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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省委转发省委清查办公室《关于西安地区“九·二’’武斗事件的调查报告》

日期:1979-12-2 作者:[待确定]

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省革委会各委、办、局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省军区党委:

现将省委清查办公室<关于西安地区“九·二”武斗件的调查报告》印发你们。

一九六七年西安地区发生的“九·二”武斗,是胡炜等人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煽动派性,挑唆一些打、砸、抢首恶分子,大肆贩卖“文攻武卫”黑货的一桩严重罪行。这一严重的流血事件,对全省大规模的武斗开创了极为恶劣的先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和巨大损害。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应由胡炜及其帮派骨干、打砸抢首恶分子少数几个人来承担。有几个地师级干部,在这次事件中充当“高参”、 “顾问”,出谋划策,煽动支持武斗,所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坏的。对于他们的错误,应由所在单位党的组织,认真查清问题,并责成他们作出检查交代,按照党的有关政策规定和本人的态度,提出切实的处理意见,报告省委讨论决定。对于已调离我省的,应由原单位将材料整理核实,送给现在单位审查处理。对于在这一事件中犯有错误的其他干部,应教育他们自觉地改正错误,记取经验教训。

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和总结武斗事件的经验教训,继续深入批判和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派性流毒影响,教育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性,根绝派性,在继续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重要讲话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搞好“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日

关于西安地区“九·二”武斗事件的调查报告

遵照省委指示,我们对一九六七年西安逮区“九·二”武斗事件,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情报告如下:

(一)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西安地区的群众组织分裂为东、西两大派。敬爱的周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接见胡炜时就明确指出,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而胡炜却阳奉阴违,大搞分裂活动,先支持东派,后又支持西派,把一派封为“造反派”,把另一派打成“保守派”,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以后,胡毒等人也跟着制造武斗舆论,支持。打砸抢,西安出现了“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反动口号。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西安的武斗事件不断发生,两派先后都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武斗规模由小到大,逐步升级。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东郊连续发生了关中供电局和胡家庙地区的两次武斗,双方死亡十三人,受伤五十多人,武斗愈演愈烈。双方都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东派头头马希圣等人,经过策划后,由刘安全率领四十多辆卡车载着武斗人员开往五四四厂、制药厂,名为同派“解围”,实则“声西击东”,想牵走西派在东郊的力量,然后返回来打东郊。西派头头张培信、孙福林、李盛茂等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策划,调集了数千名武斗人员,开赴庆安公司,对东派实行重兵包围,九月二日凌晨,庆安公司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余兆国下令打响机关炮,开始总攻。这次武斗,双方出动近万人,汽车百余辆,死亡六十二人,受伤数百入。造成西安地区交通中断,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许多机关、厂矿企业停工停产,损失十分严重。九月二日上午,周总理下达指示,武斗始告平息。但双方仍在继续加强防卫,扩充势力,大造舆论,积极准备新的武斗。西派策划抢了国家体委一零二库等处的大批武器,举办了“武斗战利品展览”和记者招待会;东派也策划抢了新城区武装部的枪支,还办了“尸体展览”,编印了“九·二血案”专刊,双方继续煽动和激化武斗情绪。

(二)

这次武斗是胡炜等人推行林彪、 “四人帮”极左路线,煽动挑唆派性,贩卖“文攻武卫”黑货的严重恶果。他们违背周总理的指示,在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制造分裂,支一派压一派。叫嚷“一碗水端平对陕西不适用”,散布“一派掌权是历史的必然”等谬论,加深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接着西安出现了反胡炜的口号。胡炜更老羞成怒,变本加厉,继续挑唆支持武斗。公然声称:“旧省、市委不支持他们嘛,他们不打砸抢咋办!”“打砸抢是枝节问题”。在胡炜的影响下,一位副师长对西派的头头说:“你们不要书生气十足,在武斗方面应该有所准备”。一位副军长去西北工业大学,用批评的口气煽动说:“一片和平景象,没有文攻武卫的气氛,这样下去要吃亏的”。于是该校群众组织立即进行传达讨论,并积极开展了“文攻武卫”的准备。

在胡炜的影响下,支左部队中有的人直接参与支持武斗,有的甚至给一派群众组织提供军用电台、电话进行武斗指挥联络;有的把大批武器、弹药,用明“抢”暗送的方式交给一派群众组织。据支左部队某部调查,武斗中他们被“抢刀走长短枪一百五十七枝,冲锋枪六十三枝,一轻重机枪二十七挺,各种子弹三万五千多发,还有火箭筒、信号枪、匕首、望远镜。九月二日下午,西派的几个头头主持策划抢国家体委一O二库武器的会议上,有支左部队的一位处长和参谋参加,默许支持,出动汽车数十辆,将该库两万六千四百多枝小口径步枪和四千万发子弹一抢而空。武斗紧张时刻,胡炜指示给一派头头张培信、孙福林等送去军装,化装成解放军,由师部领导干部亲自陪同,护送到一派武斗指挥部。九月四日凌晨,装甲兵学院受支左部队一位副师长的暗示支持,出动坦克六辆,汽车三辆,满载全副武装人员,经灞桥、交大开往体育学院,中途因误会,被同派打死一人,打伤两人。武斗后支左部队有的领导干部召集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研究总结“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胜利”的经验,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加强防卫”,有的参加“追悼会”,参观武斗现场。

胡炜等人为了推卸罪责,嫁祸于人,竟向周总理谎报情况,编造说一派群众对人民解放军一个连队和宣传队进行了攻击。戴润生(原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向黄永胜发电报诬陷说:“九·二”武斗是_派群众组织搞的“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收罗了国民党三十九军军长和上校情报处长,进行战略部署和军事指挥”,“他们用刀砍死”了“四十多个小孩”,等等。事后,胡炜等人把两派头头集中到汤峪办学习班,采用贼喊提贼的手法,不让触及他们的阴谋活动,而是发动在原西北局和省、市委领导干部中抓“黑手”、揪“幕后”,并指名诬陷攻击了一批老同志。胡炜表示:“对你们小将我们不追究,但这些老家伙我们决不放过!”

在这次武斗中,原西安市委书记薛焰、原西北局农林政治部主任郎冲、工交政治部主任鄢祥丕、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向前、农林政治部主任周力,以及原西军电党委书记戴润生、工程兵学院副政委马骏驰等同志,公开充当一派群众组织的“高参”、“顾问”,起了极坏的作用。攻打胡家庙地区之前,“高参”们参与了策划研究,事后又总结了“首战告捷”的经验。在策划“九·二”武斗的会议上,于向前献出“口袋战术”,周力等人支持说“要重兵包围,吃掉它”。“九·二”武斗中,戴润生坐镇西军电,用无线电与武斗前线保持联系;鄢、周、于、马等人,随李盛茂坐镇体院指挥部,身佩手枪,守电话,出主意,通霄达旦。他们有酋还参与策划了出动坦克、抢一O二库等活动。武斗停止星,有的出谋献策,成立“武斗专业队”(也叫“机动兵团”),继续坚持武斗。

(三)

这次武斗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仅直接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对全省各地发生的武斗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这次武÷之后,胡炜等人利用举办两派头头学习班(即汤峪学习班)发动揪“幕后”、抓“黑手”,妄图嫁祸于老干部,千方百计包庇武斗首恶分子,藉以控制了两派的主要头头,后来就变成了他们在陕西搞结帮组派,篡党夺权的骨干力量。正如有的同志所说,“九·二”武斗是胡炜帮派势力“发家”的“首战告捷”。从此他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把那些闹派头头掌握在手,里应外合,把持陕西省的大权。

“九·二”武斗是我省的一起重大事件,必须严肃、认真地作出处理。第一,建议把这个调查报告印发各级党委,并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传达,揭发批判,胡炜的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第二,武斗中的打砸抢营恶分子,应根据其罪恶大小,认罪态度,按党的政策分别进行严肃处理。第三,对于在武斗中充当“高参”、“顾问”的几个干部,必须让他们作出认真检查,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审查清楚,提出处理意见,报告省委。已经调到外省的,由原单位将材料核实整理送给现在单位审查处理。第四,涉及部队中一些人的问题,将材料分别转去,由部队党委研究处理。

中共陕西省委清查办公室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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