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6-30 作者：[待确定]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对深挖“5·16”问题极为重视，1967年8月姚文元同志写的评陶铸两本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在这段话的后面加上了：“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还指出“5·16是个最凶恶的敌人。”最凶恶的敌人也是指组织者和操纵者。毛主席在接见各国访华代表团时也谈到“5·16”的罪行。如毛主席和斯诺讲话的开头就讲了5·16的罪行和罪恶目的。1969年针对当时有些单位对深挖5·16不积极的情况，指出“有些单位从极‘左’转到极右，不深挖5·16”。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以《我的一点意见》揪出了5·16的总后台假马克思主义者，1970年10月20日又指出：“5·16问题不能一风吹。”
周总理在1969年7月2日对外交部的一个报告的批示“防止对5·16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的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必须提高警惕，但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康生同志也做了挖5·16的一系列指示，江青同志在1967年9月5日的讲话中点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1969年8月14日江青同志在文艺革命座谈会上讲话中又作了指示，其基本精神是5·16是个反革命阴谋组织，是一个很凶恶的阶级敌人，因为它在各个方面进行破坏，5·16反革命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5·16反革命的骨干幕后操纵者，无论如何要挖出来，这个反革命阴谋组织一定要搞掉，因为他很凶恶，搞破坏，让他隐藏起来是不允许的。去年1月24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及其他首长接见文化教育系统工、军宣队时又作了深挖5·16的指示和挖5·16时应注意的事。
1970年中共中央20号文件，即3·17文件，首先肯定5·16是有的，同时指出要区别对待，防止扩大化，是什么组织就是什么组织。
总理在去年11月12日针对当时北京抓5·16的运动情况，对深挖5·16作了指示，基本精神在1971年中央13号文件中都有。
（一）着重指出对5·16既不能搞扩大化，也不能一风吹，扩大化和一风吹都是从“左”的和右的方面干扰深挖5·16。为什么会造成扩大化呢？是专案搞神秘化，关牛棚和逼、供、信造成的，这种做法使敌人猖狂，使好人的积极性受挫折，5·16是专门搞阴谋活动的，他们不听中央的话，听王、关、戚的，还听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的话，他们搞两面派，背后专门与中央对抗，主席对深挖5·16很重视，5·16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但不能扩大化，有的单位明明有5·16，但一个也不抓，这是不允许的。
（二）深挖5·16首先要抓罪行，着重清除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不要笼统的先查组织，查填表没有，要通过清理反革命事件来查清坏头头，查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5·16反革命搞的大事件要一件一件理出来，追根到底查清，谁参加了，谁策划了，把策划者挖出来，这样才能定性。在搞重大案件时，要区分是非，要区分5·16罪行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不能将因极“左”思潮而犯错误当成5·16罪行，这就扩大化了。把是搞成非，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在准字上下功夫，事件也不是大小事件都搞，要实事求是，要有一定控制。是不是5·16主要看罪行。5·16是搞阴谋的，如果在5·16的策划下参予了5·16反革命的阴谋活动，这问题的性质，就是5·16性质。主要在阴谋，目标又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填表履行手续就是5·16，不履行手续就不是5·16，主要是看罪行，罪行是本质。在肖、杨、余、付、王、关、戚的策划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5·16、6·16都要搞出来，性质都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如果不是在杨、余、付等操纵下，但搞阴谋破坏，那是其他反革命组织，不是只有一个5·16反革命组织，其他反革命组织都没有了。如火烧英代办，去了很多人，不都是5·16，他们不知道是阴谋。主谋策划的是搞阴谋，是搞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组织者是搞阴谋，广大群众是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5·16的根子可追到30年代、40年代，但清查的重点是在66年和67年，尤其是67年，67年的7、8月是5·16罪行最猖狂的时候，5·16上层在66年就开始勾结。
（三）要打破专案神秘化。专案调研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发动群众，5·16是清查不出来的。要将经过核实的材料公布于众。叛徒、特务、历史问题未经核实的材料都不能公布于众。因公布后容易造成混乱。攻击的话也不要公布。把经过核实的公布以后引起群众公愤，让群众揭发批判，专案要组织协作，共同配合作战。如果脱离群众搞神秘化，正上敌人当。有些罪行是明火执仗搞的。如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等。如果搞神秘化，群众不了解，敌人又很狡猾，他给你讲假的，结果水就被搅混了，真假难辨，就要上当。专案对象，可以放到群众中去。隔离的要少，放到群众中去揭发批判，监督劳动，有利于把问题搞深搞透。
（四）要抓重点。包括重点罪行和重点人。重点是幕后的和操纵者。重点人查清了，可以教育群众，又可以分化瓦解敌人，在清查5·16中谁要利用抓5·16搞派性或压制揭发，要以破坏深挖5·16群众运动论处，要受纪律处分。5·16一定要挖干净。骨干、幕后的、操纵者都要挖干净。否则风吹草动就会蠢蠢欲动，是祸根。
（五）要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5·16反革命骨干分子。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把他们最坏的头头抓出来。不能搞大名册，即是有的人挂上了勾，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挂的，还要看他是盲从还是胁从的。交待了都要宽大处理。盲从是不知道，胁从是跟着干坏事，如火烧英代办处，点火的人不一定是幕后策划，是胁从，当然也可能是骨干。这些盲从胁从的，只要交待清楚，有组织问题也好没有组织问题也好，交待清楚就好。从北京地区来看，天派、地派两大派中都有5·16，不能只在一派中搞，当然要实事求是，不管是一派好人还是占多数，那一派都可能有坏人，清查5·16重点要搞已遂的。搞清已遂的再搞未遂的，未遂的也要搞。如攻击中央首长有言论都叫已遂，有个轻重缓急，未遂的也是罪行的一部份，也要搞清。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关怀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北京地区清查5·16运动开展最早，成绩很大。
早在1967年江青同志在“9·5”讲话和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以后，有的单位就开始揭发5·16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吴传启、潘梓年、陈大伦、秦化龙、周景芳等人都相继落网，但是由于当时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还不那么巩固，派性还较严重。5·16上层人物尚未完全挖出来，如戚本禹还在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退却。有的5·16分子还在一些单位掌握一部分权力，所以那时还不可能挖出幕后人，有的5·16打着抓5·16旗号行保5·16之实，有的有意将深挖5·16运动引入歧途。如钻入中央文革的5·16还搞5·16调查组，有的经过调查后说后台是吴传启、潘梓年、周景芳等人。戚本禹听了反而训斥一顿，就不是他们。有的经过调查，说后台是别的一些人，戚本禹就说差不多，他们尽搞这些鬼。
1967年12月成立了中央5·16专案组。那时条件不成熟，主要是审讯在押的5·16犯人。
“九大”召开以后，随着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大联合、三结合进一步巩固，8月14日江青同志在文艺革命座谈会上做了深挖5·16的极为重要的指示，12月29日，谢副总理在体育馆召开学部、文化部、教育部1万多人大会上又进一步作了动员。于是深挖5·16的群众运动逐步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当时有的单位的领导同志对5·16问题认识不足，也提过一些错误的口号，如对5·16也要一碗水端平。毛主席及时指出不抓5·16是右倾。1970年1月24日总理、康老、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文化教育系统工、军宣传队时，针对当时主要是右，作了一些指示，批评了有的单位，会后教育震动很大。各单位都掀起了深挖5·16的新高潮。
在这个期间，黑后台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未挖出来。他搞了不少破坏，一方面在他直接控制的单位不让开展运动。他说：“你们都要检查检查，看看小爬虫爬的有多少”，又说“过去的事算了，今后共同进步”。“过去的算了”，就是不要搞，要搞就是“你们都要检查检查”，使群众不敢搞，他连专案组去这些单位调查也不行。如原红旗杂志社关锋、林杰等人在那里搞了不少活动。专案组要去，他就是不让去。另一方面，他又抛出了一个大阴谋。就是“找表”。他说：“你找到了表就是胜利”。假马克思主义者知道有的表填了，但是烧掉了。另外还有不少幕后策划者并未填表，他极力不让挖5·16头头的后台。他说“你不要认为当权派中有5·16就厉害，不一定。”这也是为了掩护他自己，有的5·16骨干分子就是不交待5·16，没有认罪，他就说“你们要手下留情，我给你们泼冷水，对他们要亲切，耐心等待”。他反对毛主席的九条肃反方针，散布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他的阴谋活动影响了一些单位。一度出现了扩大化或一风吹的现象。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作了不能一风吹的指示。总理、康老等中央首长及时指出要抓罪行、抓主谋、抓骨干、抓幕后策划者。打破专案神秘化，和群众相结合，总理又亲自起草了13号文件，经毛主席指示下达后，各单位都认真落实，所以当前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正向纵深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1、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运动正向深入发展。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北京市各单位都是领导亲自动手，发动群众，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大力协作，联合作战，专案与群众相结合，迅速纠正了一风吹现象，搞清了许多长期未搞清的问题，过去搞不开的单位，现在搞开了，许多单位已清出了坏头头、幕后策划者，运动健康扎实。
2、清查罪行工作有很大进展，一些大的单位都排了重大案件，一件件落实，有些重大案件已查清，落实结案，有些接近结案，有些虽未结案，也有重大进展。
3、5·16反革命阴谋已经搞臭了，通过揭发批判，声讨、控诉、罪行展览等，广大群众已经认清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丑恶面目，激起了义愤，积极起来斗争，受蒙蔽者也纷纷起来反戈一击。
4、促进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大好形势，事实证明，那个单位运动搞得好，那个单位的生产也好。个别单位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是：
①有的单位搞组织的思想还转不过弯来，他们说：“搞不清组织，没法搞罪行”。对大名单有兴趣，有的轻信口供，相信敌人的假供，一讲张三就动张三，一讲李四就动李四，这样就又扩大化了。
②个别单位仍然冷冷清清搞不开，这个单位明明有5·16，但是前怕狼，后怕虎，个别单位走过场，个别单位违反政策，搞逼、供、信，搞车轮战，搞体罚，有的单位有四怕：怕说右，怕说一风吹，怕犯错误，怕漏掉了。所以在等，等别的单位拿出好经验的思想。
根据北京地区的情况，落实13号文件有以下几点认识：
1、怎样认识清查5·16的群众运动。
清查5·16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所以要积极发动群众，认真落实13号文件，事实证明，那个单位有5·16又不清除5·16，那儿那个单位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会遇到障碍。
刚开始搞5·16时，往往有怕字，心想“我们单位形势不错，搞乱了怎么办？”实际证明，只要认真贯彻13号文件和毛主席的九条肃反方针，不会搞乱，只会搞好，就真是有点问题，也能很快解决。所以有5·16的单位，都先要敢字当头，坚决把敌人挖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如果有的单位没有5·16，也要实事求是的作出结论。
要采取谨慎做法，善于区分是非，区分骨干分子和一般分子，区分5·16组织和一般群众组织，区分不好就可能犯错误，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革命的大方向，就会扩大化和一风吹。
在实践中有些问题即：怎样认识5·16组织和5·16分子？怎样区分受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和5·16罪行？怎样区别5·16骨干和一般分子。经验告诉我们，要善于处理上述几个问题，主要是看罪行，如果是在王、关、戚、杨、余、付、肖华的直接、间接操纵策划下搞阴谋破坏活动，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革命委员会的罪行，就叫5·16罪行。在搞罪行时应该很好的区分不同的情况，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要区分是说了一些错话，还是恶毒攻击；反军乱军要区分是对某些人或军管会某个领导同志提了过激的意见，还是有反军乱军的阴谋；反对革命委员会要区分对某些人提意见，甚至提了过激的意见，还是搞颠覆阴谋。在清查5·16重大案件时，也要区分知道阴谋的和不知道阴谋的。如围攻中南海涉及到4千多个单位几十万人，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阴谋，以为只是揪刘少奇，所以，不能把参加的都说成是有阴谋的。
2、怎样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
清查5·16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一部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要干扰毛主席政策的落实，怎么办？从北京地区的经验看，就是要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上挂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下联各单位的黑靶子，开展大批判，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使5·16孤立，对搞极“左”思潮的人，不搞点名批判，进行正面教育。总之，要把路线教育贯彻始终，不断提高群众觉悟。
3、认真贯彻专案调研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很快掀起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重点人要办学习班，一个一个想办法落实，重大案件与有关单位联合作战，这样做比较好，有的清查了长期搞不清的问题。有的单位不是这样，冷冷清清不认真调查，逼供信。搞不清真假，甚至把假的材料公布于众，造成被动。
4、狠抓罪行，狠抓坏头头，骨干分子、幕后策划者，就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但是有的单位追求大名单，把一般群众组织当成5·16组织。
5、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才能团结大多数，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对一般5·16分子要坚持正面教育，不追不逼，使他们起来揭发，对骨干分子也要区别对待，有的单位不敢落实政策，怕被坏人咬了，但是查无实据，又无罪行，仍不敢排除，不敢表态，怕平反，有的交代了，不认真查实，使轻率宣布从宽处理，有的交代了只是一般问题，结果报告不能听，组织生活不能过，没有交代的仍然能够听报告，能够过组织生活，产生了交代吃亏论。
当前在处理上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完全受蒙蔽，没有罪行的一般5·16分子如何处理？例如有一个老工人，听说有这么一个组织，跑去问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别人告诉他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他就参加了，参加后没有什么活动，没有罪行，完全受骗，象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有的提出不按5·16，有的说交代了就算了，究竟怎么办好，意见还不一致。
5·16主要是搞阴谋，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有整套的战略战术。如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徐凯曾泡制了绝密策略18条，蒯大富搞了36计，有的已搞了什么12条，22条等等。现在来分析这些都是什么货色：首先他们分析了形势，说他们是“左派”，是少数。他们搞极“左”当然是少数罗，其他“中间派”和“右派”是多数。要搞跨怎么办呢？按他们的条条说，就是要把各种罪行加在对方身上，还要发动小学生骂他们是“保皇派”；要制造武斗，武斗时要多抢对方袖章，武斗后要准备一些凶器，说是缴获对方的，只能说他们打伤我们多少人，不承认我们打伤他们。对上级、中央文件要灵活应用，不要受约束。顺我者昌，反我者亡。我们的错误能推就推，不能推的也不承认，把责任推到当权派的身上。要始终肯定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每干一件事，就要党的负责人签字，说是革命行动，不签字就先弄得他晕头转向再让他签字，以后出了事，责任就推给他了，干部凡是支持我们的，不管他的问题有多大，都要扶起来，大胆结合，对方反对就说是打击革命干部，实在不行就藏起来，不支持我们的干部即使一点问题也没有，也要给他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对军代表要缠住不放，不让他深入下层，要尽量使军代表对我们一派有好感。要引导对方犯错误。有的还说，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他们的手法举例：
①极力煽动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革命法制。如戚本禹说：“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改良派”。有的说：“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为抢档案作舆论准备。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公开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报纸上也公开介绍红灯照。义和团、红灯照当时都是排外的，他们宣传这些就是妄图破坏毛主席的外交路线。
②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要打倒旧政府”。目的要打倒总理。“中央常委有分歧，四比三，三比四”。
③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如讨孔，这是1966年11月的事，这件事在戚本禹、林杰、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使下，由谭厚兰亲自带了2000多人亲自去干的。煽动山东曲阜县人民起来讨孔，实际上是攻击总理。他们说“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反”。还煽动给国务院写了抗议书，把矛头指向国务院。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打电话指示：“不要砸明朝以前的碑”，结果首先砸的就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块碑，在给国务院抗议书上，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拉下马来。”他们还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④以反某同志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方针政策，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戚本禹亲自策划让财办5·16把何畏弄到北师大，然后又派亲信徐学增（按音记录）去和何畏说，要他写交代材料，并煽动他说什么话都可以说。何畏在50多天的时间里就抛出了7万多字的“何许人也”的大毒草，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非常恶毒的把毛主席的指示说成是刘少奇的。
⑤以搞某事专案为名，实际泄露中央首长的健康情况，丑化社会主义。如卫生部5·16以黄树则专案为名，了解中央首长健康机密，恶毒攻击毛主席一家。
⑥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他们的“左派”。如把反革命分子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出黑书、演黑戏。极力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坏，在监狱里要陈里宁吃屎，完全是造谣，实际陈自己用黄草纸故意搓成屎的形状吃下去。又如他在狱中被吊起来打，这也完全是造谣，是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戚本禹派徐凯到北京一个修造厂去煽动造反，这个厂是劳改工厂，其中许多人没有公民权，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徐凯一去就叫他们“工人同志们”，说工厂军管会说你们都是牛鬼蛇神，你们是不是呀？要他们起来造反。并说再不起来造反就会石落大海，永无翻身之日，结果把军管会主任都打伤了，工厂也砸了，20多天里，40％的劳改犯成立了20多个“造反组织”。
⑦从帝、修、反和国民党30年代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资料，恶毒攻击中央XX同志。这就是戚本禹搞的“北图事件”（即北京图书馆事件）。
⑧召开所谓“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王进喜同志也来了，但是王进喜同志坚决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结果组织了“大庆战斗队”去搞王进喜同志。
毛主席在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攻击我们少数人，只是他们的策略……清君侧……”。5·16实际是继承“清君侧”的策略，阴谋把总理、江青、康老等同志反掉，好架空毛主席。为了搞总理，对副总理也打，“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
⑨他们反对军队的手法是针锋相对的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反军。1967年搞了3次反军高潮：第一次毛主席在1月号召军队支左，他们马上对军队进行围攻，1月13日在报上首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攻击军队支保不支左，煽动各地反军。1月23日到处都发生了冲击军队的事件。3、4月时毛主席发出了拥军爱民的号召，他们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军高潮，他们制造了一个口号“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正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7、8月，他们又大叫“揪军内一小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军权的第三阶段”，骂我们警备师是“黑警备师”，他们要成立“红警司”，到处派人搞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到处揪这个“再道”、那个“再道”。“8·1”社论上就有“揪军内一小撮”。最恶毒的是，他们在毛主席亲自审查过的7·20后给武汉地区军民的一封公开信中“揪出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句“党内”的后面加了一个“、”号和“军内”两个字，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7、8月还有许多事情。
他们围困中南海，四个门都被封锁了，说是8月份要有重大行动，究竟是什么行动，现在还在查。还有人火烧英代办处。这些都证明了他们真是非常凶恶的路人。
对于革命委员会，一是妄图把权夺到手，不得逞，就设法打入革委会掌实权，再不行，就搞“反复旧”。
对于各个单位的群众组织，他们首先制造两派对立，好插手到两派中去。
总之，他们各种反革命手段都有，是无孔不入的。当他们的阴谋被中央识破后，又消灭罪证，订攻守同盟。如有一个单位的5·16订了五项措施，约法三章和一条纪律，五项措施：停止活动，通知成员不交代（三不交代），烧毁罪证，尽量在成员面前烧毁；约法三章：头头要顶，中间的不交代，下面的一个也不露；一条纪律：谁当叛徒，干掉算了。
有的单位5·16还说：要是顶不住了，就各说各的，以假乱真，“二十年后再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中再干”。
（1）夺中央外交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午门“抗缅大会”，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午门“抗缅大会”是背着中央开的，关锋、戚本禹到场。当时缅反动派反华，中央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认为这个声明“右”，在午门召开会议，当时还想到外交部进行示威，因太露骨，临时取消了。
（2）围困中南海，妄图冲进中南海，进行反革命活动。
（3）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全国各地冲击军区或军队。
（4）抢劫国家机密档案，盗窃国家机密。有名的主要有化工部、卫生部、统战部、民委等单位。8月还砸了26个部委的档案。据新华社了解的情况至少有一些绝密、机密文件，其中有的是毛主席的指示，确实落到了国外特务手里。
（5）冲中央机要局，并夺中央机要大权。中央机要局被冲了2、3次，毛主席曾明确指示不能冲，机要部门不搞串连。总理、康老、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戚本禹就马上接见说：“机要部门也要串连”，“保密要有阶级分析”，于是机要部门也成立了“大喊大叫战斗队”。
（6）卫生系统的1967年“3·10”黑会和盗窃中央领导同志保健资料。
“3·10”黑会是名为“揭保健”，总理得知这个阴谋后，马上派先念同志去卫生部制止，指出他们的会议是错误的，必须停止，他们不听，反而攻击为“二月逆流”。
（7）夺中央财政大权。
（8）夺北京市革委会的权。开始是想让戚本禹挂帅中央不同意，这个阴谋未得逞后，就派周景芳率领亲信打入市革委会，掌握实权。
（9）利用搞某人专案为幌子，收集、整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些领导同志的材料。例如“李立三专案”“北图事件”等。
（10）1967年5月13日冲三军演出（地点在北京展览馆）。
（11）1968年6、7月，在北航成立“全国造反组织的北航黑会”。
（12）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天津文艺黑会）。
（13）搞反革命基地。他们准备在失败后，上山打游击，如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曾跑到赞皇、惜阳、王家平、太行一带找基地。
（14）私设电台。如邮电学校、地质学院都设有电台，有的还广播。
除上述15件大事以外，并不是没有别的问题了。如盗窃中央档案馆，“7·27”打死了人等都是很严重的。
3、揭发出的组织情况。组织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搞清了，有的还没有搞或还未搞清，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有“5·16”就挖出来。如果是别的组织搞“5·16”罪行也要搞清楚，没有“5·16”组织，就不要搞组织。有“5·16”组织的单位也不一样，各单位都有，根据各单位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先戴框框，不要搞指供、问供、诱供，定性结案靠罪行。因为有以下的看法，有的幕后策划者不一定填表参加“5·16”，但是填表参加“5·16”的，有的是受蒙蔽，有的还没什么罪行。
现在查明“5·16”上层策划人物、核心人物多数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是刘少奇的黑班底。如学部是“5·16”罪行较多的单位，上层之间的勾结，早在1958年开始，吴传启、关锋、林聿时，就用“撒仁兴”的名字写了“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文章，攻击张春桥同志的文章。1961年2月1日至1962年12月，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开辟专栏，借古讽今，攻击三面红旗，和三家村一个手法。1962年10月后，主席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就不搞了。这一伙人常在一起聚餐，调查、讲学，要夺史、经、哲的大权。他们还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说是要写出超过恩格斯的文章，野心很大。1964年10月，这时戚本禹包括了进来。他们一起到通县搞四清，在那打击一大片，还把被判刑劳改释放犯的邓满天（注：按音记录），等人拉入党内，邓满天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关锋、戚本禹。他们出村时，每一家都要送一本黑修养，有一户贫农不识字不要，关锋就说“留给你子孙后代”。可见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1965年他们和彭真勾结，1966年又和陶铸勾结，他们常在一起吹捧刘贼，恶毒攻击毛主席。1965年冬至1966年春，姚文元同志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他们仍然只对吴晗搞学术批判，1966年4月，假马克思主义者、王、关、戚、范若愚、穆欣、林杰还借“二月提纲”成立了学术批判组。
他们经常窥测方向。1966年3、4月份，关锋、戚本禹就指示学部吴传启、林聿时等人贴大字报，好站出来。1966年6月5日关、林、吴又策划潘梓年站出来，关亲自访问潘，出了上、中、下三策。1966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林聿时老婆杨德华的文章，文章说她过去在《北京日报》发表的赞吴晗的文章，是范瑾迫着她写的。她当时还如何进行了斗争。后来她按范瑾的意思写。《光明日报》登的文章是关、吴亲自修改的。是想把右派杨德华打扮成左派。潘梓年是叛徒，吴传启是特务，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他们在学部的地位并不稳。于是1966年9月，陶铸出面公开保潘、吴，说他们是“革命左派”，潘、吴的地位稳定后，关、戚等人要他们立即杀向国家机关夺权。1967年4月，江青同志点了吴传启的名，才使他们的计划被打乱了。开始组织了第二套班子，并且搞秘密活动。
“5·16”组织不是每个单位都有，有的单位不是“5·16”，但组织是秘密的，是“5·16”领导的；有的叫“5·16”，不一定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参加“5·16”的人情况也是很复杂的，要具体对待，有一部分是受蒙蔽的，主要的是要打击主要骨干和幕后策划者，一般成员交代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罪行的，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如何处理还要研究。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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