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8-11-2 作者：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的“三查三整”运动，自八月二十日以来，重点转入揭摆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经过发动群众，给总参一些领导人提出了七百多条意见，涉及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十二年来的一些重大路线是非。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林彪、“四人邦”大整老帅和老同志，总参的某些领导人参与了他们的活动。
所谓“八·二五”事件，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外事局部分群众对局长潘振武同志有意见，不同意总参领导安排他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他们给中央打了电话，周总理没叫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外宾。外事局部分群众写了《毛主席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的“喜报”，送到总参党委会上。作战部部分同志写大字报表示支持，在群众的要求下，部长王尚荣同志和付部长雷英夫、王强、孟平等同志及李静签了名。林彪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造谣说贺龙同志指使王、雷夺杨威武同志和总参党委的权，让许光达同志当总长。随后在总参抓所谓“贺龙的人”，将王尚荣、雷英夫同志打倒，进行专案审查；以“配合王、雷”等罪名，打倒了通信兵原政委陈鹤桥、原付主任樊哲祥、政治部原付主任王善甫，防化兵原付主任王绍南，测绘局原政委刘清明等同志。
在整贺龙及王尚荣等同志的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多次传达林彪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杨成武同志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揭批王尚荣、雷英夫同志，传达林彪的“指示”说：“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王、雷要夺总参党委的权，要追后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同志在军委办事组的会议上说：“林总说，他(指贺龙)夺空军、海军的权，没有提，他在总参夺权我就提了。‘八·二五’事件出来，‘八·二六’林总就提了。”(证明材料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总参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阴谋事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付统帅林×××的。王、雷及其同党，有的在空军、海军，有的在兵种，他们的口供讲得清清楚楚的。六五年就开了会，就准备好了的。他们那时说机会来了，外事局有坏人，来了个贺喜，欺骗受蒙蔽群众来夺权的，王、雷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内容，……老早在首都工作组问题上，他们就想把我挤出首都工作组，谭与王、雷是三家村黑党委，出点子的是谭旌樵，不亚于雷英夫，是狗头军师。……最敬爱的林×××英明伟大，站得高，看得远，他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夺权反夺权行动，要立即采取行动。现在铁证如山，事实证明，他们是贺龙、罗瑞卿、肖华、徐立清、刘邓、彭罗陆杨早就是勾结在一起的阴谋集团。”“他们恨我们毛主席、林×××，恨伯达××、江青××，他们自己讲的最难办的是总参，主要是我，整掉杨成武是主要的。我有病，让我去养病，让许光达当总长，就是要整掉空军吴法宪、余立金，就是要整掉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就是要整掉邱会作、李天焕，快要整死了，叶群××很勇敢，自己去的。”(证明材料二)
杨成武同志和叶群炮制诬陷贺龙同志的小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贺办”工作人员写了一张《炮轰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杨成武同志把金涛同志找到他家，让金以办公厅三个领导人的名义写一张小字报，对“贺办”提出质问，为什么要炮轰办公厅党委，是谁指使他们这样搞的。金涛同志当即执笔起草，稿子还未写完，叶群就打电话催问，并提了修改意见。这张小字报，由路阳、金涛、郑汉浩三个付主任署名，打印后分发给当时的军委常委和总参各付总长等。(证明材料三)随后又组织一些部局给反帝路十七号(贺龙同志住地)贴大字报，追后台。
杨成武同志和当时的总参党委，多次同意和支持召开揪斗王尚荣等同志的大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九六六年底杨成武同志还支持群众组织，抢走王尚荣、陈鹤桥同志。办公厅原付主任路阳派秘书为抢人的群众组织领路；卫戍区派干部到隔离王、雷的地点掌握部队，观察动向，里应外合；抓人的车，也是让军队有关部门提供的。杨成武同志还授意群众揪斗王绍南、刘清明等同志。(证明材料四、五)
杨成武同志亲自抓王、雷专案组，听汇报，看审讯记录材料，指使追查所谓“夺权”、“政变”的问题。杨成武同志向专案组付组长李静交代：“他们是敌我矛盾，态度不老实，要狠狠地整，只要不把人整死就行”。在杨的授意下，专案组搞逼、供、信，搞法西斯专政。审讯时，对王尚荣等同志搞车轮战术，有时连续提审六、七天，日夜不停，不准休息。不按照他们诱供讲，就拳打脚踢，逼人下跪，还打嘴巴。通信部的专案组，竟把樊哲祥同志的牙齿打掉，耳朵打聋。(证明材料六)
林彪要整罗瑞卿同志，在上海会议之前，向杨成武同志交了底。一九六五年七月，杨成武同志对叶运高同志说：“因为我了解你，告诉你一些情况，罗瑞卿反对林×××，不向林×××报告情况，不请示工作，封锁林×××，林×××批评了罗瑞卿，罗还不接受，还解释申辩”。杨还告诉叶运高同志：不要同任何人讲，只告诉你和少数几个人(路阳、李静、严俊)。一九六五年上海会议前，杨成武同志又对叶运高同志说，林×××指示，要他在高级干部里选择一些人，把罗瑞卿的问题向他们先打个招呼。杨说，他在总参和各军种里选择了七、八、十来个人，向这些人都事先打了招呼，总参有三、四人。(证明材料七)
一九六五年七月，叶运高同志提出，杨成武同志决定，召开了总参机关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坐谈会，吹捧林彪，抬高杨成武同志。会议产生的纪要，经杨成武同志审阅修改后，不呈送总长罗瑞卿同志，而直接送给林彪。林彪对这个纪要很欣赏，写了“此件已阅，甚好，可印发总参各部照此执行。”同时还把杨成武同志在这次坐谈会上的讲话列为全军政工会的文件。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四代会”主席团会议上说：“一九六五年召集过突出政治坐谈会，专门对罗瑞卿斗争的。这个斗争，没有公开。我因林×××对我讲了，我是知道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纪要和我的讲话，都送给林×××看了……。”(证明材料八、九、十、十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动员开展“四大”的干部大会上，公开宣布在总参谋部有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司令部，就是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证明材料十二)杨还多次说过，“罗瑞卿他还是不想死，他是从楼上跳冰棍下来的”，“罗瑞卿是假党员”，“摔死了才好哪!”
杨成武同志支持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派头头方凡等，成立“斗争罗瑞卿大会筹备处”(简称“斗罗筹”)，残酷迫害罗瑞卿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杨成武等同志在京西宾馆接见方凡(技术工程学院的派头头)、杨寅田(测绘学院的派头头)等人，杨对他们讲：“我们支持你们，希望你们也支持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总参就有罗瑞卿嘛，你们可以斗争罗瑞卿。”“斗罗筹”就是根据杨成武等同志的“指示”成立起来的。四月底，全军文革又传达了杨成武等同志的四点指示：(1)“斗罗筹”的大方向对，我们支持，“斗罗筹”只搞斗罗，不要搞别的；(2)材料我们可以提供；(3)要本着节约闹革命原则办事，车辆、经费尽量自己想法解决；(4)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好斗罗。五月初，杨成武等同志正式接见“斗罗筹”核心小组成员，又讲了那四点精神，让搞好斗罗。杨成武同志还说：“我们这场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证明材料十三)
一九六七年七月，总参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罗瑞卿同志。会上，一个警卫人员跑出来，重重地打了罗瑞卿同志一个耳光，声音很大，全场都能听到，罗瑞卿同志几乎倒了下去。会后，有的人反映这是违犯政策的，杨成武同志却说：“打了罗的耳光子，说影响不好，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文件上不要写了。”(证明材料十四)
李天佑同志也参与了整罗瑞卿同志的活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在总参党委会上，曾提出要成立郝治平的专案，调五个人来搞。
为了整罗瑞卿同志，林彪一伙首先打倒了肖向荣同志。林彪要肖向荣同志监视罗瑞卿同志，报告罗的言行，肖不干；肖不同意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谬论；认为要全面、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光学老三篇；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否则会成为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林彪因此对肖怀恨在心。一九六四年底，总参机关搞社教时，叶运高同志到办公厅蹲点，搜集肖向荣同志的材料，送给杨成武同志，杨转给了林彪。一九六五年十月，杨成武同志从杭州带来林彪的“指示”，宣布肖向荣同志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违反外事纪律(后说成里通外国)，搞独立王国。要办公厅对肖进行批判斗争。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党委第六十九次会议上宣布：肖向荣“是罗瑞卿反党活动的主要成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第二次批斗肖向荣同志时，又增加“不支持常务付总长的工作”，“反对杨代总长过问办公厅的事”等内容。肖被打倒后，杨成武同志兼任办公厅主任和党委书记，改组了军委办公厅党委。(证明材料十五、十六)
打倒罗瑞卿同志后，杨成武同志又以“同罗关系密切，批罗不积极，态度不好”等罪名，下令“火烧”(后上升为打倒)张爱萍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听传达中央关于批判彭真会议精神时，张对有些人的发言持有不同看法，杨成武同志知道后，把邱会作、罗舜初、雷英夫找到家中，授意他们联名给中央写报告，攻击张爱萍同志。总参开展“四大”后，杨成武同志又授意雷英夫同志把报告抄成大字报贴在旃坛寺。一九六七年三月，总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斗张爱萍同志，把张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思潮看不惯，说成“反对文化大革命”；把张对杨成武同志有意见，说成“不尊重”，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总参党委写的情况报告中说：张爱萍同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是罗瑞卿篡军反党的得力邦凶，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王新亭同志主持会议，吹捧杨成武同志一贯正确，说：要紧跟杨代总长，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如果说这是拍马屁的话，这个马屁是拍定了。同年。杨成武同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张爱萍是个假党员。”这一年的十二月，总参党委建议将张爱萍同志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杨又宣布：“张爱萍不仅是假党员，而且是特务”。一九六八年五月，黄永胜、吴法宪传达江青的黑指示，将张爱萍专案组并入二办建制，由饶漱石专案组领导，继续整张。(证明材料十七至二十)
文化大革命中，徐的秘书陈玉炳和管理局服务处杜海舟等人给总参党委写信，诬告徐海东同志。林彪一伙出于反革命需要，乘机陷害徐海东同志。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发生后不久，杨成武同志从外地回到北京，召集各军兵种的司令员、政委在京西宾馆开会，说有人反映徐海东支持“百万雄师”，要贴他的大标语，打倒徐海东。当场叫金涛同志拟出几条标语口号，大意是“徐海东是陈再道的后台”，“打倒徐海东”等。在场的军兵种的领导人照抄了。杨还让金涛同志去问叶群的意见，叶群说，造反还要批准吗?就这样，打倒徐海东同志的大标语上了街。(证明材料二十一)对徐家进行监视，如谁到他家中去过，他们请谁吃饭，和谁打电话等动向，由金涛同志和路阳向林彪办公室和杨成武同志报告。
一九六七年冬，杨成武同志主持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批判徐海东同志的问题，决定开小型批斗会，分几个题目，一次一次地搞。要总参党委作出计划，报告军委办事组。当时吴法宪讲，批斗时空军派人参加。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徐海东就不是好东西，谁和徐海东有关系赶快划清界限。”
徐的医疗关系，原由北京医院负责，由于林彪一伙派人威胁给徐海东同志治病的医生，要他“揭发”，不许看病等，使徐的医疗关系被迫从北京医院转到301医院。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双方进行交接，陈玉炳写信反映，301医生对徐热情，怀疑徐和301医院搞“阴谋”活动等，金涛同志和路阳把信送给邱会作，邱于三月二十一日批：“徐海东的医疗由他们本单位自己管，今后301不管了。药品亦由他们本单位供应，301一点也不要供应。即电话告靳来川××”。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徐的三个孩子给江青写信，十四日徐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给叶群写信，反映药品供应不上，特别是氧气，只能供应到十五日早上，要求急速解决氧气问题。这两封信都转到了“林办”，“林办”又转给黄永胜、吴法宪，他们根本不理，并注明“经总长查问，假的!不理!”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李天佑、王新亭同志同意办公厅派三十五人，由陈玉炳同志带领，去年的住地造反。在病床前用拳头顶着徐的额头，呼喊口号，批斗了两个小时。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黄、吴、李、邱以紧急战备为名，把徐海东同志赶出北京，不顾徐重病在身，拒不考虑徐提出到南方去的要求，强迫去郑州。在林彪一伙的种种折磨下，一九七○年三月，徐海东同志逝世于郑州。(证明材料二十二、二十三)
林彪一伙为打击罗帅，一九六六年底在总参批斗肖向荣同志大会上点名批判了林月琴同志。路阳曾传达叶群的“指示”，诬蔑林月琴同志经常借钓鱼、串门方式拉拢几个没丈夫的女干部搞“寡妇集团”，议论叶群的历史，说林彪、叶群的坏话，说要打掉她们的活动市场，免得惹事生非。
批判林月琴同志的计划，是杨成武同志安排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杨召集批肖领导小组开会，布置在批肖大会上组织十来个人发言，乘林月琴同志在场来一个突然袭击，要大烧大整，政治上搞臭。会上，拟宣布三条：(1)搬出原来住的房子；(2)停发罗帅的部分薪金；(3)收回汽车。林彪批准了这个方案，参政陈虹同志批判林月琴同志的发言稿，事前发到办公厅各支部，当时与“贺办”在同一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林月琴同志看到了。为此，杨成武同志和叶群把路阳、金涛找到家里，批评了他们。叶群说：既然林月琴知道了，干脆把她的“邻居”(指贺龙同志)点出来，质问他为什么传给林月琴看，通风报信。叶群还提出，要“贺办”付主任何家为写个书面材料，揭发这件事。大会按照杨成武同志和叶群的授意，陈虹、叶运高等同志在发言中，都点名攻击了林月琴同志。在大会过程中，叶群打电话了解发言情况，问哪些人点了林月琴，哪些人没有点，并查问了没点名的同志的情况。
大会开完后，杨成武同志和叶群要林月琴同志搬出原住地，指定住地安门，限制活动。一九六七年一月，斗争肖向荣大会领导小组写了报告，给林月琴同志扣了六顶帽子，诬蔑她与郝治平、余慎同志等所谓“反党分子”界限不清，散布流言蜚语，丧失立场，泄露党的机密，养尊处优，在文化大车命运动中表现不好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林月琴同志在总参学习班说了几句有关林彪前妻女儿林晓霖的事，杨成武同志说林月琴放毒，在那里放毒要在那里消毒。为此逼着林月琴同志作检讨。(证明材料二十四、二十五)
林彪一伙打击几位老帅，架空军委常委，搜集整理诬蔑他们的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同志在军委办事组会上说：军委办公厅管什么，有的办事组决定了，办公厅去办。军委常委决定的问题怎么办，要动动脑筋，要不要同军委办事组通通气。专案的问题是中央直接管的，军委常委没有接触。邱会作插话说：“军委常委的工作由杨代总长抓起来。”杨成武同志在这次会上，还讲了一段林彪的黑话，他说：“九大问题一提出来，斗争会更尖锐，短兵相接”，“林×××说，让他暴露，暴露以后好专政。等、忍、狠，让他再闹一个月，乱够了，就好了。经过大民主，转到大集中。”
一九六八年“三·二四”以后，黄、吴、李、邱继续迫害几位老帅。一九六八年五月，李作鹏、张秀川指使海军的人，找叶付主席办公室原主任莫阳同志，整了四十八天，目的是搞叶付主席关于海军“三·三”会议的所谓“黑指示”，陷害叶付主席。一九六九年春，黄、吴、李、邱指派两个秘书到办公厅收集叶、徐付主席批过的有关文件、电报手稿、整几位付主席的黑材料。他们还在政治上封锁几位老帅，不准给军委常委的几位同志(叶、徐、聂、粟)抄送机密、绝密文电、尖端机密情报、有关兄弟党和两国间的重大问题、边防涉外、援越抗美等文电。(证明材料二十六)
林彪、“四人邦”制造所谓“二月逆流”，黄、吴、李、邱一伙在总参也搞得很凶。一九六八年底，参政原主任陈继德同志曾传达黄永胜的“指示”，说几位付总理、几位元帅有什么功劳呀，指名道姓地攻击了朱委员长、陈、叶、徐、聂等老一辈革命家，并且规定可以在群众中点名，在十九级以下干部、战士、职工中都可以讲。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李天佑同志主持召开总参党委扩大会议，布置揭发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黄永胜也参加了这次会，强调搞些大的揭发批判会。李天佑同志强调：总参要有揭发，对陈、徐、聂、叶，要揭开盖子，剥掉画皮，对这些人要有恨。会后，李天佑同志在三坐门召开各部局干部会，专门讲了“二月逆流”问题，讲得很具体，很恶毒，不准作记录。
办公厅请示李天佑同志，各首长住地党支部如何贯彻执行，李问了黄永胜后答复，按照统一规定传达，可以背靠背地揭发批判。办公厅布置几位老帅住地工作人员写了所谓揭发材料(一九七三年查出原件和打印件三十四份，已上交中办秘书处封存)。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在反映李广桥支部(徐帅住地)情况的一期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但黄永胜、吴法宪继续迫害老帅，黄永胜传达林彪的黑话“不要产生新的障碍”，吴法宪对几位老帅住地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往外传，不要引起社会上的混乱，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一九六九年一、二月份召开的总参四好代表大会继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证明材料二十七、二十八)
杨成武、李天佑、王新亭同志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整彭。当时，杨成武同志不让彭管运动，只叫管业务，不给发运动方面的简报和材料，但又让彭去处理运动方面的问题(如防化学院群众组织“一○五”在防化兵机关夺权问题)。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诬蔑彭是陈再道同志的后台，李天佑、王新亭同志找彭谈话，要彭作检查。批判彭绍辉同志的报告还没批下来。叶群说：“可以先批嘛!”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党委会上说：“明天就开会，不一定等报告批下来再开。人可以多一点，具体数字由李、王付总长定。”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总参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绍辉同志，诬蔑他“公然为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和‘百万雄师’辩护”，“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突出政治”，“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批判后，就不让彭管工作了。彭给杨成武同志打电话，要求上班工作，杨成武同志说：你不要上班了，在家检查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总参党委决定对彭绍辉同志进行专案审查。专案组，由李天佑、王新亭同志负责，审查期间搞逼供信，经常逼彭付总长写材料，按手印，不让吃饭、睡觉，搞到深夜。有一次，用吉普车把彭拉到原总参第四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审讯，不写好材料，不按手印，就不让回家。
一九六八年七月，由于毛主席问到彭绍辉同志为什么没见出来，总参党委才写报告，对彭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工作。八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批示：这样处理好。(证明材料二十九、三十)
林彪、“四人邦”推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路线，在他们的影响下，总参的一些领导人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挑起了资产阶级派性，造成了严重后果。
杨成武等同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制造“两个司令部”的舆论，搞“以我为核心”。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动员开展“四大”的干部大会上宣布：在总参“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司令部同时存在”，对“以罗瑞卿为首的反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把它消灭，把它打垮”。“八·二五”事件时，李天佑、王新亭同志在总参党委会上提出，要“以杨代总长为核心”，“团结在杨代总长的周围”。同年九月，王新亭同志说：就是把杨代总长摆在跟主席和林×××的位置上。一九六八年二月，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期，根据杨威武同志的指示，搞了一段所谓路线教育，以杨成武同志划线站队。王新亭同志和有些部局的同志在会上讲话，吹捧杨成武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的好助手，总参的好领导”，“我们军队正确路线的代表”，说对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的总参党委的一切指示，都必须“字字照办，句句照办”，“这是衡量我们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重要标志，是区分完全革命派和口头革命派的试金石”等，要各部局表态拥护。当时，有的部局发言，没有跟上吹捧的调子，杨成武同志发了脾气，说“我不要你们那一票”。王新亭同志斥责动员部党委“打灰旗”。(证明材料三十一)
在总参狠抓对杨成武同志的态度问题，谁给杨贴了大字报，提了意见，就给谁扣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党夺权”、“政治扒手”、“站错队”等罪名。“八·二五”事件后，对给杨成武同志贴的大字报，总参文办在旃坛寺搞了集中展览、拍照，整理成文字材料，总参党委召开会议布置“反击”。而后，总参两次办“站错队”同志的学习班，解决对“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一九六八年三月，王新亭同志传达杨成武同志的指示：“站错队的，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在观望，有的在放毒”，“在学习班要检查为什么站错了队，要搞清原因，接受经验教训”。(证明材料三十二)
杨成武同志在部局干部中也划分了两个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指明革与保的对象。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第四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个问题。他说：“测绘局整张清化，我就是没作声，看他们怎么整。刘清明是贺龙、王、雷集团的人，他表演得差不多了。我讲张清化是左派，这是江青××讲的，解放战争时期，张清化就是站在主席一边的。通信兵，他们不整陈鹤桥，整江文、黄文明，不整樊哲祥。防化兵他们不去整王绍南，去整李真。王绍南就是贺龙的人，你们现在去管了。在管理局，他们不去整黎化南，去整严俊，整得要死。在参政，他们不整李文一、周特夫，去整叶运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代(兼)办公厅主任，我就没有兼，肖华就派了他的什么人当秘书处长，当付主任。在办公厅，他们不整郑汉浩，而整路阳。江青××、叶群××都讲话了，整路阳就是整杨成武。”在杨成武等同志的支持下，一些部局的领导人也搞以人划线，自封“核心”。他们在本单位、本部门支一派压一派，在群众中搞请罪站队，整给自己提了意见的同志。(证明材料三十三)
“三·二四”以后，黄、吴、李、邱继续推行林彪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路线，使资产阶级派性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对拥护自己的就包庇、重用；对反对自己的就排斥、打击。如路阳、李静、严俊等积极执行林彪的路线，“三·二四”后总参各部局揭发了许多问题，可是，叶群找他们谈话交底，黄、吴、李、邱给他们安排了重要职务。在干部使用方面，搞任人唯亲，培植亲信；利用清队、审干、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等机会，打击不同观点的同志。使总参内部长期得不到安定团结。
(一)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空军和批斗刘志坚同志的会议上吹捧杨成武同志，说杨“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特殊贡献”，“党性最纯，对毛主席最忠”，“你们找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找你们的杨代总长嘛!”一九七五年一月到四月，杨成武同志三次按江青的旨意，要作战部、二部、三部的同志编绘《美苏驻国外海空军基地图集》，说江青要研究“声东击西”问题，而且要得很急，限期完成。经反复修改，绘制成图。四月十九日，由杨成武同志署名，写信送给江青。二部情况室翻译的卡特的一次讲话，出现了一个错情，江青作了批评指责，杨成武同志批示：这是江青××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四人邦”垮台前几天，杨还在吹江青。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杨在总参常委会上说：“十届二中全会时，江青××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信主席看过了，主席委托我看你，主席对你很关心。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讲得与江青很有感情。(证明材料三十四)
(二)叶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掩盖她参加国民党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特务历史，到处封嘴堵口。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叶群知道陆定一的爱人检举过她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唯恐周扬同志和陆定一等人在被斗中说出她的特务历史，就要杨成武同志派人调查周扬同志和陆定一等人是否讲了她的历史问题。杨成武同志要叶运高同志亲自搞，找到熟人，从侧面，用闲谈方式去了解。叶运高把参政转业到文化部的夏皓同志找到他家，布置叶群要了解的情况。经夏皓同志多方了解，向叶运高同志作了口头汇报，并写了材料，由杨成武同志转给叶群。
一九六六年九、十月份，叶群要杨成武同志的爱人赵志珍同志转告叶运高同志，要叶运高派人调查陆亘一(陆定一的弟弟)在北京、临潼、西安等地治病过程中，是否讲了叶群的特务历史。叶运高同志派参政保卫部付部长许心荣同志和管理局第二门诊部乔子华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并交代说：(1)了解陆亘一讲没讲叶群历史上的什么问题；(2)如讲了是同什么人讲的，讲的内容是什么；(3)如发现了陆在治病地方讲过，要向该单位领导打招呼，做好工作，不要再扩散出去，要把这个口子堵严。许心荣和乔子华同志到三○一医院、临潼陆军疗养院、西安军医大学调查了解后，向叶运高写了书面报告。叶运高将调查材料亲自送到毛家湾，交给了叶群。
一九六七年秋，杨成武同志对叶运高同志说：地方上有人向军队写信说叶群历史上有些问题，有些地方的红卫兵还调查过叶群的历史。叶群说要煞住这股风，不叫事态扩大。办公厅要做的事由路阳去办，参政的由你负责。杨成武同志要叶运高同志查一下叶群的档案和保管情况：在档案里记载了叶群历史上的一些什么问题，档案现在是谁保管的，保管人的政治情况如何，有什么人看过叶群的档案，有什么人到总参调查过叶群的历史，做到心中有数。叶运高同志按照杨的旨意，先后查问了参政干部部和办公厅政治处，将了解的情况向杨成武同志和林彪的秘书郭连凯作了汇报，说没有发现向外泄露叶群历史的情况，转告叶群放心。杨成武同志说：今后还要注意。(证明材料三十五)
(三)韩庄原任总参作战部付部长，文化大革命前调广州军区任炮兵司令员。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央让总参负责重新审查他一九三一年被捕的历史问题。韩的这段历史，北京军区于一九五五年审干时作过结论(韩当时在北京军区工作)，证明他没有叛徒问题。杨成武同志当时任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在韩庄的结论材料上盖了章。因韩庄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的刘仁，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要调阅韩的档案。这时，叶运高同志把上述情况向杨成武同志作了汇报，把参政保卫部长赵元普同志叫到杨家。杨说，中央要调阅韩庄的档案，要把韩结论材料上我盖的章去掉，免得引起误会。实际上，是怕中央说他包庇叛徒。赵元普同志提出：不需要这样办，杨的秘书张忠庆同志也认为不需要。杨说，地方上办专案的什么人都有，谁知道他怎么想，去掉了好。杨的另一秘书朱政同志建议，把原结论抽出再打印一份换一下。杨说，就这样定了，叶运高你办吧。事后，叶亲自叫人找了和原结论一样的纸张，安排了打字员，让赵元普同志送去照原样打印了一份结论材料，去掉了杨成武同志盖的章子。(证明材料三十六)
批林批孔期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直接插手总参各部局的运动，密谋在总参“放火烧荒”，妄图搞乱总参，乱中夺权。他们恶毒诬蔑总参有“死官僚”，有“维持会长、付会长”，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叶付主席，叫嚷揭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总参领导同志在他们的压力下，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
一九七二年八月，“四人邦”的亲信浩亮、于会泳、刘庆棠窜到山东，胡作非为，在北海舰队和内长山列岛看了尖端武器和军事设施，还要到蓬莱等地去看空军的导弹和基地。这时济南军区向总参作了请示报告。张才千同志同意作战部关于不让浩亮等人参观的建议，并提出北海舰队不经请示报告就让参观，要通报有关军区进行批评。叶付主席阅后批示：“问题在不请示，不报告，应批评。”后来作战部参谋顾永忠同志从山东看地形回京，向中央写信反映了浩亮等人在山东胡作非为，引起公愤的情况。“四人邦”抓住这两件事，兴师问罪，诬蔑总参“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革命不革命这些问题上，站在错误的一边”，逼总参和作战部写了三次报告和检查，强令把“山东问题”作为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点问题进行清查。在“四人邦”的压力下，总参党委作了检讨，并让作战部和有关同志作了检查，给予他们错误的批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中错误地说：“作战部某些人的歪风邪气同山东的那股回潮翻案妖风搞到一起，遥相呼应，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大好形势，矛头指向中央，问题是严重的。”
总参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办公室是在一九六一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配属于作战部，为我军战备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张春桥抓住“防突办”个别人的错误，诬蔑“防突办过去是林彪搜集情报的机构，现在变成向我们袭击的办公室”，把“防突办”打成反革命机构，有的工作人员被整、被抓，搞得人人自危。当时在“四人邦”的影响下，总参党委对“防突办”的问题看得过重，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中说：“防突办是林彪擅自设立的”，“干了大量的坏事，问题十分严重”。张才千同志曾说过“防突办”支部是“烂掉了的支部”。
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三总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时，王洪文、张春桥全面否定总参批林整风运动的成果，说总参“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总参领导右，右得很”，是一些有问题的干部的“保护伞”。胡炜在总参机关煽动“踢开党委搞运动”，叫嚣“揭批总参党委，揭批部党委就是大方向”，“条条框框都要冲垮”，积极推行“四人邦”的一套。在一些部局，大砸所谓“保护伞”、“保护盖”、“保护圈”。有的部局党委受到冲击，难以实施正常的领导，战备值勤和各项业务工作受到干扰，机密安全受到威胁。当时，总参党委对“四人邦”的黑指示，大部分作了传达，有些执行了。总参党委对所谓“右倾”问题作了检讨，还批评一些部局“右倾”。经总参党委同意采取组织措施的人员中，有的是不该采取的，有的解脱得晚了些，伤害了同志。
此外，关于清查“北兵南调”问题，根据叶付主席指示，正在调查研究。
一九七六年“四人邦”疯狂打击诬陷邓付主席，总参党委常委在他们的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杨成武同志在总参党委常委学习会上提出，要胡炜查阅军委常委会议记录，把邓付主席的所谓“错误”言论整理出来；同时要求常委同志回忆和查笔记，看邓付主席对总参有什么“错误”指示，联系实际，进行揭发批判。会后，胡炜立即组织力量汇集、整理了邓付主席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九月在总参和军委常委会上的十次讲话。其中六次，是杨成武同志传达的。经杨成武同志提出，常委同意，铅印二百份，一面作为揭发材料上报中央，一面作为“靶子”下发各部局进行所谓批判。六月中旬，杨成武同志又指示扩大印发范围，加印二千二百五十份(摘要本)，发到总参各基层单位供“批判”用。当时常委同志对此没有提出异议。(证明材料三十七)
一九七六年传达中央4号文件以后，总参党委常委进行了几次讨论，对邓付主席作了“揭批”发言，说了许多错话，并印发了简报，在总参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别是胡炜，使用“四人邦”的语言，恶毒诬蔑邓付主席。杨成武同志调子也比较高，早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中下旬，他就说邓付主席在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复辟翻案的讲话”，“修正主义纲领”，罗列了七条罪名。三月份，他说邓付主席的十次指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妄图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复辟资本主义”，扣上了“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等四顶帽子。(证明材料三十八)五月七日，他在总参万人大会上带头发言，批判邓付主席。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总参召开万人“声讨”大会时未拍电影，事后补拍主席台的镜头，台下空无一人，杨在台上又念稿子，又呼口号，表现出“愤怒声讨”的样子。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邓付主席从中央党校去三部礼堂时，在汽车上嘱咐杨成武同志，要抓紧落实党的政策。七六年二月，杨却把这一正确指示作为“翻案复辟”的证据拿出来加以批判。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和四月二十八日，他曾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就和邓小平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我讲你同军队干部一点没感情”，“骄得厉害，一是以为自己能打仗，二是以为自己能反修，我讲他背了这两大包袱”。(证明材料三十九)
在一九七六年运动中，当时的常委同志都说过错话，在总参造成了不良影响，四月八日、五月七日，总参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是常委集体讨论确定的。杨成武同志在万人大会上的发言，虽然是他亲自组织起草的，但常委讨论过。
一九七六年三月，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参加总参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一部分同志去清华大学参观了大字报。后来总参根据一些部局的要求，陆续组织五千多人去清华大学参观，致使“四人邦”及其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反对邓付主席的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流传到总参机关。这是总参党委常委讨论决定的。
在这同时，胡炜得知清华、北大炮制了诬陷邓付主席的所谓“一百例”，要参政找到一份，连夜交代丁莱夫同志铅印二百份，发当时参加常委扩大会的同志人手一册。这个歪曲捏造、颠倒黑白的材料流传总参机关后，造成了思想混乱。(证明材料四十)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四人邦”及其亲信利用追查清明节期间去天安门广场的汽车问题，妄图陷害叶付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四月中旬，总政保卫部通知参政保卫部查十三辆汽车，其中有叶付主席、刘伯承付主席驻地的两辆汽车号码。总参党委常委确定，对叶、刘付主席驻地的两辆汽车不查。但事过三个月之后，胡炜于七月二十四日又擅自布置调查。事实上，叶付主席驻地的汽车那时根本没去天安门广场，更没在那里停留。
总参根据上级指示，布置各单位对所属人员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抄诗词的情况作了了解，认为没有谣言的制造者和蓄意传播者，向中央写了报告。胡炜当时对查汽车、查花圈、查所谓“谣言”是很卖力的。
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邦”以前，总参召开过三次“理论坐谈会”，讨论当时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第一次坐谈会，是四月初召开的，主要是讨论了“阶级斗争是纲”的问题，否认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应有具体的纲，宣扬了“四人邦”那套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第二次坐谈会，是在五、六月间召开的，主要是讨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宣扬了“四人邦”编造的“党内资产阶级”的谬论，第三次坐谈会，是在十月六日召开的，主要是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第二天听了揪出“四人邦”的传达后立即散了会。
这三次“理论坐谈会”，是由总参政治部建议，总参领导批准召开的。会上宣扬了“四人邦”的反动谬论，诬蔑了邓付主席，在总参机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第三次坐谈会开始时，在京的常委同志都到了会。经常委同意的胡炜的动员讲话，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三株大毒草”“是党内资产阶级射向无产阶级的三支毒箭”，批判它是“党中央的部署”，诬蔑邓付主席。(证明材料四十一)
揪出“四人邦”后，总参虽然揭发了胡炜和一些部局干部的问题，但直到“三查三整”前，对总参领导的问题没有真正揭开，运动没有搞透。
杨成武同志在揭批“四人邦”斗争中，渲染自己受了林彪、“四人邦”的打击、迫害，但对自己在林彪、“四人邦”打击、迫害几位老帅、老同志等问题上做的错事、坏事，没有作自我批评。毛主席批评“上海邦”的问题，杨成武同志听过叶付主席打的招呼，可是他却在一九七六年跟着“四人邦”的调子，攻击邓付主席。直到揪出“四人邦”前一个多星期，他还把江青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提，吹嘘江青怎样关心他；揪出“四人邦”后，他又把自己说成受害者，是反“四人邦”的“英雄”。去年一月初，他在七个部局参加的“西山片会”上说：“如果‘四人邦’上台……要杀八十多个人。第一要杀邓小平同志，杀叶付主席；第二要杀杨成武……”；还说：“有一个剧本，叫《年轻的鹰，飞吧!》讲的什么呢?讲了一个军队‘走资派’，名叫范虎山，就是‘放虎归山’，说这个人又回到总参谋部，六十多岁了，危险！危险!这就是讲我。我们成了老虎了。”(证明材料四十二)
总参在一九七六年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多是杨成武同志主持党委常委决定的。可是，杨成武同志却文过饰非，推卸责任。例如，邓付主席的十次指示，本来是他指示汇集、整理、印发、批判的，当去年年底罗秘书长指示要查清楚的时候，他不讲明情况，却批给新来总参的迟浩田同志“阅处”。他在万人大会上攻击邓付主席的发言，本来是他亲自交代起草、亲自修改、定稿的，起草前他向执笔的同志讲了近三个小时的话，要求“用理论去射”邓付主席的所谓“反革命的一切言论、罪行”，诬蔑邓付主席是“中国的纳吉”、“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总根子、总后台”、“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等等，当有的同志揭发这一问题时，他又推卸说：这个稿子是参政的同志写的，是总参常委要我讲的。(证明材料四十三)
杨成武同志对有的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采取袒护的态度。测绘局原局长张清化与江青关系密切，积极参与江青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大量重要机密的阴谋活动，杨成武同志却在“西山片会”上为张开脱，当着张清化的面说：“不能一事错了，一切都错了”，我是“为你说了公道话的”。在去年一月总参常委扩大会上，张清化不肯老实揭发交代问题，杨成武同志却说张“态度好”。三部原政委彭富九同志在批林批孔和一九七六年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在揭批“四人邦”运动中捂盖子，保自己，但杨成武同志却在去年一月总参常委扩大会上说，“彭富九同志态度很好”，并在“西山片会”上当着彭的面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保了你的，你要感谢”。这对解决彭的问题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参政原主任叶运高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当叶运高同志在“西山片会”上对总政、总参要给他作结论表示不满时，杨成武同志竟说：“不作结论是总参党委讨论的。要作结论是总政通知的，参政抓得很紧，总政谁批的?总参谁批的?……这些问题都要查”。(证明材料四十四)
杨成武同志还借揭批“四人邦”之机，为他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文章问题上的错误翻案。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他在总参揭批“四人邦”大会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新闻单位的同志说：“我能写出‘大树特树’那样的文章吗?是参政同志写的嘛!是林彪强迫用我的名义发表的，我有什么办法呢?”(证明材料四十五)一九七七年一月，他在“西山片会”上又讲了这个问题，并让参政参加写稿的同志出来讲话，为他洗刷错误。参政写稿的同志认为，杨讲的不符合事实，不肯为他讲话。于是，杨成武同志的秘书崔昌仁同志在军委办公厅党委扩大会上作了一个歪曲事实的发言。“大树特树”一文开始虽然不是杨写的，但是后来杨把它接了过去，不仅派他的秘书和女儿参加修改，而且亲自动手修改多处，崔却说杨成武同志与文章起草、修改无关；明明是杨写报告请示可否用他的名义发表，崔却说是林彪、叶群、陈伯达强迫用杨的名义发表的，杨是不得已的；还强调毛主席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批评是批在湖南省革委会报告上的。(证明材料四十六)总参政治部原付主任周的民等同志汇报工作时，杨的爱人赵志珍同志要参政把崔昌仁同志的发言转载总参简报。这期简报上报中央、军委，下发总参各部局后，在总参机关反应很坏。在这以前，杨成武同志夫妇曾到白广路招待所罗瑞卿同志家中，哭诉“大树特树”一文完全是林彪一伙强加给他的，“那上面哪怕有我一个字，我也完全负责！”这次揭摆问题中，一些了解发表“大树特树”文章真实情况的同志，对文章的起草、修改、定稿、确定署名等过程作了详细的揭发。(证明材料四十七)
总参党委常委对运动领导不力。对于揭批“四人邦”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总参领导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去年一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着重清查了胡炜和几个部局领导干部的问题；今年一月的常委扩大会议仅对一九七六年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但检查是不深刻的，没把总参领导的问题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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