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4-8 作者：[待确定]
中央同意公安部党组《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望有关地方党委参照执行，并转发各地参考。
中央认为，坚决、果断地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处理公安部党组报告中提到的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当前在社会上发扬正气，打击邪气，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这样做的时候需要注意：
一、自去年十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它大中城市陆续出现的一些自发性组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的内部情况是复杂的。其中有些人真是出于关心党和国家大事，解放思想、思考问题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但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又缺乏正确的认识，受人欺瞒、蒙蔽参加进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确有极少数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混杂其间，乘机制造混乱，煽动闹事，进行各种反动活动。而真正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则是极少数。各地党政领导机关一定要具体了解和正确分析这些自发性组织，和极少数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的准确情况，才能正确决定对待它们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注意不要把它们定为反动组织。
二、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这些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一定要坚持打击首恶，争取胁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抓人一定要少要准，一定要从严掌握。
三、对必须拘留、逮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人，一定要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确凿罪证，严格按照法律手续办理。对被拘留的人员，要尽快处理；对被逮捕的罪犯，要尽快审判。审判的方式和规模，审判后是否登报，都要仔细研究，慎重决定。
四、处理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必须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在逮捕、审判首恶罪犯的事前和事后，要针对群众的思想情况，做好宣传工作，加强对有关群众(包括罪犯的亲友及有牵连人员)的思想教育，以期收到完满的效果。
五、为了消除当前存在的某些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抓紧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人的政策，要由各地负责此项工作的专门班子，妥当、及时地纠正一切冤、假、错案，大力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各群众组织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业余学习、自我教育和各种健康的文娱体育活动，加强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要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把自己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到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
中央希望你们根据中发十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号文件和上述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专门讨论研究一次这方面的问题，制定措施，加强工作。有什么重要情况、问题和经验望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
据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公安机关报告，自去年十月初以来，这几个地方陆续出现了一批自发组织，目前共有八十七个，其中北京二十一个，上海六十一个，天津三个，贵州二个。主要成员一百五十八人。这些自发组织成立后，在大街小巷张贴大小字报，发表街头演说，集会游行，搞所谓“争取民主白由”的活动，并大有继续蔓延之势。现已查明，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和贵州的“解冻”等七个组织，都是由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它们从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有的利用发扬民主、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进行反革命宣传，蛊惑人心；有的到处串连，制造事端，煽动闹事；有的冲击机关，围攻干部，殴打民警，阻拦交通；有的还与外国人挂勾，乞求支持，出卖情报。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完全违犯了国家宪法和法律。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对这七个由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对上述“探索”等七个由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要采取打击首恶分子的办法，分化、瓦解这几个组织，但不要把它们定为反动组织。
二、对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根据他们的不同情节，分别依法处理。最近北京已拘捕为首分子七名；上海的陈慧忠也已拘捕。我们意见，拘捕什么人，什么时候拘捕，都由当地决定。
三、这几个由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中的一般成员，情况比较复杂，有积极追随的，有犯严重错误的，有受蒙蔽的，由其所在单位进行教育；对其中不听劝告继续活动的，应按中央24号文件精神处理。
四、这件事必须各方面密切配合，才能收到效果。建议宣传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大造革命舆论。对罪行严重需要判刑的分子，建议法院公开审判，以打击邪气，教育群众。
对其他一些自发组织，公安机关要继续调查研究。
妥否，请批示。
公安部党组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
据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公安机关反映，一九七八年十月以来出现了一批自发组织。先是贵阳针织厂工人黄翔等人在贵阳市成立“启蒙社”，张贴评论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十月十一日，黄翔等人来到北京，张贴了同样内容的大字报。十月下旬开始，北京西单、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等处陆续贴出一些大小字报、标语、诗歌、漫画；还有人在街头发表演讲，开展辩论，各种名称的自发组织相继出现。十一月间，上海有人在人民广场等处张贴大小字报、标语，并在广场开辟了所谓“民主论坛”，各种组织也相继出现，并向全国一些地方蔓延。天津、杭州、武汉、南昌、西安等城市也先后出现各种大小字报等类似活动。
据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已出现八十七个组织(北京二十一个，上海六十一个，天津三个，贵州二个)。经调查可以认定是由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有：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贵州的“解冻”等。这些组织中有为首分子十五人(北京七人，上海七人，贵州一人)，主要成员一百四十三人。其主要活动情况是：
一、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纲领、斗争策略和行动计划。这些组织打着要求“民主”、“自由”的招牌，公开扬言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诽谤、诬蔑毛主席。例如，贵州的“解冻”在《宣言》中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废弃毛泽东思想”，“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提倡学习基督教精神”，“建立起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明目张胆地提出，“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威信”，“打倒共产党就是人心所向”，“要改变制度”，“用资本主义管理国家”。并说，“打倒共产党，不是二年三年的事，而是五年十年的事，现在要加紧工作，做好准备。”这些组织提出的“宣言”、“纲领”都是严重违犯国家宪法和法律的。
二、公开张贴反动大小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编印兜售刊物，制造反革命舆论。“上海民主讨论会”的乔忠令在人民广场演说时诽谤社会主义“是瘪三主义”，叫嚣要“从中央到地方调换人员”。应雄耀在人民广场讲演：“中国应该实行资本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义有一点优越性。”“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的陈慧忠、王辅臣公然在人民广场贴出“上海人民决不饶恕大独裁、大党阀、大军阀毛泽东害国害民的滔天罪行”的极端反动的大标语。北京的《探索》散发号外指名攻击邓小平同志是“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它的成员魏京生张贴的小字报诬蔑“党中央是另一个政治骗子集团”，社会主义是“封建君主制”，叫嚷“要把现阶级赶下台”。
三、到处串连，扩张势力。“上海民主讨论会”的乔忠令等提出，“王洪文搞‘工总司’，好就好在一个‘总’字上，把上海各个造反派‘总’起来，民讨会也要这样。”“林彪、‘四人帮’他们能在南京、上海搞出一点名堂，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出一些名堂呢？搞一个(宁沪杭)三角洲机构”，不久，他们即派人到苏州、杭州活动。北京的“中国人权同盟”下设组织组、情报资料组、安全保卫组、法律研究组、对外联络组、总务组和一个宣讲团，把北京的一些组织拉到一起，每个星期召开一次联席会，密谋同我斗争的策略和行动。他们还在山东、浙江、东北、海南岛等地来京上访的人员中串连，给他们提供住处和落脚点，拉拢和策动他们回到各地去成立“中国人权同盟分会”。它们的这些反动活动还有继续扩展的趋势。
四、这些组织活动的主要对象，在上海主要是上山下乡和待业的知识青年，在北京主要是上访人员。他们在这些人中蛊惑煽动，制造事端，冲击机关、围攻干部、殴打民警、堵塞交通，严重地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上海民主讨论会”的乔忠令说：“当局有十只指头，我们放出十一只跳蚤，让他们应付不了，一只也提不住，越乱越好。”“当前我们缩到后面，让退伍军人、已婚知青、上调知青等出面，把十一只跳蚤放出去，把许多问题暴露出来，搞得当局精疲力尽，到这时候，再把我们民主力量打出去，当局就没有力量了。”上海“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也叫嚣：“要利用目前社会矛盾，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彻底摧毁社会制度。”他们确定专人分工联系各个知青组织，煽动闹事。它的成员陈慧忠参与策划了今年二月五日上海知青拦阻列车，破坏铁路运输的活动，使铁路运输中断十二小时，六十九列客车不能通行，八万多名旅客受阻。北京的傅月华同“中国人权同盟”勾结在一起，她于一月间煽动和串连上访人员，打着“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横幅，游行示威，到新华门前请愿，围观群众达几千人，阻塞交通一小时，二千多辆机动车被迫改道绕行。“中国人权同盟”的一些人，曾于二月中旬找十多个上访人员开会，策划在西单“民主墙”召开万人控诉大会，到中南海请愿。“兴中会”的张文和扬言“要拉着上访人员的队伍到中南海，求见老华和中央头头，达不到目的，就到北京饭店劫持外国人做人质。如果政府抓人，就抱着外国人一起跳楼”。
五、与外国人挂勾联系，出卖情报，乞求支持。北京的“中国人权同盟”、“探索”等组织三十多人与外国人有联系。每当他们贴出大字报就立即给外国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看。有的把大字报内容抄送给外国人。有的将编印的刊物向外国人出售。不少人到外国人的住所长时间谈话。北京“探索”的魏京生把我军毙伤越军一万多人的战报及魏自编的我军指挥员名单、战略意图等材料，以二十元人民币的代价出卖给外国人。另外发现有人给卡特写信，乞求支持人权运动，公然要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还有人给英国议院写信，乞求给予政治避难。
六、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都发现，这些组织酝酿利用今年“四五”煽动闹事。三月十五日，上海有人到北京串连，说准备制作一个纸的水晶棺，“四五”时抬着游行，然后在上海人民广场烧掉，同时召开万人大会。北京的这些组织也正在策划“四五”的行动。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载《公安建设》，1979年第9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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