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3-10 作者：章乃器
章乃器您好！12月28日给您的信已经收阅了吧！您一定知道我在期待着您的复示呢！本来是想在一月份最冷的日子离开北京南行，现在显然是不成了！
我们认为血统论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问题。它不是一次乃至几次党报的社论批判所能消除，也不是一次乃至几次政府禁令所能根绝。可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大好形势下，特别是在当前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运动高潮中，它是有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的。
年来报纸上有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学哲学的报导，可以概括为：
用毛泽东思想大破形形色色的定型论，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大破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
可不是吗？工业上只要大破设备定型论、产品设计定型论和工艺流程定型论，就可以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大跃进，使新产品层出不穷；大破产品品种定型论（行业定型论），就可以大搞综合利用，使废气、废水、废料都变成宝贵的原料；大破人员编制定型论，就可以增产不增人乃至大减人；大破经营规模定型论，大厂就可以带出一系列的中小厂，做到大中小并举等。
农业学大寨重要的是大破自然条件定型论（穷山沟定命论），就可以使产量成倍地增长；大破产品定型论，就可以使产棉区同时产粮，做到粮棉双丰收；大破经营范围定型论，就可以搞多种经营，做到农林牧副渔样样发展；等等。
工农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只要大破各种到顶论——定型论的变种，就可以使运动面貌日新月异，潜力挖掘不尽。在企业管理中，还要大破专门向消极的“管、卡、压”方面发展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是定型[论]的变种，才能真正发动群众，定立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
各种定型[论]的大破，都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和大破定型论是不可分的。
在卫生医药战线上的变革是很彻底的，而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毛主席早在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即大破人体器官（官骸肌络）25岁定型论和强弱定型论，提出循环不止，变易不停和强弱相互转变的理论。我们六七十岁的人都可以用自身的实践经验证明这种理论的无比正确。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时，还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两年，当时辨证唯物论和形而上学这一类的词儿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语文领域哩。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系列的朴素的辨证唯物论的实例。同时也就找到了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讲堂上解放出来的实例。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理想也已经在这里说了一个大概了。
新国家成立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在卫生医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伟大创举，如：预防为主的总方针，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西医学习中医，把卫生医药工作的重点由城市移向农村，大搞中草药治病，大量培养“赤脚医生”，等等。这样，我们就把几千年来承袭下来的条条框框一一加以粉碎，不止于大破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定型论了。这样我国的卫生医药事业就已经由为广大群众服务进入更伟大的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的阶段。展望前途，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跃进，我国将要出现一个人人壮健个个知医[的]美妙局面，这是完全可能的。人哪有不愿意健康的呢？人生的幸福哪有比健康更重要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每个人也都愿意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包括疾病的情况，所以自己治疗自己的疾病而由少数医生从旁协助，效果只会更好。最后疾病消灭了，医生就再也不需要了。愚昧和剥削者的垄断思想所造成的卫生医药知识神秘论仍然是我们前进的拦路虎。我们已经有条件用宣传工作彻底打破这种神秘论。可惜，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远远不够。
为着避免离题太远，让我们再回到大破定型论；而在卫生医药工作中，大破定型论的过程正是大破神秘论的过程。定型论往往只是神秘论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
在卫生医药工作中，有一种从外国文献搬运过来的定型论，叫做极限论，如：烧伤面积、度极限论，断肢时间极限论，心跳时间停止极限论，等等。这种极限论使得不少本来是可以救治的伤病被判为“不治之症”。中医针治疗法有古老文献遗留下来的禁区——针进行深度，也使得许多本来是可以救治的伤病被判为“不治之症”；聋哑由不治变为可治是显著的例子。在大破外来的和传统的定型论之后，使“不治之症”变为可治的奇迹是举不胜举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血统论本题。
血统论是人的精神状态胚胎定型论。这较之毛主席在五十多年以前所反对的人体器官25岁定型论，可说是加倍又加倍的反动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它为最原始的又是最反动的定型论。说它是最原始的，因为它是封建贵族的遗物，门阀制度和世袭制度都是由它产生的。说它是最反动的，因为德国纳粹的亚利安人种优越论和目下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都是由它产生的。所以，在这形形色色的定型论中，它处在顶尖的地位。在大破定型论的潮流中，它是绝不可能幸存的。
血统论在“五四”运动中，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已经没有人敢于流露“龙生龙凤生凤”一类的说法了。何以现在反而重新有它的市场呢？我们想，这真叫做“死灰复燃”，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当然也是见不得太阳的。
既然仅仅是“死灰复燃”，那就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消灭它了？不是的，它的“复燃”找到了足以迷惑人的借口——工农子弟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歧视。这样，它就有了似乎是仅仅是为着自己的保护色，使得某些人以为提出血统论是很不得已的。听起来很奇怪：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国家，居然还有敢于歧视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就在于教育没有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彻底革命，使得工农子弟，没有得到应有的培植。
那末，现在好了，教育已经进行了彻底的革命，工农已经取得了管理学校的大权，工农子弟再也不会有遭到歧视的可能了。血统论的借口没有了，它应该可以自行消灭了。
仍然不是的。还有某些人的成见呢！而成见是最顽固的定型论。
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方向性的定见，但决不可以有胶着于一点的、一成不变的成见。方向性的定见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它是日进无疆的；而成见的错误就在于一成不变。一个人可以很革命，他的全部活动都是革命的；但只要他对于某个问题或某些问题有成见，那末，在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使他在对待这些问题时脱离实际——脱离实际就一定犯错误，甚至反动。所以方向性的定见不可无，一成不变的成见不可有。
当然，血统论问题的解决，最好是让血统论者自觉地起来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可是，当这些人陷入成见的深渊，又还有一些群众（尽管仅仅是一小撮）在他们的周围时，要他们这样做是困难的，这就要领导上有人对他们“大喝一声”，才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二年以前的武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可称为“蛮触之争”的军阀内战的“死灰复燃”，我们当时曾经多么迫切地希望他们自觉地停止下来呀！但是，他们的成见和周围的一班人使得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仍然在兴致勃勃地把武斗当作一种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来干，是在毛主席对他们“大喝一声”之后，武斗才算真正停止下来了。血统论者恐怕也需要这样，而现在正是对他们“大喝一声”的绝好时机。
倘使卫生医药工作的终极目标是要人人壮健，个个知医，那末，公检法工作配合文教应该是要做到人人正直，个个为公，这就是毛主席“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伟大理想。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消灭了剥削和贫困之后，人有什么理由不正直，又有什么理由不为公呢？
问题又在于成见。
当然人是可以改造的，成见是可以化除的，但这只适用于普通人。有权威的人的成见是可怕的。
曾经有这么一些医生，他们的“特长”就是能从健康人的身上找到疾病。于是。在他们的手里，就制造出来成千上万无病的病人。他们是最危险的庸医。按照毛主席的定义，称他们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医生，是十分确切的。因为“无病呻吟”本来是老爷的常态，遇到困难躺倒称病，又是老爷的惯技。把无病的老爷说成有病，那真是“正中下怀”。
在公检法和文教战线上，又有这么一些“斗士”，他们的“特长”就是能从无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状。于是在他们的手里，就制造出来成千上万的无罪的罪人。他们是最危险的“斗士。而他们也为老爷们所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制造出来这么一大批“替罪羊”，不但使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老爷们平安“过关”，而且还可以表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来一大批这种老爷和“斗士”，这是天大的大好事，但，是不是从此就太平无事呢？不是的，因为，旧的流毒还没有肃清，而新的又在生长出来呢！
这些“斗士”还有一个法宝，叫做初审判决定型论，或者基层判决定型论。他们反对上诉、申诉和复审，更痛恨平反。他们千方百计使得这些规定都归于无效，使得他们所找出来的罪状，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这是登峰造极的无政府主义。
我想毛主席所要砸烂的公检法，一定包括这里一类成见的产物。但何以砸而未烂呢？
原因很可能仍然由于神秘论和成见。
我说成见的可怕，还有更多的亲身的体验。这里只举两件有助于行文的例子。
1.有一个工厂的军方代表，在对厂内职工讲话时，竟指责我每晨去日坛公园锻炼身体，是企图‘东山再起’，搞资本主义复辟。
2.有一个军方人员在附近的工厂礼堂对居民讲话，说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如敢乱说乱动，要在战争爆发的前夕给以集体处决。他估计战争是不久便要爆发的。他所指的乱说乱动，当然包括向上反映情况，而且这还是着重点。
对自己阶级的背叛是一场最彻底的决裂。它的艰巨性，较之起义将军背叛自己的上司和国际主义者为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背叛自己的祖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阶级关系好像是千千万万条绳索，从物质到精神、从家庭到社会把一个人层层束缚，不是对于剥削制度深恶痛绝，就绝不可能下决裂的重大决心；而一经决裂，就必然义无返顾。历史一定可以证明背叛地主阶级的人决不会再去当地主，背叛资产阶级的人一定不会再去当资本家。说我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这真是何等荒唐的成见！
一个为着崇高的理想而投身革命的人是大无畏的。这种崇高的理想，在民族民主革命，是救国救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1912年四月，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半年，我刚满15岁，我怀着一个空洞的救国救民的理想，只身远道，从丽水奔赴南京，投入当时的北伐军。结果，理想是完全落空了，但却表达了我的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1933年开始搞救国会，直到1936年我贴赔了全部的家业，但当时始终没有叫喊过半声。我抗击了国民党要我离开救国会的阴谋，拒绝了银行当局向我提出的带薪赴英留学的优越条件，而一分钟都不犹豫地宁可选择辞掉银行的高级地位的道路。这足以说明，20年的银行舒适生活并没有侵蚀我这颗纯洁的童心。1938年2月由香港走向艰苦危险的安徽抗日前线，在内外敌人的阻挠、威胁下，完成了整顿财政和培养青年的任务，这当然有赖于我这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1948年在党的召唤下，我毫不留连地舍弃了在香港经营得蒸蒸日上的企业，返回祖国，这是我完全背叛资产阶级开端。在这以后，我又经历了多少的诽谤和阻攘呀！1951（？）年，我在某次政务会议上，答复沈衡老（指沈钧儒，字衡山——编者）的一番话，大意是国家政策虽然公私兼顾，但我个人却不能公私溶合，表达了我决不再沾资本主义的决心。这话您一定还记得，而且还有记录可查。阻挠我脱离资产阶级的人是形形色色的，其中的一个显著的代表人物是吴羹梅。当时我们的困难是不能用今天的言语讲话。现在可以诘问他：他对我横施打击，不是为着这个罪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真理总是在最后胜利的。所以“笑得最美的是笑得最后的”，所以“风物长宜放眼量”。
一个为着崇高的理想而毅然决定放弃所有的既得利益乃至背叛原属的阶级的人，决不会再为个人权利而勾心斗角，这应该是用不着争辩的了。但也不能消极无为。所以，高官决不争，事情还是要做。只要有利于祖国和党的革命事业，哪怕是微小的点点滴滴的事情，都要做。这种心情，您是清楚的。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仍然是童心未改吧？最近我都想凭两条腿走万里路，借助于车船交通工具，计划在三五年内，走遍祖国的大地，记录下来无数的好人好事、好工作、好风光，为祖国的历史地理增加一份材料。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人平均每天走不到十里路，这就比我每天去日坛公园锻炼的运动量还要少。上下坡膝部有点痛，少走就无所谓。祖先遗留下来的教训，最有益的两条：一条是化整为零，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任何困难；另一条是积少成多，有了它就可以积累精神的、物质的财富。这个计划把这两条都用上了。但需要有旅费，还需要沿途无干扰。所以仍然先要您同意。甚至还想，像我这样的人，大可以过一种到处为家、日新月异的生活，把这个定型的家也破了。
这样的人，大无畏的人，曾经经历了但是的危难和威胁呀！今天就当然就不会为什么集体处决所吓倒了。我还坚信，这是法西斯的手段，在我们这里是决不会实现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用一般化的方法做思想工作，肯定是不行的。对工农分子和青年不行，对我们这种人更加不行。必须用毛主席的勤于调查研究、做过细工作的精神，先了解个人的全部历史，再从那丰富的历史事实中，整理出一个乃至几个一贯发展的特点，逐一加以一分为二的分析，然后帮助他发展积极进步的一面，消除消极落后的一面，才能收到效果。
如果我可以用理想和童心两点说明我自己的话，那末我认为这两者的主导部分都是积极进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想只能是救国救民，那无疑在当时就是崇高的，就是本质上不同于为个人的利益乃至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救国救民上升为消灭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就是顺理成章的，而不是要经历重大困难的。困难就只在于客观环境的牵扯和阻攘，如我所经历的那样。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救国救民的理想之所以不难提升为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就因为这是由私到公的过程，宝贵的就在于一个“公”字。如果为的是个人的利益乃至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为私，私就很难提升到公了。即使是一个无产者为个人利益乃至为无产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仍然是为私，所以仍然要受批判。这是黄色工会给予工人运动的毒害，也是英美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迄今不能起来革命的主要原因。
为崇高的理想而革命还能有消极的一面吗？有的，那就是唯理论。这是一种脱离实践、把自己的主观理想定型为理所当然的方针和道路的主观主义。像我这样人就最容易犯这种毛病。救治的办法是照“实践论”办事。这种人在革命过程中要碰尽钉子。有些人就因此发生退坡思想，厌弃理想，不敢再追求真理，变成革命队伍里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官僚和庸人。防止危险的退坡思想的利器就是童心。童心产生了蓬蓬勃勃的朝气，一个有蓬蓬勃勃朝气的人是永远不会有退坡思想的。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因为我已经看见我们社会的前途是人人正直、个个为公，那就要每个人都保持纯洁的童心。我还不能加倍爱护它吗？
四年来，我从容而又坦率地答复了二百多批外调人员提出的难以统计的问题，证明我真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人。这也不能不感谢我的童心。
童心也有消极的一面吗？有的。那就是“玩世不恭”，以我来说，主要地表现在对人的骄傲。我过去曾为自己找到一种借口，认为我大公无私地为国家做事，就用不到敷衍人。现在知道这种想法大错了。负责做好国家大事，就须要应付好人事；否则便是对国家负责精神不够。毛主席为要使我们力戒骄傲，曾经多少次发出恳切的教导呀！我今后必须反复学习，牢牢记住，完全做到。还想到近年来在我的思想上浮现的以骄傲对骄傲的借口也是大错的。真真是对国家负责、与人为善，就应该以谦虚对待骄傲，那才是有效的、有益的。只能以正确对待错误，而决不能以错误对待错误。这是简单的道理，怎能遗忘？
从上文所举的两个例子而发挥的议论就到此截住。还必须说清楚，这两个例子都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一年多来，他们对我的态度是有好转的。
因此我想，上述的大破定型论运动，可能已经对公检法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还很不够。
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工作方法，重要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和充分利用报纸。而这两者又是密切结合的。公检法的改革完全没有见报。这可以推定为或者是根本没有发动群众，或者是在保密的状态下发动群众的。在保密的状态下发动群众，那个发动群众就只能是过场，理由很简单，既然是保密的事，群众就不可能深入了解情况，让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参加工作，当然只能是走过场。
为什么公检法要有那么多的保密呢？是否国家工作的保密，应当只限于国防、外交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呢？我从旁观察，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领导所表现的不满，重要的可能就是新闻封锁的过严和保密范围的过大。前者表现在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风起云涌，后者表现为档案的遭受冲击，这就发生了泄露机密和档案损失等不应有的事故，而且还可能有奸人从中捣乱。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仍然屹立。这足以证明，适当放宽新闻封锁和缩小保密范围，更绝不会影响国家的安全。我认为惩前毖后，我们应当在斗批改阶段对此进行全面检查，大胆改革。
我们在新国家成立后即宣布废止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以后也未如某些人所主张的颁布民法、刑法等烦琐的老一套。这种伟大的创举，现在更显示出深远的意义。我认为，今后只须有一个宪法和两条总则，宪法主要规定国家的性质和组织形式，提出我们积极提倡和保护的东西，而只须有少数消极限制的条文。两条总则是单纯的消极限制的规定：一条公法总则不许损公利私；另一条私法总则不许损人利己。这样法律的宣传就可以同政治学习完全结合。如“斗私批修”的指示同这两条总则不正好合成一课吗？以后还可以经常收集全国审判和解工作的材料，审慎选择，每年分类汇编一次，作为参考资料——一定要简单扼要。这是大大有利于打破公检法的神秘论的。
老实说，我是到近年才逐步比较全面地理解政治思想教育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的。回忆解放以后，在民建会起初是有人不许自称政党（施复亮），以后是不许自称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吴大琨等），再后是不许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孙晓村），甚至对外不许宣传社会主义更不许说解放全人类（许涤新）。在这种种不许讨论未来理想的束缚下，政治学习就完全陷于表态的导演和说话的技巧。这种情况，如果现在不记录下来，将来有人提示，可能连我这个身历其境的人都不肯相信哩！民革有一位老者还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学习不过为的是明哲保身，为什么又要批判明哲保身思想呢？可见其他的民主党派也是大致相同的。我当时是反对这些的，但由于我自己的认识水平有限，我就无力纠正这些错误。这也可以测定民主党派没落的必然性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用不革命定型论把自己限制好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趁着有关人物还多数健在的时候，询探他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和预期后果，然后加以分析总结，这可能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教训。
我当时就向他们一再提出：必须提倡毛主席的精神“老老实实”的教导。但这反而成为讥笑我的“学生腔”的实例。当时曾经一度进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我是倾心的。但不知何故，很短时间内就结束了。我现在却认为毛泽东思想千条万绪，最基本的两条是“老老实实”和“实事求是”。您说对吗？
我必须告诉您一件事：关于林副主席指挥斯大林格勒战争的奇谈。这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我是在雄文路三座门的墙报上看到的。我当时只觉得是闻所未闻的怪事，没有想到是捏造。最近重读毛主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和《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才发现斯大林格勒战争期间，林副主席正在重庆。他哪能分身去指挥斯大林格勒战争呢？这才断定是捏造。回忆墙报文章的描述，还有斯大林接见林副主席的情节，可以使人认为这是出于林副主席的自述。文章的要害就在此。这就可以成为对林副主席进行诽谤的根据了！所以我认为您有必要将这事情转告林副主席并进行查究。雄文路三座门的墙报是哪个单位主办的，这是基层单位应该知道的。进一步查文章的写作人，就更容易了。尽管是善意的捏造，总是坏事，必须给以教训。也可能有深远的背景。
说完奇谈，再告诉您一个怪论：世界大战周期论。上文所举的第二个例子的那位演讲人，说战争不久便要爆发的根据，就是这种周期论。您想，历史上的世界大战一共只来过两次，有什么规律性可以建立周期论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过了百十年的摸索，建立了经济危机周期论，也早已被事实冲垮了。根本上，这是把自然现象的规律应用于社会现象的错误，不但错误而且还可能反动。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前函主张对于有关美国的经济危机周期论的种种，加以检查，就因为那里有很多是投机的，甚至是有意骗人的。退一步说，这种属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东西，是根本不能说明因素复杂而变化又十分迅速的社会现象的。现在还在流传的世界大战周期论，是说大战周期是二十三年，现在早过了，所以不久便要爆发了。这就把不怕战争的教导变成好战的叫嚣，显然是对我们有害的，应该在大破定型论的潮流中，赶快把它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现在让我们来说明阶级成见和阶级观点有本质的区别。阶级成见是剥削阶级的东西，而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剥削阶级正由于坚持阶级成见，所以看不见工农分子的新生力量，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途。他们早思夕思的，消极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积极的是垄断产业，传之子孙。这里重要的是“保守”、“垄断”和“子孙”三个概念。所有世袭制、遗产制、门阀制乃至血统论，都是从这三种概念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原想利用这一套，把奴隶、农奴、贱民、堕民、雇佣劳动者、有色人种等等，永远踏在脚底。但，已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他们自身的崩溃倒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时候，就知道了无产阶级科学的阶级观点，是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剥削制度，对于剥削阶级的人则认为一般是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改造的。这种观点，完全符合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符合“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于我国革命事业是起过巨大的作用的。但尽管如此，二十一年来的宣传工作，对此都有多次很大的反复。反复的由来，按照李维汉的话，是由于党内有反对统一战线的一派，毛主席的文章也提到过这些，但似乎是早被克服的“左”的倾向了。我所亲眼目睹的是民主党派内一些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动摇分子，还在三反五反时期他们就嚷“共同纲领”过时了。他们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而是自己“进步”的表现。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
民主党派的任务，应该是把自己所属阶级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党反映，并适当地向社会报导。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对于经营管理、生产组织等方法，则应一分为二，取其精华部分，按新观点加以整理，推广全国。列宁曾经号召苏联国家企业向德国容克世家和美国泰莱制度学习哩。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剥削制度的宣传教育，因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肯定是有效的。比如“旧社会使好人变坏，新社会使坏人变好“的标题，不是很足以感人吗？
??? 反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仇恨集中在人的错误倾向，近年来有所滋长。这是使人十分遗憾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正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这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成见的死灰复燃，必须给以彻底的清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我的教训是，凡是事实都必须揭露。凡是可能的危机都必须揭发。否则便有可能给革命以隐患的灾祸。讳疾忌医是唯心主义，怕得罪人当然是“私”字作祟。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现在敢于明确说：在专政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图。我所根据的事实，除上文例子2所举的集体处决的讲话外，还有过去已经反映给您的公安人员和一部分外调人员对我的恫吓，但更严重的，还有我回忆到的墙报所发表的刘少奇的检查。检查里有一段，大意是：在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还没有杀尽以前该怎么办？杀尽以后对他们的子女又该怎么办？看来似乎已有这种事，或者这样的呼声已经很大，才给了他以口实。凭空讲虚他还是不敢的。这墙报贴在呼家楼浴池东首的空场里，时间在两年多以前。这里办墙报的有好几家，但想来还是查得出的。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我不是曾经向您提问：何以登载在《语录》的38页毛主席有关专政的具体指示竟未被基层所掌握吗？现在我认为应该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的前后，展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学习，使得大家进一步了解专政是怎么回事，这会使得这批新老爷大吃一惊：巴黎公社竟不是古代野蛮专政的复辟，刚好相反，它是杜绝一切复辟的可能的。只提出当众烧毁断头机一举就足以说明，它把古代野蛮专政的残迹都消除了。其余的十多项措施，几乎没有一项不是大踏步前进的。就是那为反动势力所恶毒攻击的拘禁人质的法令，也是由于敌人肆意杀害被俘的公社战士才被迫而采取的，所以那些一提“暴力”就理解为“越暴越好”的人，实在不能检查他们头脑里的暴君和军阀思想的残余呀！同时也要注意，提出一个口号，引用几条经典著作的文句，发表几篇目的就在于借以吓人而不是为着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章，完全不提具体做法的一整套，显然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对革命有害的。
??据闻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不受理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的来信来访的，这就把国家工作中最容易发生弊害的方面掩盖起来了。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正面的违反。毛主席说得那末清楚（批评）“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提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表现了多么伟大的胸襟呀！现在有什么理由屏绝这数以千万计的六种人的呼声呢？这是不是如上文所说的那些新老爷为着保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防止被专政者的呼声上达的隔离政策呢？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检查一切，这才能纠正那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我希望您能赶快检查，纠正这件事。
阶级必须消灭，而人是可以改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大原则。引伸这一原则，就有毛主席的“可关可不关的，不关；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宽大方针，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与人为善方针。解放以后，我们在改造人方面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有缺点。一般说来，凡是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宽大方针和与人为善方针的，就有辉煌的成绩；凡是违反毛主席的方针，按照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成见或其他成见办事的，就把好事办成坏事，就成为重大的缺点。比如，据我了解，对战犯的改造是成绩显著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战犯们自己挑起了内战，败了被俘，祸国殃民的罪恶是逃不脱的。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还大肆渲染我方的残酷暴虐。这就使得他们认为被俘必死，唯求速死。毛主席优待俘虏的宽大方针，在这里首先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被俘之后不但没有被处死，反而得了优待，受了细致的说服教育。他们死里逃生，喜出望外，真是感激都来不及，还会有什么拒抗呢？又据我了解，劳动教养的成绩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现在有些人对于要求有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就认为是自由主义，从而又把无端限制乃至剥夺别人的自由作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措施，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除了劳动教养以外，那种由于阶级成见对于剥削阶级分子乃至他们的儿女，无罪轻判或轻罪判重刑的，都是在判刑的时候就已经造成被判者的不服；以后用威胁、利诱手段强使他们服，也只能是口服心不服。这就注定了改造的结果完全落空。这些改造机关也自己知道改造的无效，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又把这些刑满释放或教养成功释放的人又拘禁起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种人显然是没有社会地位可以兴风作浪的了。重拘一面表示自己的虚弱的一面，一面又使改造工作失去威信，这一切无理而又非法的事情，则是应该检查纠正的。
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第一道通告，不就是严禁打砸抢抄抓吗？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从这里可以看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成见及其所派生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派性活动的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天然的理论基础了！这真太危险了！军管本来是砸烂公检法的有效手段，它的好处在于一个“动”字。适时的调动可以打破隔离的壁垒，使得任何垄断的企图都归于徒劳。但，这种以阶级成见为理论基础的派性活动，都可以把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公然交待下去，乃至扩散开来，从而抵消了军管的作用。虚伪可以成为风气，不正是极好的证明吗？他们是把坚持阶级成见作为立场坚定、革命彻底的表现哩！
必须把清除阶级成见及其所派生的血统论和唯成份论的斗争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看待，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同时在报上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务求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谁能否认这不是剥削阶级的遗物？谁又能否认这不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产物呢？它们的存在，不仅是为着少数人自私的企图，而且是足以戕害更多的人。广大的无产阶级肯定是不要它们的；因为无产阶级是最能大公无私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导，一定能在这一场斗争中取得辉煌的战果。
活满74岁了，健康未减，看来还要活一些年。活下去？为着什么呢？只能为着要看见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实现。人总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他自身发展的历史所规定的道路的。本来还想写文学领域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大破定型论的问题，篇幅太长了，只好搁笔。几个月内还想再同您谈谈历史的经验。目下的困难是参考书太缺了。您能在这方面给我支援吗？
致
章乃器1971．3．10
【简介】章乃器（1897-1977）男，原名章埏，浙江青田县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民主先驱。
1949年9月后，历任政协第一届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财经组组长、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粮食部部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1957年就民主和法制建设、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被划为“右派”,遭到批判和罢职。后又因批评“大跃进”，1963年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1980年右派错案平反。遗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出狱前后》、《民众基本论》、《抗日必胜论》、《中国的经济改造》、《章乃器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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