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3-3-0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反革命分子刘锦平，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刘锦平早就投靠林彪。一九六五年秋，刘锦平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期间，就与叶群、吴法宪、王飞、周宇驰、刘世英等勾结在一起。当时叶群是队长，刘锦平是副队长。他们在林彪的指使下，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刘锦平在南京调查处理江苏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期间，秉承林彪“抓军内一小撮”的旨意，勾结江腾蛟等人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江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刘锦平在任军委政工组副组长期间，与林彪、叶群进一步勾结。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他主持炮制了—个所谓《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大肆吹捧林彪。他与杨成武勾结，推销林彪“大树特树”的黑货，责令福州军区“严加处理”写信批判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黑文章的战士。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被揪出后，林彪唯恐揭露了刘锦平的问题，指使黄永胜召开大会讲话，保刘过关。刘回民航之前，叶群又代表林贼找刘谈话，说刘“老实本份”，“是个好同志”。刘锦平回民航后，林贼还多次“接见”他，并经常派林立果到刘家进行阴谋活动。刘锦平为了进一步投靠林贼，经常利用班机从全国各地买来土特产奉送林家，逢年过节还要向林贼一家“问候”，表示效忠。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后，林彪贼心不死，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刘锦平和林立果、吴法宪、江腾蛟一伙结成死党，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极力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力量。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刘锦平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进一步用谣言和诡辩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刘锦平根据林立果所谓进行“路线教育”的黑指示，伙同张国民①、董崎②等人，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两次召开有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流毒甚广。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刘锦平还借各种机会，采取种种形式突出林彪。他多次指使董崎收集林彪的文章，准备编一本书和“林彪语录”。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贼有八十二处，引用林贼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贼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岗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贼从建国到一九六○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
刘锦平及其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提出要批判所谓“团结至上论”，到处造谣惑众，进行分裂活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人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
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什么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后，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利用会议秘书长的合法身份，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无耻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把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成“超天才”，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猖狂进攻遥相呼应，紧密配合。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秘密策划，召开了一个所谓“党委联席会”。会上，刘锦平极其肉麻地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黑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黑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胡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③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一伙还说什么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人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
刘锦平一伙制造的反革命舆论，欺骗毒害了不少人。有的把林立果当作“救世主”，发誓对林立果“认定了，选定了，跟定了”，“子子孙孙要紧跟”，“剥皮、抽筋、挖眼、砍头也要跟到底”。
二、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
一九七○年九月，刘锦平根据林贼一伙的旨意，纠合张国民、赵庆生④、董崎、陈庆军⑤、程兆贤⑥等人组成了民航“左派队伍”的领导核心，逐步发展“左派骨干”，策划和指挥各项阴谋活动。他们以刘锦平、张国民的家作为活动据点，经常开黑会，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交换情报，分析形势，制定反革命活动的方针和策略。
一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他们主要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
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
同时，刘锦平还“接受了‘林办’的特殊任务”，于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先后窜到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军内外一些单位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五月中旬，刘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六月中旬，刘锦平在杭州、上海与陈励耘等人密谈，并召见空四军、空五军团以上“左派骨干”进行“谈话”，空五军的一些人，还依次列队在刘锦平面前宣誓似的表态，“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部长”。
刘锦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深受林彪、林立果的赞赏。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在广州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又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
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⑦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林立果一伙首先用“接见”、送礼、看电影、封官许愿等手段收买领导干部，控制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班子。从一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黑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一群死党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策划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
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
林立果、周宇驰对米家农一伙说：光靠“我们这些人还不够”，“将来客观形势一旦来临，要人无人，要干部无干部，不能象过去一样，日本投降都没有人接收”，因此，要“培训路线斗争的骨干，做培种育苗的工作”。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就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都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队员时，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刘锦平、米家农一伙公然篡改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另立“党（团）员标准”，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组织准备。他们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妄图把他们变成林贼反革命政变的驯服工具。
林立果、米家农一伙操纵“战斗小分队”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他们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
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安钉子、搞窃听、跟踪盯哨等特务手段，收集和传递情报，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⑧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刘锦平还利用黑关系，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窃取党中央的核心机密。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时，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
刘锦平等人为林家从香港购买一部照相机及全套放大、冲洗设备，两部手提式摄影机；又布置民航某单位给“林办”研制保密电话机，为林彪、林立果一伙的特务活动提供工具。
毛主席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关于对外宣传问题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反复强调“不要强加于人”。刘锦平一伙竭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刘锦平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的民航宣传服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统帅服务，”“宣传就是最大的服务，最好的服务”，要“地面红一片，空中红一线”等等。并擅自把随机乘务员的职称改为“空中宣传服务员”，把候机室服务员的职称改为“宣传服务员”，规定“服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要大喊大叫，大蹦大跳”。如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不及时给旅客办理手续，却关上候机室、餐厅、厕所的门，把旅客都赶到大厅去看宣传队表演节目。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朝着苏联旅客的鼻子挥舞拳头，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拿着喇叭筒，对着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耳朵读毛主席语录，事后蒙古向我提出抗议，对外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周总理进行了批评，并指示在对外宣传中要区别对待，要讲究方式，要注意效果，不要强加于人。可是刘锦平等人拒不执行，公开对抗。
一九七○年五月，王洪文同志率领我国工人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路经广州时，发现广州管理局在对外宣传中严重地强加于人，报告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五月十三日批示：“派人对民航系统和广州、上海、北京、南宁等机场的对外宣传工作彻底检查一次”，“在民航一切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改进对外对内的宣传工作”。刘锦平对中央首长的批评极为不满，攻击王洪文同志是故意“找别扭”，并跑到广州，多次召开座谈会，大讲对外宣传“成绩是主要的”，“可以演嘛！”“不要怕”。八月份，在总局召开的运输服务工作会议上，刘锦平等人只字不提中央首长的指示，却大肆宣扬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搞得好”。在会上，刘锦平嚣张地说：“不要人家一讲，你们就不敢宣传了。”还说什么这“是一个方向问题，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始终，坚定不移。”他们还利用总局政治部印发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指使人写文章诬蔑中央首长的批评是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行‘关’、‘卡’、‘压’”，是“妄图扼杀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生事物”，“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扬言“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不管这股邪风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要坚决把它顶回去”。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刘锦平等人还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非法招收了二百多名文艺兵，并抽调了大量在职人员，在各管理局擅自成立了庞大的专业宣传队。刘锦平竟扬言“就是丢掉乌纱帽，也要继续搞”。明目张胆地公开对抗中央首长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
刘锦平一伙在民航飞行工作方面，也极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九年，刘锦平等人给专业飞行部队每个机组发一套红旗、锣鼓，要求机组出发前大练文艺节目，到达专业基地后先演节目。他们不仅对飞行安全工作不闻不问，相反还疯狂反对周总理对民航工作“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指示，并煽动一些人对“保证安全第一”进行所谓“批判”。只要谁一提保证飞行安全，就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说什么“你们不要拿安全来压政治、压路线”，批评政工干部参加飞行值班是“不务正业”，甚至骂参加飞行值班的政工干部“是国民党的政委，还是共产党的政委？！”以致造成很多人不敢抓业务工作，不敢抓飞行安全，使飞行事故不断发生，给党和人民在政治上、生命财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七○年，广州管理局发生伊尔十四616号飞机一等事故，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不但不认真检查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反而大肆表扬广州管理局，胡说什么从这次事故“看到民航突出政治热情高”，“在严重的事故面前经得起考验”，“摔了飞机没有摔掉士气，反而摔出了模范”等等。并把这个“模范”事迹编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专辑，铅印二千五百余本散发全局，号召大家学习。一九七一年九月，他们又积极推销林立果的所谓“九师经验”，妄图把广州管理局树立为“民航的空九师”。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十分惊慌，预感末日来临，急忙布置他们的骨干毁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十五日早上，赵庆生、董崎、陈庆军、程兆贤等秘密开会，研究对策。会后即分头掩埋和烧毁材料，与骨干通报情况，并用暗语打电话和派人向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米家农以及辛国良等人通风报信。九月十七日，刘锦平又亲自召集张国民、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开会，统一口径。刘锦平一伙还暗中布置“战略性退却”，要一些人“不再暴露”，“打进去”，“万不得已时，也只交代孤立性的问题，不交代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竟散布“二十年以后再看”等等反革命言论。
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正在深入清查中，这里所整理的仅是一部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批林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遵照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查清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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