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5-0 作者：中国科学院王锡鹏专案组
中国科学院王锡鹏专案组在院内“一打三反”运动中，揭发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科学院的大量罪行，通过内揭外调，证明王锡鹏是???、戚本禹亲自推荐，并由他们直接操纵的黑线人物。王锡鹏秉承其黑主子的旨意，疯狂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军乱军，破坏革命委员会，阴谋篡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秘密发展“5·16”反革命组织，罪行极为严重！下面是初步揭发的部分罪行材料，供各单位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1.1966年王锡鹏就与戚本禹等勾搭上
①“7·30”大会开会前，戚本禹亲自找到王锡鹏，要他上台发言。戚本禹又布置林聿时找吴传启密商，要学部的人上台发言支持王锡鹏，吴传启根据戚本禹的黑指示布置王树人上台发言支持了王锡鹏。对此，王锡鹏一直感恩不尽。
②8月初，王锡鹏到学部要求再同戚本禹联系，当时学部“文革”联络组负责人陈筠泉，帮他打了电话，戚本禹回答说：叫王锡鹏先写书面材料报上来。王锡鹏当即在《哲学研究》编辑部写了材料。
2.1966年8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托亲自过问我院文化大革命。1967年春季，反革命戚本禹却要张本过问科学院运动。张本很快把戚本禹的黑指示转告了王锡鹏，并一起密谋了“把反对总理联络员，作为反总理的一环，从这儿打开一个突破口”的反革命部署，王锡鹏又在同伙中进行秘密传达和串连，从而在科学院进一步掀起反总理的反革命逆流。
3.1967年3月中旬，戚本禹要张本“把各部委的造反派力量组织起来”的的黑指示下达后，张本即把王锡鹏找到原科委进行了阴谋策划。据王锡鹏交代：“张本对我说：‘本禹告诉我，中央文革最近在组织力量，准备打一场大仗，要解决总理的问题。本禹要我们组织起来，作为政府系统的一个口子，算一个方面军’。”
王锡鹏即按照戚本禹的这一黑指示，在原科学院进行了布置。如：王锡鹏派田志强到化学所“组织力量”时，曾对叶成说：“当前运动要进入一个新阶段，打一个新战役，是夺权斗争关键深入的一仗。”
4.原经委“5·16”分子芦文祥1971年2月11日交代：“1967年上半年，陈大伦在传达王、关、戚的反革命部署时说：最近中央文革要部署在科学院‘炮轰刘西尧’、‘炮轰聂荣臻’，刘、聂是一回事，后台都是总理……。科学口压得比工交口还厉害，由总理操纵，不听中央文革的。……但是，最近科学院大联委（即“联夺”）有分化，不久就可以拉出一支队伍。王锡鹏这个人不错，表示要跟中央文革走。”
5.王锡鹏与戚本禹等的接触
1967年，???在向王锡鹏布置阴谋反总理的反革命部署后，曾告诉王锡鹏：“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戚本禹同志，他会帮助你们的。”从此，王锡鹏与戚本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①戚本禹在布置张本要“组织力量”后，又约王锡鹏密谈，王锡鹏向戚本禹汇报了院内运动情况和总理联络员的情况，戚本禹对王锡鹏讲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恶毒攻击周总理。王锡鹏交待：“这次，戚本禹要我组织力量，配合中央文革解决旧政府的问题。”王锡鹏得到戚本禹的黑指示后，即在院内进行秘密串连，组织反革命势力。
李宝田交待，王锡鹏在“组织力量”时曾说：“中央文革负责同志讲，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一定要组织起来。”
瓮庆祯交待，王锡鹏曾告诉他说：“是戚本禹要我组织力量的。”
②王锡鹏交待：戚本禹要他抓干部，配备班子，安插“5·16”，控制革委会。接着，王锡鹏即召集其同伙李宝田、刘建林、田志强、彭樱等开黑会，进行秘密策划。院革委会成立后，他们曾以种种借口，采用各种手法，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李宝田交待：“我们曾策划了一个全面控制革委会机关的反革命计划，阴谋由我们一小撮‘5·16’分子控制革委会的要害部门，建立一个以王锡鹏为首，以我们为骨干的独立王国。”
③“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被揭露。戚本禹给了王锡鹏两条黑指示：一是暂停组织发展和活动；一是给下边打招呼，要“隐蔽待命”。在此同时，戚本禹也通过秘书向王锡鹏秘密布置：要采取一点措施，做好工作，不要暴露。王锡鹏根据主子的黑指示，急忙给其同伙“打招呼”，布置退却。江青同志“9·5”讲话后，化学所的“5·16”头目请示王锡鹏怎么办，王即按照“隐蔽待命”“不要暴露”的黑指示，作了部署。
6.王锡鹏与戚本禹的秘密电话联系
王锡鹏经常和戚本禹秘密通电话。仅1967年院革委会成立前后，就有多次。如：
酝酿成立院革委会时，关于总理联络员进不进革委会的问题，王锡鹏请示过戚本禹。王锡鹏交待：“戚本禹对我说：不能结合，主任没有先空着。”王锡鹏对戚本禹的黑指示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他采用种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暗中配合邹协成一伙，极力反对结合总理联络员，并企图挑起一场“大辩论”，给总理施加压力，把总理联络员赶走。
院革委会成立前夕，1967年7月29日下午，王锡鹏亲自拟定了一个邀请所谓“中央首长”参加7.30院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名单，其中有：肖华、杨成武、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王锡鹏把这个名单交给高家祥并再三嘱咐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央首长的请柬送到。”7月29日总理接见后，王锡鹏立即打电话向戚本禹汇报总理接见情况，并邀请???、戚本禹等参加院革委会成立大会，戚本禹回答说“我是不便参加的，???去不去，如何去，我和他研究，周景芳可以让他去看看”。
院革委会成立后，王锡鹏又将院革委会组成情况向戚本禹作了汇报。戚本禹对于总理没有让王锡鹏当副主任，表示不满，并告王锡鹏：“以后再说。”
7.王锡鹏向戚本禹送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王锡鹏接受戚本禹的“特别任务”，在科学院大肆搜集和整理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并送给了戚本禹。
1967年夏，王锡鹏指使李宝田、刘建林加班搜集和整理了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科学院的讲话。王锡鹏把搜集到的总理对科学院的讲话，送给了戚本禹。
1967年6月，王锡鹏派周建平搜集到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亲自指使人印发，为反总理提供材料。王锡鹏还把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送给了戚本禹。
同时，王锡鹏还按照“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反革命部署，暗中指派人搜集整理总理联络员的材料，并把搜集来的材料在同伙中进行传阅、“研究”。王锡鹏把总理联络员的所谓“材料”也送给了戚本禹。
1967年，王、关、戚及其“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为实现篡党、篡军、篡政，搞反革命复辟，曾进行了一系列阴谋策划，发出一道道黑指示。“5·16”骨干分子王锡鹏在戚本禹的操纵下，伙同张本之流，策划篡权的反革命阴谋。
1.戚本禹直接操纵，王锡鹏伙同张本阴谋篡夺国务院的大权
1967年春，戚本禹给张本一系列黑指示，曾多次提到科学院和王锡鹏。如：1月11日戚本禹对张本说：“国家机关，都要夺权”。1月16日戚本禹要张本负责科学口，联合科学院。还有，戚本禹多次要张本关心科学院活动，……等等。戚本禹的黑指示，张本都及时转告了王锡鹏，并一起进行了密谋。而且，戚本禹还亲自给王锡鹏黑指示，要王锡鹏“组织力量”，“配合解决旧政府的矛盾”，等。
①打造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王锡鹏在召集同伙的秘密“形势分析会”上，曾恶毒攻击说：“中央各部委的运动基本没怎么搞起来，至今还是‘稳健派’、‘策略派’控制局面。”
另一次，王锡鹏更加露骨地说：“政府系统都是温和派、策略派掌权，只有我和张本是真正的造反派。”
②组织《科技联络站》，阴谋篡权
1967年3月中旬，戚本禹要“张本出面，科委带头，组织各部委造反派力量。”张本得到戚本禹的这个黑指示，立即找王锡鹏密谋，搞了一个所谓《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串连了军队、国防、大专院校、民用等8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妄图把《科技联络站》搞成一个权力机构，篡夺国务院和北京市的科技大权。王锡鹏在派周建平作为自己的“联络员”参加《科技联络站》的阴谋活动时，亲自指示周建平说：“要把这个联络站搞好，搞好了这个站，就可以控制整个科技界的运动。”
6月3日，在《科技联络站》勤务组会议上，张本也把他和王锡鹏对成立这个联络站的意图告诉了同伙，说：“先搞个联络站，……如果大家觉得必要，以后还可以搞个象工代会、红代会那样的组织。”
③据范希林交待：1967年4、5月间，瓮庆祯曾秘密传达了王锡鹏的黑指示，说：“王锡鹏叫咱们跟上形势，组织力量，准备参加国务院各单位联合向国务院夺权。”还说：“上面有中央文革戚本禹支持。”
2.插手北京市，阴谋篡夺北京市大权
王锡鹏野心勃勃，他窃踞院“联夺”第一把手后，曾对同伙说：“科学院是个大单位，应对社会有所贡献。”
1967年1、2月，王锡鹏派陈德牛、张乃新四处串连，参加了由市工代会、农代会和“三司”一小伙人阴谋策划的夺权筹备会。接着，聂元梓一伙人组织《北京造反公社》，王锡鹏又派了红卫兵司令毛兆本等人出面，参加《北京造反公社》勤务组，阴谋夺北京市的大权。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王锡鹏还亲自参加由关锋策划的串连黑会，会上，部署要在北京市搞“统一行动”，反谢副总理，搞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妄图取而代之。
1967年7、8月的围困中南海事件，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大反革命阴谋事件。王锡鹏接受戚本禹的黑指示，积极参与这一反革命阴谋事件的策划，并组织科学院不明真象的群众到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王锡鹏和张本操纵的《科技联络站》也积极参加围困中南海，王锡鹏还到现场活动，鼓动围困中南海。
1.接受戚本禹的黑指示，参与策划围困中南海
7月中下旬，王锡鹏接受戚本禹的黑指示，得知制造围困中南海的极其险恶的反革命企图，直接参与策划。他还亲自派田志强等人参加策划围困中南海阴谋事件的黑会，接受了“行动任务”，并及时在院内作了具体部署。
2.派红卫兵司令部围困中南海
围困中南海事件刚发生，院红卫兵司令部请示王锡鹏，王锡鹏即根据黑主子的部署，指定红卫兵司令部积极组织人去围困中南海。傅中华交待：王锡鹏曾指示说：“科学院的权力机构不好出面揪刘火线，这个活动由群众组织出面去搞，红卫兵司令部出面来搞，就代表‘联夺’了。”
3.同意“581厂代表“造反团”，围困中南海
“581”厂白新民等人参加围困中南海，是经陈德牛请示王锡鹏同意以“造反团”名义代表院参加的。王锡鹏曾说：“人不够的话，与田志强具体商量一下，从各所派人参加。揪刘火线是全市性的活动，要大力支持。”并派田志强坐阵指挥，代表院参加“火线指挥部”的“统一行动”。从“火线”指挥部接受任务，又由田志强等及时向王锡鹏请示汇报，进行配合。王东交待：田志强在“揪刘”站布置，8月4日晚上全市要统一行动，到中南海游行，8月5日要在天安门开大会，要大干一场。为配合统一行动，8月4日晚，他们组织科学院数千人到中南海附近游行示威。
4.“火线指挥部”曾发出通知，说戚本禹要到现场看望“揪刘战士”，还要拍电影，要各单位派人到“火线”造声势。王锡鹏即指示田志强以作战部名义，通知各所派人参加。
5.“5·16”骨干分子王锡鹏也学着戚本禹的样子，坐着小轿车亲临“火线”现场，观察动向，慰问“战士”。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在北京发生的“冲西山”事件，是王、关、戚直接策动的一个很大的阴谋事件，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险恶行动。现证明，王锡鹏参与了这一阴谋事件，并按照戚本禹的黑指示，组织科学院不明真象的群众冲了西山。
田志强交待：“武汉“7·20”事件后，一天（7月22日）王锡鹏告诉我说：戚本禹办公室来电话，说陈再道在西山，要我们组织人到西山去。
“冲西山”的组织者之一叶成交待：（7月22日）“中午，田志强给我打电话，说戚本禹打来了电话，叫我们到西山去，陈再道、钟汉华已被调到北京来了，现在西山，听说别的军区首长也在那里”。
曹明丹（当时院广播台工作人员）揭发：1967年7月22日，王锡鹏亲自到广播室让广播紧急通知，要全院各单位立即集合队伍去西山游行。
在王锡鹏的煽动与指挥下，田志强一伙于7月22日这天，组织了科学院数千人到西山游行示威，冲西山。
在其黑后台的秘密策划下，“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曾搞了一个妄图危害党中央、颠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极其险恶毒辣的阴谋暴动计划。在这个罪恶计划中，把中关村列为这次反革命暴动的一个战略要地。
现有两个“5·16”反革命分子交待揭发：王锡鹏参加了1967年8月“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统一行动”（即暴动）组织，并接受了其中的反革命任务。而且有人还托一个“5·16”反革命分子给王锡鹏捎信说：“毛主席不在北京，让王锡鹏加紧准备。”
王锡鹏紧跟王、关、戚，恶毒攻击周总理，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1.早在1966年，总理“9·7”讲话后，王锡鹏就暗中对总理进行恶毒攻击
10月初，王锡鹏和于大勇、苗玉卿等人搞秘密串连，交流反总理的反革命观点，并支持于大勇、苗玉卿等贴反总理的大字报。
11月初，王锡鹏与邱海平、王洪标、陈小虹、史铁柱等人在《全红》筹备会上多次攻击周总理。11月9日，经王锡鹏亲自修改定稿，发表《全红》成立宣言，公然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是“稳健派、策略派”，“善于调和、折衷，到处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公正面孔，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语言恶毒，反革命气焰嚣张。
11月25日，王锡鹏参加邹协成、王昌衡一伙策划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形势分析会”，一伙反革命分子在会上恶毒攻击周总理，大造反革命舆论，王锡鹏则鼓动説：“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思想很活跃，这样的会要多开，经常开”。以后，这个会的反动观点以“梅花”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
2.秉承戚本禹的黑指示，策划“1·25”大会，阴谋反总理
1967年1月中旬，王锡鹏、张本按照戚本禹的黑指示，策划了科技界万人大会，以搞所谓“科技界17年的问题”，阴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暗中拟定大会的方针是：“提出问题，制造舆论”，实现戚本禹“要放把火”的反革命部署。为达到在大会上围攻总理的罪恶目的，王锡鹏与张本密谋“要请总理来听一听我们的呼声。”还策划了大会的发言和文件。
密谋后，王锡鹏即与邹协成以及红卫兵司令部毛兆本等串通，按照戚本禹的黑指示和他同张本密谋的反革命企图，加紧活动。
为“1·25”大会炮制的《告全国科学技术界革命同志书》和其他一些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出笼前，王锡鹏还亲自参与审查定稿。
3.接受王、关、戚的反革命部署，通过反总理联络员反总理
1967年春季，王、关、戚、潘、吴策划了在科学院“把反总理联络员作为反总理的突破口”的反革命部署，王锡鹏紧跟黑主子，立即行动，他一方面上下串通，把戚本禹的黑指示密告邹协成，让邹协成出面公开活动，一方面他又纠集同伙进行秘密策划，暗中配合。据李宝田、刘建林、叶成、傅中华等交待，王锡鹏曾利用“形势分析会”，秘密策划和部署通过反总理联络员反总理的任务与暗中配合的反革命策略。
王锡鹏曾在“形势分析会”上布置同伙说：“目前社会上这股反总理的动向，上面是清楚的，……几个副总理都参加了二月逆流，总理当然有责任。不过对这些问题，我们先不公开表态。《红联》他们公开搞总理联络员，我们不一定出面，出面了会在造反派中丧失很大一部分群众。我们要暗中配合。这对搞总理的问题是直接有关的。”
王锡鹏也暗中布置陈德牛：“搞总理联络员，我们暂不表态；对于《红联》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支持。”
王锡鹏还操纵“动态组”搞总理联络员的材料，并把搜集整理的总理联络员的所谓材料，送给了戚本禹。
4.王锡鹏和戚本禹紧相呼应，大造反革命舆论
①1967年4月1日，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
时隔3天，4月5日王锡鹏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胡说什么“戚本禹的文章又一次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并表示：“夺了权的科学院革命派，决心斩断刘邓黑司令部伸向科学院的魔爪”。
②4月2日，戚本禹窜到音乐学院放毒，别有用心地把总理排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公开煽动反总理。
4月5日，王锡鹏召集林德音、徐建忠、陆中定等在院外动态组开“形势分析会”，紧跟戚本禹4月2日的黑话，阴谋策划反对周总理。王锡鹏在“形势分析会”上告诉同伙说：“戚本禹绝不是随意的疏忽，是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意见。”
于是，就派人到音乐学院复制了戚本禹的黑话录音，在动物所等单位进行播放；同时，王锡鹏一伙操纵的《动态报》也登出戚本禹的黑话，大造反总理的反革命舆论。
③接着，在4月6日、4月20日、4月24日的大会上王锡鹏猖狂至极，叫喊什么“现在是发动总攻击的决战阶段”，“要紧急行动起来”，“大作文章，放开手脚，大胆的，全面的进行揭发、批判和斗争。”联系到戚本禹对王锡鹏的黑指示，联系到院内和社会上的反总理逆流，王锡鹏这些言论的反革命矛头所向是非常露骨的。
就在这时，田志强也和叶成串连说：“戚本禹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后，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中没有总理的讲话，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等等。
四、操纵、利用“联络站”，搜集材料，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借搞大批判之名，操纵、利用“联络站”，搜集所谓材料，反对周总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王锡鹏为实现“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反革命计划的行动之一。所谓“彻底批判《十四条》联络站”、“彻底批判刘邓统战政策联络站”，就是王锡鹏按照戚本禹的黑指示直接操纵，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据点。
早在1966年6月7日、6月15日、8月10日，总理曾多次指示：《十四条》起过历史作用，基本方向是对的，不能全盘否定。但是，1966年10月中旬反革命小丑戚本禹却对张本说：“《十四条》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张本、王锡鹏、邹协成这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紧跟黑主子戚本禹，无视总理对批判《十四条》问题的多次指示，硬要把《十四条》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1967年，在科技界“1·25”大会上，总理及时揭露和粉碎了王锡鹏、张本一伙的阴谋，并再次指出：“《十四条》是主席看过的”。但是王锡鹏一伙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大搞对《十四条》的批判，疯狂地把反革命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1.王锡鹏暗中支持组织“批判《十四条》联络站”
1967年5月，王锡鹏根据戚本禹的黑指示，与张本、邹协成同谋策划，决定在“科技联络站”要大抓对《十四条》和“广州会议”的批判，搜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
6月，王锡鹏支持其同伙“5·16”反革命分子，到院内串连，纠集了70多个单位的一小伙人，组成了“批判《十四条》联络站”。王锡鹏曾对肖超亮（“批判《十四条》联络站”负责人之一）说：“批判《十四条》，第一，我支持；第二，不要搞派性”。
2.大造反革命舆论
①1967年，地球物理所“飞鸣镝”、“追穷寇”2个战斗组曾炮制了一篇系统批判《十四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6月18日王锡鹏审阅了这个稿子，并亲自批有：“不错，请抄成大字报，然后推荐给《革命造反》报”的字样。
②王锡鹏还纠集“5·16”反革命分子唐世耀等开黑会，布置说：“要通过《科学革命》这个刊物，写出有水平的批判文章来批判《十四条》”。
③6月29日，由王锡鹏暗中支持，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策划，在中关村礼堂召开所谓“《十四条》产生背景调查报告会”，把《十四条》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进行批判，罪恶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王锡鹏参加了这个会。会上，总理联络员重申了总理关于《十四条》不能全盘否定的指示精神。会后，王锡鹏偏又亲自批准把批判《十四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发言，铅印几千份，发到院内外，流毒很广。
1.煽动搞“统战问题”
1967年6月3日，王锡鹏亲自到植物所召开战斗组负责人的会，动员集中力量搞“统战问题”。他说：“不能仅仅着眼于本所本室。”王锡鹏支持一小撮“5·16”反革命分子组织了“批统联络站”，并利用这个联络站以外调为名，搜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发展“5·16”组织。
2.亲自决定搞“人大代表专题”
王锡鹏一伙为达到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目的，诬蔑三届人大是“宫廷政变”。王锡鹏亲自点名要搞“人大代表专题”。陈观文（“批统联络站”领导小组成员）曾对周小民说：“人大专题是王锡鹏定的，很重要，有些问题要牵涉到周总理。”
3.印发并企图批判总理“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陈观文等人企图批判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去请示王锡鹏，王回答说：“不管是谁，谁有错误就可以批”。于是“批统联络站”就编印了包括总理讲话在内的“广州会议材料集”，并在封面上印有“供大批判用”字样。6月上旬，王锡鹏还以“供反击反总理逆流用”的手法，亲自把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交给联夺办公室的林德晋、鲁威等，并嘱把总理讲话中的“突出政治部分抽出来”，王锡鹏还用手指着总理讲话说：“这些不好的地方就不要了。”于是即按照王锡鹏的黑指示，对总理“讲话”进行了断章取义的阉割并印发，在总理“讲话”稿的许多段落和句子下，打上红杠杠，以表示这是“不好的”。现王锡鹏供认：“当时印发总理讲话的真意，是给一些人提供材料，反映‘广州会议’背景，引发对总理不满”。同时，王锡鹏还把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送给了戚本禹。
4.操纵、控制“批统联络站”
王锡鹏除指派李宝田参与“批统联络站”的重大活动外，他还经常通过李世华、何其果（均为“批统联络站”领导小组成员）给“批统联络站”下黑指示。据戴定远揭发，李世华经常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王锡鹏的所谓意见。如：一次说：“王锡鹏又向我提出，你们联络站搞了这么久，也应开批判会，写批判稿，在院里登出来”。另一次，又传达说：“王锡鹏要我们站写篇批统战工作的稿子，投给《人民日报》。”……等等。
江青同志“9·5”讲话后，王锡鹏又通过李世华布置“批统联络站”要有策略的退却。王锡鹏说：“联络站要慢慢收，马上收显眼。”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三令五申：要拥军。不要介入社会两大派斗争。不要插手京外运动。“5·16”骨干分子王锡鹏无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违抗中央指示，积极追随王、关、戚的反革命部署，利用各种机会，插手东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等地，操纵和支持反军势力，大搞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
1.支持东北反军势力
1967年5月，金属所《东方红公社》在沈阳充当反军骨干，积极策划和参与冲沈阳军区的反军活动，受到军区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揭露，特别在中央作出：“冲军区是错误的，不准冲军区”的指示后，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起来揭发问题，退出“公社”。就在这时（5月16日），王锡鹏竟以院“联夺”勤务组长名义，拍电报给《东方红公社》，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为”，并要他们成立革委会，“行使金属所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于是，该“公社”的反军势力又嚣张起来，大造反军舆论，搞反军集会游行。他们把王锡鹏的“电报”作为反军资本，用广播车在沈阳全市广播，还大量印发，到处张贴，并提出“谁反对王锡鹏就是反对党中央”的口号，影响极坏。
1967年5月，大连化物所《红联总部》，因参加社会上反军活动受到揭露批判后，反军派头头李??来京找王锡鹏，王当即表示支持。李??离京时，王锡鹏还亲自给他一封信，支持《红联总部》单方面成立“革委会”，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受到大连警备区、军管会的抵制。接着，王锡鹏又于5月16日，亲自给《红联总部》发贺电，祝贺“革委会”成立，17日又以联夺名义发表“通告”，支持和批准这个“革委会”的成立。同时，王锡鹏还派田志强到大连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严正声明”公开支持反军派。田志强在大连还气势汹汹地要挟军代表说：“你们早支持《总部》一天，就少犯一天错误”，等等。
2.派人到四川反军支派
1967年上半年，为配合王、关、戚的反革命部署，王锡鹏曾多次派出所谓“调查组”、“联络站”、“宣传队”去四川，并直接操纵刘贤荣、傅中华、高家祥、张乃新等人在四川进行反军乱军活动。他们在四川抢枪、发枪，指挥武斗，大搞反军活动，窃取军事情报，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影响极为恶劣。
傅中华交待：“1967年4月15日去西南前，王锡鹏对我说：你们几个是代表‘联夺’又代表红卫兵司令部去的，工作上开展起来更为有利些，你们这些人到那里就大胆的干吧。……如果力量还不够，我们以后再安排。”
1967年5月，中央通知驻外地联络站一律撤销，王锡鹏偏不听，并公然对抗说：“我们过问分院的运动是理所当然的，不在中央通知范围内。”
张乃新交代：“四川‘5·6’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一早就向王锡鹏打长途电话汇报，王指示：院里已知道并举行了示威游行，连夜去西苑大旅社声援，院里还准备增派人去成都，联夺要派更多的人去支持。”
当我院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审查参加《西南联络站》的一伙人的罪恶活动时，王锡鹏又百般加以包庇。
3.支持中南分院反军势力，反对广州军区
1967年11月，中央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后，12月中旬，王锡鹏借陪外宾之机，到广州擅自召开院属单位座谈会和分院反军派头头汇报会，发表讲话并作指示，纵容和支持《革联》（旗派）的反军活动，破坏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4.支持北京的“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京军内的“冲派”，是在肖华、杨成武、王、关、戚操纵下的一股反军乱军势力，他们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个“冲派”的罪恶活动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揭发，臭名远扬。但是，王锡鹏根据王、关、戚的黑指示，顽固地支持“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他别有用心地吹捧“冲派”是什么“三军”中的“造反派”，“造反精神最强”。
①支持“冲派”搞打、砸、抢
早在1967年春，“冲派”刚刚出笼，王锡鹏就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陈德牛交代：“3月，‘冲派’的《海政怒涛》，为搞反革命夺权造舆论，来院借广播车，王锡鹏亲自批准借给。”后又经王锡鹏同意多次在物资上支持“冲派”搞打、砸、抢。
②多次请“冲派”演出
“5·13”事件前，经王锡鹏同意、批准，曾多次请“冲派”来院演出。1967年4月，王锡鹏、张本操纵的“科技联络站”请“冲派”演出时，王锡鹏、张本还有四川的刘结挺一起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们又一起上台跟演员握手，表示祝贺，表示支持。
③派人参与“5·13”事件
5月13日，军内一小伙人暗中策划，在北京展览馆制造了一起冲“三军”演出挑起武斗的反革命事件。王锡鹏的重要联络员陈德牛参与了这一事件的策划。事件发生前，陈德牛向王锡鹏汇报了“冲派”准备冲“三军”演出会场的情况，王锡鹏指示要陈德牛亲临现场。
④“5·13”事件后，继续支持“冲派”
“5·13”事件后，总理等中央首长作了重要指示，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不让地方插手军队。王锡鹏却对抗中央指示，还是派陈德牛、刘家善等人参加所谓“三军调查委员会”，调查了空军和北京军区。他们以调查“两条路线斗争”、“5·13事件真相”为名，搜集材料，攻击三军党委，搞反军活动，阴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王锡鹏还指示对外联络组周建平等人在社会上继续支持“冲派”，给“冲派”送礼品，并批准周建平等人接受“冲派”邀请，到山西大同支持肖华操纵的所谓“三院校革委会”，反对雁北军分区。
5月26日，王锡鹏亲自派刘建林与“肖华办公室”勾结，请“冲派”到大会演出，会前，王锡鹏布置陈德牛，要陈告诉“冲派”，这次大会有总理出席，让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向总理反映情况，逼总理表态。同时，王锡鹏还送主席台的票给“冲派”头头，支持他们向中央首长递交“材料”。
⑤对抗林副主席，继续请“冲派”演出
1967年6月9日，林副主席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后，直到1967年6月30日，王锡鹏竟狗胆包天仍同意请臭名昭著的“冲派”来院演出，顽固地支持“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公开对抗林副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革命委员会好”。周总理、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也多次指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要爱护她，支持她。“5·16”骨干分子王锡鹏却秉承其黑主子的旨意，千方百计地暗中捣鬼，破坏革命委员会，继续进行“5·16”反革命阴谋活动。
1.“反复旧”
1968年上半年。王锡鹏接过“三反一击”的革命口号，大搞反复旧，并提出“二次站队”，“重新造反”的反动口号。王锡鹏还造谣说“革委会是旧机关、旧人员、旧思想、旧作风统治”等，制造“反复旧”的反革命舆论。
王锡鹏为了拉队伍，达到阴谋篡权的目的，指使他的亲信和同伙刘建林、李宝田等人，四处游说，煽风点火。他们在群众中无耻地吹捧什么“王锡鹏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跟着王锡鹏走没有错”，甚至更无耻的胡说：“对王锡鹏没有感情，就是对毛主席没有感情。”……等等。
为了搞垮革委会，取而代之，王锡鹏还进一步与邹协成勾结，狼狈为奸，暗中共谋了所谓抓“二套班子”等一系列阴谋活动。
2.配备自己的班子，控制革委会
革委会成立后，王锡鹏根据戚本禹的黑指示，千方百计以自己的人马控制革委会。据王锡鹏的同伙交代揭发：他们曾策划了一系列企图全面控制院机关的反革命计划和部署，阴谋把一小撮“5·16”分子塞进革委会，控制要害部门，建立一个以王锡鹏为首，以“5·16”分子为骨干的独立王国。
这样，院革委会成立后，王锡鹏与邹协成等勾结，把唐世耀、朱斌、刘建林、田志强、李宝田等许多“5·16”反革命分子安插到了革委会要害部门。王锡鹏还对同伙说：“干部权不在我们手”，“宣传组无论如何得有我们的人在那里。”
1969年秋，“两科”合署办公，曾酝酿成立领导小组，王锡鹏则乘机大肆活动，秘密策划，鼓动一些人造舆论，自己亲自提名要让“5·16”骨干分子邹协成等进领导小组，借机妄图进行反夺权。
1970年筹备成立“两科”合并后的革委会时，王锡鹏又亲自四出串连，开黑会，排名单，企图安排一批所谓“信得过”的人到革委会机关，企图继续保存实力，待机行动。
3.支持“炮轰派”，反对黑龙江省革委会
1967年8月，黑龙江来京上访人员住在西苑（应地所邻近）王锡鹏插手该地区运动，支持反省革委会的“山下派”。
据应地所揭发：8月28日晚，王锡鹏在应地所策划武斗，“会上，王锡鹏作了战略部署，要调科学院文攻武卫对，以绝对优势把‘山上派’踏平赶走，晚上12点，向‘山上派’递交了血战书，王锡鹏坐镇指挥。”
第二天，王锡鹏亲自到院广播台，指示广播紧急通知，要全院集合队伍，立即去应地所参战。后经总理联络员、军代表及北京卫戍区再三劝阻，王锡鹏亲自策划、挑起的一场大规模武斗，才未得逞。
1967年11月，王锡鹏又派田志强到哈尔滨支持工程力学所反对省革委会的“炮轰派”。田志强鼓动炮轰派头头说：“要振作起来干”。在北京，王锡鹏亲自接见“炮轰派”代表，给其打气。据工程力学所揭发：王锡鹏还到“炮轰派”驻京工作站去过，表示支持。
1.无视大会规定，向“5·16”同伙透露消息
王锡鹏在参加“九大”期间，继续搞破坏活动。他公然对抗中央指示，曾多次给“5·16”同伙秘密通电话，偷偷写信，透露“九大”消息。他透露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内容，透露了大会的地点和大会闭幕的时间，……等等。
2.歪曲“九大”精神，进行反宣传
“九大”闭幕后，王锡鹏不经请示，擅自到院外许多单位做所谓“传达报告”，以大讲特讲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和山东的王效禹，歪曲“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进行别有用心的反宣传。
3.插手外地，破坏“九大”路线
1969年6月上旬，王锡鹏到武汉，擅自召开院属单位群众大会、小型座谈会，以传达“九大”精神为名，插手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据揭发，王锡鹏在武汉还支持和鼓动一些单位搞“反复旧”，配合“北、决、杨”的反革命活动。
4.同年7月，王锡鹏违抗中央三令五申，别有用心地擅自非法编辑铅印毛主席在“九大”期间的全部指示。
1967年8月，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江青同志“9·5”讲话，又进一步揭露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清查“5·16”的群众运动广泛展开。但是，“5·16”骨干分子王锡鹏却按照其主子的黑指示，千方百计控制、干扰、破坏清查工作。
1.组织秘密“专案组”，搞反调查
1967年9月，院革委会成立“5·16”专案组，开展清查工作，王锡鹏背着总理联络员、军代表和革委会，私自拼凑几个亲信搞了一个所谓“5·16”专案组，搞秘密活动，刺探情报，进行反调查。
同时，他又暗中支持邹协成以“5·16”反革命分子组成的所谓《红联》“5·16”专案组，搞破坏活动。
2.剿劫院“5·16”专案组的材料
1968年5月，王锡鹏指派他的连襟、“5·16”反革命分子刘建林等人，制造“院‘5·16’专案组整了革命小将的黑材料”的谣言，拿着王锡鹏的亲笔字条，剿劫了院“5·16”专案组的部分专案材料和工作手册。据陈玉林揭发：当天晚上唐世耀、朱斌、李宝田、刘建林等人在王锡鹏的办公室里鬼鬼祟祟地查看剿劫的“5·16”专案材料。
3.秘密策划，抛出“8·8”紧急口号反革命声明
1968年8月一个晚上，邹协成、于坤瑞到王锡鹏家中密谋，共同行动进一步破坏清查工作。邹协成给总理写假“报告”，捏造事实，攻击院“5·16”专案组，欺骗总理；王锡鹏则暗中为邹协成修改假“报告”。8月8日抛出王锡鹏、邹协成一伙“5·16”分子策划的“紧急口号声明”，攻击院“5·16”专案组是黑专案组，诬蔑总理联络员和军代表是“幕后操纵者”，王锡鹏还亲自到数学所、中关村电话总机搞“调查”，并亲自找人讲话，要他们在院革委会扩大会上揭发和作证，诬蔑总理联络员、军代表镇压“革命群众”，还帮助邹协成准备攻击的材料。王锡鹏告诉邹协成：“关键时刻我要出来讲话”。
4.组织地下黑司令部，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批清”
1970年，我院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中央首长的多次重要指示，开展广泛、深入的狠批极“左”思潮，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活动，运动一开始，王锡鹏见势不妙，便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拉拢一部分人，威胁一部分人；或者煽动派性，制造混乱，以实现他的“叫他们一个‘5·16’也抓不出来，就是我们的胜利”的反革命纲领。
①开黑会，拟定反“批清”的计划
“批清”运动一开始，王锡鹏背着领导、背着组织纠集同伙组织地下司令部，开黑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拟定破坏“批清”运动的计划。如：
捏造事实，制造反“批清”的舆论。如说：
“这次‘批清’运动是整革命小将，整老造反派”
“批清运动是搞派性”
“科学院不是‘5·16’重点单位，为什么要大抓‘5·16’”
“批清运动扩大化了”……等等。
制造混乱，准备反攻。王锡鹏在黑会上布置同伙说：“要准备材料，也要出大字报，给他来个混战一场，造成极‘左’思潮人人有份”，“一打时我们被动，三反时争取主动，以后发制人。”
布置同伙顶住。王锡鹏说：“顶住，让他们搞吧，等他们搞完之后，我们再说话。”他还指示高家祥转告陈德牛：“叫陈德牛不要怕，要顶住。”
②采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策略，上蹿下跳，暗中捣鬼
王锡鹏指使彭樱在“5·7”学校串连队伍，上下呼应，准备行动。当其阴谋开始暴露时，彭樱便使用隐语向王锡鹏“告急”，6月7日，彭樱给王锡鹏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的思想还停留在3、4月份，现在应如何对待，一切都将听你的。”王锡鹏接信后，不敢直接与彭樱联系，就假借彭樱老婆的名义写信指示彭樱：“自己承担，不要牵扯别人。”
王锡鹏在院革委会机关布置同伙写了一封署名“革命群众”的“意见书”，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摸摸从门缝塞进军代表的房间。
王锡鹏还先后到微生物所、地质所、化治所、印刷厂等单位，进行暗中活动，妄图“串连起来，左右院里的形势，使运动纳入我们的轨道。”
③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
1970年2月初，“批清”运动刚开始，王锡鹏就迫不及待地把“5·16”骨干分子邹协成找到家中，对邹说：“不要怕，要沉住气”，一定要顶住，并订立攻守同盟。邹协成被隔离后，王锡鹏还常给邹协成通风报信。王锡鹏将院领导对邹协成的案情研究和意图，秘密告诉邹协成，要他做好思想准备，采取对策。
1970年春节期间，“5·16”反革命分子朱斌等人从“5·7”学校回京探亲，2次和王锡鹏密谈。王锡鹏把唐世耀“5·16”的情况告诉朱斌，并一起对邹协成和唐世耀的现状交换了情况，统一了“口径”。王锡鹏对唐世耀表示担忧，说：“唐世耀的小辫子被人家抓住了，不过现在材料还不足以定性”，“很被动，很被动”。朱斌即告诉王锡鹏：“唐世耀很硬，……他能顶得住。”王锡鹏和朱斌一起还对邹协成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对策。密谈之后，朱斌又把王锡鹏的黑指示转告了他的同伙。
1970年4月，王锡鹏去“5·7”学校，把吴祖芳的交代和北京的其他专案进展情况（只在极小范围知道的），告诉了彭樱，彭樱又立即转告了朱斌等人，共谋对策。
王锡鹏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线人物，是“5·16”骨干分子，在科学院秘密发展了“5·16”反革命组织。
“5·16”骨干分子王锡鹏的罪行是大量的，是极为严重的。我们要坚决遵照中央13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把王锡鹏的反革命阴谋罪行和科学院的“5·16”反革命组织，揭深揭透，批倒批臭，彻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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