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5-1-0 作者：徐水良
徐水良由于对文革及大量社会问题的迷茫，从1967年起，徐水良开始刻苦钻研理论著作，开始准备一篇全面阐述有关问题的文章，文章开始定的题目是《为社会主义自由民主而奋斗》，从策略考虑，改为《为实现巴黎公社式民主制而奋斗》，最后定名为《反对特权》。1973年9月写成部分章节，数万字，（其中许多章节一直没有完成），抄写后，于10月份寄往《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反对特权》一文则交给杭州朋友刻印。在一些朋友中流传。
徐水良现居纽约。】
第一部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靠什么
第二部分：关于特权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暂缺)
第四部分：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暂缺)
第五部分：社会主义的阶级划分
第六部分：小结(暂缺)
第七部分：共产主义的确切含义(简述)
第八部分：国家和“半国家”
第九部分：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简述)
第十部分：军队(暂缺)
第十一部分：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家庭)(暂缺)
第十二部分：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分析(暂缺)
第十三部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暂缺)
第十四部分：文化大革命(暂缺)
第十五部分：革命的规律性问题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完成上述任务的方法)(暂缺)
后记：(暂缺)
我们请读者特别注意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与半国家”) 以及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这两部分，这是集中的关键性的两部分，我们希望在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世的时候把这两部分搞清楚。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阔而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把它的无限丰富的内容展示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提供了比过去深刻得多地认识社会主义矛盾的可能性。
在我们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传达了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复信和李庆霖同志的信，它向资产阶级“特权贵族”开了有力的一炮，在这方面，它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
本来，我期望能学习《资本论》分析生产关系那样的方式，来分析上层建筑、政策法律，意识形态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及其与经济和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在这中间附带地说明这个问题。但是，这无异是把提出这个问题推到长远的将来。而对战斗需要说来，这是不允许的，并且处于较为困难的学习条件下，不知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上述期望。同时也曾设想以较大篇幅的小册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然而这一方面存在相当的困难，一方面在目前情况下这似乎并不比一个提纲用处更大。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仅是一个枯燥的提纲式的东西，勉强称作文章吧！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如果回顾一下，从文化革命以来，甚至不久以前到现在，自己的思想上、理论上经历了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是怎样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以探求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真理，那么，我就更热切地希望得到对文中有关看法的各种批评。
当然，对那些必然会来的仇视和攻击。我也将视情况的必要和可能，予以坚决的反击。我相信，如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它就是驳不倒的；不管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老爷们将会怎样对待，历史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辽阔奔腾的革命洪流，空前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提高了对于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警惕性，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如此普遍，如此深刻地注目政治，关心国家命运，如此紧密地把这个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现在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关心着同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前途将会怎样？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有的表示忧虑，表示担心，也有的表示悲观，而革命者，则满怀信心地进行顽强的努力，深入进行理论上，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并以坚持不懈的行动，把革命推向前进，以防止复辟和倒退。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这里，我们试着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人人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从反动的天才史观出发，把防止复辟的问题说成仅仅是一、二个接班人的问题，流毒甚广，许多同志也往往受其影响，仅从这个角度去看防止复辟的问题，这也使他们感到这个问题的前途不可知。如果我们到林彪天才论的迷宫中去寻找神秘莫测的天才，去找“历史规律”，即几百年，几千年才产生一个“天才”的神秘规律，那么，这种怀疑和听天由命论是必然的。
林彪一伙的谬论，是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指示的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毛主席的指示很清楚，它与林彪的谬论相对立：第一，首先是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第二不是造就一、二个，而是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高叫“反复学、反复用”的伪君子，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也正是“反复”加以别有用心的歪曲。
接班人问题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首先在于思想上和政治上路线的正确，在于这条正确路线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接班人问题是从属于组织路线的一个问题，而组织路线则从属于政治路线。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决不是一、二个“接班人”创造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夺取胜利，把历史推向前进，而且正确路线也是从亿万人民的实践中，从这种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产生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从这种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没有整个社会的革命化。没有整个国家机器的革命化，同时又不是“千百万”而是一、二个接班人，那么，任凭这“一、二个”有何等样的“天才”是何等样的“奇才”，也是毫无用处的，无能为力的。
按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指示，革命接班人也只有在正确路线下，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才能涌现出来，成长起来，相反，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便决不能培养出真正的革命接班人。如象有些地方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所做的那样，只是加速使目前还是革命的领导，更快地变成彻底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那么，这条正确的路线宣究竟是什么呢？就整个说来，它就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基本路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我们这里用简明确切的语言说，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继续领导和展开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即消灭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一切社会关系，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而这条基本路线，有着它的具体内容，它在社会主义各不同时期有其特定的具体形态。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的是这些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它在现阶段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彻底的内因论，唯物辩证法以为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根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不在外部，不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也不在与社会主义前的社会关系残余的矛盾上，而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我们这里说的残余，当然是对于现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前社会关系的残余，而不是相对于共产主义的前社会关系残余。因为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我们这里说的是“前进动力”。当然，对于倒退到社会主义前的旧社会这一点说来，原因在于这个前社会关系的残余对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反动。然而，就革命辩证法的本质说来，重要的是要展开事物本身的矛盾斗争，以前进来反对倒退。
因此，我们本文说的“复辟”，一般说来，主要指的是停顿下来，不再革命、不再前进，指的是从革命转向保守和反动；或者说形式上的不变，而实质上的倒退。这是最危险的，因为这能麻痹群众使
有的同志以为苏联复辟的原因，是由于赫鲁晓夫上台，这是完全唯心主义观点，这个观点影响面还相当广，这当然也是与林彪反动的天才史观的影响及他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谬论分不开的。
苏联复辟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少数人的问题，不在于少数走资派上台；恰恰相反，走资派之所以会上台是由现实社会决定的，现实社会是走资派上台的原因。当然反过来，它也作为决定的因素加入到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去。
分析苏联复辟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复辟的原因，就在于存在于苏联的各种特权关系，官僚制特权制的权力形式，这个形式反作用于无产阶级的权力，逐步把无产阶级的权力变成修正主义特权官僚的权力，培养造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它分为经济、政治特权集团和文化特权集团)并垄断了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一旦这一点实现，它的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不管斯大林逝世以后，由什么人上台——赫鲁晓夫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如果没有赫鲁晓夫；那么“它也会造出一个来”，虽然就某些个人特点说来，他可能是赫鲁晓夫截然相反的另一个“赫鲁晓夫”。
归结起来，苏联复辟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权力关系上的特权制形式的存在，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然消灭特权！
我们这里使用“特权”这个词，它比较通俗，至于它在本文中所包含的确切含义和主要含义，请看下文。
我们这里指的特权，指的是相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少数人的特权，指的是少数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拥有特殊的权力和享有特殊的权利。权力一旦为广大工农群众共同掌握，它就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我们这篇文章着重讲少数人对国家权力和社会公职的垄断。至于它的具体意义，我们在后面各节将会看到。
在苏联、特权阶层垄断了政治，垄断了国家政权，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无权状态，根本无权参与国家政治。在我国，特权现象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一个普通群众如果他声言从事政治，而不是从事业务，那么，他就会遭到一些人的讥笑：“哈！你是什么大干部，还是搞政治呢？”这就是某些现实政治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他们把特权政治看成全部政治，全部政治就是特权政治，就是少数“大干部”的事，而且往往是秘密的事，或者进一步把它看成少数人的“阴谋活动”。“政治斗争危险，还是老老实实搞生产吧！”“两条路线斗争、谁知道？”“这是上面的事，与我们小百姓无关。”一些人，作为普通群众，他们在自己与作为国家大事的政治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深鸿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群众是无权参与政治的，否则就是“不自量”；而干部，则是职业的政治工作者，他不能下台，如果他下台，那么他就必定是坏人，而这个干部就会受到这种习惯势力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全力保护个人地位。
深入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搞清现存的各种政治问题，搞清他们的根源。
举例说，特殊化，官僚主义现象等等，开后门，送礼行贿等，不过是特权的产物，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非法”的东西以“合法”的东西中产生，要消灭前者必然消灭后者。(我们这里在“合法”两个字上加上引号，因为在我们国家从内容上说，资产阶级特权是非法的东西，而在形式上却是合法的。)
又例如林彪的“政变经”，也正是他的政治观，即特权政治观的本质的自我描绘和彻底化，在他看来，政治就是少数阴谋家的政治阴谋。(进而按他的唯心史观，这也就是“历史”。)这也正是唯心史观的特权政治观的最本质的表现；或者说它发展到最后和必然结论。特权政治是适合少数阴谋家搞阴谋，强迫人们从事阴谋和培养阴谋的合适土址。它的政治面不过是它的这种现象的反映。(按：为什么产生政变、这里指明了一个必要条件。)
上面说到的政治上的消极态度，冷漠态度，怀疑论，“政治斗争不可知论”等等，从阶级根源说，一般是没落阶级希望的幻灭的反映及它对革命队伍的影响，从认识论上说，是对客观规律的不认识，尤其是当幼稚的革命，幻想不能实现或革命遭到暂时挫折的时候更是这样。从政治上说，则是特权政治的产物。
毛主席历来反对资产阶级特权。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与资产阶级特权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斗争。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了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历史创举。文化革命以后，特别近一段时间以来，毛主席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为今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消灭旧的特权制形式的革命创造条件。
毛主席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来改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机关不脱离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监督，并尽可能直接地参加国家管理和生产管理。毛主席历来主张干部能官能民，能上能下。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空前深入人心。毛主席历来主张无产阶级政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
毛主席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有关一系列指示，是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级，它必然地要经过自身发展的一些必经阶段。在社会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中，无产阶级专政也必然会有自己的特殊内容和形式——虽然它们又有着共同的本质，即共同的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具体的、发展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个历史过程；谁要是以抽象的、不变的观点来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看待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因此以它们的现存内容和形式来代替它的历史整体，从而代替以后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就是维护旧事物，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革命，也就使自己事实上站到保守，反动和得辟的立场上去。
详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必经阶段，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这是我们的任务。
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下一阶段任务，就是消灭旧的特权制形式在各方面的统治地位，主要是政治上、生产管理上的统治地位。
(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尤其在一个资本主义大生产和资产阶级民主不发达，广大群众受民主训练较少的国家，而且在少数人识字，多数人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条件下，要一下子消灭，杜绝特权现象。一下子消灭官僚制或特权制形式，这是困难的、不可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保留少数“管理他人的人”的特殊阶层，即干部、来代替广大工农群众行使无产阶级的权力。这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与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任务基本上是适应的。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随着革命的进展，这种特权制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即特权制的政治形式，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特权制的管理形式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矛盾就逐步发展，逐渐变得越来越互不相容，互不适应，于是，这种形式就逐步化为保守、落后和反动的外壳，而必须在革命中予以粉碎和剥除，这时，一个更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到来了。
或者是落后的形式战胜革命的内容，演变为完全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特权；或者是革命的内容战胜落后的形式，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新的阶段。
(二)、特以是与私有制相适应的，私有制就是私有财产对劳动的特权，就是有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劳动者的经济特权。
在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替，相应的权力关系也随着更替，但不过是用新的特权去代替旧的特权，历来的剥削阶级制度，总是由少数剥削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总是分化出少数“治理他人”的人和被治理的广大劳动群众相对立。而无产阶级则要消灭一切特权。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由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而所有制关系、经济关系的问题和国家问题，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更密切地变为一个问题，什么性质的国家所有制，看占有生产资料的国家是什么性质；而国家，又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在社会主义相当时期内，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搞清了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类似问题就易解决。所以我们这里着重分析国家所有制。
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并不是一回事，只要国家还存在，国家就永远不会是全民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所有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国家作为资本家阶级的共同体占有生产资料；而在苏联，是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国家，因而国家作为特权阶层的共同体，占有生产资料；它与前一种国家所有制本质上是类似的，因此，特权阶级层的国家所有制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这种占有关系，又进一步确定了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地位关系。这两者又决定了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
同私人资本主义一样，这种生产关系的内部，也有着不可克服的尖锐矛盾。深入分析这些生产关系(和这些关系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以及这些关系相应的上层建筑)，我们就能认识苏联及其它修正主义国家存在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例如不可克服的严重官僚主义现象，管理不善，工人与特权阶层，与管理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工人把生产积极性看作是为少数人卖力，劲头不足，以及生产中各种各样的问题。
搞清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就同时认识了我国存在的某些类似情况。(按：当前许多人中，尤其是不了解工厂情况的知识分子中，对“物质刺激”似乎很有兴趣，以为是解决工人生产劲头的有效办法，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有关问题的深刻的社会原因。难道在革命时期，以及58年大跃进时期，群众那样的冲天干劲是“物质刺激”来的吗？为一个伟大革命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冲天干劲的由来，这是任何“物质刺激”也无法办到的，而一旦人们到失去了奋斗目标的时候，那么，其劲头的低落，任何“物质刺激”也是无法挽救的。大跃进时虚假目标的破灭，也是人们干劲迅速低落的原因。)
只有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才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三)、生产关系分为互相区别的各个方面(占有关系，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地位关系，分配关系等等)，同时，又作为互相区别的各方面的统一整体。
占有关系决定其它关系，但是反过来，其它关系也作用于占有关系，它们总是互相作用的。原因和结果总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也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施加决定影响于占有关系。一定的所有制关系没有一定的其它关系与之互相依存，那么，它就不是确定的、完善的(或者不是真正的这种所有制)，尤其是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又不过是一定的经济制度的反映。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它接着要求进一步消灭生产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职业分工。(注1)消灭只由少数人管理生产的现象，消灭经济关系中的官僚制。这是经济方面的重大任务。而这两者，又要求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相应的上层建筑。要求消灭少数人对政治的垄断，消灭政治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职业分工，消灭只由少数人“管理”社会的现象，消灭政治上的官僚制。
我们也正是从这个主要意义上来理解特权问题和消灭特权问题的。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要求消灭特权制度和各种特权关系。因此，消灭特权制形式，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的一个必经阶段。
[注1：一般分工、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都并不等同。这里指的是两者之间的职业分工，不是指临时的工作分工，临时的工作性分工在任何社会，从原始社会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会存在。有的教科书上说：“在共产主义，问题不会是消灭职业，而是自由选择职业。”这里包含着双重的错误。
职业分工是阶级社会的事，职业、职业的选择一旦是自由的，那么，它就不再是作为职业的职业(即再不是“职业”)，不再是个人谋利手段。]
无产阶级既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夺取了政权，那么，政权的性质，政权的内容，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就政权的形式说来，却有着另外的情况。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公社的这个新事物本身，马克思从它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总结，这就是：
一、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
二、公社是无产阶级“终于发现的，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共和国的一定形式”。对于后一点，马克思化了相当的篇幅，详细进行了总结(消灭议会制，组织民族统一等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一节中，着重讲了三点：1、取消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2、实行普遍的选择和撤换制度，即一切公职人员用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随时可以罢免；3、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些，就是这个“政治形式”的本质部分，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就是用以消灭各种剥削阶级特权制形式的新的政治形式的皱形。
对于列宁所说的第一点，我们留到后面第十部分(军队)中再来研究，(实践证明在帝国主义极其严重存在的条件下，作为国防力量，常备军的存在并加强是必要的，但军队既然作为国防力量而获得它的存在，同时也就产生了对内关系的问题)我们这里着重要研究的是后两个问题。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非常重视全体工农群众来参与国家政权的问题，但正如我们在上面讲到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期，(尤其在广大群众受民主制训练较少的，大半是文盲的条件下)。广大工农群众还未学会如何参与政治，进行管理，(以至以后习惯于参与政治参与管理)的时候，要一下子实现这点，要一下子消灭几千年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种根深蒂固的分化，是困难的。因此，列宁不得不采取许多坚决措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国家机关和经济企业中采取一长制，给一些专家以高薪等等。但是，列宁一刻了没有忘记，所有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他一再强调要使工农群众学会自己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当然也有斯大林本身的错误)，在苏联，当时的许多特权制形式，却得以巩固，并在以后造成了一个高架于广大工农群众之上，与广大工农群众对立的，专门“管理他人”的特权阶层。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内容，变成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
我国革命胜利以后，有关条件更不充分，我们也同样不得不把权力委托给少数人，即干部来行使。虽然从内容上说，我们的权力是广大工农群众的，他们只是代表了广大工农群众行使这种权力；但是只要这种形式存在，只要职业的管理者(干部)和职业的劳动者这种分工继续(作为职业分工而)存在，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人把自己行使的权力撰为已有。甚至可能把全部权力变成修正主义特权集团垄断的私有物，变为修正主义的权力，从而导致国家的变色。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力图缩小两者之间的关系，打破其界限，以至最终消灭这种形式：而修正主义者，总是力图把管理者(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这种分立固定化，变为不可逾越的界限，扩大两者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力图把管理者变为闭塞的特权集团，以及像林家父子及某些大搞不正之风，为自己的子女谋取特权的修正主义分子那样、妄图进一步把这种特权变为袭特权。
因此，从总体上说，从内容上说，(从国家的行政活动上说)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在形式上，却还存在着特权制形式。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激化，这种斗争，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已感觉到了，这是决定今后国家命运的大事，历史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异常迫切和异常尖锐的地位。这就是当前的现实状况。
至于内容和形式，民主和专政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留下第八部分《国家和半国家》问题中来讲。
当研究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谈谈社会主义的阶级划分这个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在当前的许多人中间，存在着异常可关的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谬论。
血统论是毫无根据的剥削阶级的谬论。在原始社会，尤其在原始社会的早期，人们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血缘关系来维持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血缘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血统观念也就愈来愈成为落后的东西了，但是，各种反动的剥削阶级，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的氏族贵族，以及现代的修正主义者，总是极力保持这种落后的东西，加以改造，予以强化，系统化，变为剥削阶级的思想武器。尤其像我国奴隶社会是宗族奴隶制，实行分封世袭制，奴隶制贵族当然更加需要这种反动的血统论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种理论也正是少数修正主义分子、特权贵族谋求世袭特权中所喜爱的理论。但是，血统关系既不是经济关系，也不是政治关系，而纯粹是一种非阶级的自然关系。因此，它决不能作为阶级划的基础。许多同志以为，讲家庭成分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讲血统关系，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家庭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家庭成员之间当然有血统关系，但是家庭成份与个人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而决不是指血统关系。这个问题留到研究家庭的时候再来谈吧。
这种划分，力图把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暂时的相对的界限变为固定的阶级划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它曾经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这种理论的危险性，就在于它抹杀了造反的阶级内容，抹杀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阶级内容。抽象地把一切现状和现政权的反对派都称为“造反派”。事实上，无论是在历史或在现在，并不是一切现状和现政权的反动对派都是革命造反派。并且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国家的权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和国家政权中只存在看剥削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如前面讲到的特权制形式。因此，这个问题也就是更具有更加复杂的性质。
我们的广大工人，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它革命群众，是反对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造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反。他们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造反派。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林彪、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则大肆鼓吹形而上学的谬论，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刻骨仇恨、竭力抹杀现政权的阶级性，借广大群众反对我们政权内部的修正主义的东西的时候，大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抹杀造反的阶级内容，混淆阶级阵线，网罗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牛鬼蛇神和各种反动势力，排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而这些谬论中最突出的一个论点，就是抹杀“受压”的阶级内容，鼓吹“受压”最深的就是最革命的，这就完全颠倒了阶级阵线，表达了地富反坏右的心声，因此，他们的这种划分，是形而上学的划分，是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的谬论。
历史事实证明，历史上每一次大革命中，尤其是在大革命的初期，总有一部分工人、贫下中农处于某种程度的保守状况。但是，他们的保守是相对的，暂时的，他们终究会站到革命的一面。随着革命的展开，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昨天还处于相对保守状态的工农群众站到革命的一面，或者称为造反的一面。因经，造反和保守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条界限每天都在变化着，只要看一下这点，那些幼稚的革命者把这条界限作为阶级分野固定起来的企图是多么的可笑。(而林彪、陈伯达之流，当然有着他们更刻毒的企图)。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只能是依靠和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而决不能以革命和保守这条暂时的界限来分裂他们，甚至把他们推到敌人的一面。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复杂情况，由于我们政权总体上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局部修正主义性质这种复杂情况，一部分工农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暂时的认识不清更是难免的，广大工农群众牢记的是无产阶级政权对自己的好处，现在一下子转过来反对这个政权中的修正主义东西，这个转弯，当然要有个过程，而要在复杂的具体问题上分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例如分清某一件事，某一个领导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马列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这些异常复杂的具体问题，更是一件困难的任务。因此，决不能因为他们暂时的保守，或在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暂时的保守，把他们当作保守派，当作修正主义的帮凶。事实上，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与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一旦事实教育，一旦毛主席指明了方向，他们就会很快地站到革命的一面。文化革命的事实就是如此。
顺便说一下，知识分子有着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在历史上各次大革命初期，往往有大批知识分子以造反的面貌出现，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很快就产生分化，分别进入不同的阶级营垒。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一点当然有截然不同的情况，但是，类似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因此，把暂时的造反和保守当作固定的阶级分野，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划分。在文化革命中，它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思想武器、并且是混乱阶级阵线，为阶级敌人上台制造方便的理论。这后一点，在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某些农村地区尤其明显，在那里，某些阶级敌人正是利用这种理论，篡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实行阶级报复，复辟资本主义。
文化革命中，有些人说：“社会主义不能再按经济来划分阶级了”。“社会主义要按政治划分阶级”。这完全是荒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以“造反派”和“保守派”来划分阶级，也正是在这种荒谬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具体理论之一。
经济从来是阶级的基础，经济划分从来是最基本的阶级划分，这一点社会主义难道能够例外吗？在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吗？
经济划分从来是最基本的阶级划分。但是，经济划分又从来不是唯一的阶级划分，阶级是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总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因此，对于从事于生产以及从事于经济活动的广大群众及有关人员说来，主要地总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的阶级。对于职业政治工作人员说来，主要地说是按其所推行的政治来确定阶级地位，而对于职业的理论家说来，则主要看其代表的是那个阶级的理论。
按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我们在土改时就基本上是这么做的，这一点人们很容易理解，但按照政治思想来划分政治家、思想家的阶级地位，人们似乎不容易理解，但是，这是很简单明了的。历史上很多工农出身的人，当他们成为政治家，理论家的时候，却都成了剥削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曾经与这些本阶级出身的剥削阶级思想家作过异常复杂激烈的斗争，以至现在仍然是这样。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等按他们当时的经济地位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恩格斯甚至不得不兼当“资本家”。但是，他们却是无产阶级的导师，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是靠“灌输”的，共产主义思想只能从有产阶级中产生，工人运动不能自发产生马在思主义，这一点列宁曾极为强调，我们也已经在一些文章中加以论证。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理论上说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形而上学单一的划分都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否定基本的经济划分则更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
明白了这一些，我们也就很容易搞清怎样看待以工人、农民中产生的某些反革命分子的阶级地位等等问题。
我们上面讲到的划分都是指明主要按一定的人的主要方面来划分，但是，人决不是单一的、每个人都不是单一的。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力，这是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作为社会的人，他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工人农民说来，同样也不只有经济地位的问题，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一定的思想。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反动的政治和思想超过了他们革命的经济地位，政治思想的作用超过了经济的作用，他们的反动政治思想成了他们的主要方法，而经济地位成了次要方面。因此，我们把他们划分为反革命，像划分政治家和思想家一样，是把他们作为政治的人，而不是把他们作为经济的人来划分的。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一般的总是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思想。但是，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作用于某一个人的，不只有其本人的经济地位，还有一定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各种千差万别，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这就造成了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复杂情况。
搞清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基本原理，我们就比较容易地搞清当前社会主义的主要阶级和阶层。
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是两个基本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要求革命，要求前进。
地富、反、坏、右，则是旧制度的残余，不管是他们过去遗留下来的还是以后新生的，他们都力图恢复旧制度，他们的经济基础，是已被推翻了的私有制，即地主、富农的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反革命和右派是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代表，而坏分子，在一定的阶级社会，总是从属于一定的反动阶级。
而修正主义特权“贵族”，是与特权制形式及资产阶级特权相适应的。他们力图维护，巩固现有的特权制形式，以谋求修正主义特权并进一步扩大，发展和完善这种修正主义的特权，全面地把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变成一小撮特权阶层的政权。
这就是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力量。
此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等。他们也是作为旧的经济制度的遗留和影响而存在，包括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变化了的，但依然仍在的两面性。
在这里，我们还要分析一下当前两个特殊阶层。
1、干部
干部，在当前是作为“治理他人的人”的特殊阶层而存在。如前所述，这个阶层在以后的革命中是行将消亡的阶层，他们的职能，将由广大工农群众推举出来的群众代表来执行。从形式上看，这个特殊阶层的存在，是特权制形式的产物，因此，他们往往受到了这种形式的影响。从而内容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特权贵族的内容在斗争着。这种斗争反映到我们每一个干部身上，这就决定了我们当前干部的状况，有马列主义的、也有修正主义的，有革命的、也有不革命的。而我们的政权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大多数是好的。我们的广大干部唯有自觉地、坚决地与修正主义特权及一切剥削阶级的东西作不倦的斗争，才能继续保持他们的革命青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否则，就有可能堕落成为修正主义者。
2、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包括工厂中职业技术人员)，他们同样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从属于哪个阶级，看他们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个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作为雇佣劳动者，作为一种劳动力(脑力劳动的劳动力)、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工人。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地位又与工人不同。在资本主义，知识不过是一种私有财产，不过是一种教育费用的转化形式。资本主义的投资都是资本投资，超过普通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和必要教育的教育费用，也就成为一种投资，成为一种资本，而工人则不过是一种劳动力，不过是一定的生活资料和必要的教育费用的转化形式。工人是劳动力而不是资本，而知识分子则具有双重的内容，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又与工人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就其经济地位，总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也把知识分子变成公有的。因此，从经济地位上说，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有着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教育费用大部分是由无产阶级国家负担，但是，把知识作私有财产的旧习惯依然存在，并且在学习期间，学生并不拿取工资；同时，由于经济条件和其它许多条件，又限制了许多人受教育的程度。因此，只要不是所有的人都由社会提供受教育的同等条件，包括由社会决定的个人经济条件，只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按列宁的说法，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知识分子都将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存在。
在这个问题上，修正主义需要一小撮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特权集团，为经济、政治特权集团服务，如象苏联那样，虽然苏联修正主义内部的文化特权集团与政治特权集团也会产生内部矛盾，为了向政治经济特权集团要求更多的权力，文化技术特权集团鼓吹自由化，但总的说来，两者又是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极力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
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目前有着异常多的糊涂和混乱，许多号称共产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并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够实现，或者把它说成是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遥遥无期的幻想，其实，这些同志头脑中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享乐主度，这种“共产主义”不仅是遥遥无期的，而且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在人类社会中永远也不会有的，实现共产主义，当然需要五代人到十代人的努力，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但决不是遥遥无期的，我们这里不是在时间问题上打圈子，我们这里只是反对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共产主义”。
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必须了解共产主义的确切含义。
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呢？
第一，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原始共产主义，而是在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
第二，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
第三，消灭分工，即消灭职业分工，不是指由社会成员共同指定的临时性工作性分工。共产主义还存在的“职业”(应称作“专业”)仅仅是人们在必须为社会承担的责任之外，根据个人的特点和个人兴趣、爱好选择的“业余”工作。
第四，由这种分工而决定的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经济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性质，经济权力为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殊职业或特权。
第五，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商品和货币都将消灭。将逐步由按劳分配，通过各种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的供给制，逐步向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过渡，供给制属于按需分配的范畴，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高级的供给制。
第六，政治消灭，国家消亡，社会生活的秩序，将由风俗、习惯和道德，由社会成员的自动维护来保证，不再需要政治，不再需要组织成为国家的强制权力，(对可能的极个别违反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的社会成员采取的强制权力，是居民的自动的强制和制裁，而不再是特殊的国家权力，不再具有阶级性质)，那时的社会公共权力，是对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它将由全体社会成员——通过一定形式来掌管。
国家消亡，当然法权也就不再存在，它将由风俗，习惯和道德的作用来代替。
第七，与上述这一切相适应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意识，共产主义的思想、风尚、习惯和道德。
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到未来的共产主义，我们将经过许多中间阶段，我们坚决反对超越现实条件或一定中间阶段的“共产风”。
研究国家学说，尤其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家问题是一个极其广泛的问题，例如分封制和集权制的问题就只是国家形式问题中的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而与国家形式相对的还有更重要的国家的内容问题，因此，在这个简单的提纲中，我们不可能详细的叙述国家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们这里只是抽出几个问题来简单谈谈。
国家就是压迫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它是统治阶级对敌对阶级实行暴力镇压，另一方面当然也辅以非暴力压迫的工具，而且，只要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国家还没有消亡，国家作为国家，作为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它的这个性质也就不会改变，它的镇压职能也就不会消亡。
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国家具有纯粹的政治性质，某些极其重要的社会职能，如经济职能，对社会物质生产的组织管理等，一直被作为“私人”职能，而不是作为国家职能而留在剥削阶级私人手中，文化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新闻出版、科学、艺术等等)在许多情况下也是非国家职能或私人职能(这些“私人”职能具有对劳动阶级的“私人”统治压迫性质)；而这些职能在以后的革命中，是应该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取过来，接受其合理部分，和加以改造(不是取消)交给社会的。剥削阶级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依靠国家加强和维护这些职能的剥削压迫性质，或者为了剥削阶级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本阶级在这方面的统治，才被迫将这些职能部分地以一定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交给国家(如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情况)。对于剥削阶级国家，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在许多情况下是细微末节的方面，而且还完全被变成剥削压迫的手段，它的合理部分被剥削阶级抹杀或歪曲了。
因此，剥削阶级的国家“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它的职能主要是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直接的政治镇压，其中主要的是暴力镇压。它的其它职能，如上述经济职能，文化教育职能、社会公共福利等等，只是从属的职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方面，是从属于直接政治压迫并为之服务的对立补充部分，或者说直接政治压迫的间接组成部分(即作为政治压迫的从属部分和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来，从主要的方面说来，这些职能的本身也仍然被作为压迫手段，这些情况也观念地反映到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头脑中。林彪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观本质的直接表达。作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头脑中只有永世长存的地主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因此他完全以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观点来看待无产阶级政权，把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强加给无产阶级政权，把两者混为一谈，以便用修正主义的法西斯政权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权。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不是“简单的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权”了，按列宁的说法，它是“半国家”，即它的意义“一半”是国家，另“一半”不是作为国家的“国家”，而是非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因此，这里说的无产阶级“国家”，不是在“国家”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里说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半国家”、“公团”等等，它既是国家，包含着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同时又是非国家，“从某些方面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这也正是贯串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特点、矛盾。
那么，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指明的：这些道理又是什么意思呢？
(二)、从国家的活动内容上说，从国家的职能上说，第一、半国家作为“国家”，它仍然是对敌对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仍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但是镇压的内容，则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
(我们上文说的国家职能，主要研究国家的对内职能)
(二)、从国家的组织形式上说，它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的特殊的公共权力，而是武装的人民本身，旧国家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作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
消灭特权制形式，正是为了实现后一点，正是为了使无产阶级国家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真实形式。
无产阶级无疑地需要国家，以无情地粉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复辟，在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在阶级斗争的激化时期，无产阶级国家的镇压职能将尤其鲜明地表现出来。毫无疑问，无产阶级革命派地将公开宣布，在以后的革命中，无产阶级也将毫不留情地镇压那些反对这个革命的修正主义特权贵族，及到以无产阶级的铁腕，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暴力。因此，无产阶级国家也决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在这里，谁要是从幼稚的幻想出发，谁要是仁慈手软，优柔寡断，他就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不可免回的损失。
无产阶级当然也无疑需要作为一般社会公共机构的“国家”，但这决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一方面，无产阶级需要非压迫性的“公共机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需要压迫性的“一般公共机构”，即实行经济压迫和文化压迫的机构，无产阶级同样要学习剥削阶级的方法，把经济职能，文化教育职能变为压迫敌对阶级的主要手段。对剥削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无产阶级国家把过去剥削阶级社会从作为“私人”职能的经济职能变成“国家”(“半国家”、“公团”)职能，更彻底地把文化教育职能变成“国家”职能，使它们与纯政治的职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把它们的合理部分继承下来，加以改造，并使它们进一步地获得大大发展，从而，一方面，把这些职能用作对社会进行改造、建设的强大手段，另一方面，又把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手段，强大的支柱和基础，变成压迫敌人，粉碎敌人反抗，反对复辟的强大手段。
因此，伴随着从剥削阶级的国家到劳动者的“国家”，从少数人的国家到多数人的“国家”，从私有制的国家到公有制的“国家”这种改变，国家，国家的组织形式，国家的机构及其各方面的职能，以及这些职能内部包含的各不同方面，它们的内容、性质，形态及相互之间的地位也跟着改变，同时伴随着一些旧职能的消失和一些新职能的产生，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及至共产主义，国家机构及其职能，由为社会共同利益而设的，非阶级，非政治的社会公共机构和社会公共职能所代替。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是：一方面，不断强化对敌对阶级的镇压和斗争，加强同各种剥削阶级旧事物的斗争，包括对存在于人民之中的剥削阶级旧东西的斗争，教育和改造，及至未来对敌对阶级的压迫和镇压已成为多余，成为不必要的时候，而自行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当然也要不断强化，发展和完善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国家”，及到它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机构。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的国家职能，及这些职能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地位与剥削阶级国家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国家不仅要以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压迫敌对阶级，还要同存在于人民中间的剥削阶级旧东西进行斗争，要加强人民群众的教育和改造，在无产阶级国家，后一方面是大量的，艰巨的，是深入细致的，复杂的工作，无产阶级国家还要把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及其职能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或从属机构，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即变成压迫敌人的手段，这在无产阶级国家，又是大量的工作，这些，又都与剥削阶级国家不同的。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是暴力，而且主要不是暴力，而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高度的劳动组织等等。理解上述这一切，我们也就能够比较正确地理解列宁的有关一系列指示，而不至于像苏联的许多教科书和其它有关书籍那样，对列宁的这些指示加以完全的谬误的理解。
民主和专政，是国家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国家的形式方面和内容方面。
作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它们具有矛盾的共同特点，例如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无产阶级民主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条件，反之亦然，失去这个互相依存的条件，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就产生尖锐的对立和斗争，最后一方战胜另一方，矛盾转化。例如在苏联，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特权制形式或官僚制形式战胜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从而使无产阶级的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国家。
在这一点上，我们坚决反对背离现存无产阶级专政的，因而作为倒退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自由化”倾向，但相对于苏联等修正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专政，它或许更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统治，重建和建立更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提供条件，因而相对于修正主义法西斯统治，它是一种进步。
在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国家，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也在一些工人、农民中，存在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向往，这是修正主义特权政治的产物，是对修正主义特权政治的惩罚，是反对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这个要求，在人们头脑中错误的，不彻底的，甚或是虚幻的反映。当然，有的也是文化特权集团和政治特权集团之间某些矛盾的反映。文化特权集团打着“民主化”、“自由化”的旗号，反对政治特权集团，反对政治特权集团侵犯自己的利益，或者进一步要求分享政治权力。而修正主义的政治特权集团，即以强化本集团的“专政”(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反对自己的对立派别。一般说来，资产阶级民主化倾向代表的是修正主义特权集团中某一派别的利益。在现阶段，在这些国家中则往往代表较为失势的一方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则不是简单地，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求以彻底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统治，来代替这些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和特权集团的统治。以他们自己的主权来代替特权阶层的主权。
所有这些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在我国存在，我们必须分析这些情况，在批判资产阶级特权制形式和修正主义特权贵族的同时，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倾向及其流派，以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来代替现存的特权制形式，而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民主(即他们的共同统治)来代替现存的民主和专政。
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国家，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和资产阶级民主化妥协，这在东欧某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例子可以证实，但决不能和要求消灭修正主义特权的无产阶级妥协。
为了反对各种糊涂观念，下面我们还要深入搞清专政和民主问题的各个方面。
1、专政
本来意义上的专政，就是政治压迫和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列宁的说法，则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暴力的与和平的各种斗争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一整个过渡时期。因此，列宁事实上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组织成为国家的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展开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科学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称为全面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专政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面《国家和“半国家”》一节中讲述了。
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目前我们的报刊上存在的异常多的混乱和错误，就是因为不理解国家和“半国家”以及相应的本来意义上的专政和非本来意义上的专政这些区别而产生的，举例说，我看了无数批判林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文章，但是没有一篇真正批判了这个理点，大多是折衷主义的、混乱的。在实践中，由于不理解这个问题，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人一提无产阶级专政，就以自己的官僚本能，把它理解成简单粗暴的镇压，对于幼稚的头脑简单的人说来，这当然是一种最省力的做法。
那么，什么是全面专政呢？
第一，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本来意义上的专政，依然是对敌对阶级的政治压迫和暴力镇压。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专政了，随着经济职能，以及由经济、政治所制约的文化职能变化国家职能，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包括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剥削阶级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指的是组织成为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虽然“国家”同时又领导或指导着非国家组织，例如家庭中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斗争。
第二，本来意义上的专政，就是压迫，而且仅仅是政治压迫，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包括对敌对阶级的压迫。而且包括对人民内部的剥削阶级的东西的斗争和改造，不仅包括压迫，而且包括教育和改造，并且，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改造和教育的范围和作用将大大扩大强化。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包括整个历史阶段，及至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切社会关系和一切阶级差别。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全面专政的大致含义。
2、民主
本来意义上的民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民主，是传统政治范围内的民主，即为管理剥削阶级的共同利益范围内的民主，也即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共同统治，在私有财产范围内，是没有“民主”可言的，在那里，是私有财产的真正“独裁”，是财富和资本及其人格化，即作为私人的资本家和地主的真正“专制”。而政治民主，即共同统治被用来保持私有财产的这个“不民主”特性：一方面，用共同统治，用民主来组织，统一剥削阶级，使国家更好地担负起镇压被剥削者的职能，防范他们对私有财的反抗侵犯；另一方面，用民主、用共同统治来防范一部分资产阶级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包括监督国家，防范国家对资产阶级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可能的妨碍和侵犯，因此，民主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主权，不过是私有财产的“独裁”。
而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建筑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把劳动和劳动者从私有财产和剥削者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政治民主则被用来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统治，以更好地维护公有制及其特性，无产阶级民主把少数人的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民主。
随着经济和文化职能变为国家职能，无产阶级民主同时也包括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民主”，包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共同掌握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
因此，无产阶级“民主”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民主了。
许多人往往把民主和集中，自治和集权对立起来，其实，这只是民主问题的两个方面。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必须以“少数服从多数”作为自己的“民主”制原则，但是，这种“民主”已不再是民主，不再是作为民主的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民主”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本来意义。作为原则，这种“民主”唯一确切的表达，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制遗留给未来社会的，也仅仅是经过发展变化了的这种形式，而不是它的阶级内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民主，就是组织得一旦条件成熟时，立即可以消亡的民主。
在第二部分第五节中，我们引述了列宁的有关论述，指明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本质，就是：1、取消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2、实行普遍的选举和撤换制度；3、一切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第一点是先决条件，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社会主义的军队，是作为国防力量存在，而不是作为对内镇压的力量存在。在对内关系上，它是作为公民和一般公职机关而存在。作为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它的本身表现，主要是第二点，具体说来，这就是：第一，一切公职员由选举产生；第二，实行人民群众的共同监督，一切行政活动(除国防机密外)向人民群众公开；第三，随时可以罢免。这三条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条，否则，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是真实的。
(此部分：《国家和“半国家”》未完待续)
这是极为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以文化革命那样不流血的革命来完成下一阶级的革命任务，否则无产阶级将不得不以暴力革命来完成消灭特权制形式的任务。因此我们这里不得不讲一下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这又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之点，为了避免在目前留下不必要的麻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我们在这里以比较含蓄的简述形式来谈论这个问题。
有的人以为，否定了特权，就是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否定了党的领导，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领导权问题同特权问题决不是一回事，即使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派别存在，因而在这一方面，还会有领导权问题，但这种领导权决不是特权，不再是剥削阶级的特权。并且不再具有阶级的，政党的内容。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靠政党来保证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决不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成不变，拥有特权的僵死体和特权集团，而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断发展变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决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决不是靠对政治的垄断来取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指的是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权，它是在实践斗争中被证明正确之后，为广大工农群众自觉接受的，是靠发动尽可能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来取得领导权的。一个先进政党，一旦被固定僵化，一旦不再适应现实的革命斗争的需要，那么，它的政治生命也就开始死亡，它就变成了衰亡的，必须被消除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不仅表现在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表现在自觉地自我更新。不仅表现在按照斗争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而且表现在自己一旦不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时，就自觉地予以解散或重组。1847年，即1848年革命的暴风雨，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改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革命失败，1850年以后，同盟这个形式不再适应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就自觉地予以解散，六十年代，随着斗争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又成立了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第一国际又不再符合斗争需要，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又自觉地解散了第一国际，八十年代未到九十年代，恩格斯又按照革命斗争需要，建立了第二国际，恩格斯逝世以后，缺乏自觉性的第二国际就逐步演变，转化为修正主义的国际。因此，适应每一个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必须有相应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相应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内容和组织形式。这一点，社会主义时期也不会例外。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当我们回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是符合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等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需要的。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以后，斯大林没有提出进一步的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因而，虽然有过肃反等变化，但这个党毕竟逐步固定僵化，逐步变为修正主义的特权集团。
那么，怎样判断一个无产阶级的正党及其组织形式是否符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呢？这就是这个政党是否能够继续革命，并且在革命斗争中，尤其在革命的激变时期，继续起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用，以及现实条件是否允许它发挥这个作用。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各个阶级和阶级派别在政治上的集中代表，它是阶级、阶级派别核心的有形组织，是以有形组织出现的阶级的代表，是最高的阶级组织，现代发达的阶级斗争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这些，就是现代政党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因此，只要这个政党还是这个阶级的政党，还是这个阶级的集中代表，那么，这个政党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就决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决不可能包括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即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党内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但“映像”决不是这上斗争的本身，正像人们的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这个反映不是客观世界本身一样。现在有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矛盾、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说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说社会主义时期与资本主义时期不同，这无非就是用这样一句含混的话，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客观效果。这种说法抹杀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作用，把人们的思想导向混乱和糊涂。既然党内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那么，社会斗争，便是判别党内斗争的唯一客观标准。而现在，人们搞清社会斗争，却先要搞清党内斗争，这也就是使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斗争，路线斗争不可知论的客观原因之一。
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如果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党内展开，那么，这个党也就不可能是作为主要矛盾一个方面中一个阶级的先锋队，政党也就事实上不再成真为一个政党，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个“政党”加以重新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基层组织瘫痪，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许多党委消极被动，而这些党组织的政党作用，包括先锋队作用，却不得不由某些群众和群众组织来代替。然而，群众和群众组织不是政党，更不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它们不能很好地承担，完成这个作用，这就导致了许多问题，所有这些情况，难道不值得令人深思，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吗？
此外，改造一个政党，像改造一个社会一样，不是一、二个人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必须加以注意。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这里只是讲了其中的一、二点，与同志们共同讨论。
一九七三年十月初稿一九七四年二月修改一九七五年一月修改
《反对特权》虽然有二万几千字，但其实是一个未完成的研究提纲。1972年开始起草，原名《为自由民主而奋斗》，为尽量减轻或避免与当时那种弥漫于全社会的、全面专政的普遍空气的可能发生的冲突，改名《为社会主义自由民主而奋斗》，1973年又本着同一精神，并使之在当时条件下更具战斗性，改名为《反对特权》。1973年10月写成初稿，寄往《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并在朋友中散发，传阅。这里的文稿是一个朋友根据1975年1月浙江朋友刻写的油印稿打印。
1974年2月，根据本稿浓缩并进一步阐发有关思想，作者又写了《战斗宣言》，《宣言》集中论述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这个时代的任务是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特权制，官僚制，等级制），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1974年3月2日写成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南京市公安局迅速拍照存档。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和南京市委书记方敏下令批判，对大字报进行大规模围攻。作者在新华社江苏分社的一个朋友为此写了内参，附大字报全文。吴大胜方敏得知发内参消息，进一步下令抓紧批判。在此同时，作者参与组织和发起争取南京市为516平反的工作，为南京朋友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告全市人民书》迅速传遍江苏全省，开始了全省为516平反的运动。由于当局对作者的围攻和论战失利，以及争取516平方浪潮大规模兴起，省市下令组织的批判，不得不收场。
1975年9月，这二篇文章和《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致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信》等四篇文章，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再一次以大字报形式贴出。江苏省委迅即派出7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制药厂，在工厂和省市组织延续数年的大规模批判。江苏省委书记彭冲、许家屯先生也在十万人大会等一些场合进行批判，及到1978年，许家屯先生还指示南京批判徐水良，说徐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也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要搞自由民主。1975年11月，作者被捕入狱。
《反对特权》和《战斗宣言》两文，是迄今看到的，文革后期，最早公开发出并造成全国性影响的文稿。比1974年11月广州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早了8个月和一年。
《反对特权》是四篇大字报中行文最温和的一篇。现在，当作者再次拿到这些当时造成巨大轰动，作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反对特权专制、要求自由民主典型的“反革命”文稿阅读时，内心里不仅没有骄傲的感觉，相反却感到惭愧和屈辱：
第一、 作者当时还虔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革期间特有观念的束缚。文稿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语言和大量错误。虽然当时的人们，包括很多大学教师，普遍说《反对特权》及其他文章理论深度太深，看不懂，但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它却是一篇非常非常粗浅幼稚，充满混乱糊涂和各种错误的文稿。除了文稿提出反对官僚特权，要求实现民主等当时引起大争论的核心内容外，其他地方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第二、 在当时全面专政的恐怖条件下，作者虽然做好了坐牢掉脑袋的打算，但为了避免这种结局，不得不处处迎合当局和当时的社会气氛。尤其是，这些文章批判的是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批判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在文章中却同时不得不处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处处拍毛泽东马屁，处处充满了为了自保，而与“阶级敌人”及“反革命”划清界限的言不由衷的论述。在批判毛泽东理论的同时，自相矛盾地肯定毛泽东对这些理论的相关指示和论述。例如表面上打起毛泽东“接班人”理论的旗子，批判这种专制主义的“接班人”理论。所有这一切，作者在写作时就感到深深的屈辱。现在这种感觉也就更加强烈。
记得出国后，有朋友称赞国内某些人不怕坐牢杀头，我回答说，不怕坐牢杀头的人是假的，中共地下势力才不怕。我是与中共斗争中始终坚持、没有屈服投降的一位，但我当然怕坐牢杀头，只是当它们与自己的理想相比时，才宁可选择坐牢杀头而坚持理想。所以真正的反对派行动和说话往往小心谨慎。
这些文稿是历史纪录，我们无法改变历史的纪录，我们只能祈求后来的读者能够同情和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同情理解我们当时难以避免的错误、弱点和不得采取的策略。
（摘自美国《网路文摘》第23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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