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2-4 作者：孙冶方
孙冶方我不久前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回来，看到人家解放后，一心一意建设了三十多年，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硬性地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把我们国家搞成目前这个样子。我们同南、罗不能比，更不能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作为中国人，作为共产党员，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吃香，国家这样落后，实在使人痛心，想起来都要掉眼泪。对于这一切，毛主席要不要负责？都说成是刘少奇的过错，太不公平。至少这十年和刘少奇没有关系。我同意90号简报上李洪林同志的发言。我同意小平同志的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确切地理解这句话，是说没有毛主席就不能在一九四九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即使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也迟早总是要胜利的。毛泽东同志过去讲过：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付出的代价很高。希望今后在建设时期少付一些代价。事实怎样呢？事实是在困难时期，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死了千千万万的人。我们所付的代价比任何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高，甚至超过了苏联。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不能损害他的伟大。他的伟大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同样，一九五八年以后他的极“左”思想和错误也是抹煞不了的。不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账搞清楚，我们就不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前进。正如为了更好地往前走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来的路一样。我们要为第三世界作出榜样，希望将来他们革命时，不要再产生第二个波尔布特。主席曾经说过，西欧国家和美国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呢？是因为那里生活太好了。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与“越穷越革命”的理论有关系。西欧和美国的工人之所以不起来革命，我看是因为苏联、中国的榜样不好。搞阶级斗争死那么多人，生活水平那么低，生产发展不如人家，你比下去了嘛。（林韦同志插话：在我们这里革命本身就是目的，人民生活的提高倒不是目的。）
主席的话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原来就讲错了。比如，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说，我们现在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这和旧社会差不多。我们知道，经济学上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等等范畴，说的都是生产关系。怎能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旧社会差不多呢？这话如果是我孙冶方或任何别的人说了，岂不要被打成大右派吗？
又比如毛主席说：要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哪有与政治无关的思想（指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哪有没有思想的政治？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怎么能分清呢？我们的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但始终没有执行。就从反右说起，最右的右派无非是主张“轮流执政”，既然宪法保护言论自由，人家可以这样讲嘛。我们也可以批嘛。反右的结果是人们不敢讲话、不能讲话，不讲话怎么能分清是非呢？主席听不到大家的话，再加上个康生“判决”，事情就搞坏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在于要分清是思想、言论问题还是违法乱纪的问题。言论自由要保护，违法要依法处理。我这样讲大概是会惹人的。听说张耀祠说，他不“心慈手软”，我也不怕再进秦城。顺便说，康生的问题，我也还是要揭的。据说汪东兴在中办说过，谁再讲康生问题，要关起来。如果还是要他当家，我难免再被关进去。
又比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是刘少奇“塞进”八大决议的，怎么说得通呢？实际上这个话并没有错，我记得斯大林就这样讲过。（林韦同志插话：列宁讲过近似的意思。）当然斯大林讲得不完全，计划、管理方法等等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问题也是需要不断改进的。但是既然经过革命，生产关系已经大大改进了，主要的任务就成为发展生产力。主席过去很强调发展经济，特别是毛选第四卷多处讲到取得政权以后就要讲发展生产问题。以后天天讲阶级斗争，和过去的思想是矛盾的。
我很赞成马洪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是真正懂得搞经济建设的。有个柯庆施，对经济工作一窍不通，胡搞，但主席很看重他。三年大困难后，陈云同志根据耕畜繁殖的速度等，认为农业的恢复必须有三几年时间，后来事实证明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但柯庆施认为陈云的意见右了，保守了。基本建设要缩短战线，打歼灭战，这是主席自己多次讲的。根据这个意见，经总理亲自审定，下了一些项目，当时主席也是同意的，但是后来主席却出尔反尔，大批“下马风”，实际上矛头是针对总理的。
第二种是原来并没有讲错，但真理再向前跨过一步就变成谬误。其中有些东西是主席自己强调过分的。例如，“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运用到建设事业上来大不妥当。物极必反，强调过分，使得本来正确的东西反而被否定了。
例如“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我还能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的话，我要把这一条写进去。中国落后，没有那么多现代设备，继承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旧的，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半土半洋，搞许多中小型的企业，不能只靠买许多大洋设备，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我们是需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我们有丰富的劳动资源，小、土企业可以使用那些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工资低些，但是，这个原则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小、土企业不需要高价的设备，可以使用比较简单的不熟练的劳动，工资比较低，当这两个方面节约的开支可以抵消小、土企业不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这个限度以内，是合乎价值规律的，而且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胡闹，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搞“后院炼钢”，后来搞每个省、每个专区都办汽车厂，浪费了多少资金，多少原料！这样，由于强调过分，结果把本来正确的方针、原则否定掉了。
第三种是讲得对，但没有照着做。毛主席过去非常强调理论不要脱离实际。我早就认为，王明那一伙人脱离实际，搞本本主义，成不了大事，早就怀疑中国革命在他们手里能不能胜利。后来听说毛主席来领导非常高兴。四十年代整风时，我在新四军听到毛主席关于改造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的谈话，认为真是切中王明的要害，对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文化革命这十年，主席是怎么联系实际的呢？例如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这个话讲得很好，从五十年代开始提倡，讲了二十年，结果却是越来越一言堂，而最大的一言堂就是主席自己。他在讲这个很好的话的时候，是针对别人的，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从最上面的一言堂一直贯下去，贯到省、地、县、社、队。我曾同一个小青年讨论农业问题。我说，第一条要解决社队土皇帝、恶霸的问题，第二条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小青年说，第一条你就办不到，县委就是那样搞，你怎么整得了下面的书记？现在好了，三中全会和工作会议上，华主席作自我批评，不搞一言堂，这就好了。
另外，对一些提法或正在批的一些话，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
如“全面专政”的问题。我看现在没有批到点上。张春桥那些家伙的搞法，主要是把专政的对象搞错了，把专政的方法搞错了。关键不在于“全面”二字，无产阶级专政，是讲政权的阶级性质。这个政权应该管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教、科、工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在内，不能留有真空地带。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或“四人帮”的封建行帮的法西斯专政。难道在这些领域，我们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吗？或者这些领域不搞什么专政，是空白的吗？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搞法。举个例子。马克思在英国生活很久，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那里写成并公开发表的，他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国际，参加工人运动，还在海德公园骂过英国首相。但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抄他的家。这能说英国资产阶级没有对马克思实行专政吗？当然不是。人家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手中没有真理，还能用这样的方法专政。而我们是怎样行使无产阶级专政呢？我看毛主席的话，有的说得不对。什么“不准乱说乱动”，为什么不能人家说话呢？乱动看怎么个动法，不违犯国法，为什么不能动呢？我们把“专政”的面搞得太广了，以至于“专”到了党内来。好像拧螺丝，越拧越紧，大家都动弹不得。弄得不得人心了。毛主席把英国首相对马克思没有用的办法都用到党内来了。难道我们掌握的真理比当年英国首相还少吗？不是嘛，是把专政的对象和方法搞错了。
又如“继续革命”的提法。乔木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提出了疑义。我觉得那个提法本身并没有错。毛主席讲过，好像列宁也讲过，夺取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说继续革命是继续夺取政权，那是“四人帮”的解释。要继续革命就是要保卫已经夺到手的政权，防止复辟，要不断改进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尤其要大搞技术革命，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证明这话没有错。如果我们不抓“四人帮”，复辟就是眼前了。抓“四人帮”就是一场革命。现在还有“帮四人”，还跟着康生的阴魂转。不继续革命行吗？
还有，关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提法。“整个”、“始终”四个字肯定错了。不然，那就是在到社会主义建成时，一觉醒来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没有阶级斗争了。（林韦等同志插话：毛主席有一句话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种话是没有经过思考说出的。）据说“始终”二字是别人加上去的，但既然“整个”，那也就始终了。社会主义阶段肯定存在着阶级斗争，问题是谁对谁斗、怎样斗法。
再如“现代迷信”的问题。有的同志讲，现代迷信是林彪搞起来的，我看是把林彪的身份抬高了。文化革命前，我们党内的迷信就盛行了，包括我在内，我对毛主席的信服实际上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追根溯源，现代迷信是斯大林搞起来的，毛主席喜欢它，接过来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是有份的。（林韦同志插话：五八年刘少奇还讲过，我们就是要迷信，迷信毛主席有什么不好呢？）现代迷信、一言堂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现在要纠正过来。
我还有一个看法，毛主席维护斯大林的招牌，怕“丢刀子”，就是维护他自己；维护对斯大林的迷信，就是维护对他自己的迷信。文化革命中江青讲过：七千人大会那口气，直到现在总算出了。我看这话是代表毛主席说的。当年江青她算老几。实际上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承担责任，那是硬吞咽的一口气。我看对斯大林、毛主席都是要一分为二的。至于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几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对的不能丢掉，不对的就是要抛弃。
日本人没有“批评”一语，西欧文字中，“批判”、“批评”是一个词。用“批判”一语比用“批评”更好些。问题在于多少年来，我们把“批判”的原意糟蹋了，一提批判就是斗争，不许答辩，“不准乱说乱动”，比法院的判决还厉害。判决还允许上诉，可是被批判了就只许检讨，不许答辩了。要给“批判”恢复名誉。以上我的一些看法，欢迎同志们批判，我只要求允许反批判。同志们批判对了，我感谢。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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