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7-27 作者：[待确定]
关于“二流堂”的问题，1955年肃反期间，原“文化部五人小组”曾对其进行审查，并于同年九月六日，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向党中央作了《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央未批示)。当时对所谓“二流堂”的具体情况，缺乏全面了解，故把“二流堂”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同时又引出由“二流堂”派生的所谓“小家族”，使不少同志在政治上受打击和歧视，受牵连的人则更多。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对所谓“二流堂”和所谓“小家族”长期进行“专案审查”，其矛头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的。为此，不少同志被抄家、被关押，甚至祸及亲戚朋友。
经过近年来的反复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在白色恐怖下，所谓“二流堂”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场所。当时和所谓“二流堂”往来的同志，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没有发现一个是跟着林彪、“四人帮”跑的。
为了拨乱反正，党组已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发出(79)文党字第99号一文：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至此，凡因所谓“二流堂”和所谓“小家族”等问题而受审查以及受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予以改正。撤销过去强加于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胡除影响。
现将文化部党组(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一文送上备查。
至于原“中央专案组”中有关“二流堂”问题而受审查的唐瑜、吴祖光两同志，我们将按照此“通知”的精神，分别予以结案，不再一一呈报备案。
一九七九年七月廿七日
抄送：中央宣传部
一 九五五年九月六日，“文化部五人小组”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作了《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央未批示），把“二流堂”定性为“反 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同时，报告中又引出由“二流堂”派出的所谓“小家族”，印发文化部各有关单位，使不少问志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和歧视，受牵连的人更 多。
一九六七年八月间，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他们严密控制下，欺骗群众，对所谓“二流堂” 和所谓“小家族”的问题进行审查，矛头是对准敬爱的周总理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上，抛出了题为《粉碎中国的裴多 菲俱乐部“二流堂”》的文章，很多人因此被抄家，被关押，长期进行审查，甚至亲戚，朋友也不能幸免。他们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的迫害和摧残，真是难以形 容。有的同志因而造成重病、残废，至今未能恢复健康。
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期，由于对“二流堂”的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审查，作了错误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二流堂”专案则是别有用心，怀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今天大量的事实证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所谓“二流堂”，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党和部分党外人士进行联系的一个场所。正如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年五月 九日接见文化部艺术院校革命群众时所指出的：“‘二流堂’不是一个组织……不是凡和‘二流堂’沾一点边的人就是坏人。”
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且没有—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一九五五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 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一九五五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消。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 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 通知家属所在单位。
让我们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附：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抄 送： 部党组各同志
关于所谓“二流堂”的问题，我们访问了当时的所谓“堂长”唐瑜同志和熟悉此事的夏衍同志，请他们提供材料，简况如下：
所谓“二流堂”，是抗战时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唐瑜同志在重庆有一所较大的房子，当时有些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的朋友没有住处，就到唐瑜同志处居住。在那里不必付房租，唐瑜同志有钱时，连这些人的伙食也包起来，没有钱时大家便凑一点钱吃大锅饭。由于这些人的工作各具特点，工作与休息时间各不同，有的人没有固定职业，作家、画家不必上班，过着流浪式的生活。
敬爱的周总理那时在重庆主持“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工作，曾邀请重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观看来自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二流子归正》等剧目，其中有“二流子”一词，大家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趣，以致互开玩笑。有一天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徐冰同志陪同郭老去唐瑜同志处看望大家，谈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知道他们多数没有固定职业，徐冰同志就开玩笑说：你们都是“二流子”，这里可以取名“二流堂”。郭老也笑着附和。当时徐冰同志还建议请郭老题字，因一时找不到大字毛笔，故没有题成。这样，《二流堂》的名称就传开了。这个名称后来连周总理也知道了。
当时是国民党反共猖獗，重庆特务横行，地下党需要一些隐蔽的联系点，当时夏衍同志就曾在这所谓“二流堂”里会见过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地下党的一些聚会也曾在这里举行。应该说所谓“二流堂”这些人都是党的统战对象，他们都和“曾家岩五十号”有来往，《新华日报》每年一次的创刊纪念日，他们都敢于去“红岩”参加，平时都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老)有联系。
当时夏衍同志就住在这所房子附近，这些人又都是党的统战对象，因此，这些人的情况，夏衍同志都向总理汇报过。而且总理还指示夏衍同志要经常对他们做工作。当时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同志也经常到这个地方去。
一九四三年冬，林伯渠、王若飞同志从延安到重庆，在郭老家里，向文化界作了关于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报告。后来夏衍同志就在除夕晚上在唐瑜家(即所谓“二流堂”)里，向他们传达了林、王的报告，大家很高兴。事后夏衍同志向王若飞同志汇报当晚情况，若飞同志说：经常和他们谈谈国内外形势是好的，但要注意，不要搞得太“红”了，特务一注意，今后工作就难做了。
抗战胜利后，夏衍同志到上海、香港、海外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夏衍同志回到北京，向总理汇报工作后，总理还问起：“‘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当时随便这样叫，分明是把这些人当作团结对象的。
在重庆时期，夏衍同志负责党的“文化组副组长”，当时总理指示他专门对非党文化界人士做统战工作，并通过这些人士，团结更多的中间人士，因此，夏衍同志对所谓“二流堂”的人和事自然就更加了解了。
全国解放以后，原来住在重庆所谓“二流堂”的人中，有几个人到了北京后又住在一起，于是又被称为北京的“二流堂”。吴祖光同志当年在重庆时就是所谓“二流堂”的住客，解放初期他和新凤霞同志结婚，于是乎新凤霞同志也被定为参加“‘二流堂’反革命集团”的人物。
“四人帮”把“二流堂”说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把住过“二流堂”和与“二流堂”有过来往的人一律打成“反革命”。一九七○年初，叛徒江青在一次会上，信口开河，语无伦次地说：三十年代是“四条汉子”，四十年代是“二流堂”，五十年代是“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是“五一六”，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在林彪、“四人帮”控制下，对“二流堂”进行审查，这是一支毒箭，矛头是射向敬爱的周总理的。至于革命群众由于受骗参加了这个工作，是没有责任的。应当把帐记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一九七○年五月九日，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文化部和艺术院校革命群众时，针对江青的胡言乱语，对“二流堂”问题作了一些说明，指出“二流堂”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正式手续嘛，不象‘哥老会’、‘青红帮’有个手续，就是在一块吃吃喝喝……不是凡是和‘二流堂’沾一点边的人就是坏人罗。”
总之，对所谓“二流堂”问题，现在应是“正本清源，澄清是非”的时候了。
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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