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2-7-6 作者：陈仁麒
陈仁麒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是向全党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会议，是彻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夺取更大胜利的会议。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的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衷心拥护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的这次两委扩大会。
非常沉痛的是，我在党内第十次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站到了林贼反党集团一边，高高兴兴地上了他们的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我能够参加这次两委扩大会，心情非常激动。我决心在会议中，积极批判和彻底肃清林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认真反省和检查自己的错误来报答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同志们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挽救。
会议中，我联系自己的错误，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和中央的文件，特别是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越学越激起对林贼一伙的阶级仇恨，越学对自己犯错误越感痛心。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早就识破了林贼这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列主义者，并明确指出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规律，这是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给我重新认识自己，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增添了巨大的信心和力量。这里我再次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同志们进一步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
我认识林贼是在一九四五年由延安去东北的路上，并在他“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九五五年春节曾去林贼住处拜过年。一九六八年春和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叶贼叫我全家到毛家湾去看过两次电影，都是叶贼出面，未见到林贼。除在集体场合和林贼见过面外，没有单独接见过。
一九四七年我在东北八纵和以后在广州，同林贼死党黄、邱在一起工作过，有一般的工作关系。和邱还在高等军事学院同过学，一九五九年底，我分配在炮兵工作后，与邱曾有过几次一般来往，我和林贼死党吴、李，在四野开会时也有一面之识。
由于我过去认识林贼一伙，加上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七年七月)，林贼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参加了处理炮兵文化大革命问题后，自己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思想上产生了错觉，认为还是“老熟人”关心自己。本来对于炮兵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处理，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许多工作，才把我从错误中挽救了出来，但自己却去对林贼一伙感恩戴德。从此五体投地地拜倒在林家门下。我曾恬不知耻地说：“没有林贼就没有我的一家”。这是自己颠倒黑白，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那有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有我一家的翻身解放呢？！在炮兵积代会和党代会上，我还学着林贼死党李作鹏的腔调，吹捧林贼是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三个里程碑的助手，是顶天立地、气贯长虹、无私无畏、大智大勇、久经考验最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理论家。”在平时开会讲话中，我也经常吹捧林贼。自己对林贼这些令人作呕的吹捧，真是反动透顶！
我不仅为林贼唱颂歌，而且还多方设法巴结、讨好林贼。一九六八年，林贼参观了兵器展览后，对四十公里火箭说要改成履带牵引车。我当时不在场，但听了工作人员的汇报后，急忙打电话给“林办”说：负责展览的同志，已将林贼的话转告给我了，对其“指示”一定研究照办。
一九六八年七月，经我同意，炮兵专门购了有机玻璃台屏，用群众组织名义送给了叶贼。甚至找到一张林贼和叶贼在东北时的照片，也要专门给叶贼送去。我还给“林办”送过两次炮兵用于作战和训练的特制夜明圆珠笔。
一九七○年春，“林办”打电话要我帮助安置一个孩子当兵，我忙把孩子安排在郑州炮校高炮营。以后高炮营调归兰州军区，“林办”又打电话，要调孩子入学，因孩子不愿去，以后又向“林办”报告了。
林贼见我对他如此效忠，是他搞反革命政变用得着的人，他就用请看电影、家庭接见等手段进一步收买我，自己毫无警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林贼一伙不但“保”了自己，而且还请看电影，更是念念不忘。叶贼让我去看电影，自己心想，一定是林贼的旨意，说明“副统帅”对我的“关心”，像林贼这样的人，主动巴结还不容易，何况如今找上门来了，有了这个靠山永远倒不了，于是欣然接受，自愿上钩。一九六八年春，在兵种两院校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叶贼通过死党李作鹏的老婆叫我全家去看电影时，曾对我讲：肖华、吴克华如何整人，说我怎么不敢起来斗争，她如何保我。我说了几句表示感激的话。她还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京西宾馆找你谈话，你的情绪不高，现在看，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叶贼的这些黑话，一方面是用“保我”这张王牌来拉拢我，要我不要忘记他们的“恩惠”，另方面是对我的工作作了评价，夸耀我是紧跟他们的。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来成都前)，叶贼又通过死党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叫我全家去看电影时，她又向我谈了肖华、吴克华如何整人，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很重要，解释天府之国的由来，要我“好好”工作，我表示照她的“指示”执行。她还对我老婆讲：陈仁麒是“好”同志，要好好照顾他。看电影中又来几个人，电影放完后才知道是林小贼和张秀川的老婆。出门时，徐祥军(我女婿，在空军作战部工作)把林小贼介绍给我，握了一下手。当天晚上，林贼死党邱会作又叫我全家到他家去玩了二十多分钟。叶贼先后两次请我全家去看电影，说明我在林贼的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们是信得过的，因此说我是他们的“好同志”，要我老婆好好关照我，叶贼一再用“保我”这张王牌来拉我，就是要我在政治上永远和他们站在一起。徐祥军把林小贼介绍给我，就是我临来成都前，和林小贼这个特务头子接上了头。
我对林贼是这样奴颜婢膝，感恩不尽，对林贼死党黄、吴、李、邱也是竭力讨好，积极追随。认为他们这一伙是紧跟林贼的，积极追随他们保险没有错。文化大革命以来和他们有过几次来往：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我向中央文革汇报，离开机关后，是乘邱会作的车到京西宾馆的。邱在车上对我说：吴克华的问题很严重，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林×××的。我向中央文革汇报后，林贼死党吴法宪亲自送我到反帝路空军招待所。到那里后，吴要我写炮兵机关文化革命情况材料。后来材料由邱转给了中央文革。在此期间，一次吴打电话通知我参加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批判×××，让我到他那里去，随他进了京西宾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林贼死党吴法宪、邱会作把我和炮兵一名政治部副主任找去，安排我七月二十九日回炮兵机关主持工作。吴、邱跟我讲：一、先把吴克华打下去；二、回炮兵机关后，不要接近吴克华他们一伙；三、要解放干部；四、要我振作精神搞。我都一一照办了。
一次炮兵机关斗吴克华发生武斗，林贼死党邱打电话找去谈这个情况，我去时，邱已向群众组织作了了解。邱说，已搞清楚了。后来林贼死党吴又找我谈这件事，我告诉他已给邱讲了，吴再未谈，就离开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批了吴克华监护反省后，林贼死党吴法宪把我找去看批件，以后又让我找几个人一起去看。我同林贼死党黄、吴、李、邱的这些往来，使我同他们的宗派主义感情越来越深，特别是看到他们窃取的权力更大了，自己也就进一步投靠和讨好他们，只要他们说句话，我都照办不误。一九六七年九月，吴的秘书找我，说“林办”有个秘书的孩子，要我给解决当兵。我说，我们不管部队，但机关可以安置。他说回去请示，以后没有音信。
一次邱的老婆胡敏找我，说要从炮兵选秘书，因我不在，回来后打电话问“邱办”，说是给办事组找秘书。此事我让秘书告干部部办了。
一次邱派人来找我，要选一名女同志去外工作，说事关保密，只负责选人，我让秘书叫干部部办了。后来干部部长在上班路上相遇中告诉我，时间要求很急，并让女方爱人暂时避开北京。我说，你们照办。
为了讨好林贼死党邱，一次他向我要炮兵特制的夜明圆珠笔，我一下慷国家之慨就送了他五十支。
林贼死党黄、吴、李、邱要我办的事，我是一呼百应，从不怠慢，但有一些事情本来是自己可以处理的，而我也要事先去征求他们一伙的所谓“意见”。解放炮兵副司令员×××时，我事前去问过死党吴法宪，吴表示同意。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肖华找我谈话，我也赶忙去问邱怎么谈，甚至以后确定炮兵四届人大代表的人选问题也要先去问邱有什么意见。
张达志同志到炮兵当司令员前，常委讨论，决定张任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公布后机关有些波动。我在养病中让炮兵副政委郭超同志去找林贼死党李作鹏或邱会作把情况反映一下，想取得他们的所谓“指示”，后郭告诉我，找李汇报，李不理，我又要他找邱，他说跟邱不熟，我说算了，后来黄志勇同志到三○一医院看我，又给他讲了此事，黄说：你为什么要让？！〖注：原文如此〗自己这样作，是资产阶级两面派作风的丑恶表演，也是对张达志同志的不信任，企图乞求林贼死党的支持。
炮兵的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后是按照当时军委办事组的所谓“指示”进行的。群众组织与“三军”勤务组有过串连。例如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群众组织曾找了空军的一名副部长来炮兵介绍空军所谓怎么对待“革”与“保”的经验，我亲自参加听会，认为他们讲得好。所以炮兵机关文化大革命受林贼及其死党的影响很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是以我为标准排队划线，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回炮兵主持工作后，造反派强调要以对我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革与保。我虽讲过，要以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并作了些规定，但没有坚决制止，默认了这种作法。在看待干部的政治态度上也把反对或者保我作为其中内容之一，我也没坚决制止。当时，炮兵党委和群众组织下发的文件、讲话、口号等，都极其错误地提出“以我为首”、“以我为核心”等，直到毛主席关于反对“多中心论”的指示下达后，才得到纠正。在通知机关和炮兵部队烧毁吴克华整我的材料时吹嘘自己“一贯正确”，把自己的问题洗刷得一干二净。
一九六八年二月，经我同意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军队干部时的一张照片发给出席炮兵“积代会”的代表作纪念品。这张照片中有我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后，这是显示自己，突出个人，极不严肃的，此事我曾作过自我批评。
二是违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干部。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够，而且错误地采取高压手段，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情，如对炮兵孔从周、宋承志副司令员和科研二所政委朱彦等同志问题的处理是有错误的，孔、宋二同志站出来工作以后，因反对过自己，又让他们靠边站了一个时期，进行批判；炮兵党代会也未选上常委。朱彦同志站出来工作后，和自己观点不一致，所谓压了少数派，又把他下放劳动。
对犯错误的干部，在使用上也有“任人唯亲”，过去在吴克华主持工作时受压的和以后翻过来表现比较“好”的，保我的，提拔得比较多，也比较快，造反派的头头都提拔了。但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过自己的就疏远，特别是把那些群众组织头头的问题看得重，对反对过自己的，都在所谓自我教育的名义下作了检查，形成了人人过关。在精减机构时，自己借此机会把反对过自己的其中一部分连排干部，也在“精减”的名义下作转业、复员处理了，留下的大部分是保自己的，认为同拥护自己的人一起工作顺手。这是搞宗派主义。
甄别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时，机关“文办”虽然也访问过六厂二校的经验，但还到海、空军和总后去交流过“经验”，受林贼及其死党的影响很深，没有贯彻六厂二校的经验，致使中央的政策不能迅速落实。
三是在清队中搞形左实右。炮兵机关的清队，由于受林贼及其死党控制的单位的影响和派性的干扰，错误地采取大字报和开小会相结合，以及搞夜战等高压手段，产生了形左实右的扩大化错误，一度发生点名过多，打击面过宽。发现这些问题后，我虽批评过，但制止不力，使机关发生七、八起自杀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三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的)，对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
四是在炮兵机关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以对林贼一伙的态度来进行的。清查“五·一六”开始后，郭超同志从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开会回来对我讲：清查“五·一六”其中有一条，文化大革命中反林贼一伙的都算“五·一六”分子。还说，林贼死党吴法宪说炮兵机关群众组织“突击团”就是“五·一六”。运动中把“突击团”核心组的主要成员进行了隔离审查，开过大、小批判会。当时认为“突击团”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分裂“三军”的，所以把“突击团”核心组少数人当成“五·一六”分子来抓。这是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的。
一九六七年冬或一九六八年初，当时的军委办事组把我找去，说中央高级党校李广文反康老的案子中，有炮兵学院的龚跃庭等人参加，要我处理。炮兵党委常委会讨论后责成调查组负责调查处理。这事发生在炮兵学院群众组织同中央高级党校串连中，龚跃庭从那里拿回一份大字报，是李广文反康老的黑材料。通过调查，进一步掌握了材料后，把龚弄到北京隔离审查，进展情况给军委办事组书面报告了一次。后来和中央高级党校李广文专案组交换了意见后，给龚以党的严重警告，行政上撤销干部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情况又向军委办事组作了报告，他们答复，大意说全案未结，暂缓处理。对于这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严肃问题，我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只向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报告，可见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是何等的鲜明，这是严重的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原则。
“九大”期间，叶帅参加兵种代表小组会，林贼死党邱会作布置当时造反派头头围攻叶帅，我也参加了，并发了言。当炮兵造反派头头×××质问叶帅，关于×××打电话找你，有没有这回事时，我还嫌围攻叶帅的火力不够，怂恿×××说，你可以再问问叶帅，其他人不知道，×××可能知道，这是自己伙同林贼死党一起反对、围攻叶帅。当时自己不以为错，还得意忘形地向别人吹嘘过此事。
一九六八年春，炮兵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当时机关的批斗委员会整理了对叶、陈、徐、聂等几位老帅的所谓意见，经我同意送给了当时的军委办事组。这是在整理几位老帅的黑材料，向林贼及其死党提供反老帅们的子弹。直到去年军区党委和省委召开地师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当有人提到，林贼要把几位老帅整下去时，我说，老帅们也有缺点。可见我中林贼及其死党反老帅们的毒之深，不但不同林贼划清界线，还为林贼开脱罪责，更为严重的是，去年九月到北京，伟大领袖毛主席已当面指示，不要叫叶帅“××××”了，可是自己没在主席面前交代整理老帅们黑材料，参与围攻叶帅的错误，这是错上加错。
自己对林贼及其死党是那样亲，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这样的恨，其资产阶级立场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贼及其死党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起进攻，自己完全站到了林贼反党路线一边。当林贼亲自出马抛出反革命动员令时，我表态拥护。分组讨论时，林贼死党叶群、李作鹏窜到中南组煽风点火，造谣说有人反对称天才，不同意毛主席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影射、攻击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我听信了谣言，准备发言支持，因人多没讲上，召集人根据大家的意见在简报上写了宪法中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当主席的建议，我同意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林贼反党集团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我拥护、支持林贼及其死党叶群、李作鹏的谣言和诡辩，就是拥护林贼反党路线，我同意称天才，拥护设国家主席，就是拥护他们的反党理论纲领和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参与了他们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我在炮兵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投靠林贼一伙，忠实地推行了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九届二中全会上就上了他们的反党贼船。
我想到军区工作的思想由来已久。一九六八年，我曾向梁兴初同志谈过，想到军区工作，希望他能向林贼一伙建议，把我调到成都军区……（此处有缺页）
……向叶贼、林小贼问好。接着他们除问了我家庭生活、孩子情况外，还向我谈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说，他们和徐祥军很熟，徐在空军很好。这是告诉我徐同他们有来往。二是对我说，丁钊这个人不错。这是他们把丁钊从组织上介绍给了我。三是他们问我到成都后的工作情况，管不管地方工作，四川的形势。我说，到成都后工作很顺利，心情舒畅，梁对我很支持。我不管地方工作，四川形势很好，正准备召开党代表大会，成立新省委。这是在和他们交换反革命情报。
刘、于走后不久，为了进一步巴结林贼，我买了半斤白银耳送给叶贼，拿了两个公文包送给林小贼，买了一斤茶叶分送给刘、于，并给叶贼、林小贼各写了一封信。吹捧叶贼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己的“帮助”、“教育”很大，离京时的“指示”很重要，还要她今后对工作多作“指示”等等。吹捧林小贼在空军三代会上的讲用是什么“高举”、“紧跟”的，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学习几遍感受很深，你的智慧远远超过了年龄，值得我学习。……徐祥军在空军作战部工作，请你多加教育，希望你有时间到成都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在四川有什么事要办，可嘱徐祥军转告。自己对叶群、林小贼这些肉麻的吹捧，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立场，是进一步卖身投靠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书，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们表了态。
去年七月，林贼死党刘锦平来四川活动了四十多天，先后和我谈过三次话。第一次是七月初，刘刚到成都时，专门到家里来看过我。这次他是所谓礼节性的“拜访”，没谈什么问题。
第二次是七月底，我听说刘锦平还在成都就去看他。刘对我说：“庐山会议上吴法宪搞了这么一手(即反党)，空军很被动。”这是刘锦平在试探我对吴法宪的态度。我说：“有毛主席，有林×××，会很好处理的。”刘见我和他谈得来，进一步问我，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传达没有？我说，传达了。他说，北京也传达了，传达得很简单。他问我管不管地方工作，军队工作好不好作？我说不管地方工作，梁对我很支持。他又提出成都民航局需要一部分干部，请军区帮助解决，准备给军区写个报告，我同意他这样作。后来这个报告梁兴初同志已批了同意，我提出请政治部讨论提出名单，报军区党委讨论决定。
第三次是八月中旬，刘提出要向军区汇报，梁身体不好，要我去听。刘先谈了成都民航局领导班子的情况，说民航局局长身体很弱，班子要充实，再次提出要干部。我说，关于要干部的报告我已看到了，梁兴初同志已批了。刘说，干部要选好的。我说，将来党委通过以后，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可以挑嘛。刘说，民航局的路线教育对林贼讲得不突出，他来成都后，给民航局作了两次报告，把这件事纠正过来了。又说，成都民航局近几年没搞什么建设，和他前几年来时一样，这次批了些钱给民航局修房子。刘还提出：郁文不愿在空军工作，原准备要他到广州去，广州军区答复了，他不愿去。他对梁和我都比较熟悉，想到成都来。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那么一件事(什么事他没讲，我也没问，据说是男女关系问题)，还吹嘘他有所谓“水平”。我说，成都这个地方很需要干部，作为我个人来讲，表示欢迎。我刚来成都，这件事不好提，但我可告诉梁兴初同志，看他意见怎样。刘说，你们要这个人的话，可以给军委打报告。接着又议论了郁文作什么工作合适。我说：同广州干部比，当副政委还可以，在这里当个政治部主任合适。刘说，干什么工作都没啥，郁文的意思只要离开空军就行。
谈到成都空指要改为军区空司时，刘有意中伤高厚良同志，说他当司令不行。我说，空军的事军区管不了。他说，以后空军定了，可能征求军区的意见。我说，还是空军的意见为主。
刘锦平为了他们反革命政变的需要，急于打听和分析将要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形势，问我听说没有，不久将要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我说，开四届人大听到些消息，开三中全会不知道，他说，三中全会上可能还有斗争，我即回答，那很可能。我还跟他讲，听梁兴初同志说，沈阳军区江拥辉要改为政委，并兼作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还说，造反派当书记的，只有上海才有，其它地方没有，特殊。刘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对林贼的态度，向我散布，现在有些地方不拥护林贼，对于这样重大一个事情，我听了后漠然置之，仍未引起警觉，反而说，不会吧！他随即激动地说：对副统帅就是要保到底。我说：林×××作为副统帅，是法定的，保到底没问题。以后我给梁兴初同志讲：刘锦平提出要调郁文来成都工作，梁说，好嘛。我又同梁私自议论了郁文同×××比，谁强，梁说，当然是郁文强。我说，把这事提交党委讨论，梁说，这里不好解决，他准备给吴法宪打电话。以后梁告诉我，他打电话给吴法宪，吴说打个报告。我即打电话告诉了刘锦平，说，关于郁文的调动问题，我同梁谈过，他同意我的意见。但最好由他自己或空军向军委办事组提出，由上面分配来，我们欢迎。
刘锦平来成都，是按照《“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来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搞舆论和组织准备的。他同我的三次谈话就是三次反革命游说和串连。我在刘锦平的授意下，背着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同志，同梁兴初同志一起私自决定调郁文来当军区政治部主任，这是企图夺政治部的权，为加速反革命黑基地建设积蓄力量。刘锦平向我散布什么“三中全会可能还有斗争”，“现在有些地方不拥护林贼”等谬论，这是在向我进行“路线”交底，而我和刘锦平一唱一合，向他表白我死保林贼的决心和忠心，完全是在进行反革命勾结。刘锦平来成都，我不仅政治上支持了林贼的反革命政变纲领，而且组织上参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
我到成都后，和丁钊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上旬，丁钊提出要向我汇报成指情况，我没向军区党委报告就擅自接受了，这是极其错误的。丁在汇报中有意诽谤高厚良同志，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如何。对于丁的汇报，我虽没表态，但不批评他，本身就是支持和默认了他搞反革命宗派活动。
我和丁钊的第二次接触是在省党代会期间，他对我说，空军高炮三十三师的路线教育搞得好，他们有一位在省党代会上发言的代表就是该师的，主要讲路线问题，并把发言稿给我看，说他们稿子中突出了林贼怎么“高举”、“紧跟”，并要我提意见。他还向我提出办路线学习班，我说好嘛。他还说高炮十六师有一位领导同志不大好，叫我不要跟他们接触。还说，会后要上拉萨去。谈到某厂支左问题时，说那个厂很复杂，他们×副主任抓还抓不起来。他还要我转告军区领导，说林贼死党吴法宪告诉他，叫他参加省委，高厚良同志参加军区党委。我曾给张、梁、谢几位同志谈过。在这次接触中，丁钊又在我面前散布高厚良同志的坏话，说前年空指开党代会，多数人不同意高厚良同志当副书记，是他请示林贼死党吴法宪后，作了工作才选上的。现在高厚良同志可积极了，准备当司令了，对丁钊这些无原则的谈话，我概未表态。丁钊露骨地向我摸底，虽然我讲话少，但我的行动使他摸到了我支持和纵容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态度，所以从此成都空指传出，以后有事，可找梁、陈，是有根据的。
一九七○年十月，徐祥军把林小贼在空军三代会上的讲用稿拿来给我看，说空军听了反映很好，吴法宪对讲用评价很高，说是“高举”的，要大家好好学习，还宣布以后空军要听林小贼的指挥。经我同意以后炮兵翻印了这个报告。我写给叶贼和林小贼的信以及带给他们的东西，是通过徐祥军托人转交的。徐祥军知我很欣赏林小贼的一些所谓“讲话”，去年又把林小贼的两次路线讲话面交和寄给了我。去年四月，徐祥军到成都来看他爱人时，曾对我说：《文汇报》三月十六日的一篇文章讲路线，有些提法值得注意，空四军很反感，我听后没表态。去年五月五日，徐祥军从北京给我寄来一份铅印的林小贼的讲用报告，建议我在军区印发，我未印发。
七○年前，徐祥军还跟我说过，空军对吴法宪有很多反映，说他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压制民主。我说：你又不是常委，说这些干什么？！领导分配你管专案，把这个工作搞好，当好你的参谋。还有一次，他和我研究路线站队问题，问我要不要路线站队。我说：主席讲过，有路线站队问题，但层层站队就成了多中心论。后来他跟我说，吴法宪在空军讲，不要站队问题。我说：空军的事，不要跟我谈。这是徐祥军在为我通风报信。
徐祥军为我与林贼反党集团来往“引线”、“搭桥”，我就包庇徐的弟弟妹妹来回敬他。徐的一个弟弟在重庆一所学校临时代课，要我帮忙给找个工作。我企图把他安置在重庆一个国防工厂。后来工厂查出他家有历史问题，未给安置。他的另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军区部队当兵，因其家有历史问题，都是拟定去年春复员的，我却把他们继续留队。自己身为领导干部，本应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可我滥用党和人民给的职权，违法乱纪，包庇他们，带头搞不正之风，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给我党我军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高玉民(高炮十六师副师长)原在军委空军工作，在京时通过徐祥军认识的。记忆中当时曾到过我家三次，没谈过什么政治问题。我到军区后，高玉民同我来往更加频繁，所能回忆起来的就有七、八次。其中一次高玉民对我说，成指乱乎乎的，诽谤高厚良同志不行，吹捧丁钊还可以。我听后没表态。
去年四月底、五月初，因听说我大女儿公公有历史问题，把高玉民找到我家来询问(因我女儿同徐祥军结婚，徐的家庭情况是高在军委空军时调查的)，同时背着军区成指私自派高去重庆调查，高回来对我讲：女孩公公不是国民党徐湛师的政治部主任，据公安机关讲，可能定为资方代理人。他这次调查同北京派人调查的结果没什么出入，我完全听信他的话。
高玉民是成指的干部，我同他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我和他来往如此频繁，甚至连女孩公公的历史问题也要派他去调查，这是违背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高玉民之所以要来找我，就是找我支持他干坏事，我确实纵容他干了一些坏事。我大孩子原在高炮十六师连队当排长，后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是高帮的忙。他告诉我，一次师党委会上，群众为此事提了不少意见，他把群众的意见给顶回去了。我当时思想上认为他作得好，很感激。去年五月，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到我家后不久，高玉民曾打电话给我，说刘、于对他讲，要把大孩子调到导弹营或空政工作，因孩不愿去，才未调成。
以上事实说明，我同高玉民拉拉扯扯，互相利用，完全是在搞阴谋活动，其目的是为林贼筹建反革命基地扩大力量。
林贼反党集团派人来作我的工作，我除同以上人员有来往外，另外离京前，去看过死党刘锦平。这两次彼此没讲什么，主要是山头感情来往，我还登门看了林贼反党集团死党江腾蛟，在他家坐了一会。江说，到成都工作好，将来我病好了，也到成都去。我听说他是保吴法宪的，吴很重用他，就说，你的工作很重要，到成都不可能，表示欢迎他到成都去玩。
离京前，徐祥军告诉我，他们部长鲁珉要来看我，送行，我接待了鲁珉和他老婆。见面后主要谈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串连中的一些情况。鲁珉还对我讲，军委座谈会，他们那个组批陈批不起来等。我离京前，同林贼死党刘锦平、江腾蛟、郁文、鲁珉等的这些来往，是在搞反革命串连。
我之所以要求调到成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同梁是一个山头的。去后我就和梁搞在一起，竭力推行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为林贼篡权复辟拼凑黑班底。我曾和梁、谢一起背后议论过把军区司令部一名副参谋长提为参谋长，如果再把郁文安插在政治部，这样司、政、后机关的大权都控制在我们手里了。我还提出将政治部一名副主任提为副政委，因为他是我的老同事。
对于军区部队的看法，我也是站在梁、谢一边，以梁、谢划线分亲疏。去年四月，我去五十军一四八师前，曾向谢家祥同志了解到该师在成都支左，对刘、张问题的看法和军区意见不一致，对军区有意见。因此我到该师后，曾以讲站队问题为名，含沙射影地攻击、诬蔑他们。在整风中，要他们改变原分小组为开大会向师党委提意见，挑拨师团关系。在同该师党委常委谈话中，曾对他们说，郑志士同志讲五十军要调离四川，没那回事。这件事本来是郑志士同志向我说是有人在造谣，而我却说是郑志士同志讲的。自己这些卑劣的作法，是在推行林贼反党的宗派主义路线，妄图在军队内部制造混乱。
在加速反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除在组织上作准备外，在思想上我为林贼反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我来成都后，先后三次在三个会上作了“路线”讲话，这些讲话是根据林小贼的路线报告，改头换面出笼的。我都盗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在军区《战旗报》上发表了。其主要错误：一是为林贼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歪曲我党的历史，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丰功伟绩，说成也是由于有了林贼的英明领导；二是把林贼和毛主席并提，鼓吹提高忠于林贼的自觉性，极其错误地提出要“忠于林×××”，“要捍卫林×××的副统帅地位”，“谁反对林×××，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反动的谬论；三是叫喊领导班子要由忠于林贼的人组成，妄想从组织上为林贼招降纳叛；四是把批修整风同路线教育割裂开，名义上是讲以批修整风为中心，把路线教育深入一步，实际上是讲的林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总之，三次路线讲话的中心是突出死保林贼。我还贩卖过林贼的“不能不承认天才”，“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等先验论的诡辩。我到军区不久，就到处大作报告，发表文章，这一切，都是为林贼篡权复辟作舆论准备。
我在“批清”中，忠实地执行了林贼的反党路线，是为林贼反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作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给军区部队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批陈整风”的重要指示，明确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一九七一年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又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毛主席这些极为重要的指示，是指引我们同林贼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去年全党、全军各项工作的总纲。但是，我却把毛主席的指示丢在一边，按照林贼死党黄、吴、叶、李、邱的旨意在军区部队内大搞“批清”运动。我擅自向下面作了这方面工作的布置，转发了当时军委办事组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所谓电报指示，并加了执行的几点意见，督促下面立即抓紧开展“批清”运动：军区机关“批清”运动开始前，还培训了“骨干”，作了讲话：自己还亲自出马为军区机关作所谓“批清”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我曾说：“四川是‘五·一六’黑后台王、关、戚一伙进行反党乱军的重要地区之一，是他们的××、×××、×××、刘结挺、张西挺对抗毛主席、林×××指示，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干了一系列反党乱军罪行的地方。我们掌握的材料证明，‘五·一六’的黑手早已伸进四川，伸进了驻川军事单位，也伸进了我们军区机关。”还说什么“‘五·一六’反革命活动很广，钻得很深，地方、军队、党内、党外、上层、下层都有。”“或钻进新生的红色政权，……尤其是在上层建筑的党、政府和军队中发展。……其成员主要是造反派和干部。”这些毫无根据和过高估计“五·一六”的力量的蛊惑人心的讲话，是为搞“批清”大喊大叫，目的是要把人们的主要方向引到搞“批清”方面来。在我的恶劣影响下，全区二十一个师以上单位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转移、干扰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这是妄图用搞“批清”来捂住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斗争盖子，包庇林彪反党集团，进一步死保林贼，也保自己。
在“批清”中，自己事前既没通过军区党委讨论决定，又没通过军区“批清”领导小组同意，擅自提出军区清查“五·一六”九件大事件。这是自己独断专行，目无党的领导，把自己凌驾于党委之上，真是狂妄到了极点。
在九件大事件中提到：“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九件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都是很严重的，虽然现在没有查清，还不能作结论，不能说这些事都是‘五·一六’搞的，也不能说搞这些事的人都是‘五·一六’，但是其中有王、关、戚及其×××刘、张的黑后，这是肯定的。”还说：“仅从以上九件事来看，尽管现在还不能对事件的性质作出结论，但已经是非常触目惊心了”。这是自己在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妄图在“批清”中以刘、张问题为导火索，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张政委。
我提出这九件大事件，是仿效当时军委办事组提出的所谓清查“五·一六”十二件大事件出笼的。所排大事件，其中许多是错误的，不应该排的，有一些很不准确，内容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第一把反对毛主席，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与所谓“整军区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混为一谈，把抢劫档案、盗窃国家机密等严重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一般抢枪混在一起，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第二把“打谢反梁”列为“反军乱军”的标准，作为清查“五·一六”的重要内容，以人划线，搅乱了阶级阵线；第三，所排大事件，实际上是大事类，每一类涉及面都很广，其中许多是不必要查的。自己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公开印发下去后，造成一些单位和部门也排了大事件，形成了层层排队划线，搞多中心，扩大化。
在“批清”中，自己曾错误地提出：“应该善于从批判极‘左’思潮中去发现‘五·一六’的线索。”这是有意制造混乱，把矛头指向群众。在这种奇谈怪论的影响下，使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批判，特别是对那些所谓跳得高，跟刘、张紧的，又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致使这些同志长期得不到解放，挂了起来。我在批清中把思想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既不可能清出真正的敌人，又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批清领导小组在给军区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出：我区部队“五·一六”线索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王力、戚本禹、刘、张这条黑线；二是“四大”单位有的到外地去串连参加了“五·一六”；三是各军事院校分来的干部、学员中有“五·一六”嫌疑分子。提出这三个问题的本身是非常错误的。第一，不是按照中央指示的重点是揭露“五·一六”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而是矛头指向了群众，把大家的主要精力引到批刘、张问题上，以批判刘、张代替清查“五·一六”，搞乱了阶级阵线；第二是林贼怀疑一切，以假乱真的翻版。凡是参加过“四大”和到外地串连过的人，以及被分配到军区的各院校的干部和学员，都受到了审查。当时初步摸底排队有三百多人，后缩小为九十二人。去年八月，军区读书座谈会后，顺便又清了一下关于“批清”中落实政策问题，被审查对象数字虽然又缩小了一些，但仍存在扩大化。
“批清”运动开始前，经我批准，军区集中了九名审查对象，同审干学习班在一起。又经我批准，审干学习班也开展了“批清”运动，并对九名审查对象进行了重点审查。这里我向凡是在“批清”中无辜受到批判和审查的干部、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对审干学习班在“批清”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自己在“批清”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我站在林贼反党集团一边的一次大暴露。在军区部队内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我作为当时“批清”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林贼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被揭露后，我迟迟不觉悟，不能主动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顽固地站在林贼反党集团一边，在军区党委会上传达中央〔1971〕57号文件时，我造谣说：林贼逃跑前，要见毛主席，毛主席不见。这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鸣冤叫屈，扬幡招魂，真是反动透顶！
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在四川省委和军区党委会上关于如何贯彻传达中央通知的讲话中曾说：“没有根据的胡乱地怀疑是不对的”。在成指党委常委会上我曾说：要抓重点，死党刘锦平、鲁珉的问题以后再说，好人坏人以后可以查出来，防止打击面宽了等。还对分管成指学习的欧阳平同志说：“只讲原则问题，空军的问题我们怎么好管。”这是自己负隅顽抗，妄图捂住阶级斗争的盖子，怕林贼死党的问题揭露出来，牵连自己。自己不革命，还不让别人革命，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
去年十月，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我们找到北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交代、揭发林贼反党集团的问题，当中央首长第一次找我们谈话时，周总理问我看过林小贼的讲用报告没有，我说没有。妄图蒙混过关，讲了假话，欺骗了总理，欺骗了中央，是党性严重不纯的表现。在中央首长和到会同志的严肃、耐心的帮助教育下，才使我对错误有了初步认识。这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爱护和挽救。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在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站到了林贼反党集团一边，成了他们在成都地区的一个头子、干将和重要成员，是自己在犯罪。我万分悔恨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和党几十年的培养教育，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和人民。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一再挽救，同志们一再耐心、诚恳地帮助我，使我非常感激，终身不忘。我恳请党给我严厉的处分。
1、资产阶级世界没得到根本转变。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制定和执行不同的路线。我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之所以站到了林贼反党路线一边，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真正学懂，资产阶级世界观没得到转变，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沾染了资产阶级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庸俗作风。当林贼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时候，就和他们臭味相投，陷进了他们的反党泥坑。
2、错误地抛开党的路线去跟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我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是和我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找靠山的思想分不开的。谁和我熟，就和他来往，谁对我“好”，我就靠他，只讲宗派主义感情，不讲党的原则。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自知之明的蠢人。林贼堆山头，自己曾以在东北工作沾沾自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更加五体投地拜倒在林贼的山头下。错误地认为，跟林贼就是跟党，完全相信他那个山头，而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致使发展同林贼一伙同流合污。
3、背离了毛主席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不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不是要团结，而是搞分裂；不是要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加上长期以来不是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是背上了“功臣”自居的包袱，不能自觉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监督之下，相反，把自己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这样就不可能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就成了林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
今后，我一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读书同批判林贼反党集团的罪行结合起来，自觉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一定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基本原则，彻底纠正不正之风，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光明正大，增强党的观念，认真作到跟党不跟人，什么山头也不上，保持革命晚节，一心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我一定遵照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军区党委，四川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批判林贼反党集团罪行的斗争，认真学习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继续反省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彻底在头脑中清除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换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将功赎罪。
我的错误很严重，认识很不深刻，请同志继续批判、帮助、教育。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
来源：《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三十六分册：地方党政系统清理林彪集团人员的若干文献(二)，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出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