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6-11-21 作者：马天水
马天水经过市委领导同志和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个反党阴谋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我们的党。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一定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和“四人帮”这些坏蛋斗争到底，并清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这些天来，听了同志们的揭发批判，越想越感到“四人帮”这批反革命真是罪恶滔天，越想越感自己的罪行越大。我进一步回忆、补充揭发交代如下：
（一）我怎么陷入“四人帮”而不能自拔的？“四人帮”为什么看中我，要我主持上海工作？根据我的回想和分析，有如下原因：一是，我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比较早地得到解放，当时不是感谢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挽救，而是对张春桥感恩戴德；二是，一九六八年“四·一二”事件中，我保了张春桥，胡说张春桥没有坐过牢。我保张春桥的根据，一是听说江青要保张春桥，二是听张春桥自己说我没有坐过一天牢。我听信张春桥自己为自己辩护的一派胡言，这是失去党的原则的；三是，我对有极少数所谓的新干部，实际上是王洪文的小帮派，其中有的是流氓，有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支持他们，纵容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包庇他们；四是，“四人帮”内部常有矛盾，狗咬狗，往往在上海不同的战线上表现出来，我根据张王的意图，搞调和，搞折中。不使“四人帮”狗咬狗臭事暴露在党中央和全市人民面前。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我投靠“四人帮”，我不是九大的代表，把我安排了九大的候补中委。我张给春桥写了信，在这封信中，我向他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我说，少庸同志更为适合（当时少庸同志主持工作），最后表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作好工作。我不是写信给毛主席，而向张春桥表决心，这就是投靠张春桥。从此以后，我跟他们越陷越深，把“四人帮”当作中央，“四人帮”对我也越来越信任。
一九七二年的九月份，周总理在上海，找我谈话，说王洪文要调中央工作，要我主持上海工作中央已定了。在这以前不久，我到北京去，张春桥也曾找我谈话说，王洪文可能调中央，可能要你主持工作。我再三说我主持工作有困难。张春桥问有什么困难？我说，我对有些小兄弟头头统不起来，领导不了，他们不听我的话。张春桥一再说，你要注意作他们的工作，这个问题我可以帮助你作工作。张春桥又强调指出：你抓日常工作还可以，但要注意抓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讲的大的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以“四人帮”划线，我是心神领会的。就是要向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领导同志斗争，要我和“四人帮”站在一起。就是向我路线交底。
我主持工作以后，接着就准备十大，我根据“四人帮”那一套办法，选举了代表，突击提名中委、候补中委的名单，这些阴谋活动，我都参加了，上次已经交代。我这里补充一点，总理召集政治局包括各省市第一书记会议，我也参加了，周总理传达主席提议，酝酿王洪文当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的事。当时有的同志不大赞成。那时，我打头阵表了态，表示支持和拥护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我当时说：我同王洪文相处一段时间，觉得王洪文看问题还比较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强。总之，我吹捧了王洪文，为他讲了好话。“四人帮”里有人叫王洪文不要推辞。接着，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也表了态。我这次发了言，等到十大散会后，江青见了我，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很亲热，和以前态度大不一样。后来，开会时经常到上海组看我们，又送书，（去年和今年给我们三人送过《词综》，送过地图，送过油莎豆，送过文冠果。）又问好。当时，王洪文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是合法的。但合法的背后，可以看出“四人帮”已经勾结起来了。已在搞阴谋活动了。我表面上拥护毛主席的提议，但思想深处是拥护“四人帮”的。王洪文正式当选党中央副主席后，我在京西宾馆招待祝贺，参加的有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黄涛。一面吃，一面谈，谈选举中的斗争，也谈今后还会有斗争，我们一定要斗到底。向谁斗呢？为什么要斗呢？目的是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而斗争，为“四人帮”篡权而斗争。我当时的反动思想是，认为在党中央有几个靠山了，我的后台更硬了，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更好作了，对我的工作也更有利了，我讲话的声音也粗了。
（二）破坏批林批孔伟大战略部署，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批林批孔当中是有成绩的。但“四人帮”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反对周总理的，我也是跟着干了，当了他们的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和反对周总理的帮凶。批林批孔开始时，北京的“1·25”会议，三箭齐发。张春桥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江青一方面攻击一位老帅，又讲过是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他们的反革命罪恶目的是，想制造混乱，想打倒一大批反对他们的革命干部。后来毛主席批判了三箭齐发，拨正了批林批孔的航向。但“四人帮”并未死心，还要在上海制造混乱。我在组办会上，传达了张春桥要批判走后门的黑指示，后来市委准备开大会放录音，因为毛主席批判了三箭齐发，所以录音不放了，市委大会一时开不成。但是“四人帮”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拒绝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先要上海市总工会二月二日，在文化广场开大会。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张春桥于二月二十七日借题给上海来信，信中说：“老实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一些方面，一些单位的权并没有夺过来，在一月风暴中，有的夺过来的权又失掉了。”张春桥这封反动信的内容，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直接对抗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而且反革命的煽动性很大。这封信，市委常委讨论过了，没原文向下传，但总工会的有些人向下传达了。再加上“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工具，《人民日报》发表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的文章，我在三月八日的大会上也讲了张春桥一封信的精神和报纸文章精神。而且，我们还到某某厂、某某厂等等基层去煽风点火，影响很坏。这样，一批基层单位的领导，受到了冲击，扩大了打击面。借要解决三个正确对待为名，批判打击了一大批干部。上海有不少单位搞乱了，造成了一些单位的不团结。后来中央发了十二号和十七号文件，顺势扭转了当时乱批乱斗的情况，但已经造成了严重后遗症。
“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整军队，反军乱军、妄图篡夺军权，不仅在中央已这样搞了，在地方也这样搞了。拉一些人，整一些人，分裂军队，借机整警备区，整周司令和其他同志。就是批林批孔以后，还不放过，仍然搞分裂活动，比如，有一次，张春桥问我，李宝奇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张接着说，我早说过，不要换人，越换越不好。张又问南京军区新来的同志。我说，我看了他的讲话，也不怎么样。这次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到北京去时，张春桥对徐说，这位政委是二方面军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不好动。我们找李宝奇同志谈话，先从张宜爱、李彬山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先作些研究然后再谈。我们还根据“四人帮”的黑旨意，插手警备区的分工，煽动张宜爱、李彬山写黑信，靠恶状。用很多阴谋手段，收集警备区以及南京军区的材料。这就是搞阴谋、分裂军队。这在方面，连周司令的前任秘书也不放过，拉拢他，为我们收集一些情况，这是用的“四人帮”的一套手法，他们经常用这种办法。不是正大光明，搞阴谋诡计。想起来非常痛恨“四人帮”，痛恨自己。警备区有一位同志在报纸上写了一句赫鲁晓夫式人物就在上海。为这个问题，我们批了几次，一方面要批这个人，更重要的要看警备区某些领导同志对“四人帮”的态度。我们不仅插手警备区，还插手上海的空军和海军。
紧跟“四人帮”，站在反动立场上追查《万山红遍》一幅年画。这幅画作者因为把张春桥的一篇文章和马列著作并列，七五年七、八月份，经南京军区宣传部指示，作者收回了，本来是很对的。在收回时，警备区的有一位同志对出版社的人讲了张春桥的文章，某些观点毛主席不同意。当时我们反动地认为是谣言，要追查。王洪文这时在上海，说不要追。后来留下对我和徐、王说，毛主席批评过张春桥这篇文章，王洪文还说，毛主席对政治局极少数几个人说，张春桥文章里批经验主义，是错误的。毛主席还说只讲到这里为止，不要再往下讲了。王洪文接着又说，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姚文元的，不是张春桥的。这是“四人帮”王洪文在为张春桥涂脂抹粉，张春桥的文章里虽然没有批经验主义，但他在总政政工会上也大谈批经验主义，我们还把张春桥的话向下传达了的。张、姚观点是一致的。
今年批邓开始后，王洪文又打电话来一定要我和周司令谈一下，共同追查一下，说主要查清这话是从谁的口里传出来的？他还说，叫南京军区也在查。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文章不是张春桥写的，但张春桥在总政政工会上也大谈了一通什么要批经验主义为纲等反毛主席的黑话。不应再听他的话去追查了，但是我还根据王洪文的黑旨意去追查。“四人帮”是借追查谁传出来的为名，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跟着干。不仅查了，还根据王的意图，把去年警备区政治部为这件事向党委常委的汇报，复印一份，还把送去的材料复印了一份，这实际上是特务手段，其罪恶目的为了搞分裂、篡党夺权。还有，有人送来南京军区会议上一本邓、叶的战略战术指示摘录，我们当时看了，为什么他们单独印邓、叶的指示摘录，也复印了一份，准备上送，后来我向周司令要了一套整个会议文件，发现他们首先印的是毛主席战略战术语录，感到这是正常的，才没送。我们上报的白头黑材料都没给周司令发，话是我讲的，意图是王洪文的，不仅白头黑材料，我们三人议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以及各省的情况都没和周司令一起谈过。主要是以“四人帮”划线，搞阴谋活动。罪该万死。
（三）在学理论时大批经验主义，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四届人大和十届二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已对“四人帮”作了很多批评。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批评和新的战略部署，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于是“四人帮”又加紧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疯狂反对毛主席。主要表现：（1）“四人帮”妄图改组国务院的很多部，阴谋组织“四人帮”内阁，架空周总理。上海准备三十名部长、副部长的事，上次已交代。（2）张春桥大讲黑话，攻击总理。张春桥说，我关心的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这个话的真正含意，就是要篡党夺权。张还说邓小平一伙人，是物质迷，人大报告一定要写进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钢、粮的主要指标。他说，经他反对，没有写上。人大报告是周总理做的。从这里也可看出张春桥是反对周总理的，因为周总理在“人大”作报告不是第一次，过去多次作报告，都有生产指标的。他反对写上，就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他还说，要写进毛主席关于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列主义和工人群众手里这一条，是经过斗争争来的。这一条是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指示。张春桥不仅写进了宪法草案修改报告。还写进了他的一株大毒草的文章。张春桥坚持要抓上层建筑、抓生产关系，并坚持写这一段，他的罪恶目的是想利用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打倒一批反对“四人帮”的领导同志，为篡党夺权造舆论。（3）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大做文章。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四人帮”搞的大阴谋。他们开动了他们掌握的一切宣传机器，大批经验主义，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搞一个阴谋，我们上海市委的少数人也就配合“四人帮”搞阴谋，也配合大批经验主义。在全市大会上介绍批经验主义的经验，我在讲话中也讲了谈了经验主义对自己危害，某局的一位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批经验主义是我们要他讲的，他没责任。这次大会的开法、介绍什么经验，会前都向张春桥报告过，他表示同意的。是“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反对周总理的阴谋，我们也作了他们的帮凶，我们有很大罪责。某厂的十条，是因为我平时批评过某某某同志狭隘，有经验主义，再加上大会一开，我又同意他们办学习班，他们才写出来的，这个罪责在我，不在某某某同志，不在这个厂。
邓小平去年六月十二日来上海，王洪文就在前一天打电话告诉我：邓小平来上海后，可能要找你谈话，请你注意。我就提起警惕，当他谈到老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某某厂生产搞得还好嘛。我就说某某厂就因为批唯生产力论，生产才上去的，其实某某厂抓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改善生产关系，当然也抓过批唯生产力论，但不只是抓批唯生产力论。我只讲批唯生产力论，是不符事实的，是错误的。
徐景贤、王秀珍同志从新华总社那里了解到毛主席对批经验主义有批评。我们只通知下面以《红旗》第六期李钧的文章为准，没作任何批评，我们如果了解到毛主席批评中央别的领导同志，我们就会很快传播下去，就会大做文章。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我们限制传达范围，目的也是死保“四人帮”。但是，张春桥对外宾谈话，发了一个文件，发到省军级，我们看了，借批邓搞阴谋，传达到群众。这就说明，我们保“四人帮”，捧“四人帮”，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和中央文件精神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我们把“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特别是把清华和梁效的文章等等，都看作圣经一样，组织动员学习。有很多地方和中央文件唱对台戏。八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发表了一篇《从思想政治路线上批判邓小平》的消息，其中提到把《论总纲》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照批的问题，我要秘书把赫鲁晓夫的报告借来看看。后来，写作组印了几十本。这是“四人帮”的阴谋，我们跟着转，配合他们搞阴谋。
（四）在张春桥的反革命密信的煽动下，整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的罪行，我上次交代过，搞这一批黑材料，不只是一个电话就出笼的，是“四人帮”的黑旨意和我的反动思想合拍的结果。
去年七、八月份，我看到北京、天津处理知青工作情况，怕影响上海。当时向姚文元汇报了，姚文元煽动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嘛，要统筹解决嘛，可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嘛。姚文元是因为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来上海的，这个反动文痞，对毛主席刻骨仇恨，挑动我向毛主席施加压力，反对毛主席。后来市委发电报给中央和国务院，请求统筹解决。一时得不到解决，我很焦急。加上铁道部、教育部的情况，连续向张春桥打过两、三次电话。他不作答复，反而给我来了一封反革命密信，大意说：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难处，比较烦恼，我现在处境也很困难，也无能为力，不要急，今后慢慢会好的。他还讲看完要烧掉。我只给徐景贤、王秀珍看过。这封信可能烧掉了，也可能退何秀文了。这封反革命信煽动性很大，在我思想上估计是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等人要搞他。现在张春桥无权。因此，我追查所谓谣言特别积极。王洪文在上海时，我问过王洪文，江青和外国人谈话出书有无此事，他谎称谈话是有，绝不是象谣传的那样，这是谣言。他还说，你可把上海谣言内容写个信给我，我可以报毛主席，我写了。后来江青在大寨会上露了面，我和徐景贤、王秀珍等同志既高兴、又议论，说什么，毛主席在抓辟谣了。我们处处为“四人帮”涂脂抹粉。
张春桥的一封反革命密信，是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因为他们阴谋反周总理，七四年以后，毛主席多次对“四人帮”严厉批判，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又严肃地批判了“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的错误。为此“四人帮”对毛主席极端不满。王洪文、姚文元相继窜来上海。王洪文也攻击毛主席，说他没有权，只有抓读书班的权，要我主持工作，我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个人不同意，我要讨论那个问题，这个人不同意，我怎么主持工作。王洪文这些极端反动的言论，我当时曾说过一句错话，讲喝醉了，酒后失言，赶快回去。后来我认为他这话是极端反动的。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我没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经过张春桥来的反革命密信的煽动，我们和“四人帮”一样，感到受压，有一肚子气。因此，碰到在处理具体工作时，同一位计委负责同志有些不同看法，我就发火，骂他专门反对上海。我还说，现在还不到我讲话的时候，到讲话的时候，我是要讲的。
黄涛弄来了邓小平在八月十八日会上的讲话，说“积重难返”，我和徐景贤、王秀珍、黄涛学着帽子工厂的老板的样子，一面骂人家，一面就收材料，准备反击。
黄涛又弄来了国务院某某负责同志在基建经济核算会上的讲话，其中我们也认为有几句话有问题，我就反动地说这个人也变了。七五年十月底，王洪文要我统计过国务院各部召开会议的数字。他准备用这些数字去炮打国务院。
还有其他教育战线方面的材料，逐步在收集了。到十一月十九日，万体馆开会的那一天，得知了政治局在批判刘冰等人的信，在教育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我们和“四人帮”南北呼应，以为时机到了。在讲话中，加上了这个会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等话。
今年一月初，我向张春桥汇报煤、电、油等生产情况时，张春桥说：你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形势，要注意大事，不要老抓一些小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张春桥的黑指示，于是我收集材料，（所有这些黑材料，都没有给周司令看，主要是以“四人帮”划线）召开座谈会，煽风点火非常积极。
加紧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今年一月八日晚上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就点了一位部长、一位副部长的名，并暗示后面有后台，后台是邓小平。徐景贤同志还告诉参加会议的同志可到大学参观，还授意要别的同志散发了某省领导同志的材料。散会后，大约十一点以后，得到黄涛打给办公室一个电话，说是今晚要广播一个沉痛消息，我们意识到可能是总理发生了不幸的事情。第二天六点钟听到广播总理逝世，我们虽然也悲伤、也流泪，但没有集中力量办理总理追悼活动，而且还根据王洪文几次反动电话，反动地限制追悼活动。追查鸣汽笛。一月十一、二日，“四人帮”王洪文要上海进一步收集各部的材料，我们也布置了。一月十八日，根据王洪文的黑旨意，我们强调用实际行动来悼念总理，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总理逝世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们搞的仍然是阴谋活动。这就是配合他们加紧篡党夺权。
而且我们几个人议论过谁当总理，我内心是赞成张春桥当总理的，但根据他的特点，不适合搞行政工作，搞中央工作倒合适。当时张春桥已经是中央常委了，搞中央工作合适的意思，就是由他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意思。我讲某某某同志可当总理，我是论资排辈。我还说过，当总理的权可大可小，我的讲话是在几个常委和书记中讲的。意思是大权要集中在中央，在“四人帮”那里。后来公布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我开始感到突然，后来我也感到合适，摆得平，我认为他是中间派，这种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是反对毛主席和华主席的，我是有很大罪行的。
（五）今年二月批招呼会议上，“四人帮”和他们的帮凶进行反革命串连，主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反对华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今年二月打招呼会议是毛主席批准、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本来没有讲过开大会。张春桥一开始就妄图破坏这个会议的。二月十九日窜来上海小组进行反革命煽动，要我在大会上发言。张春桥说，邓小平说他不搞阴谋诡计，到你那里讲的一通不是阴谋吗。你不要以为讲过了，不讲了，包括电报里的还是可以讲的。还有进口那么多，石油出（编者注：原文如此，疑为“进”）一千一百万吨，弄得自己停产，都可以讲嘛。当时，国锋同志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没有开大会，我就根据他的黑指示，在小组会上讲了话，出了简报。但张春桥感到我们的发言调子还不高。又来对我们煽动，责问我们：你们的气难道都出光了，看了你们的简报，气还没有在家里写的电报大。于是，第二天我们加足气，对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大攻了一通。张春桥在二月二十三日，来上海小组煽动，他说：某某那一套不批行，但做法要稳妥一点。还说，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啊？张春桥的反革命用意，就是要夺权。他还挑动说：五个省的第一书记思想没有真解决。这一回某某某恐怕不行了，弯子不易转好。这些言论，很明显是同中央五号文件唱对台戏，是反对华国锋同志报告的精神，是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
张春桥在二月二十三日又窜到上海小组，还讲了一大通黑话。他恶狠狠地说：邓小平这批人（他讲是一批人），就是买办阶级，所中国工人劳动成果送给人家，把石油垄断起来，猪肉垄断起来，宣传是垄断资产阶级。还胡说比蒋介石还厉害。张春桥说，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他们垄断了。这是恶毒攻击包括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黑话。
二月二十二日毛远新等人窜来上海小组时，恶毒攻击经济部门，矛头指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毛远新说，大学我们自己可以搞，经济上他们（指国务院）卡我们。毛远新还恶毒地攻击说，他们不仅代表资产阶级，而且代表买办阶级。这时一位部长也攻击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我也紧紧跟上恶狠狠地说：经济部门可用邓小平的一句“积重难返”的话用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合适的。我还煽动这位部长要带头揭。原来我对这位部长是有意见的。从这个会议以后，我对他就没有意见了。
张春桥还进行反革命煽动说，真是没有道理，生产要你上去，财政收入要你增加，燃料都给你卡住。张春桥还攻击某某部，说什么对某某部还缺少材料，我总感到整个某某部是个大问题。某某某这个人资产阶级思想够呛。张春桥的这一通黑话，黑指示，我产生了上海这几年生产增长不快，是因为某某部门卡我们的投资，投资太少，几年来财政指标没有完成，我嫁罪于某某部的某某某部长，搞条条专政。回来以后，我同意了朱永嘉要调查外贸的情况，目的是想从调查上海的外贸情况，给张春桥提供中央领导同志的炮弹。
就在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的这个会上，姚文元气汹汹地还说，宣传长征的文章，是有他们（指革命领导同志）的目的的，《红旗》没有登，他们（指革命领导同志）就骂，他们（指革命领导同志）是借此“反左”，要新干部下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要表现出来。姚文元把宣传工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长征、攻击成为修正主义。可见，“四人帮”掌握的舆论工具，成为他们宣传自己，颠倒是非，制造思想混乱，反对革命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了。
江青在背着中央召开的十二省市会上，对某军区某政委说：你不要欺侮某司令员呀。挑动矛盾，制造分裂。江青还在这次会上，借风庆轮为题，大反周总理，她还念了他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的黑批语：说什么“我们的交通部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竟然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
会议结束时张春桥找我们三人到钓鱼台谈话，有两条是最恶毒的，一是回去后毛主席十二条指示首先组织一批理论队伍先学，妄图把批邓斗争引入“四人帮”轨道；二是讲了阿Q和小D打架后面是赵太爷挑动，赵太爷就是走资派，阴谋层层揪走资派，反对毛主席制订的批邓战略部署。
对上述反动言论、反动思想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反动地认为在中央、在地方，在国务院各部有一批右的势力，在批邓中要冲一冲，有的要批判，有的要转弯子，有的要打倒。我讲过很反动的话，我说，邓小平的复辟势力，在全国是少数，但在上层，他的基础是相当大的。我也确实讲过，现在不提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从策略上考虑的。在我的思想上，早就离开了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离开了中央五号文件，而跟着“四人帮”转了。
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搞阴谋为实，还搞了很多坏事。我向张春桥还汇报过几件事：（1）在财贸会议上，有人想翻“十条王法”的案；（2）批邓开始时，讲《解放军报》很少报导批邓的消息。（3）南京事件开始时，张春桥还要我们把《文汇报》接到的有关指责他的来信都报给他。此外，我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央有关部和有关省的情况。谢静宜、迟群对徐、王讲了政治局领导对批邓的态度，他们都向我讲了，了解中央的核心机密是极端错误的。迟、谢讲这些问题也是极其错误的。
（六）插手外地，分裂兄弟省。廖祖康来上海，我总要打听消息。他说过某省一地区闹武斗，军队还有影响等情况。某省两派对中央某某领导同志有意见。这是带有攻击性的，八月份黄涛开计划会议回来也对这位领导同志进行了恶毒攻击，我没有作声。还了解某省、某省、某省的运动情况，某省、某省的运动情况。了解这些情况的目的为了插手运动，有机会就宣传我们的观点。比如广播电视会议，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又是访问，又是宣传，又是送材料。我们还插手了外交部运动，江青在今年二月份，十二省招呼会上，大骂某某某同志。我们心领神会。大前天在会上我说小道消息是讲错了，当时主要想的最早从文化部长那里听来的，对今年二月江青骂某某某同志，当时没记起，一散会别人一说才弄清，后来了解到主席接见外宾时她俩不在场，我们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感到很高兴。除了了解外交部内部斗争情况外，我们今年五月向某某某出鬼点子，说什么抓住要害写个报告，主席一批就可点名批判。主席批评“四人帮”借刀杀人，我们和“四人帮”一样，也是杀气腾腾，想把抵制“四人帮”的新干部整下去。后来，“四人帮”来电话告诉我们，外交部的事，你们不要多问，双方都是跟邓小平的，“四人帮”反动透顶，把矛头又一次指向毛主席。又比如，某某部某某某来上海，本来已调出上海了，与上海无关，但我们既要了解某某部的运动情况，又对他做工作，要他转好弯子，和迟群不要对立。这完全是违背党的原则的。又比如，我支持廖清纯向民航总局某某某同志进行斗争，支持廖清纯向党中央（实际上向“四人帮”）写信告某某某同志，支持廖清纯转发批某某某的材料，总局开会，不要廖清纯去参加，我支持他去。上海召开区、县、局干部会议时，我到民航局同志参加的小组去直接批某某同志，站在民航总局一边整廖清纯，还劲头十足地说：你去报告某某某好了，我不怕，一股分裂主义的劲头很大。又比如，我们打听某省运动的情况，在一九七四年到某地去开会时，当时曾布置同去的几个工作人员上街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目的是想插手某省的运动。批邓开始，我和某某同志打过电话，当时我说，据我了解，清华大学在一月二十三日批邓点了名，我们在一月二十八日在市委常委会上对邓小平进行点名批判，并准备召开区、县、局干部会议点名批判，把这个情况告诉某某同志，实际上是插手某省的一种恶劣手法。某某事件以后，我还曾向张春桥报告过某省的情况，说他们从北京回来，下面抓了一些人，上面没什么动。某某某同志来上海，要上海帮助做某某某的工作。本来想请他们双方吃饭，但吃饭之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找某某某同志谈了一次，要某某某同志态度明朗，承认错误。而某某某同志说，我们常委还没有议论。这样，我们认为不好请吃饭，怕谈崩了，于是就没有请双方吃饭了。
在批邓打招呼会上，我和徐、王还听了某某、某某省的同志对运动情况的介绍。
某某某来上海，我们三人专门找他谈过一次。了解某省的运动情况。
（七）关于“四人帮”分裂军队，篡夺军权，拉民兵队伍为他们的阴谋服务，我已作了揭发、交代。这里交代我积极搞武装民兵的思想。今年七、八月份发枪不是偶然的。我在“四人帮”的反动思想长期灌输下，要武装上海民兵，加强上海民兵是一贯的思想。发枪弹武器大部分是经过总参后勤、南京军区同意的，凡同意的国家投资。王洪文为了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对民兵武器和装备抓的很紧，一直直接插手过问，对生产民兵武器，他一不经中央批准私自在地方引进两条武器流水线，作为“四人帮”生产武器的自留地。二是国家计委超产计划不经上级机关同意就捞来分配。每年由上海某某厂、某某厂两个厂生产××支自动和半自动步枪，同时，还由某厂专门造了一艘巡逻艇，支出了××万元（实际造价要比这大得多）。民兵使用的雷达指挥仪器，造了十台，每台××万元。这样武装民兵武器的地方经费，大量增加，前年地方经费化了××万元，去年地方经费花了××万，今年地方经费化了××万。这是和阴谋篡党夺权密切相配合的。每年报告我都按着他的黑旨意批了。今年，我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发枪？在我的思想里就是，毛主席百年以后，准备要保卫“四人帮”阵地。这个思想是我和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经常反动地议论主席百年之后会不会打内战、闹乱子密切关系的，特别主席逝世前后，我们议论得更多了。这种分析就是搞阴谋。矛头是指向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指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详细情况我们三人准备向党中央交代。关于发枪问题，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同志见张春桥后回来说，已向他说过了。在主席病重、病危期间，就加紧发枪。这是一个大阴谋。
民兵自成系统，推广三位一体，两个区、一个县试点吃掉武装部，是王洪文在去年民兵领导干部一次黑会上作出的黑指示。王洪文说，赶快试点搞出材料，总结经验，报告主席，什么人也不好说了。我是积极执行的，而且召开了有关单位的会议，照着王洪文的黑旨意，讲了一通分裂军队、民兵自立系统的黑话。决定试点。今年二月批邓打招呼会上王洪文又进行反革命叫嚣说，民兵是张春桥和我搞起来的，试点要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多试点。回来以后，我派人了解了，因为矛盾很多，总结不出经验来。
（八）为“四人帮”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是任人唯亲的路线，是对“四人帮”唯亲的路线。上次已交代了些。再补充一点包庇坏人，压制反对、抵制他们的革命同志。
原文教组的一位负责人，因为他知道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议论过臭妖婆江青的问题，张春桥就把他关了起来，又查历史，又查现行。因为历史查不出问题，议论江青又是过去的，他关里面当然不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不指名地反对大野心家张春桥。结果，张春桥对他恨之入骨，硬要把他打成反革命。
张春桥在一九六八年，抱住林贼的大腿，为林贼大建招待所，要布六千尺。有一位组办负责同志不知道是为林贼搞招待所，对用布太多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张春桥就把这个负责同志关了几年。
张春桥攻击、批判陈毅同志，是有阴谋的，专门为了打击他在上海的影响的，我也跟着讲过错话，攻击陈毅同志是老右倾。我在北京开计划会议，我没去参加追悼会是错误的。在五七干校里，有的同志因为毛主席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对陈毅同志的悼词评价很高，为此，王洪文对他们批判了一通。我们也执行了。
“四人帮”对革命干部恨之入骨，对叛徒、特务、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只要拥护“四人帮”的就包庇。
小兄弟中有的已成新资产阶级分子，有的原来就是流氓。我向王洪文汇报时，王洪文却说，这些人有些问题，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其中有些人在这次武装叛乱中就起了作用。“四人帮”包庇这些人，搞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是有他们的罪恶目的，这就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
有些小兄弟的问题我是知道的，有的问题我也向王洪文讲过，但是他死保，我丧失原则，不敢向党中央报告。因此，有时我只好搞些改良，劝说劝说，有时还讲过赞扬他们工作的话。有的还讲些讨好话。对个别小兄弟也许过愿，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为什么这样，一是我私心重、骨头软。保乌纱帽，要和王张及小兄弟一股势力顶，我的乌纱帽一定保不牢。二是我有野心。张、王在不同时间，讲了两次我不能工作时谁来代表的问题。他们又是这么急？我想可能要我到国务院抓经济工作去。看来这样作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部队。我这样做，是出卖了灵魂，出卖了原则，向资产阶级投降了，做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做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九）“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全国、对上海的国民经济破坏是很大的。上次已揭发交代了一些。在上海的经济工作上，不论工业农业，主要是自搞一套，搞独立王国。张春桥不懂工业生产，多次讲只要抓阶级斗争，生产可以自然上去。我也讲过只要路线正确，计划完不成也可以。张春桥讲农场只要抓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行，我也破坏农业学大寨。在重点工程上，广大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但“四人帮”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什么“701”、“708”，还有其他一些重点工程，他们在口头经常讲为政治服务，为路线斗争服务。他们用上海人民的劳动成果作为他们搞阴谋的政治资本，来压中央，压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张春桥在郊区多次提倡，在全国作出模范，反对学大寨，今年以来积极在郊区搞生产队过渡的险恶用心也属于这种性质。“四人帮”口头上关心人民的生活，实际上是搞分裂、搞阴谋。比如，今年上半年蔬菜供应一度紧张。张春桥批了长长一段，打着自力更生的旗号说，靠外省越来越靠不住了。以此来挑动上海和外地的关系，搞分裂。
由于“四人帮”推行搞分裂、搞阴谋、搞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上海在经济管理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套，什么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的组织机构固定化。在计划上没有综合平衡，“四人帮”一句话就是计划，什么人都可以批基建项目，比如王洪文直接插手的万体馆，计划九百多万，实际化了三千多万。江青要把某苗圃改为植物园，王洪文所在的一个车间翻建，王秀珍所在的三十棉扩建，还有什么陈阿大、马振龙的项目。但是，国家急需的项目，可以迟迟不解决。有的可以改革改造解决，一定要搞新建的。贪大求洋，有的糟踏人民血汗，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很多人民急需的项目，排不上队，即使排上了队，也被挤了下来。对科学技术研究也有很大的破坏。比如728工程就没有坚定地执行总理的指示，拖了十来年。国务院来的文件可以拖着、压着，置之不理。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也是围着“四人帮”转的。在这方面我负有很大责任，有很大罪行。黄涛、陈阿大也干了不少坏事。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使得很多干部不敢抓生产。怕一抓生产，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在生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生产增长率逐年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但成本上升，单耗增加，事故增多。出了事故往往去找英雄、找烈士，不追查，不处理。
这一套错误路线，我是执行了的，我在这方面放了很多毒，是跟“四人帮”搞修正主义路线。我还胡说，大庆的岗位责任制值得研究。我口头也讲岗位责任制还是要的，下面一搞岗位责任制，我就批评人家搞管卡压，搞条条框框。致使近几年来生产增长率下降，成本上升。造成严重恶果。我对大庆经验的错误讲法，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的。
我对某某部进出口问题上，包括二百五十万吨船的进口，放了很多毒。我攻击某某部是崇洋卖国部，比慈禧太后还厉害。某某部是周总理、李先念同志直接抓的，我攻某某部，就是攻了周总理和先念同志。特别是今年借批邓为名，在今年二月打招呼会上，张春桥进行反革命煽动说，他们（指国务院）给大庆进口一套××万吨已烯装置，我（指张春桥）说，大庆要进口，最好大寨的土地上尽开外国的拖拉机算了。张春桥这种反革命煽动、恶毒的攻击，反动透顶。张春桥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总理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十）我对今年十月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的反动态度。在政治局打招呼会上，七号夜里听了华主席和政治局同志讲话以后，我开始思想根本不通。我当时的反动思想是，听了象打了一闷棍，怎么把我心目中的所谓左派都隔离了呢？这个思想是很反动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全国一片欢腾。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人也都很高兴。因为我和“四人帮”陷到一起去了，所以党和人民的铁拳打在“四人帮”的身上，好象也打在我的身上。十月七日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很多话没有听进去，因此，感到材料不足，为什么这样突然袭击？也怀疑过是不是宫廷政变，把代表全国人民心愿，继承毛主席遗志，对“四人帮”采取英明果断措施，攻击为突然袭击和宫廷政变，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我思想很不通。当时感到怎么表态呢？如说不同意，可能回不去或派一位同志和我一起回去，如果作个蒙混过关的假表态，回上海讲了以后，要大吵大闹大干，不大闹、大干，小闹、小干也一定会发生的。但我又认为现在已是大势所趋，我们这样闹是要造成分裂，损失太大，我担负不了这个责任。也想过还是请求调动工作吧，最好到远点的地方去，新疆、西藏都可以。我还估计，如果思想老是不通回不了上海，如跟我去的秘书能回上海的话，要他告诉徐景贤、王秀珍同志，不要乱来，因为全国对砸烂“四人帮”都拥护，要进行合法斗争。家庭有点问题也请照顾一下。上述这些讲话，我和秘书谈过。我的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斗争。这个思想是极为反动的。
第二天（八日），我思想斗了一天，晚上开会又听了领导同志的讲话，思想有一点进步。我认为江青大闹政治局，致使华国锋同志不能工作，王洪文也确有问题，但张、姚还有所区别。因此，表态时曾有一句极反动的话，建议处理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还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一帮。因此，自己思想上还没有通，第二天周司令说我这句话讲得不好。当时我估计我回来说服不了一些人以及“四人帮”的小兄弟。所以，我和纯麟同志建议请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要求中央帮助做他们的工作。九日上午秀珍打电话来一定要听马天水的声音，我才打电话，问我见到王张姚没有？身体如何？我说了个谎，我说他们身体好，工作很忙。
十一日中午，锡联、振华、志福同志找我和周司令谈了话，耐心教育了我，我也提了一些问题，使我认识了“四人帮”的问题是极为严重的。这一天，我又看到了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的“有感”。我就明确表态了。坚决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十二日，又明确了表了态。现在认识到，表一个明确的态度是比过去有了进步，但离转变立场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回来在传达时又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常委会上还称过张、王为同志，站在“四人帮”反动立场上，向小兄弟做工作，只要他们不要闹事就行。当时极端错误地估计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把广大群众、干部和各级党委丢在一边，先做小兄弟的思想工作。这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传达时并不是照本传达先讲如何篡党夺权一段，然后再讲主席从七四年以来如何批判“四人帮”的，从常委会到作小兄弟工作，感到这样讲还有效的。所以第一次区、县、局会议也这样讲了。当然，当时有的文件还没完全整理好。后来所有文件本来决定全部照传，因会上有人讲了几句，我又动摇，只讲了标准本和最后接见的讲话。另两本，后来有人提议才又印发了。
我犯了严重的罪行，我的罪行是和“四人帮”在一起，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反对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现在，我坚决彻底地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和“四人帮”斗争到底，清算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我请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革命群众能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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