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2-6-25 作者：南萍
南萍今天，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省委扩大会的全体同志，继续检查交代我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和罪行。
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大最激烈最深刻的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命运的斗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搏斗中，我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林贼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多次给我树梯子，要我下贼船，等待了半年之久，我一直不觉悟，多次失去了检查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把我和熊应堂同志找到北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检查交代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复启发、耐心教育下，在浙江赴京开会现场的热情帮助下，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才开始有些认识，初步检查和交代了一些问题。但由于我对自己错误和罪行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和过关思想，没有向党交心，彻底检查和交代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又一次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和期望。
为了进一步帮助我，并给我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四月二十七日从北京回来后，根据中央的部署，省委分三个阶段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是非常必要的。会议在许司令、王洪文同志和省委常委的领导下，在到会同志的努力下开得是很好的。会议自始至终贯彻了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同志们对我的错误既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不讲情面的揭发批判，又耐心诚恳地帮助教育。许司令、王洪文同志工作很忙，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启发帮助。谭启龙和铁瑛同志也多次找我谈心。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我内心非常感动。我十分感谢许司令、王洪文同志对我的批评教育，感谢谭启龙、铁瑛同志和同志们对我的热情帮助。这段时间来，在同志们的不断帮助教育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不仅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想到此，我内心痛恨不已。这次会议，对我是有生以来最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我深切体会到，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一切都错。现在同志们仍然在伸出热情的手，极力地把我从贼船上拉下来，从林彪反党集团的火坑里抢救出来。我决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一定要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低头认罪，痛改前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现将我的错误和罪行检查交代如下：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我先后与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陈励耘、王维国、周赤萍、周建平、于新野等人频繁地接触，对他们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得火热，积极配合和参与了他们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与这些死党的关系和错误逐个交代如下。
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我看他们都是原军委办事组的，有实权，觉得靠着他们就可使自己在浙江站得住，站得牢，所以，我是拼命抱他们的大腿，积极投靠他们。早在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我和死党陈励耘就去拜望了他(吴法宪)，那次主要是谈××处的问题，谈了十多分钟，最后吴贼以关心为名，进行拉拢，说“二十军同五军要团结，要谨慎，有问题多商量，多请示”。我很感激地说：“请吴××今后多指示”。我对吴贼是有“好感”的，认为对我们很关心，所以我常在陈励耘面前吹捧吴贼，说：“你们好就好在有吴××”。一月会议期间，黄、吴背着中央，二次找我和熊应堂同志谈话，下黑指示，竭尽挑拨拉拢之能事。说什么“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人家各个击破”，“不要大权旁落”。还说“要把多数团结过来，就不会被架空了，你们自己不要有裂缝”，“我们是支持你们的”等等。他们所指的“人家”就是指南京军区，他们要我们团结一致不要有裂缝，目的也是对付南京军区。他们还假惺惺地说：“军委办事组那个批评你们开枪的电报，不知道你们那里这么复杂，否则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会议期间，我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被安排在第一排，我错误地认为，是黄贼对我的关心。由此，我对黄、吴是感激不尽的，同时也觉得腰杆子更硬了，胆子也大了，所以明目张胆地反对南京军区。我对他们也是唯命是从。一九六九年七月，南京党代大会期间，我秉承他们的黑旨意，阻挠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黄贼看我太过分了，又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什么有意见“可以等待”，“可以保留”，意思是不要僵持下去，要收缩一下，于是我心领神会，照办了。这次会议后，一九七○年初，黄、吴又要陈励耘带来黑指示，表面上说要搞好与南京的关系，说什么“和南京关系不要搞僵了，政治上要大方一点，不要那么小气”，又说“我们只是讲讲，没有别的意思”，“‘中央’是支持你们的”，实际是对我们进行安抚，并鼓我们反对南京军区的气，用心十分险恶！他们抓住一切时机拉拢我，我也不放过一点机会靠拢他们。一九七○年八月十一日，黄贼陪贵宾到杭州，深夜还把我和陈励耘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开始问了部队的情况，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后又问群众讨论宪法有什么反映。最后他说：明天走了今晚找你们谈谈，看看你们。我把黄贼这种不怀好意的关心和拉拢，看成是对我的支持。这样，我对黄贼、吴贼靠的很紧的，当时确实是把他们看作“支柱”和“靠山”。
我与死党陈励耘关系密切，打得火热。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我到杭州支左认识了他。开始，由于观点一致，即产生了宗派主义，互相吹捧。什么“两个政委”，“支左英雄”，“你们的党委，就是我们的党委”，“你们的首长，就是我们的首长”，“肩并肩，心连心”等等，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陈励耘不断吹嘘林贼、吴贼，借机吹嘘自己，说什么“上面要他到‘林办’当主任，‘林办’对他很关心”，并将“林办”送他的芒果分送我几只。我感到此人关系多，上边有条线，所以，我是积极靠拢他，把他看成是通向林贼司令部的一个桥梁，指望他能在黄、吴面前说我的好话。他利用我与南京军区的关系问题大肆挑拨，说“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不斗不行，你不斗，他要把你压下去”。对他这种别有用心的挑拨，我感到是对我的同情和支持。我对他是无话不说，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一九六九年春，林贼死党于新野来杭州挑“秘书”，陈告诉我，我即布置人为他联系。以后，陈为林贼收集古字画，我也同意，并提供了方便。只要陈励耘开口办的事，一般我都是同意的，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得到他的好感，进一步靠拢他。后期，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些矛盾，有时顶几句，但我都迁让他，事后找他解释缓和一下，怕得罪他，我怕他也是为了靠他。对死党陈励耘，早在一九六八年，许司令就告诫我，陈励耘是坏人，要注意他。但我听不进去，相反与陈靠得更紧。我和陈励耘的思想、立场、感情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六七年通过陈励耘认识了死党王维国，我觉得他和陈励耘一样，上边有条线，靠着他，政治上、生活上都有利(政治上可进一步投靠林贼司令部，生活上可满足自己的享受)，所以与他抱得也是很紧的。我把两个孩子从别的部队调到空四军，他对我两个孩子关怀备至，安排去上学，关系越来越密切，亲如一家。我为答谢他们，派了针灸医生，长期住在四军给他们治疗。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先后八次住过上海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这个黑据点。每次去都受到“盛情”的接待。一九六九年，一月会议后路经上海，吃饭时，王维国讲到陆军进驻机场时流了眼泪，我联想到一月会议也激动得流了泪。这是我们反对南京军区的共鸣。特别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已揭露了王维国的问题，我还主动往他那里靠。这次去，受到了他们破格的接待，原空四军军长×××、第二政委×××在郊外十多里处迎接。王洪文同志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于政治上对我的爱护，邀我去市委住，虽然当时即住进了华东医院，但由于我与他们关系年长日久，陷得很深，我的家属和孩子仍住在巨鹿路招待所。约七月二十七日，我刚出院在巨鹿路招待所，王维国来看我，这也是这次去上海第一次见面。这次主要是他挽留我在上海多住几天，说：“不要急于回去，医院不方便可继续看，医生我们帮你找”，百般进行拉拢。此外还说上海医生有名但保守等挑拨话。在“八一”前夕，我应邀去王维国家吃饭，王更是大肆拉拢，在敬酒时说：“记得你以前曾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还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家属，我们是一家人”。这次还说什么“上海有两个专政机构，不好办”，“野营部队到浙江很热情，到江苏冷冰冰”。这些挑拨和拉拢，是他们妄图实现“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争取我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反革命活动。在两个司令部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我竟丧失立场，还向上海市领导同志建议把王维国补为市委副书记。这说明我是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不仅为林彪反党集团“争取”和“借用”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是参与了他们“571”反革命政变的活动。
我对死党江腾蛟巴结得也很紧。早在六七年五、六月份江到空五军，我在五军一号招待所看望过他。“九大”以后，陈励耘曾经在我面前吹他，说吴法宪在空军党代会上说，“九大”选陈励耘、王维国当中央候补委员，实际是选了江腾蛟。陈励耘还说：“把江调离南京是为了团结，他在空军管政治部工作，参加常委活动”。陈去京回来总对我说：“江向你问好，他很同情你们，他也很想到浙江来看看。”他这些吹捧和拉拢对我很起作用，使我感到江根子还是很粗的，促使我更加积极靠拢他。七一年二月，我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期间，亲自登门拜访了江。同他谈了南京的问题，我说一月会议后问题并没有解决，还说南京到现在还说我是“5·16”。江对我进行鼓气说：“他们也抓我是‘5·16’，怕什么，不是，打也打不倒。”这次还谈了江浙工农业生产的情况，他说：“浙江形势很好，很高兴。”我肉麻地吹捧说，“与你过去对我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可见我的灵魂深处，已和他们同流合污了。我这次去，是想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积极投靠他，巴结他，搞政治交易，以便通过他向吴贼反映下我的处境。这次去使他看到我反对南京军区的立场很顽固，摸到了我的底，为他们制定“571”反革命纲领，确定“借用”和“争取”我找到了根据。
死党周赤萍早在鲁中军区时认识，六九年他在冶金部任副部长时，到浙江检查过工作。他调任福州军区政委后，于七一年三月，以养病为名，窜到杭州。他这次来，我为了讨好他，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为他安排住处，热情接待，投其所好。在杭期间，我与他接触过二次，第一次，我同我老婆去看过，谈了些家常和有关冶金工业方面的问题。第二次，他自称病情恶化，转去上海医治，离杭前一天晚上我和熊应堂同志去看望了他，表示送行。他老婆来过我家一次，送给我吹捧林贼的黑书，向我兜售反革命黑货，进行拉拢。七一年七月，在华东医院检查身体期间，他也住那里，也有过接触，他吹捧我们工作做得好，以此拉拢。
七一年九月上旬，林贼死党周建平以召开东南沿海协同作战会议为幌子，来到杭州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曾亲自参加过两次会议。个别没有接触过。七○年四、五月，周到空五军，陈励耘在西冷饭店请他吃饭，我和熊应堂同志还有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谈了××机场和公路跑道问题。
死党于新野，六九年春来杭州选“秘书”，我在家里接见过他，他说了一些吹捧的话，说什么“浙江不错，浙江只要五军和二十军团结一致，形势就稳定”等。
此外，七○年九月，死党鲁珉的老婆到杭州，我老婆请她在我家吃过饭(我不在场)。七一年黄永胜的儿子曾来看×××，我老婆和熊应堂同志的老婆陪同他们游玩，还硬要二十军军部请他们吃饭。六九年七月，邱会作的老婆到杭州选“服务员”，我也去看望了她。我这样接待的目的是通过他们，进一步投靠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我为什么同这些死党靠得那么紧，关系那么密切？由于我有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为了使自己能在浙江站住脚，能向上爬，所以到处“抱大腿”，“找靠山”，拉关系。我看这些死党是有权威的，又有相当地位，还同情和支持我，所以，就积极投靠他们。而他们出于反革命政变的需要，利用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严重宗派主义，竭力进行挑拨、拉拢，一靠一拉，上了贼船，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经过串连密谋，抛出了“坚持天才观点”和“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妄图抢班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搏斗的关键时刻，我站在林贼反党集团一边，成了他们反党反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打手。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我参加过中央两次会议，是清楚的。在庐山会议前，讨论宪法草案时，陈励耘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对我是有影响的。当时，在我思想上没有把群众的愿望和主席的指示统一起来。八月十一日，黄永胜陪外宾到杭州，夜间把我和陈励耘找到西冷饭店，以谈工作为名，问我讨论宪法草案群众有什么反映。我说，群众的愿望是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励耘接着说：群众有这个强烈愿望，认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更放心。黄永胜表示：“是嘛，群众的愿望嘛”。我想他也感到群众有此愿望，希望设国家主席，可能是有点根据的，所以我的思想就摇摆不定了。上庐山后，陈励耘又做我的工作，说：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要很好的考虑一下。林贼的反革命动员令出笼后，陈励耘起劲地向我鼓吹说：“这个‘讲话’很好，是有所指的，为会议指明了方向。”他又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这是谦虚”，“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陈励耘说这些话，当时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二十四日晚上，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明确指出，不设国家主席，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深谋远虑的。听了江青同志的话，我当时思想有些通了。会后陈励耘又进一步做我的工作，说：“党的会议上，个人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讲，不通就是不通，江青同志还说服不了我”，“国家总得有个主席，设总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还有接班人嘛！”“只要我们坚持，主席总会听群众意见的”。还说：“我的意见很多人支持，这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上头关系多，直通吴贼、林贼。二十三日，又到过吴贼那里，他说这番话可能是有数的，是向我交底的。这时，我被拉过去了，也认为设比不设好，下半年要开四届人大，林贼还能老当国防部长，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林贼来当也可以。我又觉得这些死党跟林贼联系紧密，他们对我又很支持，林贼当了国家主席对我也有利。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第六号反革命简报一出笼，林陈反党集团气焰十分嚣张。我看了这个简报，联想陈励耘这一番话，感到问题清楚了，我的反党立场也更加坚定了。这时，陈励耘火上加油，说：“你看这不是很清楚了吗？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平时说刀山敢上，火海敢下，关键时刻就不行啦！浙江小组在这个问题上要统一”。当天下午，华东组会议上，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有人跳起来，影射中央首长，并提出要上海小组的同志表态，当时我意识到可能是指春桥同志，对我震动很大，就认为是春桥同志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在陈励耘猖狂地作了向党进攻的发言后，出于投靠林贼司令部的反动立场，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公开表示：“陈励耘发言中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代表浙江小组的。”更严重的是，二十六日陈励耘口述，我执笔，盗用浙江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表态信，顽固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代表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二十九日，当陈伯达问题被揭露后，在华东组会议上，陈励耘被点了名，我还想为他辩护，开脱罪责。会后，我给他鼓气说：“犯了错误没有关系嘛！会上我也讲了，错了我也有责任嘛！”我在二中全会上，站在林贼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参与他们向党进攻的反革命活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二中全会后，林彪反党集团为了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而大造反革命舆论。我是积极推行了林贼死党“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肆吹捧林贼。
我违反中央的规定和纪律，把林贼的反革命动员令抄了回来，在各种会议中积极兜售。首先向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作了传达。在这个会上，我还传播什么林贼主持了批判陈伯达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对林贼很关心，两次打电话问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可结束，等等。由于我歪曲传达了二中全会精神，使大家对庐山这场严重斗争认识不清，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林贼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批判陈伯达的，后果十分严重。会后，还伙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说什么大家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明目张胆地对抗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九月十七日，我在地区负责人会议上，布置学习新宪法草案时，又整段地引用林贼的“讲话”，使这个反革命动员令流毒全省。
接着，我又要求省党代会工作报告起草小组把林贼的“讲话”精神写进去，还要他们参考李作鹏、吴法宪在海、空军“积代会”上的报告。更不能容忍的是，在工作报告中，在引用新党章原文时，又加上了毛主席几次圈掉的三个副词，竭力鼓吹林贼的反党理论纲领，篡改了新党章，对抗毛主席，对抗二中全会的精神，对抗了毛主席唯物论的反映论。这个工作报告大量引用了林贼的黑话，大肆吹捧林贼，说什么他是“学习、宣传、贯彻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这个工作报告中还错误地提出了批“三论”，把矛头指向了不同观点的同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大会的会场布置也突出了林贼，会中还组织代表参观了宣扬林贼的所谓《井冈山道路》展览会。我在这个大会上，顽固地推行林彪反党路线，错误十分严重，流毒全省，危害极大。
在七一年三月召开的省委批陈整风会议上，我继续宣扬林贼的反党的理论纲领，对抗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个光辉文献。我在会议小结中，竭力贩卖林贼关于天才的谬论，用林贼的“天才观”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观”，继续放毒，给下面造成了思想混乱。我宣传林贼的反动“天才观”是十分顽固的，直到五月分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时还说，“三个副词”主席虽然批判了，但林贼《再版前言》对主席的评价还是正确的。可见，我对林贼的反动谬论影响之深。
由于我通过各种重大会议，积极推行林彪路线，顽固兜售林贼反党的理论纲领，使全省宣传舆论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出现了一股鼓吹天才观，吹捧林贼的妖风。在我的错误影响下，《浙江日报》关于省党代会的社论中也宣传了“三个副词”。还刊登了勤俭大队署名，实际上是强加于勤俭大队的既批判天才又宣扬天才的错误文章，《浙江通讯》连续十多期在刊头刊登林贼的黑话。大量印发了吹捧林贼，歪曲党史的《路线教育方案》和《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有的还演出了为林贼树碑立传的歌剧《井冈山的道路》。特别严重的是，“九·一三”事件后，十月一日《浙江日报》上还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在这段时间里，从领导讲话、报刊文章到印发的宣传学习资料，以及副本、展览，大肆吹捧林贼、美化林贼到了惊人的程度。所有这些，都为林贼一伙实行“571”反革命武装政变作了舆论准备。
在宣传舆论上，我为什么不是以主席的路线为中心，而是以林彪路线为中心，为什么那么大肆吹捧林贼，为他们的抢班夺权服务呢？这几年，特别是“九大”以来，我对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产生了盲目的迷信和崇拜，错误地认为他是“一贯高举”，“一贯正确”，“一贯紧跟”。九大结束后，林贼曾通知要接见我与熊应堂同志和死党陈励耘，因我同熊应堂同志外出参观未成，对此还感到很“遗憾”。我认为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现在掌握军权，未来的党、政、军大权也将由他掌握了，在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上爬的思想驱使下，积极追随林贼，投靠林贼。所以，当死党陈励耘在我面前说：“新党章规定了接班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服气”，“学习新党章要抓接班人的教育”，“学习主席语录的同时要学林×××的语录”等等，这些话，我觉得很投机，一拍即合。我生怕说我对林贼感情不深，吹捧林贼唯恐落后，因此，积极地推行林贼死党“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处处竭力吹捧，以此讨好林贼，向林贼表忠，作为投靠林贼，向上爬的政治资本。
林彪一伙，为了实现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妄图把浙江建设成为反革命的根据地，在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的同时，积极从组织上、军事上等各方面进行准备。由于我上了他们的贼船，为了进一步投靠林贼司令部，自觉地为他们的阴谋活动帮了大忙。
死党陈励耘，为了反革命活动的需要，千方百计想把××处弄到手。当时××处是二十军和五军两家共管的，陈励耘多次对我和熊应堂同志说：“两家管不方便，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交省军区管不放心，野战军要跑的，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处除建制归省委外，警卫工作由省军区负责，现在也应该交省军区管。但是，由于我的严重宗派主义，对省军区不信任，不放心，却迷信这个反革命分子陈励耘，所以于六九年冬我和熊应堂同志联名向中央打报告，把××处的大权拱手交给了他。建制归属空五军以后，陈励耘即去北京与黄贼、吴贼密谋，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陈励耘从北京回来传达黄贼的黑指示，说“××处就交你(指陈)一人管，×××也不要插手，二十军的干部要撤出，南京也不要插手。”可见他们早就有预谋的。原商定二十军的干部不动，为了讨好他，我又说服了二十军的干部撤出。就这样××处从建制、干部到工作人员和××分队全部由陈一手掌管。以后，陈励耘又提出×××招待所也交给他统管，我也同意了。陈励耘就凭借着我给他创造的这一有利条件，秘密串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接威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极其险恶的《“571工程”纪要》的框框，就是在这个地方密谋炮制的。这是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极其严重的罪过！
林贼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在杭州建造反革命工程“704”，妄图成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部。我为了讨好林贼，投靠林贼，所以当死党陈励耘提出要为林贼建造“行宫”时，我是积极赞成，并主张快点上马，当时还觉得是一个光荣的任务，造好了有我的一份功劳。在“704”工程的建造中，我不但亲自勘察选点，审查图纸、模型，而且批拨巨款，交代有关部门，人力物力尽量保证。我滥用职权，挥霍人民血汗，讨好林贼的罪恶行径，给浙江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件事，一直未在省核心小组讨论，严重违犯了党的组织原则。当林贼自我爆炸以后，全省广大军民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揭露批判我的罪行时，我竟把这件事说得与自己毫无联系，以掩盖罪责，这是错上加错。
林彪一伙对浙江十分重视。他们妄图“借用”我，掌握一部分部队，控制浙江局势，为他们“固守浙江”创造条件。这一阴谋活动中，死党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对我做了不少工作的。七一年二月，江腾蛟对我说：“二十军和空五军要搞好团结，现在省军区也是你们管的，这样就更好统一了。”七月，王维国也对我说：“二十军同五军团结一致了，浙江形势就稳定。”他们所说的二十军同五军团结一致，其实是要我和陈励耘勾结在一起。陈励耘也说“要把省军区、海军团结好，把地区、分区的头头抓在手里，把他们抓牢了，再出现反复就不怕”。他还对我和熊应堂同志说：“你们司令、政委可不能再被架空了，熊宁可把省革委工作丢开，也要把省军区抓牢。”他们这些话我觉得与黄贼讲的不要大权旁落是一样的，很适合我的胃口，所以我是言听计从，抓紧省军区工作。七一年二月，省军区召开的党委全委会，就是以统一对“一月会议”后形势的看法为名，压制不同观点的同志，想把省军区进一步拴在自己的山头上。这个会议只讲一月会议的成就，不讲批陈整风，强调反骄破满就是反“三气”，实际是一个分裂的会议。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后，嘉兴分区有一位领导同志，揭露了我在庐山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听说在分区几个人武部引起了反映，我抓住他某些错误整了他，我怕这股风刮到其他分区去，引起混乱，动摇我的地位，所以我在去年七月六日，在杭州饭店五楼召开七个分区负责同志的会，主要指导思想是向他们指出这种所谓“倾向”，跟大家打个招呼，这股风可能刮到你们那里要顶住，以把地区、分区进一步抓住。在这个会上，我还对舟山错误地讲了一些来自小道消息的情况，妄图孤立、贬低舟嵊要塞区和地区革委会。还要大家注意社会动向，防止反复，要加强团结，顶住困难等。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也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嘉兴分区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抓得是很紧的，一方面由熊应堂同志召集嘉兴分区和各级人武部的同志整了这位同志，同时又要他们开分区党委扩大会议集中解决这个问题。分区党委扩大会七月中旬召开的。八月三日我从上海回杭州的途中，想顺便与地区领导谈谈，了解分区扩大会的情况。这次谈话，我除讲了生产、几个干部工作安排问题外，指出分区这个问题要抓住解决好，不然把各县搞乱了，甚至影响到地区机关，等。这几个会议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省军区的部队，为巩固自己在浙江的地位，我觉得省军区的部队对浙江的局势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我就抓，说明我内心是非常虚弱的。也正是出于巩固自己权利的需要，所以我在一面抓省军区的同时，也抓群众组织的头头，我想把群众组织的头头抓好了，只要他们思想稳定，社会就不会乱。七月八日，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座谈会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召开的，在会上我说浙江反复多，要注意反复，我也暗示了嘉兴分区所出现的问题。目的为了通过他们进一步控制局势。这一切，正适合了林贼死党妄图控制浙江局势，建立反革命的根据地的需要。
在军事上，我也是为林贼一伙“571”反革命政变出了力的。如七○年陈励耘提出在××、××修建两条飞机公路跑道，我支持了他的要求，并批给了经费。特别是去年九月，毛主席在杭州时，也正是林贼死党决定“破釜沉舟”的时刻，死党周建平以组织东海航空兵和空五军协同作战为幌子窜来杭州，我热情接待，为他提供了方便，并亲自参加了会议，还讲了话，对他的反革命活动起了掩护和支持作用。
我还帮助林贼死党陈励耘捂盖子，对他的反革命活动作了掩护。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进一步揭开了二中全会上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点了“五大将八大员”的名，中央首长指示要我和熊应堂同志找陈励耘谈话，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由于我和他是一条船上的人，总希望林贼这条船不要沉掉，也怕暴露了自己的问题，表面上同陈谈了四次话，实际上是应付差事，没有好好谈，所以也无法向中央报告。当省委常委有些同志提出要同陈励耘摊牌时，我仍强调个别谈谈再说，加以庇护。我包庇陈励耘的反党罪行，也是为了保自己。
“九·一三”事件前夕，主席来杭时，在谈话中点了陈励耘的名，林贼的问题也点了，但由于我陷得很深，置若罔闻，对陈励耘还是很信任，完全丧失革命警惕，既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还放手让他负责主席的警卫工作，置毛主席的安危于不顾，为林贼死党陈励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开绿灯。特别是当主席临走时，当着我、熊应堂等同志和陈励耘的面，叫我们不要送，而陈坚持要送时，我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陈励耘抓起来后，从揭发中，我才知道他送主席时是带了手枪的，我为陈励耘妄图谋害毛主席开了方便之门。如果他的阴谋得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我就是罪魁祸首。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里，我向党向人民请罪。
我上面这些行动，实际上是为林贼死党“571”反革命政变纲领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建设成为反革命根据地效了劳，道道地地成了他们的“借用力量”。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以后，我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愤怒地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联系实际，揭发批判自己的错误，揭开浙江的阶级斗争盖子，而是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手法捂盖子，严重地阻碍了全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运动的深入发展。
“九·一三”事件后，死党陈励耘、王维国被抓起来了，开始感到突然，此后又有些顾虑，想到自己长期来与他们关系密切，打得火热，特别是对陈励耘言听计从，积极投靠，影响很深，群众发动起来后，势必联系到自己的头上。这时理应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但是，我采取了错误的做法，拼命表白自己，大讲自己与陈励耘有矛盾，有斗争，混淆视听。去年省委召开的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全会，我就是借批陈励耘，妄图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想蒙混过去。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在省委常委中传达后，自己思想震动很大，特别是看到这些死党分子中，不少我与他们都接触过，有的联系甚密。“纲领”中还把我们作为“争取”的对象和“借用力量”。但我仍不联系检查自己的错误，而是百般掩饰。当时省委常委有的提出“争取”“借用”的问题，我即以中央文件所指出的“痴心妄想”“如意算盘”顶掉。这时，许司令、张政委和王洪文同志向我提醒要认识自己的错误，争取主动，而我不觉悟，只是和熊应堂同志一起，轻描淡写地写了个报告，应付过去。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发给全党进行批判后，引起了强烈的反映。这时我就用定调子、打包票的恶劣手段欺骗大家，说：反革命搞“争取”“借用”那是他的愿望，反革命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上，同林彪反党集团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具有高度路线觉悟的广大群众，并不因为我的谎言和欺骗放弃了与我错误思想作斗争。这时中央首长又一再教育我，要作自我批评，争取主动。由于我的立场和感情没有转过来，个人患得患失，怕丢面子，失威信，所以仍千方百计捂盖子。当自己感到再用欺骗的手法是不行了，我即采取了压的手段，不准别人提陈励耘“一伙”、“一小撮”，谁要揭露我的问题，就说“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等。更为恶劣的是，我用中央首长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压制群众的揭发批判。今年二月十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我虽也作了点自我批评，但就事论事，蒙混过关，实际是捂盖子，压制群众揭发批判。特别是三月四日在××召开的省委传达会议，是我捂盖子、压制群众揭发批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次会议也是我的错误罪行和怕群众的大暴露。
我为什么如此紧紧地捂住阶级斗争的盖子，主要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我积极投靠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上了贼船，陷得很深，怕牵连自己，甚至垮台，妄图捂住盖子，蒙混过关。正如主席指出的“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主席的指示正是打中了我的要害和痛处，揭盖子还是捂盖子这本身就是两条路线斗争，我顽固地站在错误路线上，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我反对南京军区领导，由来已久。早在六七年下半年，在林贼“揪军内一小撮”反动思潮的影响下，我支持了南京军区下放到浙江的干部成立的“批资总部”，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司令。六八年，在贯彻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时，我和死党陈励耘一起，又借批“二月逆流”和“多中心论”，继续把矛头指向南京。六九年一月会议后，在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的挑拨拉拢下，我更是肆无忌惮地反对南京军区。传达一月会议精神时，我以陈德先同志为靶子，大肆攻击南京，在军内外广泛散布对南京军区的不满情绪。我还不择手段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的纪录片，大量放映，进行歪曲宣传，抬高自己，贬低许司令。党的“九大”，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团结胜利的路线。但我仍继续推行了林贼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路线。在“九大”前后，我和死党陈励耘策划了一系列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司令的阴谋活动，破坏“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首先，在九大代表集中的时候，进行所谓浙江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实际是突出自己，煽动宗派主义的情绪。在“九大”期间，也在代表中影射南京军区。如许司令在主席召开的大组召集人会上有一句插话，我和陈励耘就断章取义，恶意攻击，在代表中煽动。更为恶劣的是，在预选问题上，我和陈励耘一起，胡说什么“华东有股暗流，不投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票”，还盗用浙江代表的名义向大会秘书处写了报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九大期间，由于我们反对南京军区的观点一致，所以我还在代表中吹捧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说他的发言“大方向正确，姿态很高”等等。我还要浙江小组提名死党王维国为候补中委候选人。可见我的思想感情是和他们一致的。由于我的挑拨、煽动，在浙江代表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破坏了与南京军区的关系，破坏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九大”回来以后，我继续贯彻分裂主义的路线，抓住熊应堂同志没有被提名为中委候选人问题，加以歪曲，以此影射南京军区，手段极其恶劣。六九年七月南京军区第五届党代会期间，我仍不顾大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地破坏，妄图利用这个时机，发泄对南京领导的不满情绪，想把“一月会议”的精神，强加到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去。在会上，我上窜下跳，百般刁难，在代表中煽动对军区的不满情绪；并且私自在二十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同志中，传达了六八年用二十军名义给中央关于南京军区问题的一个报告，进行了煽动，严重的干扰了会议的进程。由于许司令、杜政委和到会代表顾全大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还选我为军区党委委员。可是我在会后却倒打一耙，要二十军以党委名义向中央对会议作了歪曲事实的报告。我在这个会议上的表演，充分说明自己已成为推行林彪反党集团分裂主义路线的一员黑干将。我对南京军区是非常仇视的。凡是拥护南京军区领导的，我都有戒心，都不信任；凡是反对南京军区和许司令的，我都支持，都亲近。我抓住一切时机，收集和整理南京军区的黑材料，向中央告状。我反对南京军区领导的态度是十分顽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给我做工作，进行批评教育，但我都听不进去。去年，主席又作了光辉的“四·二四”批示，我仍然顽固地坚持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对抗主席指示，继续反对南京军区，并秘密打印和保存“一月会议”纪录和有关南京军区的材料，准备今后打官司。凡是听到诬蔑和攻击南京军区和许司令的言论，我都如获至宝，加以传播。每逢领导干部到南京去开会和学习，只要我知道，都事先有交代，事后听汇报，摸南京军区的气候。对南京军区派来的工作组，抱有戒备，百般挑剔；甚至连挑选警卫员，也不要江苏人。长期来，我整省军区、压舟嵊要塞区目的就是反对南京军区和许司令。我为什么这样疯狂反对南京军区？林贼一伙妄图达到把“大区一块一块抓到手”的反革命目的，黄、吴在“一月会议”期间就亲自出马，做我们的工作，竭尽挑拨之能事，而我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支配下，在黄、吴的支持下，觉得腰杆硬了，为了博得林贼一伙的赞赏，所以更加胆大妄为地反对南京军区，为他们的阴谋效了劳，成了他们的打手。回想过去十多年，许司令和军区首长对我的关怀，看看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我辜负了许司令和军区首长的期望，内心痛恨不已，懊悔莫及。今后，我决心痛改前非，尊重许司令和军区党委的领导，在许司令和军区首长的领导下，将功补过。
林贼死党为了搞反革命政变，在驻浙部队中大搞分裂活动，采取了“拉一军，打一军”的反革命策略。我在宗派主义和个人野心的思想指导下，自觉地成了他们反革命策略的推行者，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在驻浙部队中，大搞亲疏之分，拥护和支持我的就亲，反对我的就疏。为了控制局面，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我伙同死党陈励耘大搞所谓团结决议(决定、纪要)，名为加强一元化领导，实为堆山头，突出个人领导，严重地分裂了驻浙部队，破坏了“九大”团结胜利路线。
在二十军内，我用封官许愿，提拔重用等资产阶级政客手段，进行拉拢，把二十军作为我的一个山头，为自己在浙江搞独立王国服务。南京军区派干部到省军区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在二十军常委中议论军的领导班子，并以我和熊应堂同志两人的名义向南京提出建议，以抵制南京派干部来。我还常到二十军以介绍情况为名，散布流言蜚语，煽动宗派主义。更为错误的是，我在二十军的常委中分析议论兄弟部队的情况。这几年，由于我的错误，给二十军的常委和机关、部队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破坏了和南京军区的关系，破坏了和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由于我的蒙蔽和欺骗，使二十军的常委和机关、部队中，有的跟我说了错话，办了错事，我对不起二十军的广大指战员。
在省军区问题上，早在一九六七年，我就推行了林贼的反党乱军的路线，搞乱了省军区机关和部队。我抓住省军区个别领导同志的某些错误，支持部分群众起来造反。我错误地支持了军内的“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在公开场合说什么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给整个省军区所属部队带来很大影响。我还制造了“稳”和“乱”的谬论，说什么“稳要稳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通过乱才能稳”，为他们非法开展四大提供理论根据，公然与毛主席军队要稳住的指示相对抗。在我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军内外群众结合在一起，到处批斗省军区某些领导同志，使省军区机关正常的四大开展不下去。机关、部队和医院陷于瘫痪，各级领导靠边、批斗，部队指挥失灵，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战备和各项工作。在×师的整训中，大搞人人站队，个个检讨，推行了打击一大片的反动方针。在该师移防整训期间，没有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而是依靠少数群众组织的头头。还错误地表示“向他们学习、致敬！”在我的怂恿下，“批资组”夺了各级党组织的权，肆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政策，破坏了干战之间、上下之间的团结，影响了部队的建设。
一月会议后，我秉承黄、吴的黑指示，用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路线破坏一月会议的贯彻。首先，我和熊应堂同志及死党陈励耘策划炮制了传达提纲。这个提纲，以陈德先同志为靶子影射南京军区，以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同志为靶子打击省军区不同观点的同志，实际也是指向南京军区。传达贯彻中，以是否拥护我和熊应堂同志、反对南京军区为标准划线站队，拥护我的就认为路线觉悟高，反对我的就认为路线觉悟低，大搞分裂活动。我以胜利者自居，不顾大局，目空一切，层层找阮、李、罗的代理人，扩大了打击面，打击了不同观点的同志，严重地破坏了省军区内部的团结，破坏了省军区和驻浙部队之间的团结，破坏了省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关系，严重地损害了省军区部队的建设。以后，在政治上，我以“否定一月会议”、“思想还潮”、“翻案”、“三气”等帽子压人，组织上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主义路线，对同观点的人封官许愿，拉拢重用，破格提拔；对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以工作调动、办学习班、复员处理等办法，加以排挤、打击、对南京军区派来的领导干部，不信任、不支持，加以戒备，甚至刁难。并且组织什么“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机关之上，作为我和熊应堂同志的参谋部，控制整个省军区部队。由于我推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路线，使部队内部人人自危、互相戒备，上下之间、干战之间、同志之间关系紧张。有的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有的部队无政府主义泛滥。许多干部、战士受到压制，心情不舒畅，感到抬不起头来。
在对待舟山问题上，我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采取“久拖不决”的方针，妄图抓住舟山问题，要挟中央，整南京军区。从这个基本方针出发，我不顾大局，不顾战备，采用了一系列恶劣手段。在财政物资供应上，借口原渠道供应，架空舟山军管会，给舟山财政、金融、物资供应带来了很大困难与损失。对军管会批准的基层革委会和基层大联合不承认，挖他们的墙脚。对舟山的报导进行刁难，肆意歪曲，删改和压低，妄图从舆论上孤立他们。还通过派工作组、慰问团，以合法身份，收集整理舟山的黑材料。采取拉拢舟山××部队，挑拨舟山驻军的团结，孤立舟嵊要塞区。对群众组织，坚持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政策。六九年三月初，舟山两派发生武斗，我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在三月十一日采取发明码电报的恶劣手法，发出了名为制止武斗实为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3·11电报”。接着，又向中央作了歪曲事实的报告，被林贼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所利用，他们对舟嵊要塞区在京学习班的领导同志横加指责，扣上了“五个对抗”“三个不灵”的帽子。这样，就造成了一派群众同舟山军管会更加对立的局面，使舟山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南京军区对舟山问题一直非常关心，在关键时刻对一些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指示，而我顽固地坚持宗派主义的立场，不是对抗，就是歪曲。一九七○年二月，许司令、张政委召集舟嵊要塞区的领导同志和我、熊应堂同志，专门开了一个解决舟山问题的会议。张政委明确指出：舟山问题不能再拖了，拖下去性质要起变化。这本来是对我的批评，我却以此压舟山。不久，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1970〕18号文件，为解决舟山问题指明了方向，而我却和陈励耘一起策划，继续以“拖”的方针进行对抗。陈励耘胡说：“舟山不是舟山的问题，是南京的问题，是军队的问题”，“解决舟山问题条件不成熟，不要变成第二个徐州，不要背包袱”。我歪曲18号文件精神，别有用心地强调要“分清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正确对待群众”，继续压一派群众，整舟嵊要塞区，使毛主席亲自批示的18号文件无法落实。到四月份，毛主席当面批评了我，还要我和熊应堂同志亲自到舟山去做工作。我仍然坚持“拖”的方针，强调“分清是非”，“慢慢来，不要急，三个月不行，五个月也可”，对抗毛主席指示，破坏两派大联合，给解决舟山问题设置了障碍。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总理在舟山的一个电报上批示：近情如何望告！我和死党陈励耘又向总理写信说：“根据舟山情况，省革委会解决舟山问题是力所不及的”。企图把矛盾上交，给中央施加压力。特别恶劣的是，七○年十月，我搞到一份原南京军区副政委×××同志在舟山的讲话材料，就向中央告状，说他干涉了舟山文化大革命，把责任推给南京军区。七一年九月，毛主席在舟山问题上又当面对我作了批评，我还是执迷不悟，肆意歪曲毛主席指示，上推南京，下责舟山，致使舟山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对舟山的革命、生产和战备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苏修从海上进攻，根据当时情况，战争一打起来，将会给舟山军民带来不可设想的局面，这恰恰是林贼所需要的。我对舟山军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同“5·16”分子林岗的关系：林岗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大串连时来到杭州，建立了“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六七年二月，我到杭州协助当时的中央代表××、××同志处理省军区问题时认识了他们，接触是比较多的。六七年三月他们撤离杭州时，我曾指使并参加××师为他们设宴欢送，赠送礼物，合影留念。四月中旬，林岗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记者名义再次来杭，散布了林贼一伙“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动谬论，竭力煽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指向省军区。八月中旬，林岗第三次来杭，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他们积极插手公安机关和××处，窃取核心机密，竭力攻击总理、汪东兴同志，大整黑材料，大肆散布武汉“7·20”事件，散布“现在军队的问题未解决”，并且利用“两个改组”，插手×师的移防工作和省军区党委揭盖子会议，疯狂炮打许世友同志，挑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党乱军”的高潮。林岗的反革命活动，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后也发现了一些可疑情况，如问及中央办公厅××局长来杭问题，同××处个别人员和已调出人员的串连问题，我们才向中央报告了他的罪恶活动。九月十六日，主席视察三大区时来到杭州，汪东兴同志当面指示要把林岗抓起来。由于过去一段同林岗的关系比较深，我的态度不明朗，在汪东兴同志的严肃指出下，九月十八日才把他抓起来押送北京。林岗四月、八月两次来杭，我都接见过他们，六、七月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时，在北京也接见过他们。由于六七年在支左中熟悉，臭味相投，关系密切，直到“九大”结束时，还接见过原驻杭联络站中在北京工作的一些人，并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林岗等人在杭的罪恶活动，有的是在我的纵恿和支持下进行的，如炮打龙潜同志。有的是我默许下进行的，如插手×师的移防工作。有的则是利用同我的关系，在我的掩护下进行的。他们对浙江文化大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我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原也是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当时他在《浙江日报》帮助工作。六七年三月离杭回北京后，他到《人民日报》帮助工作。六八年建立省革委会时，他参与写《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那篇社论，经常到京西宾馆同我们联系。这段时间，我们接触较多。他在毕业分配时，要求到浙江来工作，为此我曾派人与北京市联系过，后了解他的家庭历史复杂，未接收。以后，他每年到上海休假，总要到杭州来，提出要见见我。我认为他对浙江有感情，所以，我总是接见他，问问他工作学习情况。七○年上半年来时，他向我谈了他所在厂的电子工业情况，并以此吹捧陈伯达对电子工业发展很重视，还给了我一个材料，此件我还错误地批给生产指挥组阅办。他还谈了厂内以及北京挖“5·16”的情况。我还把他寄来的×××同志在北京关于挖“5·16”问题的讲话记录稿，在省革委会六次扩大会上传达了，这是很不严肃的。去年八月，由其他同志擅自把他带进×××并提出要看看我，我在餐厅里见了他。我问了他厂里和他的工作情况，他涉及有人去了解找萧山的问题，并向我声明他与“5·16”无联系等等。
由于我同“5·16”分子林岗等人关系密切，深怕挖“5·16”牵连到自己，所以我对清查“5·16”运动极力阻扰和破坏。先是定调子，划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运动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我就强调“要稳步进行，不要一轰而起”，“要搞正面教育”，“‘5·16’重点在北京，浙江重点在杭州、温州”，“农村不要提挖‘5·16’，可与‘一打三反’结合起来”，等等。在军内外极力抵制中央的指示，用“不要搞乱部队”，“不要搞扩大化”，“不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央已经定了的案不能查，否则要犯错误”等种种借口，阻挠排“大事件”。当人保组排了“大事件”，写了报告要求审处，我仍然以“中央定的案不能翻”，“材料没有核实”为理由，加以压制。清查中，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当揭发到红暴派某些成员时，我就抓住不放，当群众的揭发材料，涉及到某些成员时，我就以“材料不足，是思想认识问题，需要调查清楚再说”为由，予以包庇，并且用出席会议，登报亮相等手法为他们开脱。由于我的阻挠和破坏，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军内军外的清查“5·16”运动都搞得冷冷清清。因为当运动深下去时，一提到林岗等人的问题，反党乱军问题，排重大事件，怕把自己牵连进去，腰杆子就不硬，就拼命捂盖子。由于我阻挠和破坏全省运动的开展，我实际上已经成为浙江“5·16”的保护伞。不彻底清算我的错误，全省清查“5·16”运动就不可能深入开展下去。
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待两派群众组织问题上，我贯彻了林贼的“以我划线，以我站队”的反动路线，支一派，压一派，拥护我的就支持，反对我的就压制，甚至不择手段地怂恿和支持一派群众组织用武装压垮另一派。有的地区，我还派部队以制止武斗，开展政治攻势为名，向群众开枪，造成了群众与军队更加对立。由于我的反动路线，有的地区武斗不断加剧，造成了流血事件，破坏了革命和生产，破坏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落实。
毛主席说，一派不灵，两派才灵。由于我有以我为标准的错误思想，所以我对红暴是采取压垮的政策。开始企图分化他，不承认工、农、学暴，限制其扩大组织。我还煽动一派群众对他们进行舆论压制，挑动群众斗群众。伟大领袖毛主席“12·2”批示下达后，我不仅没有认真地贯彻，甚至还歪曲主席的批示，说是红暴中的老造反派，继续坚持过去的错误做法。以后，又借中央“八·四”指示，进一步压制红暴，利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软硬兼施，分化瓦解。在挖“五·一六”时，以“反三红”的罪名，把矛头指向红暴某些头头。在我反动路线的迫害下，致使一些红暴群众，一直受压，两派长期隔阂，影响了革命大联合的巩固，破坏了大好的形势。
在干部问题上，我贯彻了“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路线，同观点的就提升使用，不同观点的加以排斥，以批“三气”进行压制。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是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抓住一点，无限上纲，进行压制，致使到现在还有一些干部尚未解放，或不能适当安排工作。对老干部不尊重，缺乏阶级感情，对新干部也不积极地培养教育帮助。因此，严重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阻碍了毛主席干部政策的落实。
对公检法机关，我贯彻了“打击一大片”的反动方针，把公检法机关人员来个大换班，严重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还错误地把特情名单公布于众和大砍劳改单位，对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些给公安工作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地削弱了对敌斗争，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清队工作中乱提口号，什么“清队要加番”、“刮红色台风”、“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群众判刑”等，甚至把专政矛头指向了人民群众，严重阻碍了清队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敌人利用两派武斗进行杀人纵火的重大事件，当群众一再要求严惩时，我总是怕引起“反复”，态度犹豫，使一些地区和单位的无产阶级专政遭到破坏，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一直上不去。更为错误的是，对抗毛主席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而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仍写上“旧公安机关一小撮走资派，以挖‘特情’为名，豢养大批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建立一个由蒋匪特务机关授命的庞大特务组织：‘国民党浙东地区工作委员会’。”否定公检法十七年来的成绩，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党代会结束不久，就传达了总理二月八日的讲话，对于总理的正确批评，我竭力加以封锁，不让传达。当省人保组同志提出对过去的错误口号是不是要批判时，我加以阻挠。由于我捂盖子，不肯承认错误，检讨自己，致使全国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的精神没有认真贯彻。总理讲话全文一直拖到今年四、五月份才向机关全体人员传达。直到这次会议，揭开了盖子，我在这方面的错误才开始得到了清算。
以上错误事实可以看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立场完全站错了，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而是站到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我的感情完全偏了，不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而是投靠林贼司令部，与他们打得火热。我执行的路线完全错了，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了林贼的反动路线。从我的错误还可看出，我完全同毛主席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相违背，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修正主义；不是团结，而是分裂；不是光明正大，而是阴谋诡计。
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绝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主要原因是：
(1)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执行什么样的路线。我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族，在旧社会长期接受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烙印很深，向上爬的思想严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以革别人命的姿态出现，自己的肮脏灵魂未得到冲刷，顽固地保持着一个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越来越暴露。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斗争的需要，党和群众把我推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政治地位的改变，使我原来思想深处肮脏龌龊的东西冒了出来。我不是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而是越来越计较个人得失，功名利禄。总感到浙江斗争复杂，自己政治地位极不稳固，随时都有被推倒的危险，成天考虑怎么巩固自己的权利。在这种丑恶的思想驱使下，我就对上“抱大腿”，找靠山，凡有点来头的就讨好、巴结，正道不走走邪门歪道，对下划圈圈，拉山头，搞宗派，这就必然导致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滑到反党、反毛主席的泥坑里去。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盲目骄傲自满。我参加革命队伍以来，一帆风顺，自以为没有摔过筋斗，因此盲目地骄傲自满。特别是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后，这种自满情绪有了严重的发展，思想上陷入了盲目性，唯我独“左”，唯我正确，对人对己都缺乏一分为二，往往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一月会议中央为了顾全大局，给我们说了些话，而我竟以胜利者自居，把自己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掩盖了起来，把中央首长在一月会议上的谆谆教导“要谦虚谨慎，下次犯错误就轮到你们了”，忘得一干二净。我把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浙江文化大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所带来的大好形势和取得的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贪天之功为己功，以浙江的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特别是在“九大”当了中央委员，以后又当了省委第一书记，就得意忘形，包袱越背越重，一直发展到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样严重的地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多次重要谈话中指出：“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3)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浙江十分关心，每当关键时刻，都有极其重要的指示，为我们进一步指明方向。主席每次来到杭州，总是接见我，并给予亲切的谆谆教导。按理我应把工作做得更好。但由于我没有把主席的话听进去，深刻地学习领会，而是片面地理解。比如与南京军区关系问题，舟山问题，两派群众组织问题，和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主席早就有明确的指示。但对主席的指示，对我有利的一面听进去了，不利的一面加以歪曲、封锁，不在常委中传达，致使错误越来越严重。这充分说明，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坚定，这是我对主席最大的不忠，我深深体会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事情一定能办好，凡离开毛主席的指示一定犯大错误。这是最深刻的教训。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我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彻底检查交代我的错误和罪行，接受教训，痛改前非，振作精神，将功赎罪，永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以上检查一定会有不少错误的东西，一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认识到，希望许司令、王洪文同志，省委常委和到会同志继续揭发批判，帮助教育。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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