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1-12 作者：[待确定]
遵照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将这个材料印送你们一阅，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请有关单位负责清查落实。
我省的机要保密工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总的情况是好的，作出聊很大成绩。但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是极其严重的。“四人帮”未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极力破坏党的机要保密工作，妄图控制、利用机要保密阵地，甚至窃取和出卖党和国家的大量机密，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在我省，保密与窃密的斗争，表现的相当尖锐和激烈。那些积极追随“四人帮”的闹派人物，总是利用自己窃取的部分权利，通过种种阴谋手法，大量盗窃党和国家机密，并且把控制和利用机要保密，作为他们妄图达到篡夺各级领导权力的重要手段。
他们为了掌握党委活动，竭力控制利用党的文件机密，非法私抄、翻印，随意扩散，甚至歪曲篡改，为帮所用，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咸阳市原革委会副主任杨淑芳，将李瑞山同志一九七四年在省革委会第使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带回后，没有向市委常委传达，就转给一个闹派头头，让其在市羊肉泡馍馆召集七十余人的黑会上作了传达。传达后，商量对策，大闹市委，以“请隐士、举逸民”的罪名，迫使市委将一批干部任免的决定作废。铜川市委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将中央四、五号文件刚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原市轻工局党委书记郭岱勋当晚就召集了十多个闹派人物开会，断章取义，歪曲精神进行宣讲，然后密谋策划，统一行动，一夜之间打倒市委领导同志的大字报贴满了十里长街。宝鸡市原市委常委张会奇，私抄党内文件资料一百五十四份，其中有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内部指示和接待外宾时的重要讲话四十件，华主席内部指示、讲话十三件，周总理指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讲话二十六件，中央文件十二份，还摘抄党政军、国民经济等各种绝密资料六十三种。他将这些文件资料送给同伙传看，用以接帮组派、结帮篡权，用以追求女性，乱搞两性关系。原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梦云，积极追随“四人帮”，授意团省委非党群众金令完将一九七六年中央发至省军级、县团级的全部文件，抄录在私人的笔记本上，作为长期使用的资料。更为严重的是，她还将周总理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上关于党内六次路线斗争讲话的绝密材料，擅自传抄。加以批注，指派人秘密翻印了二百份，散发到许多单位，制造反党舆论，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在竭力控制党内文件机密、为帮所用的同时，又以假乱真，大肆贩卖“四人帮”及其死党的黑货，公开翻印，广为散发，用以蛊惑人心，制造篡权舆论。原省革委会副主任单英杰，与一九七六年将从小道弄来的江青、毛远新、徐景贤的反党讲话以及“梁效”的反党黑文等七个材料，在千阳县印刷厂翻印四万一千四百册，发至宝鸡市十三个区县和公社以上单位。还批准将原宝鸡市委副书记李维林宣扬“四人帮”论调的所谓辅导报告制成录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到处播放，搞乱人心。
他们泄露党的会议机密，里通帮派，内外配合，进行篡党夺权互动偶那个。一九七四年，咸阳地位原组织部副部长舒兴昌，擅自将省地调查组关于处理咸阳市问题的会议情况捅给闹派，他们便纠合起来闹事，强行收走市委常委的个人原始记录本，将这些材料公布到社会上，闹得整个咸阳乌烟瘴气。随后又煽动部分群众徒步来到西安，大闹省委。一九七四年八月，李瑞山同志在咸阳地区两会期间，讲了反革命分子常本宽的罪行和省委准备逮捕的意见，并告诫一些闹派人物不要和常本宽搞在一起。这一情况，当天晚上就被告密给在西安的常本宽本人。一九七六年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张会奇从驻军一个秘书那里看到党中央关于毛主席的病情通报，便立即从宝鸡赶到西安丈八沟，将党的这一核心机密告诉了参加会议的省革委会常委中少数人，于是他们加紧了在这次会议期间篡党夺权的步伐。李世英、杨梦云等人利用晚上时间分别跑回所在地区和单位，向闹派透露会议内容，分析会议形势，内外配合，密谋向省委夺权。他们随意将党委会上讨论的机密问题，特别是人事安排问题，捅给帮派，将帮派内预谋好的意见带到会上进行发难，致使党委无法正常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原宝鸡市委副书记李维林，事先与张会奇、张忠印等人预谋好第三批突击提干的名单，强迫市委讨论通过。还未正式行文，张会奇就通知马忠林、马昌、邢秀坤等八、九人，一起大摆宴席，互称职务，弹冠相庆。西安市委在一起常委会上，刚讨论了赵以凡任文化局副局长问题，不待会议结束，原市委常委刘绪统便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打电话告诉赵本人，让摆好宴席。由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弄得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有的不是党委成员，硬要参加党委会议。领导成员发言，怕抓辫子，不让记录。甚至造成个别单位党委开会时怕走漏消息，连吃饭、上厕所都搞集体行动
他们利用通讯手段，搞串联活动，监视党委上下之间的联系，甚至利用党的机要通信渠道，向“四人帮”打小报告，为了结帮篡权的需要，千方百计在自己家里私装外线电话，避开单位总机对外进行社会串联，并吹嘘说这是“加强互相联系的重要途径”。铜川市邮电局原革委会副主任郭金川有，于一九七六年三月，肆无忌惮的给话务员布置窃听省委负责同志与市委负责同志的电话联系，监视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并将窃听的内容在黑会上进行传达，得意地叫嚣“这就是掌握走资派活动的重要渠道”。他还企图对话务员进行调整，安插亲信，长期监视党委活动。铜川市原轻工局党委书记郭岱勋，利用职权，通过机要通信向迟群、谢静宜、“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原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出七封诬告市委的黑信，利用机要部门向闹派人物打印发送黑材料。
他们不择手段，盗窃档案文件，利用篡改档案材料，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铜川市粮食局原组织科副科长樊智树，利用职权，把一个准备提拔为该局党委成员的赵警态同志的历史档案进行涂改。这个同志曾任过我人民解放军连长，因为反对他们的那一套，就将其历史改为国民党伪连长，并让上报审批。这个局另一个干部阮世玉，张贴大字报，公布了三十四人的历史档案，攻击市委 “牛鬼蛇神”，“不重视新生力量”。这三十四人的档案材料，是曾任过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贺志清等人所提供的。市公安局干部温生荣，为了打倒党委负责同志，竟不择手段，调转专政矛头，把许多公安案件处理情况公布到大街上，将自己亲自办理的一个富农分子私藏枪支的案件泄露给本人，并亲自登门为这个富农分子写翻案材料。铜川矿务局工人，现行反革命犯席学东，在原西北局进驻工宣队期间，盗窃中央、省委文件和档案资料一百六十六份。一九七六年，他将曾在西北局工作过的市委书记张铁民同志的历史档案公布在大街上，用以煽风点火，搞乱铜川，达到篡夺市委领导权的目的。矿务局工会秘书组组长柳惠选，为了给其姐夫程幸升解决入党问题，通过原组织部干事高庆义将程档案中的特务历史材料私自抽走，使程混入党内，并当上了支部书记。
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已经危及到党的机要保密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各种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受到严重阻碍，党的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的指示，就得不到有力地贯彻。
（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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