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10-0 作者：[待确定]
许健生，男，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江津人，中共党员，行政十五级。一九六一年调入红旗杂志社，任编辑。一九七一年四月，经驻《红旗》工宣队的推荐，反党分子姚文元指定许健生为《红旗》杂志临时编辑小组召集人，五月又为第一召集人。此后，在姚文元的控制下，一九七三年四月，当上编辑小组支部书记。同年九月，当上出席党的十大的代表。
从一九七一年四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前，许健生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明确职务。在此期间，他作为《红旗》杂志编辑小组主要召集人，负责组织日常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多次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见报和出席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姚文元在同原《红旗》杂志编辑小组召集人谈话时明确提出：“我挂总编辑名义，表示负责。核心小组组长不兼，不能对日常工作负责。”暗示许健生将担任拟议中的核心小组组长。从此以后，许健生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已经负责初审部分稿件，可以初步确定每期刊物目录和版面计划。
“四人帮”横行时期，在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下，《红旗》杂志成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许健生主持日常编务工作，与“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活动是有许多牵连的。经过查证，现将已经落实的有关错误事实概述如下：
许健生在政治思想上是紧紧追随“四人帮”的。几年来，他每月都和其他召集人一起被姚文元召去听取所谓“宣传指示”，按照“四人帮”的反动意图组织和撰写文章。他主持日常编辑工作期间，《红旗》发表了大量反党文章，其中有相当部分，他或者参加过讨论提纲，或者看过定稿后的清样，负有政治责任。
根据本人交代和初步查证，从一九七三年十月到十九七六年十月的三年时间内，许健生直接经手（指授意、有重要修改或亲自组织处理）有严重问题的文章约有三十五篇左右。这些文章分别在不同阶段鼓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左路线，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如一九七四年的《广泛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认真学，深入批》、《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一九七五年的《克服经验主义，认真看书学习》、《从宋江看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质》；一九七六年的《×××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等许多篇文章，都是在“四人帮”掀起的几次反党高潮中发表的，造成恶劣的影响。
许健生在为“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过程中，是相当积极主动的。他主持日常编务工作，主要是通过制订选题计划，组织撰写评论，贯彻体现姚文元的“指示”和意图。每期刊物制订选题计划，都是由许健生主持讨论修订，报送姚文元定稿的；每期刊物的自写评论文章，许健生或参加过起草讨论，或作过修改。从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版面上开始出现的署名“池恒”的评论文章，就是许健生主持筹划的。三年中间，用“池恒”或“程越”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共二十一篇，大多发表在刊物的头栏头条重要位置上。许健生主持组织了撰写送些文章，负有重要责任。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在姚文元的控制和指令下，二月份出版的《红旗》杂志公然不刊登总理遗象和悼念文章。这一严重政治事件是许健生处理和经办的。开始时，许健生就在编辑部内部传播“四人帮”所谓关于压缩悼念总理活动报道的精神，并对要求《红旗》刊登悼念总理文章的读者来信不作处理。以后在向姚文元请示时，他又揣摩迎合姚文元的意图，提出“封面是否用红字”的问题；姚文元决定不登周总理遗象封面仍用红字，他忠实执行。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表明，许健生追随“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立场是比较自觉的，他对“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行径明显地感觉到了的。
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题为“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一文中，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荒谬提法。对此，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一位同志来电话指出，这一提法与周总理对十七年科技界工作红线占主导地位的估价是对立的，要求作出说明和回答。许健生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不作核对，反而在编辑人员会议上攻击为“阶级斗争新的动向”，要求大家注意。这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会后中直机关小组进行了四个半天的讨论。许健生代表《红旗》杂志参加会议。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中直机关的小组讨论会上，许健生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全盘否定一九七五年党中央、国务院在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中取得的成就，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一大批其他领导同志，放肆地叫喊要掀起一场反右派斗争。这个发言兜售的主要是姚文元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十七日两次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话中的反动观点，在当时明显地超出了中央打招呼会议传达讨论的范围。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编辑组内部一个同志写了一份所谓批判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的材料，观点极端错误。许健生看后立即提供给姚文元，这份材料经姚文元定稿后先后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七六年111号附页）、《内部参考》（七六年26期）上，发至政治局和省军以上领导机关参阅。这是许健生主动向“四人帮”提供的攻击性“炮弹”。
一九七五年冬、七六年春，姚文元在同原《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话时，多次用歪曲原意的手法影射攻击说，有人只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准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这前后，许健生通过编辑汇报的全国卫生会议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情况已经了解到，姚文元影射的所谓“有人”主要是在诬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但是不久，在一九七六年第三期《红旗》刊登的《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许健生却授意把姚文元的谈话观点塞了进去，并亲笔写上一大段文字，攻击这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玩弄的“把戏”。
同一时期，许健生还通过文章批判所谓“技术私有”，攻击李先念同志。一九七五年五月，在全国卫生会议有关部委领导同志参加的汇报会上，李先念同志讲话时指出，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技术私有。要讲辩证法，既要反对业务技术挂帅，也要反对空头政治。这一指示，参加会议的编辑向许健生作了汇报。但是，在组织写《反击卫生界的右倾翻案风》（载七六年第四期《红旗》）一文时，姚文元布置批判这一指示的观点，许健生清楚地知道背景和矛头所向，仍然积极支持编辑和作者写了进去。
一九七五年一月，《红旗》借调编辑、昆明军区宣传部干部曲弦，调回昆明军区宣传部工作。曲弦回去之后从一九七五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七月，给许健生寄来大约二十二封信件，密报昆明军区和云南省的情况，其中现已查有实据的由许转送姚文元处有六封。这些信件纯属黑信、黑报告，其主要内容有：攻击和诬陷昆明军区党委负责同志，密报昆明军区指战员和云南干部、群众抵制“四人帮”的革命活动；总理逝世后，曲弦又写来劝进书，要求王洪文、张春桥当过总理。有的信件指名攻击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和指示，攻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在同一时间内，许健生给曲弦写了七封回信，向曲弦透露“四人帮”的反动意图和《红旗》宣传动向，鼓励和支持曲弦的上述活动。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旬，曲弦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两次来《红旗》找许健生摸情况。许健生把“四人帮”的一些反动意图，同样透露给了曲弦，从而迅速传到“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体系之中。
一九七六年六月，许健生还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写作组的林敬荣、王希伦转信给姚文元，攻击云南省委，诬告新华社云南分社。
上述事实说明，许健生在我党同“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是紧跟“四人帮”的，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已经陷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之中。
“四人帮”粉碎后，开始一段时间，许健生对自己的错误和对党造成的损失，缺乏认识。在党的政策感召和群众运动推动下，他的态度有所转变，陆续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并能够交代一些反动思想和动机，有争取同“四人帮”划清界线的愿望，从全过程看，态度基本是好的。
胡锡涛，男，四十四岁，行政二十二级。一九七三年调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是姚文元指定的非法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
胡一九六三年在华东局内刊工作时，就同姚文元结识。一九六八年，姚文元篡夺了《红旗》杂志的领导权，胡被“选拔”到《红旗》上海组稿组（即后来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上海群众炮轰张春桥时，胡保张有功，得到“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赏识。一九六九年，胡参加炮制《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极力吹捧江青，受到张春桥的夸赞。一九七○年，在徐景贤、朱永嘉打招呼的情况下，胡锡涛到华东局干校履行手续入了党。一九七二年，姚文元深感控制《红旗》“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不行”把胡从上海调到《红旗》工作。
从调来《红旗》到“四人帮”倒台，胡锡涛经手编撰了大量毒草文章。《红旗》发表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原文化部写作班子的反动文章，许多是他参与写作或经手处理的。他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有关正确指示，攻击邓小平同志，不择手段地吹捧“四人帮”；他同“四人帮”一些死党、余党来往密切，大搞帮派活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制造了许多反革命舆论，干了不少坏事。主要事实如下：
1、对抗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一九七五年初，电影《创业》上映以后，最初胡锡涛还认为电影是好的，并准备写文章予以肯定。后来得知“四人帮”要扼杀《创业》，胡马上随声附合，积极参与这场反革命围剿。三月，胡锡涛按照姚文元的意图，以《红旗》编辑小组的名义起草了否定《创业》的黑报告送姚转江青，并主动写了《创作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文章（未发表），罗织罪名，围攻《创业》。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创业》作了批示，胡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上，肆意歪曲和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他到处散布“调整是放宽”、“无大错不等于无小错”一类从江、姚那里贩来的谬论，竭力为“四人帮”开脱罪责。他对《解放军报》等宣传毛主席批示、赞扬《创业》的文章十分不满，诬之为“右倾思潮的抬头”。同年九、十月间，外文版《中国文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人就可否发表《创业》剧本征询胡的意见，他以“无大错并不等于很好”，横加阻拦。到了十二月，“四人帮”向党发起进攻，胡又紧跟“四人帮”，把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诬之为“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并作为“右倾翻案风”来批判。
2、同毛主席关于“四个缺少”的批评唱反调。一九七六年二月，胡锡涛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伙同于会泳等人抛出《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动文章。胡早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就听到毛主席对文艺方面“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批评，可是在写文章时仍亲笔加上“近年来”的文艺创作“无论在质量方面或数量方面，都有新的飞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还说“文艺界的十年，是旧貌变新颜的十年，是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年”等等，蓄意颠倒黑白，为“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唱赞歌，同毛主席关于“四个缺少”的批评唱反调。
1、伙同梁效写文章批周总理关于理科从中学招生和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指示。胡锡涛明明知道从中学招生和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是周总理的指示。早在一九七二年十月，王知常来京时就告诉过他：“总理最近有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教育部也有人告诉过他，部里不久前传达过周总理关于从中学招生和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的指示，还把传达时的记录本给胡看过。可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胡锡涛组织梁效写《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时，竟要作者把从中学招生问题作为靶子来批，并亲笔作了大量修改；文章还突出批了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问题。在核实材料时，作者曾反映：北大一些同志提出，招生问题那样写，会不会同周总理指示相抵触，希望编辑部考虑，胡却置之不理。在同期发表的题为《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一文中，胡锡涛又违背作者原意，硬塞上了大段批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的内容，说什么“抓好基础理论课”就是“企图把青少年学生重新关在校门内死读书”，“是要走回头路”。
2、周总理逝世后的反动言行。胡锡涛诋毁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诬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周总理的热爱与怀念，多次胡说什么：“总理逝世，左中右都伤心，正如大观园里哭贾母，各有各的伤心处。”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东海舰队的隋启仁（当时借调到军报工作）托胡给姚文元转一封信，把驻京部队一些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在总理治丧方面的种种阴谋活动表示义愤的情况，作为“反动思潮”向“四人帮”告密。胡锡涛连夜将此信转姚，并附信介绍写信人“政治倾向是不错的”，说信中反映的情况“性质和去年夏天盛传的反革命谣言一样恶劣”，建议姚将此信转张春桥一阅。姚看后立即转给张。一月下半月，胡锡涛看到《学习与批判》刊登了总理遗象和讣告插页，他就在一次给朱永嘉的电话中责问道：“你们加了插页，《红旗》没有加”，“你们这样做法，增加了《红旗》的被动”。对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胡锡涛又攻击说：“这叫做用死人压活人”，劝阻别人参加。
3、在批林批孔中搞攻击周总理的影射史学。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胡锡涛经手处理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评吕氏春秋》、《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等九篇借批历史上的宰相，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毒草文章。胡当时明确知道，“四人帮”大讲历史上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是为了开展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复辟和反复辟》一文发表后，朱永嘉和王知常都向胡传达过：“江青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好就好在批了吕不韦，吕是个宰相。”在写《评吕氏春秋》过程中，胡两次打电话向上海传达姚文元的意图：“重点批折中主义”。在胡的启发下，文章在修改时，突出了“当机会主义者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等影射攻击的内容。《秦汉之际》一文，是以捧吕后、批李斯为中心内容的，是一九七四年七月，朱永嘉来京参加法家著作注释会议期间赶写的。胡锡涛参加了酝酿，提供过情报和资料，初稿出来后又提过修改意见，最后还动笔修改。文章借评李斯在赵高政变中“私心重，骨头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已极的地位”，“摇摆不定，妥协退让”，影射攻击周总理。
胡锡涛通过编写文章极力美化“四人帮”，为他们树碑立传。胡在所谓宣传样板戏的幌子下，把“四人帮”控制的文坛，描绘为“有史有来未有过的革命文艺繁荣局面”，为江青歌功颂德。例如，在一九七五年第七期发表的《京剧革命十年》一文中，说江青一九六四年《谈京剧革命》发表后，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吹捧这个讲话“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是一篇向修正主义宣战的檄文”。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一文（一九七四年第一期），说什么“革命样板戏创作的历史，每一页都铭刻着共产主义者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给江青戴上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桂冠。
胡锡涛还不放过任何机会，采取间接的手法吹捧“四人帮”。例如，在遵照“四人帮”意图写出的《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文中，胡硬塞上一段同该文内容毫不相干的文字，吹捧姚文元一九六三年批判德彪西的“功绩”，说什么“那次批判，对于当时泛滥于音乐界的崇洋复古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又如，胡锡涛知道王洪文自比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冬子，在影评中就借题发挥，大谈“儿童团斗垮还乡团”，为王洪文唱赞歌。
胡锡涛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吹嘘“四人帮”的“革命性比任何人都强”，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马列主义水平高”等。毛主席逝世前夕，江青加紧篡权阴谋活动，迫害毛主席，胡锡涛竟到处对人说：江青“连续四十多小时没有休息”，“到新华厂劳动是为了抑制自己的极度悲痛”，吹捧她如何“坚强”等。上海的群众对张、姚搞篡党阴谋强烈不满，当有人向胡报告这些情况时，他却胡说那是因为张、姚“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胡锡涛对“四人帮”能否抢班夺权问题极为关注。在周总理逝世到毛主席逝世期间，胡多次同于会泳、徐海涛、朱永嘉等人密议，盼望“四人帮”接班。一九七六年六月，胡看到中央关于毛主席患病的电报，深夜跑到于会泳家密谈。他们攻击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胡吐露说：“没有想到”毛主席选中华国锋同志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兼总理。九月十六日，朱永嘉来京参加毛主席治丧活动，对胡说：“批邓以后，实际上是春桥主持中央工作，将来也仍然是张春桥当家。”又攻击说，华主席“是搞实际工作的，在理论上不如张、姚”。胡听了很高兴，赶紧约徐海涛到于会泳处进行传播和密议。徐说：“按我们的心愿当然是希望春桥当主席。”胡则说：“如果春桥的位置再上去一点，作个副主席也好。”在此前后，胡还向《红旗》编辑部和上海写作组一些人散布过“张春桥可能接班”等言论。他同上海写作组一个人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还说：“从理论水平来讲，春桥的可能性最大。”并让这个人注意看九月十八日报上登的一幅政治局全体悼念毛主席的照片，说：“春桥的位置排在正中间，明显地突出，……明眼人一看，是十分清楚的。”
1、鼓吹最担心军队闹事的谬论。一九七六年六月，毛主席病重，“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胡更关注军队的问题，他同于会泳、徐海涛密议形势时认为：“因为王、张、江、姚不掌握军队实权，总是危险的”。还说：“军队等级森严，对提拔新干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感更大”。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又在一块议论，胡说：“总是担心军队要闹事，要搞掉王、张、江、姚”。胡还攻击总参、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说：“担心北京军区和南京军区闹事，因为北京军区掌握实权的△△△和南京军区掌握实权的△△△都是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期调去的人。”
2、影射攻击解放军存在“骄兵悍将”。一九七四年春，胡锡涛遵照姚文元的授意，组织和修改了《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一文，在写作过程中，他曾同王知常议过姚授意搞这篇文章的意图，他们认为是针对当时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是要“收军队的权”。文章通过歪曲历史，贬低王翦父子的战功，影射攻击我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老将老帅，说什么“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暗示现实中存在“骄兵悍将”。他在修改时，还亲笔加上“政治路线对了，将领的作用可以得到发挥；政治路线错了，将领还能发挥啥作用？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还会垮台!”把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对立越来，妄图煽动乱军。
3、一九七五年十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隆重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胡锡涛对这项宣传活动非常不满，攻击这“是为老将老帅评功摆好”。
1、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收集情报，递送消息。胡锡涛从调来《红旗》到“四人帮”覆灭这几年，一直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写信、打电话和来往于京沪的人捎话等形式，传递了大量消息。胡锡涛在《红旗》可以看到毛主席接见外宾谈话等绝密文件，每月从姚文元那里又听到政治局会议一些情况，这些许多在编辑部都不传达，而他却非法地原本本地传给上海余党。例如：一九七三年他听说毛主席批评一位同志不看《红楼梦》，他立即把这个消息，连同姚文元传达时攻击这位同志的黑话，传给上海写作组。写作组根据这个情报，写文章围攻这位同志。一九七五年四月，毛主席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提出了批评，姚文元对一般编辑严密封锁，胡锡涛却打电话告诉王知常；不久，他又到上海与王议论毛主席批示的背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胡锡涛听了姚文元传达的毛主席十二条指示，当时这些指示还未向党内传达，他就抢先透露给上海写作组。
胡锡涛还经常根据“四人帮”的意图，提示上海的余党如何步步紧跟。每当“四人帮”有新的“精神”，他总得设法通给上海。《红旗》每月出版前，他就把目录安排和重点文章内容告诉上海，让《学习与批判》对口径。一九七四年三、四月间，他发现上海的报刊批孔文章越来越少，就给王知常打电话说：“批孔文章要马上赶上去”，并让王向徐景贤打招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他意识到“四人帮”即将向党发起全面进攻，赶紧写信告诉朱永嘉，说他正在搞一篇教育战线发难的文章，并把当时张、姚在《红旗》一篇文章上批的一些话抄给了朱，叫朱尽快组织文章跟上。还说：“联系到七、八、九月的动向，我感到似乎有两个司令部”。一九七六年六月，毛主席病重，他赶紧给朱传达姚文元的黑话：“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岗位。”
上海的余党也经常交给胡锡涛一些任务，他总是努力去完成。例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徐景贤要步江青的后尘，接见美国记者维克特，特派王知常来京向胡要江青接见时的谈话文件。胡就采取欺骗的办法，把文件从机要室弄出来交王摘抄。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时，上海余党要写文章，感到材料不足，胡立即把《论总纲》连同姚文元的旁批，抄寄给他们。此外，胡锡涛还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同上海余党统一认识，配合行动。例如一九七六年三、四月间，群众对《文汇报》反周总理的宣传提出严厉质问，胡赶紧同上海通电话，统一口径。此后他就到处游说：那是某夜班编辑造成的差错，与上头没关系，为“四人帮”开脱罪责。天安门事件后，张春桥对上海余党说：“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朱永嘉托人向胡传达，提醒他注意帮派团结；朱还叮嘱胡：“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要能独立作战，在出了问题的情况下，人家攻了怎么办？”
2、同在北京的一些“四人帮”党羽多方串连，配合行动。胡锡涛在北京接触的主要人物有于会泳、徐海涛、周宏宝、陈亚丁、祝家耀、金祖敏等。每当党内斗争尖锐的时候，他们就聚在一起，通报和研究“四人帮”的意图，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社会上流传许多对“四人帮”不满的议论，胡锡涛感到很忧虑，他向于会泳、徐海涛、祝家耀等人摸底，又同上海王知常打电话商谈。统一口径后，胡就以“辟谣者”的姿态，到处大批“谣言”。十一月，“四人帮”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于会泳向他透露，政治局已批评邓小平同志，并一块攻击了一番邓小平同志。后来，胡又把他们议论的内容告诉徐海涛。同时在编辑部一次会上，胡激动得流了眼泪，说：“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是西风压倒东风，造反派受压”，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一九七六年春节时，胡和徐海涛又到于会泳家。于向他们透露了前一天国务院会议的一些内容，大谈邓小平同志如何检讨，吹嘘张春桥在会上起了主要作用等，胡听了连声叫好。二月，陈亚丁到胡锡涛家探听情况时，胡向陈打招呼，要他们主动批判，《解放军文艺》社整理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座谈记要》，并威胁说：“你们这个问题很严重，在文艺方面的右倾翻案言论中，你们这个材料是最系统，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部决定组织全国批判”。事后，胡还向于会泳汇报了上述情况。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都非常得意。四月二十二日晚，周宏宝约请胡锡涛、金祖敏、徐海涛等人吃饭聚会。他们一块各自吹嘘反邓的“功绩”，分析认为国务院许多部门还存在阻力。胡锡涛发表了许多攻击外贸部和国家计委等单位的言论。唐山地震后，胡锡涛向于会泳传达了姚文元攻击有人“要转变纲，去抓生产”的黑话，于也表示“担心地震冲淡”他们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说文化部正在写文章发排炮，让胡挑选在《红旗》刊用。六月毛主席病重、九月毛主席逝世，胡锡涛同于会泳、徐海涛又聚会一起，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抢班夺权造舆论。
胡锡涛还卖力地为“四人帮”控制的一些部门摆脱困境出谋划策。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传达后，“四人帮”控制下的文化部日子很不好过。胡锡涛对此感到很焦急，八、九月间他同“初澜”密商，要他们写文章在《红旗》露面，以解其围。搞了两篇，姚文元没有通过，后又搞《春苗》影评，一连送了三个月，姚仍未点头。最后胡又串通徐景贤、于会泳向姚“求情”才发表了。胡锡涛为了帮助周宏宝在教育部摆脱困境，在抛出毒草《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前，给周打招呼，要周抢先贴大字报揭发周荣鑫部长，争取主动。后他又同徐海涛密谋，让周向张春桥写信争取支持，使周当上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教育部要成立核心小组，胡不同意周排斥迟群的做法，要周和迟群“求同存异，搞好团结”，有事多找迟群商量，促进周、迟合流，共同篡夺教育部的领导权。
3、抓住一切可乘之机，拉人效忠“四人帮”。一九七六年二月，胡锡涛装出一副“关心才上级”的样子，对解除监护、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前国家出版局局长△△△做工作，拉他投靠“四人帮”胡说：“你是九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的老干部，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还威胁说：“江青对你意见大，说你是坏人”。劝他赶快给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写信投靠。接着胡亲自代笔，在信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肉麻地吹捧“四人帮”，表示要坚决同邓小平同志划清界限。信发出后，胡又积极鼓动和拉拢他到上海“学习”，进一步密切同上海余党的关系。
毛主席逝世后，复旦大学季昌华两次写信给胡锡涛，表示要效忠“四人帮”，在信中叫嚷，现在斗争更复杂尖锐了，“如果右派上台”，“我跟你们”“重上井岗山”，“上山打游击，”。胡复信表示支持和鼓励。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胡锡涛还鼓动文物局一个人和浙江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给张春桥、江青写信“汇报工作”，以示讨好和投靠，遭到了抵制。
1、通过“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或利用老熟人的关系，胡锡涛把手伸进了《历史研究》、《人民音乐》、《北京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中国文学》、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干预这些单位的宣传工作。胡利用这些单位的头头或熟人向他讨“精神”的机会，大力贩卖“四人帮”的黑货。胡锡涛还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替一些刊物出主意，出题目，审改文章。当他发现这些报刊有不符合“四人帮”要求的文章时，就干涉指责。“四人帮”从上海调来两个人当《历史研究》和《人民文学》的头头，朱永嘉等向胡打招呼，要他多支持，他也积极照办。
2、插手江苏和上海复旦大学的运动。胡锡涛积极支持江苏的帮派头头汤大民（原南京市革委委员，胡的熟人），反对省委领导。汤经常给胡写信，诬蔑邓小平同志，攻击省委。胡表示同意与支持。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南京人民悼念周总理，汤诬蔑为“南京街头正在闹事”，胡立即回信煽动说：“反革命谣言及闹事背后，似乎总有人在指挥、串连、煽动，必须把这为首分子揭露出来”。又说：“现在，要把运动深入搞下去，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班子。”提出“要回击当前那股反革命逆流”。汤根据胡的这些黑主意，在南京贴了《天安门广场与南京街头》的大字报，影响极坏。六月底，汤针对省委又向胡提出了一系列怎么办的问题，胡回信说：“恕我不能直言”，然后暗示：“京、沪的许多革命同志都深感雨花台事件和天安门广场事件一样严重，就其时间来说，恐怕更恶劣些。关键在哪里?……一句话就全概括了‘走资派还在走’。”矛头指向江苏省委。
胡锡涛对复旦大学的斗争一直很不放心。一九七二年调《红旗》后，他通过驻复旦大学工宣队的老关系，支持紧跟“四人帮”的学员△△△担任中文系（胡曾在这里工作过）党总支副书记。此后△经常向他反映学校的情况，他则向△灌输“四人帮”的一套，干扰中文系的运动。批林批孔期间，学校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朱永嘉，△指名道姓地向胡作了汇报，胡立即把信转给朱永嘉，予以镇压。
以上事实说明，胡锡涛利用在《红旗》的地位和条件，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自觉站在“四人帮”一边，积极推行“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在帮派体系中表现很活跃，实际起到了帮派骨干的作用。他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对党对人民是有罪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听到党中央的正式传达前，胡锡涛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曾认为是“发生了右派政变”；听了传达后，虽然有所转变，但还认为对“四人帮”要历史地看，不能全盘否定。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才逐步端正认识，交代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群众反复批判、斗争和帮助，胡锡涛对自己追随“四人帮”所犯的严重错误，基本上能主动交代，认识不断提高，认罪态度较好。
林兆木，男，四十三岁，福建省樟州人。一九五五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入党，行政二十一级。林兆木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助教，一九七一年二月初，从人大干校调到中央组织部，同年三月调到《红旗》，经中组部推荐，被姚文元指定为临时编辑小组召集人之一，分工主管经济方面文章的编辑工作。林兆木由于政治上紧跟“四人帮”，深受姚文元的赏识和重用。一九七五年初，在姚文元的直接授意下，当上了四届人大代表；多次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的身分出席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并见报。一九七五的，姚文元暗示林兆木将是拟议中的《红旗》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林兆木到《红旗》工作以来，唯“四人帮”之命是从，按照姚文元的反动意图，积极主动地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主要事实如下：
（1）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林兆木同“梁效”头头李家宽、王世敏议论天安门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时，用“四人帮”的腔调，说什么“纪念总理是假，保邓是真，用死人压活人，这种事过去就有过。”对广大革命群众热爱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攻击，表现了他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反动情绪。
（2）一九七六年二月反党分子姚文元在修改“罗思鼎”的《批判洋奴哲学》一文时，说了一段矛头针对周总理的黑话：“对外国的先进技术不反对输入点，但有个依靠谁的问题，如石油我们产量很大，但大量出口换机器，搞得很紧张，工厂停产，还说要把煤矿租给外国人”。二月九月、十日姚文元又连续发下上海批判石油出口的黑材料。林兆木早在一九七三年就知道石油出口是经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同意后批准的。但他仍然坚持要上海写作组按照姚文元批的黑话精神改写，他为了使文章隐晦一些，特意叮嘱作者，文章中不要涉及“石油”这个问题。结果在文章里，写进了“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的出口”等明显的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内容。一九七六年四月，林兆木亲自组织“梁效”定的《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里，再次出现批判所谓“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等内容，实际上仍然暗指石油出口问题，继续影射攻击周总理。
（3）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林兆木在与王世敏的一次谈话中，王说：“最近听说中央开过一个卫生会议，先念同志说过‘现在不是知识私有，而是知识私无’，大批判组曾写了一篇批林彪鼓吹知识私有的文章，不知道符合不符合当前精神。”林兆木说：“只要矛头是对准林彪，批林而不是批知识分子，大概还可以。”“批知识私有的稿子还是要写。”
林兆木主管《红旗》经济方面的文章，主动迎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按照姚文元的反动旨意，在经济文章中，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条条专政、管卡压、洋奴哲学、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等，比较系统地宣传了“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据本人交代和查证，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年时间内，他直接经手的有严重问题的文章有十余篇，突出的如：一九七六年第四期《批判洋奴哲学》、一九七六年第七期《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等等。
林兆木经手的《批判洋奴哲学》一文，把根据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经周总理批准的我国对外贸易方针、政策，诬蔑成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诬蔑我们的外贸政策是“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生活。”《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是林兆木组织并亲手修改的，文中同样攻击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什么“对内代表了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卖国，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外国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一九七六年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四人帮”借口批“条条专政”，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林兆木紧跟“四人帮”对“梁效”成员说：“不少地方对中央一些经济部门的条条专政，意见历来很大。去年受邓△△重搞条条专政的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也刮得越厉害，如铁道部”。授意作者在文中又加进了批所谓“条条专政”的内容。
除此以外，林兆木还参与、组织了其它方面的文章。如一九七六年第三期《红旗》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就是林兆木亲自主持撰写的，这篇文章集中地鼓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四人帮”打倒革命的老干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印发的由林兆木起草的题为《姚文元背叛毛泽东思想，把经验主义当作主要危险的罪行》的第三期简报，以揭露姚文元为名，歪曲事实，把本来是按照“四人帮”的调子写的文章，歪曲为抵制姚文元的文章。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对“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姚文元为了掩盖他们大反经验主义的罪责，同意编辑小组撰写《反修防修是长期的战略任务》（未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作长期努力》（发表在一九七五年第六期《红旗》上）两篇文章，并亲自作了几次修改。文章根本不接触大反经验主义的实质问题，歪曲篡改毛主席批示的原意。林兆木对这两篇文章的政治倾向是清清楚楚的，但在他编写第三期《简报》时，竟然编造了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红旗》编辑小组与姚有分歧的假象，欺骗了党和群众，给机关揭批“四人帮”斗争制造了混乱。
上述事实说明，在我党同“四人帮”．这场政治大搏斗中，林兆木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四人帮”一边的，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粉碎“四人帮”后，林兆木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在全社群众的批判帮助下，陆续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愿意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余征，男，五十岁，籍贯江苏苏州，行政十七级，文化大革命前为《红旗》编辑部第八组（编《内部未定稿》）编辑。一九七一年五月，反党分子姚文元根据驻《红旗》工宣队的推荐，指定余征为临时编辑小组的召集人之一，每月参加姚文元的召见，听取黑指示，并在《红旗》编辑工作中积极贯彻执行。由于余征在思想上、行动上紧跟“四人帮”，逐步得到姚文元的赏识，政治身分不断提高。一九七五年，以首都新闻界负责人的名义见报。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身分参加周总理追悼大会，并见报。一九七五年，姚文元还暗示，余征将是拟议中的所谓《红旗》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党的十大召开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反党分子姚文元利用《红旗》这个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余征在主管文史哲方面编辑和群众来信工作中，积极执行了姚文元的黑旨意，完成姚文元交给的替“四人帮”造舆论的任务，越到后期，越是卖力。从一九七三年底“四人帮”，搞所谓“批儒评法”，到一九七六年五月底他下干校为止，约两年半时间，据初步统计，经余征组*（此处缺第2页内容）“复辟势力”、“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搞“清君侧”策略，攻击矛头对着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余征看后立即通过，送姚文元定稿。
二、《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1967年第2期）。这是“四人帮”把本来正确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标本批判，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毒草文章，由姚文元点题，余征亲自组织“梁效”炮制。文内公开提出科技界十七年“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同周总理关于科技战线还是红线占主导地位的指示唱反调。事后，科学院有的同志来电话责问，但余征既未查对，也不作任何检查。此文还公然对抗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批判所谓当前“存在着一条一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诬陷邓小平同志。余征注意到了这个提法，但他作为召集人之一和责任编辑，一字不改，送姚文元定稿出笼，在全国造成极坏的影响。
三、《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1967年第4期）。这是根据姚文元批给《红旗》的“论总纲”一稿（上有姚的诬蔑性旁批四十多处）授意批判，由余征亲自执笔写成的。余征按照姚文元旁批的谬论进行发挥，文章对原文中许多正确的内容和观点加以歪曲、割裂，无中生有进行诬陷。例如原文第一部分明明讲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余征却横加指责，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不要了”。此文还大肆攻击“四个现代化”，说它是搞“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张蓝图”；攻击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对各项工作加以整顿是什么“搞全面整顿，就是搞全面复辟”，余征在炮制此文时，非常卖力，并狂妄宣称要象马克思当年批判《哥达纲领》那样来写此文，充分暴露了他站在“四人帮”政治立场上的鲜明性。
四、《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1967年第5期）。这是天安门广场事件后，余征按姚文元的意图要“梁效”炮制的一篇毒草文章，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诬陷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文章的中心是批所谓“政治谣言”，以莫须有的罪名，疯狂攻击邓小平同志，诬之为“蒋介石、希特勒”式的“谣言世家”。文中还出现“一只黑手操纵”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内容，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对上述反动观点余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综上所说，余征从七三年底到七六年五月这一期间，以《红旗》编辑小组召集人之一的身分，贯彻执行了反党分子姚文元的黑指示，在“四人帮”利用《红旗》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活动中，犯了政治错误。“四人帮”垮台以来，余征在接受审查期间，交代问题时态度一度不端正。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态度有所转变，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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