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1-26 作者：[待确定]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字尚友。曾用王通、曲突、陈志梅、周金、梅庄、史达、王文殊、陈万里等化名。1904年生，福建省惠安县岭头乡人。自称他的家庭是“破落士大夫及贫农”。据调查，从其曾祖父起到他这一代，是“四代书香”。他的曾祖父是乡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庭破落了。家族71人中，有乡进士、秀才、官吏、特务、宪兵、保长等23人，其中4人被镇压，1人被管制，1人被监督劳动，11人在台湾和海外。
陈伯达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有个人野心，到处钻营投机，找靠山，向上爬。从1921年至1924年，先后在福建省的惠安、晋江、厦门及上海等地游荡混事。1924年，与陈文总（叛徒）、林绍平（大批发商）拜把结盟，按年龄依次用“松、竹、梅”为名，陈年龄最小，为“梅”。1925年在厦门经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后去上海入上海大学、转广州入中山大学，不久又回到厦门，同梁龙光、黄振家等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上大、中大当时均有孙文主义学会）。同年9月，在上海《洪水》上发表反共文章。1926年3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围攻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为农民讲习所招生的特派员罗明，陈等恶毒污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不久陈复回广州中山大学，与黄振家等人一起，反对进步学生组织，辱骂共产党。同年秋，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尔后任国民党军阀张贞部队的少校（有的说是中校）秘书，兼任何应钦在福州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后，陈到上海。自称经陈明、张余生介绍加入共产党，不久到武汉，又被派去闽浙赣边区联络张贞，未果，回到上海。1927年冬，去莫斯科。
陈伯达1926年由张余生介绍到张贞独立四师任秘书。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陈被通缉，张贞赠款1000元，并派亲信林学渊将他护送上船，他跑到上海。
1931年陈被捕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时，写信给张达卿（张贞的亲属、军需员）求救。张贞出款2000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到北平活动，经原东北军少将邰斌山的关系，陈办了手续出狱。
1933年8、9月间，张贞到北平时，陈、张互相拜访。张对陈说：“不要再流浪奔波去干共产党的事，找正当工作做，照顾自己的身体。”陈说：“不是共产党的人，我是学者”。张贞回南京后，给陈寄来二、三百元“帮助治病”。不久，张又将儿子张冠雄送到北平读书，托陈关照。
1934年3月郑国书（叛徒）被捕，陈叫张冠雄通过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林光耀（原张贞部队政治部主任）将郑保释出来。
1936年陈回福建探亲，在返回北平途中，又专程到南京见了张贞，并在张家住了两天。
1948年10月黄其华（陈的同学，军统）问张贞，“张上将！时局很紧呵！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呢？”张答，“我跟尚友有联络，他会给我安排的。”
据蔡大燮（军统）交代：1949年上半年，张贞从台湾到香港，与林学渊“商谋起义”，后又回台湾，没有起义。“张贞说他写了信给陈尚友，等着没有得到陈尚友的复信。张贞认为陈尚友是老朋友，最可信赖，既然没有得到陈尚友的复信，不需和别人联系。”
张兆汉（原福建省委统战部长，现在福州学习班）交代，1951年7、8月间，蔡大燮从香港回来，对我说：“你在福州，张贞还在香港到处找张兆汉，张贞说他在共产党内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张兆汉。他想回到大陆，只要陈伯达或者张兆汉答应，他就准备回来。”
陈伯达（被捕时化名王通）1931年4月8日在天津被捕，押伪天津市公安局，同年9月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1932年2月出狱。
据解方（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是当时逮捕、审理王通案件的主要负责人，现在押）供认：“王通这个人很熊，一问就供。”“我们就利用他的弱点，让他充当了‘卧底’时候的‘眼线’叫他在现场指认了。”“他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了他是党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宣传工作”，“他印证了许兰芝（注：河北临时省委书记、叛徒）、史连甲（注：即刘宁一）等人的组织身份和活动情况。”陈新亚（伪特务队队员，审讯王通时的录事）供认：“有一个姓王的，年在20岁上下，南方口音”，“他承认是共产党员，担任宣传工作。”侯天铎（伪特务总队法官）供认：在复审王通时，“他没有反供，回答的很顺利。”“我问他身份和职务时，记得他承认是共产党员”，“我问他同案其他人的身份、职务，他说他们也是共产党员”。
同案人刘宁一交代：“王通第二次受审时，敌人用叛徒许兰芝出来对质，王通就全部承认，乖乖的投降了。”同狱人薄一波交代：“有一次李德标讲，王通写的东西有这样的词句：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
陈1932年2月出狱时，向敌人办了手续。邰中复证明：1954年，“我父亲（注：即邰斌山）告诉我，他到草岚子监狱找的典狱长，典狱长看到他是东北军的高级军官，表示可以保释王通出狱”，“接着典狱长又告诉他，犯人出狱要办个手续。典狱长先到牢房叫王通写的改过书。然后，我父亲在保释犯人名单上签名盖章。手续办完后，典狱长就让我父亲把王通领出了监狱。”同狱人李楚离交代：“当时所谓找保，保单内容都有或轻或重的投降变节性的政治内容。”
陈本人交代，在审讯时“我承认是共产党员和宣传工作人员。”但又说，由于他的承认，暴露了叛徒许兰芝，“是党的一个胜利”。据调查，陈写过悔过书，出狱时办了手续，但他却说，“在押手印的时候，法官把我后面这一段口供，竟似乎改写为知道悔悟等字样。”“出狱的手续很简单，大概说因嫌疑被捕，取保释放。”
陈伯达叛变出狱后，宣传叛徒哲学。据郑国书交代，1932年陈对他说：“一个人如被捕后熬不过刑罚，最多承认自己身份，甚至悔过、登报，只要君子作事一人当，不再供出别人，也算是好的。”李华生说，1934年，陈伯达主张不惜利用“反共”的名义来争取生存，并常以动物都利用保护色来争取生存，讥笑党不如动物。
陈伯达1932年出狱后，失掉了党的关系。以后如何恢复党的关系，陈的几次交代前后矛盾。他有时说，1933年在张家口，经陈文总帮助，“才得与党正式发生关系”。他有时又说，1934年，“从西山回来之后，尽可能去找党的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代转关系的人。后来那人来说，这里有中央的人知道你，可以把你转去上海，由中央再分配工作”。陈在上海等了两个月，没有消息，又回到北平。陈自称，1934年春、夏之间，由北平到天津，经吉鸿昌、宣侠父、南汉宸找到了党的关系。
就是按照陈伯达自己的说法，既然1934年他还要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那就说明，他出狱之后至1934年间，应该是没有党的关系。吉鸿昌等给他恢复的关系，究竟是党的关系，还是特科关系？必须弄清。
事实上，陈伯达不仅没有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积极地找党，相反的，他不愿和党组织联系，并且阻挠别人入党。据1932年至1934年同陈伯达经常生活在一起的郑国书证明：“我从与陈尚友相处两年多的过程中，陈根本不想找党的组织关系。”“1932年冬，我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我将此事告诉了陈尚友。‘互济会’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张秀中，我问陈要不要同张接头？陈说‘不接头’。1933年8月陈从张家口回平后。我又加入‘社联’，先后更换了两个党的领导人，一是关文彬，二是李少轩，我都告诉了陈，要他接头联系，他始终没有表态答复。同年冬天，我又向陈表示想入党，陈说：‘你当个党外布尔塞维克就行了。’当时我感觉，陈不想找党的组织关系，也不愿意让我入党。”
陈伯达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托派分子万志凌关系极为密切。
陈伯达交代：“托派（万志凌）不但对我宣传过托派的观点，而且把几篇托派的东西送给我看。”陈又交代：“他对我很好。开始时，彼当无托派关系。后来学校斗争激烈，他个人和我谈问题的时候，他采的已完全是托派立场，和我极大争执。我虽反对他，但没有及时告诉党”，“在清党时，我受了劝告的处分。”
但是，据万志凌交代，给陈看过托派文件，“他看后，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更没有把阅读秘密材料的事，向党组织反映”。万因托派问题被捕流放时，陈还送给万50个卢布，表示“友情”。
据郑国书交代：1932年，“陈谈论国内外形势问题时说：‘斯大林也有错误，做事有些独裁；对中国革命，我也不完全同意苏区的一些做法’。”“1932年上半年，陈还叫我去邀‘托派’杜畏之来永春会馆密谈一次。他们谈了一些什么，我不清楚。”可见，陈自苏回国后，坚持托派观点，同托派仍有联系，有托派重大嫌疑。
陈伯达1934年在天津编《实话报》期间，是铁夫路线的应声虫。河北省委1935年4月关于华北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曲突（注：即陈伯达）与必根（注：即李华生）同志不但对于华北情势有其机会主义的认识，并且根据这种错误的认识，提出机会主义的口号，企图来和党所提出的口号对立起来。”
据李华生证明：陈伯达完全站在铁夫路线方面，从右的方面大肆攻击“六大”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反对搞武装斗争，强调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有时甚至利用“反共”的形式来迷惑敌人，掩护自己。他还攻击党没有政治眼光。1934年10月，省委决定撤销他《实话报》总编辑工作，由我通知了他。
陈在延安时交代：华北时局决议，“说我是机会主义之首。”“一二·九运动，我到北平给学生们写了几封信，并主张有条件复课。不久，省委（由柯庆施同志通知）通知我，省委不再和我关系（注：原文如此，这里讲的是不再同他发生党的关系），把我转交特科，工作也由特科去决定去支配。”“此后我即和特科发生关系，继续编辑东西，自然这已不被认为党的刊物。过些时候，刘少奇同志来津，才又开始承认我编的刊物为党的公开刊物，又和省委发生直接关系。”
陈伯达1925年9月在《洪水》杂志上发表过反共文章。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一文中，大肆辱骂共产党。他说：“现在国中思想界的妖怪，概括言之有3种：一便是亡清余孽，一便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一便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亡清余孽的势力已经薄弱，最足置虑的，便是军阀及帝国主义的走狗与走入迷路的糊涂虫。前则诡计百出，扰乱是非，后则盲目胡言，自送死地。我们如果要努力国民革命，这两种妖怪都该把他一扫而空。我的确相信在现在的中国……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道救急的良符……”。
陈在这里所说的“走入迷路的糊涂虫”，就是指的中国共产党。他所说的“盲目胡言、自送死地”，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1949年末至1950年初，陈伯达随毛主席访问苏联。当时，中苏会谈遇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背着毛主席，同苏方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联学者座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诬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平时对代表团的工作十分消极，但在斯大林举行的晚宴上，他却神气活现，大发议论，成为中国方面同斯大林谈话的主要一员。他还背着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表示要同毛主席划清界线，竟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要搬到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人员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他这种“老鼠搬家”的行动，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陈伯达对毛主席的批评，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
据苏修特务师哲交代：“1951年秋苏联大使罗申请陈伯达吃饭，也有我，张锡俦和他的老婆柳芭，林利，欧阳飞等。据费德林解释说，这是罗申表示答谢1950年陈伯达的访问莫斯科。”奇怪的是，既然为了答谢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为什么不请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偏偏只请陈伯达呢？
师哲还交代：“1951年夏，陈伯达一天亲自来找我和费德林，并送来一篇他写的文章（题目记不得了），要我们给他译成俄文，并说，文章是要在苏联刊物上发表的。之后，就在苏联刊物上发表了。”
1955年苏联科学院院长巴尔金访华，叶渚沛（苏联情报员，有特务嫌疑，与陈是同乡，关系密切）参加接待。陈对叶说：“你可以自由的同巴尔金议论，并回答他的问题”。
陈伯达对自己政治历史上的关键问题，有的避重就轻，有的长期隐瞒，他造谣诡辩，欺骗组织，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骗子。
1936年9月16日，陈伯达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动文章，说什么：“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
1936年9月，陈伯达为适应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提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的口号，狂叫什么“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组织“中国新启蒙学会”或“中国哲学界联合会”。他同章乃器等一起，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上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为王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造舆论。这一特辑的目录如下：
政治的国防动员………………………………李公朴
国防外交的基本原则…………………………胡愈之
经济的国防动员………………………………章乃器
军事的国防动员………………………………刘群
教育的国防动员………………………………汉夫
哲学的国防动员………………………………陈伯达
文学的国防动员………………………………杨骚
戏剧的国防动员………………………………张庚
电影的国防动员………………………………凌鹤
音乐的国防动员………………………………吕骥
文字改革的动员………………………………胡绳
同一个时候，陈伯达在《论新启蒙运动》的文章中，大肆鼓吹什么“新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
陈伯达一贯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鼓吹和平过渡。据揭发，从30年代起，他就反对武装斗争。1953年，他在总政办的党史训练班的一次报告中，攻击毛主席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已经不适用了，胡说毛主席有些著作现在不适用了，比如过去是小米加步枪，打游击，现在全国胜利了，就用不上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交通很方便，也用不上。直到1960年9月，他在省市委文教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还同刘少奇一唱一和，说什么：“1949年亚澳工会大会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少奇同志说，中国革命有几条经验，其中一条是在可能的时间、可能的地点组织人民解放军。少奇同志并没有说在一切的时间和地点搞武装。”
1956年，陈伯达同刘贼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
1958年，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形“左”实右地提出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作用，否定价值法则，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一平二调”、剥夺农村小生产者，大刮“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据。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他伙同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彭德怀一起，制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党活动，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在9月上旬他不报告和请示毛主席，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1962年在7000人的大会上，他支持刘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困难时期，他散布右倾悲观论调，支持农村搞单干，主张开放城市自由市场。他还公然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十年左右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的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规律性？
1962年，他积极帮助刘贼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
1964年8月，刘少奇在提出下发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的“桃园经验”的一封信中写道：“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级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9月，刘贼炮制后十条，陈伯达又是积极参加者。更为恶劣的是，他竟然参与刘贼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提出要刘贼来管四清和农业，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问题上，他密切配合刘贼，积极鼓吹效法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主张办工业托拉斯。他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胡说：“什么叫政治挂帅？就是把东西搞上去。”“生产可以促革命”，“技术和政治是统一的，技术发展了，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最大的政治吗？”他还提出“中国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公然同毛主席指示的“以钢为纲”的方针相对抗。
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进行过3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这3次大论战，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由刘贼幕后导演，由叛徒杨献珍挑起的。在这3次大论战中，陈伯达从未写过一篇文章，始终采取消极态度。他实际上是站在刘贼、杨献珍一边，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据揭发，杨献珍曾说过：我们是多种经济基础，单一的上层建筑，并说这是跟陈伯达商量过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忠实执行刘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亲自向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大公报、广播事业局、北师大等单位派了工作组。后来，他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自己装扮成反对派工作组的“英雄”。1967年1月，他为了欺骗群众，掩盖自己的罪行，竟然在新华社有两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当面扯谎，公然否认新华社的工作组是他派的，并且还要他的秘书当场作证。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千方百计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为他篡党夺权进行准备。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
陈伯达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出来的时候，他竟指使别人去进行镇压。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上，他搞“自报公议”，在他所主管的几个单位，他就是这样干的。他背着党中央，搞了一个所谓《农村六条》的清队文件，并且擅自拿这个文件到北京大兴县榆垡公社去试点。他对宣传革命样板戏和“六厂二校”的经验，百般刁难，十分嫉恨。他歪曲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把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比作清朝减少吃“皇粮”的人。他鼓吹假共产主义，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主张在宪法上不写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存在，不写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他到处散布“自留地归集体好处多”，刮起一股交自留地和并队的风，破坏毛主席规定的现阶段的农村经济政策。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毛主席亲自抓大学教改并批示了清华大学的经验和上海座谈会纪要，他却大唱反调，说什么中、小学搞不好，大学也不会搞好，不推广清华、北大的教改经验，还号召向中、小学学生学习。毛主席指示抓文科教改，他公开表示对文科不感兴趣。1970年6月24日至25日，中央多次通知他回京参加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20周年和声讨美帝霸占我国台湾大会，对这样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活动，他竟违抗中央，拒不参加。
陈伯达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1965年冬，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1966年10月，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一口观，陈伯达反对林副主席这一指示，不准报纸宣传。1967年5月13日，陈伯达伙同肖华、王力、傅崇碧，支持“冲派”，破坏三军演出，公开对抗林副主席的指示。1967年11月，林副主席作了关于“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重要指示，解放军报为此写了社论，也遭到陈的反对，不准发表。1968年7月，林副主席指示军委办事组，要尽快把保定地、市革委会搞起来，但陈公开反对，说“搞快了，条件不成熟。”陈伯达阴险跋扈，在保定问题上，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使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同志谈话了。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说：“陈的官口不小，名利思想很重，我感到他想当一、二号人物。”
陈伯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唱对台戏。对王、关、戚策划的反对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阴谋事件，从不表态。有人揭发，陈伯达的心腹姜品谊在1967年春就散布谣言说：“周总理不行了，将来的总理是陈伯达”。
陈伯达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现已查明，从1967年7月24日至8月5日，新华社发出有“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反动口号的新闻稿件共23件，其中最早3天，即24日至26日发出的5件，和28日发出的两件，都是陈伯达或者陈伯达、关锋两人签发的。这个事实足以证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是陈伯达、王力、关锋串通一起炮制出来的。在毛主席批判了这个反动口号以后，陈伯达利用职权，采取非常恶劣的手段，从新华社把23件原稿调出，又从《红旗》杂志把1967年12期那一篇反军的社论原稿调出，并采取销毁罪证、说谎抵赖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罪行。
陈伯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怀有刻骨的仇恨。他在1967年1月批判肖华的一次会议上，借机大肆攻击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说什么：“军队落到资产阶级封建残余手里。我同军队接触很少，我感到有这个问题，这是很危险的。”还说：“使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军队，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军队”，“军队特殊化，很值得注意”，“我经过三座门就很不舒服”。陈伯达对人民解放军使用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挑拨离间，拉一部分，压一部分，制造军队的分裂。
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插手许多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大搞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坏人打砸抢。他是支持武斗的指挥者。他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他到处拉拢人，联络人，培植个人势力，为他篡权准备班底。在这方面，三十八军、福建、江西、贵州、湖北、湖南、北京、天津等单位和华北会议揭发了大量的材料。
王、关、戚操纵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制造的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抢档案反革命事件以及支持“冲派”等，根子就在陈伯达那里。当王、关、戚被揪出以后，陈又千方百计地包庇王、关、戚，阻挠追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杨成武“大树特树”的文章，是陈伯达批给人民日报发表的。
（1）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遭到中央的批评和拒绝。陈心怀不满。他看了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之后，竟然疯狂地攻击这个报告草稿是什么“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伯恩施坦主义的文件。
（2）1968年1月至1969年1月，陈伯达在编辑《五卷试选》期间，充分暴露了他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他对毛主席公开发表和内部发表的文章，肆意篡改；对毛主席的讲话稿，大删大砍，有的竟被砍掉三分之二还多。1967年中央文革碰头会“天天读”确定要选的文章，陈伯达编的《五卷试选》竟擅自砍掉了12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送审本）约33万字，《五卷试选》只有约22万字，被陈伯达砍掉约11万字。被砍掉的，主要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和防止突然袭击，无产阶级大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民族问题和反对大汉族主义等方面的内容。
《五卷试选》在69年1月印出后，陈伯达根本不向毛选出版委员会主任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也不经毛选出版委员会讨论，径自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送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1969年6月开始，在林副主席指导下，由康生、恩来、江青同志还有陈伯达主持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送审本）。对这样严肃重大的政治任务，陈伯达却进行怠工破坏。他还背着毛主席和以林副主席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出版委员会相对抗，并把矛头指向康生同志。
（3）陈伯达在起草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章的问题上，也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活动的。文章还没有开始写，他就大肆吹嘘，“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说什么“要把这篇文章写成当代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太短了，不是一个大论战的架势。我们这篇《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是要大论战，要比列宁的文章写得深、写得广。”还瞎吹一气：“说不定这篇文章一出去，它（指苏修）就动武了，没有办法了。”
陈伯达还在文章中贩卖私货，宣扬修正主义的观点，企图放毒。如，他以批判苏修大国沙文主义为名，掐头去尾地引用马、恩的话，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歪曲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还赤裸裸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在文章中写道：“圣经记载过耶苏的一句话，不管是真是假，还是说得对：‘拿你的刀收入鞘，因为凡动刀的，必定死在刀下’。历史的确是如此作证的。”他还规劝苏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陈伯达对他自己组织教研室搞的这篇稿子全力以赴，对人民日报起草的、政治局主持修改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不但没有给予大力帮助，反而交代教研室的同志，关于他主持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要向人民日报的同志保密。
当毛主席批示采用《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后，陈又玩弄手段，企图把他主持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发表。他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他牢骚满腹地说，“写文章不一定要发表，马克思说过他当时不能发表的著作让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本来是打字的，他逝世后才重新出版，《哲学笔记》他本来就没有准备出版，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4）在修改宪法期间，陈伯达背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布置他那个秘密班子另“立一个条条”。他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上，从始至终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想方设法要保留原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一节，为自己上台作准备。
陈伯达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在组织上他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又长时期投靠刘少奇。
在延安时，他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去工作，但是，又害怕得罪了张闻天。毛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
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他都很亲。
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对王、关、戚、田家英、范若愚、邓力群、梅行、胡绳、穆欣、唐平铸、胡痴、赵易亚、王唯真等人，都加以重用。他还包庇天津的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支持他们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
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可是他竟到处插手，乱跑乱说，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1年2月25日发出
共印60,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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