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8-17 作者：张志新
张志新*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十八日，张志新同志在辽宁省五七干校为她办的“学习班”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亲笔写下了这份“交代材料”。
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同志们揭发了我的问题，并指出我问题的性质是敌我问题，犯了滔天大罪，是现行反革命。经过多次批斗让我认罪服罪悔罪。我经过多次、反复地自我斗争，认识到自己是犯了罪，尤其“九大”之后认识到是犯了大罪。但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认罪是被迫的，不是自觉自愿彻底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在不少问题上由于自己没得到澄清，弄不明白，影响自己认罪服罪。而且还坚持己见。现将没能解决的问题列述于下，以得到组织上的帮助。
(一)同志们批判我，指出我所想的一些问题(包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江青……等)是不允许想的，想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犯罪。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想现实斗争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提出问题和怀疑。在一定组织手续允许下讲出来，为了加以解决，是允许的(包括处分)。
(二)我在清队中交代的一些问题，起初认为是允许探讨和思考的，应当弄明白，这算不上犯罪。考虑问题虽是自觉的，但出发点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出自为党和国家命运着想的。目前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不允许的，是犯罪，但思想上又觉得客观上不等于错了。(曾想起这样一个比喻，哥白尼发现了自然规律，“地球是圆的，自身在转动”。他因此而定罪，并处死。定罪处死后，地球仍是圆的，仍在不停地转动。)这想法是形成我坚持观点的原因之一。
(三)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九大”的中央文革，从产生到形成觉得不太合乎组织手续，由于几次揪出坏人的情况，形成了对其中成员不信赖看法，从而对它产生疑虑。
(四)从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看，觉得不少情况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十六条”)不相符合。例如关于在运动中体现加强各级党的领导问题；解决混在军内的走资派问题。
揪军内一小撮早被批判。错误是自毁长城。我同意这个观点。作为领导军队的党，开展了全民性的文化大革命，按“九大”文件的说法，是开展了“公开地、个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来揭发黑暗面”。这样说法是否也毁掉了什么呢？曾认为毁掉了党的统一和团结，混淆了内部矛盾，打击面宽了，影响正常民主生活的进行，削弱各级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亲自指挥的军队；那么党不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的？既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党内有反映，军内可以例外吗？！是党领导军队是军队领导党呢？按阶级斗争学说和规律看，敌人、野心家，走资派……能不往这个政权核心军队里钻吗？因此，我认为军内问题没有解决。但我又不同意用全民性的文化大革命形式解决军内这类问题。这和我不同意用这种方法解决党内走资派问题是一致的。究竟怎么解决，未来的阶级斗争实践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去进展的。斗争要以最尖锐的形式进展的。
(五)对“九大”以来的情况的看法。对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我都曾有过想法，至今没解决。觉得会议不合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会议准备、代表产生……等)，是党史上罕见的，不正常的。因此对会议所产生出来的决议及确定的司令部的一些成员，也是信赖不足的。能做到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
(六)“九大”在树立领袖权威方面，主要是树立了林×××。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信在文化大革命前早已形成、从全党看，党的历史也早已肯定了。“九大”以最高文件党章形式树立了林×××的地位和作用(副统帅和接班人)。〔我〕对于在党的章程上明文确定接班人问题的必要性和意义理解不深透。连排大会在批斗刘异云时，曾批驳了他的一个观点，即“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不可代替的。‘万岁’是一种主义，人实际上是活不到一万岁的。”我没察觉这一说法的反动实质会那么严重，曾联想过，新党章上还明文确定了做毛主席接班人。所以对刘异云这一问题也感到不能算上什么罪。
(七)“九大”以来党报提出的一系列针对性的倾向和问题，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特点。感觉“九大”以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信是增高了，还是受削弱呢？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受干扰的情况可能在增加；目前全国范围内群众斗争情况是积极向前继续高涨还是低落呢？从各地反映出的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倾向看，很难说了。是否反映“九大”后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决战没彻底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八)关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经过学习党内路线斗争史，初步得出这样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阶段刘少奇为首的这条路线不一定错了，不是资产阶级路线。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自己尚没有足够批判能力，而且觉得有些说法自己也同意。把这一讲话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不能说服人。
张志新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日
(九)对刘邓路线一些问题的看法：
(1)“刘少奇等一伙在三年困难时期提出的‘非常时期、非常措施’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对这一说法接受不了，曾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当苏维埃国家受十四个帝国主义包围时，搞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相比较，觉得不能说刘少奇是搞复辟资本主义。问题本身就已说明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又联想农业纲要六十条中，明文规定自留地、三级所有制……要几十年不变。这是倒退还是更有继续革命思想呢？我认为不断革命论也好，革命发展阶段论也好，都不能离开时间、地点、条件的约束。
(2)一些材料引用批判刘少奇四九年在天津讲话“剥削有功”论，是复辟资本主义。不能说服人。应当全面地看待讲话内容，由这一点就定罪为搞资本主义复辟、变天……不能说服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方针，后又给资本家拿定息等等，不也是承认和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吗！
拿定息在当时就是把剥削合法化。这些政策规定，说明在当时经济条件下，还不能不承认剥削，允许剥削存在。正象我们目前仍承认和保留着某些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一个道理。如果简单地说“刘少奇天津讲话这一条”就可以定罪，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变天，为什么拖到十七年后才把他揪出来？而且在十七年中间还把他提升力国家主席了。这些问题理解不了。
在学习路线斗争史的一些材料时，觉得有些不能说服人。例如批判对照时引用的材料有些完全是两个历史时朋的，有些是孤零零的—句话……经过一段学习，〔我〕认为十七年中刘少奇不是都错了。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正确的多，刘少奇错的地方多：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正确的地方多，毛主席也有错误。
(3)关于党内民主生活问题：觉得近几年来，党内民主生活是不够正常。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增加了。对于六二年左右所搞十四个“不”字方针，究竟错在哪？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可怕的是党员不敢向党讲真心话，当然真话本身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有的是错的，甚至是反动的，但讲出来党就可以知道了，能加以教育改造直至处分，这对革命，对本人都有利，总比政治上两面派，背后去搞小动作要好。作为党的各级组织，对于讲了真话(即使是错误的或反动的)，在斗争、处理上不应是过火的。
(4)对于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的万言书定为反党问题(过去交待过)，现在仍未想通。对主席讲的“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斗争是阶级斗争”，未能理解。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基层有些党员也由于和彭等有相同观点、看法而作了处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不戴帽、批评处分……等。认为这样作影响各级党的民主生活正常化，谁还敢讲真心话了？关于“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问题，《燕山夜话》，“三家村”……除应当用阶级斗争去说明解释外，我还曾想过，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度内，在党内，有了与党不同的意见(包括反对意见)，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去解决，而要用写小说、写杂文……去表达呢？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为反动辩护，我也能意识到， 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张志新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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