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4-15 作者：[待确定]
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和最近期间一系列的重要批示，以及对军委座谈会、对军委办事组两个同志检讨的批示、对我的两次当面批评和林副主席对我的批评，对我震动极大，是极其深刻的教育，是我有生以来，得到主席最直接的教育。主席从政治上关心我，亲切地教导我，使我终生难忘。我一定把主席的教导作为座右铭，很好学习，认真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二中全会上，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虽然二中全会前阶段我没有参加，但我有严重错误。
一、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不认识他，也没有来往。我来北京工作后，参加当时碰头会和后来政治局会议，虽然对他的印象并不那么好，但思想上有个错觉，总觉得他好象“有理论”、“能写文章”，又是文革组长，因而被他迷惑。对他装的一副可怜像有某些同情。在对某些工作的看法上，跟他有相同的地方。“九大”前期，关于陈伯达这个人，主席曾打过招呼，我只认为他在政治上犯有错误，而没有警惕他是反主席的。没有识别出陈伯达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出来后，我才恍然大悟，才对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有所认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骗子手。他根本不是跟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根据现已揭发的材料证明，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主席的革命路线。到九届二中全会，他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等恶劣手法，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主席洞察一切，立即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全会在主席的领导下，把反党分子陈伯达揪了出来。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非常悔恨、责备自己过去没有能认出反党分子陈伯达，把坏人当成好人，受了骗，上了当。这不仅说明我政治上缺乏敏锐性，也说明我在紧跟主席，按主席教导办事上，还有很大问题。我脑子不清，眼睛不明，不辨真伪，盲目迷信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这非常错误，非常危险。如果不是主席察觉了陈伯达，把他揪了出来，就可能给党造成更大危害，我个人也可能犯更大的错误。现在，事后检查，不寒而慄。我越想越感到主席对我的教育和批评，非常亲切温暖，意义非常重大。同时，对陈伯达这个坏蛋，欺骗、毒害人，进行反主席、反党活动的罪恶行径，无比愤慨。我一定站在党的立场上，彻底清算他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清算自己的错误。
二、对军委办事组几个同志在二中全会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第一、我作为组长，缺乏高度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因而传播了某些不真实的情况，起了不好的作用。
去年8月13日下午，吴法宪同志在怀仁堂给我打电话说，在宪法小组会上有争论。大意是，有人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说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讽刺”。我听后，很不冷静，未把情况弄清楚，就信以为真，便急急忙忙向周总理、叶群同志报告了这种情况，后来，又向汪东兴同志报告了这种情况。其实，宪法小组会上怎么争论的，因我不在场，我并不清楚。我理应叫吴法宪同志把情况弄清楚，但我没有调查研究，就向上报告。这样做的本身就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更严重的是，8月13日下午，我接过吴法宪同志的电话以后，回到办公地点，即向当时在一起办公的邱会作同志说。大意是，刚才法宪同志来电话说，宪法小组会上有分歧，有人反对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及什么“讽刺”等两句话（当时，德生同志去安徽，作鹏同志外出，法宪同志在开宪法小组会议）。李作鹏同志8月18日回来后，我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这就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对党的高级领导成员中，这样重大的问题，我没有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弄清，就急忙向上反映，向同志传播，这是很错误的。
在二中全会上，办事组几个同志被反党分子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所迷惑，上当受骗，发言“放炮”，犯了错误。我当时虽未上山，对他们的发言，除吴法宪同志的发言在庐山看到中央印发的之外，其他几个同志的发言内容，至今我都不知道。但从思想上检查，我与他们的思想有共同性。对上述那些不真实的情况，我听了，信了，报了，传了，这对他们这次犯错误，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二、我在平时，没有督促大家很好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更没有组织大家很好学习主席发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提高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在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上，我既没有尽到宣传、教育的责任，又没有把好关，也没带好头。我在传播上述不真实情况的时候，就没有从贯彻执行“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上去考虑和处理问题，而是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忘记了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团结的精神，忘记了党章的规定，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的这个错误，影响了军委办事组几个同志这次也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三、5月17日下午，政治局7、8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比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办事组有的同志对张春桥同志有些意见，我是知道的。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能按“九大”路线很好作团结工作，相反自己也有不满情绪。我这种态度，也影响他们，起了不好的作用。这个问题，总理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说，要注意团结春桥同志，但我没有听进去。这是很错误的。
三、这次军委座谈会，我没有领导好。重点没有批陈。我本应结合办事组几个同志受过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骗，上过他的当，犯有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和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肃清陈伯达的流毒，清理自己和同志们的思想，以教育自己，教育办事组几个同志，教育全军到会的高级干部，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改造世界观，但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个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四、我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没有当好，是失职的。首先是没有领导好大家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我在抓办事组自身的思想革命化方面作得很差。我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不好，更没有帮助大家很好改造世界观。在办事组的政治生活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够。
我在工作中，对毛主席、林副主席许多重要指示，认真学习很差，贯彻落实得不好。终日陷于事务，抓大问题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很差。工作缺乏预见，形成被动应付。有关部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没有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提出过什么建议，没有当好参谋。正如主席批评的那样，是不参不谋。
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把我放在这样重要的岗位，我理应加强学习，提高觉悟，作好工作，特别是搞好政治局内部的团结，紧跟主席的指示，认真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所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但我都没有做好，有负主席、林副主席对我的希望。
五、“九大”以后，我没有很好接受主席关于“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的教导。没有用主席这一教导，时时警惕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虚心谨慎地工作。而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又参加了政治局，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思想上就放松了自己，不谦虚，不谨慎，看问题存在主观、片面性。正如主席教导的那样：“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这一段时间，我正是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背了“包袱”，所以工作得很不好，犯了错误。
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辜负了主席对我的教育和期望，想起来，非常痛心，内心深受责备。这都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认真学习主席的教导，世界观未得到很好改造的缘故。我主观上是想跟毛主席的，是要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我学习不够，觉悟低，水平低，看不清问题，结果客观上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以致同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我一定记取这次沉痛的深刻教训，今后下决心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永远坚定地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保持革命晚节。勉励自己，并且同大家一起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坚决克服宗派主义情绪，努力做好工作。
对于反党分子陈伯达，我一定和军委办事组同志一起，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全军深入发动群众，坚决把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臭，剥掉他的画皮，肃清他的流毒，提高全军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当前全军“批陈整风”运动中，坚决执行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把这次运动搞好，使全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特此检讨报告，请批评指示。
黄永胜1971年3月21日晚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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