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2-15 作者：[待确定]
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林副主席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这次会议，坚决拥护周总理、江青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多次重要指示。坚决拥护周总理1月24日代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所作的重要讲话和中央的英明决定。衷心感谢到会同志对我热诚、严肃的批评教育。衷心感谢三十八军党委和同志们对我热情、中肯的批评教育。三十八军党委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路线觉悟高，在揭发、批判陈伯达反党罪行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我诚恳地向三十八军党委学习。
我这几十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给了我极大的关怀和爱护。是毛主席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穷孩子培养成革命的干部；是毛主席使我从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死亡线上回到了革命的光明大道；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把我从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泥坑里拉了出来；现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又从阴谋家、野心家陈伯达的反党泥坑里对我进行最后一次挽救。我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无限温暖。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全区广大指战员，我内心悔恨万分。
几年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由于我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上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贼船，紧跟他们干了反党乱军、镇压群众、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等许多罪恶勾当，充当了阴谋家、野心家陈伯达、杨成武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进行反党篡权的帮凶。我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已经很深地陷进了反革命泥坑，我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我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请罪，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同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勾结是很紧的，已经发展到了非组织的活动。
在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当了代总长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逐步超出了正常的工作关系。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一直插手北京军区，妄图把北京军区变成他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地盘。我为了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也想找他这个靠山。我和他是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杨勇被抓起来以后，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通过李天焕告诉我：“北京军区的司令是你的了”，他还通过他的心腹艾星告诉我：“杨代总长对你是信任的”，积极地对我进行拉拢。而我也在军区部队中大肆扩散他的影响，吹捧他为“华北军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为他树碑立传。特别是在军区干部配备的问题上，杨成武通过我插进了黑手。军区“四大”以后，对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问题，从酝酿到上报，始终是在杨成武一手操纵下搞的，有的是他提名的，有的是我提名他同意的。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为了把陈先瑞同志从北京军区排挤走，用栽赃陷害的卑鄙手法，几次指使我写信建议调动陈先瑞同志的工作。为了讨好杨成武，我还给他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杨成武的小舅子赵晶溪夫妇，在北空受到降职降衔处分后，在杨成武和他老婆的授意下，我把他们调到军区二六二医院，并借干部调衔晋级的机会，为他们越级提衔提级。
几年来，我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深。我背着主席、林副主席，两次跟随陈伯达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听任他在许多部队和群众当中肆意放毒，并印发传播了他的许多黑话。反党分子陈伯达6次窜到军区大院，其中有2次是我拉他来的。一次是1967年军区开“学代会”时，一次是在筹备成立河北省革委会时。我回忆起来的，反党分子陈伯达还7次把我叫到他办公的地方，对我作黑指示。第一次是，他找坏人王亢之、李树夫、方纪谈话时，拉我参加，企图要我帮他包庇这些坏人钻进天津市革委会；第二次是，在江枫被揪出后，把我找去，并别有用心地说：“对江枫查出什么问题没有，江枫是不是与六十六军有矛盾”，企图通过我压六十六军为江枫开脱罪责。我当时为了讨好反党分子陈伯达，敌我不分，传达了他的黑指示；第三次是，在他由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回来以后，把我叫去，问了这几个地区的情况，并出主意让河北省军区进行所谓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耽心他在保定的阴谋露了马脚，搞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鬼把戏；第四次是，在总理批评了向群众组织明抢暗发大量枪支的错误以后，他把我找去，问枪是不是发的，企图挑动我对抗总理的批评，掩盖罪责；第五次是，军区党委向中央写了关于在支左上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后，他又把我叫去，借口修改这个报告，通过删改军区在支左上所犯错误的阴险手段，来拉拢我；第六次是，68年2月的一天深夜，他把我叫去，说保定地区有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映三十八军支左的问题，想挑动我进一步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第七次是，在军管内蒙前，他把我叫到人大会堂，以修改军管内蒙的文件为名，积极插手内蒙，进一步对我进行拉拢。这次，反党分子陈伯达还恶毒地把原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许多内容都删去了，这是他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铁证。我对他这种反革命行为，听之任之，也是极大的犯罪。几年来，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还有过多次电话联系，其中有几次是他同我直接通话的。这些通话的内容，主要是具体地指使我如何打击陷害三十八军，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如要我给河北军区打招呼，要让三十八军跳，“跳多少次也不要上他的当！”；要“工筹派”不要再活动了，休整一下，以利再战；要把“敢死公社”、“劳技飞虎队”搞垮，“你们先布置好，再找三十八军商量，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等等。
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同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黑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同流合污的程度。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在以下问题上，我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一是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和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二是堆华北山头，把北京部队的主要干部都换成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和我所信任的干部；三是互为利用，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把我当成他们反党篡军的工具，我把他们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靠山。
我的主要错误和罪行是：
一、我紧跟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1967年，毛主席视察三大区时，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我却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窜到保定等地，以极其恶劣的手段，合谋摧垮了“省委红色造反兵团”、“农大红色造反团”等群众组织，大搞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月，主席当面指示我，唐山是个工业城市，要我到唐山看一看，我没有去；12月，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让人通知我陪反党分子陈伯达去唐山，我当天就跟着去了。对参加冲击中央文革、想以很重的手提包撞击江青同志而未中的反革命分子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在他被介绍回军区后，我没有审查追究，就分配到部队工作。在芭蕾舞样板团支持“5·16”、反对江青同志的坏分子章亦敏，在介绍回军区后，未认真处理。对被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派到解放军报社，阴谋进行反革命夺权，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宗文，我们没作任何处理，还官复了原职，后来也只是向上写了一个撤职的报告，没有认真追查他的罪行。68年上半年，天津市核心小组向中央写了增补王曼恬同志为核心组成员的报告，反党分子陈伯达企图打击、陷害王曼恬同志，他问我“王曼恬究竟怎么样，核心小组要不要扩大”，我转达了他的这个黑指示。这是我追随反党分子陈伯达打击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的一个罪行。“九大”以后，林副主席对保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感到很不安，指示我认真去抓一下，但我却顽固地站在陈伯达的反动立场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没有认真落实林副主席的指示。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多次讲话中公开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讲话中根本不提林副主席，我听到后既不表示反对，又不向上报告。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已经站到了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边，使反党分子陈伯达成了我的“太上皇”。
二、我追随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合谋，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充当了他们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得力干将。
三十八军是一支有卓越战功的英雄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把这支部队调到首都附近执行神圣的“五保卫”任务。对这样一支好部队，我本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但是我却勾结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采取极其恶毒的手段，长期进行打击、陷害。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打击、陷害三十八军，是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动战略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自己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想借助他们的势力制服三十八军，因此完全同他们站到了一起。我对三十八军的恶感，是从支左上的分歧开始的。我不是用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分辨是非，而是错误地认为他们不听话、不服管；错误地认为他们总是支持我不支持的组织。从而触犯了我的尊严，我就心怀不满，在思想上扎下了制服三十八军和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根子。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我向中央，也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片面地反映了三十八军和他们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情况，想让上面支持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看中了我这一点，就利用和支持了我，我也就仗势打击了三十八军。1967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向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汇报三十八军支左和保定情况时，他恶毒地说：“万岁军是彭德怀封的”，并当场向李天佑同志发脾气说：三十八军就是你们的主意调来的。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这些极为反动的黑话，助长了我对三十八军的反感。后来，我也向一些人散布过杨成武说的“万岁军是彭德怀封的”这一黑话，借此贬低、诬蔑三十八军，为搞臭三十八军造了舆论。1967年10月，林副主席告诫我说，三十八军是个好部队。我不仅没有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去爱护这支部队，反而散布说“三十八军的支左究竟怎么样，我还要看一看”。这是我公然对抗林副主席指示的一个罪行。1967年12月，我在军区党委十一次全会上，恶劣地挑起对三十八军的围攻，企图压服他们。特别是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我跟着反党分子陈伯达跑到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犯下了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一系列罪行。这次阴谋活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提出，我伙同他进行的。当时，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军区党委十一次全会上，公开提出要拜访北京军区各军和省军区。会后，反党分子陈伯达就背着主席，拉着我和李雪峰同志，开始了罪恶的活动。从唐山飞往保定的途中，陈伯达问我三十八军军长、政委的情况，我向他说了李光军同志的坏话，反党分子陈伯达恶毒地说：“王猛也不支持你嘛”。这是反党分子陈伯达露骨地直接指使我打击、陷害三十八军领导同志的罪恶阴谋。也是我伙同反党分子陈伯达陷害三十八军领导同志的一个罪行。在保定活动期间，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有意识地大造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准备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舆论。接着，反党分子陈伯达同我和李雪峰同志合谋策划，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宣布了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两个群众组织是“刘邓路线的产物”。我在反党分子陈伯达“乘胜追击、彻底摧垮”的反动方针支配下，要河北军区整理这些群众组织的所谓“罪状”，说“市直总部和省委兵团是穿连档裤的”。妄图彻底摧垮这一派群众组织。我还斥责河北省军区同三十八军发表关于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的声明是错误的，指使河北省军区撕毁了这个声明。反党分子陈伯达叫我把马辉同志接到邯郸，我和他共同向马辉同志布置了打击、陷害三十八军和摧垮三十八军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具体办法。反党分子陈伯达对河北省军区说：“三十八军很狡猾”，恶毒地分裂军队，我也跟着他胡说什么不要上三十八军的圈套。我还在同刘海清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刘海清同志是三十八军的老同志，要他爱护三十八军的荣誉，卑鄙地挑拨三十八军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在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暗示和我的影响下，明抢暗发了大量枪支，挑起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这完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的罪行。反党分子陈伯达提出要把河北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并说“搬石家庄是战略考虑”。我为了压制、陷害三十八军，就按照他的黑旨意，向中央写了报告。这次罪恶活动集中地说明，在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问题上，我同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是完全一致的。以后，我还布置过继续收集三十八军支左的黑材料，在分配筹备河北省革委会协商代表名额上，在省革委会委员的分配上，我都压了三十八军和他们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我还在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暗示和杨成武的授意下，写了调换三十八军军长、政委的报告，企图从组织上制服三十八军。我这一系列追随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打击、陷害三十八军，自毁长城的罪行，是一种反革命的行为。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同志谈话了，这完全是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和我的反革命罪行造成的。
三、在反党分子陈伯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把天津市变成他反革命据点的阴谋活动中，我敌我不分，支持了坏人。
1968年初，我跟随反党分子陈伯达跑到南开大学，以制止武斗为名，为他捞取政治资本。1967年5、6月间，我按照陈伯达的黑指示，把坏人王亢之、李树夫、方纪窝藏在军区大院40多天。我还多次向六十六军和天津市革委会传达了陈伯达的黑指示，压天津的同志，包庇江枫、王亢之、李树夫、方纪等坏人，使江枫、王亢之钻进了天津市革委会。干扰和破坏了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推迟了6、7个月。
四、我推行了刘少奇、陈伯达、杨成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阀主义恶性发展，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
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同意取缔了河北地区的三大群众组织，逮捕关押了大批群众，镇压了群众运动。1968年2月，在处理磁县问题时，我按照反革命分子杨成武的黑指示，下令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欠下了人民的血债。我在处理晋东南问题时，又想用武力解决问题，采取突然袭击的恶劣手段，当面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妄图再次对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这是我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罪行。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就是站在国民党和军阀的立场上，镇压了人民。我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我的军阀主义是有历史性的，是有严重罪行的。我在四方面军时，就曾枪毙过自己的警卫员，砸过县委会，枪毙过俘虏。以后还多次打骂过革命同志。就是在最近几年，我稍不顺心，就训斥挖苦同志。连同我朝夕相处的司机、警卫员，我也不把他们当阶级兄弟看待。谁触犯了我的尊严，伤害了我的利益，我就以种种方式进行打击报复。比如，在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会上，有些同志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就怀恨在心。陈先瑞同志对我的批评比较尖锐，我错误的认为他是借机整我，思想上结了疙瘩，感情上疏远冷淡，工作上支持很不够，有时还散布对陈先瑞同志不满。特别严重的是，近几年来，我的军阀主义发展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严重地步。
长期以来，我还随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家长”自居，搞党内独裁，把个人置于党委之上。有的重大问题不经常委讨论，擅自作主。对同级和下级以上压下，仗势欺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拒绝批评，飞扬跋扈，称王称霸，蛮横霸道。致使有的不敢向我请示工作，有的不敢接近我，有的甚至不敢直接和我打电话。更使我痛心的是，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老战友，由于我的飞扬跋扈，使他们不愿意和我一块工作，想离开军区。我对政治工作口头上虽然也说政治第一，但实际上是很不关心的，没有把政治思想领导作为党委的最高职责。这说明张国焘的枪杆子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对我毒害很深，发展到了头脑里没有人民，没有党的集体领导，没有无产阶级政治的严重地步，成了新军阀。
五、我追随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一贯拉山头、闹宗派，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极其反动地鼓吹说：聂荣臻是晋察冀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是华北军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我是北京军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些在我思想上中毒很深，根深蒂固，也是我搞华北山头的思想基础。这个严重错误，在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被揪出以后，虽然集中地进行过批判和清算，但由于我的极端个人主义作怪，继续坚持错误，只是表面上暂时有所收敛，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甚至把社会上资产阶级派性的那套脏东西，也带到军队内部来了。我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过去在对待二十一军、二十四军就有过不少表现，近几年在对待三十八军问题上，我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是我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大亮相。对部队，我有亲有疏，就是在党委内部甚至在常委中也有亲疏之分，不能一视同仁。在我的头脑里，没有树立起“五湖四海”的思想。我看待和使用干部不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的三项原则，而是分本区的和外来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是以个人好恶和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任人唯亲，以感情代替政策。吴岱同志在军区“四大”结束后，我本应及时向群众做工作，给他创造站出来的工作的条件，但我却认为他不是华北山头的，对他不了解，还需要看一个时期，说过他的坏话，致使吴岱同志靠边站了很久。相反，在杨成武的授意下，我曾想把已经调出军区并休息多年的华北干部，安排在军区工作。更严重的是，我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已经达到了敌我不分的程度。原战友文工团坏分子王文浩，勾结军内的一些人进行特务活动，搞打、砸、抢，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江青同志曾多次对我指出，王文浩是坏人，就是因为在军区“四大”期间，王拥护我、保我，所以我对江青同志的指示没有执行，迟迟未作处理，包庇了这个坏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林副主席指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等，在历史上历来是对我们党的事业起破坏作用的。”“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由于我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军队内部、上下之间和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败坏了部队的传统作风，已经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使我自己搞得圈子越来越小，成了孤家寡人。
我大搞独立王国，向党闹独立性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在我当副司令的时候，我所分管的那一部分工作，从来不愿意别人过问，也很少向党委认真请示报告。近几年来，这种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处处突出个人，在军区范围内，搞以我“为首”、以我“为中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在军区党委十一次全会上发展到了顶峰，流毒甚广。在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会上虽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由于灵魂深处没有铲除这个毒根，因此时隔两年，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内蒙喊了“向以郑维山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学习”，我又忘乎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量印发扩散。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请示，不报告，擅作主张。1967年1月把杨勇、廖汉生抓起来，我没有向主席、林副主席报告。反党分子陈伯达两次窜到华北各地进行阴谋活动，我没有向主席、林副主席报告。1968年初，办人武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我没有请示中央，就擅自将山西等地的干部扩大进来，为此康老曾批评我闹独立王国。在内蒙军管中，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扩大了前指领导小组成员。在中央尚未批复内蒙日报恢复地方版时，就提前2个月出了报。更为严重的是，我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有些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认为执行了对自己不利的，有的封锁，有的消极抵抗。对总理、江青同志的批评，有时听不进去，甚至当面顶撞。1968年4月9日，江青同志严厉批评我搞突然袭击，要开枪权、扫荡权。我当面狡辩抵赖，企图为自己开脱罪责。在那次会议上，反党分子陈伯达说：“如果你真说了这个话，要作检查。”他的这个话是对抗江青同志，袒护我的错误。当时内心对他很感激，事后还向别人流露过这种情绪，对江青同志完全正确的批评心怀不满。这些都说明聂荣臻和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的流毒，在我思想上中毒很深。
我还说过不少假话，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东西为根据，欺上瞒下，作风严重不正。我多次向主席、林副主席说过假话，写过假报告。1967年下半年我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如三十八军支持的群众组织是保林铁的等，向林副主席作了汇报，欺骗了林副主席。后来又把这个假情况，向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再次进行欺骗，诬告三十八军；1967年底，反党分子陈伯达和我到保定，明明是镇压群众，挑起了“派性”，破坏了保定的大好形势，我却同李雪峰和反党分子陈伯达一起向中央写了假报告，说“保定形势大好”，欺骗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1968年2月份，磁县开枪镇压群众，是我布置的，事后向中央隐瞒了开枪杀伤群众的真实情况，并恶劣地把责任推到下面，玩弄了欺上害下的两面派手法；1968年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同志斥责反党分子陈伯达在保定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我当面听了，会上既不揭发，会后故意隐瞒，封锁了江青同志的指示；我还以“马路消息”、似是而非的东西为根据，散布了不少谎言，如曾多次说过，李光军同志打王猛同志，卑鄙地诬蔑同志的人格。这些说明，我接受了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恶劣作风。
六、我在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庐山跳出来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的前后，站在他的一边，反对党的“九大”路线。
庐山会议前，反党分子陈伯达以谈华北经济协作为名，又一次窜到华北各地活动，目的是为了巩固他“太上皇”的地位，进一步联络人，为他分裂党的阴谋做舆论和组织准备。我怀着通过搞经济协作，抓华北党政大权的野心，欢迎他来，跟着他跑，为他摇旗呐喊。反党分子陈伯达每到一处，都组织群众欢迎，并一再向部队、群众宣布，“陈伯达来看望大家，这是对我们的很大关怀”。陈伯达回北京后，在给中央写的假报告中，说他这次出去，只找了地方干部，谈了地方问题，避而不谈插手军队。事后，我也看到这个报告，没有向中央揭发。在这次活动中，除集体活动外，我和反党分子陈伯达单独接触两次。一次是在大同，他到我住房门口，谈了几句有关经济协作的问题；一次是在包头，临走那天，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要我组织人用手笔抄一份《绥远省志》。在由包头到毕克齐机场的车上，他对我说：“你还欢不欢迎我来？”我说：“当然欢迎”。他说：“那你替我向总理请假”。此外，他还问我内蒙自治区的干部有何打算，我向他讲了我在中央汇报过的意见。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华北组煽风点火，疯狂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时，我完全听信了他的谎言，带头表态支持，积极呼应。
二中全会后，我怕暴露自己的错误，怕把自己牵连进去，违背中央指示，提出了分片传达，不集中开会，采取了只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的极为错误的做法，企图蒙混过关。去年11月，军区党委召开全委会，第二次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我开始不想开这次会。后来虽然开了，但很不认真。特别是害怕把我追随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罪行搞出来，还阻止肖文玖同志谈保定问题。中央〔1970〕62号文件下达后，我仍然执迷不悟，只是从内蒙打电话问了一下。直到主席亲自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前，我在思想感情和立场上，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没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军区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陈伯达反党问题上所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完全是我造成的。
我的错误和罪行所造成的恶果是极为严重的。直接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一些地区成了长期不得解决的老大难，影响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好形势，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使军队内部上下之间、部队之间，以及军政、军民之间关系紧张，直接损害了部队的“两化”建设，败坏了部队的作风，影响了战备的落实。所有这些问题，责任全在我的身上，河北军区、各军和军区机关是没有责任的。
我所以会同野心家、阴谋家结合在一起，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而且是一犯再犯，决不是偶然的。总根源就在于我的世界观是封建资产阶级的，是反动的极端利己主义，我的灵魂深处同野心家、阴谋家臭味相投，这就决定了我对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虽然主席、林副主席一保再保，但我死不回头。使我的错误越犯越大，在反革命泥坑里越陷越深。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我就是一个打个人算盘的人。我参加革命虽然几十年了，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改造，而且不断滋长、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盲目地背上了两个包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争名争利，伸手抓权的野心家的地步，想在华北地区称王称霸。文化大革命前，我就不甘心在杨勇手下当副司令；杨勇一到军区，我就给总政写信要求住学校，要挟军委；我还经常吹冷风，说我不是个好助手，向党发泄不满。1966年10月以后，叶剑英同志和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曾向我说，杨勇也有问题，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烧着看。我当时认为杨勇要倒台，我当军区司令的机会来到了。因此，12月各军干部来军区开会时，我迫不及待地向部分同志打了招呼，说“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杨勇也有问题”，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我已经掌握了军区的领导权。1967年1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和肖华、杨成武向我布置要“火烧杨勇，把他烧焦”，我在急于当军区司令的思想支配下，没有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就连夜亲自布置了火烧杨勇的大字报，并派军区文革到杨勇家查封了材料。这是我抓权野心的一次大表演。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前后对杨勇问题，曾作过多次指示，但由于我做贼心虚，因此既不想传达，又没有认真执行。我当北京军区司令以后，个人主义的野心仍不满足，千方百计向华北各地伸手，扩大个人影响，捞取资本，企图把华北整个大权抓到自己手里。天津、河北成立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上，我都签了字。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插了手。1967年，我曾向山西驻军传达过反革命分子杨成武的黑指示，要他们在支左问题上多听张日清的。还接待过山西群众组织的代表。1967年9月，山西军区转达刘格平要给阳泉市的群众组织发民兵枪支的意见，我同意发了200多支枪。军管内蒙，我又积极要求去，想露一手，捞点资本。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内蒙形势好转后，我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到处吹嘘，借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后，北京市革委会向军区党委写了个报告，这本来是北京市对军区党委的尊重，而我却认为是对我个人的抬高，内心很欣赏，几次催促司令部转发各地，目的是要各省市都这样做。山西的报告中没提到这次会议是北京军区主持召开的，我就认为他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心里很恼火。特别是对华北地区的经济协作问题，我非常感兴趣，我的思想深处是想通过搞经济协作，直接向华北各省市发号施令，真正把华北的大权拿到手。为实现我的这个野心，我还经常自吹自擂，标榜自己，贪功诿过，自己做了一点工作，看得很重，总想让上面讲好，下面叫好，上面和下面都不讲，就自己吹，唯恐别人不知道。
我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就积极找靠山，抱粗腿，不走大路走小路，想借着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势力向上爬，想让他们在中央给我说好话，结果同阴谋家、野心家陈伯达、杨成武之流搞到了一起。对他们的许多黑指示，不顾群众死活，不顾党纪国法，我坚决执行。我卖力地吹捧他们，为他们涂脂抹粉。对他们的胡言乱语，有时我根本就没有听懂，也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语重心长”，他们的“指示很重要，要坚决执行”等等。为了讨好他们，军区召开的一些会议，也主动把他们拉来。1967年军区召开学代会时，我以全体代表的名义，要反党分子陈伯达“在百忙中到会作指示”，并亲自坐车去接他；对他们的黑话有闻必录，积极印发，广为扩散，特别是对吹捧我的一些黑话，印得多，发得广；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价，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能靠就靠，能跟就跟，能贴就贴。那怕把我的名字和他们列在一起，也感到荣耀。总之，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把他捧为太上皇。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几十年来，我没有带着自己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不仅我原有的个体农民的落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而且还严重沾染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等种种坏思想、坏作风，我的灵魂是丑恶、腐朽的。我盲目地背上了两个包袱，凭着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主观想象办事，还自认为高明，了不起，看不到也不愿意去看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根本不去革自己的命。因此我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觉悟很低很低，上跟不上毛主席、林副主席，下落后于群众，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看不清方向，分不清是非，跟错了人，站错了队，走错了路。敬爱的江青同志批评我“不学无术”，完全打中了我的要害。
我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我不仅曾跟着张国焘犯过路线错误，建国以来，在党内、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1964年大比武，我为了出风头、争第一，积极推行了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全区刮起了大比武的妖风，严重地冲击了无产阶级政治，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林副主席着重政治建军的方针、原则。在华北设防问题上，我也贯彻了彭德怀、罗瑞卿和杨成武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林副主席的作战指导原则。在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操纵和影响下，我还犯了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对待三十八军等许多问题上，又犯了严重罪行。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我在对待陈伯达反党问题上，丧失立场，又犯了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屡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事实，充分说明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在我头脑里没有牢固确立毛主席的统帅地位和林副主席的副统帅地位。这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极端个人主义恶性发作的必然结果。由于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给党和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我的心情非常沉痛。我辜负了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几十年的培养教育，辜负了全区广大指战员对我的重托。我是有罪的人，我请求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给我最严厉的处分。
一个多月来，我反复学习了伟大领袖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和最近一系列的批示，在总理、江青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耐心教育下，在同志们严肃诚恳的批评帮助下，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但是，由于我的错误和罪行极为严重，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很广，在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的反革命泥坑里陷得很深，已经到了几乎不能自拔的程度。因此，我现在的这个检查和认识，是很不够的。我决心对自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继续翻箱倒柜，彻底清算，直到挖深批透为止。我的心情十分沉痛，我恳切地请求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继续严厉地批评我，教育我，挽救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次会上，同志们对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尖锐的批判，深深地触及了我的灵魂，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极端严重，罪恶非常重大，灵魂极为丑恶，我对自己无比痛恨！我越是痛恨自己，就越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无限温暖，越感到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帮助非常亲切。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挽救，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也给了我彻底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我决心彻底地革自己的命，脱胎换骨，痛改前非，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纠正一切不正之风，保持革命晚节，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继续革命到底，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我是一个在反党分子陈伯达反革命泥坑中陷得很深的人，我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彻底地与反党分子陈伯达决裂，从思想上、感情上、立场上、作风上完全转过来，坚决站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边，彻底揭发、批判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滔天罪行，坚决同他划清界限。关于我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我请求中央和军委，在全区进一步展开揭发批判，彻底肃清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和我的一切流毒！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我所以屡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和反党分子陈伯达、杨成武这一类阴谋家、野心家鬼混在一起，归根到底，就是我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我一定要以副统帅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象敬爱的江青同志那样，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绝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以及同志们对我的挽救和希望。
我的检查，肯定会有许多错误，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批评帮助。
郑维山197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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