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2-7-2 作者：[待确定]
毛主席批示：照发。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何应钦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0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邰中复的父亲邰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0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中央专案组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中发［1972］25号文件附件：
（1）陈伯达一九二五年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
发表的《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
反共文章（节录）………………………………………………………（1）
（2）陈剑垣的证明材料……………………………………………………（2）
（3）罗明的证明材料………………………………………………………（4）
（4）许曼的证明材料………………………………………………………（6）
（5）杨文生的证明材料……………………………………………………（8）
（6）李黎洲的证明材料（节录）……………………………………………（10）
（1）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写给河北省委的《怎样
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节录）…………………………………（11）
（2）陈伯达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太白》半月刊上
发表的宣扬托派思想的文章《殷周社会略考》（节录）……………（12）
（3）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坏我
党地下机关所得的关于陈伯达托派问题的材料………………………13）
（4）托派分子万志凌的交代………………………………………………（14）
（5）陆玉的交代……………………………………………………………（17）
（6）黎琴南的交代…………………………………………………………（19）
（7）于苏的揭发……………………………………………………………（21）
（8）帅孟奇的交代…………………………………………………………（23）
（9）鲁也参的揭发…………………………………………………………（24）
（10）潘树人的交代…………………………………………………………（25）
（11）托派头目杜畏之的亲笔供词·………………………………………（26）
（1）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解方的亲笔供词…………………（31）
（2）特务总队帮审侯天铎的亲笔供词…………………………………（34）
（3）特务总队侦缉士陈新亚的亲笔供词……………………………… （37）
（4）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伪天津市公安局
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请奖表”（节录）…………………………（39）
（5）同案人刘宁一的交代………………………………………………（40）
（6）一九三一年九月天津《大公报》和北平《世界日报》
关于陈伯达等人被押解北平的报导………………………………（44）
（7）邰中复的证明………………………………………………………（45）
（8）一九三二年远锐写给河北省委的意见书（节录）…………………（47）
（1）陈伯达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写的鼓吹卖国
主义的《论谭嗣同》（节录）………………………………………（49）
（2）陈伯达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论战》上
发表的反共文章（节录）……………………………………………（50）
（3）陈伯达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鼓吹“国防
哲学”和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反共文章………………………（51）
（4）陈伯达一九三八年抛出的反共纲领《三民主义概论》…………（52）
“现在国中思想界的妖怪，概括言之有三种：一便是亡清余孽，一便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一便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亡清余孽的势力已经薄弱，最不<>足置虑的，便是军阀及帝国主义的走狗舆走入迷路的糊途虫。前则诡计百出，扰乱是非，后则盲目胡言，自送死地。我们如果要努力国民革命，这两种妖怪都该把他一扫而空。
凡是努力国民革命的，都该立在这较为适合国情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
陈伯达写的反共文章的全文和《洪水》杂志第一卷合订本上的勘误表［略］
一九六七年我在福州秦望山家里，谈论旧友梁龙光情况时，秦说梁龙光、黄振家、陈尚友大约在一九二五年在厦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时曾发表过宣言，这宣言是陈尚友主稿的，秦还说一九二六年张余生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委员时，陈尚友任过党部秘书。
一九二六年我和许曼、陈尚友都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当时该校学生左右两派斗争很激烈，校长邹鲁系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这时陈尚友和福建右派骨干学生黄振家（邹鲁得意门生）等拥护邹鲁，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击左派学生，因此我们左派学生称陈尚友为右倾分子。
陈 剑 垣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
我于一九二五年在广东大学开始认识陈尚友，他与国民党右派学生黄振家、梁龙光、刘鞠民等混在一起，政治思想言论很反动，有一次，陈尚友与厦门籍学生数人，找我谈话，指责我是共产党员，他们谈话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左派，由此可知陈尚友是国民党右派。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我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三月中旬，陈尚友策划和组织六、七名国民党右派在春生堂对我进行攻击和恫吓，有准备有计划的对我进行恶意围攻。他们第一质问我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第二质问我是不是“庐布”党，有何政治主张；第三，质问我为何还不回广州？质问我懂不懂俄国是什么国家？他们污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庐布”党，恶意煽动中小资本家反苏反共反对革命。还胡说美国和菲律宾很民主很好等等。陈尚友在辩论激烈时，从中插几次话，指点他们向我围攻。
罗明（罗善培）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在“中大”参加CP。
一九二六年陈尚友也在“中大”学习。当时校长邹鲁是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陈尚友和黄振家（邹鲁的得意门生）、付仁山等右派学生，拥护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居心不测，企图消灭国民党”、“苏俄包藏祸心”，等等。我们看出陈尚友的思想反动，都不愿和他多接触。有一天“中大”的“孙文主义学会”学生和“中大”CP为一件什么事情，双方打起架了，“孙文主义学会”派的人被打输。陈尚友来到我们的宿舍，谈话中谈到这件事，他就破口大骂，说我们都是“领苏俄津贴的‘卢布客”、“可鄙”。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
许 曼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一九二六年，我从永春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陈尚友也在那里。他与永春籍右派学生的头头黄振家很要好。黄叫他做什么事，他都照做。他还在闽南学生中骂共产党员是“卢布客”。
一九二六年间在广州中山大学里，许曼（许世忠）、杨世宁和我，为着要组织一些左派的闽籍学生，在假期回乡做些宣传、组织青年、工、农群众的工作，发起组织了一个《福建革命青年团》，并出版了一种刊物，名叫《朝阳》。陈尚友曾来我们的出版所吵闹，说我们不能用“福建”二字，胡说我们不能代表全福建的学生。可见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右派。
杨文生（杨邦彦）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我和陈尚友是一九二七年初在福州认识的，当时我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任筹备委员，陈尚友在张贞所统率的独立第四师师部任秘书，兼任东路军在福州所设的军事干部学校政治教官，少校军衔（或中校）。他在这个军事干部学校任教官时，除自己教课外，对校内课程安排还负有相当责任。
李黎洲1971．6．11．
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军命胜利，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是异常艰难，繁重，曲折而苦痛的，小心翼翼的日常地去考察一切革命工作的错误与正确，弱点和优点，以改进工作以推动工作前进，则更容易成为我们的责任。
职 陈尚友 九日成十月七日抄。
陈伯达的这个意见书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略］
233、陈尚友（巴里诺夫--BORINOFF），福建人，教授的儿子，1924年是国民党员，1927年入党，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党决定：应去次要的部门工作（已送回中国）。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去莫斯科学习。同路的约二百人中有陈尚友（即陈伯达）。十一月进校，我和他同在一年级的第二班。二八年，东大中国部并入中大，其中有我在国内认识的王文元，他给我看了一些反对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并动员我参加了托派组织。我阅读过程中，把这些文件也给陈尚友看了。当然，那时在校内传阅托派文件很危险，如果不是我们比较接近和互相了解、对校内的派别斗争的观点相同，如果我没有在他看后不会向组织报告的把握，当然我是不敢给他看的。给他看的目的，就是叫他同意托派的观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参加托派组织。在他看了这些文件后，他没有提出过与托派观点相反的意见，从初先的默认到最后的完全同意。
我把王文元向我宣传的观点也向陈尚友讲了。这些观点是：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联共党内派别斗争情况；宣扬托洛茨基的“功勋”；并对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肆意歪曲等等。陈尚友听了也完全同意。二九年四、五月间我参加了托派，曾是五人小组成员。这时我征求了陈尚友参加托派的意见，虽然他表示要挤出时间读书，但仍坚决表示愿意参加托派。此后我将此事告诉了五人小组，并由我和他联系。二九年暑假前，托派组织为筹集活动经费，在内部进行捐款，陈尚友也拿出了二、三个卢布，由我收取后交给五人小组。三○年二月我被捕，九月于流放前回校过夜，在走廊上遇见陈尚友，他赠送我五十卢布表示同情。五六年我回国后，听于苏说陈伯达就是陈尚友，我曾给他写了一信，争取他的帮助，但未得复。关于我发展陈尚友参加托派的事，在国外曾对于苏、潘树人、鲁也参谈过；五六年回国后在于苏家又对他们三人重说过。关于这件事，陆玉也知道。
万 志 凌七一、九、八
注：万志凌一九二九年是莫斯科“中大”托派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九三○年万志凌在苏联被逮捕流放，一九五六年被释放回国。现在农林部“五·七”干校。
1927一1930年我在莫斯科中大（中共劳大）学习期间，曾和万志凌、陈尚友一起进行过托派活动。1931年回国后，我又在上海托派中央工作。现将陈尚友在莫斯科中大的托派罪行交代如下：
我在莫斯科中大时，和万志凌是夫妻。陈尚友是万志凌的同班要好的同学，彼此无话不谈。有一次，我们一起谈话，陈尚友和万志凌曾诽谤“斯大林是官僚主义”。还有一次，万志凌用托洛斯基的反动理论，谈到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陈尚友表示完全同意万志凌的看法。
1929年5月，万志凌参加托派后，为了拉我加入托派，曾将托派秘密传阅的攻击斯大林的文件给我看过。我看文件时问万，陈尚友是否看过？万说，给他看过。并告诉我说“陈尚友的看法和我们一样。”在万志凌的灌输和影响下，陈尚友和我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和主张，成为托派分子。那时，万志凌、陈尚友和我是有托派组织关系的，万是个小头目。
万志凌被捕前，予感到形势不好，曾在学校俱乐部门口对陈尚友和我说，今后我们互相联系要注意一些，不要一见面就凑在一起。嘱咐我们，有事由他告知我或陈尚友，然后我和陈再联系，要吸取广西派的经验，隐蔽一些。
万志凌被捕后，陈尚友曾对我说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把犯思想错误的学生随便逮捕呢？这简直是恐怖政策！他还诬蔑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还告诉我说“一切活动，目前暂时停止了。要隐蔽些。”
1930年底，陈尚友回国前夕，又找过我，说没有钱，我给了他五个卢布。
陆玉（原名胡佩文）1971．9．9
一九二九年三月我到莫斯科“中共劳大”（前身是“中山大学”）学习，曾参加过托派组织，先后和陈尚友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交代于下：
一九二九年九月间学校举行党员大会时，陈尚友等托派分子暗中鼓动我班的程“小孩”（真名已忘记了）、郑洪涛等各班新生尽先涌入会场，占据前排座位，控制会场，陈等一伙在楼上鼓噪助威，进行操纵。
新生入学后，陈尚友即利用同乡关系与指导读书等办法，对我班两个福建学生程“小孩”和郑洪涛施加影响，将他所收藏的托洛斯基全集及拉狄克的“中国史”等书给程、郑阅读，逐步将其拉入托派。暑假期间，学校要把托派骨干分子万志凌等人送往西伯利亚时，陈唆使程、郑等人力主新生各班出面阻止。清党开始后，陈尚友见势不妙，指示程、郑等注意隐蔽，程并把这事转告我，要我“不要再往前冲了！”
黎琴南l971年9月4日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从劳改营释放后，在沃尔古塔曾有个时期与万志凌同住一个房间，有一次万讲他老婆也是反对派，是他介绍她参加的。万讲：我是暴露了，可是秘密三人小组其他二人就没有被暴露，这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老婆，另一个是陈伯达。我被暴露后，陈对我说过，已暴露的人就无办法了，没有暴露的人，以后再不能暴露，陈讲他回国后是不会暴露的。
在万志凌回国后，大约在一九五六年，我到万志凌家，当谈到陈伯达时，我问万是不是你讲的那个三人小组的陈伯达，万讲是。我又问是不是写“四大家族”那本书的陈伯达，万讲就是他。在万志凌党籍未解决前，我曾建议万给陈伯达写封信，我对万讲，陈是你三人小组的成员，他是了解你的，他定会帮忙的，万同意了我的意见。给陈写了信，以后我问过万数次，万讲陈未给他回信也未找过他。陈的托派问题鲁也参、潘树人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的托派问题我曾向帅孟奇等人谈过。文化大革命中，我又向原林业部军管会王云主任等同志谈过陈的托派问题。
于 苏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
1958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曾找于苏谈过话，于苏向我反映，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参加了托派。谈话间，有人进来，没有再谈下去。后来，我没有继续追问此事。也没有向组织上反映。
帅孟奇1971年3月23日
一九四八年夏天某日在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郊区杨革佑儿镇，在我和万志凌的闲谈中，万曾对我说：“在依凡诺夫自由充军时一个别名叫‘小孩子’（万当时说过此人的真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跳伏尔加河自杀了。”同时万志凌说：“‘小孩子’是陈尚友的同乡。”于是我问：“陈尚友是谁？”万说：“陈尚友回国去了，我和他是同班，他是班上托派小组织的成员，我是班上托派小组组长。”关于“小孩子”、陈尚友我都不相识，因此，详细情节没细问。
鲁 也 参一九七一、八、十三
我于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共劳大留学期间，曾加入过该校托派组织，因此曾被捕，流放到沃尔枯达。在那里我认识了于苏，遇着了过去相识的托派分子傅学礼，万志凌。1955年我回国后，又和于苏，万志凌住在一起，彼此常见面。因此先后听到他们给我讲过一些有关陈伯达在苏联留学期间也参加过托派的问题，现在根据我的回忆揭发如下：
1．我记得在1953年，我住在苏联沃尔枯达城热电站街10号时，以前莫斯科中共劳大的托派分子傅学礼来我家串门，曾对我谈到毛主席一九四九年来苏联访问时率领的代表团中有陈伯达，并且说陈也是莫斯科中共劳大的托派。
2．约在1956年下半年，我在万志凌家，听万说，他因为党籍问题，曾去信找陈伯达证明，陈不但未予答复，连万原信也不退回。万谈及此事，颇为难堪。我当时间万：“陈伯达怎么会知道你，不知道你又如何能证明你？”万说：“他如何不知道，我们在莫斯科中共劳大时，是一个托派三人小组，我们互相无话不谈。”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于苏。万并且说他一定向中央反映。
3．1968年春节期间，我去看望于苏，在闲谈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于苏在谈起赵毅敏、安子文等人被揪了出来之后，又对我说，陈伯达也有问题，说陈过去是个托派。
潘树人1971年7月30号
陈尚友和我的关系。陈尚友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学习时，我在他们班上作翻译，我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二人时常在一处交谈，观点一致。我一九二八年从莫斯科回国，一九三○年被开除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参加托派。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托派遭受大破坏，我十二月逃往北京，继续传播托派思想，进行托派活动，勾结反动军阀孙殿英，搞反革命军事投机，勾结共产党叛徒张慕陶，搞反党活动。对于我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托派分子，凡是站在共产党方面的人都不同我来往，肯和我来往的，只有叛党分子和脱党分子。陈尚友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和我会见。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春在北京前门外“泉漳会馆”他的住处。陈告诉我，他一九三一年被捕，是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师长张贞把他保释出来的。他正在写《论谭嗣同》。我把我被开除党籍，参加托派等情况告诉了他。第二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京景山西街我的家中。这次见面，陈尚友在我家吃了一顿饭。陈对我大加吹捧，说我的哲学论文写得很好，《自然辩证法》那本书译得很好等等。第三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在天津一个旅馆中。当时，我以孙殿英代表的身份到天津参加张慕陶所搞的军事投机活动。张慕陶告诉我，陈尚友在天津，并将陈的住处告诉我，叫我去同陈谈谈。这一次我同陈尚友主要是谈，张慕陶这一伙人怎么办？我认为，张慕陶这伙人，既然政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当搞独立组织，另外成立一个党。陈尚友认为，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据我记忆，这次见面时，陈尚友又谈到他的《论谭嗣同》，并提出请我为他这本书写一篇序。一九三五年陈尚友还对吴承仕吹捧我，说我对哲学很有研究，懂得辩证法，介绍吴到我家看我。以上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陈尚友和我同属于中国托派这一流派。
关于陈尚友和张慕陶的关系。张慕陶也是一个托派，陈尚友就是“张慕陶派”中的一分子。一九三四年四月张慕陶曾向我吹嘘，他手下有一帮人，主要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政治部工作过的那些人，陈尚友就是其中之一。张慕陶多次对我说：“王通（即陈尚友）学问很好，理论很好”。张是把陈尚友看作他的理论助手，当时我也是这样看待陈尚友的。我在北京的住处是张慕陶告诉陈尚友的。一九三四年四月陈尚友到天津，是张慕陶邀去的。我在天津和陈尚友见面谈话，也是张慕陶安排的。张慕陶进行反党活动时那一套所谓“理论”，一部分是我提供的，一部分就是陈尚友提供的。一九三五年秋张慕陶在太原搞小组织时，自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显然就是按照陈尚友的主张办事的。
从陈尚友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的观点来看，他也是一个托派。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陈尚友同我谈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时，他的意见大体和我一致。我们都强调城市工作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而忽视农村工作，对农村武装斗争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在抗日问题上，也看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作用。总括起来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这是托派的要害，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
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看法，陈尚友也同托派一致。例如，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这一阶段，也不承认中国有“亚细亚式的社会”，陈尚友所发表的文章就完全支持我的意见。
托派罪犯杜畏之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在伪天津市公安局先任特务总队主任，后任特务总队长。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天津市伪国民党部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英租界墙子河外集贤里省委机关的地址，要求公安局协助逮捕。公安局与特务第五队侦察到河北省委设在法租界“西北贸易公司”的机关，同时照会英、法租界动手，逮捕了省委书记许兰芝、组织部长陈源道、秘书长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卅余人。在总队审讯时，他们都供认了自己的组织身份、活动内容并互相认证了别人的组织关系和组织活动。
从英租界引渡到特务队以后拖了一个时间，我问帮审侯天铎为什么这些天还没有审完？侯说：这案子人多，其中还有些南蛮子，口音难懂，如王通这个人是个“熊包”，一问就供，可是他是个南方人，说话又文诌诌的，我听不出来就让他写，这样就费了时间啦。我模糊地记得侯天铎还说据市党部、特一队去英租界照会逮捕的人说，王通胆很小，在现场一被捕就“筛糠”了。
总队初审完毕，由帮审侯天铎起草给公安局长的报告并附上每个人的供词。我在供词中看到王通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是共产党员，省委机关成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活动，常写文章在党刊和公开刊物上登载。我模糊地记得他还供认办过刊物，什么名称记不得了。王通还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善（？）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等情况。
在侯天铎起草的报告中，除了概述办案的根据、逮捕的人数、初审的过程以外，最后写明从每人供词特别是经过许兰芝、陈源道、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重要人员相互印证的情况来看，此案情节确凿，可以成立。等语。
由特务总队将呈文、供词送到公安局司法科复审以后，将陈源道、刘善（？）鸥、王通、史连甲等卅余人送交北平军分会军法处了。
解 方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
注：①解方又名解如川，一九三一年四月任伪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主任，是逮捕、审讯陈伯达一案的敌特主要负责人，现在押。②王通是陈伯达被捕后的化名。③许兰芝，陈源道已死，史连甲即刘宁一，刘善鸥应为刘一鸥即刘亚雄。
1931年4月间，我在伪天津市公安局侦缉总队当帮审时，有一天伪侦缉一队陈新亚对我说：我们队长徐树铭前几天带人照会英工部局由该局协助，在英租界集贤里办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把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给破坏了，捕了十几个人（数目记不准确）寄押在伪公安局拘留所，已由徐树铭讯问过了，由我录的供，等我整理好供词，就要送到总队。过了几天，他把案子送到总队，总队长解如川阅后，交给我覆讯。我就到一队去覆讯，由陈新亚录供，由组长张壁臣侦缉士阎子峰等分别把人带到，其中有个叫王通的年约30上下岁，南方口音，说话有时听不太清，那省的人，我记不清了。问他时，他没有反供，回答的很顺利。他说：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我问他其他人情况时，他说：他们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他说的人名，我现在记不得了。我覆讯其他人时证明了王通所说的是实话。
我把这个案子覆讯完了，即报告了总队长解如川，他叫我办公事，送伪公安局司法科，我就办好送案文连同原供送司法科了。
后来侦缉一队，汇报请奖时，由我汇总送到司法科，此案得奖数百元。
侯 天 铎1971年2月17日
注：①侯天铎现住北京市，由群众监管。②徐树铭已被镇压。③张璧臣、阎子峰已死。④侦缉总队即特务总队。
我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在伪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当侦缉士负责录供办稿工作，还有时参加捕人和审讯。于一九三一年四月由一队队长徐树铭照会英工部局带领队员在英租界办理一个共产党案件。办案前三天已派人化装在集贤里附近寻视。捕获十二三人为了继续捕人侦缉队留人卧底后陆续又捕五人所捕的人由工部局引渡到伪公安局押在拘留所。
在一队时由徐树铭和一队队附高松林审讯，我记录。我记得经过审讯他们全承认是共产党员和担任的工作。有的供认作宣传工作，有的供认作组织工作，有的供认作联络工作，还有的供认在工厂作罢工工作。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年在二十岁以上，南方口音，特证中等身量，体瘦，元脸，在审讯中承认是共产党员担负宣传工作，他还供出别的人身份和担任的工作，还有姓张的女的年在十八九岁南方口音，特证身材不高，白胖，元脸，承认是共产党员和联络工作。
这起案件在审讯过程中我曾向总队法官侯天铎讲过案件情况。关于这起案件经过整理讯词、拟稿、缮写呈文、校对、盖章送到总队了。
押犯陈新亚1971年2月20日
注：①陈新亚笔供中所说的姓王的，据他所提供的面貌、特征及担任的工作，即是指的王通。②陈新亚现在天津市。
［表略］
注：①表中划厶处即是陈伯达等人被捕一案。②表中张任秋即蒲秋潮，已死。张系我党当时河北临时省委招待处负责人。③英租界集贤里当时是河北临时省委招待处。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与张任秋等一起在此处被捕。④表中证实，敌人对此案十分重视，奖金最高，达四○O元。
河北临时省委机关1931年4月8日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破坏，我们同时被捕的有许兰芝、陈沅（源）道、刘亚雄、蒲秋潮、郑淑梓、李德标、胡大富、刘明弗、吴光华、王通、和我。共十五个人。从英租界巡捕房送到天津伪公安局，经过两次审讯，于九月初送北平张学良伪副司令部。
王通被捕后，一直是表现消沉，特别是在伪看守所中多次向我表示，他身体不行了，无论如何替他想想办法营救他出去。
我们到天津伪公安局不久，在过第一堂时许兰芝就叛变了。在过第二堂时吴光华第一个受审，敌人韩连会张凯运指明后，他承认了是共产党员，是保定交通，第二个是我受审，说我是调来作交通的，我也承认了是共产党员，是调来作交通的。第三个是王通受审，王通回来后，向陈沅（源）道说，许兰芝已经叛变，当面对质，无法抗拒，全部承认了。那就是承认了自己共产党的身分、党的职务和来历，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同案人的情况。敌人和许兰芝是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他又是留苏的人当中第一个受审的，在他受审之后，除王通外，其他的人都被敌人改掉了假名字恢复了莫斯科时的名字，这些名字只有王通知道，许兰芝是不会知道的。
在王通受审回来之后，和陈沅（源）道大肆宣扬在许兰芝对证下只好承认。于是全案突破。因此说明王通在敌人面前乖乖投降全部交械了。
我曾看到陈沅（源）道在受审回来后，连出去两次写东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口供”，他还说，“从苏联回来的人和省委负责人都要写。”我们同案中从苏联回来的有，陈沅（源）道、刘亚雄、蒲秋潮，郑淑梓、刘明弗，胡大富、王通七个人。我问他写什么内容？他说，“写什么时候入党，为什么入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等问题”。实际上是按照敌人的要求写材料或自首书之类的东西。
刘 宁 一1971．3．9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我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到山西汾阳旧西北军军官学校工作。不久，陈君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赶到汾阳叫我设法营救党的负责同志。他说：党的负责同志王通由苏联回国后在天津被捕，现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设法营救出来。当时我们研究，我父亲邰斌山在北平是东北军的高级军官，由他出面作保有营救出来可能。于是，我给我父亲拍了一个电报。内容是：我的同学又系挚友王通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现押在北平草岚子陆军监狱，务乞设法营救出来。以后接到我父亲来信说，他亲自到监狱把王通保出来了。
一九五四年外贸部审干我受审查时，将营救王通的事情写上了。为了准备组织查问，我向我父亲做了较为详细地了解营救王通的情况。他告诉我：他接到电报后，到监狱找的典狱长，典狱长认为他是高级军官同意保释。并向他说：王通是留俄学生，是共产党，误入歧途能有认识还是有远大前程的。又说：犯人出狱要办个手续，典狱长先到牢房叫王通写的改过书，他在保人的名单上签名盖章。办完这些手续后，他就把王通领出监狱了。
邰 中 复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
在这里附带说到一个问题即在我们没有证据时绝对的不承认，有证据而不能推掉时，应该就轻避重的承认一点而有计划的开脱一些重要人。我们在公安局的口号一方面是“打死不承认”另一个是“有人对堂才承认”，所以第一堂除徐（许）兰芝外都能执行打死不承认（我们差不多到公安局一月后才过堂），而当第二堂（又二十多天后），因为有人证明，就差不多全体的并完全的承认了。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个教训，在没有证据的人虽然有人对堂依然有可能坚持不承认或只承认很轻的一小部分，所以“有人对堂才承认”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所以有些人在公安局的口供，差不多把自己全部的经过都（写）上了，真可以当传记读的！
远 锐九月六日
四、陈伯达出狱之后，写了一系列文章，积极进行反共宣传
陈伯达叛变出狱以后，积极进行反共宣传。除前面已经揭露的宣扬托派思想的文章外，陈伯达还写了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陈伯达在《论谭嗣同》一书中，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一文中，支持周扬一伙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在《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中，抛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同时，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倡议和鼓吹所谓“新启蒙运动”。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狂热地吹捧蒋介石、汪精卫，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
文学界两个口号的问题，现在应该休战了。争论当然是不可免的，但争论这样长持下去，吃亏的只是自己，得到便宜的是敌人。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等十篇文章，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纲领。
陈伯达说：新启蒙运动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新启蒙运动所表现的方式，是思想的大解放。”“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要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他鼓吹“新启蒙运动结合的标志，乃是保卫祖国，开发民智。”
他说：“我们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于为保卫祖国而服务。”他还说：“在文学上，在一切艺术范围内，应该强调‘人的文学’，'国民文学’，‘通俗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用这些口号把一切开明的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
他呼吁国民党当局帮助他们的这个“新启蒙运动”，并且力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他在这本黑书中，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
他在这本黑书中，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在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长篇累牍地引用蒋介石、汪精卫的话，大肆捧场，竭力美化他们，为他们涂脂抹粉。
他在这本黑书中，还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将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八月，陈伯达配合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将“和平过渡”的反动谬论塞进《三民主义概论》，并将这本黑书再版抛了出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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