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2-15 作者：[待确定]
1979年1月30日的报告收悉。
经查，1967年，贵州“一·二五夺权事件”，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批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即这一事件，是在林彪、“四人帮”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下，由李再含及其核心成员罗锡康、张明、孙昌德、徐英年等少数几个人阴谋策划、指挥下造成的，矛头是针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在这之后，全省各地区、各单位的夺权也是错误的。所谓“西南的春雷”应予以根本否定。他们强加给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统统推倒。当时被点名批判为保守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敢闯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以及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有关的遗留问题。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
中央希望你们充分做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明确宣布，当时受欺骗、受蒙蔽参加各级夺权的干部、群众和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一律不应追究。全省党政军民应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共同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发工作，贡献力量。
附：
在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时，纷纷要求对1967年贵州“一月夺权”问题的性质予以明确。会议期间，我们组织专门力量，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召集有关人员作了调查，在此基础上，省委常委认真进行了研究。现将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贵州的“一月夺权”，是在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及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下进行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李再含及其核心成员罗锡康、张明、孙昌德、徐英年等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四人帮”在贵州的黑干将和帮派骨干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再含是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对省委当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和部署都是清楚的。随后，他摇身一变，积极投靠林彪、“四人帮”，冒充“左派”、分裂省委、分裂干部、群众，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66年9月至1967年元月，他背着省委向中央文革和林彪先后发出了18份绝密电报，采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恶劣手法，对省委肆意进行攻击和诬陷，受到了林彪、“四人帮”及王关戚的赏识。他公开支持当时窃取革命群众组织领导权的反革命分子李铁乃、黄世明和造反派头头徐英年等人，大搞打砸抢、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煽动停工停产，非法绑架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揪斗各级干部，制造一系列严重事件，搞乱贵州形势；反过来又倒打一耙，嫁祸于省委。1966年12月10日，他在给林彪转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省委已完全瘫痪”，“全盘机器已完全失灵”，“有影响三线建设的危险”等，欺骗毛主席，要挟党中央“当机立断”，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和篡党夺权的野心。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策划一月反革命风暴之后，李再含等人认为时机已到，经过秘密策划，于1967年1月25日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在全省掀起了从上到下全面夺权的恶浪。王力、戚本禹等炮制的《人民日报》社论，把李再含等人在贵州的夺权炫耀为“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夺权公告是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给全国“又树立了一个榜样”。事实充分说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代理人李再含等策划的“一月夺权”，是以贵州为突破口，进而在西南地区实现全面夺权的严重步骤，并在全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二、“一月夺权”以后，李再含、张明、罗锡康、孙昌德、徐英年等人疯狂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盘否定贵州17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在所谓《通告》中，胡说“贵州省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下，17年来忠实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祖师爷的旨意，在贵州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诬蔑省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一批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变质分子，给他们挂上‘马列主义’的招牌，塞进我党政机关各部门。这一伙人串通一气，连成一条线，上瞒中央，下欺群众，把贵州搞成一个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的修正主义独立王国”。为在贵州进行全面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给广大干部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帽子，实行所谓“抓、罢、提、留、调”的反动方针，勒令党政机关中厅、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统统摘下“乌纱帽”听候处理，不得违抗。利用他们把持的《新贵州报》连续发表《粪土当年万户候》、《必须行使镇压之权》等反动文章，实行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和错案。他们实行“上夺下扫，右右开弓”的反革命手段，疯狂镇压群众，连续挑起武斗，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破坏工农业生产，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李再含野心勃勃，插手云南、四川。1968年，他伙同谢富治、王力窜到云南，极力煽动“肃清薄一波影响”，进行分裂军队的罪恶勾当；在四川支持刘结挺、张西挺，搞乱四川。贵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李再含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69年在敬爱的周总理主持下，揭发了李再含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严重问题，经党中央批准，撤销了他的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职务。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包庇下，李再含的严重罪行和他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一月夺权”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是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三、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我们认为，贵州的“一月夺权”，矛头是针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是向无产阶级夺权。所谓“西南的春雷”应予以根本否定。在李再含等人阴谋策划和指挥下，全省各地区、各单位的夺权也是错误的。贵州和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贵州省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要颠倒过来，他们强加在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统统推倒。在“一月夺权”时被点名批判为保守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敢闯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以及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向干部和群众说清楚，阴谋策划“一月夺权”的只是李再含等几个人，当时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是没有责任的。上述意见在中央批准以后，我们打算先在党内逐级传达，做好工作，而后由各级党委召开大会，向广大群众宣布。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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