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1-15 作者：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
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总参谋部机关的“三查三整”运动，是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根据总参的实际情况开展的，是总参机关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继续和深入。运动从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起先着重是思想和作风方面的整顿，五月中旬后按照邓副主席和罗秘书长的指示，紧紧抓住分清路线是非、打掉派性、整顿领导班子这个重点，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摆了总参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把多年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在群众揭摆的基础上，对总参领导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核实，总参党委常委两次召开扩大会，听取各部局领导同志的意见，并进行了多次研究，对总参的一些重大路线是非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犯有错误的领导同志作了书面检查。十五个部局召开了党委扩大会，抓住本单位的主要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认识，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制订整改措施。绝大多数的机关支部进行了查整。在中央军委的关怀和领导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总的看，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发展是健康的，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一)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去年三月以前，揭发清查了“四人帮”在总参搞的阴谋活动，重点清查了胡炜以及一些部局四十二个同志的问题。在“三查三整”运动中，继续清查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联系揭批林彪，又清查了二十五个同志的问题。两年来，共清查了六十八个人的问题，其中军职以上干部十九人，师职干部十五人，一般干部和职工三十四人。采取组织措施的四十六人。在联系揭批林彪路线时，广大群众对总参原主要负责人杨成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一九七四年重新工作以后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发，总参领导对他进行了帮助。全部材料已报军委并由军委转给了本人。杨成武同志寄来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检查。
(二)紧密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这次运动，突出了路线问题，把林彪、“四人帮”连在一起揭批，把揭批林彪、“四人帮”与分清本单位的路线是非紧密结合起来，从总参范围来说，着重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迫害老帅，迫害老干部；大搞以人划线，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鼓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放火烧荒”，妄图搞乱总参；反对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和诬陷邓副主席等罪行。通过批判，一些被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得到澄清。有些部局还紧密联系业务工作，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民兵建设等罪行。对那些影响大，危害深，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重大路线是非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经验教训。
(三)进一步落实了党的政策，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总参机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审查或批判的共一千六百三十三人，虽经一九七二年以来的复查工作，改变了一些同志的结论，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复查工作很不彻底，遗留问题不少。揭批“四人帮”运动以来，特别是“三查三整”运动中，加快了复查平反工作的步伐。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凡是搞错了的都认真加以纠正，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总参和一些部局开了平反昭雪大会，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到去年年底为止，已为一千五百零五人落实了政策；属于冤、假、错案的五百七十九人，已平反昭雪四百三十二人。通过这项工作，伸张了正气，明辨了是非，调动了积极因素，促进了安定团结。
(四)整顿了团以上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的状况有所改变。一九七七年整党整风试点时整顿了一批，这次“三查三整”又集中对总参、部局党委和机关处室支部进行了整顿。到去年年底，二十八个军以上党委整顿了二十四个，八十一个师级党委整顿了五十八个，二百五十一个团级党委整顿了一百八十四个，多数部局的机关党支部也进行了整顿。在着重思想整顿的同时，也抓了组织调整的工作。按照军委全会关于配备领导班子的要求，对十一个部局和八个军级院校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还调整加强了部分师、处级领导班子。通过思想整顿和组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和团结得到加强，领导作风有了改进。
(五)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促进了战备和各项业务工作。通过整顿，党的观念、法纪观念有所增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发扬。广大干部思想解放，精神振奋，敢抓工作，敢抓业务了。不少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深入部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召开了人防工作、民兵工作和编制、通信、机要、外事等一系列业务工作会议和总参科学大会，明确了各项业务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总结交流了经验，促进了工作的开展。建立了岗位责任制，有的部局还组织了考核和岗位练兵。广大干部积极钻研业务技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业务能力和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航空兵一师党委的群众运动逐步深入，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步。
“三查三整”运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运动初期，我们对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对运动领导不力，在邓副主席、罗秘书长指出之后，才有了改变。(2)在运动中一般号召多，具体指导少，有时精力不集中，抓得不紧。有的单位运动进展迟缓，路线是非没有完全分清，认识不够统一，派性影响没有完全清除，领导班子没有认真整顿。(3)对作风的整顿抓得不狠，边整边改不够，有的整改措施落实得不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还比较严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依然存在，许多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篡军，控制和插手总参，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林彪死党黄、吴、李、邱以及温玉成、阎仲川等人把持总参期间，干了大量坏事。他们成立“前指”，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的预演；扣压、删改文件、电报，封锁毛主席、党中央；组织庐山会外班子，查找“称天才”语录，准备向党进攻的炮弹；破坏批陈整风，捂盖子，保自己；搞走大量情报资料和三万美金，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叛逃作准备，犯下了严重罪行。从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总参党委开过四次扩大会和专题清查会，集中揭发清查了他们的问题，向中央上报了九十七期揭发材料。在此期间，除中央审查的二十二人外，总参还清查了有牵连的五十九个人和二百二十多个问题。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这次“三查三整”，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继续清查了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和十次路线斗争中漏掉的、没有查清的人和事。十多年来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总参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有抵制、有斗争的，坚持了正常的领导和工作，保持了机关的稳定，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部队的顺畅指挥。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压力和影响下，当时的总参党委在一系列问题上也犯有错误，有的领导同志对林彪、“四人帮”跟得很紧，干了不少错事和坏事，没有及时清理，使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长期得不到澄清。通过“三查三整”，这些问题的情况已经基本搞清，分清了路线是非，统一了思想。
林彪、江青一伙把老帅、老同志看作篡党篡军的巨大障碍，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打击陷害，在总参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主要有：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军反党夺权，蓄意打击迫害贺龙同志，借作战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支持外事局的一张大字报，诬陷王尚荣等同志“在贺龙的指使和策划下，颠覆总参党委、篡夺总参谋部的领导权”，制造了所谓“八·二五反革命事件”。他们到处抓所谓“贺龙的人”。在总参首先打倒了王尚荣、雷英夫同志，谭旌樵同志也受到了诬陷。随后又以“配合王、雷”“阴谋颠覆总参谋部党委”等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陈鹤桥、樊哲祥、王善甫、王绍南、刘清明等同志，进行专案审查，使这些同志的身心受到摧残，并株连了家属、亲友。当时总参主要领导同志在“八·二五”问题上执行了林彪的黑指示，是负有罪责的。
罗瑞卿同志是我们的好总长。林彪迫害罗瑞卿同志，是为了扫除其控制总参、篡夺军权的障碍。当时，总参的主要领导同志积极追随林彪，参与了迫害罗瑞卿同志的活动。一九六五年夏，他按照林彪的意图召开座谈会，为整罗作舆论准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动员开展“四大”的干部大会上，他公开宣称总参有个什么“以罗瑞卿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一文中，大吹林彪，恶毒诽谤罗瑞卿同志，流毒全国。他还支持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派头头成立“斗罗筹”，总参还召开大会批斗罗瑞卿等老同志。郝治平同志受到株连，诬陷她伙同罗瑞卿同志搞“反党阴谋活动”，被关押迫害六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张爱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指控为“同罗瑞卿关系密切，批罗不积极，态度不好”，后又被强加了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贺龙罗瑞卿篡军反党的得力帮凶”以及“叛徒”、“假党员”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长期关押。
肖向荣同志拒绝参与陷害罗瑞卿同志的活动，不同意林彪关于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谬论，遭到林彪的迫害，诬陷他“反党、反毛主席、反军委”，是“漏网的彭德怀分子”，是所谓“罗瑞卿篡军反党这一案的主要成员”等等，对他进行专案审查，残酷斗争。
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迫害罗瑞卿、张爱萍、肖向荣等同志的问题上，当时总参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是有严重错误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有错误。
一九六七年以后，林彪通过当时总参主要领导人把持军委办事组，架空、取代军委常委。黄、吴、李、邱控制总参期间，变本加厉地封锁和迫害各位老帅。他们不准给老帅抄送极密、绝密文电，派人收集叶、徐副主席批过的文电手稿；他们恶毒诬蔑几位老帅、几位副总理，在总参布置揭批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整几位老帅的黑材料；他们还利用所谓“紧急战备”，把老帅赶出了北京，犯下了严重罪行。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总参有的领导同志也对几位老帅、老同志进行恶毒攻击。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指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之后，总参还在四好代表大会上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诬陷、迫害贺龙、罗荣桓同志，对薛明、林月琴同志也进行了打击迫害。他们诬陷薛明同志参与贺龙同志“篡军反党阴谋活动”，对她长期关押，强迫劳动。他们诬陷林月琴同志“同反党分子界限不清”、“政治上蜕化变质”，在总参批判肖向荣同志大会上，对林月琴同志搞“突然袭击”，“大烧大整”，强令搬出住地，限制活动。当时总参几个领导同志参与了对薛明、林月琴同志的迫害活动。
徐海东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杰出指挥员。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徐海东同志被诬陷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毛主席下台、交权”，还被诬陷参与贺龙同志“二月兵变”，“支持王尚荣、雷英夫夺总参党委的权”和所谓“七·二○”事件的后台。他们不顾徐海东同志重病在身，搞床前批斗，强行停药断氧。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下，徐海东同志于一九七○年三月含冤逝世。
彭绍辉同志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一九六七年总参党委扩大会对彭绍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搞所谓专案审查，诬蔑他是“假党员”，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折磨，健康受到摧残。
在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帅、老同志问题上，当时总参党委的少数领导同志适应了林彪、“四人帮”篡党篡军阴谋的需要，干了不少坏事，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在林彪、“四人帮”拉帮结派的组织路线影响下，总参的一些领导人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挑起了资产阶级派性。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时总参的主要领导同志就推行林彪路线，大造所谓“两个司令部”的舆论，搞“以我为核心”，并以对他的态度如何划线站队。在部局干部中也划分了两个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指明了革与保的对象。这种活动，在一九六八年二月总参“四代会”期间达到了高潮，影响很坏。当时总参有的领导同志带头吹捧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林×××的好助手，总参的好领导”，“我们军队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部局的领导人也搞以人划线，自封“核心”，在群众中搞“请罪站队”，抓“政治扒手”，任意上纲上线，整给自己提了意见的同志。总参的派性，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黄、吴、李、邱把持总参工作期间，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林彪拉帮结派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培植亲信，封官许愿，使资产阶级派性更加发展。他们对拥护自己的就包庇重用，反对自己的就排斥打击，利用清队、审干、干部下放等机会，打击不同观点的同志。进一步分裂了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期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直接插手总参和部局的运动，密谋在总参“放火烧荒”，妄图搞乱总参，乱中夺权。他们恶毒诬蔑总参有“死官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叫嚷揭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叶副主席和总参领导。总参有的领导同志在他们的压力下，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
一九七二年八月，作战部和总参领导同志不同意“四人帮”亲信浩亮等人在山东乱看军事设施，是完全正确的。作战部有的同志写信反映浩亮等人在山东胡作非为，引起公愤的情况，是对党负责的表现。但在批林批孔中，总参领导同志没有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中说：“作战部某些人的歪风邪气同山东的那股回潮翻案妖风搞到一起，遥相呼应，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大好形势，矛头指向中央。”这是完全错误的。
把“防突办”打成反革命机构，是“四人帮”搞的一个阴谋。总参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办公室自一九六一年成立以来，为我军战备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个别人帮林彪、叶群办了一些错事、坏事，九·一三后对他进行清查是必要的，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作战部向军委汇报运动情况的机会，抓住个别人的错误，诬蔑“防突办过去是林彪搜集情报的机构，现在变成向我们袭击的办公室”，把“防突办”打成反革命机构，并派胡炜抓了人，搞得人人自危。当时，总参党委没有把个别人犯错误和整个机构区别开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总参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中写道：“防突办是林彪擅自设立的”，“干了大量的坏事，问题十分严重”。总参个别领导同志也说“防突办”支部是“烂掉了的支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
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张春桥全面否定总参批林整风运动的成果，诬蔑“总参领导右，右得很”，是一些有问题干部的“保护伞”。王洪文派孙玉国、彭贵和等人，到总参和几个部局参加运动，搜集材料。胡炜积极推行“四人帮”的一套，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叫嚣“揭批总参党委，揭批部党委就是大方向”，“条条框框都要冲垮”。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总参和一些部局党委受到冲击，难以实施正常的领导，业务工作受到影响，机密安全受到威胁。由于“四人帮”的压力，总参领导对所谓“右倾”问题作了检查，还批评一些部局“右倾”；对一些同志的问题看得过重，有的领导还宣布过有些干部的清查结论可以不算数；经总参党委同意采取组织措施的人，有的是不该采取的，有的解脱得晚一些，伤害了同志。在这些问题上，总参党委是有责任、有教训的。
关于清查“北兵南调”的问题，根据叶副主席的指示，另作专题研究处理。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副主席时，总参党委常委在他们的压力和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当时总参主要领导同志在总参党委常委学习会上，布置查阅军委常委会议记录，整理所谓邓副主席的“错误”言论。同时要求常委同志回忆和查笔记，看邓副主席对总参有什么“错误”指示，联系实际，进行揭发批判。之后，汇集整理了邓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九月在总参和军委常委会上的十次讲话。常委开会进行批判，整理了简报，把十次指示作为附件，铅印二百份，上报中央，下发部局党委。六月中旬，经常委确定又印发到机关支部进行批判。这种做法是不正常的，是违背党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
一九七六年传达中央4号文件以后，总参党委常委进行了几次讨论，对邓副主席作了“揭批”发言，说了许多错话，并印发了简报，在总参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四月八日、五月七日总参两次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所谓“声讨”和“批判”，是常委集体讨论确定的。当时总参主要领导同志在万人大会上的发言调子很高，发言稿是他亲自授意起草的，他应负主要责任，但常委集体讨论过，也是有责任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参加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一部分同志去清华大学参观了大字报。后来总参陆续组织五千多人去清华大学参观，致使对邓副主席的许多诬蔑不实之词流传到总参机关。这是总参常委讨论决定的，常委要负责。
在这同时，胡炜让把清华、北大炮制的诬陷邓副主席的所谓“一百例”，印发当时参加常委扩大会的同志人手一册，在总参机关造成了思想混乱。责任主要在胡炜，但常委发现后没有提出异议，也是有责任的。
天安门事件后，总参按照上级指示，曾布置各单位对所属人员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抄诗词的情况作了追查，给下边造成压力。常委确定，不查叶副主席、刘伯承副主席住地两辆汽车去没去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但胡炜却擅自布置调查，为“四人帮”陷害叶、刘副主席卖力效劳。
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帮”以前，总参召开过三次“理论座谈会”，分别讨论了“阶级斗争是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问题。会上宣扬了“四人帮”的一些反动谬论，诬蔑了邓副主席，在总参机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三次座谈会，是由总参政治部提出建议，经总参个别领导批准召开的。第三次座谈会开始时，在京的常委同志都到了会，是有教训的。
在一九七六年的运动中，我们总参党委常委是有不少错误的。当时总参和参政下发的有关文件、讲话、简报、材料，应全部撤销；部局在运动中的问题，凡是按总参的要求办的，责任在总参党委常委，下边的同志没有责任。
两次路线斗争的实践，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和根本态度。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践踏这一原则，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造成严重的恶果。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下，我们总参有些同志，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犯了不少错误。林彪、江青自封“天马”、“女皇”，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我们有的同志不顾事实，也跟着搞吹捧之风，不仅吹林彪、吹江青，还吹叶群、吹黄永胜；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放火烧荒乱总参，诬蔑总参领导右，我们有的领导同志不仅检查自己“右得很”，还批评下边“不得力”，给部局党委施加压力，造成很大被动；七六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诬陷、迫害邓副主席，我们有的同志明知邓副主席的十次指示是正确的，还决定印发进行批判，造成很坏的影响，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林彪、“四人帮”把我军的老帅和老干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疯狂进行摧残和陷害，搞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当时要求完全识破他们反革命的面目，是不容易的。但是，说一点异常感觉都没有，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特别是有些同志，长期在老帅直接领导下工作，受到老帅的关怀、教育，有些老同志在一起共同战斗几十年，按理说相互应当是了解的，感情是深厚的。为什么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捏造罪名，疯狂迫害老帅和老同志时，我们有的同志明知是错的，也跟着说假话、造假案、干坏事呢?从有些同志的检查看，大体是四种情况：一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迷信林彪、“四人帮”的“特殊地位”；二是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毒害，认为“左”比右好，迂事“左”三分；三是怕整到自己头上，个人丢了官，家属受株连；四是为了向上爬，不惜出卖原则，陷害同志。这里有认识问题，有私心杂念问题，也有政治品质问题。斗争的实践教育我们，不尊重科学，不实事求是，就必然一害革命，二害同志，三害自己，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有多大压力，都应当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是我们应有的品质和气节。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通过设立专案，举办学习班和“群众专政”等方式，对干部、群众任意进行所谓审查。在审查中，违反党的政策，搞逼供信，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千百万人受到迫害和株连。总参是深受其害的，在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的单位对干部先定性后审查，先罗织罪名后编造材料。在一些专案组里，搞车轮战成风，各种酷刑有二、三十种之多。被迫害的同志，有的已含冤身死，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回顾这一段历史，使人触目惊心。林彪、“四人帮”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粗暴地践踏了人民民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必须永远废除。不仅我们这一代不能这样做，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能这样做。
林彪、“四人帮”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把自己的权力、意志当成法律，生杀予夺，草菅人命，在他们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他们从反面教育我们一定要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制，同各种破坏法纪的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做法，决不能容许；各种所谓“学习班”和没有法律依据的“群众专政”都应予以禁止；私自扣人、打人、抄家的非法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惩办。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必须永远废止。
在党内斗争和审干工作中，我们应当坚持：(1)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党内矛盾，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问题。除了对于极少数证据确凿的坏人，要坚决斗争、严肃处理外，对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严格划分具体工作错误、路线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楚，应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对干部要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不能一犯错误就全盘否定，把过去的功劳一笔勾销，一棍子打死。只要不是屡教不改的，处理时应取宽大方针。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处分，可轻可重的从轻处分。凡涉及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不论受审查、受处分的人问题多大，都不得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3)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审查处理案件，要认真调查研究，反复核实材料，取得确凿证据，按照党的政策，准确定性，恰当结论，正确处理。(4)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自以为“一贯正确”，知错不改，是党性不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任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大开“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不准人家讲话，压制对他们的任何批评，扼杀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在他们的影响和毒害下，我们总参也有一些同志，听不得不同意见，在党内搞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有的甚至给提意见的同志，随意扣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进行打击迫害。这样就破坏了民主，堵塞了言路，造成人们不敢讲话，心有余悸，谨小慎微，积极性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林彪、“四人帮”不仅摧残党内民主，也破坏党的集中。在他们影响下，总参有的人也跟着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使总参有些党组织一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严重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事实证明，踢开了党委就谈不上闹革命。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群众运动就必然失去正确的方向。
我们要认真吸取这方面的教训，把民主和集中正确的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当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我们又肩负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任务，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就更为重要。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内，在人民内部，真正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鼓励大家讲话，实行“三不”主义，把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凡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不允许个人说了算。有意见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口头赞成，心里反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允许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拿原则作交易。党委一旦形成决议，必须坚决执行，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各行其是。要关心群众的疾苦，爱护他们的积极性，认真解决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解决人民内部的一切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要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林彪、“四人帮”是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的罪魁祸首。他们分裂革命队伍，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培植亲信，网罗党羽，混水摸鱼，乱中篡权。我们有些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比较重，他们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在干部和群众中搞划线站队。对观点相同、拥护自己的，提拔重用；认识不一致或反对过自己的，排斥打击。几年来，我们对派性虽进行过多次的批判，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有的单位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有的同志认派不认党，迂事不向党反映，总要找那么几个观点相同的人，拉拉扯扯，嘀嘀咕咕，搞非组织活动；有的从派性出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心意的就执行，不合心意的就不执行，断章取义，阳奉阴违；有的在批判派性的同时，自己又搞派性，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站在派性的立场上看待干部、处理问题；有的对臭味相投的人，互相吹捧，互相包庇，对不支持自己的，就记小账，搞陷害，一有风吹草动，就出来表演一番，搞得你不得安宁。资产阶级派性对总参的建设危害很大，它搞乱了思想，涣散了组织，败坏了作风，破坏了团结，使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这次“三查三整”，我们把打掉派性作为整顿的一个重点问题，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少单位体会到，打掉派性，首先要打掉领导干部的派性。领导干部有派性要带头检查，自觉改正。要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特别要注意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切不可亲一部分人，疏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派，绝不允许搞以我划线，安插亲信，培植私人势力。对搞派性的要进行批评，不敢与派性作斗争的也要进行批评，支持搞派性的更要进行批评。要敢批敢斗，不讲情面，使派性没有市场。要发动群众联系单位的实际，摆派性的表现，论派性的危害，挖派性的根源，提高大家的认识，增强反派性的自觉性。对个别派性严重而又屡教不改的，不管是多大的干部，都要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一批二调，不能重用。通过这次查整，大家深深感到，象总参这样受害比较重的单位，开展反派性的斗争非常必要，不把资产阶级的派性搞臭、整掉，安定团结的局面就得不到巩固和发展。每个同志都要顾大局，向前看，警惕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准则。
十次和十一次路线斗争，我们总参都有不少干部犯错误，其中部局以上的干部就有四十三名。其原因：一是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二是学习不够，马列主义水平低，不能很好地识别真假马列主义，难免上当受骗；三是个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原因。从领导上检查，与我们没有认真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没有很好地抓紧对干部的教育和监督，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干部缺乏党的观念，背着党委干坏事；有的干部不读书，不看报，不懂马列，爱吹不爱批；有的干部称王称霸，随意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我们有些党组织对此不抵制、不斗争，听之任之，丧失了党的战斗力。
这个深刻的教训，再次提醒我们，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各级党组织对每一个党员都要从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进行监督。监督他们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模范地遵守党纪、军纪、国法，有没有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弄虚作假、贪污腐化和其它违法乱纪行为。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列，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参加支部和小组的生活，接受基层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监督；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有事同下级和群众商量，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不能自以为高人一等，听不得批评；要互相支持、互相信任、互相谅解，工作出了问题要主动为下边承担责任；要严格教育自己的家属和子女，不要放纵他们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要坚持党委交心通气制度，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对干部进行考核，做到功过分清，赏罚严明。军委强调治军要严，首先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榜样，做学习的榜样，实事求是的榜样，艰苦奋斗的榜样，遵纪守法的榜样，决不要做特殊党员。
总参机关的“三查三整”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总体来说，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但是，不能“一刀切”，少数单位的运动需要进一步深入，多数单位也有个巩固和发展运动成果的问题。因此，贯彻中央三中全会决定，转移工作重点，一定要根据各部局的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妥善安排，善始善终地把运动结束好。
运动没有结束的单位，必须按照总参党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再用一段时间，把运动搞到底。路线是非一定要分清，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克服，决不能敷衍了事，草率收兵。这些单位，可以把“三查三整”同传达贯彻中央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但要加快速度，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争取在二月底以前搞完，跟上工作重点转移的步伐。
运动已经结束的单位，要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军委〔1978〕42号文件的要求，发动群众，进行验收，搞好运动的总结，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做好战备工作。
根据党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认真处理好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切实做好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抓紧搞好结论定案工作；解决好三支两军人员中的遗留问题。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顺利地完成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把领导和群众的智慧和精力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一九七七年军委会议和一九七八年全军政工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为把我军建设成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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