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2-6-25 作者：熊应堂
熊应堂首先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揭发、批判和教育。
由于我的思想很僵，总认为自己的错误就那么多了，对问题的认识很差，所以，在前几次检查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动机交代清楚，交心很差，许多问题没有以“571”反革命纲领为背景来认识，检讨是不好的。
这次，我到中央开会，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又一次挽救和教育。中央会议期间，看了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听了总理关于我党历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和其它中央首长的指示，同时，也看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使自己从正反两个方面受到极大的教育。会议期间，许司令、张政委、杜政委、洪文同志，以及全组同志对我进行了多次帮助、教育，真是苦口婆心，赤诚相待，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感到现在是猛醒的时候了，我一定从立场上、感情上来个根本性的转变，痛痛快快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站到党和人民这一边来。
现在，我检查交代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罪行。
这几年来，特别是党的“九大”以后，我对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非常迷信，盲目崇拜。错误地认为他是“一贯紧跟”、“一贯高举”、“一贯正确”，甚至把他同伟大领袖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认为执行他的“指示”，就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忠于他，就是忠于毛主席。把林贼鼓吹的唯心主义谬论当作真理，也跟着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陈励耘一伙推行了一条“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方针，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我把这种反革命的论调当作是“上面来的新精神”，深信不疑，跟着宣传，在我平时的讲话中大量引用林贼的黑话，大肆吹捧林贼；并关照有关同志要注意对林的宣传和歌颂。当时还觉得陈励耘“跟得紧”，调子高、语言新，唯恐自己跟不上。省党代会工作报告，对林贼的吹捧已经相当突出了，我还嫌对林贼的“歌颂少了一些”。由于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南萍同志和我站到了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去了，以致这几年来浙江对林贼的宣传非常突出，报刊上公开鼓吹两个“紧跟”、两个“忠于”、两个“照办”、两个“捍卫”，歪曲历史，吹捧林贼的黑书、黑戏、黑文章大肆泛滥，公开对抗毛主席对“三个副词”的批判。直到林贼自我爆炸之后，还在《浙江日报》上登载林贼的画像，继续宣传林贼。这一切，都是我和南萍同志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
对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过去我总把他们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他们深信不疑。特别是我听信了陈励耘讲的，吴法宪如何如何关心空五军、如何如何支持浙江文化大革命等反革命煽动，我就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支持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产生了好感。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期间，黄、吴两贼背着中央，向我和南萍同志作了违背中央指示的黑指示，要我们“团结，不要被人家各个击破”，明目张胆地煽动我们反对南京军区领导，进行分裂军队的罪恶活动。我当时还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所以，在会议期间，我和南萍同志不仅没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而且还给黄、吴写了两封信，其内容都是告南京军区的状。去年六月，黄永胜的儿子到杭州，我的老婆和南萍同志的老婆不仅陪他游玩，而且动员二十军请客，最后用我使用的车子把他送到上海。这些都反映了我向他们投靠的丑恶心理。
林贼死党周建平，过去有点熟悉(他当空四军军长时，我在上海警备区当副司令，经常开会见面)。去年九月上旬，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杭州的时候，周建平打着研究空军同海军航空兵的协同作战的幌子，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由于我同他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所以在没有接到军区正式指示的情况下，我就热情地接待了他，要省军区、二十军给他介绍了有关的部署和方案，还请了他两次客。我同他在会议上接触过四次。他吹捧我是浙江的“最高领导”、浙东南地区作战的总指挥。我只是说对空军作战不懂，实际上接受了他这种无耻吹捧。现在看，我的这种错误行动，对周建平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起了掩护和支持的作用。我除了会议上同他接触外，没有单独联系过。
我同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九六七年部队入杭时认识)、王维国(一九六九年认识)，确实是抱成一团，打得火热，同他们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思想上、感情上臭味相投，政治上、行动上互相支持。所以，林贼一伙把我当反革命政变的“可借用力量”，确实不是偶然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到杭州后，由于同陈励耘观点一致，气味相投，就产生了严重的宗派主义，互相吹捧，互相拉拢，互相利用，出现了诸如“二十五军”、“你们的党委就是我们的党委”、“你们的首长就是我们的首长”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口号。接着就搞了一系列所谓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的“决定”、“决议”和“纪要”，在全省大树二十军、空五军的威信，实际上是树立我和南萍同志以及陈励耘的威信，严重地分裂了驻浙整个部队，破坏了革命团结。在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的支配下，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年，我几次去上海，都不住南京军区在上海的招待所，也不找上海市委，而住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把自己送进林贼一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黑窝里去了。在那里，我同王维国一伙打得火热，互相吹捧，相互请客，一起看戏。王维国一伙吹捧我是“空四军的老前辈”、“老首长”，甚至荒唐地称我是“二十九军”军长。我听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也到处讲王维国的好话，称他是有“能力”、“支左好”、“是个能力强的政委”，为他涂脂抹粉，制造舆论。
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王维国一伙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千方百计地网罗死党，培植亲信，他们对我的拉拢、争取，也确实是无孔不入、费尽心机的。他们投我所好，肉麻地吹捧我是“老司令”、“老军长”、“二十五军”军长、“二十九军”军长。我需要看病，陈励耘就把医生领到我家里。后来因我病重，到了上海华东医院，他就经常派人到医院，对我进行感情上的联络。我老婆在家生病，他们就把她接到空军疗养院住。到了冬天，陈励耘又派人把一车煤送到我家里，他还给别人说：“老司令现在没有人关心，我们要关心。”我的一个女儿已经退伍参加地方工作了，陈励耘又把她接到空五军重新入伍，后送进大学。陈励耘还送给我芒果、茶油、苹果、桂元等等物品，并说“芒果来之不易，尽管坏了，也送给你看一看”。对于这一切，我当时不仅没有感到是个严重问题，反而感到陈励耘、王维国确实对我“关心”、“照顾周到”。我就到处讲他们的好话，给他们写感谢信，同时要省军区、二十军也给空四军送鱼、送茶叶。
几年来，我为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做了许多事情。主要的有：
①我在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把杭州××处双手交给了反革命分子陈励耘，给他进行反革命活动创造了特殊的有利条件。杭州××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由省军区部队管的。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根据当时省军区部队情况，确定由二十军组建了三个连接替××处，由二十军、空五军抽调干部共同管理。陈励耘为了反革命活动的需要，多次提出“两家管不方便”。一九六九年冬天，陈励耘和南萍同志经过商量后，就来动员我，说是“两家管，头很多，而且编制、兵员都不好解决，交给空军管好了。其它地方也是这样搞的。”讲着讲着，就把一份已经写好的报告要我签字。我为什么会同意他们的意见呢？因为当时我有几个十分错误的想法：(1)感到交给省军区不放心；(2)错误地认为南京军区领导对我们不信任，在编制、兵员上卡我们，交给空五军管，南京就管不到了；(3)对陈励耘是非常信任的，认为他是吴法宪所信得过的人，他可以不经南京空司而直接受吴法宪的领导。因此，我在报告上签了名。就这样，以我和南萍同志两个人的名义报了上去，结果把如此重要的领导权，双手交给了反革命分子陈励耘。陈励耘利用××处的特殊有利条件，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林贼的死党分子一个一个地窜进××处，进行罪恶活动，直接威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危。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就是在××处同陈励耘一起研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现在回想起来，由于我的错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造成这么大的危险，给革命事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深感痛心万分！这是我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过！
②反革命工程“七○四”，现在看得很清楚，不仅仅是陈励耘为了讨好林贼而建，而且同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林贼死党陈励耘确实耍尽了阴谋手段，欺上瞒下，软硬兼施，盗用中央名义，不惜一切代价，建设这个反革命工程。而我出于对林贼积极投靠的心理，也大力支持这个反革命工程，进行极为卑鄙肮脏的政治投机，耗费了国家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1)动机不纯，认为“搞好了，也有我一份”，可以巴结、讨好林贼。所以，在没有接到中央任何正式指示的情况下，轻信了陈励耘的鬼话，积极地支持这个反革命工程；(2)违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动用这样巨大的地方经费，我没有提出要在省委常委中讨论，而是看到南萍同志和陈励耘签了字的条子，也就跟着签，结果，我们三个人就动用了几千万地方经费；(3)在设想“七○四”工程开工之前，我去看过地形，也研究过图案。工程展开以后，我又不管不问，任其随意扩大，成了“无底洞”。这是我无视党纪国法，用人民的血汗去讨好林贼，对党、对人民犯下的又一严重罪过，也是我为林贼一伙搞“571”反革命服务的一个突出事例。
③去年九月上旬，林贼死党周建平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我听信了周建平的鬼话，积极地搞了一个浙东南地区作战的“联合指挥部”，我还说：“不仅要统一指挥，还要统一方案。”现在我认识到，周建平搞这个“联合指挥部”，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他是企图利用这个合法的指挥机构，对驻浙部队实施指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变服务。我这样做，正好帮了林贼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忙。
④林贼一伙妄图固守浙江，并准备在政变失败以后到××××山区打游击。而我们一系列军事上的部署，也放在××，如一九七○年，我和南萍同志决定，省革委会、二十军、省军区的后方基地放在××，亲自去看了地形，审查了在××新建广播电台的方案，把××的三线工厂迁到××等等。我这样做，正好适应了林贼一伙妄图固守浙江，在××山区打游击的需要，为他们创造了条件。
⑤林贼一伙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提出，要利用空军的机动性大来发动政变。而我和南萍同志在浙江大搞机场和公路跑道的建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决定用地方经费修建八条公路跑道，对这些工程，我都是大力支持的。一九七一年一月，我在×××的陪同下察看过××洞库，以后又主持搞××工程。一九七一年七月，我路过金华时，交待××地区搞好××机场的扩建。现在看得很清楚，我这样搞，是支持了林贼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⑥“571”反革命纲领提出，四、五军要进行地面训练。而我在一九七○年、一九七一年都曾经同意从二十军派干部、战士去帮助五军搞步兵战术、技术训练。当时我还认为是兄弟部队之间的正常帮助，现在我认识到，这是在为陈励耘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
⑦一九七○年冬天，陈励耘以“给中央首长看病”为名，派人物色医生。去年九月八日，陈励耘提出要准备十几个医生，随叫随到，很显然，这是为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需要，而我在九日表示“照办”，这就忠实地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了务。
至于去年九月九日下午三点钟以后，我和南萍是否同陈励耘开过会的问题，我反复回忆，没有这个印象。我可以向党、向同志们保证，陈励耘确实没有给我交过“两谋”的底。但是，我认识到，尽管我不知道“两谋”的底，而我所做的许多事情，是为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的，是同他们站在同一条贼船上的。
我为什么会投靠林贼资产阶级司令部、上他们的贼船呢？这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林贼死党陈励耘的拉拢、南萍的影响，固然是两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由于我的积极投靠。我参加革命以来，没有认真学习主席的思想，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私心杂念重。特别是这几年，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自以为一贯正确，滋长了做官当老爷的坏思想。我想的不是怎么样把革命进行到底，而是追求生活享受，追求名利地位。甚至十分露骨地发泄对党的不满，公开向党伸手，连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也产生委曲、不满，怀疑是军区领导搞的鬼。为了达到自己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目的，我就拉关系，找靠山，搞宗派，政治投机，看到陈励耘的后台硬、大腿粗，我就积极向他靠拢，只要有机会，就进行巴结、讨好。我的物质生活待遇已经很高了，可是始终感到不满足，我完全忘了本，忘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要求，忘了党的工作，变了质。林贼死党陈励耘、王维国就抓住我的这个根本弱点，投我所好，乘机拉拢，把我从思想上抓了过去。一个靠，一个拉，就结合到一起去了，做了他们的俘虏，上了贼船，当了他们的帮凶。尽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但是，我站的立场，是林贼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我执行的路线，是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所做的一些事情，也正是林贼一伙搞反革命政变所需要的事情。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林贼一伙的“借用力量”，而且已经被“使用”了好几年，为他们服务了好几年。我完全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多年教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回想这些，真是悔愧交加，内心十分沉痛。
林贼一伙为了搞他们的反革命政变，对各地区的部队采取了“一块一块抓到手”的反革命策略。我同南京军区领导的长期对抗，正好适应了林贼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需要，这是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又一个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同军区领导对一些问题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本来是容易解决的。但是，由于我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作怪，加上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的挑动，使我对军区领导的态度，从不满发展到对抗，扩大了矛盾，破坏了团结。
一九六九年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南京军区领导，从当时稳定全国形势这个大局出发，支持了省革委会。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出于分裂军队的罪恶目的，背着中央，给我和南萍同志作了违背中央精神的黑指示，胡说什么“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人家各个击破。”他们所说的“人家”，就是指南京军区。很明显，这同中央“一月会议”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完全是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分裂军队，破坏团结。可是，由于我自以为正确，把军区领导看作对头，所以接受了黄、吴的黑指示，加深了同军区领导之间的裂痕。当时，还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支持。
“一月会议”结束之后，我和南萍以及林贼死党陈励耘，以“战胜者”、“正确者”自居，忘乎所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在传达的指导思想、内容、范围等方面，都违背了中央的指示，违背了“一月会议”的基本精神，在全省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散布了大量的消极的东西，对军区领导进行影射、攻击。表面上是在批判省军区的几个领导同志和军区工作组的陈德先同志，实际上是在发动群众批判军区。这个传达，时间相当长，影响特别坏，后果极为严重。
一九六九年七月，军区召开党代会，我带着“过去是受压者，现在是胜利者”的错误情绪去参加会议。我参加了预备会，对会议的指导思想、工作报告、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名额的安排，我都是清楚的，而且是同意的。但是，当省军区、二十军的部分代表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后，我不仅没有按照“九大”路线的精神做工作，相反地带头散布对军区领导不满的错误情绪，煽动这两个单位的代表反对军区。特别是南萍同志参加会议之后，把大家的思想带到更加错误的方向上去了。在他的煽动下，对抗军区的劲头也更足了，对党代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一再进行刁难，强词夺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和态度，破坏了党代会的正常进行，破坏了“九大”路线，给大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党代会结束后，我和南萍同志还要二十军、省军区向中央写报告，告军区的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明明是我们破坏了大会，却倒打一耙，指责军区不按“九大”路线办事。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已经全部交出了。
我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同军区领导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区领导为此做了许多工作。毛主席每次到杭州，都要给我们谈这个问题，去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专门作了光辉的“四·二四”批示。可是，我被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迷住了心窍，被所谓的一贯正确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去。“四·二四”批示下达后，我文过饰非，拒不执行，不仅不检查自己在立场上、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反而要军区向自己认错，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
由于我的立场错了，执行的路线错了，所以同军区领导感情上格格不入。军区指出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就认为是找我的岔子；上级给省军区派来几个领导同志，我就认为是带着“南京观点”来的，对他们不信任，甚至不让两个副司令、一个副政委参加党委常委，胡说什么都参加常委就不好弄了。同时，我催促有关部门把自己信得过的几个干部报上去，以此对抗军区。我生病时，田普同志受军区首长的委托到医院看望我，我却认为是盯着我，进行恶意攻击。军区工作组来检查工作，我又十分敏感，认为又是来搜集材料的。这完全是一种闹独立王国的表现。
我为什么要同军区长期对抗呢？从我的思想来检查，主要是个人主义严重，“一贯正确”的思想作怪。平时，我对军区就有不满情绪，认为在职务上压了我，时常讲“我是当了二十年的军长”、“是块废料”、“是废料利用”，发泄对党的不满。一九六八年，军区领导找我和南萍同志谈话，指出我们工作中的问题，我又认为在压我。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会议”，我就错误地认为自己胜利了，处处以“正确者”自居，对军区领导的错误态度恶性发展了。我在军区党代会的错误态度和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其目的，都是企图证明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而军区是错误的。
我为什么敢于同军区长期对抗呢？因为我得到了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的支持，所以胆大妄为，有恃无恐，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当作耳边风，既不执行，也不传达，同军区领导长期对立。最突出的就是“一月会议”期间，黄、吴的黑话就是支持我们反对南京。在温州开枪问题上，黄永胜也是支持我们反南京。一九六八年，二十军在温州支左中开了枪，军区领导多次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中央军委发了通报，我们作了检讨。可是在“一月会议”期间，黄永胜却说：“当时如果知道你们那里情况那么复杂，就可以不通报了，打个电话就行了。”我听了黄永胜这个黑话，十分高兴，认为中央(其实就是林贼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支持我们的，就是南京同我们过不去，所以对抗军区的胆子就更大了。回来以后，还把黄永胜的黑话当作“中央首长指示”到处传播。
我对军区领导的这种错误立场、错误态度，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来分析，就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在为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服务。林贼一伙为了搞反革命政变，就一定要分裂党，分裂军队，妄图“一块一块地抓到手”。我这样做，正好适应了林贼一伙的需要，我为林贼一伙的政变阴谋出了力、效了劳，做了帮凶。
林彪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以后，我没有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更没有发动群众把浙江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揭开，而是捂盖子，定调子，对抗中央的指示，压制群众的揭发，破坏了全省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认真地清理自己的思想，接受群众的审查。而是到处奔走，表白自己，用同陈励耘的所谓“矛盾”和“斗争”，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欺上瞒下，把自己洗刷得一身清白，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
《“571工程”纪要》发到省委常委的时候，我丝毫不联系自己的错误，用“警惕性不够”，“没有认识林彪、陈励耘是反革命”来进行掩饰，并且继续表白自己，说什么“我对陈励耘没有什么好感”，“住巨鹿路，主要是熟悉、找医生方便”，欺骗省委常委，欺骗群众。
在这段时间，许司令、张政委、王洪文同志曾经多次给我和南萍同志谈话，指出我们的错误，要我们争取主动，广大群众也强烈地要求我们联系自己实际进行揭发批判。但是，我始终采取抵制、对抗的恶劣态度。去年十月份，春桥同志非常严肃、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和南萍同志的错误，启发我们觉悟。十二月初，王洪文同志受许司令的委托，专程到杭州，要我认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既不向常委同志传达，也不认真进行检查，就事论事地讲了几件事，企图蒙混过关。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把林贼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发到全党进行批判的时候，再捂盖子已经捂不住了，我又到处打包票，定调子，企图继续骗取群众的信任，阻挠群众起来揭发我的错误。我在许多地方散布：“我是干净的，我没有沾边。”在这段时间，南萍同志借故躲开，进行幕后指挥，炮制了“二十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同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没有任何联系”的结论。我赤膊上阵，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去讲，接连给五个会议二千多个县、团干部作了报告，在军内军外捂盖子，流毒全省。省军区和建设兵团的同志对我的这种恶劣态度提出批评时，我就以势压人，横加指责，严重地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今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对浙江工作作了两次重要指示，由于我的立场没有转过来，加上南萍同志的歪曲传达，我认为自己又正确了，别人又错了。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十分错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自己有利的大讲特讲，对自己不利的就加以封锁，甚至用被歪曲了的中央指示去压制群众，使全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出现更大的阻力，又一次对抗了中央。直到三月下旬，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我还带了有关省军区团以上干部会的材料，企图告状，继续对抗这场斗争。
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捂盖子呢？一句话，就是怕牵连自己。因为在这场斗争中，我站错了立场，同林贼的一伙死党分子打得火热，情投意合，言听计从，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做了许多坏事。所以，我就怕群众追问我同陈励耘等人的关系，听到别人提“陈励耘一伙”就很敏感。同时，还怕揭发了这些问题以后，丢掉面子，失去威信。因此。我就采取起初表白自己，继而捂住盖子，最后压制群众的错误态度，达到不让群众讲话，以求过关的目的。结果，使自己在“九·一三”以后还继续站在林彪一伙的立场上，为已经被粉碎的林彪反党集团效劳，破坏了全省的这场斗争。我的这种错误态度，不仅没有能开脱自己的罪责，反而使自己越陷越深，错误越犯越大。
党中央召开的“一月会议”，从当时的大局出发，支持了省革委会，也端正了省军区部队的方向。可是，我自居正确，不顾大局，背离了“一月会议”的基本精神，层层揪斗所谓资反路线的代理人，使省军区部队出现新的分裂。我只相信少数同志，不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用几个所谓“路线觉悟高”的人组成“学办”、“工办”、“党办”，代替了各级党委，破坏了我党我军的传统。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再进行打击、排斥，指责他们“屁股没有转好”，甚至扣上“翻案”、“否定一月会议”等帽子，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机关走上正常工作以后，我仍然保留“党委办公室”，实际上是我个人的“办公室”，凌驾于党委、机关之上，发号施令，破坏了党的领导。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省军区的整党、建党、清队、一打三反、写干部评语、清查“五·一六”等工作，都出现很大的干扰，问题很多。为了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在我和南萍同志的错误思想上，我们两人不顾其他常委的反对，在去年二月召开了省军区全委会，把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当作“个人意见”抛出去，对其他常委搞突然袭击，制造了分裂，影响极坏。
在党委内部，我用家长制代替民主集中制，“一言堂”代替“群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个人说了算。凡是我决定的问题，就不允许别人改变，开起会来，都是我一个人讲，滔滔不绝，没完没了。讲的又往往都是些废话、空话，甚至错话。既不听别人汇报，也不同大家商量，讲完就走。别人一讲话，我就扯东插西。遇到分歧意见，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甚至动辄训人。我这种骄横的思想作风，恶劣的军阀主义残余，严重地破坏了我党我军的传统作风，给部队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
我认为，林贼死党陈励耘和南萍同志，在舟山问题上采取了一条“拖”的方针，把舟山问题“拖大”，把要塞区部队“拖垮”，把军区“拖下水”。我的主要错误是，派性十足，不按照“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处理问题，死抱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观点，压制一派群众。对舟山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要塞区抵制了我们几个人的错误路线，我就指责他们反对省革委会。毛主席亲自批了中央〔1970〕18号文件以后，我仍然坚持错误的立场，不作自我批评，继续压制要塞区和一派群众。舟山问题“久拖不决”，给海防前线的战备、给舟山八十万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的损失，我负有重要责任，这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更为错误的是，我把责任推给军区，认为军区支持了要塞区，插手舟山问题。由于我自以为正确，所以，舟山地区建立革委会后，我仍然指责要塞区不听省革委会的话。因此，在去年七月六日南萍同志召集的七人会议上，我也发表了错误的意见，中心意思就是指责要塞区。当时，各地区同志在杭州听取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我记得在七月五日的下午，南萍同志对我讲，现在有些情况要给下面讲一讲，人数不要多。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内容，我觉得利用开会的机会给地区同志谈谈心总是好的，就同意了。第二天，由南萍同志自己通知了七个地区的负责人。会上，几乎都是南一个人讲，一开头就说：“浙江的问题解决没有？我认为没有解决。”接着就集中地讲了舟山问题，把舟山地区革委会讲得一无是处。还说：“请你们注意，这股风可能刮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事先不知道南萍同志要讲的内容，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在他讲完以后，我也跟着说了一些错话，除了指责舟山以外，还指责了省军区新来的几个领导，散布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东西。具体话记不清了，因为当时的记录本已经交给常委同志审查了。这个会，从会议的本身、到会议的内容，都是十分错误的。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给党的工作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而且觉悟得很迟。毛主席、党中央在不断的挽救我，军区首长在教育我，同志们在帮助我。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认真学习，接受教训，痛改前非，继续革命。我一定继续清理自己的思想，继续检查自己的错误，坚决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请同志们继续对我进行揭发批判，帮助教育。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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