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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第一次书面检讨

日期:1970-9-29 作者:吴法宪

吴法宪

主席: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我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和培养,对不起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不起受我发言影响的同志。我犯了错误,是主席及时挽救了我,主席的教导对我是最亲切的关怀和爱护。在庐山,林副主席对我两次严厉的批评教育,总理对我多次批评教育,康生同志对我两次批评教育,使我对错误逐渐有了认识。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我坚决拥护,一定按照主席的教导办事。主席英明伟大,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知道陈伯达三十多年来在重大的关键时刻,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马列主义的。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

在二中全会上,我先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西南组会议和四川小组会上作了五次检讨。回京后,九月十四日,总理、康生、永胜同志传达了主席极为重要的指示和林副主席的指示,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十五日,空军听过传达的十五位同志进行了学习讨论,我以接受教训的态度向到会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最近,黄永胜同志又把主席对汪东兴同志检讨的批示传达给我。主席对我们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教导,使我更加感动难过。

我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同时揭发坏蛋陈伯达的几个问题。

我这次犯的错误主要是:

一、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革命没有革自己的命。我对主席的书没有读懂,没有学好用好主席思想,也不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反而不懂装懂。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会上的发言有严重错误,传播了错误的看法,造成了思想混乱,使西南组有些同志跟着我的发言上纲上线,影响了会议的正常进行,干扰了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幸亏主席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问题,端正了航向,指出了我的错误,挽救了我。

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

我自己也选择了林副主席的一些话。这些话是从一本政治学院编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小册子上选来的。没有查对这些话是不是林副主席讲的就在会上念了,这是非常错误的。林副主席一九六七年就指示过不要搞他的语录,我这样做也违背了林副主席的指示。

二、我这样做,不论从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说,都是错误的。我发言中引用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又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三、主观主义,自以为是。思想方法简单片面,有骄傲自满、偏激情绪,听不进不同意见,心里有话就憋不住。总认为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的,因而对听到的有些话就很敏感,凭主观的框框,不加分析和深思,随便顶撞,随便说话,只讲主观的动机,不问客观效果。

四、政治上极端幼稚,看问题、处理问题水平都很低,又没有在上面工作和政治生活的经验,还同过去一样,随便讲话,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完全忘记了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教导: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

总之,我违背了主席的谆谆教导,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深刻的一次教训,痛心之极,永远也不能忘记。请求主席给予严厉批评和处分。

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消除了隐患,使我们全党更加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今后,我一定认真地活学活用主席思想,认真学习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习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功夫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遵照主席的教导,认真读一点马列主义的书,努力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和大坏蛋陈伯达划清界限,一定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多作自我批评,虚心向地方同志学习,言行一致地维护党的团结,只有做到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一致,才能真正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一定牢记主席的教导,痛改前非,跟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九月一日,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对陈伯达作了初步揭发,现再补充揭发如下:

一、在庐山他几次来找我。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外出到大月山去看空军的一个雷达连。中午回来,听服务员讲,陈伯达来找过我。下午三时,他又要来,我因当时还没有识破他,出于礼节,就主动去看了他,坐了一会回来了。他说他到了山上不舒服,还告诉我政治局常委已经开了会,研究了会议的日程,今晚可能开政治局扩大会,总理会传达。

二、八月二十三日晚十二点前后,他来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同志,这次他谈了一九六七年上海安亭事件的经过,吹嘘他对上海的一月革命有“功劳”,打击刷人,抬高自己。他又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问他有马、恩、列、斯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没有?他说:有的,可以找一百多条,回去给你们找一些。他回去后隔不久就打电话传给我七条语录。(第一次三条,第二次两条,第三次两条),我自己没有带书,又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书,就同他在电话上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现在来看,这是大坏蛋陈伯达利用我对天才问题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情绪,利用我的无知,用这些语录煽动我放炮,为他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达到他破坏二中全会,分裂党的目的。

三、八月二十六日黄昏,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三个同志谈谈,因此,我们三人就去了。我们到后,告诉他,今天你找我们谈话,要报告总理。后来,他就出去打电话,回来后他说,主席今天下午批评了他,看了他二十四日在华北组的发言稿。后来,他又到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那里,也受到了批评。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我们三人当时都回答说,主席批评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教育,批评什么我们都接受,坚决改正。当时陈伯达说话神态异常,说时吱吱唔唔,对主席的批评毫无沉痛的心痛,没有一点悔过的表示,我们在那里呆了约二十分钟就回来了。

四、八月二十七日晚二十四点以后,他突然来找我,说他受了总理的批评,说他的发言稿用了我的一句话,问我这句话(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讲过没有。我说,讲过,你自己也在场嘛,(这时候我才知道他用了我的话)他还把他的稿子给我看,现在看来,这是陈伯达的一种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

五、二十七日晚,他来和我核对那句话时,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大意),但他的发言印出以后,这句话没有了。这肯定是他后来删了的。

六、八月二十四日晚,他来电话找我,我去参加小组会不在家,他就告诉我的秘书说,他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要秘书转告我。我开完会回来,秘书告诉了我。我当即表示,宪法修改工作小组是康生同志主持的,经过了半年多的讨论修改,又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最后交全国人民讨论的。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

(以上五、六二点我已在九月一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初步揭发过)

吴法宪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来源: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印发,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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