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8-11 作者：陈伟
陈伟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今天把我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自己对运动的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可能有的地方不正确，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今天主要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三个问题：
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清查“五·一六”的一些指示精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十分重视，曾先后做过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审阅姚文元同志准备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读到“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一段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指的是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一切“五·一六”成员。这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加上的，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定性了，是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一定要把它揭露出来。
随着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又不断地及时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例如一些单位，它本来有“五·一六”，可是他又不认真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有一些同志从极‘左’跑到极右，它不清查五—六。”在清查“五·—六”过程中，有极少数的单位对“五·一六”出现一风吹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出：“对‘五·一六’的问题不能一风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多次提到“五·一六”的问题，比如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五·一六”的问题，在接见其它一些国家领导同志的时候也讲到“五·一六”的罪行，尤其是反复讲了“五·一六”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罪行。同志们在这方面过去都听过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非常重视，从运动开始，到运动过程中凡是出现—些什么问题、出现—些什么倾向的时候，毛主席都非常及时地做了明确的指示。
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也非常重视。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就专门讲了一段。林副主席是这样说的：“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把“五·一六”阴谋集团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楚了。这些人是他们的核心，也就是“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也指出了他们的罪行，就是“三指向”，“一挑动”。
以后，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林副主席又做过好多指示，同志们可能都听过传达了。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深挖“五·一六”都非常重视，特别是总理、康老、江青同志经常不断地对深挖“五·一六”做出指示，经常讲这个问题。这些指示同志们过去都听过传达了。今天就不再重复。
中央首长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都概括了。十三号文件是总理起草的，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十三号文件后面附了审查干部的决定，也就是九条方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三年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总理多次讲过，非按九条方针做不行。只有按九条方针来办，才能把“五·一六”的问题搞清楚。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有的单位学习以后，他们归纳了“四抓”，“搞好几个区分”。这是一些单位的学习体会和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一）“四抓”：
一是抓罪行，这是本质。有的单位是这样理解的：“五·一六”为什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因为它犯有“三指向”的罪行。这是关键，这样就具体化了。罪行是本质，你有罪行，犯了罪，我就清查你。
去年十月份前后，那时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为什么先是出现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呢？这是因为没有抓住清罪行这一条，而是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填了表没有，履行了组织手续没有。搞神秘化等，就是因这些造成的。
现在，在清查罪行的过程中，有些单位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逐步加深了认识。从这些单位清查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致有三部份人，三种情况。
一种是核心骨干。这一部份人就是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所讲到的，都是一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坏人，有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有的是一贯收听敌台广播、搜集帝修反攻击我们的最恶毒的语言，在背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第一种人数量很少，在一个单位也超不过十来个。像“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这样一个大厂，这类人大概是十来个。这是“五·一六”的核心骨干，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不一定要履行参加“五·一六”手续，也不一定填表。
第二种情况，有的人有个人野心，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这部份人是跟着干坏事的。一些单位理解，这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胁从者、从犯。因为他想升官发财，投靠那些野心家，上了他们的当，跟着干了坏事，这部份人为数也不多。
第三种是受蒙蔽的，在“五保卫”旗积下受蒙蔽参加的，这是大多数。他们听说有个“左派”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党中央的，他不了解内幕，不知道阴谋，稀里糊涂参加了。象有些工厂的老工人，他听说有个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这个组织，非要参加，人家说他保守，他还非要参加不行，最后填了表参加了，他不大识字，表还是别人给填的。新华印刷厂一个老工人，因为人家不让他参加，他还追到人家厕所里去，人家走到哪，他追到哪，非要求参加不行。像这些人完全是受蒙蔽的，其中有好多老工人、党团员，这些人根本不了解阴谋，完全是受了蒙蔽。
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击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阴谋家、野心家，打击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是打击的重点。当然，对于这些人，只要他们坦白交代得好，也可以从宽外理，有立功表现的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如果不抓罪行，一开始就抓组织，追查填了表的，结果都是一些老工人，历史上没有问题，什么罪行也没有，这个方向就搞错了。所以，总理指示抓罪行，这是本质。有些人没有填表，象我们知道的孙正、姚登山、吴传启、潘梓年，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光追履行手续的话，恰恰是上了他们的当。这些人干了坏事，但是他们没有填表。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示要抓罪行，这是中央反复指示的政策。一开始就笼统地追组织，结果伤了好人，重点搞了受蒙蔽的，把坏人放过去了。而通过抓罪行就把坏人抓出来了。
有些单位体会到，只要把罪行搞清楚了，组织问题不是那么难搞的。如果一开始就搞组织，就要犯扩大化的错误。现在看，有些单位面搞得那么宽，就是这个问题，敌人乱供乱咬，有可能伤了好人。搞罪行，这是本质。当然，组织问题也要搞，就是那些受蒙蔽的老工人，也要说清楚，但是不作为重点。
二是抓罪行怎么抓？就是抓重大案件，通过清查重大案件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点是通过清查罪行而形成的，通过清查案件形成的。抓罪行主要是抓重大案件：清出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密谋，搞清他们的阴谋。
在北京地区，当前主要是抓三大重点案件，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围困中南海，一个是“揪军用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它的阴谋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把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搞紧张，他们好趁机混水摸鱼，进行反革命夺权。参加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有一万多人，但知道这个阴谋的是极少数的人。所以，清查火烧英国代办处就是要清查知道阴谋的那些人，清出谁是主谋和幕后操纵者。现在很清楚，就是姚登山、周景芳。姚登山的后面就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他们搞的。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只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就行了。当然，也说明他们当时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少一些，毛泽东思想多也不会受蒙蔽。不能在清查重大案件中间去清查群众。
这个案件很有进展，基本上可以结案了。看来在“火烧”四周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火烧”的），就是到今年八月份可以结案。
围困中南海也是一个大案件。这个案件也有很大进展。要求十月一日结案，现在看，有希望，还可能提前。围困中南海，真正目的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表面上打着的旗号是“揪刘少奇”，实际上它的反革命目的是为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施加压力。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他们的反革命夺权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也是极少数。参加围困中南海的有二十万群众，绝大多数不了解真相，因为说是“揪刘少奇”，谁敢不去？哪个组织要不去，就是保守组织，那时谁都怕说是保守组织，就要揪刘少奇，就赶快去，不去人家揪出来了，就没有你的份，这样去参加的也不少，这是受蒙蔽、受欺骗的。那时反革命野心家王、关、戚、“小小老百姓”又钻到了中央文革里，他们又公开支持“围困中南海”，其欺骗性就更大，因此广大群众完全是受蒙蔽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阴谋。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好同志，受了蒙蔽。当然，他自己也要接受这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受蒙蔽。通过清查这些案件，主要是清出坏头头，清出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是清群众。当然，群众也有个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问题，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比方说，他怎么去的？谁让去的等等，说清楚就行了。
三是抓阴谋。阴谋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就是搞阴谋的。真正搞阴谋的人是极少数的。清查搞阴谋的，不会伤害好人，也不会犯扩大化的错误。围困中南海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那是很少的，过去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这些人是知道阴谋的，这些人是和王、关、戚，“小小老百姓”挂钩的，“小小老百姓”有时候阴一句阳一句在那说，他们就心领神会了。
“揪军内一小撮”同样是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十二期中那篇社论大毒草出来以后，那时跟着叫“揪军内一小撮”的人也不少，也有人到外地去“揪军内一小撮”。“五·一六”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军队搞乱，作为配合他们的反革命夺权的一部份。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发生的三个重大反革命案件，是有机的配合，是很大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宴会，陈毅同志走至蒯大富这些人面前向他们敬酒，说向小将们敬酒，向你们学习。戚本禹这家伙随后就走到蒯大富等人面前小声地说：“敬酒就敬酒，别忘了同他们斗争。”戚本禹所说的他们，是指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这就是搞阴谋。戚本禹这一句话，蒯大富他们就领会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阴谋是要害。谁是主谋，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坏头头，谁是“五·一六”骨干？就是他们知道阴谋，就是要找重大事件的阴谋是什么，光去抓表面东西，不去找阴谋，就不能击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
四是抓重点。所谓重点，就是重点案件、重点单位和重点人。重点人就是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对抓重点抓得很好，去年十—月后，卫生部搞得很好。就是抓了重点，抓孙正，斗孙正，批孙正，分化瓦解其他一些人，面没有搞的过宽。如果搞的过
上面讲的是一些单位他们对十三号文件的一些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二）搞好几个区分
第一，区分是非。对一件事要区分是非，这件事，究竟是是还是非，要区分。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是清罪行，也可能出现扩大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是复杂的，必须首先弄清楚，每个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凡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对，凡是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是错的。区分是非，不能离开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区分是非，要根
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罪行。把错误搞成罪行，那是扩大化；把罪行搞成错误，那也是不对的。极“左”思潮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五·一六”罪行，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怎样区分？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得很清楚。有些单位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条，是看他是不是在“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他们的操纵下或者和他们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也就是说挂不挂黑线，这是一条。
第二条，要看他是不是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五·一六”是搞阴谋的，要看他是不是搞阴谋，是不是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有一些坏家伙，他也搞“三指向”、搞阴谋，但他没有跟王、关、戚挂钩。这类反革命，他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三·二七”通知中讲的很清楚，不要以为只有一个“五·一六”’，别的反革命就没有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也搞了一些阴谋，可是他的罪行不是“三指向”，他是为了搞垮那个组织，搞派性，他虽然也是搞阴谋，但那不能说成是”五·一六”。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具放分析。再一个是，清查他们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的因为受极“左“思潮影响，对军管会、军宣队，甚至军事机关，也可能是领导同意，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提过意见，这些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不能笼统地把这些都说成是反军乱军。要把这些同反军敌军、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意见。如果是因为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说过错话，做了错事，就不能说是反军乱军，不能说是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把两者区别开来，不能把极“左”思潮说成是“五·一六”的罪行。
第三，再一个区分，就是要正确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比方说和王、关、戚，有的是属于正当的工作关系，有的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两者要很好地区别。既不能把正当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也不能把反革命阴谋勾结，说成正当的工作关系。
第四，还有，要很好地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骨干说成是一般成员，更不能把骨干说成是受蒙蔽的。当然，也不能把受蒙蔽的，说成是骨干。
关于这些关系怎么区分？有些单位是这样领会中央精神的：区分哪些是骨干、哪些是一般成员、哪些是受蒙蔽的，主要是根据罪行，而不以是不是履行了参加“五·一六”的手续为依据。如果你是“五—六”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管你参加没有参加，履行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都是属于骨干。相反，有些老工人，他完全是受了蒙蔽，并且可能还填了表，你能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吗？不能把这些没有罪行、受蒙蔽参加的人，定成“五·一六”分子，那样就是扩大化了。
以上这些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区别，十三号文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搞得好不好，领导很重要。九条方针的第一条讲的就是叫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看来，领导亲自动手和不亲自动手效果大不一样。哪个地方如果领导亲自动手，那个地方的运动就能够健康地发展；如
二、对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的几点认识。
有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认识的，他们认为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在认识。我感到这个提法很好，有一定的道理。你对这场清查运动认识正确不正确，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怎么认识，这是能不能把这个运动搞好的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些单位的同意们提出了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搞好这个运动，首先要坚决，就是说要树立把这个运动搞好的信心。如果这个单位有“五·一六”，就要坚决把他们搞出来。当然不是每个单位都有“五·一六”。一部分单位有，一部分单位就没有。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分析，如果有就要坚决清查。在开始搞的时候，有些单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感到现在形势大好，大联合，三结合，都搞好了，如再搞“五·一六”，耽心引起波动，耽心破坏了大好形势。实际上这些耽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些单位有“五·一六”，你不把他挖出来，是一大祸害。他们专门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把这些家伙搞出来，大联合，三结合，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都搞不好，因为他们在那里搞破坏嘛。只有把这些人清查出来，革命、生产才会越来越好。这些单位过去一直是“老大难”单位，问题—直得不到解决，但是把“五·一六”挖出来以后，“老大难”的问题就解决了。总之，有坏人在里边，搞什么也搞不好，清查“五·一六”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来搞，真正贯彻十三号文件精神，不会引起波动，也不会搞乱，只会越搞越好。敌人就是这样，你打打他，他打你。特别是“五·一六”这些家伙，他们是搞阴谋的，如果使他们隐藏下来，过几年以后，一遇时机，他们还是要搞鬼的。所以，要坚决把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挖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二，要正确认识这个运动的目的，以及这次运动的复杂性。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它不同于一般的斗争，不同于一般的清队，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比较复杂。
为什么比较复杂呢？一个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别，特别是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大好区别的。而且这个问题还须正确区分，区分不好，不是扩大化，就是一风吹。再一方面就是敌人的破坏。特别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他们设下了很多圈套，给你搞的真真假假，真一套，假一套。有的“五·一六”分子就是这样，完全是给你讲假的，把你引入歧途，叫你犯错误，更增加了这个运动的复杂性。
根据一些单位情况来看，只要认真按照十三号文件精神去搞，按照九条方针去搞，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从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有些单位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到现在，一直搞得比较好，比较稳，坚决按九条方针，十三号文件办事，现在罪行和组织问题已经基本上查清楚了。经验证明：只要真正贵彻执行十三号文件、九条方针，也不是那么困难。当然这个运动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运动所以复杂，就复杂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面。
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逐步把它端出来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九月初，把王力端了出来，那时戚本禹还在台上，他还搞了很多破坏活动。把戚本禹搞出来后，还有“小小老百姓”在台上，他仍然搞了很多破坏活动。过去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小小老百姓”总是要人们找表、找组织，有意识把运动引入歧途。为什么他要这样搞？就是为了掩盖他自己，掩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有意不让你去搞。一些单位清查“五·一六”，他不让去挖后台，他胡说，你们不要以为“五·一六”有什么后台，走资派就是他们的后台。那就是说，不让人们去挖“五·一六”的后台，有意把运动搞乱。前—段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倾向，总根子就是“小小老百姓”的干扰，在红旗杂志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检查检查看，你们让小爬虫爬了多少，他使你去搞群众，把运动引入歧途。最后搞不下去了，他又说，过去的事情不说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有些“五·一六”骨干暴露出来了，他不让人们搞他的罪行，而要人们搞他的历史，因为一搞罪行就搞到他头上去了。在这方面也增加了运动的复杂性。但是，如果真正按照十三号文件，按照九条方针搞，是完全可以搞好的。
第三，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是专门搞阴谋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的手法主要是搞阴谋。阴一套，阳一套，从他们的下层骨干，一直到上层“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萧华、杨、余、傅都是这么一个手法，从我们清查出来的他们搞阴谋的秘密文件看，更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陈伟同志谈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和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中的内容）
从以上这些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搞阴谋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从他们的罪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骨干分子完全是搞阴谋的。
1.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了。“小小老百姓”到外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蓬，到帐蓬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本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了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怀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会对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
11.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个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三、当前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
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形势，在中央首长指示，十三号文件下达以后，大家方向更加明确，信心更足，不少单位的领导亲自动手，排出了大的事件，纠正了过去一风吹的错误倾向，放手发动群从，进行路线教育，开展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对重大案件联合作战，一点一点地查清、落实，掀起了清查的新高潮。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面前，“五·一六”分子感到不交代混不下去了，不少人交代了罪行，许多受蒙蔽的和一些知情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总的来看，这段运动声势很大，发展很快。重大案件的清查工作，都有很大进展，有他已经结案。联合小组排出来的十五件大事，都有很大进展，有的已经结案了。比较大的三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事件，上层策划已经基本查清，“小小老百姓”他怎么策划的，有好多文件已经查清。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上层策划，现在也基本上查清楚了。围困中南海已快查清结案了。通过清查重大案件，也清查出了一小撮坏头头、骨干和幕后操纵者、主谋。
现在来看，运动进展比较快的单位，组织问题和罪行问题已基本上查清，准备结案处理了，有一批这样的单位。
另外，也有不少单位，把“五·一六”分子那些明火执仗的罪行基本查清了。现在正在深挖幕后阴谋部份，深挖他的幕后策划部分，运动正在健康深入地发展。
一些过去曾经出现过偏差的单位，扩大化也好，一风吹也好，这些单位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十三号文件精神，现在进展也很快。
整个运动形势看来是好的，发展的也很快，实际上通过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团结，清除了派性，清出了“五·一六”的罪行和他的反革命组织。凡是这样做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生产任务都是超额完成，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有些单位体会到，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光靠你说，要看你这个单位的政治情绪，要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表现出来。二七厂、化工三厂等其它一些单位，由于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的比较好，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政治形势，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都很好，这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你这一单位在清查中搞得人人自危，再怎么说也不是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九条方针，要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方面表现出来。
现在来看，北京市和中央国家及时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搞得是好的，这些单位有几条经验、体会：
1.是先搞组织，还是先搞罪行；是从搞罪行入手，还是追填没填表？这是保证运动能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凡是一开始就追组织，追填了表没有，面铺得大，运动就受挫折；凡是注意抓罪行，又按照十三号文件，注意了几个区分，这样搞，运动就健康，发展就快，就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2.是认真调查研究，还是轻信口供？凡是认真搞调查研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运动搞得就好，搞的就准。清查“五·一六”关键要搞准，要重证据。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不注意搞调查研究，不重证据，不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轻信口供，在运动中就要上当，走弯路。也有的个别单位走过弯路，搞了一大批口供，一大堆材料，有的搞了一大堆名单，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不晓得。这样案子就难搞。特别是一些坏家伙混不摸鱼，开始不交代，你硬迫他，他交代一大堆。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把你搞得糊里糊涂。
有的是轻信口供，谁交代的越多越好，问题越大越好，他如果不交代或交代的问题小，你就说：“你干什么不好好交代！”就说他态度不好。说是不逼、供、信，实际上还是逼、供、信。态度好坏要区别他是真交代还是假交代，如果谁交代的问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面前的不要过大。对有把握的，人证、物证，旁证确凿的可以动，没有这些，就不要动。
敌人是很狡猾的，有时他故意挑动，说你敢不敢公布材料，还有的说你跟“五·一六”斗争不坚决，没有勇气，说你右倾。我们有些同志被敌人愚弄，结果公布了名单，就李××、张××、王××都是“五·一六”分子，但是谁真谁假分不清，搞得人人自危，这是很不对的，这样非搞乱不可，这是上了敌人的当，敌人愚弄了我们。没有分析，只凭口供就动，这是不对的。要搞罪行，通过排案件，把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部份人清出来。这些人为数很少，能量很大。
有些坏家伙就是采取以假乱真的办法，交代一大堆都是假的，把真的掩盖起来，不要上这个当。要认真调查研究，要认真分析。有些东西有记录或物证我们可以分清，物证有些能找到，有些也可能找不到，只要认真分析也可以分清楚是真是假。我们一开始经验不多，也上过当，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在审犯人的时候，有的坏家伙乱供，乱交代，我们光是听。后来向谢副总理汇报时，谢副总理指出：“你们瞎听，他就瞎说！”可不是嘛，他瞎说，你坐着听，不表态，不批他，他就一个劲儿瞎说。有的交代说，有几百人在一个礼堂里参加“五·一六”宣誓大会，墙上挂着蒋贼的象。显然是瞎说。你听了不批，他还瞎说，越说越假。
要按照“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特点来分析，因为它是搞阴谋、说黑话的，但只要通过查时间、地点，也可以查出来。首先查在那个时间，这些人干什么去了，在这个地点有没有这些人，在这些时间里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景芳交代，六月二十七日戚本禹把他叫到钓鱼台，给他布置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就查有没有这件事，经过查证有这件事，因为钓鱼台进门登记簿上证明他是那个时间去的，而且是戚本禹叫他去的。第二查了那时的报纸，从他回去后第二天，北京日报就改变了调子，得到了证明，证实有这回事。所以，有些没有人证、物证的口供，要很好地分析。有一种说法，说判断口供可靠不可靠，要有三个人的口供不能对到一块，只要对到一块就是真的。对不到一块，就不是真的。这种说法要分析，要看你的材料公布没有，如果材料没有公布，又没有搞逼、供、诱供、指供，对到一块了，就可能是真的，如果材料公布了，搞了逼供、诱供、指供，那十几个人的口供也能对到一块儿。
还是要靠调查研究，好好分析。至于公布名单的做法是错误的。“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不要公布。现在就是要搞他的罪行。把骨干搞出来，只要人证、物证、旁证俱在，哪怕只有一条、两条重大罪行，就可以做结论。搞了一大堆，一个也没有查清，也做不了结论。一点一点地搞，搞清一件是一件。要先搞已遂的。未遂的要不要搞？也要搞，可以放到第二位。先把已遂的搞清楚。关键是要搞准，特别要执行政策，落实政策。
区别对待的政策要落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好的话，也可能打击面过宽。这次清查“五·一六”要重点打击那些最坏最顽固的骨干分子，主要是打击这些人。对一般成员，要多做教育工作，争取失足者，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大部分是好同志，他们就是不明真相，上了当。对他们更是靠正面教育。主要是打击最坏最顽固的那一小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极“左”反极“左”，加果有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左，表现上是左，实际上是右，形“左”实右。要很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不要怕人家说你右，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怎么是右？要实事求是，不能形而上学，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给定上这个问题，不是搞错了吗？
现在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对“五·一六”分子怎么处理的问题，尤其是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他要处理，如何处理，还是要按照中央的政策。有些单位他们是这样做的，向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对骨干分子态度坏的，要从严处理，态度好的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般的胁从，跟着干坏事的，按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表现坏的，罪行严重的也可以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于受蒙蔽的不能按“五·一六”处理，只要认真交代就算了，一般也不影响他原来的工作，也不影响他的党籍问题。这样做怎么样？请同志们考虑。
3.领导问题。这是关键的问题，一个单位的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的责任心。有一些单位运动搞得很好，就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领导总结经验、抓典型。也有的单位运动搞得被动，出现了不少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领导问题。甚至有的单位运动也了问题，领导还不知道。当然运动比较复杂，不同于清队、不同于搞历史问题，这里真真假假、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是只要领导认真抓就可以搞好。外交部的运动现在搞得很好，基本上查清了。关键在领导，他那儿的情况复杂得很，姚登山直接和王、关、戚挂钩的，火烧英国代办处那个事件也是比较大的。据我们了解，燃化部专案会议开得不错，认真做了总结，交流了经验，交流了做法，促进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4.搞好路线教育。通过这次清查“五·一六”，使广大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了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教育是根本，要敢于拿出时间，对广大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凡是这样做的，运动搞的就出色。即便是有的单位极有“五·一六”，搞一次路线斗争教育，提高群众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五·一六”的罪行，也是很必要的。搞路线斗争教育很有必要，如果不搞路线斗争教育，就成了就事论事，就成了为抓“五·一六”而抓“五·一六”。
当前整个运动是健康的，是很好的。就是有个别的单位掌握的不好，有扩大化的趋势。要考虑一下，出现了的要纠正。当然也有个别单位，明明他有“五·一六”，他不搞，他按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搞“五·一六”，那也搞不好，有“五·一六”就要搞。也有的不发动群众，靠领导同志谈话感化他，不发动群众去批斗，光靠领导谈几次话感化这是不行的。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首先要斗，七斗八斗，要发动群众。也有的给群众划框框，不抓重点对象，这不要提，那不要提，甚至不叫提中央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你清查“五·一六”不提“五·一六”怎么搞？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结果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当然绝大部分运动搞得很好，很有生气，很有成绩，这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广大群众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轻工业部专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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