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6-30 作者：陈伟
陈伟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对抓“五·一六”极为重视。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在读到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中“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后面指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毛主席还指出：“‘五·一六’是个凶恶的敌人。”也是指的组织者和操纵着。
毛主席在接见各国代表和外国来宾时，也经常提到“五·一六”，例如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针对有些单位挖“五·一六”不积极，指示：有些单位从极‘左’跑到极右，不挖‘五·一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揪出了“五·一六”的总后台、假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主席又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段指的就是“五·一六”反革分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着。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林副主席的批示精神是，“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周总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对外交部报告批示中说：防止对“五·一六”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一个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提高警惕。但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康老也曾做过系列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中，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点出来了，把它的罪行也点出来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对文艺界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是凶恶的敌人，在各方面破坏。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无论如何要搞出，秘密组织要搞掉。若搞不掉，敌人还存在，还要进行破坏活动。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在接见文教系统工军宣队时，详细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挖“五·一六”时应注意的事项。
接着中央在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发出二十号文件，指出：“五·一六”是确实有的，认为没有是错误的。要防止扩大化。要区别对待。不要把所有的反革命组织都看成“五·一六”。
周总理在一九七0年十月至十二月份针对北京挖“五·一六”运动的情况做了重要指示。中发［71］13号文件中周总理讲话的基本精神都有了。现在再说一下基本精神。
1.着重指示，对挖“五·一六”，既不能搞扩大化，也不能搞一风吹。扩大化和一风吹是“左”的和右的方面干扰深挖“五·一六”运动。造成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原因是专案工作神秘化，搞逼、供、信。这种做法使坏人猖狂，好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发展。“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搞阴谋，不听中央的话，只听王、关、戚，萧、杨、余、傅、林聿时、周景芳的话，搞两面派，专门和中央对杭。主席对深挖“五·一六”很重视，一定要搞，但不能扩大化。有的单位明明有“五·一六”，就是不抓。
2.深挖“五·一六”，首先要搞罪行，着重坏头头、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要先抓组织。每个大单位都有一些大的反革命事件，要通过搞罪行，逐件查清，看谁参加了，谁是头头，这样就可定性。在排重大事件中要分清是非，区分“五·一六”罪行和受极“左”思潮犯的错误，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稳、准、狠，特别着重准。排重大事件，也不是大、小单位都排，要有一定的控制，一定的审查。是不是“五·一六”，主要看罪行，看是不是搞阴谋的。如果是在“五·一六”策划下，即在萧华、王、关、戚、杨、余、傅的策划下，参与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性质。上挂萧、王、关、戚、杨、余、傅，下搞三个指向。搞阴谋活动，性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填不填表。像卫生部的孙正、外交部的姚登山、学部的吴传启，就没有填表，但是地地道道的“五·一六”。罪行是本质，只要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五·一六”、“六·一六”，都要搞出。不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的操纵下，搞阴谋的是反革命，但不是“五·一六”。知道阴谋目的的和跟着干的不一样。例如，烧英国代办处目的就是破坏毛生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不知道，打击的是知道阴谋的。“五·一六”的根子可以追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但这次追查放在—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尤其是一九六七年，七、八、九月搞的最凶。
3.只要打破神秘化，实行专案凋查研究和群众运动检举揭发相结合。要发动群众，将经过核实的罪行公布于众（恶毒攻击的言论、未查实的历史问题和未经核实的材料不能公布）。由群众揭发批判，可以引起公愤。要组织协作，有关单位共同配合作战。专案搞神秘化，就要上敌人的当。因为有些罪行是明火执仗的，这次主要搞清阴谋，搞上层策划者。如搞神秘化，群众不了解，敌人专讲假的，就上了敌人的圈套，真假难辨。对隔离对象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隔离的要有，但隔离的要少。
4.抓重点，包括重点罪行和重点人，重点人指“五·一六”的骨干和幕后策划者。重点查清就可定性，有利于教育群众，瓦解敌人。谁要是搞派性，或压制群众揭发“五·一六”，就是破坏深挖“五·一六”群众运动，以破坏运动论处，就要受纪律处分。“五·一六”一定要挖干净，骨干一定要搞出。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起来，这是个祸害。
5.要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五·一六”骨干分子。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能搞大名单。有些人挂上钩，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要看是不是盲从或胁从，盲从者交代后一般的宽大。胁从指的跟着干坏事的，例如烧英国代办处，连中央的话也不听。但去烧的不一定都了解阴谋，头子要他干，不干就揪出吗。（？）胁从者交代清楚也就行了。北京两大派中都有“五·一六”，不能在一派中搞，哪一派里有都要搞出来。当然罗！要实事求是罗！要看到，不管哪一派，好人还是占多数。哪一派都可能混进坏人来。清查“五·一六”罪行，重点是已遂的，搞了已遂的，再揭未遂的，未遂的也要搞，不是不搞。要分清什么是已遂，什么是未遂。搞了，但未达到目的，也是已逐，不一定要造成恶果才是已遂，未遂罪行也是罪行的一部分，也要搞请楚。
二、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情况介绍
北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清查“五·一六”时间最早，成绩很大。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和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以后，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就开始深挖，“五·一六”头面人物相继落网，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由于当时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不巩固，群众组织派性严重，加上“五·一六”上层人物还没有挖出来。八月下旬，先端出了王力、关锋，但戚本禹还在台上，搞有组织的退却。他们在有些单位还掌权，不可能挖出幕后人物。这些掌权的“五·一六”，打着挖“五·一六”之名，行保“五·一六”之实，或者有意将运动引入岐途。戚本禹当时钻进中央文革，“五·一六”调查组说后台是潘梓年、吴传启、周景芳，戚本禹就说调查的不对；另外一些人，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些材料，说后台不是潘梓年，戚本禹说，这个材料准。所以当时在群众中搞调查条件不成熟。中央“五·一六”专案组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成立的，当时主要搞审讯。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进一步巩固，在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的指引下，八月十六日江青同志对文艺界做了指示，周总理也做了重要指示。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当时有—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这所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领导同志做了专门讲话，批评了有些单位的右倾思想和做法，对大家震动很大，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新高潮。但这时候，因为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搞出来。他为了掩盖“五·一六”，要尽阴谋，破坏运动。在他直接控制的单位不让开展。他开始说，“大家都要检查检查，小爬虫有多少？”搞扩大化，后来又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搞一风吹。他不准别人到他控制的单位调查和取证，例如《红旗》杂志社就不许去。另一方面他又抛出一个大阴谋“找表”。他说：“找到表就是胜利。”因为他知道，一方面“表”已被烧掉；另一方面，有些幕后策划者没有填表，像孙正、姚登山、吴传启。他不让挖“五·一六”的黑后台，说什么“你不要认为在当权派中有‘五·一六’后台就厉害，那不一定。”有意掩盖黑后台，以掩护他自己。对没交代罪恶的黑后台，他说什么“我给你们泼点冷水，对他们要亲切、爱惜、等待。”他反对毛主席的肃反工作九条方针，散布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破坏运动，以掩盖“五·一六”和他自己的罪行。由于他的阴谋破坏，影响了一些单位。出现了一风吹和扩大化的倾向。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林副主席做了批示和指示，周总理提出抓罪行、抓主谋、抓幕后策划者、抓头头的四抓，提出隔离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遵照这些指示，中央发出十三号文件，出现了新的高潮。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特点是：
1.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通过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的“四大”，大力协作，联合作战，专案调研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纠正了一风吹，搞清了许多长期未搞清的问题，老大难单位形势好转，许多单位查清了明火执仗的罪行、事件和敌人。
2.清查“五·一六”罪行工作有很大进展。大的单位排了重大案件，逐一落实，有些已查清结束，有的接近结案，有的进展很大。
3.把“五·一六”搞臭了。很多单位开展声讨会、控诉会和举行“五·一六”罪行展览会，进行揭发批判，使广大群众看清了“五·一六”的骨干都是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煽动极“左”思潮，挑动武斗，反军乱军篡政夺权等等都尽他们干的。要继续和他们斗，“五·一六”在群众中孤立了。
4.促进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形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看生产形势。许多后进单位，通过清查“五·一六”，改变了生产面貌。
北京地区个别单位在清查“五·一六”上还有些问题：
1.有些单位搞组织的思想扭不过弯来，认为“搞不清组织，没法搞罪行”，搞大名单，或轻信口供，有些人还相信假口供。
2.有些单位运动搞的冷冷清清，前怕狼、后怕虎，或走了过场，或逼、供、信，或者有四怕一等待的思想，即怕别人说右倾，怕说一风吹，怕漏掉，怕犯错误；等待别的单位拿出好经验。
根据北京地区落实十三号文件的情况，有以下几点认识：
怎样认识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因而既要积极进行，又要落实十三号文件。事实证明，那个单位有“五·一六”，不清除它，就不能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总是这样那样干扰，干扰和障碍就排除不了。开始有些单位，往往产生怕字，怕捣乱了形势，怕挑起派性，顾虑重重。事实证明，只要落实十三号文件，按照主席的九条去办。就不会搞乱。即使出现—些问题，只要按十三号文件办事，就可以解决。所以，如果有“五·一六”，有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敢字当头，坚决挖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如果没有。也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
另一方面要谨慎，要区别是非，区别“五·一六”罪行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的错误，区别“五·一六”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不好，就可以犯扩大化和一风吹的错误。不区别是非，也可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1.怎样认定“五·一六”组织和“五·一六”分子？怎样区分受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怎样区分“五·一六”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主要是用罪行区分。如果是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的直接、间接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五·一六”。有的单位提出，搞罪行还要注意区别对待。对无产阶级司今部，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讲了坏话，还是恶毒攻击；反军乱军。对军队的某一个领导同志提了些意见，即使是有些过激，也要和反军乱军区分；对革委会，是对某些成员提了些意见，甚至是过激的言论，也要和颠覆加以区分。
在清查反革命罪行时，对重大案件，也要区分知道阴谋的和不知道阴谋的。例如围困中南海，有1400余单位几十万人参加，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揪刘少奇，不能说是罪行，主要是搞知道阴谋的，那是为数很少很少的一小撮，他们的目的是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这些人是清理的重点。有些单位是这样做了，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2.怎样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
清查“五·一六”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总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群众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会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如何排除呢？要狠抓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并要贯彻始终。有的上挂王明、刘少奇，下联“五·一六”的反革命的罪行，这样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很决提高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矛头对准“五·一六”。对犯极“左”思潮错误的人，不搞点名批判。这样做的，搞的很好。但有的单位不抓路线教育，单纯抓重点人，结果受到干扰，搞不下去。
3.认真贯彻专案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不定框框，不定调子，主要发动群众掀起揭发、批判高潮。有的单位办学习班，查清罪行，落实政策，有的单位，搞协作，搞互相配合，揭开一些重大案件，凡是这样做的，运动就搞的好。也有的单位不敢发动群众，运动冷冷清清。也有的单位群众揭发后，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核实，使许多材料真假难辨，甚至有的搞逼、供、信，轻信口供，将假材料公布于众，造成混乱。
4.狠抓重点，即“五·一六”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这样做了，狠抓罪行，抓坏头头。抓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大案件就搞清了。有的口头讲抓罪行，实际上是搞组织，搞大名单，把极“左”思潮的错误当成“五·一六”罪行，把其他群众组织当成“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如不警惕，先出现扩大化，后面就会出现一风吹。
5.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分化瓦解敌人。运动好的单位注意了三个区别：区别是非；区别因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和“五·一六”罪行；区别“五·一六”一般成员和骨干分子。对“五·一六”的一般成员，提高觉悟，划清界限，不追不逼；对骨干分子；对骨干分子，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打击最顽固的敌人。有的单位有四怕，对被敌人咬上的不敢排除，对搞错了的不敢平反，对坦白交代的不分真假，不加区别地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不准听报告，不准探亲，有些人产生了“交代吃亏论”。有的对交代的，不认真查实，便轻率地宣布从宽处理，结果他给老婆写信说，我交代的是假的，是被迫的，不得不交代。这些都影响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关于处理的政策问题，正在研究。还没有统一。突出的是如何对待受蒙蔽的，完全把“五·一六”当成左派组织参加的。例如有个单位一个老工人，问人家是什么组织，人家说是左派组织，保卫毛主席的，他就要求参加。人家不吸收他，他追到厕所去，一定要求参加。人家给他一张表，他又不识字，别人替他填的。这样的如何处理？有的说是“五·一六”分子，但不以“五·一六”论处；有的说交代就算了。这种情况究竟如何处理，请大家研究。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反革命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搞阴谋，搞绝密策略。他们有整套的反革命策略，例如二七车辆厂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三十六战略》，即三十六计，还有什么《十二条》、《二十二条》，大同小异。这些策略中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分析形势。他们认为“左”派，即他们那些人，是少数；中派，“右”派是大多数。怎样搞垮对方？他们提出，只要对立面一动，就把“老保”、“铁杆保皇”等一系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先从舆论上把对方搞倒。要事先抢些对方的袖章，准备些武器，必要时自己可以无伤造伤。决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对方，这种事要找最有经验的人去干，要严格保密。要用麻雀战术扰乱对方。对中央指示和上级文件要灵活运用，不能受约束，对方按章办事，不敢违犯，就说他们是老保。我们敢冲敢打，不受约束，赚了个造反派。反对我们就是执行资反路线。要发动小学生跟我们一起干。对我们的错误，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的错误，即使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一定要肯定，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一件事，都要负责人签字，肯定我们是革命行动。将来即使错误也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
干部支持我的，就是革命的；反对我的，即使一点错误也没有，也要说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支持我的，不管有多大问题，也要保下来。谁反对他们，就是打击革命干部。对军代表要缠住不放，使他不能深入下层，对我们有好感。造成对方不满。设法使对立面与军代表对立。对解放军也可以造谣。谣言重复多次，就可以变为真实。
他们的反革命手法很多，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他们的罪行手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只举几个例子。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007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200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神经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的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20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0”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混水摸鱼。
总之，他们的反革命手法很多。当他们的阴谋被中央识破以后，就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搞什么五大措施，六不交代。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采用最快的方法，秘密通知，不许交代，烧毁一切罪证，搞什么组织保证，不许个人交代。并约法三章，头头顶，群众顶，剩下一个人也不讲，还搞什么纪律。他们还散布什么我们单位的“五·一六”与××的不一样等等。实在顶不住了，就各说各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隐藏下来，等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再干。他们就这样千方百计地破坏清查“五·一六”运动。
2.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推动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是“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组织方面的情况。
这方面情况较复杂，有的单位清了，有的单位确实有“五·一六”组织，但因当前重点清罪行，组织情况还未搞清。对此，有的单位做法是实事求是，有“五·一六”组织，就把它挖出。有的单位有些组织，名称虽不一样，但罪行类似，也要搞清。如果确实没有，就不要搞。有“五·一六”的单位情况也不一样，要把具体情况核实，不要带框框，不要搞逼、供、信，不搞指供、逼供、诱供，不轻信口供。
有的单位主要按十三号文件办事，按罪行定案，这个办法可以参考。因为根据一些单位的情况，有些主谋者并没有参加组织，而参加者又没有罪件。重点是打击骨干分子。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看，“五·一六”上层成员情况多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班底。他们的勾结由来已久。例如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史、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贼。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心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关锋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林杰的老婆杨德华的文章：《北京日报》领导上让我写访问记的文章。以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左派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保他们是革命左派，此后他们在学部稳定了阵脚，王力、关锋、戚本禹指向他们杀向社会，夺国家机关的权。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同志点出，对他们不能保。他们乱了阵角，就组织了秘密组织，搞了二套班子。
这是学部的情况，别的单位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单位有别的名字组织，但与“五·一六”一样。有的单位有叫“五·一六”名字的组织，但不是反革命组织。
参加“五·一六”的也不一样，上层坏，下层受蒙蔽，这部分人占的面比较大，他们不了解阴谋。例如，有的单位“五·一六”，上层知道是反对周总理；中层知道要揪出一个比陶铸大的，保人保的最多的；下层当成左派组织，是保卫中央文革的等等。政策是打击主要成员；一般的交代了可不算，作内部处理；对完全受蒙蔽的，像上面那种老工人，有两种处理意见。这是一些单位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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