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3-4-8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于一九六七年四月，来到空军，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跟着林彪、叶群，仓惶出逃，自取灭亡。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林立果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伙同吴法宪以及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王飞等一小撮死党，大造反革命舆论，秘密建立和发展反革命特务组织，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策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罪大恶极。现根据揭发材料，将其主要罪行汇集如下：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出于反革命目的，把林立果送到空军。这个连党员也不是的林立果，一来就当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同年七月，按林彪旨意，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这个“调研小组”就是法西斯组织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正当林彪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之时，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一九七○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一伙进一步勾结，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法西斯别动队—一小“联合舰队”。“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成员有王飞、周宇弛、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驰是“总管”。他们的反革命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年七月，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在常委办公会议抛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把这个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空军的“太上皇”，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空军和民航的一些单位中，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策动反革命政变。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在林彪一伙策动庐山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刘沛丰、程洪珍、刘世英、许秀绪等一小撮死党，钻进反帝路招待所的黑据点，炮制所谓的“讲用报告”。这个紧密配合林彪反党夺权阴谋的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
这个“讲用报告”的出笼，是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使的。“讲用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林彪准备在“九大”抛出的反革命讲话稿，加上一些剽窃、抄袭来的资料，拼凑而成的。报告出笼前，叶群在毛家湾黑窝亲自组织了试讲。林彪听了录音，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这个“讲用报告”。以后这个“讲用报告”录音又在空军第三次“三代会”上连放两次。一群死党鼓噪而起，大肆吹捧。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王辉球同志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林立果也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空军“三代会”上这股吹捧“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与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密切配合。
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刘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叶群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大搞阴谋活动。林立果充当了林彪、叶群的秘密联络员，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向他们传达林彪的黑旨意，指挥他们向党进攻。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林立果私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还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反革命活动频繁，气焰极为嚣张。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即指使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秘密地开出一辆汽车拉上陈、王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指使他们按照林彪“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的黑旨意，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立果随林彪。叶群窜到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二十一日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的代号是林立果定的，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与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即《“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林立果、周宇驰等大肆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他们竭力鼓吹“进行路线教育，就是解决一个站队问题”，“说穿了就是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鼓吹“选择政治领导”，胡说什么“政治斗争很复杂，每个人都得找个靠山和后台”，“要解决政治生命依附谁的问题”，要“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一伙死党公开叫嚣：“当前就是要突出宣传林副主席”，捍卫林彪的“最高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捍卫林立果在空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在林立果指使下，由刘锦平具体掌握，在一些单位进行了所谓“路线教育试点”，还总结了题为“学习林副部长，捍卫林副部长在空军的领导地位”的所谓“经验”，广为传播。林立果十分得意说：“这样搞正面教育，抓部队，建立了感情，到时候就听指挥了。”
他们还造谣说，“有人想抢班，想夺接班人的权”，“秀才要造反”，“笔杆子压枪杆子”，为反革命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林立果说：“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之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大的风暴。”叫嚷要“积聚力量”，“迎接未来的政治大风浪”，要准备“掉脑袋”，“上山打游击”，“同舟共济，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
为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需要，小“联合舰队”在林立果的指挥下，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组织方针，规定了联络暗语和代号。他们研究了“技术掩盖政治”、“严格保密，不让人摸到规律”等反革命策略。他们规定发展党羽的原则是“步子稳妥，多做个别工作，看准了才打招呼”，“要经过请示报告”，“先过渡到舰队外围，后再进入舰队”。他们按照“北京是中心，兼顾沪、穗”的反革命原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秘密地成立了“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组织。
林立果给“舰队”规定了一套法西斯纪律，一再强调“舰队”要培养“江田岛”精神，要“舰队”成员绝对服从，“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林彪、林立果。规定“舰队”研究的问题、布置的任务“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厉制裁”，要“掉脑袋”，“杀子断根”。
他们进行了特务训练，学会了使用各种轻武器和特工设备，驾驶各种汽车以及掌握照相、窃听、盯梢等技术。林立果、周宇驰秘密地进行了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周宇驰还秘密地学会了驾驶直升飞机。他们有陆、海、空军三种服装和陆、海、空三军及地方汽车的车牌，有的车牌正反两面喷有两种车号，可以随意调换。
他们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资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指使于新野搜集和摘录了政变和谋杀的二十八个事例。
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空四军建立“教导队”，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林立果指派“上海小组”（即“分舰队”）组长袭著显，副组长蒋国璋亲自掌管，并派小“舰队”成员吴达云去协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还专门查问“教导队”的情况，并交代“要保密”，“要一期一期办下去”，“毕业时走一部分，留一部分”。他们规定“教导队”在政治上要培养对“首长”（指林彪）、“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感情，要“一辈子紧跟林立果”，“甘愿做一颗螺丝钉，林立果拧在那里，就在那里发光”。军事上“要多学几手，多配些汽车、摩托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秘密地进行擒敌拳廿套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等训练，掌握各种轻武器的射击技术，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他们对“教导队”严加控制，隔绝队员与外界的联系。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伙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仅在北京一地，他们先后在空军反帝路招待所、幸福村招待所、原空军学院、西郊机场、原空军二高专设立了五个秘密据点。这些据点非常隐蔽，汽车可以开到房子里。有的房间安了两、三道门，只许几个人出入。窗户上安有铁栏杆，两层玻璃，三层窗帘。在白云山的据点还设有岗楼、了望台、警铃踏板。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特务，策划反革命阴谋。特别是原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两个秘密据点，成了他们具体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所，事后从这些据点里，搜出了大量的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匕首等杀人凶器，录相机、照相机、录音机、窃听器、警报器、各种收发报机等特工器材以及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
林立果还盗用了大量通讯器材，在黑据点架设专用线路，建立秘密通信网。仅在北京的黑据点以及死党的宿舍，就拉了七十对专线，安装了六十四部电话。他们还盗用了电话保密机十八部，航空救生电台十三部，进行秘密联络。
在这些黑据点里，林立果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黑据点内部陈设极其豪华，多是派专人到各地购买的高级物品，也有不少是从外国进口的生活奢侈品，如：尼龙蚊帐、鸭绒被、地毯、沙发、沙发床、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高级轿车、电气暖具、吸尘器、吸潮器、高级药品、电动牙刷等等。据反帝路招待所、西郊机场、原空军学院、原空军二高专四个黑据点统计，修缮、扩建、增添设备和购买高级消费品，就花了十五万八千二百多元。
以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曾多次开会布置收集情报，着重收集和窃取有关毛主席、中央负责同志以及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同志的情报，给林彪、叶群通风报信。一九七一年八月，江青同志去青岛，于新野探听到这一情报后，马上通报给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为林立果开辟黑据点、找济空原司令员吴宗先串连的江腾蛟，并把他召回北京。八月以后，林立果派于新野等人窥测、跟踪毛主席的行动，窃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
林立果指使死党、亲信，盗窃了大量的核心机密。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林立果随林彪去国防科委，借看尖端绝密产品的机会，用录相机把介绍的所有实物和战斗性能、技术数据等资料全部录走。他们在空军窃取了全空军作战实力，组织序列表，全空军团以上干部名册，我国发射导弹、卫星的雷达观测资料等核心机密。一九七一年九月，周宇驰等人还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供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的频率和时间表，北京至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沿航线的机场位置、导航台呼号、频率，我国华东、中南几个省的一、二、三级机场资料，以及全国的飞行资料等等。
林立果一伙还有计划地侦察了不少地区的重要目标和地形。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在顾同舟等人的陪同下，到深圳、沙头角一带侦察地形。七月十四日，林立果乘安—24飞机从汕头返回广州，故意偏离规定航线，对香港、九龙一带沿海地区进行了窥测拍摄。与此同时，还指使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了良乡、郑州、南昌、长沙、新城、韶关等一百一十九个地点，特别对北京近郊地区的重要目标，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重要通信枢纽、军事阵地等，反复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
林立果、周宇驰指使李伟信、王永奎、贺德全等人，研制了十多种特工器材。其中有电压高达几千伏的手握麻电器、汽车麻电器，有搞特务窃听的自动电话盲音消除装置，有能自动报警的电子警戒装置，有进行秘密联络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有特制的电话保密机，有互相拍发暗号进行联络的汽车自动喇叭，以及消灭罪证的快速碎纸机等。为了加快试制和购买新的特务工具，林立果动用了外汇十万三千四百八十三美元，从国外进口了微型照相机、微型窃听器、警报器、录相机等大量特工器材。林立果一伙还盗用了各种战备器材，仅在北京几个单位的初步统计，被他们盗用的望远镜、录音机、收发报机、光电自动发报机、频谱分析仪等贵重器材和精密仪表就有一百五十五部，各种电子元件九千一百余件，各型钢材近百吨。
林立果、周宇驰还组织四十多名翻译，用了近一年时间，翻译进口的特务工具技术资料及说明书。
小“舰队”确定“基本方向是抓部队，抓军、师两级，抓关键部队”，“建立根据地”。林立果说：“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里窜来窜去”。他一再要求“舰队”成员“眼向下，二、三人一组在外面跑，名义是下部队调查研究，实质上多开辟象空九师那样的部队。”
林立果早就通过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等人，控制空四军、空五军，妄图把这两个部队变为他们“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一伙一面秘密策划，从驻京院校内抽调了一批所谓“左派”，去空四军加强“基地建设”，一面又通过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把黑手伸进广空的一些单位。一年之内，林立果曾在空十二军搞了十五次所谓“接见”，要解耀宗等人把“根据地”“巩固好”，准备“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
为了拼凑反革命政变力量，林立果一伙采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手法，以小恩小惠、封官许愿、请客送礼，腐蚀干部，拉人下水。林立果说：“送东西，主要是送政治，面要宽一些。”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林立果派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大搞反革命串连，找一些单位来开会的领导干部谈话、送礼，进行“路线交底”，把有的人引上贼船。
一九七一年三月以后，林立果以及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鲁珉、曾国华、何振亚、郁文等四处奔走，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兰州、南昌、成都、昆明、郑州、洛阳、济南、青岛、大连、天津、保定、新疆等地，进行反革命串连。
与此同时，林立果多次向王维国、陈励耘、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交待：要加强空军的“陆战能力”，“做到空中能打，地面能战”，“对付路线上的敌人过得硬”。王维国、陈励耘组织了“武装营”，装备了“火力车”（把枪炮安装在汽车上），大搞“陆战”训练，还搞了歼击机超低空训练，高炮打坦克的实弹射击。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利用广空参谋工作会议、后勤场站工作会议，公开下达了“陆战训练”的任务，提出“机场要人人皆兵”，“把场站变成陆战团”，要军、师、团组织“陆战领导小组”，制定“陆战行动预案”。
林立果一伙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搞到了大批武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给王维国弄去新式微型冲锋枪样枪和图纸，进行仿制。林立果还指使王维国制造步枪、冲锋枪和穿甲弹（要求能穿透九十至一百毫米厚的钢板），又要王璞、顾同舟等人秘密试制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成立“造枪改炮小组”，用废旧航空火箭、火炮，安上支架、轮子，用于地面作战。
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借着推广“安全飞行经验”，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革命串连。林立果一伙采取内部串连的办法，拉了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死党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思想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他们准备如果中央的会议点林彪的名，就“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四月二十三日晚，林立果指使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开了一个黑会，具体研究反革命政变的部署。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后来他们看到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没有点林彪的名，才把反革命政变计划推后，继续加紧准备，待机而动。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
九月八日，林彪向他的死党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十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拿着这个“手令”回到北京，从八日午夜到九日凌晨，召开了一系列黑会，按照林彪的旨意，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首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密谋。林立果在出示了林彪的手令以后，布置江腾蛟去上海地区“动手”，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几门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接见时动手。林立果还说：“首长（指林彪）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办法：“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林立果布置“舰队”成员王永奎找人研究把油库烧着而又不致被人发现的办法。
接着林立果、周宇驰找王飞密谋，布置王飞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随后林立果、周宇驰又召集“舰队”成员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四人在原空军学院黑据点开会。林立果凶相毕露地说：“现在决定进行武装起义”，“这里（指空军学院据点）就是指挥部。你们都是指挥部的成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准备争取国庆节前后解决问题，胜败在此一举。’”还说：“本来想多抓一些部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你们要好好干，干好了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再好的可以当常委。总政拿过来，北京军区拿过来，你们想干什么还不行！”“这次可要论功行赏。”林立果还狂叫：要“进攻钓鱼台！”
与此同时，派于新野到上海向王维国下达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任务，又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用伊尔—10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计划。
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又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林立果怕火车调部队慢，容易泄露，打算用安—12飞机运。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
九月十一日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行凶的方案。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
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九月十一日提前离开上海回京，从而打乱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部署。他们第一项反革命阴谋破产了，又慌忙决定实行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妄图携带黄、吴、李、邱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
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根据林彪旨意，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疯狂叫嚣：“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
十九时四十分，林立果通过死党，私调256号三叉戟飞机一架，潜往山海关待命，准备次日供林彪、叶群、林立果南逃时使用。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指林彪）要坐这个飞机”，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他们又安排依尔—18一架准备十三日晨送周宇驰、胡萍去山海关，然后随林彪去广州，该机则经上海拉“上海小组”、“空四军教导队”的人员去广州。还安排三叉戟、安—24各一架，供黄、吴、李、邱和由北京去广州的人使用，并计划用安—12一架运走两架云雀直升飞机。他们预谋于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南逃广州，并通知了王维国、陈励耘、顾同舟等人负责接应。
晚上二十一时许，王飞按照林彪、林立果旨意，在空司办公楼内秘密召集于新野、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开“七人黑会”，策划“南下”行动方案，拟定了第一批随从南逃的名单，确定了编组方案。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于是林彪死党慌忙收拾行李，整装待命。
但是，由于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晚二十二时半左右，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决定必须有周总理的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他们的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又破产了。
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立即仓惶逃命，决心叛国投修。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气急败坏，慌忙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下达了停止南逃行动的“命令”，并告周“要北上”（即叛国投靠苏修）。周宇驰、于新野同时布置小“联合舰队”成员王永奎、陈伦和、许秀绪、王琢等人集中到原空军二高专秘密据点待命。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三十分，林立果、刘沛丰等少数死党，跟着林彪、叶群，爬上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二时三十分，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林彪等人全部丧身火海。狂妄不可一世的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和他的老子一样，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十五分，私调“直五”型直升飞机一架，企图外逃未遂，周、于畏罪自杀，李伟信被我生俘。
这样，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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