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8-9-12 作者：[待确定]
现将省委专案清查小组查证的林彪死党陈励耘的反革命罪行材料和南萍、熊应堂参与林彪、“四人邦”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材料印发你们，供揭发批判用。
浙江是林彪和“四人邦”插手深、破坏大的重灾区。陈励耘是林彪死党。南萍、熊应堂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秉承林彪、“四人邦”的旨意，竭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挑动指挥武斗，策划“砸烂公检法”，打击陷害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大搞反党乱军。他们还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陈励耘更丧心病狂地直接参与“571工程”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浙江犯下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制造的假案、冤案是大量的，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散布种种修正主义谬论的流毒是很深很广的。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揭发了他们的问题，但由于“四人邦”的庇护，清查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破坏。“四人邦”及其在浙江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把揭批林彪以及陈、南、熊的罪行，诬蔑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打击新生力量”，“复辟倒退”等等，甚至倒转矛头，整专案组，搞反清查，疯狂进行翻案复辟活动。粉碎“四人邦”以来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林彪和“四人邦”是一丘之貉，林彪路线也就是“四人邦”路线。这次清查出来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大多数也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与陈、南、熊一起干了大量坏事的人。因此，要把“四人邦”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路线不可。各地在揭批“四人邦”及其资产阶级邦派罪行时，必须联系揭批林彪和陈、南、熊的罪行，以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在揭批“四人邦”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中，各级党委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牢牢掌握揭批林彪、“四人邦”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资产阶级邦派骨干和反、坏分子伙同陈、南、熊干的反革命勾当，要认真清查，新帐老帐一起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问题，要按照中央〔1978〕48号文件的通知，分别情况，慎重处理。对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检查了，真正改了，一直表现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充分信任。我们一定要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林彪、“四人邦”，把一切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
中共浙江省委1978年9月12日
陈励耘是林彪反党集团在杭州地区的头目，是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计划的成员，是阴谋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凶手，是一个罪恶累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他积极参加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的主要罪行如下：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委托江腾蛟将其子女伪装成记者、秘书，秘密带到杭州，交给陈励耘加以“保护”，进行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励耘伙同南萍忠实执行林彪抛出的“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军内一小撮”等黑指示，干扰、破坏浙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林彪别有用心地表扬了陈励耘和王维国。陈励耘得到主子的赏识，得意忘形，大肆宣扬他们“得天独厚”，竭力吹嘘他们“能有今天，全靠林XXX的直接领导和林立果的具体帮助、指点。”他们的“一切成就凝结着两个老战友（指林彪子女）的心血”。
1969年1月，在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期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背着党中央，找陈励耘、南萍、熊应堂密谈三次，一再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我们的插话也是有意思的”，“你们不要被人家搞分裂了”，“大权不能旁落”。陈、南、熊心领神会，秉承他们的黑指示，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陈励耘还以谈“一月会议”感想为名，抛出了所谓“一个坚强信念，一个领导中心，一个唯一标准”的“三个一”思想，突出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党的九大期间，陈、南在吴法宪、叶群等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分裂活动。在华东大组预选中央委员时，发现叶群少票，陈励耘杀气腾腾，破口大骂：“这些反党英雄好汉们，有种的公开站出来反对，不要利用无记名投票搞反革命活动。”选举中央委员时，陈励耘和南萍布置浙江代表选谁不选谁，投谁的全票，投谁的半票，九大刚闭幕，林彪在家里“接见”了空军中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陈励耘借机大肆宣扬：“林XXX对空军特别关心”。
九大以后，陈励耘为了效忠林家父子，伙同南萍为林彪搜集搞政变复辟需要的古书以及珍贵文物和古字画。反革命分子林立果、于新野、胡敏以挑选“秘书”、“女服务员”和“女兵”为名，多次窜来浙江，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陈励耘、南萍对此十分重视，亲自接见，写介绍信，陈还组织专门班子，到了浙江大部分县、市，挑了139名女青年，供林立果选“妃”。
1970年3月，林彪抛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陈励耘遥相呼应，提出“领袖和接班人不可分”的谬论，说什么：“读毛主席的书，必须读林XXX的书，读林XXX的书，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必须听林XXX的话，听林XXX的话，就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必须照林XXX的指示办事，照林XXX的指示办事，就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必须做林XXX的好战士，做林XXX的好战士，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忠于毛主席，必须忠于林XXX，忠于林XXX，就是忠于毛主席。”
1970年6月1日，林彪在家里接见了陈励耘及其一伙，当叶群介绍他们“对首长感情非常深”时，林彪得意洋洋地连声说道：“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当叶群说到“立果把你们那里当成第二家乡”时，陈励耘表示：“我们能成为立果XX的第二家乡，这是我们的光荣，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建设成为可靠的第二家乡，成为基地，成为力量。”叶群、林立果还和陈励耘等合影留念，并请吃饭，看电影，赠送芒果等。接见后，陈励耘把它当作“特大喜讯”，立即开“庆祝会”、“表忠心”，抛出吹捧林彪的“九条感受”，大肆喧嚣：林彪有“最大的远见，最大的魅力，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最坚强的毅力。”“忠于林XXX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信念，唯一的奋斗终身的目的，是我们革命事业最大的全局。”
1970年7月6日，吴法宪抛出“空军的一切可以由立果调动，空军的一切可以由立果指挥”的最封建、最买办、最法西斯的“两个一切”，公开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陈励耘竭力加以推行，7月18日，抛出吹捧林立果的“六条体会”，鼓吹林立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可靠的接班人”，“不管出现什么风浪，坚决站在林立果一边，听立果的调动，听立果指挥”。8月，空军预选四届人大代表时，陈励耘卖力为林彪争夺权位，把林彪子女和王维国塞进人大代表名单。
林彪一伙，大搞所谓“送礼送政治”，以笼络感情，收买人心，网罗党羽。1971年2月，林彪给陈励耘送来两只熊掌。陈准备召集“骨干”，举行“熊掌宴”，并说：要“教育更多的人坚定不移地跟着副XX（指林彪）走，压力再大不妥协，风吹浪打不回头”。5月上旬，正当批陈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进一步揭露、批判黄、吴、叶、李、邱的时候，陈励耘给林彪送去一只活野鸡。林彪立即要林立果给陈励耘打电话说：“陈XX在这个时候，送来这个东西，是很可贵的。”林家父子也给他送来了芒果、灵芝草、熏鱼、桔子、花生和各种贵重药品，以及指北针、录音机等。陈把芒果转送给南萍；还以这些“礼物”，召开“分享幸福会”，加深对林彪的反革命感情。他们说：对林家父子的感情“要加深再加深，要象挖井一样，越挖越深。”林家父子则对陈大加赞赏，说他的“斗争策略、斗争艺术很高”，“水平和才华，远远超过一个军政委”，“这样优秀的领导干部，在全国也是不可多得。”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励耘在林彪一伙的指挥下，与南萍密切配合，猖狂向党进攻。1970年8月11日，黄永胜来杭时，深夜找陈励耘和南萍密谈，要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1970年8月16日，江腾蛟派人到杭州，指使陈励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要坚持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还要他做好南萍的工作。8月23日，林彪抛出反党讲话后，吴法宪接连找陈励耘、王维国等8人“交底”、“打招呼”，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当天下午和晚上，陈励耘在浙江小组会上，疯狂叫嚣：“林XXX报告意义很重大，是有所指的，是有的放矢的”。南萍说：“可以点名，可以把他揪出来嘛！”他俩及时核对了林彪的讲话笔记，叫秘书进行复写。8月24日晚，陈励耘按照吴法宪的黑指示，和王维国、南萍进一步密谋，并说：“国家总要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8月25日，华北组第六号反革命简报一出笼，陈励耘看后，狂叫：“这个简报好得很！”“不是很清楚了吗？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平时说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关键时刻就不行啦！在这个问题上（指设国家主席），浙江小组要统一”。下午，在华东大组会上，他顽固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叫嚷“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反党气焰十分嚣张。8月26日，陈、南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给党中央写信“表态”，胡说什么设国家主席“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继续向党猖狂进攻。8月30日下午，在华东大组会上，有的同志点了陈励耘的名，他气势汹汹地说：“我的发言没有错，是有根据的。”8月30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林彪即派林立果找陈励耘、王维国进行安抚、鼓气。对他们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痛”，“看来这个斗争还长”。事后。陈一再表示：“二中全会上，我虽然暴露了，但有得有失”，“各地知道了我是跟林XXX的，……这是很大的收获”。“为了保卫林XXX，受压也值得。”
九届二中全会后，陈励耘伙同南萍，违抗中央规定，私自带回林彪“8·23”反党讲话，在省党的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上全文传达。9月11日，陈、南又盗用省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彪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决心以林XXX为光辉榜样”。
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在山下，空军“三代会”上抛出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陈励耘一伙积极响应，鼓噪而起，大肆吹捧“讲用报告”“通篇闪耀着伟大的新时代的光辉，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大肆吹捧林立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全面、最理想、最杰出的代表”，“党和国家最可靠的接班人”，“第三代英明领袖”，是“天才、超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将才、帅才、文才、奇才、栋梁之才、超群之才”；“有林立果这样的天才领导，是时代的象征，人类的希望，是我们伟大事业更加兴旺的表现，是空军大发展的重要保证”。“对立果的领导，我们要坚定不够的拥护；对立果的指示，我们要扎扎实实的贯彻；对立果的命令，我们要雷厉风行的执行；对立果的指挥，我们要一丝不苟的服从。”在此期间，江腾蛟、林立果、陈励耘还精心炮制了《划时代的伟大战斗号令》的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是“卓越旗手”、“伟大天才”、“最高典范”、“最光辉的榜样”，吹捧的调门越来越高，紧密配合了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
九届二中全会后，陈励耘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装病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12月，吴法宪专门赶到上海，向王维国、陈励耘密授林彪关于“不能让人家突破，突破一个要倒一片”的黑指示。之后，陈励耘、王维国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说“山下事先没有联系，山上吴法宪找了我们只谈防空问题”，企图逃脱罪责，蒙混过关。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召开前夕，于新野窜到杭州，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要陈励耘“最好托病请假，不去参加中央汇报会议，留在浙江，掌握部队。”陈励耘心领神会，拒绝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
1971年4月23日，周宇驰给陈励耘打电话，透露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说会议开得很紧张，重点批了黄、吴、叶、李、邱5人。还说：“吴法宪把你出卖了，他说出了他的庐山组织的8个人，其中有你。”陈听后，即表示：“反正我一口咬定，吴法宪在庐山会议前与我没有联系，庐山会议上他找我们去，只谈了防空问题”，并叫周“按照这个口径，通知王维国，要他照样顶住”。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后，中央责成陈励耘交代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反党活动，陈拒不交代，并于7月16日，派亲信王明鑫到广州，找林立果密谋对策。林立果指使“检讨报告不能写，一写就容易抓住做文章”。陈得到这一黑“指示”，有恃无恐，扬言“我不怕压，准备受压十年”。林立果对陈励耘这个反革命决心，倍加赞赏，说“陈XX准备受压十年的决心是很可贵的。”
陈励耘还竭力封锁毛主席关于“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的指示，伙同南萍疯狂反对毛主席对“天才论”的批判，叫嚷：“天才问题，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不能一提天才就是先验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统一在林XXX的指示下”，“对天才问题要原则批判，具体承认，批的目的，是要坚持副XX（批林彪）提出的天才观”，“要批判反副XX（指林彪）的思想倾向”。
1971年9月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浙江，当面指出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的严重问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和教育。陈在毛主席面前竟狡辩说，“在庐山上，吴法宪叫我和王维国去谈防空问题时，阴阴阳阳地说了几句，也听不清楚。”之后，陈竟恶毒攻击：“现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党的会议上发个言，也揪住不放。”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
九届二中全会后，陈励耘在林彪的授意下，装病躲在阴暗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1971年2月21日，林立果从上海窜来杭州，陈专程到市外50里处迎接。林立果在杭期间，与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密谈10多次，密谋了反革命政变计划。3月22至24日，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定的框框，炮制了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月底，陈励耘从杭州赶到上海，与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一起，参加由林立果召集的反革命“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策划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组织准备和分工问题，明确了杭州的头是陈励耘。散会时，林立果对江、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陈励耘返杭后，狂叫“现在要快马加鞭，抓紧落实。”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陈励耘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进一步大造反革命舆论。他到处叫嚣：“现在路线斗争很激烈”，“斗争的焦点是领袖和接班人的问题”，“要准备迎接政治大风浪”。在路线斗争中，“我早就准备好了”，“脑袋掉了也只是碗大个疤”，“十年失败不当官，十年胜利再做官”，“好同志在任何情况下，要做终身的战友，不能当叛徒”。1971年6月14日，死党刘锦平从江西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游说，与陈励耘密谈，并且鼓吹：“路线斗争都是从无产阶级总司令部开始的”，“要提防有人抢班”，等等。陈励耘还说：“7、8、9月是关键”，“要准备打国内战争”，“为了捍卫林XXX接班人的地位，我们舍得一切。”“为了保卫林XXX（指林立果）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上刀山让钢刀卷刃，下火海让火灭烟消。”
陈励耘一伙还指使编印了林立果“语录”，大量散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现已查到的就有14种版本，近万余册；并规定为路线教育、“天天读”、“半日制”的学习内容。购买周赤萍吹捧林彪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的黑书44000多册，同时还抛出了严重歪曲、篡改党的历史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育”，“迎接林XXX‘9·18’指示发表5周年”教育等材料，刮起了为林彪树碑立传的妖风。
1971年7月，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50周年》的重要文章，陈励耘、南萍千方百计地加以反对。陈励耘一伙叫嚷：“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XXX的功绩”，“对林XXX讲得不多，感情不深”。当同志们指出：“这样重要的文章，一定是经过毛主席看过、审阅过的。”但他们竟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公然禁止所属部队学习这篇重要文章。
根据“三国四方会议”的策划，陈励耘为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法计划的组织准备，进行了一系列罪恶活动。他到处叫嚷：我们“在未来大发展中，一个师要变几个师，一个军要变几个军”，“要起骨干作用”。1971年2月24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在杭州召开黑会，叫嚷“迎接空军大发展”。陈励耘在林立果的支持下，将自己的老婆鹿才，从地方拉入军队，准备当军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
陈励耘在军内外卖力推行以林彪为“核心”的“亲不亲”、“线上分”的反革命组织路线。甚至公然提出：要把对林家父子和陈励耘的“态度”，作为“入党的条件”，“提干的标准”。在干部中层层划线排队，对敢于坚持革命原则的同志，却被视为“危险人物”，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狂叫：“决不允许有一个不忠于林XXX（指林立果）的人存在，有一个抓一个，有十个抓十个，有一百个抓一百个，宁肯把部队解散了，也得干到底。”妄图拼凑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基本力量。
陈励耘在杭州、嘉兴、芜湖、衢县等地大肆收集南京军区、安徽省委以及驻浙陆、海军的情报，制造矛盾，叫嚣要“利用矛盾”，“讲究策略”，“争取同路人”，以求“先解决重点，然后再各个击破”。陈励耘一伙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胡说：“南京、上海、杭州是‘政治三角’，‘各有矛盾’，‘相争相抗’”，“当前斗争很激烈”。恶毒攻击南京军区“执行错误路线”，“压制、排挤我们空军”，“要顶得住”，“要斗争到底”。还凶相毕露地说：“我直接受林XXX的信任和支持，休想我会倒台。”
陈励耘伙同南萍，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运用大量人力物力，花去2100余万元，以“70年代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杭州为林彪建造了“行宫”——“704”工程。这个工程有特种设备，地上、地下各有200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有坑道。并计划修建直升机场，在周围山上和大门两侧修建作战暗堡。陈励耘在审查图纸、模型时说，这个工程是“保卫林XXX的，是对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他带了《“704”工程情况汇报要点》，亲自向林彪作了报告。《“571工程”纪要》出笼后，又增调2000民工，限期在9月10日前完工，交付使用。陈说：“把林XXX房子早日搞起来，体现一分忠心，是我最大的心愿。”同时，还为林立果在杭州修建了一座反革命秘密据点——“7062”工程。这个“据点”的布局、设备，都是从搞特务活动的需要出发而精心设计的。
按照“三国四方会议”的分工，陈励耘加紧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1971年4月10日，专门召集会议，公开提出“政治上能打，军事上也能打，天上能打，地上也能打。”并以“反敌机降、空降”为名，先后在一些地区和单位组建地面武装营、武装排，构筑各种地面防御工事，修建水陆两用汽车码头等设施，丈量了直升机场的场地，并发放武器，进行训练，要求他们学会使用多种地面武器，学会刺杀、投弹、捕俘、格斗、长跑、爬火车等技术。1971年8月，王飞批准给陈励耘补兵XXX名，妄图把某警卫营扩编为一个团，并改换新的半自动、全自动步枪，装备了高机枪、重机枪、六○炮、步话机和摩托车等。
根据《“571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他先后领取和发放大批步兵武器。1971年8月下旬，王飞派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原处长）窜来杭州，与陈励耘密商了补充武器装备问题。据统计，仅1971年2月至9月，陈励耘通过各种手段，搞来步兵武器共计3000多件，子弹100余万发，手榴弹9000枚，并将部分航空火炮改为地面火炮。
1971年3月13日，陈励耘一伙在杭州为林立果组织参观了“伊尔——10”（70号）飞机使用火箭打地靶的表演，林立果还看了弹着点，并提出：“要研究用‘伊尔——10’飞机，‘打直升飞机’问题。”陈励耘即搞了“伊尔——10”飞机，“打直升飞机”的训练。
陈励耘还给林彪一伙专门研制了小型氧气瓶、小型无声电瓶车、小型活动餐具箱和半导体电话总机、单机等。
1971年4月中旬，陈励耘以“加强战备”为名，把训练计划从对空作战改为对地面作战，大搞歼击机打地靶、强击机打直升飞机的训练。严禁外传，不准上报。他还精心炮制了《71年地面训练的意见》，专门组织“地面防御战术研究小组”，指导“地面武装营”的作战训练，在部队非法培训了一批“机务人员兼职汽车驾驶员”和“地面作战司号员”。
1971年8、9月份，他指使各武装营和武装排多次修订“战时行动计划”和“作战预案”，对人员、车辆、器材的疏散隐蔽和家属转移等工作都作了安排，规定警报信号，组织“演练”。
1971年9月，毛主席在杭期间，陈励耘大搞“紧急战备演习”、“地面防御训练”等，为林彪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作准备。陈励耘一伙还强行规定：“武装营的人员、枪枝不准随便变动，要动一人一枪，都要经陈XX（指陈励耘）批准。”
1971年8月26日吴法宪的反革命作战预案出笼后，9月6日，周建平秉承吴法宪关于“北兵南调”的黑旨意，以组织“协同作战”为名，窜来杭州，向陈励耘、南萍等传达了吴法宪关于增加兵力，成立航空兵联合指挥所的“新考虑”，策划建立了以空五军为主，东航为副的航空兵联合指挥所，指名原空五军军长白崇善担任正指挥，直接指挥东航和五军所属部队。周建平还于9月8日宣布将驻北京的某部某营南调浙江，隶属空五军建制，11日即派人来浙江勘察阵地，要这个部队20日到达驻地，限两日内做好战场准备。担负作战任务。周建平在杭州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陈励耘、南萍积极支持，密切配合。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南调兵力，妄图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大阴谋。
根据《“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计划中“固守浙江”的实施要点，陈励耘策划在浙江天目山建立反革命“后方基地”，准备打游击。他说：“这是个好地方，我们要常住人，不断线”，“要在这里造点房子”。先后派人去勘察地形，调查社会情况，布置营建任务，研究了建筑材料和土地问题，大量散发林彪画像和周赤萍的黑书，以及为林彪歌功颂德的“基本路线教育提纲”。
1971年9月，林彪决定实施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阴谋，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9月8日晚上，林彪、林立果派于新野从上海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妄图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并密谋了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实施谋害的罪恶计划。于新野返回上海后，同王维国说：“到杭州给陈（励耘）谈了，陈的态度不错。”
毛主席离开杭州时，中央负责同志对陈励耘作了明确指示：“你不要去送行了。”但陈借口职责，执意去“送行”。毛主席离杭后，陈立即派人尾随至上海，刺探毛主席的行动。
陈励耘得悉林彪自我爆炸后，预感末日将临，设法布置反革命退却，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负隅顽抗。并亲自命令：要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立即补齐战备弹药和车辆，准备随时机动执行任务。”命令两个连，由他直接指挥，“任何人不准动用一兵一卒”，还准备了地图、车辆、氧气瓶、指北针、药品和马搭子等，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遵照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的指示，我们对南萍在第10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进行了清查。现将他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报告如下：
南萍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
1969年1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背着党中央，找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密谈三次，一再表示：“我们支持你们的”，“我们的插话也是有意思的”。“你们不要被人家搞分裂了”，“大权不能旁落”。南萍心领神会，秉承他们的黑指示，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党的九大期间，南萍、陈励耘在吴法宪、叶群的指挥下，大搞反党分裂活动。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南萍和陈励耘布置浙江代表选谁不选谁，投谁的全票，投谁的半票；在华东大组预选中央委员时，发现叶群少票，南萍叫嚷：“不投叶的票，实质上是对林XXX的，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二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二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南、陈的反党行径博得了林彪的赏识。九大刚闭幕，林彪要亲自“接见”他们，因南、熊外出未成。为此，叶群给熊打电话说：“林XXX 对你们很关怀，想同你们谈谈，你们出去参观了”。嗣后，陈励耘将林彪赠给的芒果分送给南、熊，以示“关怀”。九大以后，林彪死党于新野、胡敏多次来杭州，以挑选“女招待员”和“男秘书”为名，搞反革命串连活动。南萍亲自“接见”，派专人协助，积极参与。南萍、陈励耘还给林彪搜集了古书45400余册，其中有希特勒《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传》、《拿破仑本纪》等极端反动的书笈。为林彪窃取珍贵文物249件，古字画300余件。
1969年8、9月间，林彪为配合苏修反华，在江西抛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思想掌权”的反党讲话，影射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南萍向死党程世清要来林彪讲话的记录稿，在省革委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传达贯彻，说“林XXX最近提醒我们，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是谁掌权的大问题，如果权被小资产阶级拿去了，就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敢于斗争，不敢斗争，也会大权旁落。”“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当前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南在省革委会整风学习大会上又说：“要防止小资产阶级篡权，要警惕这个问题。”通过机关整风、开“积代会”、作报告、写文章等，在全省刮起了一股“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妖风。
南萍在参与修改宪法起草工作中，明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有过多次指示，但是他在传达中央修改宪法会议精神时竟说：“修改宪法可以大鸣大放，可以打破框框。”“设不设国家主席，可以按群众意见写。”在修改宪法草案时，南萍、陈励耘不顾全省大多数地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中央谎报“关于国家设不设主席、副主席问题，多数同志认为应该设”。
1970年8月11日，黄永胜来杭，深夜秘密找南萍、陈励耘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嘛”。8月16日，江腾蛟派人专程来杭，要陈励耘和南萍“商量”，在二中全会上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观”，并说这是林立果的意思。这样，南萍在上庐山之前，对林彪的反革命阴谋就有了“底”。
在二中全会上，8月23日，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后，吴法宪即找陈励耘等人密谈，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陈即与南密谈，在当天下午和晚上的小组会上，南萍叫嚷：“林XXX讲话极为重要”，“这是有所指的，有针对性的”，“应该点名，应该揪嘛！”南、陈还核对了林彪讲话记录，并叫秘书进行复写。24日晚上，陈、南在华东大组会上，一唱一和，陈说：“国家总要有个主席，设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也说：“设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林来当。”华北组第6期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鼓噪说：“看来华北组斗争很激烈，陈伯达说这个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国家主席还是设的好，设了更放心了。”25日下午，当王维国、陈励耘再次跳出来作反党发言后，南萍也抢着表态：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是代表浙江人民的愿望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戳穿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陈、南还于26日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南萍执笔给中央写信，说设国家主席“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继续向党猖狂进攻。27日，南、陈同游庐山，在含鄱口合影以示反革命勾结。8月30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但陈、南仍不甘心失败，陈对南说：“回去以后，好好把工作抓好，把驻浙部队团结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南萍完全同意陈励耘的意见。他违反中央规定，私自带回林彪“8·23”反党讲话，多次进行传达，还用省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向中央报告：听了林XXX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决心以林XXX为光辉榜样”。事实充分证明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的罪恶活动。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南萍叫嚷“有人反对接班人”，大搞“保卫接班人”的教育，到处作报告、发文件，竭力鼓吹“要保卫林XXX”，说“只有林XXX，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的班接下去”，“这个观念如果我们都很明确，我们就能胜利。”“要狠抓这个教育”，“我们的报纸要注意这一点，要经常宣传。”“以后讲话、作报告，要讲主席的，也要讲林XXX的。”在南萍的指使和煽动下，这一时期的报纸、刊物发表了大量吹林文章，竭力散布“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的谬论；甚至公开提出“誓死捍卫林XXX接班人地位”的反动口号。把林彪和毛主席相提并论，如：“两个忠于”、“两个紧跟”、“两个保卫”、“两个照办”、“两个伟大教导”、“两个光辉照耀下”等等，为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
九届二中全会后，南萍推行“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人家不突出我们突出”的反革命黑方针，顽固坚持“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对抗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光辉文献。直到1971年1月，他在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还成段成段地引用林彪“8·23”反党讲话的内容，吹捧林彪是“一贯高举”、“坚定不移”、“光辉榜样”、“最高典范”。在这个报告和经他审定的《浙江日报》发表的社论中，都引用了毛主席多次圈去的“三个副词”。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南萍仍坚持林彪的天才观，说：“九届二中全会林XXX讲话讲到天才问题时说，我过去是这样说的，现在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XXX的话是完全正确的。”1971年5月2日，南萍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还说“林XXX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副词’是毛主席圈掉几次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以后不要再讲了。但林XXX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对的。”
1971年7月1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50周年》的重要文章，中央规定各地不另发社论。南萍却公开对抗，策划炮制浙江日报“七一”社论，叫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话要讲嘛！”并在关于学习文章的《通知》中，歪曲文章内容，大肆吹捧林彪“一贯高举”，“最忠诚，最坚定”。8月中旬，南萍又炮制印发严重篡改党史、吹捧林彪的《关于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教育的实施意见》，搞试点，进行推广，流毒全省。在这期间，歪曲我党、我军历史，为林彪歌功颂德的黑书、黑画、黑戏纷纷出笼。南萍审批的《三军过后尽开颜》油画，发行了95万幅。南萍批准从死党程世清那里搬来的《井冈山展览》，在杭州和全省各地巡回展出，到1971年10月7日才停止。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的黑书，在全省发行113000余册。《胜利的航向》、《人民军队永远忠于党》、《光辉的榜样》、《井冈山道路通天下》、《首战平型关》、《枪的颂歌》等黑戏，有的一直演到1971年10月中旬。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向南萍明确指出了林彪的问题。但他在9月12日省委读书班上，继续吹捧：“第四次反围剿实际上是林XXX指挥的。”尤为严重的是，林彪自我爆炸后，竟在10月1日《浙江日报》上刊登林贼画像，在消息报道中，仍提林XXX，为林彪扬幡招魂。
正当林彪反党集团加紧实施《“571工程”纪要》的时候，南萍与林彪死党接触十分频繁。1971年1月，王维国派老婆杜贵珍专程来杭，给南、陈、熊“送礼”，并交代她：这次去杭州的“目的 ”，“是要进一步增强同二十军、空五军的关系。”只要我们“团结好了，就可以控制整个华东地区的形势。”1971年2月南萍在北京开会时，江腾蛟把他接到家里密谈。江参加反革命“三国四方会议”后，曾对他女儿说：“过去他（指南萍）浙江的工作开展得那样顺利，那一步不是我给他当的参谋，……都是我直接给他们传达首长（指林彪）的指示，使他们对整个形势有所了解，有些数，每一步该怎样搞，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都替他们想到了”。南萍也曾讲：“江政委虽然是南空的政委，实际上就是我的政委。”1971年3月，周赤萍从北京窜来杭州，特意给南萍《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黑书3本，4月30日，南萍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回杭后，又与周进行密谈。7月11日，南萍去上海，与在武汉进行反革命串连秘密回沪的王维国勾结。7月29日，王维国同南密谈，并设家宴招待，席间，王维国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们支持了我们。记得你以前曾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接着说：我们“真象一家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南返杭后，在二十军干部会上，大吹“这次去上海接待规格很高，很热情”，还说：“我向上海领导同志提出建议，把王维国摆个副书记。”表示要支持王维国。
南萍、陈励耘等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动用国家资金2100多万元，为林彪在杭州建造“行宫”——“704”工程。这个工程有防火、防弹、防原子等特种设备，地上、地下各有200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还有坑道。并计划修建直升机场，在周围山上和大门两侧修建作战暗堡。南萍在审查图纸和模型时说：“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房子要适应战备的要求，本身就是战备工程。现在国内外阶级斗争情况很复杂，要注意保密，这是第一位的。这个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南萍不仅亲自察看地形，选定地点，批拨经费，审定方案、图纸和模型，还与陈励耘炮制《“704”工程情况汇报要点》，委托陈励耘向林彪作了报告。《“571工程”纪要》出笼后，南、陈、熊多次督促，加紧施工，增调民工2000，限期在9月10日前完工，交付使用。同时，南、陈还为林立果在杭州改建了一座反革命秘密据点——“7062”工程。这个“据点”的布局、设备都是从搞特务活动需要出发而精心设计的。
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林彪的“北兵南调”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6日，周建平根据吴法宪“8·26”反革命作战预案，以组织航空兵协同作战为名，窜来杭州，向陈励耘、南萍、熊应堂传达了吴法宪关于增加兵力、增加参战飞机、成立航空兵联合指挥所的“新考虑”，阴谋策划建立了以空五军为主，东航为副的航空兵联合指挥所，指名原空五军军长白崇善但任正指挥，直接指挥东航和五军所属部队。周建平还于9月8日宣布将驻北京的某部某营南调浙江，隶属空五军建制，11日即派人来浙江勘察阵地，要这个部队20日到达驻地，限两日内做好战场准备，担负作战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浙江，当面向南萍指出了陈励耘的问题，但南萍仍让陈负责主席的警卫工作。9月8日晚上，于新野从上海窜来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关于阴谋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以后，陈在9日凌晨和下午，两次找南、熊密谈。
南萍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的反革命极右路线，大搞反党乱军，打击、陷害干部，残酷镇压群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后果极为严重。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邦”及其同伙王、关、戚操纵和指使现行反革命分子林岗等人，先后三次窜来杭州活动，南萍亲自接见18次，怂恿、支持他们搜集毛主席、周总理在杭期间的重要机密，炮制《揭露修正主义集团在1966年杭州会议前后，妄图实行反革命政变的大阴谋》和《江华等对毛主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大事记》等黑材料，把汪东兴等同志列为“黑邦”审查。林岗向南萍传达了叶群关于“徐帅、叶帅有问题”、“徐、叶公开对抗林XXX”的黑指示。1967年武汉事件发生后，王、关、戚又指派林岗携带《军事调查提纲》来杭，南萍立即接见，分析“形势”，并指使林岗插手部队，到军内作乱军报告，在报上发表乱军文章，多次纠集同伙冲击省军区，甚至占领作战室，盗窃军事机密，殴打战士，搞乱了作战指挥系统。不仅如此，南萍耍弄阴谋，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中央批准“省军区开展‘四大’”，当周总理严肃指出：“部队不能搞‘四大’”后，南萍仍公开对抗，说“军队本身要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不仅是地方上的问题，而且是军队也完全适用”。在他的煽动指使下，省军区的一个独立师，9个军分区和多数县（市）人武部，7个医院，2个团机关，88个连队和县中队都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上下串连，内外勾结，非法夺权，他甚至盗用省军管会名义，用飞机散发揪“军内一小撮”的“8·15”布告，非法关押了温州、金华等分区的负责同志，诬蔑他们“搞武装叛乱”，拉到社会上毒打、游斗，致使军区系统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造成严重后果。
南萍反党乱军一直把斗争矛头指向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收罗重用南京军区的反党乱军分子，支持他们成立“造反组织”。还专门设立“大批判二组”，“611”等黑专案，拘捕了一批革命群众，大搞刑讯逼供，“深挖黑线、黑根、黑后台”，收集整理诬陷许世友同志“里通台湾”等大批黑材料，送给林彪、“四人邦”。
毛主席一再指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南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刻骨仇恨。他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等诬蔑为“右派”，把谭震林、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打成“黑干将”、“反革命”。诬蔑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独立王国”，“妄图把浙江变成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黑据点”。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指示，要解放江华，浙江三结合要结合江华。但南萍却蓄意对抗，颠倒黑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江华在毛主席住地装窃听器”和“资敌、通敌、养敌”的假案，未经中央批准在浙江日报发表“打倒江华”的大块文章、社论。特别严重的是，1971年初，周总理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上严厉批判了所谓“浙江是特情专政”的谬论以后，南萍公开对抗，竭力封锁，不往下传达，并在同年省党代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写上“浙江公安机关豢养了大批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作孳”，“建立和发展了一个党、政、军、特合一的庞大特务组织”，继续陷害江华、李丰平、王芳、吕剑光等同志。诬蔑省级机关是“旧机构、旧人员、旧思想，是江华的黑班底”，说“旧省委书记处和副省长一级干部中，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有的是假党员。”大揪“黑线、黑网、黑班底”。把133个地委书记、部、厅、局长级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占同级干部的三分之一。把浙江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统统打成“叛徒集团”，否定了1939年在浙南召开的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致使大批老党员、老干部受到打击、摧残，甚至迫害致死。
南萍秉承江青“砸烂公检法”的黑旨意，把浙江公安机关定性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通敌、叛国的指挥中心”。炮制了《浙江省公安厅勾结美帝、蒋匪，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情况报告》，恶毒攻击浙江省公安机关“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机构”，其领导人员“是一个埋藏在公安专政机关的反革命集团”，把王芳、吕剑光、丛鹭丹等同志打成特务、反革命，对公安干部大换班、大批斗，仅公安干警被迫害致死的95人，有的被公开枪决。全省480个派出所，被砍掉286个；252个人民法庭，全部砍掉；14个劳改单位，砍掉11个。他们以省革委会文件公布全省“特情”名单，当作特务批斗，有15人被迫害致死。破坏了我们侦察敌人的“耳目”。他疯狂反对毛主席肯定的诸暨县枫桥区对敌斗争的经验，诬蔑为“和平改造的修样板”，进行公开批判。
南萍“砸烂公检法”的同时，从上到下建立了“社会治安指挥部”、“群众专政指挥部”，代替和行使专政机关的职权，大搞所谓“群众专政”、“群众定性”、“群众判刑”，南萍叫嚷：“有一点影子都可以揪”、“揪得越多，成绩越大”。大刮“红色台风”，任意抓人、关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私设水牢、刺牢、冰牢，滥施酷刑（刑具达20余种，刑罚达40余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冤案、假案、错案2000多起，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被关押、揪斗的计50余万人，被逼致死的群众达9198人，甚至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南萍对抗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竭力推行江青“文攻武卫”的黑货，鼓吹“武斗有理”的谬论，说什么“从全省经验来看，凡是红色政权建立的时候，都要搞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他亲自组织、训练专业武斗队，公开发放武器。据全省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7月到1968年底，发放各种枪炮51000多件，炮弹2600余发，手榴弹88000多枚，枪弹560余万发，一手制造肖山、诸暨、温州等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甚至动用部队，开枪、开炮，血腥镇压群众。全省有21个县（市）被“武装解放”。全省在武斗中死亡的干部、群众达2900多人，其中被杀害的“俘虏”731人，不少亲属受到牵连。南萍亲临现场察看地形，动用部队直接指挥的丽水大港头武斗事件，打死群众11人。他组织诸暨、嵊县等几个县的专业武斗队，亲自作战前动员，要他们“杀回去闹革命”，制造了大规模的诸暨武斗事件，打死群众167人。在党的“九大”召开期间，南萍一伙狂妄提出“解放玉环向九大献礼”的反动口号，调动9个县的2000多个武装人员，动用台州军分区船艇大队8条登陆艇，攻打玉环县，当部分群众乘机帆船向福建逃跑时，又进行追击，共打死群众79人，打伤58人。
中共浙江省委专案清查小组1978年8月
遵照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的指示，我们对熊应堂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进行了清查。现将他疯狂推行林彪、“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报告如下：
熊应堂与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周建来、王维国、陈励耘等，紧密勾结，进行反党分裂罪恶活动。早在1969年1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期间，黄、吴、邱等背着党中央，找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密谈3次，一再表示：“我们支持你们的”，“我们的插话也是有意思的”，“你们不要被人家搞分裂了”，“大权不能旁落”。陈、南、熊心领神会，秉承他们的黑指示，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党的九大期间，熊应堂是南京军区的代表，和陈、南勾结在一起，在吴法宪、叶群等直接指挥下，大搞反党分裂活动。九大刚结束，林彪要亲自接见他们，因南、熊外出未成。为此，叶群还专门给熊应堂打了电话，说“XXX对你们很关怀，想同你们谈谈，你们出去参观了。”嗣后，陈励耘将林彪赠给的芒果等分送给南萍、熊应堂，以示“关怀”。
九大以后，熊应堂与陈励耘、王维国等林彪死党，勾结更紧，鼓吹他们“是一条红线上的人”，“是同一个观点的，是一家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陈励耘、王维国对熊应堂竭力拉拢，吹捧他是“老司令”，“老军长、老首长、老前辈”。熊应堂5次去沪，均住在反革命据点——巨鹿路招待所。1970年国庆节，王设家宴“招待”鲁珉一家和熊应堂一家。席间，他们表示：“永远忠于林XXX”“祝林XXX找到了一个好接班人”，竭力吹捧林立果，等等。10月5日，熊又积极参与了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等召开的李寿山（南京军区原空军后勤政委 ）追悼会，进行反革命串连活动。他们鼓吹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个好同志”，“这不是李寿山个人问题，是个路线斗争问题”，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同志。他不仅亲自参加追悼会，而且以南、熊个人名义送花圈。追悼会后，王维国专门交待：“对南、熊送的花圈不能让南京知道，不能让南京知道南、熊同李寿山的关系，这是路线问题。”在追悼会的当天晚上，王维国设宴招待熊应堂、陈励耘等。席间，陈励耘说：“我们五军感谢二十军的支持。”“老军长的病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这不是老军长个人问题。”王维国也一再表示：“我们四军也要感谢二十军的支持。我们是‘二十九军’（指二十军、空五军、空四军加起来），今后一定还会得到二十军更大的支持。”熊表示：“我们和空四军、空五军是一家人，上海四军是我的老家，王政委对我照顾很好，来上海，就住你们巨鹿路招待所，不到警备区去住”。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熊应堂、南萍、陈励耘借口“有人反对接班人”，大搞“保卫接班人”的教育。1970年4月，熊在省革委会第6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说“接班人问题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引起重视”。我们“宣传林XXX不够”，“我们心中都要有林XXX的地位，忠于XXX就是忠于毛主席，这是大节”。他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把林彪描绘成从井冈山时期到文化大革命一贯正确的“英雄”，说“对林XXX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紧跟毛主席，就必须紧跟林XXX。”同年6月，熊在省工交战线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竭力吹捧林彪是“最光辉的榜样”，“最杰出的典范”，要“象XXX那样无限热爱……，象林XXX那样步步紧跟……，象林XXX那样勇敢捍卫……，象林XXX那样……坚决照办。”“把对林XXX的无产阶级感情加深再加深。”“紧跟……林XXX就是胜利！”熊应堂还在其他会议上，大讲“读林XXX的书，也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林XXX的话，也就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林XXX的指示办事，也就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林XXX的好战士，也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九届二中全会后，熊应堂伙同南萍、陈励耘竭力推行“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人家不突出我们突出”的反革命黑方针，公开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吹捧林彪的调子越来越高。熊、南炮制的关于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50周年》文章的《通知》，竭力吹捧林彪“一贯高举”，“最忠诚”，“最坚定”等等。7月下旬，熊应堂在温州“政治边防”会议上，又吹捧“林XXX关于加强政治边防建设的重要指示，是边防建设上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为进一步加强边防建设指明了方向。”“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边防建设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8月，熊应堂在永嘉县一次干部大会上，严厉指责主持会议的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读林XXX的语录。”“今后开会，在领读毛主席语录时，一定要读林XXX的语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和态度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向熊应堂等人明确指出了林彪的问题，而熊在9月13日，继续要省军区“党办”，“今后写文件，写讲话稿，要注意多用林XXX语录”。
正当林彪反党集团加紧实施《“571工程”纪要》的时候，熊应堂与林彪死党来往更加频繁。1971年1月，王维国派老婆杜贵珍专程来杭，给陈、南、熊“送礼”，并交代她：“这次去杭州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增强同空五军、二十军的关系。”“只要我们3个军团结好了，就可以控制整个华东地区的形势。”之后，熊应堂在湖州对二十军三支两军人员讲话时，强调要与陈励耘、王维国加强团结，说“我们‘二十九军’要团结战斗，我们团结起来力量就大，打起仗来不怕任何敌人。”“有些问题我们不好讲，要想得深一些，想得远一些。”
陈励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党面目暴露以后，装病转入地下活动，熊应堂多次前往“探望”，进行密谈。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点了陈励耘的名，并指示南、熊找陈谈话，要他向中央作出检讨。南、熊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在北京就商定，向省委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涉及陈的问题，还说“要团结，人家是受骗上当。”为陈励耘开脱罪责。
1971年7月6日，熊应堂伙同南萍秘密召集7个地委领导人开会，熊在会上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7月25日和8月14日，熊又在温州分别接见参加地区工业、财贸对口检查会议和地市机关干部大会上，散布“中国不久将发生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现在不能说，以后你们会知道的”黑话。
陈励耘、南萍、熊应堂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动用国家资金2100多万元，为林彪在杭州建造“行宫”——“704”工程。这个工程有防火，防弹，防原子等特种设备，地上地下各有200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还有坑道。并计划修建直升机场，在周围山上和大门两侧修建作战暗堡。熊应堂和南萍不仅亲自察看地形、选定地点，批拨经费，审定方案、图纸，还与陈、南炮制《“704”工程情况汇报要点》，委托陈励耘向林彪作了报告。《“571工程”纪要》出笼后，陈、南、熊又多次督促加紧施工，增调民工2000，限期在9月10日前完工，交付使用。
熊应堂、南萍积极参与林彪“北兵南调”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6日，周建平根据吴法宪“8·26”反革命作战预案，以组织航空兵协同作战为名，窜来杭州，向陈、南、熊传达了吴法宪关于增大兵力，成立航空兵联合指挥所的“新考虑”，熊、南委托周建平召开了空五军和东航联合作战会议，周在会上宣布，根据南、熊首长指示，向空军作了报告，他们（指吴法宪）完全同意，和原来空军意见一致，同意组成以空五军为主，东航为副的航空联合指挥所，指名原空五军军长白崇善担任正指挥，直接指挥东航和空五军所属部队。熊应堂、南萍表示：“完全拥护这次会议确定的问题。”12日熊、南向南京军区作了关于成立航空兵联合指挥所的报告，以此掩盖他们搞“北兵南调”的阴谋活动。会上，周建平还宣布，将驻北京的某部某营调浙江，隶属空五军建制，11日即派人来浙江勘察阵地，要这个部队20日到达驻地，限两日内做好战场准备，担负作战任务。
9月8日晚上，反革命分子于新野从上海窜来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阴谋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以后，陈在9日凌晨和下午，两次找南萍、熊应堂密谈。
熊应堂伙同陈励耘、南萍，对抗毛主席指示，搞反党乱军，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挑动武斗，血腥镇压群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文化大革命，其罪行也是十分严重的。
熊秉承林彪“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的黑旨意，伙同南萍，借口浙江省军区部队情况特殊，要求中央批准开展“四大”。为此，周总理曾明确指示：“部队不能搞‘四大’”，“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部队不能乱”。熊应堂根本不听，反而指使反革命分子林岗参加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独立二师调防会议，作乱军报告。在林岗被捕后，熊应堂伙同南萍亲自到独立二师作报告，公开煽动和支持部队“造反”组织的头头，说“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受到支持。”“要警惕伸进部队的黑手，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不要上当。”“既要勇于打击一小撮，又要敢于解放一大片，逐步团结两个95%”。熊在省军区机关建立“党办”、“学办”，实行单线联系，架空党委领导，军区系统多数部队成立各种“造反”组织，揪斗干部，非法夺权，一度使部队处于瘫痪状态。
熊应堂伙同南萍、陈励耘在驻浙部队中大搞分裂活动。1970年5月，熊应堂、南萍亲自到舟山和宁波，对部队干部作“指示”时说，“要独立自主”，“要顶住”，还说：“要与海军搞好关系，舟嵊就彻底孤立了。”
为了实现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大军区一块块吃掉的阴谋，熊应堂疯狂反对南京军区，恶毒攻击军区领导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手段，搜集整理南京军区的黑材料。1967年8月，熊应堂在驻杭某团政工会议上说：“在大街上游行时，人家喊打倒许世友，而我们战士不喊，对群众影响不好，这个思想工作要做。”同一时期，熊在二十军师、团干部会上说：“南京提打倒许世友、杜平，这也不奇怪，该打倒就打倒，我们要拥护。”“对形势要很好讲，为今后接权做好准备。”1969年7月，熊应堂和南萍在南京军区第五次党代会上，大搞分裂破坏活动。他们背着大会主席团，在师以上干部中大讲对南京军区的意见，竭力煽动二十军和浙江省军区代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会后，在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时，还继续攻击南京军区领导，宣扬自己如何“坚决斗争”，分裂部队。
中共浙江省委专案清查小组1978年8月
发：公社党委，驻浙部队
共印25200份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1978年9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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