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10-12 作者：叶群
叶群二中全会期间，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自己虽然在大组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但心情是沉重的，最近听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东兴同志检查报告的亲切批示，特别是国庆节在天安门上见到了主席，主席耐心而亲切地倾听了我的检查，并谆谆教导，我内心感到非常温暖，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文化大革命以来主席让我参加各种会议，从多方面培养我，我辜负了主席的培养和教导，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深感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中央和到会同志，心里非常难受，我决心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深刻教训，一生牢记，坚决改正。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部伟大的纲领性的文献，我完全拥护，这个文献言简意言简意赅，含意非常深刻丰富，字字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学习以后对自己教育很深，使我从错误中猛醒，猛醒。我这次犯的错误，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
（一）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但我没有提醒他们去同有关同志谈心，交换意见，核实情况。
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情况未经核实，就把电话记录念给林彪同志听，这是不符合主席教导的，认识不符合实际，事情就不能得到好的处理。
（二）建议林彪同志不写信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对主席和主席思想非常热爱，听了电话内容后很生气，说要放炮，要给主席写信。当时我对林彪同志说，主席正在南方，天气暑热，这些问题不是直接听到的，详情又不太清楚，保护主席健康至关重要，还是不去干扰主席为好。而且北京来电话的同志们说，已报告东兴同志处，为了保护主席健康，他们也让东兴同志在适当时候再报告主席，他们都这样保护主席，我们更应当注意了，因此我建议林彪同志多看看，不要写信，那时林彪同志也答应了。我建议不写信，虽然是出于对主席的朴素热爱，但效果适得其反，反而干扰了主席。另外对林彪同志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容易急躁这一点，我也是估计不足的。
现在看来，建议不写信是错误的。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如果他当时及时给主席写了信，使主席有充分的考虑时间，并找有关同志谈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不会给主席和中央带来这样大的干扰。
（三）八月二十四日晚在中南组会上发了言。虽然当时讲了宪法中明确写上主席领袖作用的重要性，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重要性，但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激动。过去军队学毛著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大迫害和阻挠，因而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就容易敏感和激动。
虽然自己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主席讲过“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自己由于没有弄清情况，情绪又易激动，发言时很不冷静，对会议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当时以为是办事组同志和他们带来的工作人员搞的，自己是办事组成员，所以他们寄给我一份。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因发现语录引得不全，未全用。根据自己回忆又讲了几句列宁等的教导）。当时不知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讲完回家后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是陈伯达连夜搞的。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当时我正在和总参的两位干部完成总理交办的研究办事组起草的战备报告的任务），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上了他这个反革命假理论家的当。
（四）由于缺乏高级政治生活经验，会上插话有时不够政治化。例如一次政治局的会上，提醒林彪同志还有两页提纲遗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今后在会议生活中、家庭中都要十分谨慎，要时刻注意政治化，坚决改正嘴快话多的缺点，要注意简炼、谨慎、冷静，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关于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过去由于主席在会议上打过招呼，江青同志也几次对我们打过招呼，对陈伯达的错误言行是有所察觉的，在一些问题上是抵制了的。例如：他建议造五十万吨的大轮船问题，动不动撂挑子、不干工作的问题，三十八军的问题，攻击“九大”报告稿是伯恩斯坦观点等等问题都进行了抵制。在杨成武的问题揭发前两天，他拼命打听、企图套话，我也没有告诉他，当时只报告了总理和江青同志。但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
这次在庐山同陈伯达来往不多，仅仅在上山第二天看望过他一次，那天是，中午先去看江青同志，然后去看邓大姐，因外出未遇，见到了总理，又去看了曹大姐，康老也在，因为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同大家好久不见了。后来听电话说陈伯达要来看林彪同志，当时林彪同志刚吃完晚饭，出汗，不能见客，叫我先去看他，并劝他不要来。这次看他完全是礼貌性的，他说常委才开了会，总理会向政治局传达会议日程，然后就谈怎样写毛笔字的问题。我即告辞。
这次全会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把陈伯达打着红旗反红旗，造谣诡辩，煽风点火，搞突然袭击，妄图分裂党，破坏党的罪行，揭出来，对我教育很大。陈伯达是个野心家，阴谋家，狡猾狠毒的阶级敌人，他反党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欺骗和陷害了不少同志。事实证明，他三十年来一贯反党、反主席、反主席思想，他跟刘少奇跟得很紧，实际上他是刘少奇、周扬一伙的坏人。据最近揭发的材料，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这次把他揪出来，是党的伟大胜利，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开会期间对陈伯达的许多问题，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当面揭发批判了他，在中南组也揭发批判了他，这里再补充几点：
一是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同志开完大会后回家，陈伯达坐车未经电话打招呼就跟着林彪同志的车子进院里，又进了会客室来见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说开了几个小时会太累，请他回去，我们也劝他回去，把他撵走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
二是最近会上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童大林这些人搞在一起，而童大林在六六年一月以前就老早知道严慰冰给我们全家写匿名信的全部内容，而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我怀疑陈伯达是否和匿名信案件有关。怀疑陈伯达是刘邓及旧中宣部阎王殿反动罪行的同谋者。
由于自己毛主席思想没有学好用好，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政治路线觉悟很低，我在这次全会上犯了错误，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是一生难忘的。这次也可说是坏事变好事，给自己打了防疫针，不然将来很可能犯更大的错误。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政治路线觉悟，牢牢掌握大方向，时刻保持冷静的政治头脑。要加强组织纪律性，遇事要注意请示报告，反映情况要注意核实，注意政治，防止偏差。切实做到顾全大局，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学会听不同意见，情况不明时不随便发言，遇到问题时注意交换意见，不随便反映。同时要警惕坏人钻空子，防止给坏人当枪使。
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一定要牢记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燥，努力改造自己、工作，永远坚持主席革命路线，永远紧跟主席革命到底。
以上认识是否恰当请予指示。
叶群一九七○年十月十二日
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印发，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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