党中央”等谬论。同时，西藏民院“红色造反团”发出通令不准新华书店出售刘少奇的狗头象，“造总”各下属组织纷纷表示支持。“捍总”则大反特反，在通令上乱批乱划，谩骂这个通令是“放狗屁”。1967年元月上旬，“造总”贴出“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革命大字标语。“捍总”则大肆攻击，发出大批传单，指责这是“反动口号”。
12月23日，“造总”迎来了森林公司惨案控诉团。在周王之流的收买利诱、挑拨离间下，控诉团分裂了。“造总”坚决支持以工人为主的“红色控诉组”彻底批判区党委的反动路线；“捍总”则支持原控诉团只批判工作队长的反动路线。元月5日，拉萨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由于区党委片面支持“捍总”派召开的大会，“造总”在当天举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拉萨第一次抗议示威游行，抗议区党委的反动路线。第二天，拉萨临时市委秘密转移、销毁黑材料，被市委的“造总”下属组织发现，予以揭发，轰动全市。“造总”立即行动，大造其反。元月8日，“造总”发出关于处理整群众的黑材料的3条《紧急通令》。这一通令和各单位“造总”下属组织的迅猛行动，打破了周王之流精心搜集、妥善保存黑材料，以备“秋后算账”的阴谋。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组织起来，英勇奋战，并团结越来越多的群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败北，周王之流的种种阴谋节节破产，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开展夺权斗争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1967年的春天，在毛主席亲自号召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上海工人阶级发起的“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也促进了西藏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兴起。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处于风雨飘扬、朝不保夕的绝境！
元月11日凌晨，“造总”在报社的下属组织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的红色新闻造反团，在“造总”、“首总”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得了《西藏日报》的大权，并发布通令：“坚决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坚决抵制区党委的错误领导，即日起，区党委无权过问报社的宣传事宜，直到肃清区党委的反动路线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止”。第一张新生的《西藏日报》问世了，西藏“一月革命”的第一炮打响了。
“捍总”、报社“高原团”，在周王之流的唆使下，不断寻衅闹事，声嘶力竭地嚎叫：“社会主义国家里哪能夺权”，“区党委没有烂掉”，胡说什么“夺报社的权是反革命行为”，是“匈牙利事件”，“脱离区党委的领导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刚刚在15日由党政机关的小车驾驶员们组成的“拉萨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连忙组织人马到报社反夺权，被报社革命造反派工人据理驳斥后，灰溜溜地离开报社。
在工人运动的伟大影响下，西藏农民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16日，以藏族翻身农奴为主体的“拉萨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公社”），迎着“一月革命”的风暴诞生了。它坚决和“造总”站在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接着，“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又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破坏着旧世界，无情地摧毁着一切大大小小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所盘踞的堡垒，接连夺了公安厅、广播电台、拉萨市有线广播站、区党委各部委、区人委各厅局、拉萨市委、市人委等单位的大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力地推动着全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猛向前。
在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23日，西藏军区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由王诚汉副司令员出面公开表态，坚决支持“造总”、“首总”、“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
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向周王之流的进攻更加猛烈了。《红色造反报》这个革命造反派的喉舌于28日创刊了。它一诞生，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以红卫兵为主体的《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简称《专打》）也在2月3日成立，它以巨大的革命热情，致力于搜集、整理走资派的材料，并特别注意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发动革命领导干部起来揭发区党委的问题。“造总”驻京联络站与南开大学红卫兵一道，揪出了大叛徒王其梅，并于2月17日抄了王其梅在北京的家，抄获了王其梅叛党投敌的大量罪证。当天，“造总”前往某医院揪斗王其梅，由于“大联指”闻讯后秘密派车提前报信，使此医院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王其梅没有揪到。革命造反派在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字标语，“打倒大叛徒王其梅”的怒吼声响彻拉萨。
在此期间，革命造反派多次揪斗了周仁山，揭发批判他的大量三反罪行。
元月31日，“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组成“西藏自治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作为统一的夺权指挥机构。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在军区党委支持下，于2月3日一举夺了区党委的一切大权。这时，“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队伍空前壮大，其下属组织从成立时的50余个发展到430多个，人数从不到一千发展到四万多。特别是大批工人参加“造总”，使“造总”成为以工人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面前，周王之流变换手腕，从反对夺权一变而为大搞假夺权、反夺权。元月中旬，原拉萨临时市委书记、三反分子钱兴门导演了“和平交印”的丑剧。此后，周仁山、王其梅、郭锡兰等书记老爷们就同书记秘书、办公厅秘书、保卫干事等密谋假夺权。书记秘书秉承老爷意旨，为了“书记们的健康”，四处串连，策划假夺权。于是，“捍总”、“工总司”等也在2月3日急急忙忙宣布“夺权”，并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其人数仍只不过几千，大有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之势。
历史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一月革命”的强劲东风吹遍全西藏，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条件已趋成熟，革命形势何其好啊！如果不受大的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3、4月间完全可以看出眉目。
“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在“一月革命”的高潮中，周仁山、王其梅、阴法唐之流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为维持他们窃据的那部分大权，同谭震林等“二月逆流”分子狼狈为奸、遥相呼应，在西藏掀起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周王阴之流在“二月逆流”分子直接指挥下所策动的2月“镇反”，是典型的刘邓反动路线的继续，实足的没有刘邓的刘邓反动路线，是“二月逆流”在西藏的集中表现。
周王阴之流对“造总”的夺权极为不满，恨入骨髓。周仁山说什么军区“支持‘造总’是从策略上出发”，“我们是放长线，钓大鱼，甚至还要钓大鲨鱼”。阴法唐则说：“支持‘造总’是有保留的支持”，并恶毒地咒骂：“不能把权交给‘造总’这些乌龟王八蛋。”他们蓄意对“一月革命”进行疯狂反扑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2月5日，“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大会，并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军区派余致泉副司令员出席、讲话，还派武装部队到会支持和担任警卫工作。会议进行中，由于对具体问题发生分歧，军区个别负责人错误地将武装部队撤走。这个事件出现后，周王阴之流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拍手叫好，并以此挑拨离间，恶化军民血肉关系。
从这天起，周王阴之流的地下黑司令部——没有区党委的区党委、没有书记处的书记处，便策划于密室，密谋从取缔《专打》开刀，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这个西藏“二月逆流”的黑指挥所直接指挥两个地下别动队，一个是以张再旺为主将的原区党委文革，专门到处搜集黑材料；一个是以原公安厅副厅长、三反分子陈卓为头目的旧公检法，负责准备“镇反”事宜。周王阴之流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专打》，向中央谎报情况，要求定《专打》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2月“镇反”的阴谋就此开始了！
过了几天，中央的“二月逆流”分子叶××一手制造的“二·九”事件发生了。这天上午，北京八十中、北航红旗二、三十名红卫兵去军区，要求会见军区首长，商谈问题。但，竟遭到围攻、殴打。“造总”几百名群众闻讯，自动赶去声援。“二月逆流”分子叶××立即从北京打来电话，作了“先整军内、后整军外”的黑指示，亲自命令派武装人员把红卫兵和军区机关干部分割开来，逮捕军内革命造反派，他大叫：“把这些坏家伙给我抓起来。”于是，10日凌晨，军区大院实行军事戒严，数十名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被铁棍、木棒、手榴弹打伤。这时，正在军区俱乐部开会的“军区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简称“兵团”）400多名革命造反派，遭到突然的武装包围，并被原军区副参谋长、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石伴樵及其带领的武装人员毒打，当场重伤多人。兵团13位负责人被扣上“反坏分子”、“勾结地方上牛鬼蛇神阴谋夺取军权”的“罪名”加以逮捕。
随即，阴法唐炮制的“二·一〇”公告和《给广大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从对敌广播的大喇叭里吼叫出来了。这两个“镇反”文告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把军内和地方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诬蔑为“军区内部极少数反坏分子，同社会上一小撮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企图摧毁军区领导机关，使西藏部队失去领导中心”和“妄图夺军权”等等，扬言要“坚决采取必要措施”。这又得到保守势力的“热烈拥护”，又是开庆祝大会，又是贴欢呼标语，又是报喜庆功，忙得不亦乐乎。“二·九”事件，揭开了西藏2月“镇反”的序幕。从此，大批武装人员调来拉萨，对付手无寸铁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声称要“进行第二次平叛”。
根据“二月逆流”分子叶××制定的“先整军内，后整军外”的“镇反”部署，周王阴之流在残酷镇压军内革命造反派后，加紧了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准备工作。在周王接连主持的几次秘密会议上，周王亲自提出第一批捕人名单，并决定了分几路捕人、给被捕者编上代号、规定联络暗号等问题，还决定“捕人后由地方（即旧公检法）抽人负责审讯”。于是，“镇反”机构建立了。继2月15日以专政机关自命的“大联指”下属“政法公社”成立后，21日，公安厅“黑九处”实际上就秘密地在阴沟里开张了。从这天起，黑九处的头目陈卓、韩杰（原公安厅副厅长、武斗黑手）之流的主要任务就是作好大逮捕的准备工作。
军外“镇反”的信号弹打响了。2月19日，石伴樵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后，接管了区党委铅印组，用武装扶持“大联指”名义出版的《风雷激战报》，并致函“造总”，指名道姓地攻击“造总”“破坏国家财产”、“围攻军区领导”。“二·一九”事件后，拉萨白色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2月25日的拉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腥风血雨就要降临了。周王阴之流一面首先接管了专政机关——公安厅，并以“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为名，非法逮捕了公安厅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面盗用军区名义发出《致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拉萨市有线广播站的公开信》，捏造事实，妄加罪名，诬蔑革命造反派夺权后的新生的报纸、广播，“迎合了帝、修、反的需要”，“犯了绝大的错误，是大方向的错误，是破坏战备工作，影响国防巩固的错误，一句话，是严重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并限令“在接到公开信以后24小时内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并在《西藏日报》上公开发表。”最后威胁说：“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大联指”则积极配合，大造舆论。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高叫“坚决镇压反革命”，栽诬革命造反派要“夺军权”、“血洗高原城”、“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复辟”等等。
面对着一系列高压措施，“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的《西藏日报》、广播电台、有线广播站。2月26日，自动前往保卫报社的革命工人、农民、红卫兵小将和机关干部达3000多人。就在这天下午，接管《西藏日报》的布告贴出了，并调集大批武装人员把守卫报社的3000多革命造反派团团围困，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晚上，由周王起草、阴法唐改定的“第一号公告”，滥用军区名义发布了。这个公告，是全面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宣言书，是2月“镇反”的纲领性文件。它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把以红卫兵为主体的《专打》打成“反动组织”，宣布：立即取缔《专打》等“反动组织”，逮捕《专打》等组织中的“首要分子”。同时，全市戒严，岗哨密布，到处抓人。拉萨全城一片白色恐怖。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央文革2月24日给“造总”、“公社”、“首总”、“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小分队”的来电收到了。“二·二四”指示明确肯定了“造总”等组织是“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给了周王阴掀起的“二月逆流”当头一棒。
周王阴之流明目张胆地对抗“二·二四”指示，继续包围报社，革命造反派战士挨冻受饿、饥寒交迫，就是有人送来衣食，也要声明退出“造总”后方可到手。同时，“二月逆流”分子叶××公开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下达黑指示，要周王阴之流“政治攻势与军事行动要交叉进行。他开枪，我可鸣枪示威、广播。如果他又开枪，我可再鸣枪、再广播。如果打死我们的人，就要解决。”叶××妄图在西藏重演青海“二·二三”反革命流血事件的阴谋，言形于色、锋芒毕露。经过五天五夜的长期包围，在3月2日，周王阴之流大批逮捕了“造总”、“公社”总部及其下属组织的负责人马凤翔、陶长松、刘士毅等同志，一般群众则通过严格搜身，放出报社，逼迫“请罪”。报社事件，是西藏2月“镇反”的一个顶峰。在这五天五夜里，广播电台、有线广播站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大联指”与周王阴之流串通一气，砸抄了“造总”总部及其下属许多组织和《红色造反报》。接着，又大批地逮捕了红卫兵小将。西藏民院红色造反团红卫兵20多人被拘、捕，并继续逮捕了不少革命造反派战士和革命干部。在捕人过程中，公安厅黑九处和“政法公社”人员固然公开出面，而“大联指”所属“农奴戟”的某些人也大力“协助”。据统计，拉萨地区共逮捕192人（三反分子除外），拘留111人，合计303人。以人口比例计，超过四川，全国罕见。革命造反派在被捕时，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但他们无例外地遭到一顿拳头、枪托的毒打。入狱后，不准学毛主席著作，以《风雷激战报》为必读材料，过着非人的生活，连糌粑也吃不饱，由黑九处进行非法审讯。有的和叛匪关在一起，带上脚镣手铐，不时被拖去斗争，还要挂上黑牌子照象，将照片拿出去展览示众。
大逮捕后，“造总”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领导机构瘫痪了，坐牢的坐牢，挨斗的挨斗，参加活动的人数大减。而“大联指”则骤增宠/庞大起来。周王阴之流还不满足，阴法唐积极主张组织“第二个战役”，彻底压垮“造总”。于是，美其名曰“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的“三·五”镇反黑会召开了。在会上，“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遭到恶毒的诽谤、无耻的诬蔑，“坚决取缔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之类的口号不绝于耳，并宣布了“镇反政策”。“大联指”头头刘××宣称：要继续“和公安部门配合做好镇反工作。”为配合“三·五”镇反黑会，《西藏日报》发表了“三·七”镇反社论，当时阴氏官办《风雷激战报》连续抛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的社论、《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之类的评论员文章。大街小巷，贴满了“大联指”的大字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造总’！”这时的万里高原，革命成了有“罪”，造反居然无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伟大真理，被周王阴之流践踏无遗。
“三·五”镇反黑会，既是血腥镇压“造总”的“庆功会”，又是继续镇压“造总”的动员会。此后，又纷纷把“造总”在那曲、昌都、山南、日喀则、林芝等地的下属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造总”优秀战士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在拉萨，掀起了一个矛头指向“造总”的“揭、批、斗”高潮。阴法唐肆无忌惮地咒骂“造总”“贼心未死，阴魂不散，有的改头换面，实际上换汤不换药，有的宣布解散，实际上名存实亡。”“对他们进行了打击，但是，还不够，还要彻底打击。”阴法唐一手控制的“地办”（“军区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的简称）宣布：“掀起揭、批、斗高潮，……主要目标是参与反革命逆流扮演主要角色者；对走资派未参加逆流的要放后些，参与的要狠揭狠批狠斗。”周王阴之流大肆挑动群众斗群众。在他们的支持下，“大联指”组织群众大会斗争革命造反派战士上百人，并逼着成千上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请罪检查”支持“造总”的革命领导干部药元林等近百人被打成“双料黑货”，“狠揭狠批狠斗”。
为配合“揭、批、斗”高潮，阴法唐指示：“要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罪行展览”。于是，3月中旬，“政法公社”举办了“造总”政法系统战斗团队的所谓“罪证展览”。同时，报社、电台、市委、交通厅等单位，也积极筹备或展出了“造总”下属组织的“罪行”。各单位群众参观后，立即组织讨论，展开声讨“造总”的活动。从24日起，“大联指”积极筹办“‘造总’反革命罪行展览”，三反分子张再旺亲临指挥。
一不做，二不休。阴法唐又提出一个发布“第二号公告”、再取缔“造总”几个下属组织、拘捕70余人的方案。周仁山指示：“原则上同意法唐同志意见，让他们（指黑九处）作准备。”这样，陈卓、韩杰之流便紧张地进行着“第二次打击”的准备工作。西藏高原乌云滚滚，浊浪滔滔。
“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后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周王阴之流镇压了敢于大造他们的反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便尽情地恢复旧秩序，复辟资本主义。
3月7日，《西藏日报》刊登文告，宣布“凡实行军事接管单位，……对本单位以外的组织，不再进行串连。”公开取缔“四大”，从这以后，拉萨街头很难看到革命造反派的大字报，行人稀少，出现了罕见的牛群啃食大字报的凄凉景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时被周王阴之流推到了夭折的边缘。
在一片片的镣铐声中，在血淋淋的屠刀护送下，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粉墨登场，还乡上台了。地下黑司令部从阴沟里爬出来，变成公开的了。周仁山、王其梅站出来抓工作了，仍是全区党、政、财、文大权在握。原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李廖死党分子任明道出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神乎其神，大作黑报告，大搞瞎指挥。郭锡兰也非常活跃，愤愤不平地攻击别人“支持‘造总’错了”。而阴法唐则兼任“地办”主任。
物以类聚。阴法唐把持的“地办”，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张再旺高升“地办”副主任，陈卓充任政法组副组长，原农牧厅长、特务多吉才旦篡夺农牧组副组长的职位，钱兴门登上拉萨“地办”副主任的宝座，原山南地委副书记、叛徒吴逢惠窃据山南“地办”副主任的要职。而以原那曲地委副书记、地主分子张夺锦为首的非法的那曲革筹委，则得到阴法唐的支持，让其行使大权。
至于周王阴亲自指挥的“镇反”机构，则基本上是旧公检法的原班人马，陈卓、韩杰、杨忠文（原区检察院检察长）、荣志芳（原副检察长）、洛桑慈诚（原区法院院长）、孙子溪（原副院长）、王庆玉（原拉萨市公安局长）以及任昌（原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叛徒）、窦磊（原拉萨市宗教局副局长、叛徒）等人都扮演主角，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造反派。
周王阴之流还以“保护老干部”为借口，规定：“军管后，业务全部按原来一整套办，以前的夺权无效，上级没同意罢官的，一律官复原职，坚守岗位，……复职干部的话，你们要听，……”不仅如此，而且党组织生活也恢复了。这样，在全区范围内，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被全盘否定了，“一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抢夺了，普遍地官复原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一小撮走资派反夺权的阴谋实现了。就连早已罢官的走资派也重新上台了。如交通厅已罢官的原厅长、三反分子侯杰大搞反攻倒算，亲自出头露面，带领一帮人，追捕革命造反派，并官复原职，主持全厅工作。又如广播电台，早已下台的原台长、特务阎迺一也参加党组织生活，向革命造反派反扑过来，扬言要“争当左派”。
在“二月逆流”中，周仁山以“要党的领导”为借口，提出了划分左、中、右派的4条标准，竟没有一条是对毛主席的态度，而劈头一条就是对待区党委的态度。于是，炮轰区党委、批判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都成了革命造反派的“罪状”。周仁山根据他的“标准”，扬言“要站出来”，他的实际行动就是给“造总”扣上了“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等“十大罪状”。上行下效。这样，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跟着周仁山一个个地“站出来”斗争革命造反派战士，高喊打倒革命造反派战士的口号，揭发革命造反派战士的“罪行”。
一小撮走资派官复原职、重新上台，对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
周王阴之流面对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二月逆流”中，他们如雪里红梅、似隆冬青松，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顶逆流，战恶风，“血雨腥风何所惧，誓死保卫毛主席！”
“二·九”事件发生后，“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声援军内革命造反派。
在报社事件中，“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吓不倒，压不垮，写下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革命誓言，忍饥耐寒，坚持斗争，誓死保卫新生的《西藏日报》。首都等地赴藏红卫兵为抗议周王阴之流的暴行，还举行了长达65小时的绝食斗争。
2月26日夜间，正被包围在报社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收到了中央文革“二·二四”来电。他们个个热泪横流，人人心潮澎湃，立即在报社大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二·二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向“二月逆流”进行顽强的斗争。
就是“三·五”“镇反”黑会召开的那天，尽管全城警备森严，连大炮都拉出来了，但“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以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概，继续在街头战斗。他们不怕抓、不怕杀，贴出了“青松不老，造总不倒！”“撼山易，憾首都红卫兵难！”“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等革命标语，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市交通局的工人同志一道为保护“造总”的鲜红战旗而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造总”的一百多个战斗团队，主要是工人组织的18名负责人，在3月5日这天针锋相对地组成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临时指挥部”（简称“造总临指”），在白色恐怖中公开活动，继续奋战。运输公司300多名汽车工人无所顾忌、勇往直前，贴出声明：“‘造总’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造总”遭受残酷镇压时要求参加“造总”。他们发出豪言壮语：“我们是驾驶员，走到那里，就把‘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革命造反精神带到那里！”
3月12日，为抵制“二月逆流”而坚持斗争的一千多革命造反派战士济济一堂，举行“坚决贯彻中央文革2月24日来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造总临指”，并发表宣言：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最困难、最艰苦的日日夜夜里，被关在刘邓黑牢、带上脚镣手铐的革命造反派战士、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手捧红色宝书，“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心红眼亮方向明，志坚胆壮骨头硬，不惧严刑的摧残，不怕非人的折磨，拒不向周王阴之流低头认“罪”，冒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狱中，西藏民院红色造反团一名红卫兵写出这样的诗句：“为了红国色不变，我愿坐它二百年”，“为了世界全红遍，我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名女红卫兵写下如此的血书：“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这样的诗句、如此的血书，道出了数百名红囚徒的心声。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北京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中央“四·一”指示。它象万道霞光，驱散了笼罩万里高原的层层乌云。它如千钧霹雳，宣告周王阴之流掀起的“二月逆流”的破产。在“四·一”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又燃遍了西藏全区。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了！
“四·一”指示的光辉，普照西藏大地。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之后，迎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重新杀上战场，又站起来了。他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大搏斗、大厮杀，为粉碎“二月逆流”而斗争。
4月8日，区团委一革命同志，首先贴出《为贯彻“四·一”指示而斗争》的大字报，打破了西藏高原万马齐瘖的局面。深受“二月逆流”迫害的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埋藏在心底里对反动路线的无比仇恨迸发出来了。他们以亲身经历和典型调查愤怒揭发、强烈控诉资反路线，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接着，一个大批判、大揭发、大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遍及全区，万里高原，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周王阴之流妄想第二次逮捕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正在筹办的所谓“‘造总’内一小撮反坏分子罪行展览”也不得不在4月中旬拆除了展品，转移了黑材料。
然而周王阴之流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决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顽固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以攻为守，步步为营，疯狂反对“四·一”指示。“二月逆流”的罪魁祸首周仁山首先抛出了“2、3月的主流基本是正确的”的谬论，为美化“二月逆流”定下基调。大叛徒王其梅在北京遥控，写信给他的走狗冯×说：“望你要经得起考验”。周王的代理人阴法唐则跳出来，胡说什么：“西藏是西藏，安徽是安徽”，“西藏不能套四川”，“我们是反击二月逆流中的缺点错误”，“抓得对，放得也对”。4月14日、17日《西藏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和周王阴一唱一和，继续肯定“二月逆流”，公开再度打击“造总”。4月18日，“大联指”发出《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的内部提纲，叫嚷什么：“二三月逮捕一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坏分子，抓得准，抓得对，抓得好”；“最近释放一部分是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释放的”，跟着周王阴吹弹的曲子跳舞。“提纲”还提出了要把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地的揭、批、斗相结合”，要“继续在‘大联指’掌权的各单位揭发、批判、斗争‘造总’内一小撮罪行”。
“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以血淋淋的事实，雄辩地说明西藏的“二月逆流”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严肃指出：“拉萨‘二月镇反’与成都‘二月镇反’一样，大方向大错特错，必须彻底否定，全盘否定，根本否定”；“‘二月镇反’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扼杀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二月镇反’，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一举抹煞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朽功勋”；“必须给《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彻底平反，给‘造总’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彻底平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彻底平反，公开烧毁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退还革命群众被迫写的请罪书、检查”。革命造反派战士狠批了《西藏日报》“四·一四”、“四·一七”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社论完全站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推波助??，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量的传单和大字报还痛斥了“抓得对，放得也对”的谬论，尖锐指出：“这种奇谈怪论简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抓得对就是罪证确凿，就不应该放；放了，就是抓错了，错了就要平反！‘抓得对，放得也对’的论调，必将被历史证实是荒唐透顶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戴着“反革命”帽子，含着热泪，编演了大型革命歌舞剧《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愤怒控诉、严肃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
周王阴之流慑于“四·一”指示的强大威力和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斗争，不得不把大批革命闯将释放。6月18日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举行粉碎“二月逆流”誓师大会，庄严宣告：在“二月逆流”里被非法监禁，拷打和迫害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一律无罪！强烈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迫害。“囚徒”们戴上了大红花被成千上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士簇拥着，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决心粉碎“二月逆流”，斩断刘、邓伸向西藏的黑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拉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全面恢复总部工作，作了艰苦的斗争。5月31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重重阻力，在万马奔腾的激烈杀声中宣告正式恢复。6月1日，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喉舌《红色造反报》光荣复刊。在这前后，“拉萨革命造反公社”恢复了，“西藏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也正式成立了。
战鼓咚咚，红旗招展。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更高地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奋勇前进。
在粉碎“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周王阴之流刮起了阵阵妖风，掀起了重重恶浪。支一派、压一派，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阴法唐，在周仁山下野、王其梅呜呼之后，赤膊上阵，由幕后走到台前，阴谋继续摧垮“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以他的特殊身份，起到周王所起不到的作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四·一”指示的光辉指引下，奋起反击坚持“二月逆流”的恶浪。
5月，阴法唐盗用军区党委名义，炮制了“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组织‘大联指’的请示报告”（简称“五月报告”）；同时指使地办文革组给《风雷激战报》撰写文章，继续把《风报》发到机关、连队，向部队灌输一派必要点。5月10日，阴法唐在地办讨论两派定性报告的草稿时，露骨地说：“‘大联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依靠对象。‘造总’是受党内走资派操纵的组织，是犯了大方向错误而又坚持不改的群众组织”。并且背着军区党委把“二月逆流”中对“造总”所采取的“釜底抽薪，分化瓦解”的方针，印发全区。5月20日，阴法唐抛出了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妄图继续通过“釜底抽薪，分化瓦解”的反动方针，并利用周仁山问题陷害、整垮“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
阴法唐的“五月报告”遭到了军内外革命领导干部的抵制。6月20日，张国华同志指出：“你们没有肯定‘造总’的大方向，材料是从一派来的。恐怕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于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阴法唐，把“五月报告”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于7月抛出了《关于拉萨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简称“七月意见”）。这个满纸荒言，通篇谬论的黑文件，把一派宠上了天，而给“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横加种种罪名。胡说什么：“‘造总’2月份曾受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个别下属组织还参与了为范明翻案的活动。他们曾把矛头指向军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煽动部队反对军区领导，抗拒军事接管报社、电台等单位，抗拒军区收缴地方集中的枪枝。他们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搞打、砸、抢、抄、抓，有的不管是什么当权派，只要对他们表示支持就予以保护，甚至象惠毅然这样的反党分子也加以保护。”最后还心怀叵测地说：“‘造总’也可能还有右派组织”。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阴法唐之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把“七月意见”批得一塌糊涂，体无完肤。《红色造反派》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这些文章指出：“七月意见”是“第一号公告”的翻版，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宣言书，是公开抗拒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黑纲领，是为以后镇压“造总”等革命造反派发出的信号弹。反动的“五月报告”、“七月意见”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专打”是不是反动组织，该不该彻底平反，一直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光辉的“四·一”指示下达后，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专打”平反，与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二月逆流”反动立场的周王阴之流作了顽强的斗争。“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在5月31日发表严正声明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它（指“专打”）打成‘反革命’组织，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彻底平反。”6月5日，“首都红卫兵驻西藏联络站”成立了“专为‘专打’平反委员会”，同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重申：“把它打成反动组织，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专打’的案我们翻定了，不管阻力有多大，不管阻力来自何方，决不能动摇我们为‘专打’平反的决心，不为‘专打’平反，誓不罢休！”
周王阴之流，把我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为“专打”平反的革命行动，诬蔑为“一股反动思潮正在冲击着西藏高原，一股翻案黑风还在拉萨地区呼啸。”《风雷激战报》在5月22日重新刊登了臭名昭著的“第一号公告”。嚎叫什么：“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专打’这个案是早就定了的，是铁打的案！不准动，不准翻！这个案，今天翻不了，明天也翻不了，今年翻不了，明年也翻不了，永远也翻不了。”“‘专打’有罪，罪该万死”的大字标语，充斥街头巷尾。
“‘专打’无罪，平反有理”。1967年8月4日张国华同志接见了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对“专打”作了明确的表态：“‘专打’问题，初步意见可以平反”，“运动初期搞我的材料，这是应该的嘛！”“在北京，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以惠毅然为首的”，“现在看来材料不是这样，是以红卫兵为主体的。要平反（道理）也在这里，以前报的材料不一样。”1967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专打”平反了。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通过4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击退了坚持“二月逆流”的一股股恶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一次次伟大的胜利！
“四·一”指示下达后，周王阴之流为了维护“二月逆流”的既得利益，进一步策划反革命的“三凑合”，妄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4月18日，《西藏日报》的头版通栏大标题刊载了《林芝毛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贯彻革命的“三结合”方针，革命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新闻。4月19日，又就这个“典型”，发表了《我区实行革命三结合方针的一曲凯歌》的社论。这是阴法唐之流授意驻林芝毛纺厂负责人××炮制的一篇欺骗中央的假报道，目的是利用这个假典型，加紧搞“三凑合”。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严厉批驳了上述假报道，指出这个假报道是竭力为拼凑“三凑合”掌权服务的黑标本，是上欺中央，下压群众的大毒草。
5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自治区军管会。周王阴之流不甘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继续拼凑“三凑合”。阴法唐说：“只要‘大联指’一派占75％，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大联指”的内部提纲则明确规定：“……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坚决站在‘大联指’一边的，是党的依靠力量，是党的最宝贵的财富，应该成为三结合的核心力量。”于是，5月中旬，区党委机关、区人委机关、市级机关、财经系统等相继策划了干部集体亮相。5月13日，区党委机关罗铭等33人集体亮相，并发表了声明。声明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歪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声明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大联指’一边，坚决地支持‘大联指’的革命行动。通过共同的斗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彭真、刘仁集团的黑干将陈伟、叛徒张平凡、东藏民青分子洛桑泽仁也在“声明”上签了字。
在周王阴之流的策划下，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登上了“三凑合”的宝座。叛徒侯杰官复原职，仍旧掌管了全区交通运输的大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伟、叛徒陆一涵窃据了文教厅伪革筹的正副主任；地主分子张夺锦出任那曲黑革筹的主任；二鬼子王守民成了拉萨市工商局“革委会”的主任。此外，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进行了所谓“三结合”试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再旺、陈伟妄想再次篡夺宣传大权。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揭露了干部集体亮相，坚持“二月逆流”，拼凑反革命“三凑合”的阴谋。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最近，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炮制的领导干部集体亮相，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必须彻底揭露，深刻批判。”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还批判了所谓“站在‘大联指’，一边就是党的宝贵财富”的谬论。指出“在这儿，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条件没有了，党的干部政策没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了。”这一谬论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防空洞。与此同时，革命造反派揪斗了叛徒侯杰、陆一涵，“二月逆流”黑干将陈伟、二鬼子王守民等。狠狠打击了反革命“三凑合”的反动气焰及其领导班子。6月24日，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粉碎了周王阴之流为坚持“二月逆流”而拼凑反革命“三凑合”的阴谋。
1967年9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在我区，7、8、9月的形势也是大好。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彻底批判周王之流掀起的“二月逆流”，狠批狠斗“二月逆流”黑干将侯杰、张再旺、陈伟、钱兴门……；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育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支一派、压一派的黑纲领“七月意见”，热情帮助西藏军区改正支左工作的方向、路线错误。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经过一年多来的锻炼和艰苦斗争，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革命队伍日益壮大。西藏军区多数领导同志也已认识到2、3月份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坚决表示：要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的英勇斗争，还得到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持。8月29日，首都及全国在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共228个组织，在北京举行声援“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大会，并发表了《关于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正声明》。这些组织中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地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内蒙呼三司、武汉三钢三新、长沙工联、河南二七、青海八一八、新疆红二司、川大八二六、成都工造兵团、重庆反到底、江西大联筹等。周王阴之流处在日暮途穷、走投无路的境地。
就在7、8、9月的大好形势下，阴法唐配合王关戚，在西藏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极“左”思潮，刮起了反革命武斗妖风，转移斗争大方向。
早在5月，当军区党委研究两派性质时，阴法唐就破坏集体领导，分裂军区党委。他坚持“二月逆流”，坚持“造总”是“坏组织，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并扬言如不接受他的意见，“党委就要一分为二，要分裂，要各打各的。”同一时期，在他主持的军区地办工作人员会议上，带头围攻肯定“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宋开元同志。7月14日，一小撮暴徒煽动群众洗劫我红色造反广播站，成为大揪军内一小撮的导火线。这一天，宋开元同志代表自治区军管会宣布关于红色造反广播站的4条决定，一小撮阶级敌人调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连推带拉、连打带骂对宋开元同志斗争了30多个小时。当晚，“大联指”的4个代表带了一伙人冲击军区司令部把曾雍雅同志拖到交际处广场进行斗争。一夜之间，就把曾雍雅、廖步云、宋开元三同志打成了西藏的“赵永夫”。从14日到17日，他们连续围斗、殴打军区负责同志，一再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围攻解放军报记者，大揪军内一小撮。《风雷激战报》疯狂叫嚣：“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们和军内广大指战员的共同敌人”；“哪怕抛头颅，洒热血，把牢底坐穿，也要把曾雍雅、宋开元拉下马。”极“左”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七·一四”事件又是拉萨地区大规模武斗的信号。周王阴之流公然对抗中央“六·六通令”，对抗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挑动大批农牧民进城武斗，围剿革命造反派。继“七·一四”后，先后制造了“七·二七”、“八·一三”、“八·三〇”、“九·五”、“九·六”等一系列流血事件。我“造总”几十名优秀战士的鲜血，染红了雪山草原。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高举“拥军爱民”和“文攻武卫”的大旗，奋起反击极“左”思潮和反革命武斗妖风，8月1日，《红色造反报》发表了题为“坚决拥护解放军”的社论，庆祝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革命造反派一定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对他们在支左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满腔热情地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克服和纠正。我们一定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凡是不利于军民团结的话，我们就不说；凡是不利于军民团结的事，我们就不做。”8月5日，发表了《铁证岂能抵赖》的文章，揭发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滔天罪行。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广泛开展了拥军活动，誓作拥军的模范。
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六·六通令”，彻底击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垂死反扑，制止反革命武斗妖风，7月17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在京代表同全国80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了反对武斗的《告全国人民书》。《红色造反报》连续发表了社论、声明、文章，揭露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的阴谋“痛斥”“以农村包围城市”、“武斗是暴力革命”等谬论，同时，高举“文攻武卫”的大旗，一方面大力宣传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伟大指示，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加强政治攻势；另一方面，加强自卫，对敢于来犯者针锋相对，坚决自卫反击，粉碎反革命武斗妖风。
正当我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反击“二月逆流”，粉碎反革命武斗妖风而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中央的“九·一八”指示下达了。光辉的“九·一八”指示继中央文革“二·二四”来电，再次肯定了“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实质上为我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平了反。“九·一八”指示是一曲胜利的凯歌，周王阴之流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妄图继续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阴谋，宣告破产。西藏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捍卫“九·一八”指示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毛主席视察三大区时所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中央首长“九·一八”指示的光辉照耀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投入新的战斗。他们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批判刘邓陶李，批判周仁山、王其梅之流，批判“二月逆流”，批判周王阴的黑论点。拉萨街头革命大批判专栏如雨后春笋，千万张革命大字报如颗颗炮弹射向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们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连续发出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倡议，为革命大联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二月逆流”的破产，惊魂稍定，立即进行了新反扑。
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阴法唐，对庄严的“九·一八”指示歪曲篡改，肆意践踏。他拒不承认“九·一八”指示对“‘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定性，公然说：“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大肆污蔑：“‘造总’的五敢精神是没有阶级性的”，“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出一条优点来”，“‘造总’的缺点绝不是支流问题，是革与保的问题”，继续打击、镇压“造总”，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周王之流翻案。
12月，西藏军区党委举行扩大会议。会上，阴法唐制造了种种谬论，说什么：“2、3月错误已经解决了，现在不是认识和纠正2、3月份的错误了，而是认识和纠正8、9月份错误的问题”。会上，只能讲8、9月份的错误，不能讲2、3月份的错误，一讲2、3月份的错误就象挖了他的祖坟一样。对2、3月份错误的性质，只能讲方向性路线性，如果讲方向路线错误，就被阴法唐诬蔑为“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是“自毁长城”，“要交出代表人物”。
以曾雍雅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中央“九·一八”指示的原则立场，坚持改正1967年2、3月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对阴法唐顽固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继续压制“造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行径，作了不调和的斗争。
阴法唐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大耍资产阶级政客的卑鄙手腕，会内利用暂时的多数压制少数；会外大整黑材料，大造反动舆论。同时，策划12个二级部长向中央“上书”，并附有曾雍雅、廖步云、陈明义、宋开元、张瑞厚、赵斌、柴洪泉、白占彪、耿晓村等同志所谓支左“错误”言论的材料。此外，还大量散发了所谓《“三支”“两军”的基本情况》、《××会办公室同志对7、8、9三个月大好形势和对军区2、3月和7、8、9月支左工作所犯错误的看法》、《万炮齐轰曾雍雅、烈火猛烧廖步云》、《彻底戳穿曾、廖、宋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嘴脸》以及所谓《研究材料》等黑传单、黑文件。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卫“九·一八”指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始终把矛头指向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红色造反报》连续发表《我们的炮往何处打》的编辑部文章，坚定不移地掌握斗争大方向，狠揭狠批大叛徒王其梅、李寥死党分子任明道，同时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和细致的调查研究，揪出了叛徒侯杰、吴逢惠，特务多吉才旦、陈竟波等数十人。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央文革“一·一二”来电：“同意你们在军区报刊《高原战士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大叛徒王其梅的意见”，大长了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
3月初，西藏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了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斗私批修，于14日达成了《关于西藏两大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积极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1968年春，全国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在西藏，阴法唐之流与杨、余、傅相呼应。3月初《风雷激战报》抛出的《对西藏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初步认识》是这股右倾翻案妖风的行动纲领。这个黑纲领按照阴法唐的“五月报告”、“七月意见”定下的调子，于67年12月份炮制出笼，68年3月初公诸于世。黑纲领闭口不谈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绝口不提中央对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的3个光辉指示（“二·二四”、“九·一八”、“一·一二”），随心所欲地制造出一整套反动谬论，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模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模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攻击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欺骗蒙蔽群众。黑纲领大肆贩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货。污蔑：“五敢精神是缺乏阶级分析的”，“是反革命精神”，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说什么：“抽掉阶级内容笼统地去支持什么五敢精神，只能是象瞎眼的猫儿捕鼠一样”，恶毒地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舆论在先，行动在后。黑纲领的出笼，为右倾翻案妖风鸣锣开道。一时，“西藏的‘二月逆流’是‘造总’动摇伟大长城”，“‘二月逆流’是‘造总’想夺军权”，“‘二月逆流’是‘造总’为范、白反党集团翻案”等周王阴掀起西藏“二月逆流”所炮制的黑论点再次充塞拉萨街头。“西藏没有‘二月镇反’”，“2、3月风光无限好”，“谁全盘否定‘二月镇反’就绝没有好下场”，“彻底砸烂‘反军黑戏’《三月黑风》”的疯狂叫嚣不绝于耳。他们还声嘶力竭地狂叫：“把‘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的案定得死死的”，“要狠狠地打击”，“狠狠地压迫”，“狠狠地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重新打成“反革命”，把已经平了反的“专打”再打成“反动组织”。
3月下旬，中央发出了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的战斗号令，端出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反党集团。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坚决响应战斗号令，连续几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狠抓两条路线斗争，全面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造总”一司、二司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冲锋陷阵，带头杀上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战场。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提出了“誓死捍卫三红”，“誓死捍卫3个光辉的中央指示”的战斗口号。通过各种形式，控诉了“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揭发了周王之流和旧公检法在“二月逆流”中的罪恶勾当，狠批了阴法唐所散布的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论点。
《红色造反报》连续发表了《西藏右倾翻案风的黑纲领》、《革命群众运动万岁》、《五敢精神硬是好得很》等文章，系统地批驳了那个为“二月逆流”招魂的“初步认识”。尖锐指出：这个黑纲领的要害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搞右倾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周王之流翻案。“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革命工人、革命小将、革命文艺工作者联合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演特演革命歌舞剧《三月黑风》，再现西藏“二月镇反”的历史真实，用血和泪的控诉，有力地反击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
利用周仁山问题压“造总”，为“二月逆流”翻案，是阴法唐之流蓄谋已久的大阴谋。早在1967年10月下旬，他就说：“周仁山打倒了，要重新考虑‘造总’的性质”。11月，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连续发出《紧急倡议》、《公开信》，要求联合调查、共同保管、使用周仁山的一切档案材料。阴法唐却置之不理，蓄意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封锁。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掌握材料不全面的情况下，本着“一面审查，一面挽救”的精神，曾经在1968年元月后的一段时间里提出过“批判周仁山、帮助周仁山、支持周仁山站出来革命”的口号。而阴法唐则大肆推行“利用周仁山压‘造总’”的反动政策。他别有用心地说：“围绕周仁山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两派组织态度更加明确，革与保非常明确。”周总理5月4日关于周仁山不能结合的指示传达以后，阴法唐认为时机已到，疯狂污蔑“‘造总’是打张、保周、反军的坏组织”，得意忘形地叫嚣：“周仁山问题起码可以瓦解‘造总’三分之一”，大量散布谣言，说“造总”要“上山”、“叛乱”、“外逃”，为再次镇压“造总”制造舆论。于是，他们一面大抓什么“六等保周小爬虫”，一面又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5月8日，在阴法唐的指使下，混进军内的坏分子朱秀山公开跳出来，网罗混进革命群众组织“大联指”并窃据要职的李光璧、陈家进、殷景运、薛以楼等社会渣滓，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于5月20日正式成立了“大联指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按照阴法唐之流制订的：“一条黑线，拦腰斩断，两个拳头，左右开弓，东西伸展，中心开花，让开一面，赶上山去，宣布叛乱，全部歼灭”的反革命方针，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大规模的血腥屠杀。
就在这关键时刻，6月6日根据江青同志的提议，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了西藏军区在京常委，重申“九·一八”指示，再次肯定了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明确指出了“8、9月错误与2、3月错误不是一回事”，“一定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还点明了阴法唐之流给“前指”送枪枝使用武力镇压“造总”的罪行。并严肃指出，“周仁山问题，责任不在‘造总’，而在周仁山。”“不能用周仁山问题压‘造总’”。“六·六”指示给了阴法唐之流为“二月逆流”翻案、妄想武装踏平“造总”的阴谋当头一棒，是对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鞭策！
6月7日，阴丁（永泰）朱唐（成盈）之流，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七”反革命大屠杀事件。这一小撮坏蛋公然对抗毛主席“三个根本区别”的最新指示，对抗中央“六·六”指示，疯狂为“二月逆流”翻案，未经请示中央文革批准，擅自动用7个连的部队，抢占财经大院和大昭寺，对“造总”实行武装镇压，打死“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12人，打伤100多人，并将在拉萨市区的革命造反派包围，压缩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六·七”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早在5月份，阴丁朱唐之流就大造舆论，胡说什么：“‘造总’已和彭波地区叛匪勾结，要抢小车上山叛乱”，扬言“拉萨还有第二次平叛”。叛徒丁永泰竟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敢当西藏的赵永夫。”同时，阴丁朱唐之流一方面积极准备，加紧部署，一方面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警备区政委郑万兴、副司令员冯锦国毒打后，赶出警备区，以扫清“障碍”。于是，一场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
7日上午10时，阴丁朱唐之流截断“造总”的电源、电话，封锁交通，指挥300余名携带武器和云梯的武装人员，分两路冲入财经大院。随后，石伴樵亲自手持短枪，率领人马，跑步冲入财经大院，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多人。“造总”战士师范学校红卫兵平措坚村光荣牺牲，总部工作人员艾秀华右胸中弹，还不断呼喊“毛主席万岁！”阴丁朱唐之流还用八二炮、机枪向“造总”总部、区医院、劳动人民医院、报社宿舍等处轰击、扫射。15点，军区副参谋长、三反分子李克林盗用军区名义向中央发了“石伴樵的眼睛被挖了，耳朵被割了，被乱棍打死了”的电报，谎报军情，上欺中央，下压群众，并以警备区名义宣布全市无限期戒严。他们还播发了68年度的“二·二六”公告：给“造总”的两封公开信。
18点30分，3个连武装袭击驻大昭寺的“造总”红色造反广播站和“造总”四司的60余名藏族战士、红卫兵小将，造总战士高举红色宝书，高呼“毛主席万岁！”但得到的却是罪恶的子弹。当场打死藏族群众10人，重伤13人，轻伤无一幸免。英雄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在牺牲前，还面向东方，用最后一口气断断续续地呼喊：“毛主席，我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您的革命路线！”
在“六·七”反革命事件中，“前指”的广播喇叭疯狂嚎叫：“勇敢地战斗吧！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50万‘大联指’全体战士，要在15分钟内，立即作好一切战斗准备，迎接战斗，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左臂扎着白毛巾的武斗敢死队，在财经大院和大昭寺内，配合行动，用铁丝捆绑“造总”战士，逐个毒打、挨户搜查，点名抓人、非法抄家。并调动其他武斗小分队从“造总”背后打，妄图两面夹击，全歼革命造反派。“前指”的张路村布达拉宫、区人委大院、小昭寺、“五·二三”等地，向我总部、财经大院、区医院等处发射了密集的子弹和炮弹。
围绕着“六·七”事件，两条路线斗争在激烈地斗争着。
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武装头脑，毫不动摇，毫不气馁，不畏强暴，与阴丁朱唐之流的血腥屠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坚持不向我们的亲人发一枪一弹，并及时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汇报情况，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狼子野心。“造总”、“公社”、“红司”在6月12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红色造反报》、红色造反广播站及时揭露了“六·七”事件的真相，严肃指出：“六·七”事件是阴法唐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集中表现；“六·七”事件必将成为解决我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突破口；西藏正在烂透，西藏很有希望；发出了“申冤有理”的震天怒吼。深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在此期间，英雄的7885部队和空字850部队的负责同志，挺身而出，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中央，向敬爱的江青同志如实地汇报了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揭发了阴丁朱唐的阴谋活动和罪恶行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则出死入生，顶枪林，冒弹雨，坚决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出现了许多英勇抢救和掩护革命造反派，“军爱民，民拥军”，生生死死为革命的动人场面。
在北京，西藏军区党委以曾雍雅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与阴法唐之流进行了不调和的原则斗争，严厉谴责了阴丁朱唐不顾军区在京常委的劝告，出动大批武装人员，血腥镇压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
为了正确处理“六·七”事件，军区党委派出了调查组。阴法唐唯恐事情败露，竟派出自己的调查组，伪造现场，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炮制了一个上欺中央，下骗群众的“调查报告”。这个假报告把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武装屠杀的责任推给下级，说成是少数战士干的，同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说“六·七”事件是“造总”挑起的，对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进行最恶毒、最卑鄙的政治栽脏/赃。
在阴法唐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影响下，“六·七”事件以后，接着出现了札木“六·二三”、拉萨“七·五”、申札“八·二八”武装镇压造反派的流血事件。而混入革命群众组织“大联指”内的少数坏人，则在江孜围捕革命造反派战士218人，最长的关押达47天，一手制造了江孜“六·九”反革命事件。
6月22日，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立即停止武斗协议》的批示，传到了万里高原，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坚决拥护，坚决执行。
6月24日，朱景尚等同志代表“造总”、“公社”、“红司”启程赴京，他们携带烈士血衣、八二炮弹尾、现场照片等罪证专程去首都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汇报“六·七”反革命事件真相，控诉阴丁朱唐屠杀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7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给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的反革命武斗妖风以致命的打击。阴法唐却借这两个布告大反军区常委的所谓“右倾”，污蔑常委对“造总”“手软”，他不顾军区在京常委的忠告，炮制了把矛头对准“造总”的所谓贯彻“七·三”布告的宣传提纲和《关于我区当前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把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革命行动，诬蔑为“反军”，并给“造总”编造了6条反革命罪状，真是“困兽犹斗”，阴法唐还妄图进行垂死前的挣扎，终于为自己的倒台创造了足够的条件。
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无限关怀西藏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无限关怀西藏百万翻身农奴，无限关怀西藏130万各族人民，无限关怀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中央文革首长在“八·一七”、“八·二六”、“八·三〇”、“八·三一”连续接见驻藏部队负责人和两大派代表，对西藏两年来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对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宣告了西藏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破产。
中央首长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斗争大方向，对“造总”作了正确的评价。黄总长在“八·三一”接见时指出：“‘造总’在你们一些人的眼中，是个不好的组织，中央文革认为，‘造总’这个组织是不错的，造反精神是好的”。周王阴之流妄想把我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的罪恶阴谋，宣告彻底破产。
中央首长的指示，明确了西藏“二月逆流”的性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在“八·二六”接见时指出：“‘二月逆流’是不能翻案的！确确实实是搞复辟的。”“（对刘绍民）对‘二月逆流’是个什么东西你们不清楚。‘二月逆流’是反革命复辟，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这个时候镇反是不对的。”给“西藏没有‘二月镇反’论”的炮制者当头一棒，彻底粉碎了周王阴之流栽赃革命造反派，胡说什么“西藏的‘二月逆流’是惠毅然操纵‘造总’为范、白翻案”的谬论。
中央首长的指示，明确了67年2、3月与7、8、9月的问题。敬爱的康老在“八·二六”接见时尖锐指出：“‘大联指’要注意这个问题，去年2、3月‘造总’被抓了人，被镇压，‘大联指’没有被抓人。”又指出：“你们‘大联指’应该深刻理解，不能拿8、9月‘偏保’去同2、3月对消，不能并摆，你们没被抓人，它是受镇压了嘛。”把阴法唐炮制的“8、9月的错误比2、3月更严重”的谬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中央首长的指示，明确了“六·七”事件的性质，敬爱的周总理在“八·二六”接见时明确指出：“6月7号派队伍就是错误的，没经中央同意。军区常委承认了错误。”又指出：“在大昭寺死去的同胞，党、政府、军区都要解决，按国家规定进行抚恤，要把仇恨集中在阶级敌人身上。”黄总长在“八·三一”接见时严肃指出：“支一派、压一派，全国都有，不光西藏有，开枪打死人的全国少有。”“打死的人藏族多，打死那样好的群众，你们还不痛心！你们的阶级感情、群众观点跑到那里去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央首长替受害人民申了冤。所谓“‘六·七’事件是‘造总’首先开枪打死解放军”的谬论完蛋了！
中央首长的指示，点出了阴法唐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周总理在“八·一七”接见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阴法唐是最偏了”，“他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嘛！”黄总长在“八·三一”接见时说：“阴法唐把‘大联指’的报纸发到连队，向部队灌输一派的思想，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很危险的。”29日晨总理指示：“支一派就是支‘大联指’，压一派就是压‘造总’，亲一派就是亲‘大联指’，疏一派就是疏‘造总’。”并说：“中央决定阴法唐不能当（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这个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8月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9月5日，自治区革委会胜利诞生。她标志着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两年多来惊心动魄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标志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西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1968年9月5日，我区无产阶级新生红色政权——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胜利诞生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照办”的中央《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即“八·二八”批示）解决了西藏红色政权的领导班子这个根本问题，同时指出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斗争大方向和光荣的战斗任务。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宣告了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和他们的继承人阴法唐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万里高原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革命委员会好”！自治区革委会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按照中央“八·二八”批示，为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贯彻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为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它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11月13日，西藏军区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精神和中央对西藏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坚决果断地替在“二月逆流”中遭受周王阴之流残酷镇压的“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了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平反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平反公告》。“平反公告”肯定了西藏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向周王开展夺权斗争的大方向，肯定了西藏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对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贡献，给了周王阴之流掀起的“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以致命的打击。把被周王阴所颠倒了的西藏文化大革命历史再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真面貌。
11月24日，从首都北京传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1月14日和林副主席11月18日对西藏“六·七”大昭寺事件所作的具有伟大政治历史意义的光辉批示。毛主席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申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林副主席批示：“主席批示极为重要，对部队是最大的爱护。各级领导今后更应严格要求自己，严防发生此类事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光辉批示，把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六·七”反革命事件的铁案定死了；把周王阴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掀起“二月逆流”的铁案定死了；对以曾雍雅同志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我区反击“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替受害人民申冤”的革命斗争。11月24日，西藏军区召开群众大会，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光辉批示，严肃处理“六·七”事件，宣布对武装镇压革命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丁永泰、朱秀山、唐成盈撤职查办，替受害人民申了冤。随后，西藏军区对“六·七”死难烈士进行了抚恤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军民团结，为我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的贡献。
12月16日，西藏军区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大反“平反公告”的反革命叫嚣声中，以坚定不移的革命态度，替军内革命造反派平了反，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军内平反公告》。
11月15日至12月4日，为贯彻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召开了中共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严肃批判了1967年那个“三反对”的由周王阴之流掀起的“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滔天罪行，对西藏“二月逆流”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在大会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各项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在去年的‘二月逆流’中，反革命两面派周仁山、大叛徒王其梅之流，为了保自己，与黑干将谭震林等遥相呼应在西藏掀起了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打击和镇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尔后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继续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度。实质是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次党代会还推举了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有“造总”优秀战士央宗等3人。
1969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西藏军区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统一了对西藏“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认识。会议明确了“西藏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最突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阴法唐为代表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公开对抗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对抗中央‘九·一八’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拒不承认并继续压制‘造总’这个革命群众组织。”会议认为：一，阴法唐极力夸大8、9月的问题，掩盖2、3月的错误。大搞支一派、压一派，拉一批、打一批，千方百计地攻击军区党委常委，攻击改正错误较好的领导同志，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第一个高峰。二，阴法唐公开对抗中央“九·一八”指示，拒不承认“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并千方百计地打击压制“造总”，以至发展到开枪镇压“造总”革命群众和“六·七”、“六·二三”、“八·二八”等严重政治事件，妄图用武力把“造总”压垮。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第二个高峰。三，反对“平反公告”，阻挠批判“二月逆流”，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第三个高峰。会议指出：阴法唐既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代表，又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进一步揭开了阴法唐问题的盖子。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阴法唐长期坚持的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路线。
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八·二八”批示，积极支持、尊重、拥护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誓死捍卫新生红色政权。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小丑则千方百计地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而个别人搞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充当了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相互勾结，上下呼应，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动摇伟大长城、颠覆红色政权、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黑浪。
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不久，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西藏那个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代表，公然对抗“八·二八”批示，制定了一个所谓“弃上夺下，寸权必争，巩固已得，革命到底”的16字反革命方针。随后，他们又将“弃上夺下”改为“乱上夺下”、“夺上夺下”，妄图公开向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行反夺权。
他们选定西藏军区“平反公告”作为实现他们反革命阴谋的突破口。11月21日，那个“多中心论”的代表在西藏“党代会”上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发言”（简称刘氏“演说”）。自11月15日至1969年元月10日，周王阴御用的几个反动文人，挂着“工总司”评论员、“九大总部发言人”、“文艺兵总部评论员”的招牌，针对西藏军区军内外“平反公告”，唱着刘氏“演说”的调子，连续抛出了“八评”、“七评”、“三信”、“一令”和《砸烂黑九处，揪出黑处长》、《西藏向何处去》等黑文章。这些连篇累牍的大毒草，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行动纲领，是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宣言书，它咒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一派掌权”、“马蜂窝”、“老虎屁股”、“颠倒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号召人们“起来造反”、砸烂“派委会”、“揪出周王二世”。它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号召书，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动员令，肆意歪曲“二月逆流”的实质，坚持周王阴旨在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二月逆流”论，散布一月“逆流”论、群众掀起“逆流”论、镇压革命群众“合理”论，号召人们去“砸烂黑公告”、“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它是动摇伟大长城的大毒草，歇斯底里地叫嚣“平反公告”是“为周王惠范翻案”，是“否定解放军支左成绩”，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是“关王庙妖风”，号召人们同“平反公告作者”（即军区党委）斗争到底。
这些气势汹汹的反革命舆论，动员了周王阴的“遗老遗少”，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右派势力，网罗了一批一贯打着“捍”字大旗的扒手，以从来没有过的突发的“造反”劲头，向新生的红色政权，向西藏军区，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大举进攻，疯狂反扑。
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了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无限好风光”，从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向新生红色政权展开了全面的争夺战。他们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多次冲击革委会驻地，围攻革委会领导干部，大肆散布揪斗所谓“周王二世”——曾雍雅同志的空气，指名辱骂“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那个“多中心论”的代表则紧密配合，经常以“五十万”要挟革委会，与革委会分庭抗礼，经常不参加或故意退出革委会常委会议，致使革委会的决议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里行不通。他们在“党代会”上提“抗议”，把大多数代表通过的正确决议污蔑为“没有民主通过的纸片”，而把刘氏“演说”吹嘘为“纲领性文件”，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里普遍散布，组织学习。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召开的平反大会和欢呼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六·七”大昭寺事件光辉批示的大会，他们不让群众参加。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的一切文告和命令，被他们撕得粉碎。
他们非法破坏革委会对我区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私设转运站、供销点，私发“购货证”，私分国家统销物资，破坏国民经济；在国营商店里经常搞罢工罢市，向自治区革委会施加压力。
他们为了破坏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泛宣传，疯狂地和自治区革委会争夺舆论阵地。自治区革委会机关报《西藏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被污蔑为“大毒草”，并且经常制造事故，中断报纸的出版和发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也接连发生严重的人为的停播和故意降低音量等严重政治事件。
在这前后，武斗妖风又刮起来了。拦车抢劫、炮轰客车、中断交通的反革命事件不断发生，大街上白天无故向人群开枪射击、投掷手榴弹的反革命事件屡见不鲜。
为了实现其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一小撮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发动了疯狂的进攻。1968年12月17日至18日，他们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西藏军区指挥机关长达31小时又40分钟之久。12月20日上午11时20分，又发生了冲击7885部队领导机关的反革命事件，绑架值勤战士，抢劫值勤战士的武器，打伤干战20余人。拉萨警备区首长也数次被围攻，警备区办公楼被占领，“打倒郑万兴（警备区政委）”的巨幅标语贴满街头。西藏军区支左办公室被闹得乌烟瘴气，打倒支左办公室主任张鹤田同志的反动舆论甚嚣尘上。在这前后，昌都、日喀则、山南、林芝、江孜等地连续发生抢劫边防部队的枪枝弹药、拦截军车等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对于中央点名的错误路线代表阴法唐，他们却爱护备至，大肆吹捧。在拉萨，阴法唐的死党抛出了反动传单《谈阴法唐的功过》，为阴法唐歌功颂德，为阴法唐招魂，公开与中央唱对台戏。在格尔木地区，还组织了所谓“支阴六团”，贴出了“拥军必支阴”、“支持阴法唐是最大的拥军”、“西藏军区支左人员必须向阴法唐学习”、“阴法唐是好干部，我们支持定了”等反动标语，并公开叫嚣：“中央文件是教条，过时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造总”等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认识到在新生红色政权建立以后的新形势下，路线斗争仍然是激烈的、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的焦点就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与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斗争，而反对平反、为“二月逆流”翻案是这场斗争的集中表现，其实质就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因而提出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而斗争”的战斗口号，向周王阴等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向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向一切炮打“三红”的反革命小丑，展开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造总”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在革委会内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拥护、尊重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向“多中心论”的代表坚持开展原则性的斗争，积极带头宣传、贯彻、执行革委会和军区的一切决定、决议、命令、公告和指示，表现了不怕围攻、不怕谩骂、不怕威胁的无畏精神。《红色造反报》代表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的意志，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大造舆论，连续发表了《誓死捍卫“三红”》、《为捍卫“三红”而战》、《战斗！战斗！用战斗保卫新生红色政权！》和四论“捍卫红色政权”等社论、文章和读者来稿。当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者抵制、诽谤党代会和军区党委扩大会时，“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针锋相对地作出决议：《为贯彻党代会决议而斗争》，发出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的通知》。各司令部、分部和战斗团队，在解放军的支持下，主动和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共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党代会和军区党委扩大会的有关文件，充分交换意见，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
为了粉碎周王阴之流通过为“二月逆流”翻案以实现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罪恶阴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展开了反击“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捍卫红色政权的大决战，于元月20日，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反击‘二月逆流’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第一号战斗命令》、《第二号战斗命令》，表明自己反击“二月逆流”的严正立场、钢铁意志。“总指挥部”以最大的声势宣传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六·七”事件的光辉批示，指出为“二月逆流”翻案就是狗胆包天地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替受害人民申冤”的最高指示，同时发表了关于坚决批斗“六·七”事件的元凶阴丁朱唐的严正声明。《红色造反报》连续出了反击“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专刊，对周王阴之流穷追猛打，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炮制的“八评”、“七评”等大毒草狠揭狠批，对资产阶级“多中心论”的代表作刘氏“演说”进行义正词严的驳斥，并发表了《论西藏“二月逆流”的几个基本问题》和《评西藏的“二月逆流”翻案风》两篇编辑部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比较系统地批判了西藏的“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
在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革命造反派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狠狠批斗了坚持“二月逆流”反动立场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月5日，在“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为纪念遭受“二月逆流”镇压两周年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把周王阴的忠实走狗、“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黑干将、旧公检法内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以及妄图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任明道、郭锡兰、钱兴门、陈卓、牛瑞騆、杨宗欣、张夺锦、多吉才旦等揪出来示众，使他们威风扫地，狼狈不堪，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扬眉吐气。
“造总反击‘二月逆流’总指挥部”，通过发动群众，揭开了反革命组织“大联指前线指挥部”的黑幕，并在《红色造反报》上公布了它的大量罪行。事实表明，这个反革命组织是完全由周王阴的忠实走狗、混进军内的反革命坏分子朱秀山一手组织、操纵的，其目的主要是制造大规模武斗，用武力为“二月逆流”翻案，罪恶累累，罄竹难书。黑幕揭开以后，引起了受蒙蔽群众的震动和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
一声春雷，震撼大地！1969年2月11日，正当西藏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和那几个反动的“多中心论”者进行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即“红五条”）下达了！“红五条”是及时雨、指路灯，是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行动指南、战斗纲领，她照亮了我区文化大革命继续胜利前进的道路。
“红五条”对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后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了正确的结论，科学的总结。
“红五条”指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的，一切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坚决拥护，……‘大联指’的某些同志不尊重革委会的领导，不参加革委会召集的会议是错误的，希望‘大联指’的这些同志顾全大局，立即改正，否则要犯更大的错误。”这就肯定了“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为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她给了一小撮妄图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阶级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她对那几个为了维护资反路线的既得利益而大搞“多中心论”的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红五条”指出：“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证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这就宣判了一小撮煽动、组织、指挥冲击革委会和部队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劫武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死刑。
“红五条”指出：“西藏军区的‘平反公告’和对大昭寺事件的处理是军区纠正自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错误，这种作法是符合毛主席关于‘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的教导的。……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平反公告’，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委员会。”这就又一次给西藏的“二月逆流”定下了铁案，也明确肯定了“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维护“平反公告”、反击“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狠狠打击了利用“平反公告”制造事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小撮阶级敌人。
但是，周王阴之流和那几个被反动的“多中心论”浸透了灵魂的人，并不甘心失败，向光辉的“红五条”发起了猖狂的反扑。他们别有用心地胡说：“红五条”是“欺上瞒下”、“谎报军情”的产物，还抛出了一个所谓“严正声明”和一个所谓“决心书”。他们诬蔑说：“正当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迷失了方向的时候，‘红五条’又一次拨正了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企图继续否定革命委员会的大方向，继续攻击新生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他们嚎叫“‘红五条’狠狠痛击了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反击‘二月逆流’的革命口号，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的大阴谋”，企图用偷梁换柱的大骗术，欺骗、蒙蔽群众，继续同新生的红色政权较量；他们自欺欺人地宣称，前一段他们只是“在进行原则斗争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企图推卸自己反对红色政权的罪责，为继续炮打“三红”找借口。
于是，围绕“红五条”而进行的斗争在全区迅速展开了。
自治区革委会按照“红五条”的精神，根据全区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对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小撮炮打“三红”的反革命小丑，展开了坚决的反击。自治区革委会机关报——《西藏日报》从2月13日到3月7日连续发表的《誓死捍卫“红五条”》、《光辉灿烂的“红五条”》、《为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而斗争》、《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社论，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对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来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了明确的回答，它号召全区革命人民坚决贯彻落实“红五条”，彻底批判周王阴所掀起的“二月逆流”及其翻案邪风，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各地驻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采取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宣传“红五条”。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委会，严肃地揭发批判了个别人搞的反动的“多中心论”。
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在“红五条”的指引下，坚决支持、拥护自治区革委会为贯彻落实“红五条”而采取的措施，并且响应自治区革委会的号召，向疯狂对抗“红五条”、顽固坚持为“二月逆流”翻案、继续炮打“三红”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反击，对个别人搞的“多中心论”进行了集中的揭发、批判。并且按照“红五条”的精神，两次提出了在“红五条”的革命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倡议。
在“红五条”的光辉照耀下，万里高原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新高潮风起云涌，一些原来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悟。3月17日，自治区革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得到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坚决支持。
3月25日，在迎接“九大”即将胜利开幕的欢呼声中，“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西藏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组织形式应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的教导，执行自治区革委会的决定，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宣布胜利结束工作，撤销大小总部，《红色造反报》同时终刊。自治区革委会，西藏军区的负责同志到会祝贺。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战士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望着饱经风雨的战旗，回忆起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走过的战斗历程，无不热泪盈眶，豪情奋发，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把我区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已经简略地介绍了迄今为止的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的英明教导，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应当提出来：
一、西藏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得到最集中、最明确的证实。在我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群众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以及周王的继承人阴法唐之间的斗争，而他们对革命势力进行拼死斗争的法宝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殊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紧紧抓住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才能始终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识破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玩弄的种种阴谋，彻底打倒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抓路线斗争，就会放松革命的主要对象，甚至落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圈套，与他们同流合污，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他们推行资反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工具。至于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明知是资反路线也要保，那就是革命的绊脚石，如不彻底改悔，必将走上自绝于人民的死路。
二、路线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而围绕着政权问题的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特别是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纵观西藏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各个阶段路线斗争的内容及其形式虽有所不同，却始终都是围绕着政权这个中心问题。运动初期，周王之流顽固推行反动路线，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一月革命”风暴到来，夺权就势所必然地成了斗争的大方向、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二月逆流”正是周王阴之流对“一月革命”的反扑，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夺权，是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以阴法唐为代表掀起的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其根本目的就是继承周王“二月逆流”的遗志，建立一个推行没有周王的周王路线的阴氏政权。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个别人搞的反动的“多中心论”所掀起的炮打“三红”的反革命黑浪，正是周王阴之流在政权问题上向无产阶级进行的垂死挣扎。所以，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围绕着政权的问题，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林彪副统帅极其深刻地指出：“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在西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周王阴之流为了维持他们所篡夺的那部分权力，维护他们所建立的那部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旧秩序，始终把一部分群众当成“阿斗”，把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视若死敌，长期进行残酷镇压，充分暴露了他们镇压群众、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法西斯面目
三、从西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反动路线、向革命势力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他们窃据的那部分权力，和他们曾经有过的影响，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打着“红旗”反红旗，分裂群众队伍，利用觉悟较迟的那部分群众去反对先进的那部分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
他们经常接过革命的口号，加以阉割、歪曲，用以蒙蔽群众，镇压革命造反派，从极“左”的或右的主要是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们最擅长抓住革命造反派在斗争中政策、策略上的缺点、错误加以渲染、夸大，或者抓住革命造反派中某些战士特别是中坚分子的一般问题加以无限上纲，否定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更其恶毒的是利用反动的旧公检法，大搞特务行径，伪造档案，大整黑材料，危言耸听，栽赃陷害，进行镇压，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玩弄的这些花招，使得一部分群众迟迟不能理解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脑子“好人不造反，造反没好人”的荒谬的奴隶主义哲学，总念念不忘“秋后算账”。也正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玩弄的这些阴谋，使两条路线的斗争，经常以激烈的派别斗争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必须依照毛主席“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的教导，应该透过派别斗争这一现象，看到路线斗争的实质，揭穿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党性。
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西藏将近3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运动发展的转折关头，无不集中表现为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这是我们在运动中最深刻的感受。这是我们今天从总结经验中找出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事实证明，不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多么了不起的庞然大物，不管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是多么貌似强大，其势汹汹，结果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面前被碰得粉身碎骨。“一月革命”风暴，“四·一”指示，“九·一八”指示，毛主席对“六·七”事件的光辉批示，“八·二八”批示，以及光辉灿烂的“红五条”，都是在西藏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致命打击。而坚持镇压“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的反动家伙，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和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深深感到，在路线斗争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一个忠字，才能做到“公”字当头，“敢”字领先，不怕打击，不怕坐牢，不怕孤立，不畏强暴；才能顶恶风，战逆浪，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击资反路线，与一小撮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血战到底。我们还深深体会到，在路线斗争中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无条件地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决定、指示、号令，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听中央的话”，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们最根本的经验。如果认为背离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什么革命路线，因而自作聪明，另搞一套，就必然走上邪路。
回顾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使我们加倍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伟大教导是多么英明。“造总”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哺育成长的，是在同资反路线的浴血奋战中发展壮大的。不懂得路线斗争就永远不懂得文化大革命，就永远不能理会革命造反派的豪情壮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胜利，然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终止，也决不会终止。我们要坚持不懈，再接再厉，把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去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这就是我们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忠于毛主席的钢铁誓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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