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7-12 作者：[待确定]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就是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修建xx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的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十七）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上的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下边划了短线（［］）：增加的地方，在下边打了加重号）：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议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宫本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大造官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坚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二十一）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二十四）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一九七○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一九七○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一九七○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一九七○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己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一九七○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三十）一九七○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三十一）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岗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同志上井岗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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