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8-9-7 作者：[待确定]
现将山西省委和文化部党组关于《三上桃峰》事件的报告两件，转发给你们阅读。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等人，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期间制造了所谓《三上桃峰》事件，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判文艺黑线回潮”，这是“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现已查明，当时据以围剿《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纯属诬陷、捏造。“四人帮”制造的这一事件，在文艺战线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中央认为，《三上桃峰》事件应予平反。“四人帮”强加于《三上桃峰》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推倒。因《三上桃峰》而蒙受冤屈的演出团体和有关人员应予平反和昭雪。对于在围剿《三上桃峰》问题上跟着“四人帮”做了坏事、错事的人应当严肃对待，区别不同情况，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中央和地方报刊要写文章公开批判以“初澜”黑文为代表的种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谬论，以及“四人帮”借此打击迫害一大批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罪行。批判的矛头应集中在“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身上，对其他人不要公开点名。文艺战线要把对“四人帮”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的揭发批判，作为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三战役的一个内容，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在文艺战线的流毒和影响，进一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一九七四年二月，由原国务院文化组主持在华北文艺调演大会上，揭发批判了我省参加演出的晋剧《三上桃峰》。当时，说这出戏是“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四人帮”在原文化组的写作黑班底“初澜”还写了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对于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省委承担了领导责任，并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向毛主席、党中央正式写出检查报告。原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同志和原文教部副部长李蒙、卢梦同志等在不同的范围内作了检讨，写了书面检查，一并随同省委的检查报告上报中央，对他们没有作组织上的处理。当时我省文化局党的领导组成员、副局长贾克同志是该剧从始至终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负重要责任。因此，我们当时决定：贾克同志停止工作，进行检查，接受批判。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我们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时，决定：撤销他的文化局党的领导组成员和文化局副局长的职务。但因等待中央对省委报告批示，故至今未正式宣布对贾克组织处理的决定。
为了弄清《三上桃峰》的创作过程背景，当时我们曾三次组织专人进行调查，最后，省委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向中央写检查报告时，将关于《三上桃峰》出笼情况的调查报告，作为附件之一报送中央。原检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于有人揭发《三上桃峰》的编剧及支持编剧的同志事先了解该剧为刘少奇翻案的政治背景问题。我们反复进行了调查。从调查材料看，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人事先知道所谓的政治背景。北影导演桑夫在华北调演会上揭发说：“在太原有次吃饭时，我提醒过石丁同志《三上桃峰》有问题，当时贾克同志也在坐。后来一次看戏，我又向卢梦、李蒙同志谈到，这个戏有问题，和‘桃园经验’有联系，卢梦同志说：没问题，是根据《人民日报》通讯写的。石丁同志到昔阳和我谈起调演的事时，我又提醒《三上桃峰》的问题。”据我们多方面的调查了解，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原文化局创作组成员胡正同志请桑夫吃饭，在坐的还有陈怀皑（北影导演）、石丁和贾克。除石丁证明，桑夫说过《三上桃峰》的背景有问题的话外，陈怀皑、贾克、胡正等同志都说没有这回事。据石丁同志说，桑夫是听原北京青艺演员杜澎说《三上桃峰》和《春风杨柳》是同一题材，与“桃园经验”有关。但据杜澎证明，他对桑夫讲这话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下旬，在太原看了《三上桃峰》之后。因此，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三上桃峰》尚在创作剧本，并未上演，桑夫还没看过，显然不可能谈到这个问题。至于桑夫说他在同年十一月看戏时向卢梦、李蒙同志谈《三上桃峰》背景有问题的事，卢梦、李蒙同志都说：根本没听他说过这些话。因此，对所揭发的编剧和支持编剧的同志事先了解这出戏政治背景问题，三次都没有查到事实依据。从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山西有人事先知道《三上桃峰》所谓的政治背景。贾克同志也从未承认事先了解该剧的政治背景。《三上桃峰》在山西创作和演出过程中，与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政治背景没有任何根据。桑夫后来在调演会上的揭发是不真实的，纯属诬陷。
二、从编剧的过程来看，也不是有意为“桃园经验”树碑立 传。
关于“桑园”改为“桃园”，“桃园”变“桃峰”的问题 据调查，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秋，晋中青年晋剧团编写《三下桃园》时，将原《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 日）和《中国青年报》（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写的通讯中的“桑园”改为“桃园”，当时并不了解这篇通讯是所谓的为王光美“桃园经验”树碑立传。剧本设计一个女县长送马，是从剧场效果出发，特意为给名演员张鸣琴（女）安排这样一个角色。
文化大革命后，柳林县剧团在改编《三下桃园》过程中，曾设想过许多剧名，如《吕春英》、《春风杨柳》、《三上杏花岭》、《三下桃垣》、《新风赞》、《赎马记》、《桃李争艳》等。《三上桃峰》是剧团负责人任元恩提出的。在县委审查时，把上述剧名提出来进行过讨论，最后选定剧名，认为还是《三上桃峰》好，“峰”，代表山区，是高的象征，“三上”说英雄人物的境界一次比一次高。所以剧名的提出，也不是有意掩盖所谓这个戏的政治背景。
从以上情况看，当时支持和参与编写剧本的同志，事先根本不了解这出戏的所谓政治背景，因此也就谈不上所谓为刘少奇翻案了。“四人帮”及其在原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当时借《三上桃峰》的问题，搞突然袭击，无限上纲，是有他们的罪恶目的的。在“初澜”文章发表和广播后，全国批判、声讨《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们认为，“四人帮”及其党羽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为落实党的政策，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应予平反。王大任、李蒙、卢梦等同志就这一问题的检查应该撤销。贾克同志应恢复其文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的工作职务。
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支持这出戏的问题，而主要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走错了路线”，“偏离了方向”。因此，推倒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并不影响中央对解决山西问题的指示精神的贯彻，也不影响谢振华同志所犯路线错误的性质或减轻其错误的严重性。
和《三上桃峰》有牵连的还有一个赵云龙同志受“四人帮”迫害的问题。赵云龙同志是山西一个比较年青的作家。他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写过一篇《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是初稿并未发表。在这篇文章里有一段：“当前有一种提法，说‘塑造无产阶级典型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这就欠妥当。”作者接着写道：“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只应该从文艺的社会本质，即文艺与革命、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这些角度上来解释，来回答。在这方面，毛主席早就明确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文艺的‘根本任务’，应该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人物创造不过是文学艺人反映生活，并去影响生活进程的手段。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创造，也只是反映革命人民的革命生活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手段。因此，说‘英雄形象塑造是文艺根本任务’，是把文艺描写内容和文艺社会作用混为一谈，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作者的这些论点，在文章初稿征求意见时，就有人提出这是和江青的“三突出”唱对台戏，是毒草，是文艺黑线回潮，要组织批判。问题提出后，当时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于十二月六日批示：“座谈会，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以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为指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使犯错误的同志和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受到教益。”根据张平化同志批示，开了一个有三十八人参加的评论工作座谈会。会上赵云龙同志做了检查，事情就此结束了。但《三上桃峰》问题出来后，江青的亲信于会泳，在大会上宣判赵云龙同志的文章是反动文章，毒草文章，并且说这篇毒草文章，是《三上桃峰》的“理论根据”，至今山西方面并没有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由于于会泳在会上几次批判赵云龙的文章，接着，在报刊上亦有批判文章多次出现。所以一九七四年的四月十四日山西省文化局召开了一次由本机关干部二十余人参加的内部批判会，先由赵云龙做了检查发言，有几个同志作了批判发言。之后，赵曾向人说，中央有人点名批判他，怕戴帽子，怕坐牢，身体不好，受不了。于五月一日自缢。
对于赵云龙同志的问题，山西省委已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做出赵云龙同志是被“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迫害致死的结论，给予平反，并举行了安放骨灰的仪式。特一并报告中央。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利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三上桃峰》事件。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它的真实背景和内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切。文化部和全国文艺界，以至各地农村，不断有人提出搞清事件真相并作出相应处理的要求。文化部党组成立后，鉴于这一事件关系文艺路线的大是大非，组织力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止，情况已基本上清楚，解决问题的条件也已基本上成熟。现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简要汇报如下：
一、晋剧《三上桃峰》是一出比较好的戏。它通过两个生产队买卖一匹病马的故事，歌颂了共产主义风格，批判了本位主义思想。把这出戏打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的《三上桃峰》事件，是“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人，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机会，一手炮制的阴谋事件。从问题的提出、定调，到抛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黑文，在全国范围广泛展开对《三上桃峰》的围剿，都是由会于会泳在“四人帮”直接指使下进行的。
在一九七四年文艺调演期间，于会泳就曾以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名义，向政治局报送一个《关于晋剧＜三上桃峰＞的情况报告》，提出该剧“有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应该考虑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的方式进行批判”。他派人搞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并于二月初召开了由在京的四个样板团和调演代表团部分同志共一百多人参加的批判会，报道这次批判会发言的《简报》指出：“《三上桃峰》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 “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他还派人在山西代表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威胁说：上演《三上桃峰》“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三上桃峰》的戏？”“希望山西各级领导同志，考虑一下……这么大的事，完了？没有这么简单，完不了的！”
紧接着于会泳下令对此事涉及的一些人进行“政治思想情况调查”，又接连两天召开有样板团、中央各直属文艺单位和各代表团共二千六百余人参加的批判大会。在会演闭幕大会上，于会泳赤膊上阵，对山西省的同志打棍扣帽，大肆迫害。他说，这不是一般的文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上的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相呼应的”。他还把这出戏和山西省的一个青年教师赵云龙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联系起来；这篇文章指出，江青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于会泳硬说文章是戏的理论基础；指责山西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一九六六年林彪、江青炮制的《纪要》，是反对江青的。
为了竭力扩大事态和影响，他们密谋炮制了一篇署名“初澜”的黑文《评晋剧＜三上桃峰＞》。这篇文章由文痞姚文元亲自作了十一处修改，在其中一处他加写道“‘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最后，由江青、张春桥圈阅定稿，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抛出。这篇黑文实际上成为“四人帮”对于文艺事业和广大文艺队伍进行反革命围剿的一篇发难文章。
二、“四人帮”加给《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都是莫须有的。他们叫得最响的所谓“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根据不过两条：一条是，剧本取材于通讯《一匹马》（载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载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中国青年报》）。这两篇文章讲的是一件事，“是在王光美‘蹲点’的抚宁县发生的”，因此他们就认定：这“是‘桃园经验’的‘结果’”；文章和剧本都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另一条是，王光美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三上桃峰》剧中的女主人公青兰给桃峰大队也送去一匹大红马，因此他们又认定，《三上桃峰》为王光美，也为刘少奇歌功颂德。
现已查明，上述两条根本不是事实。《人民日报》所发通讯《一匹马》，不是报社组织的稿件，而是抚宁县群众根据真人真事自己投来的稿件。通讯所歌颂的，是抚宁县刘义庄大队和大刘庄大队的贫下中农，与王光美蹲点的桃园大队无关；所讲的事发生在贯彻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之后，即一九六五年春天，当时，王光美在一九六四年炮制的“桃园经验”已在全党、全国范围批判。他们编造的王光美送马的事更属荒唐。早在一九七四年，就有《人民日报》的记者作过调查，查明桃园大队的干部群众，对“初澜”黑文捏造王光美给他们送马一节很有意见。他们说，王光美从未给桃园大队送过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的确添了一匹大红马，那是向北京红星公社买的，有发货票可证。更何况通讯《一匹马》所报道的抚宁县长给刘义庄大队桑园二队送马的事，发生在一九六五年春，要比“初澜”所编造的王光美送马早一年。由此可见，“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认定《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依据，纯属无中生有。
三、《三上桃峰》事件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等人和他们的帮派体系，不但通过它搞乱了一个省，搞乱了一条文艺战线，也搞乱了全国各条战线的思想。“初澜”《评晋剧〈三上桃峰〉》一文，当时全国有三十二种报刊转载。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五百余篇批判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有二十八个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召开了批判会，大抓特抓所谓的“四上”和“五上”。一时间，全国范围内冤案迭出，谈“马”色变；牛也遭殃，湖南花鼓戏《还牛》就这样被打成了和《三上桃峰》一样的大毒草。他们的淫威所及，人们连“桃”字都怕，武昌县委和咸宁地委就因为儿童剧《桃山新苗》有一桃字，而郑重地重新审查了它的命名问题。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被践踏殆尽。上述山西青年教师赵云龙同志，因被于会泳反复批判而受到残酷迫害，终于含冤而死。
四、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因《三上桃峰》事件被搞乱了的是非至今还没有得到澄清，受到迫害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也还没有得到平反和昭雪。因此我们建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伸张无产阶级正义，对“初澜”的黑文《评晋剧＜三上桃峰＞》拟由文化部大批判组写出有份量的文章公开批判；对于因晋剧《三上桃峰》而蒙受冤屈的演出团体和有关人员，应当予以平反和昭雪。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四）》， 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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