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2-11 作者：[待确定]
【说明：此材料仅供领导批清运动的同志和专案组同志学习参考。-中国科学院 院一打三反办公室，1971年3月25日。】
我们是中央三办“5·16”专案组。我们的任务是审理中央交给的一部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案犯。现将中央首长最近对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精神，以及我们审理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有关“5 ·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些情况，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深挖“5·16”的一般情况（只是在相互交流情况中了解到的一些片面性的情况），作为个汇报。由于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个侧面，关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情况很不全，有的还没有核实，因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仅提出供同志们参考，不当之处请首长、同志们指正。
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首长对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极为重视，早在1967年8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读到姚文元同志准备发表的《评陶铸两本书》中：“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一句后立即指出：“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指出：“‘5·16’是一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个最凶恶的敌人。”毛主席在接见各国访华代表团时也经常指出“5·16”反革命的罪恶的目的和破坏活动。1969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当时有些单位对深挖“5·16”不积极，曾指出，有些组织从极“左”跑到极右，不挖“5·16”。去年10月20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及时地指出：“5·16”问题不能一风吹。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1967年夏季和1968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群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去年10月20日，林副主席对深挖“5·16”又有极为重要的批示。
总理在1969年7月2日对外交部一个报告中曾批示：“防止对‘5·16’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必须提高警惕，但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康老对深挖“5·16”也有极为重要的指示。
1969年8月14日江青同志在文艺革命座谈会上讲话指出，“5·16”是个反革命组织，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因为他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5·16”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无论如何都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我们要搞掉。因为太凶恶啦，这些敌人如果叫他藏起来，他摇身一变，好家伙，以后总又是秘密组织。“5·16”是秘密的进行反革命颠复活动，这是不允许的。
1970年1月24日总理、康老、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文化教育系统军工宣队时，非常详细地指出了“5·16”的反革命阴谋和深挖“5·16”应注意事项（不详讲了）。总理在去年（11月4日、9日、18日、20日和12月28日）接见卫生，外事系统的负责人会议上，又作了非常具体的指示。这些会议，有的我们参加了，有的没有参加。现将总理几次指示的精神向同志们作个传达（都不是原话）。由于个人水平很低，现解很差、错误之处由个人负责。
（一）深挖‘5·16’的群众运动过去个别单位出现过扩大化趋势，现在主要问题是一风吹，其表现是“三不”“四同”，扩大化和一风吹是从“左”的和右的方面对深挖“5·16”的干扰，这是由于神秘化，关牛棚，逼供信造成的，这样使坏人猖狂，好人积极性受挫折，都严重的阻碍着运动的前进，当时特别要纠正一风吹的错误。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性。不能搞“三不”“四同”，过去我们有些同志犯了错误，还在档案中登记嘛，为什么“5·16”材料不入档案呢？这是不对的，当然对“5·16”一般分子表现好的，也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但总要在档案中记一下嘛。就是骨干分子坦白交待好的。也可以从轻处理嘛，但不能一风吹。
“5·16”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专门搞阴谋活动。他们不听中央的，而专门听王、关、戚或什么林聿时、周景芳的，他们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专门和中央对抗。如外交部8月11日批陈大会，卫生部9月27日大会，放刘令凯等例子。
主席对深挖“5·16”很重视，“5·16”一定要搞清楚，目前出现的一风吹的作法是错误，还有的单位明明有“5·16”，但是一个也抓不出来，或者一个也不抓，都是不允许的。
（二）深挖“5·16”要首先着眼于挖罪行。不要光去查填表了没有，每个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有几件大的反革命事件，要一件件理出来，一件件追根到底查清楚。谁参加了，谁是头，谁让参加的，目的是什么，都要查清楚。如外事口的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围困中南海，“8·11”事件，卫生口的“3·10”事件以及冲京西宾馆等等，都要一件件搞清楚，这样就可定性。不要不搞罪行，专门搞填表没有，这样就将自己的手脚捆住了，是不是“5·16”主要看罪行，看是不是搞阴谋的，如果在“5·16”的策划下参与了“5·16”的反革命活动，就是“5·16”的性质。而不在填没填表。孙正、姚登山、吴传启他们都没有填表，但他们是“5·16”的幕后策划者。填表是形式，而罪行是本质。只要是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就不管他是“5·16”或“6·16”都要挖出来，其根子可以追的很远，但重点应放在1966年、1967年的罪行，尤其是1967年的罪行。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不填表，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看罪行。他们在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开黑会就是组织活动，卫生部“3·10”反革命事件就是“5·16”的罪行。
组织要搞，但目前应着重罪行，搞清罪行后，再搞组织。“5·16”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打着这面红旗，进行煽动破坏，欺骗蒙蔽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由于时间较短（到9月份），可能有些单位已经组织起来了，有些单位正在组织，有些人填表了，有些人没有填表。
要首先挖罪行，不要专门去追填表没填表，这样反而将自己手脚捆住了。
（三）打破神秘化，专案和群众相结合。不发动群众，“5·16”搞清楚，要将专案材料公布于众（攻击言论和历史上没有搞清的叛徒特务问题例外）、卫生部的基本经验就是将材料公布于众，由群众再揭发批判引起公愤，专案脱离群众，搞神秘化，正上敌人的当，这些罪行都是明火执仗的，香港反动报纸都登了，我们还保什么密呀？！你搞神秘主义、群众不了解，敌人给你交待假的，反正他也知道你把材料不公布于众，有的又不交待，结果反而将水搅混了，正上了敌人的圈套。
（四）要抓重点，包括罪行要抓重点罪行，人也要抓关键人物，重点是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不要面铺的过宽，没有重点，不利运动的进展，只要重点人、重点罪行一查清就可以定性了嘛，这样又可以教育群众，又能分化瓦解敌人。卫生部的重点人首先抓批斗孙正。
谁要是搞派性或压制群众揭发“5·16”的罪行谁就是破坏挖“5·16”的群众运动，就要受纪律处分。
“5·16”一定要挖干净，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又蠢蠢欲动。我们要支持左派，左派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
“516”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个秘密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黑后台就是???、肖华、杨、余、付、王、关、戚）。他们隐藏在群众组织中，以极“左”的口号，煽动蒙蔽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编有所谓战略战术，宣扬希特勒、戈培尔的谣言：只要重复多次就会有人相信的法西斯理论，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诱惑别人上圈套。他们专门干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妄图篡权，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一）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量的公开的煽动群众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造谣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要打倒旧政府，其反革命目的就是为了篡夺中央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叫做“清君侧”，反总理就是为了驾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最后反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每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传达一个指示，他们立即就针锋相对的提出反对的口号，如中央对机要部门的文化大革命指示后，12月28日他们就提出完全相反的口号，煽动夺了机要部门的大权。康生同志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被坏分子篡夺了机要大权。毛主席提出财政大权不能夺，他们立即煽动群众夺了中央的财政大权，总理代表主席作了指示，他们胡说什么这是二月逆流，要反。他们以反二月逆流为幌子，大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将所有的副总理一一打倒，打倒总理，最后反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那时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一些犯了错误的老同志一批二保，他们就煽动群众打倒，或者当面同意，背后又搞阴谋，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造成了两派群众的严重对立。
他们在卫生部用黄树则专案组为幌子，在交通部用孙大光专案组为幌子，在师大他们打着李立三、张闻天等专案的幌子，在广东他们以搜集陶铸材料为幌子，专门搜集整理中央首长的所谓材料，他们采取这一反革命手法，搜集整理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家的所谓材料，整理了攻击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黄永胜总长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
他们派出了大量所谓调查组到国家各部委、全国各地盗窃国家机密，搜集整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他们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作为刘少奇的指示来批判。如工改兵的问题，何畏的反革命大字报等等。
他们采取造谣、无中生有的手法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所谓湖南“007号密令”的反革命事件等。
他们采取种种反革命阴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京西宾馆，抗缅大会，围困中南海等。
他们将过去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所谓平反，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专政。如利用死反革命陈里宁的问题，编黑戏到处演等。
他们利用所谓揭保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如卫生系统的“3·10”反革命事件。
他们秘密的进行反革命串连制造反革命舆论（或形势座谈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在公开的群众大会上煽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如67年3月27日和4月1日的两次煽动。
他们甚至采取妄图绑架暗杀中央首长的反革命行动（未逞）。
（二）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是攻击林副主席，妄图夺军权）。
攻击解放军支保不支左，并和军内的保守组织相结合到处冲军区。
打着反二月逆流的幌子，到处抓什么老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口号，成立所谓支左办公室，派出人到各军区到处揪什么再道。
制造反革命舆论，即所谓夺权到了第三阶段，即夺军权阶段。
反军的目的也是为了进行反革命篡权。
（三）采取偷、抄、打、砸、抢的手法，抢劫国家机密档案。
1967年“1·15”抢统战民委档案的反革命事件；2月2日抢教育部档案事件；8月间砸抢26个部、委政治部档案事件；“1·7”、“1·8”抢化工部档案事件等等。
抄家，如抄张闻天家抢走档案。
勾结保密员偷机密，进行拍照。
还有以公开名义到处搜集国家机密资料。
他们偷窃的机密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科研、军事、文化方面的核心机密。
这伙反革命分子盗窃国家机密的目的，一是看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否掌握他们的材料；二是给帝修反提供情报；三是为了进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用。
（四）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其目的是为了进行反革命夺权。其手法是：首先制造两派，以便达到混水摸鱼的反革命目的。然后支持他们扶植起来的所谓左派夺权，或者派心腹打入革命领导干部，或者叫成立不了革委会（如北京市的例子）。
（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不少的武斗是他们挑动起来的。如“2·8”翟里武斗，8月民院武斗等。
（六）搞反革命基地。如在太行山等地就选择了所谓滚泥巴的基地。
这个反革命集团在1967年6、7、8月活动最凶，罪行是滔天的（还有许多），9月份中央点出后，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应变准备。如烧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隐藏起来，叫嚷什么20年后或者什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再来等，67年9月以后一直到68年69年他们都有活动，不过手法有改变而已。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是滔天的，这里讲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是叛徒、特务、右派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和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等，（后台就是???、肖、杨、余、付、王、关、戚）。这伙反革命主要成员勾结由来已久，大体上从1957年、58年关、吴、林就勾结在一起，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笔名叫“撤仁兴”，1961年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们在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策应，采取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总路线和三面红旗。四清又勾结了彭真、戚本禹、邓力群等推行刘贼的桃园经验，吹捧刘贼，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时，他们的野心很大，经常用聚餐、调查、疗养、讲学等进行反革命活动。后来窥测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便开始伪装成什么“左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勾结陶铸，互相通风报信，抢先造反，先夺了学部的权，然后杀向社会，发现和支持什么“左派”。
开始他们想组织什么国家机关第四司令部未逞，后来以“批陶联委”代之。在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策划下，又成立了“批资”、“斗批批”和“摧资”等组织（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在这个时期他们和各部委的坏人结成了死党，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
1967年4月，中央点了吴传启的问题后，受蒙蔽的群众开始觉悟，他们即开始组织第二套班子。大体在5月份开始搞秘密组织（各单位情况不尽一样，有的早些，有的晚些），《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打着这面红旗，到处造谣，蒙蔽群众，开始组织这个集团，到9月份中央指出后，就布置所谓退却。
根据北京的情况，各单位组织发展“516”的时间不完全一致，组织形式和手续也不一致，但反革命纲领是一致的。有的单位已建立了这个反革命组织，有的开始建立，有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没有形成统一的东西。发展的数目有的多些，有的少一些。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线，我们了解到的大体有：
（一）以学部潘、吴为中心，在国家机关中发展“516”，叫“516兵团”，有司令、付司令。在戚本禹、林杰的策划下出笼的。
（二）以北京市戚本禹、周景芳为中心在北京市系统发展“516”
（三）以原文艺组金敬迈、李英儒、陆公达、刘巨成等为中心在文艺系统发展“516”。
（四）以《红旗》杂志社林杰、周英及北师大谭厚兰为中心发展“516”
（五）在学校中组织“516”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以所谓学生领袖组织“516”（这个不太清楚）；一个是以张建旗、刘令凯为中心组织的“516”和“616”，这个“516”是1967年7月1日正式出笼，下有8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农口，第二方面军：财贸口，第三方面军：文教口，第四方面军：工交口，第五方面军：军口，第六方面军：中学口，第七方面军：外事口，第八方面军：全国联络。
（六）军队系统的“516”。（不清楚）（以上单位的“516”，有的叫“516”，有的是“516”的性质）
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有的单位同时有几个线。
这个情况不准确，只是简要的介绍一下供参考。深挖“516”的过程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过程，从我们自己来讲，对“516”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有个认识的过程，从敌人来说，他是想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深挖“516”的群众运动。
1967年8、9月内，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揭露了“516”反革命集团的反动面目。点出了王力、关锋，号召群众同这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在1967年冬和1968年春，又陆续端出了戚本禹和肖、杨、余、付。那时深挖“516”的群众运动由于派性干扰是没有条件进行的，随着大联合、三结合的进一步巩固，清队整党的深入。深挖“516”的群众运动在1969年10月29日，谢副总理在2万人大会上动员后开始的。开始有的单位对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凶恶面目认识不清，有的曾提出对“516”也要一碗水端平；有的对“516”反革命罪行说什么是革命的行动。中央首长1970年1月24日讲话后，认识有提高，“516”比较多的单位开始动起来了，但由于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阴谋手法认识不足，敌人又统一了布置以反对军管会和军宣队右倾为借口，干扰深挖“516”的群众运动，“516”骨干分子态度狡滑，有的就是不交待；有的以假乱真，个别单位曾轻易的相信了敌人的口供，结果出现过扩大化趋势。中央20号文件发下后，有力地纠正了这种倾向，但个别单位对通知精神理解的不全面，这时敌人又疯狂的进行翻案活动，有的单位把清查的重点又放到查填没填表上，将罪行忽视了。专案工作又有神秘化表现，因而又出现一风吹的倾向。总理在11月份为深挖“516”运动作了具体的指示，现在运动发展得很快，卫生部通过批斗孙正分化瓦解了“516”的核心骨干分子，通过将材料公布于众，教育了广大群众，同时揭发了“516”的许多滔天罪行，运动进展较快，他们最主要的体会有以下四点：
（一）集中力量抓幕后操纵者、策划者。
斗争的大方向就是斗倒孙正。
对卫生部文化大革命三个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了分析，件件都和孙正有密切联系。因而确定孙正为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他们作了以下工作：
（1）各级领导亲自宣传动员，宣讲指示，斗孙正的意义，作重点人的工作，动员起来揭发；
（2）采取领导、群众、专案相结合具体制定批孙方案；
（4）斗争办法活，面对面，有揭有批有对质，作证，有控诉；
（5）每次大会的内容有所侧重；并在关键问题上，作到三证具全。
（二）先清罪行，分化瓦解骨干分子。
三次事件中先抓了“3·10”这个反革命事件，对参与活动的骨干分子排队，先分化出了门惠萍，作了门惠萍的大量工作，让门（14日）当面揭发孙正，并当场宣布解除门的隔离，起了三个震动。第二次分化了邢玉琢，在25日揭孙正，又宣布解除邢的隔离，对孙正和顽固的呼勇陶从严，当众逮捕。
分化在押犯的工作，作的也有成效，因而取得了清查运动的主动权。
（三）打破专案神秘化：
（1）将专案材料交给群众（必须保密的不交），将隔离者写的大字报贴出去。
（2）将重点审查对象放到群众中去。
（3）领导、专案、群众三结合研究案情。
（四）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2）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主要作思想工作，使他们丢掉包袱，轻装上阵。
（3）防止派性干扰，将“516”和群众组织分开；把搞阴谋的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分开，提高警惕，搞派性即破坏深挖“516”运动，要受纪律制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其它各部门深挖“516”的群众运动，也在深入发展，形势很好。
以上介绍不够准确，仅供参考，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1971年2月11日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