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2-6-20 作者：谢家祥
谢家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对于进一步推动全党全国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坚决拥护，并决心在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同志的帮助教育下，积极学习，检查错误，改造自己。
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参加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犯了极为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一个月来，学习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听了恩来同志的报告，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看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行材料，认识到林彪反党并非偶然，而是一贯的。从林彪的大量罪行材料完全可以证明，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每到紧要关头都是对革命右倾动摇，他一贯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并且是里通外国与苏修特务有密切关系，是苏修埋藏在我们党内的一个汉奸特务。他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他的地主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这个埋藏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大好事，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看了他的罪行材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林贼及其一伙是个十分凶恶，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对毛主席，对党和全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更加激起了我对这伙叛徒卖国贼的无产阶级义愤。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内心非常沉痛。八个多月来，在党中央的耐心挽救，同志们热情批评帮助下，我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逐渐有了认识，初步作了几次检查交代。这次中央让我来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教导，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和帮助，这是对我政治上的极大关怀和爱护，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和温暖。我决心痛改前非，彻底清算错误，认真记取教训，放下包袱，继续革命，努力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挽救和期望。
在九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即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反党分子吴法宪窜到西南组煽风点火，疯狂向党进攻。休会后，他对我说：“你叫梁兴初一起到我那里去一下。”晚饭后，我和梁兴初同志到了吴法宪的住处，吴法宪问：“你们发言没有？”我说还没有发言。吴说：“你们是老同志了，你们应该发言，这是保卫毛主席嘛。”他恶毒攻击诬蔑说，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就是张春桥。并告诉我们“要保密”。当时，我毫无怀疑，听信了他的谣言，接受了林贼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第二天上午，我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讲：“我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认为毛主席是‘天才’。”我的发言，配合了林贼及其死党向党进攻，为林贼抢班夺权，摇旗呐喊，制造反革命舆论。
更为严重的是我长期以来，隐瞒错误，没有向党作交代。直到去年十一月下旬，我才被迫向党作了交代。林贼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之前，我虽参加了庐山会议，以后又听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传达，对中央指出黄、吴、叶、李、邱的问题和错误性质是知道的，但为了保他们，也为了保自己，看到他们都还在重要岗位上工作，没有准备揭发和检查；林贼事件发生后，中央指出“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又感问题性质严重，更怕牵连自己，思想斗争虽很激烈，但却没有交代的勇气，还想蒙混过关。到了去年十一月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第二次常委会上，听了传达毛主席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晚接见张国华等六位同志时的谆谆教导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使我受到了教育，触动了思想。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对犯错误的同志，这样耐心的教育，亲切的关怀，如果再不觉悟，不仅更加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而且会使自己走到绝路上去。毛主席的教导，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同志们的帮助，给了我交代问题、改正错误的勇气和信心。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关怀和挽救。
林贼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真面目没有彻底暴露之前，由于我同林贼一伙的宗派主义关系，长期以来，我对他们是十分迷信、崇拜的，受他们流毒的影响和毒害很深。过去，我在吹捧林贼，贩卖林贼的修正主义黑货，宣扬林贼的反革命谬论，推行林贼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吹捧林贼是“紧跟”、“高举”，学习的“光辉榜样”等方面，都是非常积极卖力的，竭力为林贼树碑立传，大造反革命舆论。在开始传达中央文件，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时，我与林贼一伙划不清界限，曾错误的讲过，对林贼的言论“有把握的就批，没有把握的暂时不批，有些话今后可能还要用。”讲过“不要批判林贼的一碗水端平。”还讲过“吴法宪是代表中央来川的(即一九七○年七月初吴来川参加成昆铁路通车典礼)，他的讲话，在批判刘、张的问题上是对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但他在其他方面的错误可以批判。”还针对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要大胆揭发，不管知道多少，只要有怀疑都可以揭”的问题，讲过“不要随便怀疑，乱怀疑就会扩大化，不要随便扩散”等等。这些讲话不仅反映了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不清界限，立场、感情、态度都毫无转变，而且对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起了捂盖子的极坏作用。
1、与反党分子黄、吴、李、邱的宗派主义关系的错误
我与反党分子黄永胜、邱会作过去曾在一起工作过。从他们到原军委办事组以后，我认为过去都是一个山头的，是个靠山，就有了宗派主义的来往。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到成都选“美女”(当时说选工作人员)，我爱人接送过她，陪她到大邑看过地主庄园，并请她吃过饭。当时，我虽在京开会，但与我的宗派主义影响是分不开的。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结束的那天，我与梁兴初等同志到过黄永胜的住处去告别，当时李、邱也在。我明知他们犯了错误，还去他们那里，表示对他们的支持，这是极端错误的。
谭甫仁同志被害后，我给邱会作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告诉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个干部，有旧意识，历史上有些问题没搞清楚，认为在他那里不合适；同时还写了军区有的领导(指梁兴初同志，但信上没写名)，不通过党委，私自向上报请干部任免的问题，过了一些时间，邱的老婆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准备把这个干部调动一下，让我在成都军区给安排个工作，我给办了。充分反映了我为邱会作这个反革命分子着想、效劳。
这些来往活动，说明我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是十分严重的，受林贼一伙这个大宗派的影响是很深的。如果我与林贼一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的话，可能干的坏事更多。我过去盲目迷信崇拜他们，热心为他们服务，把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看成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大后台、大靠山；而林贼一伙就利用我为他们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服务。我完全被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迷了心窍，脑子里忘了毛主席，忘了党。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当吴法宪利用宗派关系拉我下水，进行串连时，我毫无迟疑，上了贼船，成了他们向党进攻的帮凶。这个教训是很深痛的。
2、与梁兴初同志的宗派主义关系的错误，是从一九六七年就开始的，从那时起就种下了四川分裂的祸根。
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我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多次催促和(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梁兴初同志去重庆支持五十四军。梁去后，造成了军队内部和军区党委内部的分裂，加深了群众组织间的对立，给当时四川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此处五字辨认不出)和团结，造成了很坏的恶果。这个问题我负有重大的责任。
在对待军区部队的问题上，我与梁兴初同志的看法，态度基本是一致的。我对待军区所属部队，是有远近、亲疏之分的。在干部调整使用上，我虽还不致像梁兴初同志那样擅自作主，但与他的(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和看法是一致的。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关系，分裂了军队，破坏了我军的作风，给全区部队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在部队中，有的同志工作长期不能分配或分配不当，工作中感到有压力，不(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就是我的宗派错误造成的。
在军区党委内部，我也是站在梁的一边，为梁说话的。梁兴初同志虽然常常不经党委集体讨论，事先也不同大家商量，个人私自决定重大问题，但我没有在党委会上给梁提过意见，而是采取同意或支持的错误态度。我同梁讲过张国华同志的坏话，散布过对张国华同志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去年五月省核心小组“批陈整风”时，我在会上只讲了对张国华同志的意见，对梁兴初同志的错误却没有提出批评，这种错误的态度起了破坏的作用。我还撇开张国华同志同梁兴初、陈仁麒同志议论过军区参谋长、副参谋长、副主任等人的提升问题。这些非组织的宗派活动，严重的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委的团结。
我省的“批清”(即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清查“三老会”)工作，从去年二月省核心小组决定，成立全省“批清”领导小组并分工由我负责这项工作以来，由于我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转移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犯了严重的错误。其错误是：
1、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重要指示，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一年多来，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问题，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一再指示我们批陈整风是全国的中心，必须把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在“批陈”问题上。但对毛主席、党中央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我却没有认真学习和理解，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相反，却把“批清”这项由我分管的具体工作，视为工作的重点，大抓特抓，作为运动来搞。去年二月至九月，我对全省“批清”作过多次布置。在我主持召开的两次“批清”座谈会上(一次是二月中旬，一次是九月上旬)，过分强调了“批清”的重要性，号召全省军民清查“五·一六”和“三老会”，反复强调“各级要引起重视”，“采取严肃的政治态度”，“不要犹豫、迟缓”，“大力加强领导”，“认真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同时，我还在其他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特别是去年四月在全省人保工作会议传达第十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央〔1971〕20号文件)的总结讲话中，又突出地讲了“批清”问题，并让把我讲话中有关“批清”的部分，印成简报，发给各地、县人保部门。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转移了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大方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起了保护林彪反党集团，捂住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掩盖自己错误的作用。对于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这一严重错误，过去我一直缺乏认识，没有看到这一点，迟到今年三月中央提出之后，才恍然大悟，深感问题严重，对党对人民又犯了罪。
2、违背中央有关“批清”的方针、政策，大搞“以我划线”，擅自排列“重大事件”，扩大了打击面，严重地搅乱了阶级阵线。
清查“五·一六”和“三老会”，本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斗争，政策性很强。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中央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发过几次中央文件，对清查的方针和政策，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时，还转发过“六厂二校”的很多经验。但是，我违反党的政策，大搞“以我划线”，把“打谢反梁”作为“反军乱军”的重要问题，列入“批清”之中，严重地混淆了清查“五·一六”、“三老会”的政治内容，破坏了全省的“批清”工作。去年九月上旬，在全省“批清”座谈会上，我擅自排列全省清查“五·一六”的十二个“重大事件(讨论稿)”中，把“发动打谢运动”一事，也排了进去。这个“重大事件”未经省委讨论，我就同意各地带回参照执行，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原则错误。不仅如此，我还在去年二月“批清”座谈会上，把个别人在北京学习班交代的“三老会”人员名单及其所属组织等材料，未经调查核实和党委研究，就作为根据，拿到会上去讲，点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和组织的名，在对待这样一些重大而又是与个人相关联的问题上，我采取这种作法，是极端错误的，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这是我大搞“以我划线”，大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的一次大暴露，是我突出个人，推行宗派主义、发展个人权势的一次大表演，也是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其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我“以人划线”，排列“重大事件”，提倡公开点名，布置面上的问题可以办学习班等错误作法，流毒很广，影响很坏，致使一些地区和单位，按照我的布置，仿效我的作法，层层排“大事件”，层层办“学习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和恶果。它混淆了敌我界线，把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扩大了打击面；而且制造了混乱，分裂了群众，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干部队伍，搞乱了阶级阵线，给了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捣乱破坏以可乘之机；同时，给许多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戴了一顶所谓“打谢反梁”的帽子，使他们作检讨、受审查，长期在“学习班”里不能解放，甚至限制人身自由，严重地打击和伤害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给全省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我所以犯这个严重错误，与我不能严于解剖自己是分不开的。中央“一二·二五”批示拨正了四川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航向，我却认为自己“正确”了，以“胜利”者自居，结果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以错对错，重犯了压制、打击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的错误。
全省在“批清”工作中，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带来这样重大的损失，完全是由于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过造成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组织上必然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我搞以“打谢反梁”排队划线，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不仅是与我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与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密切相联的，而且也是我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所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犯了这样一系列的严重错误，绝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
我的党性不纯。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虽然组织上入党几十年了，也经过党长期的培养教育，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党的观念很差，这几年来，我跟宗派走，跟林贼的山头走。自从林贼选为“接班人”，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后，我就盲目迷信这个大宗派，脑子里忘记了毛主席，忘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林贼这个大宗派也看成是“党”。对林贼一伙深信不疑。吴法宪在庐山告诉我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我表态，我丝毫不加分析，听信谣言，在小组会上为其帮腔，向党进攻。这是我深痛的教训。
我没有认真看书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多年来我对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学得很差，政治理论水平、路线斗争觉悟很低，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因此，在关键时刻，就分不清真假，识别不出毒草，上了骗子的当。所谓“天才论”，本来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主义的谬论，但我却认为是对的。在庐山反党分子吴法宪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我就认为是反对毛主席，也跟着叫喊，这是我上贼船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世界观改造的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从参加革命到现在，虽然几十年了，但我的世界观改造的很不好。我原来出身农民小生产者的那种落后的旧思想、旧意识，不仅没有得到改造，而且还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坏作风，特别是从一九六九年贯彻中央“一二·二五”批示以来，我自以为“正确”了，骄傲自满，盲目的背上了两个包袱，忽视思想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更加发展。我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搞宗派、拉山头、找靠山，忘乎所以，搞两面派，违反党的政策，大搞“以我划线”，我只看山头和宗派，不讲党的原则和路线，跟人不跟党，结果走入歧途，陷进泥坑，犯了大罪，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反党集团采取的各项英明措施，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积极参加“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誓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我一定牢记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认真总结这次犯错误的教训，刻苦努力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政策思想水平，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观念，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加强请示报告，执照党的原则办事，坚决克服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彻底纠正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决心用党的优良作风武装自己，坚决克服资产阶级的不正之风。对党一定忠诚老实，光明正大，努力保持革命晚节，永远夹着尾巴做人，继续革命到底。
我一定遵照毛主席关于“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要继续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彻底清查思想，认真总结经验，牢牢记取教训，努力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此处二字不清）和期望。
请同志们揭发批判。
(此件发至县、团级单位)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印
来源：《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三十六分册：地方党政系统清理林彪集团人员的若干文献(二)，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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