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0-7-19 作者：廷懋
廷懋十年浩劫，给我们内蒙古各族人民带来了名目繁多的冤假错案。而涉及全区，牵连人数最多的，是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三大冤案都已经平反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很拥护的。但有少数人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会使我们许多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发生混乱；会影响四化以及各方面工作的进展。因此，在内蒙古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许多问题已有明确规定。我们应该对照《准则》联系内蒙古的实际，解决我们对三大冤案的认识问题。我建议：同志们再认真看看《准则》第四条和第十条是怎么说的。
最近，我们自治区党委经过小整风，一致认为，内蒙古地区的三大冤案，总根子都是极左路线，都应该平反，坚决平反。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经不起实践检验的错误看法，都应该否定。
确有那么几个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干了坏事。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认真追究，严肃处理。但是对参加过这场斗争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就不能追究个人责任。我们知道整乌兰夫同志的会是在北京开的，调子是上面定的。这笔帐怎么能记到一般干部和群众身上呢？他们有的是出于对党的信任；有的是不了解请况，人云亦云；有的是怕当“黑帮”，怕戴“右倾”帽子；还有的想当积极分子；或者过去有意见，这时加油加醋，上纲过高。总之，私心杂念越重，说错话、办错事就会越多。然而，这和篡党夺权不能相提并论。这些人只要承认并改正了错误，就不应该影响对他们的使用。这些同志应该记取经验教训，今后，说话办事要实事求是，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再不要干宁左勿右、无展上纲的事了。
一句话，不能以人划线。那样，对党的事业不利，对各族人民的团结不利，对四化不利。
首先我们必须懂得，路线问题与个人行动应该区别。我们党的历史上，张国焘路线死人不少；王明路线死的人更多。执行张国焘、王明路线的也不是三、五个人。可是纠正错误路线之后，没处理几个人，没有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结果，我们党的事业发展了，推倒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那些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后来，绝大多数为人民立了功，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历史证明，那样处理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以后，谁愿意挂在“乌兰夫线”上？！为了划清界限，越左越好，那时叫做“最最最革命的行动”。
再次，要想想自己有没有错误？在文革期间，你揭我一条，我揭你一条，同志之间，朋友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都出过这类问题。极左路线害死人！在文化革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等，都没有错误吗？回想起来，那时已经有极左的因素！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决不可只记往了别人对不起我，而自己对不起别人的事，就忘光了。
有些人的思想、品质，确实不好，甚至于很不好，但还不是敌人，就要团结、要帮助。敌我界限，一定要严格区分。《三国志》上有曹操两个故事：一件是他杀了吕伯奢一家，还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这件事，当然不足为训。不过，这是在他倒霉的时候，怕人抓他、杀他，发生误会是可能的。另一件是大破袁绍之后，他得到自己部下里通袁绍的信，都烧了，不去追究。他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这件事，是在他转弱为强的时候，不咎既往，处理的高明，我们可以借鉴。
执政党、当权派，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对革命事业不利！按《准则》的话说，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要纠缠历史旧帐”。
全国如此，内蒙如此，不是孤立的。对这个冤案的受害者，平反眧雪，完全正确。退一步说，那时候，分这派、那派是上面号召的、允许的、合法的；反过来给扣个“保守派”，当做敌我矛盾来镇压，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必须平反，毫不含糊。
但是有的同志说：“‘保守派’就是‘保党派’”，全面肯定，意味自己一贯正确；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能使人信服。比如，他们当中有些人抓“黑帮”，挖“内人党”就参与了，哪里是一贯正确？！
总之，我认为“二月逆流”时期的两派，都是群众组织；哪派里也有坏人；然而，坏人在哪派里也是极少数。两派都上了极左路线的当；林彪、“四人帮”就是要用好人打好人，或者说用群众斗群众。文革，好比是一场竞赛，极左的竞赛，你左我比你还左，谁差劲谁倒霉。真是“越乱越好”！一场混战！文革初期真正有先见之明，能够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很少。走一段，看出不对，不干了的，就算不错了。
当然，坏人确实有，就是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的，一贯打砸抢的，够上四种人的人。不够这个格的，有错误，要帮助，要团结。正如《准则》指出的，要“严禁以派划线。”不管这派、那派的，中毒较深、错误较大，群众意见多的，都应该认真检查，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批评一下，査一查，就火冒三丈。这些同志应该想一想，你斗别人的时候，是怎么干来？为什么今天问问你就不行了呢？不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难于取得群众谅解的。还有人一说就是：“我是保你的”。我说，这是帮倒忙，不要上当，不要以自己划线！要按《准则》办事。无论过去你是站到哪一派的，都要一视同仁，公公道道。对广大干部与群众来说，该平反的坚决平反，不必处分的就不处分。对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
据我了解，在20年代，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内蒙地区曾建立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受第三国际领导。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了，这个党也遭到了破坏。日本占据内蒙古时，在白色恐怖下，这个党没几个人了。日本投降后，在内蒙东部地区又发展了一些。1946年“四·三”会议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到了1947年“五·一”大会，自治区成立，明确解散了这个党。极左路线，颠倒是非，把早已不存在的这个党搬出来越闹越大，造成悲剧。
前年，还有人不让提挖“内人党”问题，说是一讲，就干扰了揭批“四人帮”的大方向。实际上，内蒙挖“内人党”，是和林彪、“四人帮”直接联系着的。1967年，就有人开始编造所谓“内人党”的叛国罪行。内蒙革委会二次全会上，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就说：反革命不可能不组织团体。1968年2月，那位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江青等人表了态；回来，就搞所谓“突破”。向中央汇报“突破”请况后，7月份，内蒙革委会三次全会上作出挖“内人党”的部署。9月，再次向康生请示，11月就公开讲：“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内蒙的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来的。1969年2月，那位负责人向中央文革又做了汇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都表示赞赏。挖“新内人党”这个冤案，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制造出来的。
有些人抱住“五·二二”批示不放；说挖“新内人党”是“扩大化”，不是路线问题。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有什么“扩大化”可言呢？如果不是路线问题，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那位主要负责人的脑袋早搬家了！正因为是路线问题，死罪可免。现在那位主要负责人说，他本来不了解内蒙的情况，连人也不认识，无冤无仇啊！这倒也是实话。但是，你不了解情况，为什么决心那么大？为什么别不人干了，你还干？！他不好回答。
在挖“内人党”中，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各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受害深重。但是这个冤案不能简单地用民族矛盾来解释。民族矛盾，或者说民族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祖国里，这种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说，各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文革前几十年间，党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什么文革中发生这样重大的冤案？用民族矛盾是解释不通的。就是挖“新内人党”一案，不是也挖了许多汉族干部和群众吗？而且当时内蒙的五个主要负责人，出身于汉、满、蒙三个民族。是极左路线破坏了民族团结。极左路线的特点，就是谁也不相信，谁也不要。不相信少数民族，也不相信海外华侨；不相信知识分子，也不相信工、农、兵。在内蒙，他们说“共产党支部就是‘内人党’支部”，在全国，他们说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他们相信解放军吗？有人说，“十个元帅就一个好的”，这个“好的”是林彪！我们上下左右看一看，应该明白了，不是哪一个民族的问题，是极左路线！
一句话，不能用民族划线。以民族划线要继续受骗上当！
对三大冤案，我们应该弄清路线是非，而不过多的追究个人责任。更不能以人划线，以派划线，以民族划线！说到底，是不能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们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起来向前看。要历史地全面地分析问题，对中央1978年48号文件规定的四种人，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对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共同总结经验教训问题，不能过多追究个人责任。
有人强调内蒙落后、复杂、难闹。可是内蒙各族人民当年受到的灾害那么严重，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三中全会以来，更加安定团结，绝大多数受害者通情达理。内蒙经济、文化落后；内蒙各族人民爱祖国，爱人民，识大体，顾大局可不落后！实践证明，内蒙古各族人民是忠于中华民族、忠于社会主义袓国的；内蒙古的人民是好的，党的基础是好的。我们向四化进军的步子比起兄弟省市是慢的。可是想一想，1978年才有“四·二〇”批示，去年才有“一·二一”批示。三大冤案开始得早，拨乱反正的晚；去年下半年，东三盟、西三旗才划回来。从这些方面看，我们今天的局面，确是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互相埋怨甚至悲观失望。要消除隔阂，增强团结，提高信心，鼓足干劲向四化进军！
我们要按照《准则》的要求，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依靠全区1800万各族人民，从内蒙古的地区特点、经济特点、民族特点出发，齐心协力，加快步伐，迅速把内蒙古建成团结、富裕、文明的民族自治区，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
1980年7月19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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