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6-7 作者：[待确定]
外交部的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是从1967年10月18日开始的，已近3年。大体分三个阶段：
1967年10月至69年底为第一阶段，当时是批极“左”，抓坏人，也抓5·16，办了小学习班，突破了十几人。
1970年1月至9月为第二阶段，搞了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揭发5·16。以上两个阶段偏重于抓组织、抓人头、抓表格。
1970年11月至今为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抓罪行、抓案件，进展较快。
外交部重大案件抓了4起：①火烧英代办处；②夺外交大权；③动档窃密；④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夺外交大权和动档窃密两案已查清结案，火烧英代办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两案正在进行清查，已有头绪。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去年1月发动群众清查5·16以来，我们没有首先引导群众重点去查罪行，而是单纯地去追组织、追表格。当时认为，组织是定性的主要依据。罪行则被忽略，只要交代了组织就可定5·16。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虽然在大量的工作之后，有不少人交代了参加5·16问题，但罪行没有搞或没搞清楚，所以不断出现翻案情况。因此，几个月后就感到被动，积极分子产生畏难和急躁情绪。5·16分子则活跃起来，他们进行串连、翻案，甚至寻机对积极分子讽刺、挖苦，有的还写了所谓“九评”，评我们一个支部书记所谓“唯心史观的破产”。领导上也感到缺乏办法，运动难于深入。
去年11月总理指出，清查5·16首先要抓本质、抓罪行、抓重点案件、抓重点对象。之后，我们层层传达，认真进行学习，并回顾了前一段运动，总结了经验教训，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使大家认识到，只抓组织、表格，忽略罪行，本末倒置了，主次颠倒了。大家感到，没有掌握原始证据的情况下，只抓组织、表格，只凭口供材料，既定不了罪，也定不了性；只抓组织，不抓罪行，既分不清骨干、一般，更分不清主犯、从犯，不能很好地区别对待，不能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挽救受蒙蔽者；只抓组织，不抓罪行，就不能把他们所干的反革命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不能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当时，我部已揭发出的5·16嫌疑对象较多，并出现了乱咬乱供、真真假假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大家深切地感到，不抓罪行，就无法区别真伪，就会上当，就无法深入下去。
从偏重于追组织、追表格、追人头，到集中力量抓案件、抓罪行，从偏重于抓一般成员，到集中力量抓坏头头、抓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我们不少同志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转弯过程。这个过程，是进一步认识5·16反革命性质的过程，是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也是认识清查5·16规律的过程。
通过这次学习，普遍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打开了眼界，感到方向明确了，信心足了，干劲大了，方法多了。同时，也加强了领导，充实了骨干力量，组织了重大案件专案组，建立和健全了重点人头专案，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了群众运动，使运动很快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通过这段工作，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积极分子，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有的推迟婚期坚持工作，不少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叫苦叫累。5·16骨干分子的压力大了，紧张起来，他们的反动气焰收敛了。在搞组织时，有的硬不承认参加5·16，在罪行上则说“我比5·16还5·16”，一抓罪行，他们就低头了。有个5·16骨干分子，搞组织阶段，他表现很“轻松”，练身体，唱京剧，逍遥法外。抓罪行后，他紧张的两手发抖，开始交代问题。正如群众所说的，罪行抓得好，抓了罪行就抓住了本质，就不怕他翻案。这样既可以防止扩大化，又可避免一风吹。
抓本质就是抓反革命罪行，解决案件性质问题；抓要害就是抓黑线关系、抓阴谋策划、抓幕后操纵者和重要骨干，解决定案问题。
1、狠抓5·16的反革命罪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所策划的各种反革命案件，从现象看，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其实质都是搞反革命的。清查5·16案件，一进门就要抓住这个实质，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把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查清，确定案件性质。什么是5·16的反革命罪行？姚文元同志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明确指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罪行有2个：一个是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外交部5·16的主要罪行是：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集中攻击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篡夺中央的外交大权，盗窃和扩散外交机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
在这些罪恶活动中，5·16反革命罪行和极“左”错误是混杂在一起的，要区别是5·16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还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犯的极“左”错误。怎样具体划分这条界限？我们初步感到至少有3条：第一，是否有明确的反革命目的；第二，是否矛头是“三指向”；第三，是否是秘密地有组织地搞阴谋活动。
根据这3条，我们狠抓了5·16反革命罪行。例如，中央三令五申，“外交工作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外交大权属中央，不能夺”。一小撮5·16分子秉承其黑后台、王、关、戚的黑旨意，对抗中央指示，大搞阴谋策划活动，篡夺了中央的外交大权，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把重点放在砸政治部和封部党委这两件事情上，确定了先砸政治部，后夺部党委权的反革命夺权部署。我们在清查这个案件时，也是着重抓5·16分子在砸政治部和封部党委问题上所犯的反革命罪行。大家知道，中央国家机关的政治部，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指示创建的。外交部的一小撮5·16分子砸政治部，矛头是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们砸政治部后，擅自向我驻外机构发电报，把中央“打倒刘、邓、陶”的战略口号篡改为“打倒刘、邓、陈”，在国外造成严重混乱；大搞升官图，选派大批5·16分子出国当“大使”；严重泄露人事保卫机密；成立所谓“平反小组”，为牛鬼蛇神鸣冤叫屈，为坏人翻案；以姚登山为首的一些5·16分子，到处作报告，广泛兜售“8·7”大毒草和砸政治部的黑经验，在中央国家机关造成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导致29个单位相继砸了政治部。他们封闭部党委以后，非法向国外大量地批发电报，仅从8月19日到23日，4天内有案可查的共44件，其中有些重要电报按规定应送毛主席和中央审批，这就是说，他们直接夺了毛主席和中央的权。这些电报破坏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严重影响了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他们还利用非法篡夺的权利，进一步在国内和我驻外机构煽动极“左”思潮，不讲政策和策略，四面出击，“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砸缅甸使馆，砸印尼使馆，烧英国代办处），破坏国际统一战线，使自己陷入孤立，适应了敌人的需要，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盗窃外交机密，大量扩散，把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的包括一些永久绝密的外交档案都翻了个个，主席的手搞、批示，辗转传抄。党的核心机密，有的直接送王、关、戚，有的扩散到社会上甚至国外，给党和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反革命罪行，充分证明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是一件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抓住这些反革命罪行，5·16分子永远也翻不了案。
2、抓黑线关系，抓阴谋策划，抓幕后操纵者和重要骨干。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清查5·16案件中，抓黑线关系、抓阴谋策划、抓幕后操纵者和重要骨干是最要害的问题，查清这些要害问题就可以定案。
黑线关系是5·16案件的根子。抓5·16黑线关系主要是抓黑后台、王、关、戚的黑指示，抓王、关、戚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句话，就是抓黑后台。这是区别5·16反革命案件与其它的反革命案件的主要标志之一。例如，在清查篡夺中央外交大权案件中，我们狠抓了黑线，查清了黑后台、王、关、戚在篡夺中央外交大权阴谋活动中直接插手的8件事情：①8月4日，关、戚背着中央，与姚登山密谈，煽动姚登山站出来夺权；②8月7日，王力炮制“8·7”大毒草，是反革命夺权的总动员令；③8月10日，王力再一次向姚登山表示支持夺权；④8月14日，王力专门就砸政治部问题下达了黑指示；⑤8月19日，王力批准了封部党委的反革命行动和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所拼凑的黑班子方案；⑥8月22日，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把第一个拼凑黑班子方案报送黑后台、王、关、戚；⑦8月27日，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把第二个拼凑黑班子方案报王力；⑧8月23日，中央首长接见，黑后台利用接见的机会，公开包庇5·16篡夺外交大权的反革命罪行，并布置5·16退却和变换斗争策略。这八件事情，三证俱全，无法抵赖。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完全是5·16干的，是5·16反革命案件，其罪魁祸首、黑后台就是政治骗子王、关、戚。
阴谋策划是清查5·16案件的主要环节。把关键的阴谋策划查清了，案件也就可以基本上查清了。5·16是搞阴谋活动的，5·16案件都是阴谋策划出来的。作案的各种会议，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是阴谋策划会议。再从许多阴谋策划会议中抓住并彻底查清一、两个关键策划会议就可以结案。如砸政治部，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从“王八·七”讲话当天深夜就开始策划，一直到8月14日开始行动以前连续8天，策划会议从未间断，各种不同形式的阴谋策划黑会达几十次之多。我们重点抓了8月13日最关键的一次阴谋策划会。为什么说这次会是砸政治部最关键的策划会？因为这次会决定了各方5·16分子采取联合行动，组织了砸政治部总指挥部和前线指挥部，通过了接管政治部领导小组名单，通过了砸政治部的“联合声明”和“通告”，确定了砸政治部的行动时间、暗号、具体分工，以及“智取”和“强攻”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我们掌握了这次策划黑会的原始记录和当时参加黑会的个人笔记，也掌握了大量人证和旁证。把这次最关键、最实质的策划会议查得一清二楚，就可以认为砸政治部的问题基本查清，其它策划会议就比较容易查清了。
在抓阴谋策划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教训的。外交部抓5·16可以说从1967年“9·1”、“9·5”中央首长讲话以后就开始了，当时的口号是“批极‘左’，抓坏人”，群众发动起来了，声势也很大，对“夺权”、“动档窃密”、“炮打”、“火烧”等问题都作了大量的揭发和批判，但由于没有狠抓阴谋策划，没有提到反革命的高度来批判，因此，这种揭发和批判，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限于批极“左”的范围，问题一直搞不清，大家都可以讲讲当时的“山海经”，但是谁也不能真正把问题讲清楚；有的把当时的极“左”的东西当笑话来讲，对群众的教育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动档窃密”案，过去我们查了2次，花了不少力量，但由于只查表面现象，没查关键实质，只查动了什么档，谁去动的，没查怎样阴谋策划的，所以，查来查去，还是浮在上面，查不清楚。再如“冲中央机要局”一案，各种细节查了很多，甚至连谁去送的馒头，谁在现场怎么喊的口号等等，都查得清清楚楚，查得很细，但就是没有查清怎样策划的，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总理曾多次指示，查案件要抓关键、要害问题，不要搞烦琐哲学，抓枝节问题。总理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这次抓了阴谋策划，局面就大不一样，问题清楚了。群众在清查5·16案件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得到明显的提高，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感到，清查5·16案件，抓住阴谋策划这个主要环节，全案即迎刃而解。
幕后操纵者和主要骨干是最危险的隐患。在抓关键性的阴谋策划的同时，要把幕后操纵者和主要骨干清出来，把这些关键人物的罪行查清、定死。我们体会，中央1971年13号文件上指出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种人就是关键人物。例如：
王中琪是外联的主要坏头头之一（外联的一把手）。他在篡夺外交大权的案件中，积极参加了阴谋策划活动，参加了一些重大的反革命行动，如砸政治部同王力联系，勾结学生封部党委、炮制夺权方案、非法批发文电等，都是他指挥或亲自带头干的。
在夺权问题上，姚登山是个典型的主谋，他参与许多阴谋策划活动，在这些阴谋策划活动中出了许多坏点子，在关键问题上起了拍板定案的作用。如砸政治部、揪斗英代办，都是他最后拍板定案并亲临现场指挥干的。
幕后操纵者主要是一些坏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身居幕后，大搞阴谋活动，出谋划策。这种人并不一定在每件事情上都出来献策，而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问题上出一、两个黑点子，起了指导全局的作用，这就构成了幕后操纵者的罪行。如砸政治部后，外交部一小撮5·16分子，伙同北外5·16分子积极策划夺部党委的权，就在这个时候，反总理小丑、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家康（原外交部副部长），为刘令凯献策，他说：“联络站和姚登山组织新班子代替旧班子，这是一个办法，你们可以配合联络站支持新班子夺权。”事情正是这样干的。北外一小撮5·16分子，不仅是配合，而且是打头阵夺权，然后把权交给外交部联络站和姚登山。因此，陈家康是个不折不扣的幕后操纵者。
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种关键人物是最危险的隐患。通过清查5·16案件，必须把这样的人彻底清出来，查清他们的罪行，放在群众中斗臭，以铲除隐患，打击敌人，教育群众。
打破专案神秘化，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不单单是个方法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毛主席提出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问题，是个方向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政策的基础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清查5·16的斗争，同其它对敌斗争一样，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总理在这方面也曾多次给我们作了重要的指示。根据主席的教导和和总理的指示，我们经过前一段的实践，体会到，专案工作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好处是：①有力地推动了清查运动的发展，加快了速度，既能搞清问题，又能作到实事求是，又快又好。外交部四大案件，目前两个已经查清结案，两个接近查清。和过去比较，运动的步子加快了。②教育了群众，锻炼了群众。专案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群众不再孤立地看一些事件，心中有了全局，对问题的认识提高了，阶级觉悟提高了，同时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如有的同志听了动员之后，父亲死了都不回家，自觉地积极投入战斗。③打击了敌人。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网大眼小，敌人无孔可钻，无处躲藏，把敌人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营垒，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具体任务和活动形式有所不同。专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分析、研究、核实和使用材料，发现、提出和深追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后结案处理。群众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进行检举揭发，批斗重点对象，深入开展大批判。
这两者怎样结合？我们的做法是：
1.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自去年11月份以来，我们把主席和总理有关清查5·16的指示精神及时同群众见面，把中央有关清查5·16的文件及时向群众传达，组织群众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和讨论，用党的政策来武装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举一个例子：毛主席曾指出：“外交大权一个半月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过去，我们一直把夺外交大权限制在封部党委的4天，即8月19日至23日，一直都是说“外交大权旁落4天”，因对封部党委以前，特别是7月份五 · 一六夺权活动没有给予注意和重视，掌握的材料不多。这次毛主席的这段话向群众传达后，震动很大。广大群众对5·16反革命本质的认识大大提高，揭发了大量有关7、8两个月夺权活动的材料，很有价值，对证明不是4天，而是一个半月反革命夺权问题起了很大作用。说明主席思想同群众一结合，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又如：我们曾一度偏重于抓组织、追表格、追人头，群众当时头脑比较热，后来把中央、总理关于抓罪行、抓重大案件、抓骨干和幕后操纵者这个方针政策交给群众后，广大群众按照中央的政策精神迅速投入“四抓”的战斗。
2、把专案材料交给群众。专案材料交给群众应该有必要的保密，要把必要的保密和神秘化区别开来，划清界限，既反对借保密的名义小手小脚，怕这怕那，又反对借破神秘化的名义把不应该住外抛的专案材料合盘托出，要根据对斗争是否有利来决定专案材料交到什么程度。我们感到凡是对于下一步清查斗争不利的材料，以及一些未经核实的重大追查线索，不能交给群众，交了对斗争不利。再有一些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材料，不应该拿到群众中去散毒。除此以外，一般的都可以交给群众讨论。
我们把专案材料交给群众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专案组向群众介绍案情。介绍案情时，一定要使用扎实的材料，不能把没有核实的材料都端出去，以免给群众造成错觉。例如：在介绍“8·11”大会的案情时，我们根据某一个人的交代材料，曾向群众介绍说5·16分子在大会前阴谋策划对抗总理的“六不”指示。对这一交代材料，我们并未进行核实，介绍后，结果有关对抗总理“六不”指示的材料，接连送来。实际上，总理对“8·11”大会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六不”指示，而是在7月初通过钱嘉东同志传达过对于批陈小会的六点指示。第二步，专案组向群众提出调查提纲。案情和群众见面后，群众揭发了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使我们掌握了不少证据，运动向纵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及时地分析研究材料，提出调查提纲，有目的地引导群众向纵深揭发。调查提纲的基本内容是：①需要查证和深追的重点问题；②重要线索；③需要重点收集的物证；④还有那些未完全搞清楚的问题。实践证明，及时提出这种调查提纲，有利于促进运动向纵深发展，也可避免重复劳动。例如，“夺权”这一案件，我们开始没有掌握“北外造反团”封部党委“通告”原件，又如“8·26劫陈”案件开始也没有掌握纪焕章提供的路线图的物证。我们把这些交给了群众，群众根据这个线索，深追细找，很快就拿到了这两个对定案起关键性作用的物证，解决了大问题。第三步，专案组提出具体问题到群众中去核实。我们把专案材料分三步逐步交给群众，这样就使光圈一步比一步缩小，问题一步比一步集中，案情一步比一步深入。
3、召开三结合的案情分析会。怎样在大量的揭发材料中理出一个案件的主要案情？我们在把专案材料交给群众后，接着就召开领导成员、专案人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的三结合的案情分析会。具体做法是：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一个案件的主要情节（包括上面的黑线关系，主要阴谋策划经过，主要作案人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讨论案件的性质，并根据实际情况，写出该案的“大事纲要”，整理出人证、物证、旁证，再交给群众讨论，广泛征求意见，为最后写定案报告作好准备。这样的分析会，可以集思广益，可以去伪存真，可以核实补充。
4、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必须以革命大批判开路。事实证明，凡是革命大批判搞得好的，群众觉悟高，发动充分，是非明确，揭露与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排除了各种干扰，使清查运动顺利地向前发展。在开展革命大批判中，我们有如下的体会：
第一，领导重视，反复强调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重要性。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破坏清查运动，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施展各种反革命伎俩，制造混乱，混淆是非。他们散布的论点有几个方面：①我犯“左”的错误，你犯右的错误，彼此彼此；②我是造反派犯错误、小将犯错误，你们揪着不放也要犯错误；③混进外交学院革委会的坏人说“反对革委会就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④火烧英代办处是革命群众对英帝的气愤；⑤我上了王力的当，受了蒙蔽，我也蒙蔽了你们等等。怎么使群众认清这些问题？怎样辨别这些大是大非？不解决这些问题，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本质就认识不清，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运动难以深入。因此，我们首先狠抓了革命大批判，用革命大批判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用革命大批判，认清敌我，分辨是非，不断提高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反动本质的认识；用革命大批判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第二，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打一场人民战争，使一小撮阶级敌人陷入汪洋大海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几种形式：①小会面对面的批判斗争；②对罪恶大、态度顽劣的召开全部、全校大会进行批判斗争；③对5·16的反革命言论和策划的反革命案件有组织、有准备地召开全部、全校大会进行系统批判；④利用大字报、小评论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开展群众性大批判中，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挂了号”的一般成员，要不要叫他们起来批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的同志认为，他本身就是5·16，叫他起来批判是右倾。我们认为，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区别对待，对大多数5·16一般成员从根本上说来，还是一个教育问题，挽救问题，允许他们起来批判，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有利于教育他们自己。
第三，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坚持经常性。怎么样才能使革命大批判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①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不断提高群众对革命大批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②有组织有领导地对一些罪行大、态度坏的主要骨干，分别在连队和干校范围内进行批判，象姚登山这样有极大民愤的人先后送四个干校和部里轮流批斗，借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打击与分化瓦解敌人；③ 采取大会与小会结合，以小会为主；系统批判与典型批斗，以典型批斗为主；口诛笔伐以口诛为主的方式，不断地把大批判引向深入；④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阶级敌人的新花招。事实证明，大批判松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攻；大批判一抓紧，对阶级敌人打击得就狠。
在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项工作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有待今后在实践中继续摸索。
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问题。毛主席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我们在清查5·16案件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对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领会不深，工作作的很不够，讲不出什么系统的东西来。这里只汇报一下我们怎样抓物证的点滴情况。
总理指示：“要搞到真凭实据，否则，一有机会就要翻案。”物证是最可靠的证据。案件中的要害问题如果有物证为据，那么这个案件搞的就比较扎实，过得硬，靠得住，驳不倒。掌握了真凭实据，永远也翻不了案。因此，在清查案件中，千方百计地下苦功夫去寻找物证，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我们对物证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过去在单纯抓组织阶段，比较轻信口供，把物证单纯理解为表格，而对罪行的物证没有重视，以致于把一些有用的物证在69年战备疏散时毁掉了，有的丢失了。抓案件、抓罪行以来，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感到物证的重要。我们已经结案上报的“夺权”和“动档窃密”两个案件掌握的物证比较多。“夺权”案件的重大要害问题都有物证为据，如一些重要的阴谋策划会议都拿到了原始记录，夺权通告和声明都掌握了原稿，非法进驻政治部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拼凑黑班子的夺权方案都掌握了原件，外交部5·16同王、关、戚在夺权活动中的直接联系都有原始电话记录和笔记等等，还掌握了许多次要问题的物证。“动档窃密”案件的一些重大要害问题，也掌握了几十件原始物证作为凭据。这样，敌人想赖也赖不掉，想溜也溜不了，想翻也翻不成。物证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定罪的依据，即使敌人不交代，也能定罪。比如，一些人揭发姚登山在1967年8月19日晚给朱庭光打电话，通过朱庭光向王力请示夺部党委权的问题。姚登山对这个问题死不交代，死不认帐。后来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我们拿来了朱庭光接电话时作的原始记录，即使姚登山不交代、不承认，我们也可以给他定罪。二是用来辨别交代材料的真伪，特别在口供混乱，人证、旁证材料矛盾多的情况下，物证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如，关于策划“8·11批陈大会”的揭发材料很多，说批陈站8月7日、8日、9日上午和晚上、10日都有策划会，矛盾很多，难以辨别真伪。后来旅游局拿到一个笔记本，记载了批陈站7日开会的情况，这就可以把7日的策划会定下来。
物证包括东西很多，原件、记录、笔记本、简报、小报、传单、照片、登记本等。最好能拿到原始件，没有原始件拿到当时的复制件也可以。有些是间接物证也能用。如，姚登山8月14日传达王力砸政治部黑指示是口头传达的，没有书面东西。这样，听传达人当场记的笔记就是间接物证。由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作了有计划、有组织的退却，毁掉了一部分罪证，因此查找物证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清查案件中体会到，查找物证有两种办法，一是有目的地查找。知道有这个物证，就要下苦功夫查找，一追到底。另一种是随时注意搜集物证，只要对案件能直接、间接起罪证作用的，或者对辨别材料真假有用的东西，都要搜集，那怕是只字片纸也不放过。
在清查5·16的斗争中，清查、反清查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有些敌人有意制造假物证，或转移视线，或掩盖真相，欺骗群众，破坏清查运动。例如，有一个坏头头有本67年4月——6月的日记，这本日记我们拿到后发现了一些问题：①日记记载的内容全都是正面的东西，和他当时的实际表现全然两样，作为记载每天活动的日记，对他当时的实际表现不可能一点也不记载；②5月下旬，他反总理最凶，而偏偏这一段在日记里没写，又没有撕掉的迹象；③全本日记写的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加字或掉字；④日记本特新，全本日记都用一样的墨水写的。我们经过分析，并结合研究他当时的恶劣表现，认定这本日记是伪造的，是以后重抄的，把反动的东西全删掉，加了些正面的词句，用来欺骗群众，掩护自己。这件事提醒了我们，在清查案件工作中，要时刻加强阶级斗争观念，随时识破阶级敌人耍的反革命花招。
5·16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广泛串连，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策划出来的。因此，问题复杂，涉及的单位多，不是一、两个人作案。象“夺权”案就涉及整个外事口十几个单位，“火烧”案涉及到上百个单位。因此，靠一个单位是很难查清的，必须进行协作，互相配合，互相促进。遵照总理指示，外交部负责抓外事口的协作问题。我们作了三件事情：第一，外事口的协作会议，到目前为止，共开了4次，其中又分为一般协作会议和专题协作会议两种。我们感到，协作会的主要好处是：①统一了领导，改变了过去单干的局面，形成了外事口一盘棋；②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如我们召开第一次协作会议，主要是解决如何理解和贯彻总理关于由追组织、追表格转入抓案件、抓罪行的指示；③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协作会议决定某个阶段全外事口都搞“夺权”，某个阶段都搞“火烧”等等，这样目标集中，行动一致，进展快；④互相介绍情况，交换观点，交流经验，互相促进。如5·16阴谋策划成立“外事口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夺外办大权问题，我们没有花很大力量，主要靠协作会议各单位提供的大量物证、人证材料查清的。再如，1967年8月，联络站把“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绝密材料提供给北外造反团，造反团刊登出去，流传国外，造成严重泄密。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找到物证，通过协作，一个同志提供了线索，很快就在“外事风雷”上查到了，解决了一个疑难问题；⑤分工合作。如，“夺权”案件，我们负责查在外交部策划的活动，一外负责查在外院策划的活动，然后把材料合在一起，这样避免了大量的重复劳动。经过实践，我们感到及时地、不间断地开协作会议，对推动案件的进展起了较大作用。
第二，互相交流材料。外事口各单位揭发、交代的材料都送我们，由我们再发外事口各单位。这样做，不仅掌握材料及时，而且节省了大量外调工作。这项工作，由于我们力量不足，做得还不够，有许多缺点，主动同兄弟单位联系也不够，材料周转得不及时，没有完全满足兄弟单位的需要。
第三，互相派代表参加批斗大会。如我们召开的批斗姚登山大会，邀请外事口各单位代表参加。外文局组织的批斗大会，邀请我们参加。这也是协作的一种方法，可以互相学习经验。
清查5·16案件要做大量工作，最后全部落实到结案工作上，是最后一道关。因此，结案工作要特别慎重，特别认真负责，要实事求是地做出正确的结论。主要谈谈以下两点体会：
1、怎样才算查清了？结案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从“夺权”和“动档窃密”两个案件的结案工作中体会到，要有三个标准：①查清主要罪行和案件的来龙去脉；②查清同黑后台、王、关、戚的黑线联系；③查清关键的阴谋策划以及把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等关键人物清出来。我们觉得把这三点查清了就可以结案，其它属于一些枝节性问题，一时难以肯定和否定的，作为遗留问题以后继续调查，不影响结案。
2、在查清罪行、阴谋策划、黑线关系以及清出幕后操纵者和主要骨干的基础上，准确地分清罪责轻重，区分那些人是主犯、从犯，那些人是被胁从、受蒙蔽的。
什么是主犯？“主犯是为首作恶的人”。我们初步认为，在重大的全局性的5·16反革命案件中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以及最主要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执行者，都是主犯。这些人有明确的反革命目的，他们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要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在5·16的罪恶活动中，犯有极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在5·16反革命案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破坏性极大，造成严重恶果。这些人是极少数。例如，在“夺权”案件中，王荣久定为主犯。王荣久是“联络站”的主要坏头头，积极参与策划砸政治部，是砸政治部的指挥。他是夺部党委权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积极参与炮制“黑班子”的反革命夺权方案，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反革命夺权活动中，他主动同王力联系，极力贯彻王力的黑指示。他把持“部业务监督小组”，为王、关、戚掌握外交业务实权，非法批发电报，严重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破坏性极大。他和姚登山到处作黑报告，兜售“王8·7”大毒草和砸政治部的黑经验，造成中央国家机关反革命夺权的连锁反应，后果极为严重。王荣久的这些罪行，说明了他既是坏头头，又是策划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是个比较典型的主犯。
什么是从犯？“从犯是助恶有据者”。我们初步认为，重大的全局性的5·16反革命案件中，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明确，积极参与阴谋策划并极力加以贯彻和执行。在5·16反革命案件中，虽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起帮助作恶的作用，破坏性也是相当大的。这些人也是少数。例如王萍在“夺权”案件中定为从犯。她是反革命组织“反迫害大队”的坏头头，大造反革命夺权舆论，是砸政治部的策划人之一。砸政治部之后，充当政治部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兼秘书组组长，她利用窃据的职权，积极拼凑所谓“平反小组”，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窃取和扩散审干机密，造成严重恶果。
什么是被胁从、受蒙蔽的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我们体会，被胁从和受蒙蔽这两种人的基本特点是，虽然参加了一些反革命活动，但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被胁从者是被迫参加的，受蒙蔽是受骗参加的。他们有的知道反革命目的，有的不知道反革命目的，跟着跑的。这两种人是绝大多数。例如，赵小寿在砸了政治部后，非法地当上了政治部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但他没有参与事先的阴谋策划，进驻政治部后，也未作较大坏事。5·16企图利用他“红色外交战士”这块牌子，才把他推到第一线，借以欺骗群众。因此，在非法进驻政治部的领导小组中，赵小寿的职务虽比王萍高，但他罪行轻微，定为被胁从者，而王萍罪行重，定为从犯。
定罪时，要把好政策关，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初步认为，主犯、从犯都属敌我矛盾，是少数；被胁从，受蒙蔽的都属人民内部矛盾，是多数。划定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主要是根据他们在5·16反革命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和在本案件中的罪行大小来决定。罪行是定性的主要依据，而态度好坏则是定性后作宽严处理时的重要依据之一。
必须说明一下，上述划法是我们初步摸索做的，很不成熟，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向其他兄弟单位学习，不断修改、充实和提高。关于组织处理问题，我们正根据中央13号文件的精神摸索研究。
来源：中国科学院“一打三反”办公室印发。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