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3-1-6 作者：总后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材料组
总后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材料组一、投靠林贼死党邱会作……………………………………………………………………1
二、追随邱会作，和邱会作、王希克、戴金川结成投靠林贼的反党宗派小集团，控制总后领导权……………………………………………………………11
三、追随邱会作，积极为林贼一伙效忠、效劳……………………………………………21
一、封锁、抵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26
二、对总理的指示拒不执行…………………………………………………………………30
三、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大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黑专案，阴谋分裂党中央…………32
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胡敏就把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告诉了陈庞……………39
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不久，陈庞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中央…………40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陈庞为林贼大造反革命舆论………………………………41
四、破坏“批陈整风”运动，妄图巩固黄、吴、叶、李、邱的统治地位………………45
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竭力包庇陈伯达……………………………………………49
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为巩固维护邱会作在总后的统治地位大卖力气…………50
七、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为邱会作收集情报…………………………………………54
八、在修改宪法问题上，散布陈伯达的形“左”实右观点………………………………55
九、在中央未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以前，陈庞提前知道了毛主席的指示………56
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外出视察期间，陈庞提出要胡敏当总后政治部副主任…………57
十一、借尼克松访华，对党的外交政策进行攻击…………………………………………58
十二、“九·一三”以后，毁灭罪证，掩盖罪行…………………………………………59
一、把持专办，以邱划线，私立专案………………………………………………………61
二、捏造罪名，制造假案……………………………………………………………………63
三、私设监狱，严刑逼供……………………………………………………………………76
四、抓住不放，一整再整，长期迫害………………………………………………………83
一、自我吹嘘，美化自己……………………………………………………………………84
二、十足的伪君子，典型的两面派…………………………………………………………90
(一)早在邱会作调来总后，陈庞就投靠了邱会作，死心塌地为邱会作把关
一九六九年在一次干部会上，陈庞说：“邱刚来时，很年轻，当了第一书记，当然不是偶然的。”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邱××一再指示，要把好关。我第一天到司令部上班，邱就给我谈把好关。我现在才体会到。”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
陈庞规定一切上报和下发的文件都要经邱贼审批方能发出，并规定邱贼阅批的文件一字不能改动。陈声称“我十多年死心塌地为邱××把关，主要把这个关。”
(唐元同志揭发)
(二)一九六六年，总后机关开展“四大”，陈庞与邱会作互相勾结，策划控制总后的文化大革命，把邱会作树为总后“正确路线”的代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究竟对邱、李的看法怎样？邱跟林×是很紧的，好人，也说过错话。李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难说了。事情是大量的。”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总后机关“四大”开始以前，陈庞就追随邱会作，与杨恬密谋泡制了一张树邱保邱的“司令部党委第一张大字报”，题为“两种思想、两种方针”，把邱会作美化为总后正确路线的代表。写好后，召集司令部党委开会表态。在机关动员贴大字报时，即抢先出笼。陈庞从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密切注意对这张大字报的动向，稍有不同意见的，陈都视为对立面，予以打击排斥。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二日揭发)
一九六六年十月间，总后院校来京学员要到总后机关看大字报，陈庞布置南景武，把有关邱贼的大字报收藏起来。南景武叫我和×××同志一起把有关邱贼大字报收起来。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揭发)
(三)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在总后机关“革命的风波”中，陈庞向“林办”和邱会作通风报信，求救林贼保邱。在群众中策划对邱会作问题所谓大辩论
南景武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在司令部干部大会讲清理阶级队伍情况时说：“××一、二月份跳的高，给群众组织收集情报，陈庞给‘林办’打电话，××在门外听，记录下来报告《兵团》。”从这可知，陈庞早就跟‘林办’有勾结。
(胡志远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邱会作在总后三届十次党委扩大会议各组召集人会议上讲：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到十八日，他们(注：指张政委和三位张副部长)任何人没有同我联系过，电话只有陈庞、张明远没有中断。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大辩论期间，陈庞告诉我给邱会作寄两次保邱派观点的有关大辩论方面的材料，主要是××处等单位的几封公开信和邱贼的核实材料。寄材料的地点也是陈庞告诉的。
(张道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下午，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说：“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以后，司令部党委掌握了领导权，组织大辩论，抓活思想，……”
(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下午，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说：“为了提供辩论条件，在大字报上引用较多的文件，可以印发给大家看，核实材料。”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
(四)一九六七年三月，邱会作回总后机关以后，陈庞极力鼓吹以邱会作为“核心”团结起来，大肆吹捧邱会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邱贼提出个口号，叫做“凡是不同意打倒邱会作的团结起来。”陈庞说：“这一条妙！”
(唐元同志揭发)
一九六七年五月，陈庞召开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传达所谓总后党委常委三点决定后，搞了一个纪要，这个纪要是陈庞修改定稿的。在纪要中提出：“对以邱××为首的总后党委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同志都必须坚决支持，坚决保护，而决不去拆台。”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七年陈庞说：路线的问题，关键是跟人的问题，不然路线就是空的，跟人跟对了，路线也就正确了。他讲的要跟的人就是邱会作。
(唐元同志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所谓反右倾会议后，陈庞坐阵专办亲自指挥，他每天不管多晚都要亲自向邱贼汇报，并亲自传达贯彻邱贼的黑指示。当时陈庞说：“我没有什么办法，我的办法就是紧跟邱会作。”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底(或一九六九年初)总后在给中央写的报告(可能是全军军马生产报告)上，邱贼特地加上了“三勤”。陈庞为此在礼堂全体机关干部大会上大讲特讲，吹嘘什么“三勤”已报中央批准，胡说什么今后如再有人反“三勤”，就是反中央等等。
(刘寅生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卅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二月，陈庞要司令部带头宣传邱贼的“三勤”，说：“司令部全体同志要动员起来，做到按‘三勤’办事”。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份，陈庞散布说：“邱××在三代会上的讲话，是总结的总结；突出重点又突出重点；联系实际又联系实际。”
(秦义波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在专案组我经常讲这个问题。到什么地方，除了上海，都是很吃香的，实际上还是邱部长的威信。”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邱××的方针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来的。如工厂优质高产，是根据林×××讲的。如装备研究院工作，许多方针，都是邱××提出来的。搞过来搞过去，还是邱××的方针对。”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军运部李世勤副处长带我们去西藏检查工作。陈庞把我们叫到参办，再三说：“你们要带上邱××的关于‘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讲话，好好宣传宣传，不然你们说他们不一定听。”
(董玉学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揭发)
一九七○年六月十九日，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上，陈庞说：“有的同志说我看文件多，邱××那里文件比我这里多几倍。他还看的很细。该批办的文件我这里不过十来个，还都呈邱××，邱××批办文件比我们这里多极了。我们水平与邱××水平比差多了。”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年六月，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陈庞说：“对总后党委成员，紧跟邱××是没问题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陈庞在司令部公开说：对邱会作的态度，是我们司令部紧跟不紧跟的问题。
(姜贵伦同志揭发)
一九六七年底邱会作和陈庞、王希克搞了个“总后机关两条路线斗争展览”，宣扬林贼和他的臭老婆叶群，吹捧邱会作和陈庞、王希克等人。
在展出、修改过程中，邱、陈、王、戴都去“审查”过。最后，因驻京单位的人基本上都来看过了，提议把展览撤掉，他们不同意，特别是陈庞不同意，他要让增加专案对象的口供内容，重新布置起来。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要用四十三楼布置技术革新展览时，陈庞还是不让撤掉，叫用白布蒙起来(原来的他叫拍成了照片，洗印成册)，以后还提过几次意见撤，他一直不让动，原样一直保留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贼自我爆炸。
(钱夫泰同志揭发)
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原保管四十三楼所谓总后两条路线斗争展览材料的同志因调动工作，给钱夫泰和贾从忠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存放在四十三楼的一些“材料”作一移交。钱夫泰在信上作了指示，要我来接收。陈庞在一九七○年九月十六日也作了“批示”：“两条路线斗争展览的资料很好，要象搞展览一样整理好，留作资料或再展时之用”。
(张祖德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揭发)
(五)参加邱会作拉圈子的黑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晚，是林贼的臭老婆叶群接走邱贼的一周年，邱贼及其臭老婆胡敏在家里举行“庆功会”，招待所谓保邱有功的人。到会的有三十来人，其中有陈庞、王希克、戴金川等人。邱贼到了会，胡敏讲话，表示所谓“感谢”。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四日揭发)
胡敏在这个会上，为了拉圈子，还专门表扬了几个保邱“有功之臣”。吹嘘她自己在六七年一、二月份怎样同总后二级部以上领导干部电话联系，她一听说家里形势很好时，就认为这个人不可靠；一听某人说“遭透了”，就认为还是靠得住的。说那个时候，在二级部里只剩下陈庞和张明远还能够联系。
(钱夫泰同志揭发)
(六)竭力讨好邱会作，对邱会作的老婆胡敏照顾备至，捧为太上皇
韩××是上海警备区的电话员，是胡敏给其儿子选的“美人”。一九七○年三、四月份，在上班的路上，陈庞对我说机要处的打字员不用选了，“一号”调来一个安排在机要处打字，我就按陈庞的旨意作了安排。一九七○年十月中旬，胡敏告诉我韩××给邱贼的警卫员写信搞恋爱，儿子嫌她个子小，准备把她送到七医大学习去。对韩调走的问题，我向陈庞报告过，陈庞说按胡敏的安排办，并问了一句“韩入党问题解决没有”，我说：“解决了”。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卅一日揭发)
一九七○年邱会作的大儿子结婚的前一天，陈庞为了送礼，带着老婆林征、大女儿陈建新，专门坐车进城买礼品。从人民市场跑到王府井，又跑到前门，挑来挑去，总嫌买不到称心的礼品。最后买了两套磁器茶具，把二十多元的那套送了礼。
(高洪江同志揭发)
一九七○年七月份至十一月份，司令部开党委会，陈庞经常让去三十八楼开，说是照顾胡敏。有时会还没开完，有人一来叫胡敏回去吃饭，陈庞就立即宣布散会。
(秦义波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胡敏有时要去看戏没人陪她，就去找陈庞，陈也就乖乖地跟着去(一次在政治学院、一次在总后礼堂)。
(高洪江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卅日揭发)
(七)千方百计包庇邱会作和邱会作的黑班底王希克、戴金川
总政干部保存了一套关于邱会作乱搞男女关系的材料，一九六八年，王用久多次去联系想要回来，人家不给他，但王老去要，他们联络员问李凯怎么办?李说：交给我带回总后处理。我收到后报告赵东初怎么办？赵说放司令部档案科存起来再说吧！因我不好直接交档案科，便找陈庞。陈看到这份材料，说好！好！好！交给他就行了，由他交保密科存，但要我给封起来签上名。到今年上半年，总政有人查徐立清的问题，找我要看看这份材料，我说交给陈庞了，要他找陈底。他们找陈庞，陈当时没给。过了几天陈庞把这份材料拿到办公室拆开翻看，并分成两摊，等人家来看时，只给看一部分，我说那不行，有交接目录单，陈说等来找他时再说，又让我再封上后，他又拿到保密科又存起来了，并交待保管的人未经他同意谁也不准动。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在陈庞指定专人保管的保险柜中，存有有关邱会作腐化堕落的材料两袋，共59份。是1965年总后常委开会批判邱会作腐化堕落错误时上报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有党委的报告，邱会作的亲笔“检讨”，受害者的揭发材料和邱会作给女方的亲笔信。是邱会作腐化堕落的罪证。这批材料已分成两袋，一袋内主要保存有各种原稿，一袋内主要放的抄件或打印件。
(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陈庞材料组)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司令部政治处收到安徽蚌埠市基建局修建大队四连的—封来信，反映：他们单位有个叫李明泰的，这个人有特嫌问题，他经常吹嘘他认识邱会作，并拿一封邱会作一九六六年给他写的一封信招谣撞骗。来信要求核对这封信是不是邱会作写的，还是秘书代写的。我们当时看了那封以邱会作名义写给李明泰的信，认出是吴瑞云写的，就把来信转到“一号办公室”了。过了几天，尤金聚同志拿来胡敏亲自写的一封以司令部名义的复信，大意是：邱不认识李明泰这个人，信完全是伪造的。还说什么邱当时不会同一个跑商的人有接触，如果李明泰说认识邱会作，叫他把怎样认识的情节交代出来。我当时感到这是说假话，就找陈庞问怎么办，陈庞看后怕话说多了露了马脚，就改了一下，保留了邱不认识李明泰，信不是邱本人写的，也不是秘书代写的。尤金聚同志把这个信又交给胡敏看。过了几无，尤金聚同志又拿来一封胡敏写的复信，说：这封信是邱的意思。信的意思同胡敏写的第一封信大体相同，并且还叫以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去。
(徐国衡同志揭发)
戴金川乱搞男女关系，陈庞亲自出马找女的丈夫谈话，做工作。王希克到武汉出差，调戏女招待员，控告信写到总后，陈庞看了就压下，不了了之。
(张道文同志揭发)
(一)早自一九六七年以来，陈庞就秉承邱会作的黑旨意，除私立总后几位领导干部的专案外，还多方搜集打击其他几位总后首长的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我参与整理搜集二级部以上领导的黑材料。当时有我、高××、张××三人。是陈庞交代的，说：“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传单搜集起来，有用处。”那时是叫各部把传单都送到43楼，从中挑选二级部同志对邱贼的表态谈话等，并按人立卷，搞了有几十个人。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材料整理完后，到一九七○年六月份以前，由我保管，以后交高××同志负责保管。在我负责保管期间，属于总后二级部以上驻京单位领导干部的材料，在总后三届十次党委扩大会议时，经陈庞同意，通过四十三楼无产阶级革命派，供参加会议有关人员发言“批判”使用。
(张道文同志揭发)
在清查陈庞指定专人保管的保险柜内，有陈庞指使搜集总后二级部(含部分处级干部)以上领导干部(共七十六人)和总后机关院校(共十九个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邱会作的大字报、小字报，按人头、按单位立卷材料共九十五卷。其中，对总后的七位首长按人头立了卷。
(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陈庞材料组)
(二)邱会作和陈、王、戴密谋策划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排斥、打击总后同位首长，为他们一伙控制总后领导权做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邱会作在一号办公室召集陈、王、戴等研究布置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的准备工作。邱会作布置说：你们可以适当分工，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多让群众代表去讲，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由你们(指陈、王、戴)去讲。会务工作由王希克、陈庞牵头，主要靠你们十几个召集人，你们就是会务组。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小组围攻“四张”首长。三个黑干将亲自坐阵。陈庞参加第一组，围攻张政委、张天云副部长；戴金川参加第二组，围攻张令彬副部长；王希克参加第三组，围攻张贤约副部长。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所谓大会批判。陈庞找我、张××和胡××同志，给他找材料，准备个发言稿。陈庞交代说，发言稿的中心内容是讲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在总后的表现……。要说明林×××是怎样说的，邱××是怎样紧跟的，李聚奎、饶正锡一伙是怎样反对的，“四张”是怎样站在李聚奎一边的。要用材料来说明。陈庞还多次亲自到档案科翻找材料。材料汇总起来后，陈庞亲自修改。大会发言后，他又再次作了修改，打印后他还亲自送邱贼审阅修改。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长达三万六千多字的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党内军内两条路线斗争在总后常委内的斗争情况》。
陈庞的这次发言，一方面系统的、全面地吹捧、美化邱会作，其中有一百五十一处提到邱会作。无耻地吹捧邱会作说：“早在一九六四年，邱会作××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反党活动，就有所觉察、有所抵制和斗争，引起罗的极端仇恨。”又说：“在一九六二年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七千人大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作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报告，刮起一股反革命黑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这次会上，邱会作××对刘贼的反党黑报告，采取了抵制的态度。邱会作××指出：刘少奇的那个报告是由秀才们起草的，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等等。另一方面，陈庞在这次发言中，多处恶毒地攻击、污蔑总后几位领导，胡说什么：“他们历来是党内的同路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和他们的个人利益相一致，他们表现还是积极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阶段，当触犯他们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就消极了，不革命了，甚至反对革命了。”等等。
(摘自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的发言《党内军内两条路线斗争在总后常委内的斗争情况》铅印大样)
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司令部党委传达三届十次会议情况。陈庞布置在司令部召开批判大会，特别指出要我们几个首长的秘书，每人都要讲一遍，其实就是把总后的革命领导干部进一步在群众中搞臭，一棍子打死。
(吴士炤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二月，传达了总后三届十次会后，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说：“这次学习等于是新军委成立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学了之后，大家都能把总后两条路线斗争情况讲出一套。”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三)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后，邱会作和陈、王、戴从组织上、工作上控制总后领导权
1、邱会作和陈、王、戴在总后党委常委之外组成“小常委”，控制常委例会
一九六九年七、八月间，邱贼大兴土木修建地下室，扩建宿舍时的一个晚上，邱贼的老婆胡敏在司令部参谋长办公室接了一个电话。他接完电话后，对陈庞说：“叶主任来的电话。叶主任说不要怕花钱，林说了，今后，不管邱做什么工作也不能离开后勤。”从这里可以看出林贼是企图让他的死党邱会作永远把持总后的大权。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九月份，总后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邱会作把陈、王、戴拉入总后党委常委，并提为总后的副部长、副政委，他们一伙在总后党委常委之外组成了“小常委”。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黄永胜等接见了总后新领导班子，在陈庞的工作笔记本上记录了黄的讲话。黄在讲话一开头就说：“我来见见大家，有些同志不认识，林×××是满意的。”接着又说：老同志这样疾病(那样疾病)，对他们的工作不要苛求。对年轻的放手让他们工作，年轻力壮，发挥他们的作用。林彪和黄永胜的黑旨意为邱、陈、王、戴控制总后领导权开了绿灯。
(摘自陈庞工作日记本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
控制总后党委常委例会。陈庞每周要司令部准备提案，叫林家驹收集安排议题，每个提案印出后，经陈过目，再送邱贼划圈后才能提出。
(唐元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二日揭发)
陈庞私下对我说：常委讨论是形式，不管怎么讨论，以邱的意旨或批示办理不会错。
(唐元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二日揭发)
陈庞经常说：这个事“要请示邱部长”，那个事“要请示邱部长”说什么“邱部长定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卅一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总后常委讨论装备研究院的编制，不同意单建化工所、仓库所，陈庞没有参加这次会。事后批评唐元副参谋长和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坚持、不顶住。”还说过去李聚奎就反对成立装备研究院，这里有路线问题等等。以后，陈庞亲自找两个所谈任务，并把邱贼抬出来，否定了常委的决定。
(刘寅生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卅一日揭发)
陈庞控制总后首长的活动：(1)控制外事活动。每次外事活动安排谁去，要经过他。陈庞还交代，不安排张贤约副部长参加外事活动。(2)“五一”、“八一”、“十一”，总后首长、二级部首长参加观礼、宴会名单，都先要经过他。(3)参观一些机密科研成果展览，总后首长、二级部首长名单也要经过他决定。(4)参加一些会议，那些首长去参加，他也要过问。如参加全国人防会议、体工会议名单，也是经他定的。(5)总后首长的活动，规定秘书要向办公室通气。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总后的外事工作，凡是重要的外事活动，都是陈庞亲自指定和安排人出席。一九六九年总后党委三届十次会议以后，陈庞即告当时援外处处长王英民，今后不再安排张贤约副部长出席外事活动。一九七一年初，张令彬副部长从广州疗养回来，陈庞又“指示”：“今后，凡是总理、黄永胜出席的外事活动，注意不要安排张令彬副部长出席。”
(张文源同志揭发)
3、控制机要文电和重大问题，排挤、封锁、陷害总后几位首长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到办公室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好关。到现在还没放弃。现在这个关把不住。邱规定上报、下发的文件要经过他看看。政治工作文件要经过政治部，业务工作文件经司令部。”
(司令部党委会记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上说：“总后首长那么多，这个这样批，那个那样批，不能批了就办，这个口是非归不可。”
(司令部党委会记录)
对总后几位首长横加封锁。如某绝密工程就一直封锁了张政委、张、张副部长。今年张政委出差前，我与秦万里到政委那里，请示需作何准备时，政委谈到要走的路线，恰要经过某绝密工程附近，我们提议请政委顺便去看看，政委说，他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工地。后来秦到该工地回来汇报时，因几个副参谋长在场听了，事后陈庞发了火，说是当人乱讲，是泄密。并说：“邱××讲过，连张政委都不要告诉。”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有一天，我和张副参谋长到张政委家，请示政委出差去看××基地，准备工作还有什么指示，张政委问我最近到那里去了，我就把去看“×××矿”的问题，凡是我看到知道的向张政委说了。事后这件事也不知道陈庞怎么知道了，一次办公会还未开始，陈庞大发雷霆，劈头盖脑，大加指责，用手指着我说：“你们向谁说了，这么机密的事。”我说：“除向张政委说过之外再未向谁说过。”陈庞蛮横地说：“那也不能说，谁让你们到处乱说，出了问题你们负责。”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别有用心地散布说：“总后首长，毛泽东思想水平每个人都那么高吗?总后首长看文电、后勤工作情况。有的心血来潮，批得多，没归口就往下传，不要令出多门。”这里主要指张令彬副部长，因为张副部长看了几期《后期工作情况》有批示，我们就往下传达。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七、八月份，当时张令彬副部长是分工管科研的。有一次尹海(21办负责人)向张副部长汇报有关任务情况，陈知道了，把尹海批评了一顿，陈批评说：“你向他(指张)汇报干什么?不要到处捅。”
(陈光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揭发)
有一次张令彬副部长要两本毛主席像章册，吴平去“请示”陈庞怎么办时，陈恶狠狠的说：“他再来要，叫他找我，我对付他。”最后还是没给。
(李永宣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一日揭发)
陈庞对张贤约副部长进行排挤、打击，文件给看得很少，好多会议也不让参加。如京外直属单位事故报告，原来是张贤约副部长阅的，陈庞看后就指责说：“张贤约副部长只管驻京单位行政管理，不管京外直属单位，给他看什么?”因此，京外直属单位事故报告，也不送张贤约副部长了。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月，为弄清李聚奎的工作调动问题，经二办批准提审过一次徐立清，去前陈庞交待说：“你们要趁机问问徐立清他和张贤约副部长的往来情况。”我们当时问陈庞：“张贤约副部长认识徐立清吗?”陈庞说：“他们是老相识了。”回来后，陈庞问道：“徐怎么说的。”我们说：“徐说他和张贤约副部长过去在西北军区×军一起工作过，是老相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只碰见过一、二次，没有说几句话。”陈庞听了很生气的说：“你们什么材料也搞不到。”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邱会作、陈庞企图抓张贤约副部长为总后“5?16”的“中台”。今年五月份，专办联合调查组到贺兰山搞“5?16”问题，专办许振海对我和杨斌同志布置说：这个“中台”是张紧约副部长。还交待有关张贤约副部长的问题，要密封直接寄给郭清洲。
(孟令富同志揭发)
邱会作、胡敏派我为林贼、叶贼选美女。陈庞对我说，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陈庞还说过，你把出去选人的工作做好就行，这是“总后的光荣”。
(吴瑞云同志揭发)
胡敏等在上海选了一个女的，叫张×，林立果看了嫌瘦，邱会作、胡敏就让她住在一号催肥养膘。警卫员蒋平安把这件事告诉了张×，以后张和小蒋有了感情后，陈庞亲自出马，组织一帮人，有胡敏、南景武、张良栋等人，在一号私设公堂，围斗小蒋，说小蒋侵犯了“最高利益”，并利用职权给小蒋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送部队劳动改造。
(张鲁炎同志、吴瑞云同志揭发)
邱贼为表达他对林贼感恩戴德的心情，几次示意要选件好礼品送林贼，以示纪念。陈庞为些亲自出马，带上吴瑞云和我一起到了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北海团城等地方，因无合适的未选到。回来陈庞叫我非找到好的不可。以后才勉强找到一个“延安宝塔”风景横匾。陈和我一起送到邱的家里。
(李永宣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一日揭发)
邱会作想方设法为林贼送件精巧、具有永久保存价值又要使林贼能天天看到的礼品。要选做这样一件东西很不容易，找了好多都不行。后来邱贼自己提出要仿制一个斯大林胸前佩戴的那个勋章。但由于要求很高，外边红色，里边放金光，铅的作不成，玉的不行，玛瑙也不行，象牙的更不行，后改做光学玻璃的也未成，始终未做成。后来不得已才改做了一个象牙底座的台像，用红有机玻璃做红旗，上面刻有“五七指示”全文，才算了事。邱贼曾不太满意。但陈庞是为此花了不少心血的。
(李永宣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揭发)
邱贼为了讨好林贼，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要陈庞叫像章办公室做一红色玛瑙、黄金的五角星像章送给林贼。像章办公室跑遍全城也做不了，陈庞很不高兴地说：叫你们办一点事也办不成。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陈庞曾交待像章办公室，邱贼说叶贼要一个公文包，要“像办”到北京市皮革公司专门设计订做。邱贼、陈庞还亲自划了一个图样。先后做了十几个样品，邱贼都说不好。以后又叫“一号”的秘书重新做的。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陈庞对“四大金刚”和他们的老婆、林贼的儿子参观技术革新展览“关怀备至”。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之后，黄、吴、李的臭老婆包括“林办”的秘书，他们的孩子、媬姆、厨师、警卫员、公务员要来展览会参观。陈庞亲自打电话要展办热情接待。第二天早上陈庞还不放心，亲自来展览会一趟。邱贼的臭老婆胡敏亲自陪同参观。参观后，陈庞还打电话问他们参观有什么意见，满意不满意。
一九六九年林贼的儿子林立果来展览会参观时，陈庞、胡敏也都打过电话，叫展览会很好接待。当时，展办是按中央委员一级首长接待规格接待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份，黄、吴、李、邱要来展览会参观，在他们来之前半个月就忙坏了陈庞。陈庞过去很少来展览会，可是这几天来的最勤，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坐着汽车就突然来了。陈庞还提出要展办固定专人值班，怕他的黑主子临时突然来参观，亲自布置展办，如果“首长”临时来参观，由办公室发出紧急信号，拉电铃长音，各展室解说员听到后停止讲解，要立即动员观众退场。以后，陈庞知道“四大金刚”在十二月七日来参观，陈庞在这前几天来展览会更勤了。要展览会于十一月三十日就停止对外接待，专门整理内务，打扫卫生，准备迎接。十二月三日，陈庞还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制订了参观计划、警卫、参观路线，要列队夹道欢迎，原来布置还要打八面红旗和毛主席像，要求布置两个“首长”休息室，甚至连“四大金刚”爱吃什么菜，喜欢喝什么酒，吃什么水果都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陈庞为了讨好他的黑主子，还亲自开了菜单子。如何解说、介绍情况，陈庞、钱夫泰都是亲自审查。“四大金刚”参观后，到总后大院食堂吃的饭。饭后，在总后礼堂接见展览会全体工作人员，黄、吴、邱向大家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陈、钱还叫礼堂录了音。
(尚迪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日揭发)
在陈庞的笔记本上查到陈庞为迎接“四大金刚”开的单子：(1)要有暖气，四楼一一介绍；(2)二楼休息；(3)看完一块吃饭。
在休息的地方：(1)要有说明书；(2)桌子上要有水果、苹果、梨子、花生、糖、点心；(3)厕所要有纸；(4)吃饭堂——屏风隔。
准备会餐的东西：(1)擦筷子纸；(2)茶杯子(三种)；(3)端水问题(十一人)；(4)餐具；(5)天津包子、馒头、花卷、小蒸饺、八宝饭；(6)水果、梨子、冰糕、葡萄、茅台酒；(7)菜酒摆上讲话；(8)外面摆点心加酒。
开始上酒菜：汽水、对虾、王八肉、狗肉、烤鸭、鱼、鳝鱼、鸡、肥肠、蘑菇、鸡荀汤等。
(摘自陈庞笔记本)
私自为“林办”秘书的老婆安排工作。一九六八年，陈庞、胡敏、南景武把林贼办公室一个秘书的老婆宋×，安插在司令部。据南景武说，宋原来是在总参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挤”、“打击”，身体不好，所以换到总后来工作。下命令时原是到办公室档案科任助理员，可是陈庞、胡敏、南景武却把她放在政协室工作，说是政协室政治空气浓些。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外出，说是帮助工作，以后没有回来。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揭发)
对吴法宪、李作鹏的黑指示“紧跟”、“照办”。陈庞交待我们说：吴法宪、李作鹏交下来的任务，要坚决完成，他们是上级，我们一定要紧跟。
(孙世喜同志揭发)
(一)反对引用毛主席语录，攻击毛主席语录是“虚话”
一九六八年以来陈庞一直反对在文件上引用毛主席语录，他经常借口文件写的太长，但实质性问题不多，看了半天也不知说什么，还说是以引用语录压人。对此，他都不改也不批，就是要拿回重写，偶尔他也暴露了其恶毒用心，说我才不勾呢(指语录)，以后你们又说我反对引用毛主席语录。陈庞还多次宣扬说，邱贼和办事组首长，看文件有个窍门，就是由后往前看(意思是前面都是讲的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后面才是实质性问题)。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一九七○年四月十九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高举、突出、拼命干，部队深入人心，我们提的不够。如何在业务工作体现出来，有些只用了主席语录，就算高举了。昨天，我看了材料，虚话那么多。”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二)用邱会作的黑指示代替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由我具体负责起草的司令部一九七一年工作安排初稿上面，原来写上“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对全党、全军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而陈庞看后，把这些统统勾掉，换上邱贼的一套，写上“继续高举、突出、拼命干，发扬勤恳办事，勤俭办事，勤巧办事精神。”陈庞还指责我们不敏感，对邱的所谓指示跟得不紧。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揭发)
(三)中央转发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后，陈庞继续鼓吹“大树特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四日党委会。陈庞说：从杨×××的文章精神，我们思想上讲起来，是毫不动摇的，完全是这样一个事实。
毛主席在我们脑子里确实是绝对权威，毫不含糊，是革命的需要。杨×××的文章，反映了群众的需要，应该肯定。大树特权，对毛主席没付作用，对群众来说教育后一代。……毛主席从相对真理，绝对真理提出这样提法不妥，我们可以理解。提法不这样提，但是绝对权威是绝对存在的。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在湖南省一个报告上批评了“大树特树”的问题，而陈庞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传达邱贼的报告时说：“大树特树的字样是空军《吕祥璧》剧中出现的，这是广大工农兵对毛主席热爱最朴素的语言，是没错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没有错，但不够严密”。
(胡志远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揭发)
(四)反对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三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八三四一部队总结了“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经验。专办调研室的一些同志几次向陈庞提出要求总后机关开会贯彻落实，陈庞拒不接受，最后用邱贼的黑指示压人说：“邱××讲了，总后机关不开这样的会，开了名声太大。总医院是‘国际市场’，也不能开，要开只能各部开小会。”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发)
(龙达实同志揭发)
对贯彻执行毛主席“一一·二四”批示的情况，陈庞说：“不写文件”，以后我又找他，他说：“那你们写吧!”好象无所谓。
(张力同志揭发)
(六)抵制毛主席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要批示
一九七一年毛主席批示军事训练每年要有120天和90天时间，陈庞拒不执行，并说这是对野战军讲的，后勤部队不在内。所以，各办事处根据主席批示都研究了落实计划，结果都未落实。
(张力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卅一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七月，作战部长会议后，总理批示部队训练每年九十天和一百二十天，并经毛主席批准。陈庞先在七月二十三日说训练是如何落实黄××的指示，以后又强调这是对野战部队的，没有组织在后勤部队中贯彻落实。
(马朴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揭发)
(七)抵制学习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关于学习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陈庞一九七一年六月八日在司令部碰头会上，只笼统讲要抓住中心，深刻讨论一下。没提具体要求。
相反，对邱会作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下午向总后驻京单位团以上干部所作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陈庞却几次在司令部碰头会上布置要学习、讨论。六月二十九日讲要讨论邱××的报告，七月六日又讲邱××的报告印发后，至少要再学习两个下午。
(马朴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在国防科委体制调整时，就曾打算把中央卫生部的工业卫生实验所划归总后，以后总理也曾多次指示要总后考虑，但邱会作、陈庞却极力抵制，以种种所谓“理由”拒不执行。直至一九七一年五月，林家驹还通知我说：陈×××叫以不接收工业卫生实验所的口气给邱××写个报告。以后虽然接收了，但却拖了二年多，由此可以看出邱、陈对待总理的态度。
(刘寅生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卅一日揭发)
关于中央卫生部工业卫生研究所移交总后的问题，总理和国务院曾多次作过指示，而邱贼和陈庞却采取拖的办法，拒不执行。陈庞说什么移交军队后对全国三防不好管，交代先给邱贼写个报告，建议归中国医学科学院管理。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今年七月份，国防科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闭幕时总理亲自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国防科委将总理的重要指示整理了一个记录稿，打印发各单位带回去传达和贯彻执行。我从京西宾馆回来后，对陈庞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会议闭幕时总理亲自到会作了重要指示，要传达贯彻执行。”陈庞不耐烦的回答说：“我忙的很，没有时间，以后再说吧。”我接着说：“那就先将总理的重要指示给你看一看吧。”随即将总理的重要指示交给了他。十来天后，文件到期要退给国防科委时，才和他要回。陈庞对总理的这一重要指示既不传达，也不提如何贯彻执行，不了了之。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邱、陈一伙对抗总理指示，提出大搞汽车，成批安排汽车生产。邱会作在后勤部长座谈会上说过：你们造汽车，我们精神上支持，物资上不支持。但他阴一套阳一套，一九七一年同意总后直属工厂安排生产汽车一千台。东拼西凑，全年实际完成还不到一半，影响了汽车修理和配件生产。去年九月安排一九七二年生产计划时，陈庞仍要按六百台的计划安排。几位副参谋长意见：七二年除完成七一年未完成的计划数外，不再另外安排。陈庞根本不听，仍坚持照他说的数量安排。
(杨利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揭发)
(一)恶毒攻击叶副主席并亲自指挥和积极参与大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黑专案
1、一九六八年三月到十一月，陈庞积极参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授意组成的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的罪恶活动
(内容略)
2、一九六八年秋，陈庞亲自指挥“李聚奎专案组”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
一九六八年秋，陈庞曾多次授意，要李聚奎专案组提审所谓李的上线(指肖、刘、李、谢)。陈庞说：肖华等是李聚奎伸手总后文化大革命“倒邱后台”。并说：肖、刘、李、谢组(即由王用久负责设在后勤学院的那个组)，已搞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你们也要提审肖华等，搞这方面的材料。陈庞还恶意的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肖华、刘志坚起草的叶副主席给军队院校来京师生的讲话稿中，原来是要点邱会作的名的，后来中央文革去掉了等等。这实际上是授意在提审肖华等时，要借机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按照陈庞的授意，李聚奎专案组提审了肖华，提审时肖华几处提到了叶副主席。肖华所讲的，当时未写成材料，提审肖华回来后，陈庞问了提审肖华的情况。并说：肖华怎么讲的，就叫他怎么写，材料取回后要马上给他看。过了几天，材料取回后，原件(或是抄件)就给陈庞看了(记得陈庞说他给邱贼看了)。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邱贼和陈庞授意汇编×××、×××、×××的“材料汇编”时，又授意把肖华一九六八年十月廿七日和八月三日两次所写的材料，都作为附件汇编上。汇集后，邱贼、陈庞反复看过多次，几经修改才定下来，尔后别有用心的盗用“总后无产阶级革命派编印”的名义，由专办负责印发。
(摘自“张鲁炎同志揭发主要问题摘要”)
陈庞在邱会作的授意下，盗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编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材料汇编)，在总后系统各单位广泛散发。在这本材料中，除了大树邱会作，标榜邱所谓正确的同时，他们还利用口供和“交代罪行”的手法，上挂下联，有很多地方把矛头指向了叶剑英副主席，其中仅肖华的口供中就有十三处提到叶副主席。手法也极端恶劣，有的地方是把叶副主席与肖华、刘志坚相提并论；有的地方是别有用心地故意把有的人和叶副主席联系起来。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3、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恶毒地攻击叶副主席、徐副主席，胡说什么：“关于邱会作××当时(注：指一九六九年一、二月份)遭到残酷迫害的情况，过去我们知道得不多。现在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不断深入，许多情况已经陆续揭发出来了。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二月逆流’黑干将和总政阎王殿是支持彭黄漏网分子×××、×××等残酷迫害邱会作××的元凶。正是他们，在总后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公然对抗林×××的指示，把邱会作××推了出来，听任阶级敌人百般摧残，妄图置邱会作××于死地。乘机把总后的局势搞乱，以实现他们乱军反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篡夺总后领导大权的罪恶阴谋。”
(摘自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党内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总后常委内的斗争情况》铅印大样)
4、一九六九年一月一直到党的“九大”以后(六月)，陈庞在邱会作的授意下，亲自布置专办成立“死不悔改走资派、叛徒、特务操纵坏分子调查组”，私自绘制“联系关系图”，大搞叶副主席的黑材料
(内容略)
5、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党的“九大”会议期间，陈庞明目张胆地攻击叶副主席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攻击叶副主席。胡说什么：“一、二月份问题那么大，现在搞的很清楚，有黑干将”，接着陈庞说：“听说钱信莎近来交代了很多新问题，钱信莎是个现行反革命。她和×××的儿子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
当时正是党的“九大”开会期间，叶副主席是大会主席团成员，陈庞在这个时机放毒，是别有用心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下午，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恶毒攻击叶副主席、徐副主席。陈庞说：“钱信莎就是现行反革命，她和×××的儿子等人，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攻击中央首长。现在政策落实，好多问题都可以揭出来，越揭越清楚。这些势力是勾结、配合得很好的。他们下面要揪邱部长，×××就给邱部长下命令，要邱部长回来。”
(摘自陈庞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二)早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陈庞就影射、攻击张春桥同志，特别是党的“九大”以后，多次恶毒地攻击张春桥同志
一九六八年四月廿八日，司令部党委学习讨论《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时，陈庞说：右倾思想，模糊阶级阵线，混淆阶级斗争，什么“围剿派性”，什么“无条件联合”，什么“一刀齐”，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到压制，上海就出现了无条件联合。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二月，计划会议期间，上海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同志在小组会上讲，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周总理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又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请马元水同志给大会作了报告。会后，我对陈庞说，马老报告很好，他瞪着眼问我：怎么好，你就是人云亦云，瞎吹瞎捧。陈庞这些话是非常恶毒的，他不仅是对马天水同志，也是影射、反对张春桥同志和周总理。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月，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一方面树邱，说邱在全国都有威信；一方面攻击张春桥同志。陈庞说：“在专案组我经常讲这个问题。到什么地方，除了上海，都是很吃香的，实际上还是邱部长的威信。”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在司令部一次会上座谈我们对外要注意谦虚谨慎时，我说听不少同志反映，到外去办事，人家对总后都很支持，都热情帮助。陈庞插话说：别的地方可以，上海还不行。这实际上是对张春桥同志不满。
(钱夫泰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年陈庞曾对我散布过影射、攻击张春桥同志的言论：(1)上海是一派掌权，工总司把另一派硬是压垮了；(2)上海市清查“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陈庞对我说过，上海清查“炮打”，有些扩大化了，死了人，现在又不大搞了；(3)陈庞对我说过，上海市发生了几起重大事故，损失很大，原因还没有查清楚。
(郭清洲揭发)
一九七○年下半年，上海万吨货轮下水前出了事故，陈庞看了电话记录，当时表现出不满，又表示幸灾乐祸的情绪，并说工作光是大轰大嗡是不行的，这就是工作不落实、不扎实的后果，造成损失！
(孙梦麒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年下半年，企业部还是上海物资局给总后写了一个报告，要以总后的名义写报告在上海办什么事情，陈庞交待说：与上海联系办事要特别注意，那里是不好办事的，和别的单位不同，不要以总后的名义发文件给上海，发了也不起作用。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初，南京军区请示总后要办一件什么事情，陈庞说，对南京军区提的问题不能随便答复，不论我们叫南京办什么事，或他们要我们办什么事，都不能随便答复，因为他们的态度和情况我们不了解，并交待凡是答复问题时，一定要经过他同意。
(孙梦麒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医大宋峰到北京与陈庞密谈研究对付×××的办法。宋峰说：“这些人太右倾，怕上海怕得要死。”陈庞说：“实际上是怕张春桥”。
(刘存忠同志揭发)
我两次向陈庞透露九届二中全会情况。时间是在邱贼开九届二中全会回来不久，有一天，我和刘作山在一号办公室，我问庐山会议情况，刘作山告诉我。当告诉我时，陈庞在一号外屋看报，陈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他在外屋，当说完后，我一开门，陈庞说他看报，陈庞即进内屋和我对桌坐着，刘作山出去了。我告诉陈庞，这次庐山会议陈伯达打倒了。陈庞表示吃惊。我说，作山告诉我是为天才问题，是在同一时间各组都说天才问题。第二次过了一些日子，陈庞又去一号，我又告诉他，叶、吴、李、邱都有错误，邱轻。邱在康老一组，康老水平高，对邱批评严厉，叶贼不轻，李贼话有份量，但有叶贼，李借光，没怎么抓，吴的错误重，陈伯达在华北组也批得严。我又一次说是为天才问题，作山说的，是说的张春桥(意思天才是张春桥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陈庞自然点点头。陈庞没有说啥，只是听。
(摘自胡敏交代材料)
一九七○年九月廿六日司令部碰头会上，陈庞说：现在在工作中要注意两股消极东西，一个是骄傲自满，一个是在运动中被批判的人消沉。头脑不要发热，现在是否发热多些。不要把星星当太阳，不要把乌鸦当黑人。既要看到主流，又要看到支流，领导干部要善于学习分析形势，注意抓自己的情况，这是学哲学、辩证法问题，领导工作就是思想工作。是否热多些。对群众要鼓励，对领导要保持清醒头脑。
(摘自司令部碰头会记录本)
一九七○年九月廿六日司令部碰头会上，陈庞传达邱贼黑话说：注意两股消极东西，一是骄傲自满；二是受批判干部消沉，注意解决我们头脑中不要发热，我看发热多点，不要看个星星当太阳，不要看乌鸦当一片黑影，既看到主流又要看到支流，要善于分析自己形势，注意抓自己的情况，就是抓思想工作，究竟是什么思想，对待群众就是鼓励支持，对领导保持一定清醒头脑。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前，陈庞就为林贼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年大概是上半年，陈庞在一次碰头会上说：林×××所提出的问题，在毛主席那里都能通得过。
(张力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揭发)
一九七○年五月间的一天，陈庞在办公室从兜里拿出一小条子说：最近叶群传达，毛主席亲自到林×××住处，听到林的身体长了五斤，很高兴，并且谈得很好。林贼说：大老粗干部好，大老粗不会变修正主义。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年五月间，陈庞在办公室拿着一个小条子说：叶贼在京西宾馆开会时讲，主席到了林×××的家，主席听到林的体重长了五斤很高兴等。陈庞当时并说了“大老粗干部好，不会变修”这样意思的话。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揭发)
(二)别有用心地吹捧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指示”
一九七○年九月十三日党委会上，陈庞传达计划会议精神时说：二中全会上林×××作了极其重要指示。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拟定七一年计划的几点意见：二中全会上，林×××作了极其重要指示。”
“今年，要把今年计划摸一下。二中全会公报一发表，各地干劲很大，可能大大超过。林×××讲话，指出了努力方向。”
(注：林家驹同志的记录本上未记时间和谁讲的，但据林家驹同志回忆是陈庞讲的)。
(摘自林家驹同志会议记录本)
一九七○年九月十二日(或十三、十四日)，陈庞在参谋长办公室向司令部党委传达了国务院业务组的一些指示。陈庞在讲到关于拟定七一年计划的几点意见时，说了这样几句话：“二中全会上，林××作了极其重要指示。”“根据林××指示，提出以下意见。”“林××讲话，指出了努力方向。”在九月六日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和……林××在会上讲了话。而陈庞在讲二中全会时，竟然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却三次只提林贼。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揭发)
(三)为林贼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一九七○年九、十月间，当时正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陈庞为了吹捧林、邱贼的所谓成绩，布置司令部一、二、三处和办公室资料组，着手写十年后勤战备建设总结。这个总结原来初稿序言写了一句“自一九六○年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话，以后，另一个同志重新写了—段序言，没有写这句话，送给陈庞看了之后，陈庞很不满意地说，这句话很重要，怎么能删去?没有这句，这个总结还有什么写头呀！
(任秀土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揭发)
陈庞在邱会作的黑授意下，为了选编林贼的黑指示，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就“指示”计划处吴平抽出专人进行编印，还叫给军区、军兵种打电话收集有关林贼的黑指示。到一九六九年七月，排印出第一次大样送陈庞审查，陈庞以“再看一看”为借口，迟迟不批印。但到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一年四月，却一反常态的抛出三点黑指示，一是印好后按大样形势装订，封皮加上(大样)二字。二是印好后不要发，谁要可以给他。三是以司令部计划处名义写几句说明，复印时间仍写邱批准的时间(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按照陈庞的黑指示，最后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份正式付印。
(司令部计划处揭发)
司令部计划处选编的林贼“关于后勤工作的指示”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份才正式最后付印。当时考虑中央已有明文规定，请示陈庞是否不印了。陈仍坚持要印，叫印成大样形式，盖上大样两个字。付印的时间改为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作为机密等级，不主动发，有人要就给。
(吴平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在陈庞的黑授意下，司令部科技处、计划处、战勤处、军务处从一九七○年七月份到一九七一年八月份共编印林贼的黑指示五种(其中四种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付印的)，约计七万四千字，共印六百五十四份。编印的林贼的黑指示是：
(1)“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 (1970年7月印)
(2)“关于管理教育的指示” (1970年9月印)
(3)“关于后勤工作的指示” (1971年7月印)
(4)“关于划区供应的指示” (1971年8月印)
(5)“关于供应体制的指示” (1971年8月印)
(司令部有关处揭发)
(一)封锁、抵制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重要批示，极力为黄、吴、李、邱涂脂抹粉，掩盖罪行
一九七一年初，军委文件印发了黄贼在军委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议上组织传达学习这个文件时，极力吹捧林贼的黑干将黄、吴、李、邱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说：姿态很高，检查的很严格。本来跟上头跟得很紧，路线斗争觉悟高，却检查跟得不紧，路线斗争觉悟低，值得我们学习。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揭发)
陈庞在向司令部党委传达黄贼在军委座谈会讲话提纲时说：“军委办事组的检查，很深刻，调子很高。”在整风阶段时，对这个讲话提纲，军委办事组的假检查，陈庞也不叫向机关干部全文传达。在司令部群众大会上，那些传达，那些不传达，都由他圈定好，他把“军委办事组”的“检查”部分和其他主要部分圈去，叫其他副参谋长传达。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司令部党委会上，当研究司令部在总后党委扩大会上的检查时，陈庞说：军委办事组检查调子很高。
我们的检查，总的帽子，要按黄××讲的那个提法搞。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在司令部党委会上，陈庞说：我们十、十一、十二日开始整风。整风前把批陈小结一下。还要传达全军、总后会议精神。批陈、整风。工作要统一起来。从现在开始利用晚上传达全军、总后会议文件，黄××、邱××讲话要先传达。让大家先知道上边的精神。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一年四月的一天，张政委在卅八楼召集各部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一个电报时，其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和“没有抓住批陈重点，丧失了时机”一段。陈庞回到办公室很不满意的说：“张政委欠考虑，不应该传达这一段。”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有一个电报通知，张政委向二级部以上干部原原本本传达了中央的电报，陈庞接着说：张政委不该念“军委办事组没有抓住批陈重点，丧失时机”一段话。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邱贼在给处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比如上陈伯达的当，在座的几乎很少。但我个人就有受骗上当的问题。上当、受骗、害人都有。”邱贼的这些话是骗人的，是为了掩盖他的反党罪行的。但是就是这样几句话，陈庞也不让向全体干部传达。他让我传达时，他说：邱××讲的上当受骗的话不要往下传。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邱贼给机关处以上干部传达陈伯达的罪行时，有意隐瞒了林彪反党集团用“天才论”的黑纲领分裂党的罪行。在讨论这个传达后，走在路上我问陈庞，邱为什么不讲天才问题?陈庞说：“邱××避开天才问题，是怕不好讲，讲不清楚。”有意为邱贼开脱罪责。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九日，陈庞在司令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动员整风时，说：“各部之间互不干扰、串连，不要通消息，这是一条纪律。特别是司、政要注意，不插手，不串连，不搞小道消息。”现在看来，陈庞规定这条纪律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当时，并没有人搞什么小道消息，也没有人要求串连，他提的都是不存在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规定这样的纪律，可见心中有鬼。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上午，陈庞把我、李启、林从光三人叫到参谋长办公室，对我们讲：“军委要开个会(指：军委座谈会)，抽你们三个人去作记录。”并说“会议很保密，要涉及到陈伯达的问题，不能给别人讲。”陈庞还特意向我说：“也不能跟首长(指张令彬副部长)讲。”
(吴士炤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揭发)
(二)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
陈庞几次说，批陈不能从罪行上批，只能从理论上批。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七一年批陈整风时，陈庞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重点抓批陈肃清流毒，而是把目标向下，深揭深批所谓司令部“三个反革命集团”，并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罪行材料印发各支部，组织介绍和批判。
(张力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陈庞又借“五?一六”的机会，进一步搞秋后算账。陈庞说：“这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了，过去很多问题没搞清楚，这次要搞清楚。”他指挥总后专办，以反邱划线。列了一大堆所谓总后文化大革命的事件，要各部统一行动搞这些大事，通过这些大事，查骨干、查幕后操纵者，他还叫专办抓司令部这个点。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批陈整风时，陈庞在司令部一次批判大会上，“批判”陈伯达的“人性论”之后，说：“还有一个和陈伯达差不多的人，快揪出来了。”引起大家议论纷纷，都怀疑中央政治局又出了什么大问题。
(任秀土同志揭发)
大约在一九七○年九月份，胡敏要我办一件关于盛玉华参军安排工作的事，这事当时很保密，胡敏说：“这是‘林办’叶主任交待办的。”
(吴瑞云同志揭发)
陈伯达的姘头盛玉华，由胡敏通过高文智参了军，安插在企业部工作。后来这个女人又提出要到通讯社工作。胡敏就交待陈庞、戴金川，由陈、戴安插到通讯社。庐山会议期间，中央追查此事，邱会作、胡敏又通过陈庞先放在营房部，以后又弄到岳阳二三四八工程指挥部，包庇起来。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陈伯达罪行揭露后，成都军区来一电报，其中第四个问题反映陈(注：指陈伯达)有特务嫌疑，并涉及到三○一医院的××，邱会作看后批给陈、王、戴。陈看后专案组的一个同志看，这个同志看后，就写了一个关于××的材料给陈，陈交邱，邱批：我暂不看。就不了了之。
陈伯达的女儿陈海梅在吉林军区某医院当护士，省军区派人调查陈女儿的问题，陈庞不让看陈海梅的材料。专案组把陈女儿的罪行材料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拟上送，邱会作、陈庞看了借口材料太长，不让上报。
(刘存忠同志揭发)
(一)一再鼓吹紧跟邱会作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礼堂整风会上陈庞自我表白地说：“我离开邱××很难应付。”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陈庞在总后党委四届四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肉麻地吹捧、讨好邱贼说：现在工作岗位，靠邱××近，做些工作，不管搞专案，司令部工作，自己提出办法少。离开邱××远，就比较难。……自己水平低，经验能力低，现在还可以做工作，靠邱××近。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日揭发)
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研究整风以后情况时说：“整风时，我们提紧跟不够，这个提法不多，有个军区和×院这样提的……。”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一年三月份司令部党委整风时，陈庞一再强调司令部紧跟邱会作不够，特别是在整风时让几个副参谋长检查紧跟邱会作不够，还给我点了题目，说我对邱会作的所谓对通信、机要工作的批示，没有认真传达贯彻。还点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说我参加了“一?二四”大会。陈庞亲自将我们的检查稿修改上报。
(孙梦麒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三月份，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整风检查时说：“说话有时不谨慎，……甚至有时在邱部长面前也是这样，说话随便，显得对上面很不尊重。”
(摘自一九七一年三月，陈庞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反骄破满检查的材料)
司令部整风时，陈庞在“紧跟不够”上大作文章，说司令部紧跟不够，紧跟不够的主要表现是落实不够。他还告诉我，写总结的时候，“一定要把邱××对通信工作的批示，我们没有传达、贯彻的例子写上”。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六日党委整风总结上，陈庞自己加了一段说：“司令部党委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紧跟不够。”说：“对总后党委和邱××的有些指示，贯彻执行不够。”陈庞还对我说：我看到的总结，别的部还没有敢提紧跟不够的呢。我们要敢这样提。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五、六月份整风深入阶段，陈庞说：“我们的问题是跟得不紧，对上边学习不够，研究不多。特别是邱××到国防工办领导小组之后，我们学习贯彻不够。”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二)私自编印邱会作的黑指示，为邱会作树碑立传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庞多次布置、检查编印邱会作的黑指示。一九七○年九月份，陈庞在司令部碰头会上大发脾气说，整理邱会作的讲话资料“不是人少工作忙，而是没有决心，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尽快编出来”(董玉学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会上指责说：“我叫你们编印邱××指示，跟得够不够!”(秦万里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陈庞对整理邱会作的所谓讲话资料，又作了具体布置(董玉学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陈庞又布置要整理邱会作的所谓指示(林家驹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八月，陈庞在司令部一次办公会上十分不满地说：“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把邱××讲话指示汇集起来，我就是没有看见搞多少。”(秦万里同志揭发)。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司令部碰头会上，陈庞还检查过去布置过的各处、室汇集邱会作的黑指示完成得怎么样(林家驹同志揭发)。
(司令部学习班办公室陈庞材料组整理汇集)
在陈庞的黑授意下，司令部从一九七○年七月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共编印邱会作的黑指示十三种(其中十二种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付印的)，约计十九万一千六百一十字，共印五百二十九份。编印邱会作的黑指示是：
(1)“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摘录)”(1970年7月印)
(2)“关于加强后勤司令部建设的指示”(1970年9月印)
(3)“改进文风的一些意见”(1970年9月印)
(4)“有关计划工作的指示”(1971年4月印)
(5)“关于划区供应方面的指示”(1971年4月印)
(6)“关于后勤工作方针、原则的指示”(1971年4月印)
(7)“关于后方基地建设的指示”(1971年8月印)
(8)“关于物资储备和仓库管理工作的指示”(1971年8月印)
(9)“关于军事运输和汽车拖挂、回空运输的指示”(1971年8月印)
(10)“关于岛屿、边防后勤建设的指示”(1971年8月印)
(11)“关于装备修理方面的指示”(1971年8月印)
(12)“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指示”(1971年8月印)
(13)“黄永胜、邱会作对装备工作方面的指示”(1971年8月印)
(司令部有关处揭发)
九届二中全会上，黄、吴、李、邱错误比较明显。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军委座谈会上，李瑞山同志批评邱会作比较严肃，邱怀恨在心。同年某月份，二医大给郭清洲寄来一个亲启件，打开一看是两张陕西日报，郭以为他们装错了信封，打电话问宋峰，宋说是陈庞要的。后来由陈庞送去一号。陈说：陕西日报和人民日报登的消息口径不一致。陕西日报没有登吴法宪、邱会作参加外事活动的名字，邱看后，笑了一笑。
(吴瑞云、刘存忠同志揭发)
记得庐山会议之后，有一天，陈庞拿来几份报纸，都是陕西报纸。当时，陈指着报上的一条消息给我们看(胡敏也在场)。我看了，是报道中央首长接见什么的消息，其中报道了其他中央首长的名字，而没有吴、邱。并要我把报纸拿给邱看看。我拿给邱看了，邱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
(吴瑞云同志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揭发)
一九七○年八月六日，司令部党委扩大会学习宪法。陈庞说：这个学习挺长的。要讨论为什么修改宪法。确实挺重要。黄××说是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下边我谈点修改意见。序言，挺关重要，带纲领性的。原序言概括很好，现又经过十五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些要写进序言中去。要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要写上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有充分条件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要写上不劳动不得食。工人有罢工的权利。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年八月六日晚上，司令部党委扩大会学习讨论宪法，陈庞发言时，是拿了一个自己修改旧宪法的本子，边看边说的。会后，我向陈庞要他的修改意见稿，我说是不是按他说的，把我们的修改意见补充一下，陈庞说：不要照我讲的写，我是看到别人的修改意见说的。
从陈庞的这个发言中，可能看出，他是看到一种宪法修改本的，而他说的“我们有充分条件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是与林彪反党集团破坏宪法修改、形“左”实右地提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是一致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早晨一上班，陈庞把我叫到参办，我记得几位参谋长都在场，还有林家驹。当时，陈庞说：主席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没讲是什么材料)有个批语。陈庞共讲了八个问题，其中讲到：“我拣两块石头，一块是卅八军的材料起了一些作用，我看到济南军区的报告又抓了一块石头，砸了那些骄傲自满的人，起了警惕的作用。”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四月初，陈庞向四位副参谋长、徐副主任和我，讲了毛主席最近看了一些材料，有这样一些批示精神：一条是读几本马列的书。历史的书，自然科学的书也要读一点。我们多读书，要考虑大问题。一条是三八作风，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要认真读书，不然就要上当、吃亏。一条是我拣了两块石头，一个是卅八军材料，起了一些作用。我看了济南军区的报告，拣了一个石块，砸了骄傲自满，起了警惕作用。真理往往是在下面，往往是在群众手中。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司令部整风时。在一次会上，胡敏摆过自己的资格，说过去与王希克一起工作过，那时都是科长。陈庞当时并未考虑要变动胡的工作，在八月份对胡敏的工作议论地任副参谋长、卫生部副部长、总医院副院长，究竟干什么没定下来。九月十二日陈庞说胡敏要任政治部副主任。看来是邱、陈他们已知道了毛主席批评“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以后才急忙作此决定的。
(孙梦麒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七月(具体日期不记得了)一天晚上司令部党委学习日，学习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开始学习时，陈庞没来，快学完了的时候，陈庞来了，问今晚学习什么?我说，学习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当时说到我们认为让尼克松来是我们外交策略上的变化，我们的外交政策没有变。陈庞听了后，马上大声地严肃地说：“谁说外交政策没有变！？”意思是“我们外交政策变了”。虽然陈庞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是，能听出这个意思。对他这句话，当时很不理解，给我的印象很深。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揭发)
一九七○年十月左右，二医大李××来北京看病，带来了两份恶毒攻击、诬蔑张春桥同志的所谓“交待”材料(抄清件)。当晚我报告陈庞。陈庞耍两面派，他说不看了，让我保存起来。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医大接收组有的同志要求调离二医大，陈庞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怕原件保存在二医大不保险，就让我去二医大回来时把原件带回北京，并把抄件烧掉。我回来时带回来了，但抄件没有烧。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陈庞给我布置去贺兰山、二医大的任务时，又问我材料处理了没有。我说没有处理。他说，那你就对二医大核心小组的人讲，材料在你这里封存着。九月二十六日，我在二医大，陈庞又打电话问我材料处理了没有，让我回来把材料处理了。九月三十日晚，我从西安回来后，他把我叫到他家，又让我处理材料。我说我已对二医大的同志讲了，材料在我这儿保存的，怎么能处理呢?他说，那你就把抄件烧烧掉。
十月一日早饭后，我到办公室从小申的铁柜里把我的一个文件包拿出来，看了里面的文件。当时犹豫不决，最后下决心烧抄件。先把两份抄件材料撕碎了放在纸篓里，然后又看二医大校外线索卷中还有与×××关系(实指张春桥同志)与×××关系两份材料，感觉这两份材料也不能留，就又把这两份材料撕了。撕了这两份材料之后，我看这个卷的其它材料都有个封皮，封皮都编有码号之一、之二、之三等。我撕的这两份材料编号是之六和之八。我一看有编号，将来一查会暴露的。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罪行，就一错再错，又把几个(记得好象是六个)封皮撕下来，也撕碎了。撕完这些之外，就把文件装起来放到柜子里锁上。到晚上六点半多钟，我把纸篓拿到烧纸炉烧了。晚上七点半以后，陈庞打电话把我叫去，他问我在办公室干什么，我说把文件清理一下(意思告诉他文件已烧)。他说，那好么。
十月四日上午，封了小申装有二医大材料的保密柜之后，我把小申的文件清册一看有登记，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就把文件清册上的目录也给涂了。
(摘自郭清洲揭发交待材料综合简报)
总后机关从一九六七年三月开始就恢复了党委领导，但建立专案、审查干部，却大多数没有批准手续。总后机关除李聚奎、饶正锡等个别人有批准手续外，其他人都是经陈庞点头，邱会作同意，盗用党委的名义搞的。
(郭清洲揭发)
司令部从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陈庞一手搞了十二个“专案”(包括总后专办直接管的六个)，都未给过什么批准手续，都是陈庞或寻找借口，或利用时机，以所谓“群众专政”的名义搞起来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张道文同志揭发)
一九六八年的三、四月间，陈庞多次说过要搞李聚奎如何伸手总后进行所谓“倒邱夺权”的问题，对此，根据什么?如何搞起？我曾问过陈庞。陈庞听后对我说：“邱××的问题，林ב八?九’讲话已作了结论，总后是‘坏人整好人’……，这就是你们办案的根据。要有信心，不要怀疑。”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关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设立“朱、项、杨”的原因，从陈庞对我的一次罪恶授意说的很露骨，陈庞说：“这是个大案子，是个‘反革命集团’案。他们多是从西南来的，都是×××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反邱的。他们都是打倒的对象，方针是深挖，这就是政策等。”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一)捏造“跳的高必有原因”，“站队站不过来，必有原因”，为陷害革命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
陈庞利用清队搞迫害革命同志的手法很多。他生怕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站不住脚，常说非要抓叛徒、特务、三反言行。经常说：为什么跳那么高，必有原因。一找后台，二找历史问题，三是制造集团，四挖三反言论。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陈庞以动员司令部清队的名义，造反革命舆论说：“有些同志老是站队站不过来，原因究竟是什么，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可以做调查研究。”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二)捏造“坏分子”、“走资派”、“反党篡权分子”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上说：我们认为，红色造反者从思想、政治、纲领、组织、活动上看，事实上是一个组织，是一个保守势力。他们和李曼村、吴克华这条线是有联系的。从三月份后，主要是李通过“星火燎原”来我们总后活动。他们的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陈庞以动员司令部开展清队的名义，造反革命舆论说：去争一、二月份，司令部那阵风怎么刮起来的。李聚奎被批判了，他还不敢动，以后肖华请他上天安门，他心里有了底。陈、顾等一班子人也有底了。李聚奎要保住就要打倒邱。他们有计划，×××当副政委，×××当政治部主任，××当参谋长。他们一套东西是经过在一起研究出来。通过个别人传给了“总部”。……工厂部的一张大字报(指揭邱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是坏分子与走资派勾结搞起来的。有些“造反”派是有后台的。“秋收起义”是怎么起来的，饶对×××说，你们是文电科，不能成立太早，饶对成立造反组织有四点指示。他们为什么这样敢干，不很清楚吗？李一条线，饶一条线，还有总政那里来的，所以一月份掀起轩然大波。走资派与坏分子勾结，为了搞夺权。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三)捏造“三反分子”、“地主分子”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陈庞在司令部策划对何流同志进行所谓“批判”。批什么都是陈庞指定的，当时，在司令部文办印的简报上给何流同志戴上了“三反分子”的帽子。为了搞倒何流同志，陈庞还策划在司令部全体干部会上介绍何流同志的家庭情况。毫无根据的硬是把何流同志说成是“地主分子”。所谓的成份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陈庞制造出来的，调查的时候，地委和县委不同意定“地主分子”，但是陈庞不向干部如实公布。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四)捏造“现行特务”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所谓“叛逃”案出来后，陈庞硬要抓顾川如的所谓“现行特务活动”。陈庞向我交待：“顾川如是个大特务，是北京地区和西郊的负责人，顾川如专案组要立即审这一问题”等。我按照陈庞的这一黑授意，立即作了布置，强逼顾川如交待所谓“特务关系”和“情报去向”等。顾川如专案组因对顾的所谓“现行特务活动”连一点迹象也查不出，所以几次提出：“说顾是个大特务，是北京和西郊的负责人，此由何而来？以便进一步查证。”我几次问过陈庞，开初他只说有根据，并授意“坚决深挖”。后来他才说是倪光星向他汇报的。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邱、陈一伙为陷害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同志，借口朱景兴同志工作中的错误，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将其非法立案、隔离审查，强迫交代窃取军事机密，搜集情报，交给了所谓中统特务张××和朱景华(朱景兴之兄)，并于一九六三年七月由朱景华拉进了“中统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北京情报联络站花市大街分站”当“情报员”。由陈庞操纵的司令部党委强行定案，将朱景兴同志定为“中统特务”。
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集团被揭露后，经与北京市公安局共同对朱景兴同志的所谓中统特务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经查证：(1)查无此特务组织。北京市公安局称，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些特务组织。(2)没有人证。朱景兴、朱景华两人被逼交代涉及地方职工近七十名。在总后要求下，北京市公安局配合原总后专案组动了十一个单位的十二人，其中除朱影华、欧××两人在逼供情况下，虽被迫交代有“现行特务活动”，但在朱景兴定案后不久又相继否认了原交代。其他人讲的均未涉及现行特务问题。(3)情报没有去路。(4)找不到任何物证。
以上情况表明，原定朱景兴为中统特务，实为邱会作、陈庞一伙对朱景兴同志的政治陷害，应该否定。
(摘自总后司令部调查研究学习小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的调查报告初稿)
(五)捏造“彭黄漏网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总后三届党代会前夕，常委开会讨论工作报告，胥光义有个发言，刺痛了邱会作，两个人吵了起来，为此邱会作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质部两派群众组织，有一派保胥，有一派反胥，邱、陈利用反胥这一派大整胥光义。邱、陈说胥去地质部是贺龙、邓小平要去的，接何长工的班的，说他们有特殊关系，说胥是彭黄分子，他们没有经过任何人批准，就给胥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说胥是坏人。陈庞通过别人给档案科布置任务，一次又一次查胥光义的材料，查一次不行，又一次，最后也没找到过硬的材料。把胥的照片、笔记本子都收来，现在还存在我们科里。人不在总后，上级未指示，群众没有要求，整人家黑材料，非常明显的出于报复。
(胡志远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揭发)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陈庞在司令部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要搞胥光义同志的材料，要在司令部集中搞两、三天，大字报、小字报都可以。他说：胥光义“在总后跟彭黄，跟李聚奎，我们要拿出个象样的材料出来”。陈庞指定了专人搞材料，开座谈会，查档案等。同年八月十日，陈庞要司令部党委通过一份所谓“彭黄漏网分子胥光义的材料”，是陈庞修改的，标题上“彭黄漏网分子”的帽子是陈庞加的。在这个材料里，把胥光义同志往黑线上挂，说胥光义同志是“刘邓黑司令部里的人，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总后的一只黑手”。陈庞还策划以司令部党委的名义，给各部发信，要各部对胥光义同志“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六)制造“‘1?23’‘1?24’武斗事件”假案，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扩大会议上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三日、廿四日，在’‘二月逆流’黑干将的指使和纵容下，在总后一小撮走资派的密谋策划下，以一小撮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为骨干，蒙蔽部分群众，连续召开了两次武斗邱会作××的大会。在这两次大会上，特别是在廿三日大会，一小撮坏人对邱会作××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极其残忍、极其野蛮的人身迫害。廿三日大会过程中，他们在后台先后几次对邱会作××实施严刑拷打，并用按摩手术，把邱会作××的两只胳臂扭断。有的坏家伙还找来碎石碎块，让邱会作××跪在上面，而他们却全身站在邱会作××的腿上。就这样邱××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折磨欧打得昏迷过去。武斗的结果。邱会作××头皮血肿，脸面出血，脑震荡，牙齿松动，肌肉撕裂，两膝淤血，心脏病加剧，右侧上下脚瘫痪……，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直到现在，邱会作××右手还抬不起来，只能用左手举起《毛主席语录》，心脏病还非常严重。现在已经查明，参加武斗的，绝大多数是特务分子，而且有的是有现行活动的老牌特务分子。”
(摘自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上发言《党内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总后常委内的斗争情况》材料)
(七)制造“朱、项、杨反党集团案”，陷害革命同志
所谓“朱、项、杨集团案”是邱贼和陈庞给其横加的所谓“反党集团”和其他莫须有的罪名，均查无实据，证明根本不存在。
“朱、项、杨案”设立后，陈庞授意要抓三条：一是所谓“言行”；二是所谓“历史”；三是反邱，并深挖“组织活动”。(1)所谓“三反言行”，是按照陈庞的授意“按时间顺序、按事件深挖”搞的，实际上就是点题指供、诱供。即使这样大搞逼供信出来的所谓“口供”，多不对口，根本不能互为旁证，更无所谓“证据”。(2)所谓“组织和活动”，除周英杰别有用心的炮制的所谓“杨××的交待”外，其他各案虽以“深挖核实”为名，大搞逼供信，也从无一人再说过，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3)至于所谓“叛逃”问题，这更是对朱、项、杨等的妄加之罪。
所谓“朱、项、杨集团案”，直搞到了一九六九年六月时约一年，因毫无结结果，根本不能成立，陈庞才于六月廿四日的专办碰头会上，不得不决定“朱、项、杨案由杨树桂组写一报告，如不能成集团，即各定各的案。”从此，才结束了所谓“集团案”。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八)制造“五部长反党集团案”，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在专办碰头会上，陈庞和黄××、贾从忠布置将所谓“五部长的材料”串起来准备公布。陈庞授意说：“要将‘反党集团’与李、饶的问题很快整个材料，大致能统一的就可整起来。以陈××的为基础，要把这些材料对起口来，先把‘反党集团’问题定下来。”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九)制造“饶、刘、叶反党集团案”，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陈庞在党委扩大会上说：“刘明璞的问题，现在在搞，在20日前(饶)是通过×××，20日后(饶)自己跳出来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廿日，陈庞又在党委扩大会上说：×××是反党集团的干将。是明显的敌人。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十)制造“叛逃集团案”、“特务集团案”，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陈庞在专办一次会上下达黑旨令说：“专办各组也要开展一个战役，深挖‘三反言行’，并组织各部深挖，可能也有一个‘集团’”。陈庞这句“可能也有一个‘集团’”，一语道破了邱贼一伙要泡制一个所谓“集团”的予谋。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四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上午，陈庞在“摆敌情，反右倾”会议上说：“会议主导思想是反右倾，摆敌情，……。现在敌情相当严重，苏特、蒙特、日特、国特最多，还有英特、美特。我们的核心机密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深入到现在，敌人成堆地揪出来了，揪出好多集团，陈×的集团还涉及各部。”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陈庞在所谓“反右倾”大会上对深挖所谓“叛逃”案下达了黑旨意，陈庞叫嚷说：“是否以‘叛国’为名，试探发展组织(特务)，要搞出他们更高级的计划……，‘三反言行’停一下，先搞‘叛国集团’。”
在所谓“反右倾”大会期间，陈庞就迫不急待的下令成立代号为“012”的指挥组，统管所谓“叛逃”案。由陈庞亲自坐阵指挥所谓“深挖”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陈庞又作了黑指示：从现在查的情况看，这次叛国是有组织的活动，是宋、陈上级机关指示的。陈×是策反的老手，这次也是一个策反活动。在一次各部专案组联系人的会上，陈庞又说：特务破坏文化大革命，机关没有开展“四大”就有布置。陈×向他老婆讲过：要乘胜直追，有步骤的搞。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在所谓反右倾大会后的第二天，陈庞、南景武把司令部文办和搞专案的同志找到政协室，南景武先讲了谁交代了李青穗、杜洪仁同志参加了“外逃”，对人员作了分工。陈庞说：要集中力量突破李、杜的问题，先不提外逃，就提重大问题没有交代。陈庞还说：他们的问题过去一直不清楚，这回清楚了。这样，陈庞就下令把李青穗和杜洪仁同志圈了起来，要他们交代“重大问题”。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和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揭发)
直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底，陈庞还传达邱贼的黑指示说：“邱××在三月二十日已经肯定外逃事是存在的。”陈庞说：从×××处揭发了不到十天，各单位揭发交代了参加这个集团的有295人。清队发展到了一个高潮。他还说：新发展的特务有的承认，有的根据还不大，不能轻易肯定、否定，敌人交待的真真假假，要组织力量继续深挖，搞清现在未搞清的敌人，把隐蔽得很深的敌人挖出来。深挖的重点是抓特务，……。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十一)制造所谓“五?一六”罪名，陷害革命同志
一九七○年二月，陈庞在研究“一打三反”问题的会上讲：不要认为司令部那样纯洁，没有反革命，不见得。极“左”思想没有很好批判，特别是支左人员。抓“五?一六”不深。
(摘自会议记录本)
一九七○年五月，按照陈庞的策划，各部都派了人，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到贺兰山挖所谓“五?一六”。司令部专案组的同志是五月二十二日去的，九月六日回来的，在贺兰山搞了三个多月。专案组的同志回来后，带回了×××、××同志的所谓“交代材料”，陈庞说要听汇报，以后没汇报成，陈庞把×××同志的交代材料要去看了，并授意对所谓陈政策划×××同志写大字报的情况要取证。陈庞黑授意的目的，就是要把×××同志和所谓的“特务集团”挂上。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摘自一九七一年二月，陈庞在总后四届四次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草稿)
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在陈庞的策划下，第二次组织了庞大的所谓“总后专办联合调查组”，实际上是专案组。由专办统一领导，各部派人参加，共四十余人，去贺兰山劳动学校大抓所谓“五·一六”。
五月二十二日“联合调查组”出发前，陈庞接见全体成员，下达了黑指示，主要精神是：“去的目的是深挖，不是核实，这个重点要明确”，“要特别注意抓幕后指挥，黑线关系”，“要特别强调和总政阎王殿、后院王述臣、二医大钱信莎等的关系”，“左右关系实质上是上下关系”，“要着重查清1·23武斗和围攻叶群两个事件”。
(田颐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揭发)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陈庞向去贺兰山“联合调查组”所作的黑指示：
“……对题目不要简称，说全一点，如：以反对邱××为突破口，把矛头指向林×××和毛主席。这样人家一听就和一小撮坏人搞的活动联系起来了，不是孤立的。”
“要特别提高嗅觉，善于发现幕后指挥，注意查黑线。重点里面还要有重点，如总后专案组在搞揪军内一小撮重点，但里面搞清黑后台的手是如何插到总后的，是重点的重点。”
“注意左右关系，左右关系实际上也是上下线的关系，如：二医大和机关的关系，也就是通过传达上面的黑指示而联系起来的。”
(张国清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揭发)
(十二) 给反邱的同志随意捏造罪名，罪名一加再加
邱陈一伙对我的政治迫害，越演越烈，步步升级，他们在我历史上找不出任何问题，就想方设法，煞费苦心在所谓“现行问题”上进行栽赃陷害，先先后后他们给我戴了七顶政治帽子：(1)“反党分子”；(2)“现行反革命”；(3)“坏头头”；(4)“饶、刘、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5)“叛国外逃集团”的重要成员；(6)“特务”；(7)“五·一六骨干分子”。
(摘自刘明璞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大批判材料)
(一)私设监狱，增编劳改机构，调用部队进行看押
陈庞利用职权调兵调车为其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
(1)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军务处×××处长布置说，司令部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发个电报从白办给总后专办调二个排的兵力执行看管任务。其中一个排于六九年四月归建，一个排于六九年七归建。
(2)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处长布置从太办给总医院调一个排执行看管任务。这个排六九年五月归建。
(3)一九七○年五月刘存忠传达陈庞黑旨意，要拨给贵南马场一台车，为总后在贵南马场的专案工作组执行任务。
(黄春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揭发)
增编劳改机构。一九七一年八月廿三日，西办党委向总后党委报告要求增编劳改农场，建五百平方米的房子，要四万元投资，一个武装警卫班、两个干部列入编制。九月九日由贾从忠批：“请司令部首长阅定”。我们提出请专办和保卫部提出意见后再办。九月廿二日总后专案办公室、政治部保卫部提了意见，上面附了一个条子说：“……总后专办送贵南马场的‘罪犯’已有三十多名，最近有的不服管制，有的逃跑几十里外才追回。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和当前该场‘罪犯’管理情况需要有一定人力对‘罪犯’进行管理”。
(孙凤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邱、陈一伙在当时设有专案和审讯公堂的地方是很多的。在大院里，除各部设有之外，还有卅八楼、卅九楼、四十楼、四十一楼，军事医学科学院、总医院护校南楼、通县械校、五号院、丰台干休所、香山以及在一总队的好几个单元等。关在这些地方，在专门人看管，象一所监狱一样，把被审的人放在小黑房里，窗户钉上板条子，说审就审，说斗就斗。
(秦万里同志揭发，其中卅九楼和通县械校是张道文同志揭发的，丰台干休所、香山是张鲁炎同志揭发的)
邱会作一伙对我软硬兼施而不得，即将我关入他们私设的监狱和牢房，按照他们的话说，是给我找个地方清醒清醒。我先后在总后大院，通县械校和后勤学院一号楼关押，在那里继续遭受非人待遇和残酷折磨，邱会作私设的监狱，真是比监狱还监狱。在监狱里，戒备森严，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和看守人员，订有比监狱还监狱的狱规。约法八章，规定多少个“不准”。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洗漱、打饭、上厕所等等，一切都“单个教练”，谁也见不到谁的面。管理人员和看守人员可以任意打骂，稍不随意就是体罚和毒打。白天一动也不准动地坐在那里，夜晚只有四、五个小时睡眠。睡觉规定面朝门，翻过身就会道受毒打。一天到晚请不完的罪，请罪词是统一规定的，背错一字就要遭受毒打，根本没有放风制度，牢房内空气污浊，臭气难闻，管理人员和看守人员都是掩鼻而入。吃饭给多少就得吃多少，多了不准剩，少了不准要。在这人间地狱里，有的同志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还诬之为“装病卖傻”，经常遭受毒打。
(摘自刘明璞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大批判材料)
(二)煽动、策划大搞逼供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陈庞对总后专办传达邱会作的“指示”说：“对敌人就是没有什么客气，要扣起来，基本上就是专政，不好的就是斗，就是整，当然也要交待政策，不要把问题搞错了，对敌人是什么手段都可以，除了不杀俘虏以外，对敌人就是残酷的，不这样做是不对的。”
(龙达实同志揭发)
陈庞叫嚣，对待专案对象，就象对待俘虏一样，除了不杀，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摘自王玉海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揭发批判材料)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上午，通县组专案汇报后，陈庞说：态度好，交待问题，可优待，不老实可整一整。
(张道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陈庞说过：搞专案就是不能手软、心软。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陈庞叫陈政专案组在反“右倾”大会上介绍化装持枪把陈政的姐姐绑架到山洞里，逼供出特务问题的经验时，陈庞说：这个经验挺生动，可以拍成电影。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搞就搞不出问题来。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一九六八年十月间邱会作、陈庞一伙抛出陷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所谓“叛逃”案后，陈庞曾多次布置要各专案组去搞这一问题，因有的组十几天没审出来，陈庞下达黑旨意说：“你们有这么多线索还搞不出来，倪光星没有线索都搞出一串特务来，你们找他介绍经验。”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揭发)
陈静专案组董××等去东北对陈静的所谓问题进行外调。董回来后说查不到什么线索，并反映说：“人家的案子是先有事实后定性质，我们是先定性质，后找事实。”陈庞听后说：“这个人是个右倾，看他是那里来的，赶快打发他走，这样的人还能搞专案。”之后，就叫南景武将这位同志处理走了。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专办十二组审查宋志平时，陈庞指示要“搞夜战”“疲劳战”后，还感到不放心，而要亲自督战。一天夜十二点时，陈庞赤膊上阵，从审讯室的门缝里观看对宋志平搞体罚等逼供信，事后十分赞赏。
(陈庆中同志揭发)
申××自杀后，陈庞说，没看管好，看管的没经验，他死了就灭口了。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揭发)
在司令部对杜洪仁同志武斗的最厉害，杜的左耳朵被揪得变了形，左上臂肘骨被折断了。当时在门诊部照了片子。我知道此事后，向陈庞报告了。并问是不是给他治一治。陈庞对此感到无所谓，他说现在隔离交待，怎么治啊!以后再说吧。以后就疏散了，再也没有问过此事。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陈庞传达邱会作的话说：“搞专案的是无名英雄”，“你们辛苦了，我每天半夜回来，只见你们灯光通明”。并别有用心地说：“要把专办的夜餐搞好”，陈庞就把夜餐费由0?15元增到0?25元。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发)
(三)严刑逼供，草菅人命
陈庞用法西斯手段，对反邱同志进行诈供、指供、诱供、逼供。
一是诈供。没掌握什么材料，只凭星星点点的疑点，就诈对方交代什么“重大问题”。对宋志平，当时只是怀疑他在辅仁大学学习时的一段历史有问题，怀疑他是打入解放区的，就把宋志平隔离起来，诈他，说他有“严重问题”没交代。陈庞授意，是什么问题不具体点，交别的问题不理他，如果交了历史问题就往下追。
二是指供。如所谓的“外逃问题”，这是强加给张锡坤、李青穗、杜洪仁同志的罪名，陈庞授意要点出交代“重大问题”。因为这些是无中生有东西，没办法交代出来，这时就明确指供点出了要他们交代所谓“叛国外逃问题”，交待是怎么议论的和谁串连的等等。
三是诱供。如挖所谓“三反言论”，被迫害的同志说没有议论时，就诱供说对某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怎么想的。再一个办法是说某某都交代了，你还不交代。如对李青穗同志说，××都交代了，还把××的所谓交代给李青穗同志看个头，看个尾，然后再把李青穗同志写的所谓交代材料拿给××看个头看个尾，这样反复搞。
四是逼供。凭主观认定被迫害的同志是个什么问题之后，就非要搞出这个问题。搞不出来，就采取武斗逼供。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三日揭发)
对陈本孝同志的非法审讯过程中。陈本孝同志几次表示被逼有假。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我向陈庞汇报昨天陈本孝翻了三条的情况后，陈庞立即向我下达黑旨意说：“对陈本孝的作战要注意几点：(1)‘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事实’不容翻案；(2)‘反党篡权的幕后策划’不容翻案；(3)‘反党篡权的黑后台’不容翻案……”。陈本孝同志被迫所写的材料，是大搞逼供信逼出来的假东西，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在专案组研究时有的同志提出：“陈是问什么答什么，提什么说什么，是顺杆爬”。(注：这“问”和“提”，名为启示加快，实为点路诱供)。也有的说：“有真、有水份，这样给定案增加了麻烦，给翻案埋下了伏线，需要核实等。”当我将此情况向陈庞汇报后，他恶毒的说：“什么顺杆爬，说比不说好，开口比不开口好，就这样审下去。什么有水份，你又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现在搞什么核实，打都没有打完，找别人核实不必要，找他本人核实就等于叫他翻案，后果怎么收拾。”因此，对陈本孝同志的审讯逼供信越来越厉害，高压、强逼，不讲就狠批、猛攻，大搞连续审讯、站立等体罚。
(张鲁炎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三十八楼有一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是邱、陈一伙严刑拷打、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一个刑堂。地下室阴森森的，四周都是水泥墙，没有窗户，密不透风，只有一个出入口。他们每次秘密审讯我，都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押着从上面走下来，一把把我推进门去，就“砰”的一声把厚厚的铁门一关。我多次被押到这里过“堂”用刑。
他们对我的非法审讯中，用的刑法有一、二十种，如长时间弯腰九十度请罪、按脑袋、拧胳膊、架飞机、掐大腿、掐胳膊、揪头发、扯耳朵、抽耳光、拳打、脚踢、脚踩敲耳根、敲脑袋、撇手腕、用皮带抽、围起来推打、往墙上撞、刷子沾水刷脸等等，名目繁多。在四、五十天内他们不断地轮番搞车轮战。一搞一昼夜是经常的事，最长的一次达五天六夜。在这漫长的审讯时间里，为了从我嘴里挤出他们捏造的口供来，上述刑法交替使用，或一下用多种，打了就逼，不承认再打或罚请罪，承认了交待不出具体内容，更逼的凶，打的厉害。
(摘自杜洪仁同志一九七二年四月廿八日揭发批判材料）
邱、陈一伙知道被他们搞专案审查的人，绝大多数同志只是反了邱贼，根本安不上什么罪名。因此，他们对这些同志的所谓问题长期不敢讨论，不作结论，不作处理，一拖再拖，而欲加种种罪名进行政治迫害。想什么时候整就什么时候整，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在邱、陈一伙的阴谋控制之下，我们搞定案四个月，就没有定下几个来，但所有受迫害的同志，他们一个也没有放过。以后他们又借林贼的反革命政变“一号号令”，都被流放各地，进行长期迫害。
(龙达实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揭发)
陈庞企图叫反邱的同志在“五?七”干校长期劳动。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几号，我去贺兰山劳动学校的前几天，去请示陈庞，……陈庞说：×××、×××写了认罪书，要主动找他们谈，告诉他们对自己的问题认罪服罪就好。要把问题交待清，如何处理，态度很重要，要他们相信司令部党委。他们要树立长期劳动锻炼的思想。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一)自我吹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势造英雄”
一九六七年四月，陈庞谈杨恬问题时说：我调到司令部时是工厂部的副部长，到司令部叫我当办公室主任，这是杨恬搞的，不知对我是怎么使用的。
(徐国衡同志揭发)
陈庞看到司令部领导大权就要落到他手里的时候，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司令部干部大会上说：“如果调来一个路线斗争觉悟非常高、文化大革命中非常坚定的人来当参谋长，我非常欢迎，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陈庞在他爬上总后副部长的职位、钻进总后党委常委的时候，得意忘形的虚伪地说：“时势造英雄，而我不是英雄”。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陈庞在司令部新提处以上干部座谈会上讲：“明天下午宣布命令。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派骨干担负处的领导职务。……我说过，参加常委是时势造英雄，我不是英雄。”
(摘自会议记录本)
(二)自我标榜“一贯正确”，是“司令部正确路线的代表”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司令部党委扩大会讨论整党问题时，陈庞说：两条路线斗争，总结经验，搞清个人问题，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要的，还有肃清影响的问题。大家注意不要树那一个人。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司令部党委扩大会讨论党委总结时，陈庞说：“一九六一到六四年书记是胥光义，副书记是杨恬。六五年杨恬是书记，副书记是苏焕清。把各时期党委成员讲一下，文化大革命前，司令部党委是极端不纯的。党委书记差不多掌握在坏人手里，所以谈不到集体领导了。”接着陈庞说：“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总后党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揭开，司令部的盖子也揭开了。开始是何流跳了出来，以后是刘鲁民、陈雷，一月廿日是杨恬跳了出来。”“司令部党委在机关开始‘四大’以后，是高举，活学活用，坚持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带领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摘自司令部党委会记录本)
一九七○年十一月总政通知“总结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十年经验”时，陈庞主张编写所谓司令部党委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陈主持专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由他挂帅，孙副参谋长亲自抓，有我和林家驹同志参加，同时他还自我推荐说：胥光义、杨恬不抓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开展思想斗争，他如何抓学习老三篇、学雷锋，如何开展思想斗争，让我找司令部的老人座谈。还说：他多少年的笔记本都放在保密室，叫我翻。他还亲自翻他的本子找树他自己的材料。为了收集材料，我们还召开了小组长会议进行座谈，因为没找到什么材料，七凑八凑写出了一个总结。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陈庞亲自主持编写的《在斗争中学习和落实两个“决议”，不断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的材料长达四十七页。这份材料，采用对比的方法，一方面把司令部过去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主要党委成员说成是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方面不指名的树他自己是司令部“正确路线的代表”，在这份材料中仅树他自己的就有二十多处。这份材料吹嘘陈庞说：
“一九六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发出了‘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以后，有个党委成员看当时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无动于衷，迟迟不开会研究贯彻落实毛主席、林×××号召的问题，就主动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大会，进行了‘响应毛主席、林×××号召，开展学习雷锋活动，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高潮’的动员。一九六五年夏天，总后党委组织机关领导干部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有的党委成员，又立即提出了在司令部全体人员中掀起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热潮。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林×××提出了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以后，有的党委成员又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委过去组织司令部全体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够的缺点和错误。一九六六年初，机关‘四清’运动开始，有的党委成员又提出了机关要认真学习‘老三篇’，自觉改造世界观的建议。总而言之，就是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但是××等人却大加反对，……。”
“有一个领导干部，对同志们的思想革命化要求很严，对自己要求更严，一九六三年十月，他因患心脏病住了医院，病情是比较严重的，但他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习，经常避着护士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一年的住院中，认真通读了毛主席著作四卷，反复学习‘老三篇’，为自己提出了‘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战斗口号，没等病愈就出院坚持工作。为大家做出很好的榜样，对大家教育很大”等等。
(摘自《在斗争中学习和落实两个“决议”，不断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三)到处自吹自擂，捞取政治资本
一九七○年四月，总政整党建党会议期间，南景武在会上介绍总后司令部思想革命化的情况，经陈庞同意由后政×××同志来收集材料，以后就出了一个“四带头”(注：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头斗私批修，带头联系群众，带头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材料。陈庞对此美滋滋的，再三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情况，司令部新党委成立以前的情况。意思只有陈庞是“四带头”的，新的党委还不够“四带头”。很明显，主要为了突出陈庞自己。
(唐元同志一九七二年五月廿日揭发)
陈庞组织人下部队调查根本不是为解决问题，是为写调查报告，出风头。他公开说：“一年写出一个好的调查报告就完成任务，就解决问题。”
(唐元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二日揭发)
一九七○年下半年，陈庞看到企业部、营房部党委的文章见了报，非常着急，多次提出司令部党委也要写一篇文章，要见报。
(徐国衡同志揭发)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司令部学习邱5会作在接见装备部、军运部时的所谓讲话时，向政治部反映情况慢了一点，陈庞就批评政协室不敏感，跟的不快。接着他用了两个小时亲自改了一期简报。最后他说，这期简报报上去，他们就要转发的。
(秦义波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揭发)
一九七○年八月廿五日司令部碰头会上，陈庞说：文化大革命前，我写了一个如何当秘书的(材料)，可以看一看。
(摘司令部碰头会记录本)
一九六七年底陈庞同我说，你懂汽车修理，咱们司令部可否搞个“五?七”工厂修汽车?我说不行。他说那就和工厂部共同搞个加工塑料书皮的工厂，你要负责抓紧办，目前各总部、军兵种都还没有办工厂，我们要赶在前面，做个样子。一九六八年三月工厂建成投产，陈庞、吴平利用去国家机关开会之机进行了宣传，地方、军队许多单位前来参观，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来照了相。在照相这天陈庞也来参加了一会儿劳动。
(董玉学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揭发)
(一)陈庞叫别人在当兵的问题上不要走后门，而他自己却大走特走
在征兵问题上，陈庞经常对副参谋长或处长们说可不能走后门，我就是从来不办这个事，也没人来找我。可是一九七一年却发现×××处长写给陈庞的一个纸条，说总参有二百多子女要参军，陈庞亲自批准的。任务是单线布置的，秘密地在房山换的衣服，处里其他同志都不知道。
(黄春华同志揭发)
一九七一年计划会议期间，有一位副部长找我问小孩当兵事，我报告了陈庞，他说，为搞好和中央各部的关系，只要是政治上没问题的，一般的都可以，但要通过他。以后，经陈庞批准的大约十名左右。
(吴平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揭发)
陈庞把自己四个女儿、一个女婿全部安插在军内。大女儿陈建新，是个老病号，经常不能上班，以后通过企业部周英杰安插在企业部生产技术研究所工作，不久提升为研究室副主任。二女儿陈立平安排在广州军区军医学院工作。三女儿陈立民，在五?七劳动学校下放劳动锻炼，陈庞口头上对她说：“别人走后门，你不能走后门。”可是事隔不久，陈庞又把她从后门弄进了四医大。四女儿陈立勤，在西办当兵表现不好，陈通过孟××把她调到七医大学习去了，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大女婿王建中，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已确定下放湖北劳动。以后借口得了血吸虫病留在北京。通过吴平、周英杰安排在总后工厂工作，接着周英杰又把他调到物资工厂管理局当了组织科副科长，不久又提升为保卫科科长。
(吴平、高洪江等同志揭发)
陈庞假装无私，有些事是通过他老婆的口说出来，让别人去办。比如他女婿王建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被下放到湖北劳动。以后陈的老婆找吴平说，王得了血吸虫病，叫我们帮助把王调到总后企业部。还有陈的女儿也安插在总后企业部当了技术研究所的副主任。可是，一九七一年党委整风，陈庞却假惺惺地说：“你看，不知道怎么搞的”，“都是你们办的事情”，“建中回来，我也不知道，整风人家提意见。”
(徐国衡、吴平同志揭发)
(二)口口声声对所谓“站错队”的同志说：“你那点错误算啥”，可是暗地里却大搞秋后算帐，一个也不放过。
陈庞对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反邱同志，怀恨在心，抓住不放，一整再整，但他却把自己打扮成很关心这些同志的样子。一九七一年七月，他西北之行到了“五·七”干校，在校党委扩大会上说：我们和“五?”劳动学校是有感情的，是心连心的。
(徐国衡同志揭发)
陈庞对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站错队”的同志，当面嘻皮笑脸地说，你那些错误算什么，检查过了就行了。对留在机关工作的同志也常说：你们不要老是检讨，检讨过了就行了，不要检讨起来没完。而在背后又抓住不放，无限上纲，有的还要往“五·一六”上拉，有的要被批为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没完没了。
(孙凤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一九七○年十一月孙常增同志在北京休假回“五·七”劳动学校后说：我到陈庞家去了，陈庞对我说：“你那点错误算啥”，可是今年清查“五·一六”问题时，陈庞又叫查清孙常增的问题。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一九六九年六月廿八日司令部开完讲用会后，陈庞讲落实政策时说：“常永祥在整党中检查态度较好，小组批判就完了，检查不印发了，要饭出身，犯了错误是不应当的。”可是下放到现在还抓常“五?一六”。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革命群众封存陈庞的笔记本和给他戴的高帽子，他一直保存着，不让动。
(张紫西、张玉龙同志揭发)
(三)当面说“人话”话，背地说鬼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党委整风，陈庞召开党委扩大会要大家提意见，迟处长在会上对通信工作提了一些意见，陈庞在会上说：迟处长的意见很好，很中肯。当处长都走了之后，他说：迟处长的意见是有情绪的，是认为邱不关心通信建设。
(徐国衡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六日揭发)
(四)出尔反尔，反口不认帐
一九七一年八月，陈庞西北之行期间，在兰州机场，兰州后勤提出甘肃省军区×××政委尿血，到总医院看一看，他当时答应了，我们出发去张掖，请刘兆兴同志联系的。但到十一月一日，十号院清查人员时，他反口不认帐说没答应，不讲理的说：“谁答应的谁去处理。”
(秦万里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日揭发)
二十院的编制本来军委办事组早在一九七○年五月就批准了，具体编制表也在一九七○年十月经常委讨论通过了，但编制表印出来后，陈庞一直不准发，叫放在保密室。中间也不断请示过，陈都不让发。但到了一九七一年五月，他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了，在办公会上大发脾气，问为什么印了不发，谁决定压到现在?
(孙凤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四日揭发)
(五)一面布置检查保密，一面不让检查他家里私存的文件
陈庞根据黄贼在作战部长会议上讲话中提到关于保密问题，于七一年七月二十日晚仓促地召开了总后保密委员会，研究布置了保密工作和清理文件问题。可是在七月二十三日，陈庞西北之行前，我到他家去，问有什么事情要办的，陈庞即说：我家里柜子里文件，你们不要来检查保密。
(林家驹同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揭发)
(六)声称不要专门的办公室，实际上是要霸占别人的办公室
陈庞说，他不要专门的办公室，他要和其他几个副参谋长在一起办公，可是张令彬副部长还没有离开北京，他就占用了张副部长的办公室，因为他早就看上了张副部长的办公室。
(姜贵伦、张文源同志揭发)
(七)口头上讲要有全局观念，实际上大搞本位主义
陈庞口头上说不要搞大计划，实际上他就怕计划搞小了。一九七二年申请计划，汽车、钢材、机床不要那么多了，我们想减少一些，陈说原来的计划是你们提的，现在又要减少，你们自己就不维护自己的计划，不让减少。
(吴平同志揭发)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各单位库存主要统配物资，每半年上报一次。近两的来陈庞极力阻挠，不是不叫报，就是拖延，或者叫少报。今年五月，我们再次请示陈庞，陈大耍两面手法，说：“报不报我不管，报可以，你们要把今年国家分配钢材指标减少二十万吨。”实际上是不让报，陈庞就怕国家知道军队的库存数。
(吴平同志揭发)
一九七○年九月陈庞说：现在我们向国家要东西，要多少给多少，可要慎重，宁可少要，不够再追加予算，也不能多要了造成积压。听起来，好象他全局观念很强。但事隔不久，他就带着人到财政部去施加压力，硬要把一九七一年国防费予算多压来六个亿。在向国家报送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库存统配物资时，陈庞有意打埋伏，仅钢材一项即少报二十万吨。
(杨利均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揭发)
(八)不记笔记，唯恐暴露他的问题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陈庞在政治处说，我过去的笔记本挺多的，文化大革命前我挺爱记笔记的，文化大革命后，特别从六七年一、二月份后，我不记笔记了。
(秦义波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揭发)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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