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2-7-15 作者：梁兴初
梁兴初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参加了最近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阅读了大量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材料，再次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铁的事实使我更加认清了林彪这个死有辜的卖国贼，是个地地道道的一贯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的大坏蛋，更加激起了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无产阶级义愤。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林彪这个政治骗子，在摧毁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后，又率领全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所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我旗帜鲜明地上了贼船，参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了极其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叛徒、卖国贼林彪自我爆炸以来，毛主席和党中央几次把我叫到北京，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启发我，挽救我，一次又一次给我检查交代错误的机会，但由于我根本立场未转变过来，觉悟低，不敢脱裤子割尾巴，对自己的严重错误一直躲躲闪闪，检查交代很不像样子。我这样一直执迷不悟，几次丧失时机，真是错上加错。我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耐心挽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几十年对我的培养教育。越想越感到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悔恨交加，痛心万分。如果我还不幡然醒悟，那就只有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重新认识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悬崖勒马，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
1．我和林彪一伙早有宗派关系，把他们作为靠山。我过去较长时间在林彪底下工作，和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也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好多年，和他们结下了宗派感情。林贼一伙窃踞中央领导职务后，我更认为他们是个“好靠山”，积极巴结他们，同他们打得火热。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调我到四川工作，林贼就找我到他家谈话，别有用心地说：“过去对成都、武汉不放心，现在，你们到成都去了，放心了。”我对他的这些黑话奉若至宝，错误地认为这是他对我的“信任”“重用”，对他感恩戴德。我到四川工作这几年，通过作报告、写文章，为林贼一伙大造舆论，树碑立传，同时，曾先后以我个人名义写信向林贼一伙报告情况、反映问题、要干部、告黑状达十次之多。一九六八年夏季，当时军委办公厅去了一个干部告诉我，林贼可能要来四川，我就马上在成都为林贼准备了房子，我的这些作法，深受林贼一伙的赏识。
2．我接受了林贼的黑指示，把温玉成安在成都军区。一九七○年五月底我到北京治病，当天下午，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找我谈，他说：“温玉成要调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并说：“这是林×××的指示，要放在成都。”六月三日晚上，林贼死党黄、吴、李、邱又把我叫到西山，由吴法宪给我谈了温玉成的问题。吴除谈了温的历史问题外，还假惺惺地告诉我说：“温在北京工作期间是反毛主席和江青的，也是反林×××和黄永胜的。”“温到成都去，要他管部队工作和国防工业。”我按照他们的黑指示，把温放在成都军区保护起来。其实，温玉成所谓反林×××和黄永胜完全是假的，而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才是真的，他们完全是同伙。他们要我窝藏温玉成这个坏人，充分说明对我的“信任”；我忠实地按他们的黑旨意办，充分说明我对他们的“效忠”。
3．我与林贼一伙关系密切，臭味相投。几年来，我为了讨好他们，曾多次给林贼和黄、吴、李、邱送水果、花生等土特产。我每次去北京开会，黄、邱或其老婆也常来我处，问长问短，联络山头感情。一九七○年六、七月间，我在三○一医院治病，叶贼曾要我两次到他家看电影。第一次去，见到了林贼，未讲话。同时在那里看电影的还有陈伯达和黄、李一伙。邱会作老婆胡敏也要我到他家吃过一顿饭。一九七一年一、二月，我在北京参加军委座谈会，曾先后到黄、吴、邱家吃过饭。这是林贼一伙借机搞宗派活动，拉关系，笼络人心，为他们搞反革命政变作准备。我对他们的这种阴谋手段不仅毫无警惕，而且还认为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特别是能到“副统帅”家去，感到机会难得，非常“荣幸”。我是自愿上钩，积极上贼船，以至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参与了林贼一伙发动的反革命和平政变。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林贼第一个跳出来向党猖狂进攻，发出了反革命的动员令。我在西南组小组会上，表示拥护林贼的“讲话”，支持他的反党纲领。
吴法宪在西南组放毒的当天晚上，他把我和谢家祥同志找去，对我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们是老同志，一定要表明态度，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吴还说：“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上写上‘三个副词’，反对学习‘老三篇’。”他还恶毒污蔑说：“这个人就是×××，你们不要同别人说，要保密。”我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既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也不调查，问个为什么？回来后，就按照吴法宪的调子，积极在小组会上发言，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是林贼一伙发动的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一员干将，充当了他们的帮凶，积极地、自觉地和他们站在一起，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指示和删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我是知道的。但当吴法宪有意造谣，我却听信了他们的谣言，这充分说明我立场上有问题，站在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主席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光辉文献，粉碎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后，我既没有揭发吴法宪的阴谋活动，又没有交代自己的问题，妄图蒙混过关。会议结束后，我还到黄永胜那里去告别(李、邱也在场)，表明我继续对他们的支持。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贼一伙拒绝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和挽救，丧心病狂地加紧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炮制出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实现他们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林贼死党刘锦平按照“571工程”反革命纲领窜到成都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我同刘锦平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七月十六日，我去万县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回成都，刘锦平和郑剑(成都民航原政委)在机场迎接我。我们一同到候机室休息时，郑剑以“民航要扩大，飞机要增加，人员不够用”为由，向我提出要五十名“随机乘务员”和二、三十名干部，我当即答应可以，并要他们写报告。以后他们写来报告，我就批示有关部门给予办理。据后来揭发，这五十名所谓“随机乘务员”是准备搞王维国式的教导队，这才使我大吃一惊。
刘锦平在成都期间曾三次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有事要见我，我因当时事情较多，一直没有见刘。七月二十三日，我要刘到我家吃饭，这是我同他的第二次接触。刘到后，首先向我肉麻地吹捧小林贼的所谓“讲用报告”，并试探我的态度说：“空军四次党委扩大会上，对林立果的讲用稿印不印发的问题有争论，有的要求多印发，有的不同意印发。”我当时心想，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也可能“活学活用”得好，就表态说：“如果是活学活用的经验就应该印发。”
他还说：“快开四届人大了，四届人大前，要开三中全会，对黄、吴、李、邱这些有错误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日子不好过。”这是林贼死党预感到他们的末日就要来临，散布和发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不满，同时，也是企图利用我同他们的宗派感情来拉拢我，以便唤起我的同情，使我在他们的反革命泥坑中越陷越深。
刘锦平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串连我，我也自愿地同他勾勾搭搭，搞阴谋活动，为他们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做准备。我这是又一次为他们搞反革命政变效劳、服务，我确实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
1．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指示，立即收回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那个“讲话”，但我却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认为林贼讲得“好”，私自偷抄了一份带回四川，如获至宝，在多次讲话中贩卖过其中的一些谬论，我胡说什么林彪“讲的天才和陈伯达讲的天才不一样。”“不承认天才就要犯错误。”我这是替林贼放毒，为林贼篡权复辟造反革命舆论。也是继续坚持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党纲领，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去年，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时，我把林贼的这个“讲话”又带去了，贵州省张荣森同志的秘书拿去看，结果他又抄了，流毒贵州，造成了更加恶劣的影响。特别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在纪念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时，我在军区战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抄黄、吴、李、邱歪曲历史的一些反动谬论，对林贼进行肉麻地吹捧，大喊大叫“要保卫林×××。”
2．我死保林彪反党集团。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名要吴法宪作检讨，这个事，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有揭发吴法宪串连我搞阴谋活动的问题。我是有意保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吴过关。一九七一年一、二月，我参加了军委座谈会，我不仅没有在会上揭发林贼一伙的问题，而且在他们所谓征求意见时，还无耻地吹捧说：“军委办事组这几年是‘高举’、‘紧跟’的，在部队建设、战备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回到成都后，在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指示时，我还说：“批是批了，批得不够。”我这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继续为林彪反党集团涂脂抹粉。
一九七一年四月下旬，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次会议，周总理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明确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揭发林贼一伙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回成都开会时，当张国华同志向到会同志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后，我对韦杰(军区副司令员)同志说：“老韦，你听着，不要上当，不要受骗！”我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抗中央。我不仅思想立场没有转过来，而且对他们一伙还抱有幻想，总以为他们不会垮台。当林贼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央发出了61号文件，宣布黄、吴、李、邱离职反省，彻底交代之后，我仍然和他们划不清界限，拒不揭发他们的问题。妄想继续捂盖子，这说明我从始至终都在保他们，我保他们也是为了保自己。
3．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并造谣中伤中央负责同志。林贼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下午，张国华同志告诉我：总理打电话告诉他，北京那个在庐山会议上作报告的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往北跑了，我由于紧跟林贼，根本就不怀疑是他，反而错误地猜疑是别的领导同志，并极端反动的对军区个别领导人讲：“中央(××)同志逃跑了。”这是有意造谣和恶意中伤，也是我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我还打电话找黄永胜，询问飞机逃跑的事，总理已经打了招呼，我还打电话问黄贼，这是极端荒唐的，是在继续搞阴谋活动，说明我只相信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不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
去年十月，在军区支左领导小组会议上，当有人提到毛主席对叶副主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评价时，我却公开攻击叶副主席说：“二月逆流还是有点糊涂”，我这是直接对抗毛主席对叶剑英同志的评价，也说明我中林贼一伙造谣诬蔑老干部的毒很深。
4．我长期隐瞒自己的错误，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毛主席、党中央给我多次改过的机会，但我执迷不悟，长期隐瞒自己的错误，不向党作检查交代，特别严重的是去年十月初，我给毛主席写信作假检讨，欺骗毛主席，十一月初，中央找我到北京，在政治局接见的第一次会上还说假话，当总理问我见没有见过刘锦平，我说没有见过，这是当面撒谎，对党不老实不忠诚。在政治局接见的几次会议上，我也没有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和揭发问题，更没有痛痛快快地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直到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我才揭发交代了吴法宪串连我和谢家祥同志搞阴谋的罪行。
我对林贼一伙是那样百般“效忠”，拼命保他们，而对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挽救不仅迟迟不觉悟，而且耍两面派手法，不讲老实话，甚至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两相对比，再好不过的说明，我的政治立场错了，我的思想感情也变了，我对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个一面派，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两面派，检查起来，确实感到后怕，我已走上多么危险的道路啊！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地把林贼一伙坏蛋揭露出来，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挽救我，我将在他们的反革命陷阱里越陷越深，甚至最后毁灭自己的政治生命。
我的个人野心首先表现在另立中心，分裂党委，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突出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去重庆。这是一次典型的另立中心的分裂行动。我和张国华同志来四川工作后，起初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但由于我陷入资产阶级派性，加之我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的恶性发展，逐渐在一些问题上同张政委有些不同的意见，我的不同意见，我并没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拿到党的会议上讨论，也没有很好地同张政委研究。而是自以为正确，信口开河，随便在群众中表态，公开唱对台戏。当这种行动还不能达到我的个人目的的时候，就进一步发展到另立中心，搞分裂行动。
我在重庆期间，全省很多地方的群众组织去找我。我不经党委讨论，也不同张政委商量，无视党的纪律，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大放厥词，随便表态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大搞支一派压一派，从另一个方面干扰和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当时群众中曾流传“四川有两个中心”，这确实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多中心”是我搞起来的，另立中心的就是我。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很快发现了我的错误，周总理严肃地指出我在重庆的讲话是错误的，我不仅不承认错误，甚至公开对抗中央的指示，狂妄地给总理的秘书打电话，质问总理的批评“有什么根据”。我从组织上搞分裂已经进而发展到对抗中央的地步。我所以敢这样放肆，就是依仗着林彪这个大后台。鉴于我的错误的严重，张政委又亲自到重庆来教育我，帮助我，要我很快回成都。我对张政委的诚恳忠告，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认为张政委是错误的，从而，使我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二次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批判了刘、张的错误以后。本来，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解决四川问题的各次会上，都对我的错误有严肃的批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一次接见我们几位负责同志的会上，周总理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重庆讲话的批评，又一次严肃指出我那次去重庆的严重错误。我对这些批评，虽然表面上也作了检讨，但并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教训，反而认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刘、张的问题，“我是反刘、张的”，以“胜利者”自居，更加飘飘然起来。在这次中央会议以后，一直到我的错误总暴露的这段时间里，我搞“多中心”的错误更加发展，我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反刘、张的英雄”，目无组织，凌驾于党委之上，我吹我的号，我行我素，无视党委的集体领导，破坏党委的集中统一，又一次造成军区党委和省委内部的分裂。
我的个人野心还表现在排斥、打击张国华政委、李大章政委，妄想当成都军区和四川省的第一把手。由于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把张、李政委视为推行错误路线的眼中钉，在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对张、李政委进行种种排斥、打击。
我到处讲张政委、李政委的怪话，造他的舆论，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张、李二同志。我曾散布说：“四川的工作打烂仗”、“张国华作风拖拉，误大事情”、“张政委和稀泥，偏向刘、张一边”，中央“一二·二五”批示后，我又散布“张政委捂盖子”、“怕揭到他头上”等等。说李政委“对军队没有感情”，“年纪大了，老框框多”等等。有时甚至采取造谣惑众，突然袭击的手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比如，我曾在一次干部会上，擅自宣布“刘、张挂起来，靠边站”，在另一次党委扩大会上，我又不经军区党委和省委，在张、李政委讲话后，擅自宣布“刘、张是‘五·一六’，张西挺是叛徒”。我的这种可耻手段，完全是标榜自己“正确”，打击张、李二同志，捞取政治资本，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我向林贼告黑状，妄图撵走张、李二同志。我采取造谣诬蔑，无中生有的卑劣手段，曾多次向林贼写信，告张政委的黑状，实质上是想借林贼的权，把张政委调走。我曾对有的同志散布说：“我这个人也可以当一个政委，我已上报要改行当政委”。造张政委要调走的舆论。一九七○年年底，军区胡继成副司令员去中央开会，我要他向中央建议把李大章同志调走。我通过一些我认为信得过的同志，控制军区机关的一些实权，企图架空张政委。我曾对军区一位副参谋长说：“给你交待的工作，不要这请示那请示的，办就是了。”意思就是不要他向张政委请示工作。在我的错误影响下，张政委对军队很多工作无法过问，军区的事情就是我说了算。
在我的错误影响下，我老婆任桂兰在军区门诊部目空一切，飞扬跋扈，散布流言蜚语，讲张政委的坏话，攻击张政委。张政委长期有较严重的糖尿病、心脏病。她身为门诊部副主任，不仅对张政委的健康漠不关心，不积极组织治疗，而且利用职权，调走了熟悉张政委病情的医生：张政委通过北京有关单位调了个对糖尿病有研究的医生，也以种种借口不让在成都安排工作，她这种种极端错误的做法，丧失了应有的无产阶级感情，令人难以容忍。
我和张国华同志在红军时期就在一个连队工作，他是指导员，我是连长，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本应团结得更好，共同搞好革命工作。但是，我却同他格格不入，以至对他进行种种打击、排斥，我越想越感到心情沉痛，内心受到严厉责备，实为党纪所不容。
在这长时期的过程中，张国华同志总是以党的事业为重，处处团结我一道工作，并对我的错误进行原则的斗争。他是坚持党性原则的，顾全大局的。直到这次在揭发批判我的错误中，张国华同志始终没有提到我对他的打击排挤，仍然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对我进行耐心诚恳的批评帮助。事实证明，张国华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名好干部。张国华同志现在逝世了，我有责任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告诉同志们，以正视听，以肃清和挽回我的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
1．大堆山头。我来四川工作后，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对成都军区原来一些领导同志不信任，长期“靠边站”，不予解放。而另一方面，曾多次给林贼一伙写报告、当面谈，要求把陈仁麒等同志调到成都军区工作，甚至和陈仁麒同志密谋，通过吴法宪把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郁文，弄到军区当政治部主任，我未经党委讨论，又未同张政委商量，自己写电报，并签署后才给别人看，实际上是强迫别人同意，上报把有的同志提为副司令员。我背着党委，和陈仁麒、谢家祥同志密议，准备把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同志提升担任军区领导职务。我还坚持要把自己认为信得过、听我话的人提为参谋长。我未经党委讨论，不同任何人商量，就私自向上、向外单位要干部，这既是宗派主义，又是非组织活动。
我的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对待干部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为亲”，甚至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出发，和我合得来的干部就接触多，无话不谈，拉拉扯扯；对合不来的干部就冷言寡语，很少接触。在干部使用上，谁对我好，就亲谁，重用谁；谁对我不好，就疏谁，甚至排斥打击。如对五十军政委郑志士同志，我不仅歧视打击他，而且告他的黑状，想通过林贼一伙把他调走，另派自认为信得过的人去当政委。
2．大搞“以我为标准”划线。我自认为，四川这几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看法和作法都是对的，把自己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特别是中央“一二·二五”批示下达后，头脑膨胀，忘乎所以，洋洋得意，以“胜利者”、“反刘、张的英雄”自居。实际上，无数事实说明，我在对待群众问题上，也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这是宗派主义的又一种表现。我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派性反资产阶级派性，以极“左”反极“左”。以后我以搞“批清”运动为名，打击、压制、迫害干部和群众，就是我的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3．我支持了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的反革命活动。现已查明，林贼一伙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多次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丁钊是林贼一伙安在成都的一个“钉子”。去年，我和丁钊有过几次接触，并支持过他的“工作”。去年八月，丁钊去空军拉萨指挥所，名义上是帮助整顿党委，实际上去搞阴谋活动，他用小林贼的“讲用报告”在那里搞“路线”站队。临去时，他打电话告诉我，我表示同意他去。同一个时期，丁钊还要在空三十三师搞所谓学习空九师的防事故经验，实际上是宣扬小林贼，我也表示同意。我支持丁钊在空指为林贼父子大造反革命舆论和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积极追随林贼一伙，丁钊又是他们的同党，这就在政治上建立了共同的基础。丁钊交代说：军区有我，是“幸福”，“任何情况下，要听梁司令员的指挥”，一语说穿了我和丁钊等人的关系。
总之，我大搞宗派，大堆山头是不遗余力的，我千方百计地扩大势力，搞自己的一帮子人，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紧跟林贼一伙这个大山头，这实质上是为林贼一伙营造反革命根据地。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明确指出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但是，我却没有按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这个指示办事，反而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也讲要搞批陈，但实际上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批清”运动上。去年三月初，在军区党委、四川省委召开的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布置“批陈整风”时，我在会上的讲话不把“批陈”作为重点来讲，反而大讲特讲批刘、张，说什么“刘、张和陈伯达是一样的，批刘、张就是批陈伯达。”给四川的“批陈整风”定了调子。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是强调要把“批陈”和“批清”结合起来，实际上只搞“批清”不搞“批陈”，以“批清”代替“批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从而，把四川的工作引向了邪路，使四川的“批陈整风”运动受到了严重干扰。我的这个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是我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的组成部分。
在“批清”运动中，我大搞“以我划线”，打击和压制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给他们扣上“跟刘、张跑的”、“跳得高”、“极‘左’派”、“打谢反梁”、“反军乱军”等种种罪名。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和指导下，从军队(主要是军区机关)到地方，各级都办了许多“批清”学习班，对一些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进行批判、斗争。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阶级阵线，扩大了打击面。而且，把这些干部长期放在学习班，不落实党的政策，不分配工作，甚至有的单位还以“不可靠”、“不能用”为由，随意调动他们的工作，作了不恰当的处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我的这个错误是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我紧跟林彪反党集团是分不开的，是推行他们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又一铁证。林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一批老干部打下去，黄、吴、李、邱在他们把持的单位也是大搞“以我划线”，打击和迫害了不少干部。我搞的所谓“批清”运动，与林贼一伙所推行的同出一辙。全省的整个“批清”运动，是在我的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搞起来的，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下面。我的这个错误，造成了四川的群众、干部、军队一直没有很好地团结起来，使四川的革命和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造成落后的根子主要就是我。我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我深感痛心。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受我打击和压制了的干部和群众。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他们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一、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自认为早已无产阶级“化”了，这一生跟毛主席跟党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忽视思想改造。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更缺乏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总以为“差不多了”、“过得去了”。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就必然站在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路线一边，就必然站错立场。
毛主席教导说：“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必然是两种态度，两种感情。几年来，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符合自己的就贯彻，不符合自己的就不贯彻，有些问题还顽固对抗。相反，对林彪一伙，我则是积极投靠，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生怕跟不上，从来不打什么折扣，以至发展到和他们一起搞阴谋，替他们搞反革命政变效劳、卖力。我的严重错误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我忽视思想改造的必然结果。
二、我没有认真看书学习。我长期不读马列的书，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觉悟很低，思想上分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脑里马列主义很少，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却很多。因此，常常闹出大笑话。我竭力推行“以我为标准”，以极“左”反极“左”，都生动地反映出我思想上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分不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毛主席对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早有明确指示，而且我都知道，但在庐山会议上，骗子一造谣，我却分辨不清真假，信以为真，积极地给他们摇旗呐喊，推波助浪。这不仅反映了政治立场的错误，而且说明，我以主观的“想当然”代替了唯物论的调查研究。更荒唐的是，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深刻地批判了“天才论”以后，我还继续瞎讲：林彪“讲的天才跟陈伯达讲的天才不一样”。
三、我党性不纯，宗派主义严重。我过去长期在林彪底下工作，和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也曾在一起工作过，和他们的宗派感情较深。特别是当林彪窃踞党的副主席和“接班人”，黄、吴、李、邱到中央工作后，就更错误的认为林彪过去那个山头“出人材”，“是紧跟毛主席的”，因此，非常崇拜这个山头，十分相信这个山头。在我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就积极投靠他们找靠山，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宗派主义、个人野心蒙住了眼睛，只跟宗派走、跟山头走，对林贼一伙，认为有他们就有我，不看是否合乎原则，不分路线是否正确，不顾党的利益。对自己领导的单位，不把它看作是革命整体的一个部分，而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一个“小摊摊”。在林贼一伙未垮台前，思想上对他们仍总是抱有幻想，生怕这个山头垮了，不准备揭发他们；在他们垮台之后，又感到问题严重，怕牵连自己，迟迟不醒悟，总想蒙混过关。
毛主席在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曾经深刻指出，宗派主义首先就是闹独立性，而闹独立性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最正确地指出了我宗派主义错误的实质。我严重的宗派主义，是我犯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四、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我自认为参加革命几十年了，经过长时间战争环境的考验，打过仗，没有犯过大的错误。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总认为自己正确。把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广大群众、广大指战员积极努力所取得的成绩，都记在自己的头上，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背上“两个”包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谁也瞧不起，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以致发展到骄傲跋扈，独断专行。几年来，我之所以和张国华同志搞不好团结，闹分裂，搞“多中心”，有时敢于那样狂妄地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除了依仗林彪一伙的权势，都是由此而来。
毛主席在总结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我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也是由于我骄傲自满的恶性发展。
我从小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我，使我成为一个党的干部。今天，在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之后，又是党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教育我，满腔热情地挽救我，把我从危险的边沿拉回来，给我改过的机会，让我继续革命。我倍加感到党的温暖，毛主席的伟大，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只有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才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党和人民。我决心：
一、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自己、改造自己，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一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继续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从思想上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同时，要继续检查和反省自己的错误，清理自己的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使自己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三、坚决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坚决服从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性锻炼，加强组织纪律性，顾全大局，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一定要团结，不搞分裂；一定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
四、坚决克服不正之风。要跟党，跟正确路线，决不跟人；要搞五湖四海，决不搞宗派主义；要夹着尾巴做人，“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要克服骄傲自满，丢掉“两个”包袱，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努力为人民立新功。
我一定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彻底改正错误，振作精神，保持晚节，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的检查交代还是很不深刻的，诚恳欢迎同志们揭发批判。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单位)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印
来源：《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三十六分册：地方党政系统清理林彪集团人员的若干文献(二)，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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