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7-7-4 作者：[待确定]
[197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7]19号文件，批转了这一报告。中央在通知中指出：“今年二月以来，辽宁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发展迅速，局势稳定，生产上升，中央对此表示满意。”]
辽宁是毛远新盘踞多年、苦心经营、严密控制的地方。毛远新完全背叛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叛徒江青“认贼作娘”和穷凶极恶的“四人帮”结成死党。他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并把他的话冒充毛主席的话，鱼目混珠，招摇撞骗。他对毛主席毫无感情，在他的房间里不准挂毛主席的像，却把江青给他的题字当作宝贝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他穷奢极欲，腐化糜烂，挥霍无度，一个人占三幢楼，去旅大休养130多天，仅吃喝、抽烟就花掉1万多元，甚至里通外国，用卑劣的手段从外轮上借看300多部反动和黄色的影片。他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操纵了省委的大权，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成了辽宁的太上皇，而且野心越来越大，伙同“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指挥和伙同省委书记李伯秋、魏秉奎、杨春甫、刘盛田和常委尹灿贞、吴玉德等人，全面地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把辽宁变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基地，影响很深，流毒很广，危害极其严重。
毛远新一伙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十大”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部署，另搞一套，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林批孔运动中，毛远新大搞“三箭齐发”，亲自在全省四级干部大会上传达江青写给各地的黑信，并指使别人用他的记录稿传达北京“一·二五”大会上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向周总理搞突然袭击的黑讲话。毛远新还说“十大的政治报告是集体的，不用提周恩来的名字”。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张春桥3月1日发表反经验主义的黑讲话，毛远新3月5日就布置印发全省，并指令召开反经验主义的理论讨论会，在报刊上大肆宣传。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毛远新及其同伙，更是开足马力，向党中央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公然以省委的名义发出〔1976〕1号文件，发动各级党委搜集和“批判”所谓“来自上面的奇谈怪论”；并在全国军民痛悼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由李伯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指名攻击了2位副总理和12位国务院部门的领导同志，还每天向在北京的毛远新汇报发言内容。随后他们又整理了5位副总理的黑材料，派人乘飞机给毛远新送去；还在专报中央的《辽宁情况反映》中，指名或不指名地攻击了8位副总理、14位国务院部门的领导同志。在毛远新一伙的煽动下，当时在辽宁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已经成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义语，达到无所顾忌的程度，而且愈演愈烈。各条战线召开会议，几乎都要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中找出几句话作为靶子，加以“批判”。有的部门竟然以党委的名义正式给省委写报告，指名对李先念同志进行系统的恶毒攻击。按照“四人帮”和毛远新的反革命部署，杨春甫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与上海黄涛等人串联，向党中央猖狂发难，攻击国务院务虚会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妄图把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打成走资派。毛主席逝世后，毛远新写信给他的亲信们，要他们“研究赫鲁晓夫上台的教训”，他的亲信们心领神会，立即布置“研究”，私下串联，大发议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逝世的当晚，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以极其恶毒的语言露骨地进行攻击，李伯秋看到他的谈话记录后说“有积极因素”，把材料送给了毛远新。在这以后，张铁生在铁岭农学院毕业时，还被当作英雄一样，召开万人大会欢送，在他的家乡兴城县组织2万人欢迎。
毛远新一伙为了配合“四人帮”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大肆鼓吹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动谬论，并且胡说“走资派还在走，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走资派就是“三四百元一幢楼，汽车警卫样样有”的“大官老爷”，“一类老爷在国家，二类老爷在省，三类老爷在市”。他们强迫各级领导干部回答：“走资派还在走，你走没走？”“资产阶级在党内，你在不在内？”并胡说什么“敢不敢把自己划在走资派还在走的范围内，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他们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写“走资派”，大演“走资派”，大画“走资派”，仅在鞍山就炮制了所谓和“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谁主沉浮》、《顶风记》等30多部。他们还编造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始终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反动谬论，为他们无休止地煽动动乱制造“理论”根据。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前后，他们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更是疯狂已极。去年6月，毛远新从北京传来黑话说：“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现在出来闹的都是小喽啰，大人物不好轻易说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邓纳吉还有可能上台”，“现在已经感觉出一些味道来了”等等。毛远新在省委内的同伙，立即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肆鼓噪。他们不仅逢会必讲，而且在省报上发表纳吉几上几下的资料，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在头版重要位置上发表9篇所谓警惕“邓纳吉上台”的文章，公开提出党内资产阶级“还要推出新的代表人物”，“纳吉之类人物还会重新上台”，“要像恨日本鬼子、国民党那样恨邓纳吉”。在这段时间，李伯秋等人都像发疯了一样，剑拔弩张，到处煽风点火。李伯秋说什么“邓那一伙子人和我们的斗争不可避免”，“有个风暴要跟着来”，“弄不好就会出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我们要被迫表态站队”，“要瞪起眼睛看这个形势”，“要做好准备，防止突然事件出现”，准备“独立作战”，“谁要跳出来，就和他干到底”，“看谁敢碰一碰辽宁”等等。他们不仅这样说了，而且按照这种对形势的分析作了部署。在此以前，他们早就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学习搞了“第二武装”,李伯秋说：“现在革命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在党内，民兵工作的任务转变也就在这里”，“我们的民兵工作现在不做好，等到大难、国难临头，那就来不及了”。他还指令在公安部门的亲信研究“对党内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他们利用追查政治谣言掩护“四人帮”，硬把关于江青罪行的议论当作政治谣言追查，大搞白色恐怖，特别强调对高级干部要“一追到底”，并公然向公安部要追查结果。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又组织公安部门和组织部门合开“两长会议”，专门布置向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特别强调要监视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动向。尤其严重的是，他们竟敢不顾党纪国法，对省委领导同志甚至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动用侦察手段。
毛远新一伙为了把辽宁变成篡党夺权的基地，在组织上大搞资产阶级的帮派体系。他们以我划线，以帮划线，结帮营私，结帮篡党。不论什么人，凡是紧跟他们，对他们“有感情”的，就被认为“路线是非清楚”，就受信任，就提拔重用；反之，就被扣上“路线问题没有解决”的帽子，加以排斥打击。他们在省委内部拉帮结伙，只有毛远新及其同伙说了算，其他人都被置于挨整听喝的地位，许多事情都是他们一伙事先策划好了，再提交常委通过走走形式，有些重要问题根本不通过常委，他们几个人就定了。甚至第一书记也不在毛远新的眼里，他去北京后还传话给曾绍山同志，要曾绍山同志多管军区的工作，由他和李伯秋多管省委的工作。他们还密谋策划改组省委，准备了一个“组阁”名单，想让魏秉奎当省委第一书记，并要把毛远新另外几个亲信塞进常委。在省直一些重要部门和各市、地、盟，毛远新一伙都安插了亲信。毛远新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私自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吸收宗明兰等省直部门的一些新干部参加，并亲自主办两期“工农干部学习班”。“学习小组”成员控制了省直各重要部门的大权，工农干部学习班毕业学员的三分之一被提拔到省直各部门和市、地、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毛远新帮派势力中的骨干分子常常举行“帮宴”进行密谈，一般都配有武器。为了发展帮派势力，毛远新公开反对毛主席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猖狂地说：“什么才德兼备谁能说清楚！”他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实际上是培养和选拔效忠于他们的打手。他们极力排斥、压抑和打击老干部，动辄给扣上“三个正确对待没有解决”、“回潮”、“民主派”、“唯生产力论”、“业务篓子”等许多罪名，用“吹氧”、“开刀”、“放虎归山”等各种名堂整老干部。对青年干部则以官、名、利为诱饵，加以腐蚀和拉拢。毛远新提出“青年干部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形成一股势力”，为此在许多地方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并且专门派人去上海，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学习“青年干部往前排，老的当助手”的所谓经验大搞老干部“让贤”。他们这样搞的结果，在许多地方和部门都把领导班子搞分裂了，严重地破坏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并且把一些根本不具备条件的人甚至坏人拉入党内，担任领导职务。魏秉奎、刘盛田以及各地一些“闹而优则仕”的人，更是到处安插自己的亲友和“哥们”，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搞得沉渣泛起，乌烟瘴气。毛远新还把他的亲信张维民、崔修范、王景升、薛玉珊等人安插到中央和国务院机关，这些人都成了“四人帮”的黑干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罪恶勾当。
毛远新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经济、文化、教育、科研等各个方面，都极力煽动同中央、国务院“对着干”。毛远新说：“带国徽的文件太多了，以后对的你们就执行，不对的就不要理他们”，煽动“人人、厂厂、上上、下下都这么顶”。他们以反对“条条专政”为名，肆意攻击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对抗国务院各部的领导，破坏国家的统一计划、统一政策。毛远新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只讲学上海，不提学大庆，胡说什么“大庆的经验没有写到点子上”,“工业方面的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农业方面，他以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卑劣手段，肆意破坏党在农村的政策，一手炮制了一个“哈尔套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用以对抗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他胡说：“农村工作就是要把按照哈尔套的路子干”,“有了哈尔套经验，农村路线问题就解决了”。他以落实“哈尔套经验”对抗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贯彻，并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攻击华国锋同志报告的基本精神。在强行推广“哈尔套经验”过程中，他们疯狂对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实行法西斯专政，仅在洽尔套公社所在的彰武县的17个单位中，就揪斗“走资派”42人，还以各种酷刑残害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四堡子一个公社遭受毒打的干部、群众就有45四人，其中致残30多人，死亡四人。毛远新的另一得意之作，是他在教育方面搞的几个所谓典型，实际上都是为了“拣石头打人”，向党进攻。他炮制张铁生这个交白卷的假典型，称之为“有棱有角的石头”，起初是用以攻击经过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批准的关于大学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核的决定；后来又把他豢养为一条疯狗，凶恶地向党中央进攻。他伙同迟群在朝阳农学院开现场会，策划反党阴谋。他们在会上叫嚣要“大破因循守旧，搬掉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疯狂攻击周总理。他们利用朝农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大肆鼓吹“对着干”，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提出“要把朝农办成政治大学，培养能识别走资派、敢斗走资派的坚强战士”。他们在朝农的亲信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与“两校”紧密勾结，插手外地运动，而且以校党委的名义两次给叛徒江青写效忠信。在科技战线，他们抢先“批判”科学院《汇报提纲》，在全国开了第一枪，并布置“要把《汇报提纲》和8位副总理的插话穿起来批”。他们还极力宣扬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谓“对着干”的经验，攻击“双百座谈会”，叫嚷“座谈会简报来一期扣一期”。他们和“四人帮”在科学院的黑爪牙柳忠阳相勾结，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召开现场会，揪斗了胡耀邦和李昌同志，扬言“要把大连化物所办成清华那样的‘运动点’”。在毛远新－伙的煽动下，辽宁竟然出现了以和中央、国务院“对着干”为荣的歪风邪气，甚至几次围攻国务院部门派到辽宁来检查指导工作的同志，把辽宁变成了独立王国。
“四人帮”及其党羽，很重视辽宁这个篡党夺权的基地。江青等人为了给毛远新捞取政治资本，指令对辽宁要“多拍多报”。在电影方面，拍摄了《莺歌燕舞》、《新型农大》等影片，发行全国。在“四人帮”掌握的全国性报纸上，一个时期连篇累牍地宣传辽宁的所谓经验，有些文稿，姚文远还亲自加工润色。“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从“十大”到“四人帮”垮台，组织辽宁炮制了38篇文章，发表了30篇，仅次于“梁效”和上海，居全国第三。杨春甫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向中央发难，王洪文亲自召见嘉勉。辽宁省委内反党帮派写给中央的攻击石油出口等问题的报告，“四人帮”给加上批语，当作炮弹用来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辽宁反党帮派的重要成员魏秉奎、刘盛田、吴玉德等都在王洪文主持的“读书班”学习过，并受到王的赏识。这些人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及在“两校”的黑干将，互相勾结，亲密无间。魏秉奎去中央开会，经常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反革命串联。1976年2月，他同这帮家伙一起去钓鱼台朝拜江青，江青说，“我是鬼”,“你们都进鬼门关了”。刘盛田和迟群、谢静宜、王秀珍等人也来往频繁，互赠礼物，互相吹捧。刘盛田说，“迟群、谢静宜是我们的好老师”，迟群说，“盛田可以调去北京做一个合格的教育部长”。毛远新一伙曾多次派人去上海、“两校”学习“经验”。迟群、谢静宜、王秀珍、祝家耀、周宏宝、肖木以及“梁效”写作班子成员等，都曾窜来辽宁进行阴谋活动。李伯秋、魏秉奎、刘盛田等对他们殷勤接待，亲如一家。迟群说“咱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王秀珍叫嚷“咱们要南北联合起来，向走资派作斗争”，祝家耀说“到了辽宁就像到了家，我们对辽宁放心”，李伯秋则说“人家说辽海两校一线穿，我们感到不胜光荣之至。”事实的确像他们说的那样，“四人帮”的反革命黑线把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四人帮”覆灭的时候，王秀珍被割断了通北京的“热线”，还打电话给魏秉奎，探问北京的“政治气候”，魏秉奎和刘盛田也打电话找迟群、谢静宜摸底。
在“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的控制下，辽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都深受其害。“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把辽宁紧紧地拴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战车上。不少人中毒很深，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些人坚持反动立场，攻击这场伟大的斗争。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毛远新在省委内的同伙李伯秋、魏秉奎、刘盛田、尹灿贞、吴玉德等人生怕群众起来和他们算账，顽固地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千方百计地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揭批与反揭批、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十分激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传到辽宁，刘盛田就蹦了起来，疯狂叫嚷：“如果是真的，我要造反了！”在中央打了招呼以后，他们连忙宣传“毛远新是毛远新，省委是省委”，极力散布过去他们这也是“正确的”，那也“不能否定”。党中央点了杨春甫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发难的罪行以后，他们又散布这完全是杨春甫自己的事情，根本“与省委无关”。广大干部和群众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奋起揭发他们的罪行。他们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到处煽阴风,点邪火，诬蔑群众的“大方向错了”，并且说“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威胁群众，准备秋后算账。中央打招呼会后，上海“长自轮”’带着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来到大连，他们以还未向群众传达为借口，拖延6个小时不让进港，并以要服从当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相威胁。省直机关的广大干部多次要求召开大会揭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他们硬是不答应。他们不敢提清查同“四人帮”和毛远新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派亲信把清查组控制起来，对揭发他们一伙的材料加以扣压甚至删改。中央把毛远新的亲信宗明兰等人的反动言论印发全国批判以后，他们对这些人还迟迟不采取措施，反而一再为其撑腰打气，使之得以从容地转移和销毁罪证。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对于党中央已经点了名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他们还和他难割难舍，让他住在高级招待所里，尹灿贞和他亲切握手，“审查”他的人陪着他打乒乓球，温情脉脉地对他做所谓“转弯子”的工作，极力加以包庇。他们这样倒行逆施，使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起而复落，使省委完全丧失了主动。大家眼看着领导近乎瘫痪，革命停滞不前，生产节节下降，满腔怒火，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同志对解决辽宁问题作了非常切中要害的指示，并且委托李德生同志指导和帮助省委的工作，派任仲夷、陈璞如同志来辽宁加强了省委的领导。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和决定一传达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全省一片欢腾，立即出现了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的局面，斗争如火如荼，势如破竹，从省直到市、地都先后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目前，群众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谁想捂也捂不住了，“四人帮”及毛远新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正在被清算，他们搞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正在被摧毁，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正在逐步澄清，生产情况也有明显好转，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3个多月来，我们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辽宁问题的重要指示，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认真地、坚决地落实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首先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
在李德生同志参加和指导下，我们首先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讨论了华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在常委内部开展了思想交锋，检查了省委在毛远新影响下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在运动中的错误，同时改组了省清查组。接着召开了有省直各部、委、组、局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向到会同志和省直机关的全体干部、职工3万来人，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揭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群众被压抑了几个月的革命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地迸发了出来。会内短兵相接，面对面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外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各方面揭发了毛远新及其同伙的罪行。大家摆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在省委内确实存在一个以毛远新为头子，包括李伯秋、魏秉奎、杨春甫、刘盛田、尹灿贞、吴玉德等人在内的反党帮派。李伯秋、杨春甫虽然都是党培养多年的老于部，但是他们怀有个人野心，搞政治投机，把“四人帮”特别是毛远新，看成倒不了的大树，拼命地向他们投靠。毛远新一手培植起来的所谓工农干部魏秉奎、刘盛田、吴玉德都不是正经的工人、农民。魏秉奎的祖父和伯父都是土匪，本人当过摊贩，“五反”时因偷漏税被罚款，混入工厂当工人后，和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结拜为兄弟。刘盛田原来是农村的一个二流子、赌棍，合作化时是个“张金发式的人物”。吴玉德原来是个开煎饼铺的，解放后当了工人，思想一贯落后，经常在街上溜溜达达，下象棋，人称“吴大裤衩子”，是个“双突”的典型。他们完全是顺着“四人帮”和毛远新这条线爬上来的，把“四人帮”和毛远新当成恩主和靠山，是毛远新的亲信和忠实打手。尹灿贞品质恶劣，腐化堕落，只要毛远新授意，什么违法乱纪的事都敢干。就是这样一伙人，在毛远新的指挥下，把持了省委的大权，干了大量坏事，犯下了严重罪行，把辽宁变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基地。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揪出了这个反党帮派，并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停止了他们的工作以后，全省人民拍手称快。省直机关广大干部和群众，连续用7天时间，召开了有3万来人参加的大会，面对面地揭发批判了他们的罪行。接着省委又召开了有1500万人收听的全省广播大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批判。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也召开了全省广播大会，公开宣布逮捕法办，进行了批斗。现在，我们正对李、魏、杨、刘、尹、吴等人分别办班，要他们继续交代罪行，对他们深入地进行清查。对错误严重、群众意见很大的另外2名常委，也已经不让他们参加工作，正在检查交代问题。
二、加强领导，推动运动向深广发展，进一步解决市、地、盟和省直各部门的问题，摧毁“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的帮派体系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我们立即向各市、地、盟委的领导同志，随后又向全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传达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揭发、清查同“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重点解决市、地、盟和省直部、委、组、局领导班子的间题，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注意了加强具体领导。省直各部门，由常委按口分工负责，省委分口听取汇报。对全省13个市、地、盟和沈阳、锦州2个铁路局，我们都不断派人去了解情况，并一个一个地听取了各地党委的汇报，针对具体情况提出意见，采取措施。各市、地、盟的领导班子中，都有3、5个甚至更多的人有严重问题或者是帮派体系的骨干，群众一起来，他们就成了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不能继续领导运动和工作，我们都分别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在13个市、地、盟和2个铁路局中，有5个市、地和1个铁路局新派或调整了一把手，有4个市、地加派了二把手，共调整和加派了21人。省直各部门有48个单位调整或加派了领导干部100人，其中一二把手55人。各地的运动开始时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领导处于被动局面，经过这一段工作，形势已有很大改变。如旅大市，过去是“四人帮”和毛远新一伙插手比较厉害的地方，粉碎“四人帮”以后，捂盖子，压群众也比较严重。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以后，群众的革命怒潮猛烈兴起，市委主要领导越发陷于被动。我们当即加派了第二书记，并从市委中提拔了2位书记，同时宣布问题严重的3个书记停止工作，2个常委不参加领导运动、不参加工作。省委的决定传达后，市内立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群众上街游行庆祝，大字块贴满街头。在经过调整加强后的市委领导下，仅1个月时间，运动就取得较大的进展，迅速地赶了上来。在县和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等基层单位中，也有少数被“四人帮”和毛远新插过手，问题较多。我们对这些单位，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全省采取各种措施的共491人，其中逮捕法办3人，拘留审查9人，隔离审查8人，离职审查25人，停止工作275人，免职7人，不参加领导运动和工作105人，责令检查交代问题53人，调离岗位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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