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1-1-0 作者：资料组
资料组七月二十二日 江青抛出了“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
江青在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会议上讲：“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十口号是对的。”
七月三十一日 张春桥接过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反动口号，盗用“上海工人要求”的名义，向毛主席写了要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的请示报告。
八月四日 在张春桥的授意指使下，王洪文等人以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名义，凌晨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借用“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蒙蔽和动员了数万人到上海柴油机厂，砸掉了上海柴油机厂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此后，武斗在全市更加广泛、更加普遍。
八月十一日 江青顽固坚持“文攻武卫”这个反动口号。
“文攻武卫”这个反动口号出笼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武斗。江青为了逃避罪责，在接见首都红代会等组织代表时对“文攻武卫”口号的问题作了狡辩，她讲：“象河南二七公社，他们提出‘文攻武卫’，你向我进攻，我就要还击你，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出于需要，出于必要，对革命有利，在有一些地方，条件具备了，应该自卫，不然革命派就遭屠杀、迫害。”
八月二十六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
砸掉“上柴联司”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决定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并制订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打算”中规定：“建立‘文攻武卫’队伍是为了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文攻武卫’指挥部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参加‘文攻武卫’组织的应是革命造反派队员。”
九月一日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报到集中。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从各组办、各局机关调集了三十余名干部，作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于九月一日上午到淮海中路1469号(原市妇联办公地点)报到，当时负责接待的是郑惠仪。
下午，王承龙(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向已集中的三十余名指挥部第一批工作人员作动员，他讲，社会上武斗不断发生，破坏大好形势，迫切需要一支能指挥调动的武装队伍，可以对付。王承龙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宣布指挥部筹备小组领导班子，由翁默清主要负责，钟定栋、郑惠仪两人协助。郑惠仪代表指挥部筹备小组把已报到的三十余名机关干部分编到参谋联络、组织、政宣三个组，并指定了三个组的临时召集人。
九月五日 江青在安徽省赴京代表会议上讲：“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九月七日 《关于“文攻武卫”组织成员及干部的政治条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初稿出笼，作为各试点单位掌握的口径。在这个“意见”中规定，“文攻武卫”组织成员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即造反队员)，厂一级“文攻武卫”组织领导成员应由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审查批准。这个稿子，后经多次修改，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定稿。同时，着手设计“文攻武卫”队旗、臂章、符号的图样。
九月八日 张春桥在接见工总司常委、委员时讲：“我非常希望上海武装十万至二十万工人，就放心了。国民党来了也不要紧，什么反革命暴乱都不怕。”“先编队，再训练，再发少数枪，能发一万支枪。再搞一些高射炮，真正把上海工人阶级不但从思想上武装，手里也有枪，文攻武卫就有办法了。”
九月九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于九日下午，在淮海中路622弄(原党校办公地点)，召开了由港务局、上钢三厂、东方红造船厂、沪东造船厂、上海矽钢片厂、上海工具厂、先锋电机厂等七个单位的领导干部、造反队负责人、驻厂军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首先传达讨论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然后，由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张宝林传达张春桥有关建立“文攻武卫”的讲话。这次会议确定，各单位应迅速抓紧开展组建工作，在国庆节前把队伍组织起来。
九月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的办公地点搬到外滩中山东一路三十三号(原英国领事馆)。这一天的上午，召开了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大会，王承龙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当众宣布，征用英国领事馆的房屋土地，并宣布整个三十三号园地及办公楼由“文攻武卫”占领，作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办公地点。
九月十一日 张春桥在上海国庆筹备工作会议上造舆论，他讲：“上海已报中央、主席，中央、主席已同意，要武装左派。”
九月十三日 筹建“文攻武卫”队伍的第一个宣传提纲出笼。
九月十五日 为了扩大“文攻武卫”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组织一支五千一百二十人的全副武装的“文攻武卫”队伍，参加庆祝国庆节的游行，接受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检阅。
九月 上海港务局成立了文攻武卫，并被命名为上海市文攻武卫第一师，直属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
十月一日 上海文攻武卫队伍五千一百二十人参加庆祝国庆游行，在人民广场接受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检阅。张春桥当时在广场检阅台上，看了这支队伍，得意地对王承龙讲：“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
十月九日 上海文攻武卫队伍第一次执行迎送外宾的保卫任务。十月九日至十六日，先后有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刚果(布厂代表团等三批外宾来沪，由十二个试点单位执行迎送、保卫任务，共调动兵力二万零七百七十人次。
十月十六日 张春桥在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会上讲：“八月四日那天我在上海。不过我没有和革命委员会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上海。四日晚上我坐着汽车到南京路去看了一下。”“路两边的人，是包括打‘联司’回来的人”，“都很高兴，其实我也很高兴”，张春桥还讲：“上海的工人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队伍究竟怎么搞法?我们对那个名字有一点意见，就是文攻武卫四个字包括太多了，那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武装，武装组织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总而言之，工人应该武装，这个方针是定了的。首先是工人，当然红卫兵将来也可以武装。你武装么，先要把班、排、连编起来。”
十一月十三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十二个试点单位“文攻武卫”负责人会议。会上，各单位负责人强烈要求明确“文攻武卫”与民兵的关系。
十一月十七日 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讨论了文攻武卫的有关问题，并作了如下决定：
(一)文攻武卫性质、任务以及名称问题。文攻武卫还是以民办为好，但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是市一级群众组织的机构。任务，主要对付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侵犯、扰乱，在当前要协同政法指挥部一起执行处理、制止上海地区武斗。名称为革命工人武装指挥部，要报中央再定。
(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体制，贯彻“三结合”，实行三三制，军队可吸收一部分，原市革会派的干部不宜过多，还要从基层调一些工人造反派来充实指挥部。市内各区可设立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属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派出机构，受市指挥部直接领导和指挥。
(三)发展文攻武卫队伍的步伐要加快，六八年一月革命一周年时要达到十万人的队伍。
(四)关于几个具体问题：市指挥部机关的政治待遇，与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等同；指挥部的办公经费另立户头，由财政局拨款，文攻武卫队伍的军政训练经费由民兵事业费开支；组织文攻武卫队伍要注意改造基层的民兵组织，凡已建立起文攻武卫队伍的单位，文攻武卫组织就代替原民兵的一切活动和工作；文攻武卫队员的符号，仿照解放军的胸章；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要派人去警卫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原市委机关的办公楼)，任务：一是保护现场，二是防止再有群众去冲击。
十一月十八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小组传达市革会常委会十七日晚上会议精神，并决定：(一)市指挥部工作人员分两摊，一摊处理武斗，另一摊抓紧队伍发展工作；(二)十一月二十五日前把杨浦、徐汇两个区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并由政宣组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进行文字修改，作为组建文攻武卫队伍的宣传提纲印发下去；(三)先发枪，给十二个试点单位。
十一月十九日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发出第一个通告，内容如下：
“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之一。为了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的工作正常进行，自即日起，凡已进入该地的外单位群众组织应迅速撤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打砸，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冲击、破坏、搞武斗。如有蓄意制造事端，混水摸鱼，乘机捣乱者，我部将采取坚决的措施。”
这一天，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发通告的同时，还派出了第一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宣传车，沿南京路、外滩、延安路、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大院内外巡回广播宣传“通告”全文，大造舆论。这次行动是王洪文和王承龙等一伙策划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命委员会写了《关于发展、壮大革命工人武装队伍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讲：“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名称包涵的面过于广泛，没有体现出工人武装的性质，建议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装指挥部’；凡是建立革命工人武装的单位，民兵的训练、教育、值勤等活动均暂停，由革命工人武装队伍代替；为了确保枪杆子真正掌握在工人革命造反派手里，必须保持队伍的纯洁可靠。”
十二月五日 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讲：“我们希望上海的工人，要用两种武器，一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个武器，另外中央已经同意了的把工人武装组织建立起来。我说，最好上海工人能够有十万支枪。如果我们上海的工人，是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手里不仅仅是有生产的工具，手里还拿住一支枪的话，那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更加有力量，不管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什么反动派”，“都在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的面前统统要完蛋!”
十二月七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调动队伍对国务院各部，各省市的驻沪办事处进行查封。这次行动，是王洪文、王承龙等一伙一手策划的。搞这次行动的临时指挥部班子由王洪文、王承龙、张宝林、钟定栋四人组成，下设作战、秘书、机动、后勤四个组。参加这次查封行动的“文攻武卫”部队，共约五千人左右。一千多名大专院校红卫兵也参加了这次查封行动。开始查封了五十六个中央各部及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后来发展到对中央各部及各省市的县、厂矿企业驻沪办事处、仓库也进行了查封，这样，先后共查封了六百三十一个单位，查封房屋面积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二平方米。
十二月九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张宝林、钟定栋等人秉承王洪文等人的旨意，对上海铁路分局水电段搞了打砸抢行动。
十二月十一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命委员会报告，要求在上棉十七厂、上海冶炼厂、上海矽钢片厂、沪东造船厂、上海港务局等五个单位，先各装备一个连的武器，并要在一九六七年底前下发步枪六百五十支。
十二月十五日 在煤炭部驻沪办事处革命群众义正词严的要求下，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人去开了四个多小时的座谈会。
十二月十七日 在王洪文、王承龙等一伙的策划下，市指挥部对十大饭店和一批市级医院采取了突击检查的行动。这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地要查他们所谓的走资派，捉了外省市干部几十人，关在交通大学，进行法西斯审讯。
十二月十九日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调动近万名文攻武卫队员，对全市近三百家大小旅社和饭店进行突击检查，搞得旅客很有意见。
十二月二十日 继十二月七日行动之后，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又发了个“通告”。通告内容摘要如下：
一、我部组织的文攻武卫队伍是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统一组织、集中指挥的一支武装队伍，它不受任何一级群众组织的指挥和约束。
二、凡盗用我部名义进行非法活动，招谣撞骗，胡作非为，混水摸鱼的，我部将采取坚决措施，严加追究。
三、凡未经我部批准同意，任何单位、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盗用“文攻武卫”组织名义，查封外地驻沪机构或其他任何组织。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他们负完全责任。
四、我部所查封的一切房屋财产，均由我部接管，由市革会统一处理，其他任何部门、任何个人不得动用和插手，如有违者，将采取革命行动。
十二月二十日 上海市文攻武卫杨浦区指挥分部建立，地点设在上棉十七厂，指挥分部领导班子由吴立义(区人武部部长)、毛毓琪(市指挥部派去)、邓成福(上棉十七厂文攻武卫副团长)等人组成。接着，徐汇、虹口、闸北等区的文攻武卫指挥分部也陆续建立。
十二月二十五日 以打击流氓阿飞为名，经王洪文、王承龙等批准，由张宝林、钟定栋、康正勤等人组织文攻武卫五千余人，抓了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其中有许多是里弄干部和群众，连一些小孩也被抓起来，造成了极坏影响和严重后果。
一月三日 批准成立机电二局文攻武卫师。
一月十一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活动，张春桥、王洪文等一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第二武装”的政治影响。他们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决议中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武装队伍，在群众专政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要逐步地整顿和扩大队伍，加强思想建设，增强组织纪律性，积极创造条件，为实行全市的工人武装和全民皆兵做好准备。”后于二月五日以市革会文件上报中央、国务院。
一月十九日 市指挥部总结了一份题为《上海革命工人武装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材料，这个材料，是一九六七年底中央文革联络员郑晓峰按江青意图来指挥部搞起来的。所谓经验总结完全是借题发挥，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工作，是张春桥的“改朝换代”思想的产物。
一月二十六日 炮制了向外省、市推销黑货的情况反映。内称：到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止，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已向山东省革委会、四川省革筹小组、广东省军管会、浙江省军管会、哈尔滨市治安指挥部、长沙市革筹小组、南昌市工人武装指挥部、衡阳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青岛市工总司、河南二七公社、株州市工总司等十一省、市来访代表团介绍了组织文攻武卫队伍的所谓经验。
二月十五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报告称：“市文攻武卫队伍的各级组织、各个成员不论在平时或战时，都必须听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领导和指挥。”
二月十九日 王洪文到指挥部传达张春桥的话。张春桥讲：“文攻武卫队伍干了不少好事，也出了不少毛病，要特别注意，不要解散重来。你们调动队伍都是谁调的?要严格控制。解放军调一个连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文攻武卫调一兵一卒要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有二至三人批准。重型机床厂一个人要撤职。”“文攻武卫队伍要普遍办学习班，指挥员、政委要首先学习。我很关心，也很担心，这个队伍我是请示过毛主席的。”
王洪文还讲：“主要从政治上纯洁我们这支队伍，敌人也千方百计地向我们队伍里钻，目前要纯洁队伍，对违反纪律的要开除，营以上干部，指挥都要讨论。”
在这一天的下午，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东方红造船厂召开了上海市文攻武卫“十二·七”行动总结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连以上干部一千六百余人。王洪文、王承龙到会讲话。
二月二十日 张春桥在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赴沪学习团时，拼命贬低解放军和民兵的作用，鼓吹文攻武卫可以用武斗压服人。他讲：“工人武装制止武斗比解放军好，解放军有‘四个不’，讲话也受到限制。一武斗，他们(工人武装)戴上一顶柳条帽就去了。你是造反派吗，我也是；你是群众吗，我也是；你辩论，我就同你辩；你打我，我也能打。看样子，我们这个队伍比民兵好，因为是造反派，是在阶级斗争中建立的，原来的民兵是在和平环境中建立的。”徐景贤也插话讲：“有个地方搞武斗，上海警备区司令去讲没用，我讲几个小时也没有用，结果武装工人拿着棍子去，问题解决了。”
二月二十九日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发出《关于文攻武卫队旗、印章、符号的使用和保管通知》
三月一日 王洪文到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会议上对大家讲“目前，我们不能发枪，就是考虑队伍是否纯?怕枪杆子被敌人拿去。”“现在多方面提出来要到文攻武卫来工作，经一查有些人历史不清楚。”“这支文攻武卫队伍是未来的民兵，但是与以前的民兵不一样。这支队伍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是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的。”“上海建立文攻武卫队伍，春桥同志向毛主席正式报告过的，毛主席同意的。”“我们这支队伍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北京文攻武卫队伍就没有上海强。”“这支队伍是一个新生事物，全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文攻武卫组织起来代替了民兵。对这个新生事物要爱护，要经常总结，每打一仗就要总结一次。”“我们要好好地抓，上海发展二十万人，敌人来了就可以抗一抗。”
三月六日 市革命委员会以书面向中央汇报一、二月份工作，多处提到文攻武卫的作用，贬低民兵。
在讲到队伍建设时讲：“这段时期，我们还组织了一支五万人的工人文攻武卫队伍。”“我们每次刮‘红色台风’，主要就靠这支力量。现在，他们‘杀’出了威风，在群众中有了相当影响。哪里发生武斗，只要文攻武卫队伍一到，双方偃旗息鼓，没有话说。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支队伍比原来的民兵好。”“今后还要不断整顿，逐步扩大到十万人。”
三月十二日 张春桥向苏州来沪代表团兜售文攻武卫黑货。
这天晚上，张春桥在上海展览馆小会议厅，向苏州“无革派”来沪代表团讲：“我倒是赞成你们(苏州)可以组织起一个武装队伍，那是要联合起来后，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嘛!但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联合比较巩固，否则的话，我们上海这五万人的武装，要是变成派性的就不得了。我们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群众专政。那还是在去年，我们正式报告了中央，报告了主席，主席是赞成的。对这个文攻武卫队伍，我们只武装工人，这个也报告过毛主席，他也赞成。”“等到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比较健全了，革命大联合巩固了，便于显示革命造反派的威力，可以有这么个组织。”“我们准备武装十万人，搞它十万武装，”“我们是从战备考虑的。我们不但发步枪，还准备搞高射炮部队，飞机来了，我们就干掉。”
三月二十七日 张春桥在浙江省和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讲：“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权威，就是从十一月份才真正有的。”“我们一抓阶级斗争，就把有些任务交给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现在文攻武卫指挥部很有权威。人民解放军处理不了的事，它可以处理，因为解放军有个‘四不’怕，群众也不怕，你武斗呀，你叫人民解放军去制止武斗，人民解放军的办法实在不多，弄来弄去只有李德生同志在淮南的那个办法，把自己的队伍往中间一插，你们两边打我骂我，我都要在中间把你们隔开，不准你们打，只有这么一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队伍去了，他当然也不必动武罗，但他话好说，你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那我们两个人有问题就辩论嘛。”“所以，现在很有威信，”“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前面的墙壁上老是刷标语，你用个东西贴上说这个地方不要刷，不行，他不听的。后来，文攻武卫指挥部在那个地方插了个旗子，就不敢刷标语了，就可以保持这个大楼比较干净。门口人民解放军站着岗的，没有用。”“我们是充分地发动群众来搞专政，组织了这么一个队伍，现在组织了六万人，四个师。我们准备搞十万到十五万人。”“原来的民兵战斗力很差，现在上海的文攻武卫已经可以看出来，比原来的民兵好，因为他是造反派，还有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建立的。”
四月十二日 社会上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市指挥部机关一片混乱。
上午九时，指挥部几个头头把机关人员组织成三路，分别上街收集社会动向。张宝林等到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康正勤到工总司王洪文那里去商讨计谋。钟定栋、郑惠仪到康办找王少庸及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摸底。
到中午，外滩街上已贴满了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文汇报的高音喇叭对准了指挥部大院广播宣传，号召文攻武卫战士行动起来造张春桥的反。
市指挥部领导小组在下午二时及晚上七时，先后二次召开区、师及各基层文攻武卫组织的头头会议。会上，告诉大家，炮打张春桥是“从阴沟洞里刮出来的一股阴风”。要求大家坚决稳住部队，听从市革会的指挥。
四月二十四日 市指挥部为上海建筑机械厂主要头头参与炮打张春桥问题，暂停发展文攻武卫组织，向市革命委员会写报告。这个厂属第五批组建文攻武卫单位，已审批队员六百人，原打算在五月份建立文攻武卫团。由于厂的几个主要头头写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指挥部决定暂停发展文攻武卫组织，待该厂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后再筹建文攻武卫组织。
五月四日 因“北航红旗”六六届毕业生陈福利在沪参与了“四·一二”事件，多次去复旦大学活动，反对张春桥，书写“谁在上海搞独立王国，决没有好下场”“提出打倒朱锡琪的口号是政治错误”，“下定决心，反右倾，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支持二军大‘红旗’揪出黑后台的革命行动”等大字报。为此，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领导写报告，要求将陈送到公安局拘留审查。王承龙于五月九日批：“我们不处理。此人强行押送到原校。”
五月六日 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一伙大造文攻武卫的舆论下，上海的报纸配合刊登了报导文攻武卫的消息，使不少省、市受骗上当，前来上海“取经”。市指挥部的情况反映第三期，向张春桥、王洪文等一伙作了汇报。情况反映摘要如下：
到五月六日为止，先后“有黑龙江、陕西、宁夏、河北、河南、四川、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武汉、南京、青岛、济南、哈尔滨、南昌等三十七个省、市、地区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的代表专程来访。”“我们已组织专门人员……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去做”。
五月二十日 南京市文攻武卫队伍成立大会，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发了贺电。
五月二十四日 市指挥部向市革会报告，在四、五月期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协助工交组对全市五十七处宗教庙宇的房屋，进行了接管查封，共有面积八万一千平方米。查封后由工交组派人来管理。
六月六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同市公检法军管会，市劳动局革委会一起，于凌晨二时对支疆倒流人员中的“违法犯罪”分子采取了强制集中统一行动。这次行动的指挥班子由姬应伍、吴步林、王继成(劳动局)王思贤、张宝林、钟定栋、康正勤七人组成，调动了四千多名文攻武卫战士，强制集中了二百零五人。又从山东、杭州等地抓回支疆青年造反司令孔令杰、宣传部长尤国强等十四人。对这二百一十九人(关押在黄浦路二十号地下室)，除拘留的外，强制迁送返回原单位。
在这次行动中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还专门调了一百多名文攻武卫队员，长期脱高生产岗位，负责办班及看管、审理、迁送。
六月二十八日 王洪文在文攻武卫“对敌斗争动员大会”上讲：“各个单位在对敌斗争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应该掌握敌情，掌握敌人的动态，只有对敌人的活动规律，敌人的情况掌握了，一旦需要，我们才能够稳、准、狠地给予敌人狠狠的打击。”“调动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要经过市革命委员会，要经过我们四个人(廖政国、王少庸、王洪文、王承龙)签字批准。如果要调动一个营的话，我们要请示张春桥同志，因此，各单位……都没有权力擅自调动队伍。”
七月四日 市指挥部提出关于调动文攻武卫队伍的建议，上报市革会。其中规定：调动一个连需经市革会“三王一廖”四个领导中的二人批准；调动一个营需经三人批准；调动一个团需经四人共同签署批准，并报张春桥、姚文元；调动一个师需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
七月十九日 市革会常委讨论文攻武卫问题，会议鼓吹用文攻武卫改造民兵，取代民兵和公安干警、市指挥部领导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王洪文讲：“文攻武卫的建设有利于民兵的改造，打仗起来要有特种兵，立足点在于打。当我们发展到这个数字(十至十五万人)后，还要研究怎样改造民兵的问题。”“文攻武卫指挥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可以考虑吸收造反派同志参加。”“重要目标的保护应由文攻武卫来担任，民兵的活动停止了。”
王少庸讲：“指挥部系统问题，不要按原来依区划分的办法，原来区武装部的形式是不适用了”“区分部的名字太难听了，这个名字是否可以改一下，最好用‘师’”。
徐景贤讲：文攻武卫的任务是“保卫上海革命新秩序，社会上的活动也还要靠这支队伍的力量，如海员俱乐部门口就非要依靠这支队伍”，“这个部队是很可爱的，因为是工人自己的部队。”
七月二十四日 在王洪文、王承龙等一伙的策划下，市指挥部调动文攻武卫部队上街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到八月九日止，共出动文攻武卫宣传车一千零九车次，文攻武卫队伍一万零六百一十九人，大造文攻武卫队伍的声势，扩大文攻武卫队伍的影响。接着，先后派出了八十多个文攻武卫小分队进驻所谓的老大难单位。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组织了七千多人的文攻武卫宣传队，用数百辆车子浩浩荡荡开进闵行地区，进驻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上海化工学校、华东航校、劳动局第一技工学校四个单位。此后，又以类似的方式搞所谓贯彻落实中央“八·二八”命令等，这些活动，名义上是落实毛主席战略步骤，解决老大难，实际上是去插手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支一派，压一派。
七月二十六日 市文攻武卫同意成立上钢一厂文攻武卫组织筹备领导小组，七○年十月批准了民兵师领导班子。
七月至十月期间 市指挥部在原中山东一路三十三号办公楼下“牢房”里，先后关押过多人。
八月四日 经王洪文、王承龙等一伙的同意，市指挥部与市公检法军管会联合搞了一个“八·四”冲击行动。行动领导小组由李彬山、姬应伍、张宝林、陈敢峰、胡永年五人组成，下设联合行动办公室，具体负责这次行动。他们为了迎合王洪文的口味，特意把行动日期定在“打联司”一周年。这次行动调动文攻武卫部队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余名，近千辆车子，在十个区及近郊四个县统一行动，抓了一千六百多人。
八月七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贺电。贺电说：“我们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全体战士和各条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最近组织了三百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一些工厂、学校……”。
九月十七日 在王洪文、徐景贤等一伙的策划下，市指挥部在上海杂技场召开了对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的电视批斗大会。会议由张宝林主持。这次批斗会上，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工作，为用“文攻武卫”改造民兵制造舆论。
九月二十日 市指挥部调了二万名文攻武卫队员，约三万名大专院校红卫兵及财贸职工，于深夜十二时和二十三日凌晨四时，对全市车站、码头、大饭店、医院、水路、公路及重要场所将近三百处，进行了突击清查，抓了一千九百八十二人。这次清查行动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国庆节。
十月一日 在国庆活动中再一次突出文攻武卫队伍：(一)游行队伍，文攻武卫方块在正中前排，三军在文攻武卫的右侧，工宣队在文攻武卫的左侧；(二)选派三千名佩戴符号的文攻武卫队员负责大会主席团周围的保卫工作；(三)人民广场周围的十五个制高点派了十五个文攻武卫排的兵力负责控制；(四)广场标兵线由文攻武卫队员负责；(五)调动近十万人的兵力负责整个庆祝活动警卫任务。
十一月四日 市指挥部机关举办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学习班。这期学习班，在张宝林、钟定栋等人的引导下，把批判矛头集中对准了陈毅同志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在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借口下，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军队。当时，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组负责人李文高同志(曾任二十七军团长，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对涉及军队及陈毅同志等老帅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当场与张宝林、钟定栋等人争吵了起来，张、钟组织市、区两级机关的到会人员对李文高同志进行围攻。康正勤在会上点名攻击李文高同志是指挥部的“不见得派”，张春桥在市里的一次大会上讲，文攻武卫指挥部也有一个“不见得派”。
十二月二十日 市指挥部搬到长寿路五百八十二号上棉一厂办公。当时的公开理由是工人武装的领导机关要到工人群众中去。实际上，当时普陀区两派斗争尖锐也影响到社会上，王洪文、王承龙等一伙策划指挥部搬去，是去“压阵”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于下午一时在同济大学大礼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文攻武卫创四好连队运动誓师大会》。
在王洪文、王承龙等人授意下，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江苏苏州、无锡和浙江杭州派出小分队，以检查上海去这些地方游山玩水的车辆为名，在上海与江、浙二个省交界处定点设卡，随意扣车捉人，为“第二武装”扩大政治影响。
一月二十一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同意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今后组织发展工作有关审批权限的报告，即“文攻武卫”团、营、连单位的发展经市指挥部(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干部也是如此)。
二月四日 由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联合组成“上海市清查办公室”，办公地点开始设在总工会五楼，后迁至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内，办公室由王维国、张宝林、钟定栋等人负责，当天王少庸等人亲临坐镇，共出动“文攻武卫”、公检法人员、里弄干部等七万多人，抓了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其中嫌疑分子一百四十九名。二月六日又出动了近七万人，清查江、河船只七千五百多条，抓了六十八人。这次行动延续到二月十五日，共出动二十八万人，抓了二千五百一十六人(其中外地一千一百五十五人)。
三月二十一日 党的九大召开前夕，王洪文给文攻武卫指挥部下达指示：“发展工作可快一点，好的单位可发展一批，要注意面。”加紧拼凑“第二武装”。
三月二十四日 又搞了一次以“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现行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冲击行动，到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为止，共抓了三百七十六人。
四月九日 上海市文攻武卫第一次创四好经验交流大会于四月九日至十一日在交通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一千一百三十三人。杭州社会治安指挥部、盐城地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派代表专程来沪参加大会。
王维国、叶昌明到会讲了话。张宝林致开幕词，鼓吹：“必须在文攻武卫队伍中反复地、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把创四好运动提高到纲上、线上、权上的高度来认识”。“要警惕穿新鞋走老路”。
四月九日 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王洪文和张春桥等密谋策划，并于四月九日晚上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叫廖祖康到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钟定栋等传达他们的指示：“关于文攻武卫的队伍，还可继续发展，但请注意队伍的质量，特别要注意领导班子的问题，干部要进行审查，在可能的情况下搞些干部集训，主要是政治训练，在适当的时间可搞军事训练，但以政治带动军事……”。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立即向王洪文写信，吹捧“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大的鞭策”，并表示要办好文攻武卫干部学习班，加强军政训练，加快文攻武卫队伍的发展速度。
四月二十八日 为文攻武卫参加工总司学习班的问题，王洪文从北京来电话：“文攻武卫同志要抓紧、抓狠，要严格要求，这也是培养新干部的方法，各区参加文攻武卫工作的解放军如果要参加的话由他们自己决定。”
四月三十日晚上，廖祖康向王洪文汇报，“文攻武卫和工总司合办学习班，改善了与工总司区联络站的关系。”王洪文说：“今后的学习班可考虑文攻武卫和工总司一起办。”
五月二十四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了各区集训班(相等于区联办)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张春桥关于撤销文攻武卫、公检法军管会联合办公室的所谓指示。
六月三日 文攻武卫指挥部给市革会的《关于上海人民防空情况的调查和今后意见》中讲：防空机构“这个烂摊子不能适应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从机构到指挥，必须……进行改革和重建”。
七月十四目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发出通知：建立上海市文攻武卫水上指挥部。
七月十五日 以文攻武卫为主，和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会有关组办组成“市维护革命新秩序办公室”(简称“维办”)在黄浦路20号开始办公，王维国、李彬山、张宝林、钟定栋、刘志明等为主要负责人。这个机构从七月下旬到九月底，在全市统一搞了九次大的行动(不包括以区、县为单位的零星活动)，共出动十四万多人，抓了三千四百四十二人。
时间 行动名称 出动人数 抓人数
7．23 刮“台风” 14600 663
7．29 搜查公园、车站、码头 12000 511
8．29 水上大搜查 30000 60
9．1 刮“台风” 6600 994
9．2 搜查旅社 29000 141
9．3 搜查公园、空房 20000 185
9．16 整顿交通 37000 未有记载
9．20～9．23 打击投机倒把 未有记载 848
9．26 刮“台风” 未有记载 40
合计 十四万多人次 3442
七月十九日 经王洪文一手策划，于下午六时左右，在原海员俱乐部(延安路外滩)和南京东路友谊商店门口，事先埋伏了文攻武卫，接着在门口放爆竹、吹喇叭，招引行人，然后包围抓人。当场被抓三百九十九人(其中有孕妇和七十多岁老人)，押到交通大学逐个审问，稍有不满和反抗者，便遭拳打脚踢棍棒敲。这次行动具体指挥是钟定栋等人，王洪文、徐景贤、李彬山等亲临现场“观战”。
七月三十一日 在研究贯彻落实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市革会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讲：“上海出问题要用文攻武卫包围”。王洪文狂叫“不承认市革会水也不给他喝，饭也不给他吃”。
八月一日 七院十一所的革命群众对七月三十一日市革会扩大会议上张春桥关于“上海出问题要用文攻武卫包围”的讲话提出抗议，他们说“中央布告规定要用解放军，张春桥却要用文攻武卫，这是张春桥另搞一套”。
八月二日 借宣传“七·二三”布告为由，文攻武卫共出动三万多人，近百辆宣传车游行。然后向一百零二个所谓老大难单位派驻了“文攻武卫小分队”。
八月二十六日 晚上七时三十分王洪文找文攻武卫指挥部李彬山、张宝林，钟定栋、康正勤、阎波去市革委会，传达张春桥关于“要文攻武卫总结两年来工作”的所谓指示。李彬山、张宝林等人提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机关设在上棉一厂不适应工作的需要，要求搬到黄浦路20号办公。王洪文、王承龙均表示同意。
九月七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市革会名义起草了给毛主席、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上海市文攻武卫队伍成长、建设情况的报告》。
八月二十七日 王洪文指使文攻武卫指挥部派队伍进驻七院四所、八所、十一所。
九月十七日 王洪文指使《工人造反报》刊登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从九月十五日起迁至黄浦路20号办公的启事。
十一月五日 根据群众来信和上海拖拉机厂挖防空洞时发现原日寇在江湾五角场地区的一个地下防空设施。文攻武卫指挥部撇开人防部门，派出六百多名文攻武卫队员，清理这一设施，并定名为“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一工程。”
十一月十二日 市指挥部坏头头为了控制水上交通，依照“四人帮”的旨意，把原归杨浦区人武部领导的海洋渔业公司民兵改建为文攻武卫直属团，划归市指挥部领导。
十二月二十七日 按照王洪文的黑旨意，文攻武卫指挥部在上海摩托车厂组建第一个文攻武卫摩托排，并装备五十辆摩托车。规定这支队伍“由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直接掌握，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听候市革委会调用”。不到半年时间，市区每个区成立了一个摩托连，扩编成“上海市文攻武卫摩托团”。
十二月 铁路分局文攻武卫师成立。
一月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委会要求组建民兵摩托车队，提出需要摩托车三百五十辆，以扩充“帮武装”，控制民兵特种兵队伍。
一月十三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写了“关于建立水上防空统一指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市革委会常委讨论同意，把水上防空指挥大权交给“第二武装”。
报告提出“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下，设立一个十人至十五人的水上防空指挥组，工作人员有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港务局、打捞局、交运局、海运局，长航分公司、水产局等单位，从文攻武卫组织中选调”。
报告中规定水上防空指挥组的任务是：“平时指挥水上阶级斗争”，“战时指挥反空袭斗争”。
一月十六日 批准成立上钢三厂文攻武卫师。
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交通大学召开上海文攻武卫“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到会二千五百多人。
一月三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委会报告，提出要成立六个高炮师。
二月二十五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根据张春桥关于要刮一次“红色台风”的旨意，向市革委会写了“关于对三十七名犯罪分子进行冲击的报告”。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贤、王维国于二十七日批示意见是：“抓人的事，应由公检法军管会办理，需文攻武卫配合的，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大力配合。”此后一段时间，文攻武卫停止单独搞所谓“刮红色台风”。
三月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根据张春桥、王洪文关于“组织发展工作，要符合战备要求，消灭空白”的“指示”，加紧扩充队伍，拼凑“帮武装”。一九六九年这一年，就发展了六百三十一个单位，四万一千六百名文攻武卫队员，是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发展总数的二倍。至此，已建立了七个师、七十二个团、一百五十一个营、六百二十三个连，共二十一万人。发展了八百五十五个单位，占工交系统工厂单位的百分之四十。
三月十六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根据王洪文、王少庸、徐景贤、王维国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抓人的事，应由公检法军管会办理”的批示，向市革委会写了“关于对在押人员、未了专案的处理和今后有关社会治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1)冲击对象。其中案情重大者交公检法惩处，一般的交工厂、单位处理；(2)专案，交公检法；(3)除交办任务外，一般不再受理群众扭送人员、调解民事纠纷、维护剧场、车站、码头秩序等任务。四月一日，市革委会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公检法军管会需请文攻武卫配合的行动，请文攻武卫大力配合。”
三月二十七日 上海警备区向市革委会写了《关于组织民兵对外宾进行军事表演的请示报告》，建议有关部门组成一个办公室，抓好民兵对外表演的工作。可是，市革会批示：“不要单独成立办公室，可由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经费仍按老规定报销。”这样，从警备区夺走民兵对外表演的领导权。
四月四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委会写了《关于调整充实文攻武卫区指挥部领导班子的意见》，提出各区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核心中工人成份太少”，要求“每区拟适当增加工人成份，并建议警备区党委充实骨干”，进一步夺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权。
四月六日 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文攻武卫落实党中央三个文件讲用会”，参加的有连以上干部三千多人。
王洪文到会吹捧“第二武装”的“主流”、“大方向是好的”，在斗争中“立了新功”；攻击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搞花架子”；说上海文攻武卫“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的，使上海的民兵得到改造”；恣意修改《民兵工作条例》的内容，说参加民兵“身体条件可以放宽，年龄上也可以放宽”，并要民兵搞“高效炸药”。
四月十四日 文攻武卫摩托团(筹)提出报告，在第一季度训练了四批骨干，计一百五十人的基础上。准备将一百六十六辆摩托车下放到各摩托连队去，以利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应付紧急情况用。
五月十一日 为了组建基干团，扩大“帮武装”，市革委会“二办”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了十个区的革委会和人武部、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对十个区基干团的团职干部人选进行讨论协商，明确文攻武卫基干团的团职领导干部，从区人武部和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干部中选配。
五月二十八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委会写了“关于上海市文攻武卫十个区基干团团职干部任命的请示报告”，后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分别发了任职的命令。
五月三十日 李彬山参加市革委会常委碰头会，专门研究文攻武卫改名问题。主要是张春桥的话，李在传达时说：“市、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是指挥工人民兵，暂时不动不改”。继续保留“第二武装”指挥部。
五月三十一日 下午，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了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民兵工人基干队伍成立大会”，宣布将“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会议由李彬山主持，出席大会的有市革委会和驻沪三军的领导，市革委会各组办、工总司、妇联、共青团和各区、县、局负责人。参加会议的民兵有四万六千二百余人。
会上，王洪文说：“文攻武卫改称为上海民兵”，“改变名称并不意文攻武卫指挥部联合采取行动，全市刮了一次“红色台风”，组织民警、民兵、红卫兵、里弄干部对三百九十名对象进行冲击，实际抓到三百一十九名。
九月一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坏头头为了进一步贯彻张春桥、王洪文所谓民兵要抓社会阶级斗争的“指示”，又与市公检法军管会联合向市革会写了“关于对公路、水路、旅馆和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进行一次全面突击检查的请示报告”，这次打算出动五千民兵。他们打着所谓“清查”的幌子，行乱抓人之实。
九月十七日 市公检法军管会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民警、民兵、红卫兵、里弄干部二万余人(其中民兵一万二千人)，对全市二百五十三个中、小旅社，三十九个公园，二百五十三个碉堡，以及黄浦江，苏州河的一千五百六十只小船，进行了一次所谓“清查”。这次冲击了二百一十五人，随意扭获了六十六人。
九月十九日 徐汇区民兵在一次所谓刮“红色台风”的行动中，执勤到汾阳路158号弄内时，与王维国的“专案组”发生了冲突。王维国向张春桥告状，说文攻武卫冲击了专案组。张春桥下令要查清楚，郑惠仪根据张春桥的指示，经过调查后，写了《关于九月十九日晚民兵执勤在汾阳路158号弄内与所在机关发生争执情况的报告》，李彬山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和修改，打印后由郑惠仪附信先送王洪文。王洪文亲自修改后，重新打印，再送张春桥。
九月二十八日 上海警备区召开热烈庆祝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伟大号召发表十二周年大会。
王洪文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说：“市里条条专政未解决好。公检法抓治保、消防，指挥部去抓民兵，这怎么办呢?造成民兵不管治保，治保不抓民兵，这不好”；提出“民兵要把治保、消防担负起来，不要再另外组织了”；要求“各区抓一个单位试点，保卫、人武、消防几个部门在一个单位，合在一起”；还胡说“这样，利于一元化领导，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王洪文第一次公开抛出了“三位一体”的黑货。
十月十二日 批准成立上钢五厂民兵师、交通运输局民兵师。
十月十三日 批准成立长航分局民兵师。
十月十七日 王洪文窜到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说：“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工作很多，我觉得还是抓阶级斗争，如果离开了这一条，这个队伍的生命就不会很长了”。进一步提出要抓“三位一体”的“试点”，胡说：“民兵，在一个厂子里，要交给它任务，如管四类分子、治安和消防等工作，都要担负起来”，“这样把这些工作搞到一起，民兵就有生命力了”。
十月中旬 南京军区廖容标副司令遵照毛主席关于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指示的精神。来上海解决撤销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问题。在浦东大楼廖副司令亲自召开的一次十个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地方头头的座谈会上，指出“随着形势的发展，现在的民兵领导机构，已不适应形势，全国都是武装部，只有上海还叫文攻武卫指挥部”，解决的办法，“武装部和文攻武卫，可以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就是撤销文攻武卫指挥部，恢复警备区、人武部抓民兵工作的传统体制。在坏头头钟定栋、郑惠仪事先策划和煽动下，参加会议的区指挥部头头纷纷跳出来“发难”，围攻廖副司令。这个问题就此被迫搁了下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坏头头根据王洪文关于要抓“三位一体”试点的“指示”，第一次转发了《文攻武卫静安区指挥部在国棉二十厂进行“三位一体”体制改革试点情况》。
一月三日 张春桥、王洪文为了笼络和控制“第二武装”，上海市召开第四次党代大会时，专门分配给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一个名额，郑惠仪去参加的。几个坏头头对张春桥、王洪文感恩不尽，表示拼老命也要把“第二武装”经营好。
一月八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写了“关于落实刮‘红色台风’的准备工作和碰到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在春节前全市统一搞次行动，冲击二百二十六名对象。同时，在报告中列了公安局三条“罪状”：(1)对文攻武卫刮红色台风“一直不予表态，表示难办”；(2)民兵小分队去“派出所不给转介绍信”，(3)杨浦公安分局与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原来关系密切，敌社情互相通气，“现在联系中断了。”
二月八日 王洪文为了加快装备“第二武装”，背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上海制造大量武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根据王洪文的旨意，向市革会写了“关于发动民兵制造半自动步枪的报告”，说上海电缆厂抽了二十多名民兵，取名为“610”车间，已试制了六十多支枪，建议今后以上海电缆厂为主，再抽几个厂进行生产和配装，每年生产三千支至五千支枪，经费由财政局报销。最后，提出由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有关局、军工组具体负责实施。在这个报告上，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批示：“继续试验下去，希望由工交组军工组负责。原用经费，同意财政部门支付。”
三月三日 批准成立上海铁路局民兵团
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为了进一步吹捧林彪，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召开了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民兵第二次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有一千五百六十四人。
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都到会讲了话。王洪文说：“民兵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有很大教训的，一下子给冲垮了。如果民兵不这样参加阶级斗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会冲垮。过去民兵组织是比较健全的，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下子冲垮呢?过去民兵有很大的弱点，不参加或很少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
三月二十七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根据马天水所谓关于打击现行犯罪分子，整顿车站、码头秩序的指示，十个区采取了一次统一行动，动用民兵一万二千八百九十六人，冲击各种对象七百三十三人。
闸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提出“配合地区狠抓阶级斗争的打算”，第一次提出“组织民兵宣传队进驻里弄，配合街道狠抓阶级斗争”。市指挥部头头发现了这个所谓“新生事物”，立即用简报转发全市，并指出：“这样做法很好”，“希各区指挥部经常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
四月九日 卢湾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根据市委对“冲击对象给予长期劳动教育”的指示，第一个提出将冲击对象放到工厂，举办劳动教育学习班，把“管、审、教”结合起来，做到“边学习、边交代、边核实、边结案”。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坏头头又发现了一个所谓“新生事物”，立即用“简报”转发全市，并指出：“卢湾区‘三·二七’学习班贯彻边劳动、边学习、边批判的教育管理计划，我们认为切实可行，现转发给各区指挥部参考。”这样，“三边”劳动学习班，各区指挥部普遍办了起来。
四月十五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杨浦区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刚果(布)国家人民军坦克学员进行军事表演，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四百三十人。
四月十六日 根据王洪文的“指示”，闸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从十三个工厂组成十三支民兵小分队，首批进驻十三个里委会，配合里弄抓所谓“社会阶级斗争”。这样，“第二武装”的黑手就伸进了街道里弄。
四月二十一日 张春桥、王洪文阴谋骗取毛主席、党中央对“第二武装”的肯定，以沪委(71)13号文件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关于上海城市民兵工作的情况报告”。报告中他们没有敢把伪造的“民兵改造”的指示抛出来，也没敢讲“重建”民兵，只字不提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
五月五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委、市革会、警备区党委写了“关于下发高炮武器的请示报告”，提出最近中央军委调拨给上海民兵一百七十四门炮，加上过去已装备的四十二门，现共有二百一十六门，准备下发到民兵高炮连队。从而，进一步控制民兵高炮队伍。
五月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为了制造更多的武器装备“第二武装”，发函致市财政局，要求拨款十六万元，试制步枪和增添有关设备。
五月十四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杨浦区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老挝爱国战线党英雄模范代表团进行军事表演。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五百五十人。
五月十七日 市、区二级文攻武卫指挥部从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全面开展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
五月二十七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杨浦区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进行军事表演。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五百五十人。
六月二十五日 为了使“帮武装”听从“四人帮”的调动和指挥，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提出的“关于调动民兵权限的建议”中规定：调动一个连，经区委批准，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由市指挥部报市委、市革会备案；调动一个营，由市指挥部领导小组研究通过，报市委、市革会备案；调动一个团，必须报市委、市革会批准。他们只字不提民兵要听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
六月二十八日 “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已一年多，市指挥部对简报的报头仍用“文攻武卫简报”。在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从简报第三十八期才首次启用“上海民兵简报”报头，署名仍用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七月六日 杨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上海电梯厂等单位的民兵，派出了民兵小分队，进驻眉州街道，抓所谓社会阶级斗争。王洪文发现了这一“新生事物”立即予以肯定。
七月七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杨浦区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几内亚共和国军事代表团进行军事表演。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四百二十人。
七月十四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为扩大“帮武装”，筹建上海市建筑工程局、上海铁路分局、江南造船厂三个民兵师，向警备区党委写了“关于组建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等三个民兵师的请示报告”，要警备区党委批准、任命。
七月二十六日 在王洪文多次提出要抓“三位一体”的试点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各区抓点的基础上，向市委、市革会写了一份“关于‘三位一体’试点情况报告”。在报告中，吹嘘搞“三位一体”的所谓“优越性”是：第一，有利于党委加强对武装保卫工作的一元化领导；第二，有利于精兵简政，是基层斗、批、改的主要课题；第三，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第四，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第五，有利于进一步落实战备工作。
八月二十四日 《解放日报》“情况简报”第2259期以《工人民兵到里弄去抓阶级斗争》为题，反映了闸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民兵进驻街道里弄，抓所谓社会阶级斗争、教育青少年、促进民兵思想革命化的“经验”。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维国、王少庸等看后，作了批示。此后，全市“小分队”就纷纷进驻街道里弄。
九月二十五日 普陀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区野营训练指挥部、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合并，取名为“上海市普陀区战备指挥部”。
九月二十七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杨浦区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军官休假组进行军事表演，观看的外宾有二十人。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四百五十人。
十月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宝山县吴淞公社等单位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进行军事表演，陪同观看的外宾有五十人。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五百人。
十月十二日 “九·一三”事件后，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加紧对“第二武装”的控制，再次提出“关于调动民兵权限的建议”，规定“上海民兵受市、区党委、革委会统一调动，直接指挥。具体执行机关是市、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其他任何组织、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无权调动一兵一卒”；调动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要分别经过区委、市指挥部领导小组、市委同意。李彬山亲自修改，把军事系统也列为其他组织。
十月份 徐汇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
十二月十日 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联合向市委、市革会写了所谓《依靠群众，主动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情况报告》，反映徐汇、卢湾、黄浦等区公检法和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及上海铁路分局民兵师(筹)，从十一月下旬开始，分别采取了所谓革命行动，冲击了各种现行犯罪分子二百一十一名；肯定公检法与文攻武卫相互配合，联合行动；抓人少，声势大，震动大；“敌变我变”，讲究战术等所谓经验。
十二月十三日 王洪文在去北京前，窜到指挥部交底，并对下一步的“任务”作了安排。他提出：“三位一体的试点经验还要很好抓一下。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找几个单位继续试点，我已经给国棉十七厂的同志讲过了，要他们继续好好搞一搞，你们也可以再抓一下。这不光是上海的问题，要报中央才能解决”，“你们先搞，市委将来派人与你们一起研究，搞一个东西上报中央”；接着，王洪文提出要搞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说：“我已同周司令商量过，还是要合，不合怎么办呢?先把两个指挥部合并起来再说。首先是上面要合起来，上面合了下面就好办了，合了有利条件多!”，“名字叫什么，可以研究，大家考虑”。
十二月十四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委和警备区党委写了“关于建立上海市电信局民兵师的请示报告”，加紧扩大“第二武装”。
十二月十七日 在王洪文的亲自授意下，杨浦区委向市委写了“关于区文攻武卫和野营训练两个单位合并办公的报告”，提出“合并后名称为：上海市杨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属区委、区革会的一个组办，在区委、区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在业务上仍分别受市级两个机构的领导”；建议“指挥部成立五人领导小组，由吴立义任组长，邓成福任副组长”。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这是张春桥、王洪文批准文攻武卫和野营训练合并的第一个区，是他们夺警备区领导权的重要步骤。
十二月二十一日 长宁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
十二月二十五日 经市委批准，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联合采取了一次所谓“革命行动”，组织民警、民兵、红卫兵、里弄干部参加，其中出动民兵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人，抓了八百二十八人。
一月五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革会写了“关于建立上海海运局民兵师请示报告”。
一月十八日 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联合简报第七期，介绍了以公交汽车二场六十五路车队为主，上钢三厂民兵参加，抽了一百二十多人组成“跟车战斗小组”，抓公共汽车上社会阶级斗争的所谓经验。王少庸一月十九日批示，说：“我建议把六十五路的经验，认真推广到各个线路，以及轮船、火车和商店等。要及时总结经验，坚持下去”。
一月二十八日 市革会二办、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联合召开所谓“一二·二五”革命行动经验交流会。
李彬山在会上说：“这次会议，目的是要进一步发动车站、码头、轮船、公共车辆、旅馆、浴室、茶楼、商店的民兵狠抓社会阶级斗争，要发现一个冲击一个，发现一批冲击一批，边审查核实，边冲击批斗，放开手全面出击”。
二月六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根据王洪文的“指示”，联合向市委、市革会并警备区党委写了“关于文攻武卫同野营训练两个机构合并的请示报告”。提出：关于名称，“大家倾向称‘人民武装指挥部’”；“关于组织领导和工作范围问题”，“合并后机构属市委、市革会的一个组办，在市委、市革会和警备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建议“成立一个九至十一人的领导小组”。
二月九日 上海警备区收到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联合写的关于“两部”合并的报告后，党委经过研究，以十八号文件向市委写了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我们同意合并，名称叫‘上海民兵指挥部’，是市委、市革会的一个组办，在市委一元化领导下，日常工作有警备区领导”；建议“两部合并后，应重新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市委常委会于三月二十四日进行讨论：“同意”报告的意见。
二月二十八日 静安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
三月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委写了“关于小分队配合地区狠抓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说：“根据去年三月十七日市委关于上海民兵要主动深入地区抓阶级斗争的指示精神，我们即在闸北区选择了十三个工厂民兵与十三个里弄挂钩，摸索民兵如何经常配合地区抓社会阶级斗争的经验”，“截止今年二月底，全市已派出六百六十九支民兵小分队，与全市六百六十九个里弄(占全市里弄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挂钩”。
王洪文见了如获至宝，提出：“请文汇报派人帮助文攻武卫把这份材料再认真整理一下，在毛主席关于“三落实”指示发表十周年前后报告中央，或在报上发表或者转发”。妄图骗取毛主席、党中央的肯定后，对外贩卖。
三月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杨浦区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日本齿轮座剧团进行军事表演，观看的外宾有四十五人。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四百五十人。
三月十二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杨浦区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柬埔寨英·萨利特使进行军事表演，观看的外宾有十二人。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四百五十人。
三月二十日 搞脱产的民兵小分队，不符合劳武结合的原则，受到广大民兵的抵制后，王洪文、马天水假惺惺地说“据知各区里弄都派有工人文攻武卫小分队，这批同志都是产业工人，长期脱产不好，请通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二办改进，改为业余为好”。
四月八日 根据王洪文，马天水关于民兵小分队“改为业余为好”的“指示”，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立即向市革会写了“关于民兵小分队转入业余的报告”。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张敬标于四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同意民兵小分队要坚持业余活动。”其实，他们“坚持业余”是幌子，仍大量抽人脱产。
四月十六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宝山县吴淞公社等单位民兵对外表演小分队为智利海军“埃斯梅拉达”号练习舰的官兵进行军事表演，观看的外宾有二百四十人，参加表演和工作的人员有五百人。
五月十日 根据王少庸关于“把六十五路的经验，认真推广到各个线路”的“批示”，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向市革会写了“以路线斗争为纲，狠抓公共车辆上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说：“以六十五路公共汽车和二十路电车为试点，现已推广到六十七条公共汽车、电车线路上去”。
六月九日 批准成立建工局民兵师、海运局民兵师。
六月二十二日 经市委批准，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采取了一次所谓“革命行动”，组织民警、民兵、里弄干部、红卫兵三千九百余人，从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各区指挥部持续不断地采取分散行动，共冲击了六百四十七名对象，并到处去游斗。
七月二日 王少庸竭力赞成“第二武装”实行法西斯专政所采取五花八门的做法。在本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和文攻武卫指挥部联合写的“对准备冲击对象采取上门教育的方法初见成效”的一份简报上，称赞“这次行动，……比过去都有所进步”，“此次采取上门教育，即‘缓冲’的措施，是个好的作法。在今年夏季至国庆节前，我建议继续发动群众，对那些可冲可不冲的青少年犯罪分子，更多的采用这种‘缓冲’做法”；并提出“对于城乡结合部联合行动，尚未见到反映，不知有些经验否，盼告”。
七月五日 根据王少庸关于搞好市郊结合部治安秩序的“指示”，宝山县与杨浦、虹口、闸北三个区的公检法军管组和文攻武卫指挥部，联合采取了一次所谓“革命行动”，抓了六十一人。这是第一次进行的区、县联合行动。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把十个区与近郊县分成三个片：南片(徐汇、南市、黄浦区与川沙、上海县挂钩)，西片(长宁、普陀区与嘉定县挂钩)，北片(杨浦、闸北、虹口区与宝山县挂钩)。发动农村民兵抓所谓社会阶级斗争，即由此开始。
七月二十八日 市委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常委会，研究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李彬山向王洪文告中央公安部的状，说“最近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提出，非专政机关不能抓人的问题，有些人怕目前文攻武卫抓阶级斗争而犯错误”。王洪文听后立即为“第二武装”打气，撑腰说：“抓人不抓人都要从是否有利无产阶级专政来考虑问题”，“不要怕，犯了错误有问题由市委、市革会来检讨，用不着担心，你们要好好地总结经验”；徐景贤说：“什么叫专政机关，文攻武卫指挥部就是专政机关之一”，文攻武卫“今后不叫抓人，可叫冲击”。
八月十九日 市委以沪委(72)批示第568号，给上海警备区的批复中说：“你们报来的(72)上警32号《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市区、郊县的民兵工作和全市野营训练工作”。
“同意由李彬山、胡守富、吴立义、夏琳、钟定栋、郑惠仪、阎波等七位同志为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李彬山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胡守富、吴立义两同志任副组长”。
八月二十八日 李彬山为了向“四人帮”报功，叫文攻武卫指挥部单独向王洪文写了一份“关于‘三位一体’试点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上，李彬山亲附一信给王洪文肉麻地说：“王政委：你交待我弄的‘三位一体’的材料，因不知你走得那么快，没有来得及在你开会前弄好送去，现将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整理的一份材料送上作参考，不当之处请指示。”
九月二日 为了加紧做好“两部”合并的工作，李彬山在浦东大楼七楼小会议室，又一次召开指挥部领导小组会议。他在谈到“两部”合并的时间时，传达了王洪文的一段话说：“宝林同志不回文攻武卫指挥部了，市委打算分配他其他工作”；接着，研究了“两部”合并的步骤，工作和建立机关党支部问题。
九月五日 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黄浦路20号)礼堂，召开“两部”合并动员大会，会上，李彬山首先传达了王洪文的“指示”，最后宣布了机构设置和组长以上人员的名单。
九月份 黄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
九月十日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为“上海民兵指挥部”，下设办事组(内分秘书、管理小组)；政工组(内分宣教、干部、群保小组)；后勤组(内分装备、财务、卫生小组)；指挥组(内分作战、训练、动员小组)。从这时开始，取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招牌，换上了“上海民兵指挥部”的牌子。办公地点也从黄浦路二十号，迁至南京西路一四一八号。
九月十二日 上海民兵指挥部发出第一个通知，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市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由李彬山、胡守富、吴立义、夏琳、钟定栋、郑惠仪、阎波等七位同志组成”；“李彬山任组长，胡守富、吴立义为副组长”。
十月一日 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市委写了《关于社会治安情况和进一步加强措施的报告》，十月三日马天水作了批示：“看来我们对流氓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一方面加强审讯，同时依靠群众调查摸底，要准备集中打击一批流氓犯罪分子”。马天水对“第二武装”又下了要大规模抓人的命令。
十月五日 市革会二办、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市民兵指挥部联合召开了十个区、近郊四个县公检法、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会议，传达了马天水的所谓指示，提出要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现行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五、六日二天晚上，全市出动民兵巡逻小分队二百三十九支，四千七百六十七人。其中市公检法治保组和杨浦、徐汇、虹口三个区，组织了二千四百多人次，在南京东路、西藏路、外滩等主要干道上的十七个点周围巡逻守候，扭获了四十一人。
十月六日 王秀珍到李彬山家里，对李等人交底说：“民兵的思想、组织建设等，这个问题很重要。关键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去统帅这个队伍”；提出“我们这样大的一支队伍，单靠你们几个不行，要注意选拔一些干部，现在缺少干部，在你们民兵系统里要提供输送一些干部”；最后，她关照“李副政委专心把民兵队伍带好”，“关键时刻好用得上。”
十月九日 市公检法领导小组和市民兵指挥部，组织十个区和上海、嘉定、宝山县的民警、民兵和群众，又刮了一次所谓“红色台风”，抓了五百三十九人。同时，还出动民兵巡逻小分队二百八十五支，三千八百人，对闹市区、市郊结合部以及碉堡等处，进行守候和搜查，又扭获了九十七人。
十月十七日 为了扩大“第二武装”的影响，市民兵指挥部向市委写了“关于组织民兵参加拍摄电影几个问题的请示”，说“‘八一’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民兵训练纪录片。其中要反映城市民兵防空队伍训练的情况，并确定在上海摄制民兵高炮、高机和摩托队伍的训练镜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批示：“同意，指挥部要很好地组织，对参加拍摄的民兵要认真训练一下，要注意安全”。
十月二十七日 在康平路小礼堂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公判大会的问题。当谈到抓人问题时，张春桥恶狠狠地说：“要么不抓，……抓了不要随便放”，“放人也要经过群众，好人让群众去做，这样才能叫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十二月五日至八日 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公检法，出动大批民警、民兵和里弄干部，进行了一次集中冲击，共抓一百三十三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 虹口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
一月八日 张春桥、王洪文指派的《人民日报》国内部负责人纪希晨等两人来市民兵指挥部。自称是“张春桥、王洪文要我们来总结上海民兵经验，并在全国推广”，李彬山、钟定栋、郑惠仪等进行接待。
一月九日 下午王秀珍、张敬标到市民兵指挥部，王秀珍说：“尽管王维国压，春桥支持我们”。她又说：“关于向人民日报记者(指纪希晨等两人) 汇报的问题要围绕着主席的指示是怎样落实的，实事求是向他们汇报”，“不要作为一般的记者来接待，要重视。”并指使李彬山等“要准备向中央写个报告”，还胡说什么“工总司、文攻武卫是路线斗争的结果”，“上海的工作是春桥、文元、洪文同志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
一月二十三日 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纪希晨，李彬山也在场。在这次谈话中，王洪文、徐景贤大发谬论。王洪文大肆吹嘘文攻武卫成长史，徐景贤鼓吹说，文攻武卫的“斗争历史是在‘一月革命’反经济主义妖风的斗争开始的”，那时“就产生了民兵的一支骨干队伍”。
一月二十六日 卢湾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
一月份 闸北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
二月二十八日 市民兵指挥部向王洪文、王秀珍写了《关于市、区指挥部工作人员原单位要求调回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反映有不少单位要求调回工作人员“抓革命、促生产”。马、徐、王及金祖敏等人于三月十四日作了答复：“要各级党组织支持和关心民兵工作，重视和选拔、培养民兵干部，更好地发挥民兵的作用。”并要“市委组织组与民兵指挥部研究一下，根据精兵简政原则，民兵干部尽量做到相对稳定”。以稳住“第二武装”指挥部这个摊子。
三月七日 晚上，马、徐、王在锦江小礼堂，召集警备区刘文学政委和市民兵指挥部领导成员开会，金祖敏和张敬标参加。王秀珍说：“洪文同志在三月四日来电，其中谈了一件事，说毛主席最近多次谈到上海民兵，问上海民兵发了多少枪?……后来主席要军委给上海民兵发二十万枝枪。”(注：查无此事)“洪文同志说，把毛主席这个指示传达给警备区和民兵指挥部的同志，要把民兵工作搞得朝气蓬勃。”洪文同志还说上海生产的高炮超产的今后还可再留一点。”徐景贤说“步枪也是批林整风的很大胜利，把工人武装起来可以防止阴谋家。”马天水则讲“发枪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不要单纯看是发武器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王秀珍还叫嚷“在市一级班子里，只有郑惠仪、钟定栋你们两个人，工人还没有”，“要大胆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来掌握枪杆子。”
三月十日 纪希晨由北京写信分别寄给徐景贤、李彬山和上海民兵指挥部，并附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强大力量》一文的小样。后来还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上海民兵指挥部说：“这个材料作为内部动态已报政治局审查，什么时候发表再说”。
三月十五日 秘鲁海军“独立号”练习舰官兵四百五十余人来沪访问，市民兵指挥部组织杨浦区民兵军事表演分队五百余人进行了军事表演。
三月十九日 马、徐、王用上海市委名义，以沪委(73)18号文件向下转发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教育改造违法青少年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对民兵可以将违法青少年随便抓起来，“组织起来到集训班清查问题”的做法，竟予以肯定，企图使“第二武装”拥有抓、关、押的非法权力。
三月二十四日 王秀珍指使李彬山说：“要准备写加强上海民兵建设的材料”，还说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说，“上海民兵的建设要好好研究一下”，“市委最近开一次会议，要研究民兵工作希望你们准备一下”。第二天，李彬山对钟定栋等进行了传达，并作了研究。
四月一日 马、徐、王秉承王洪文的旨意，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委领导会议，研究加强“第二武装”建设问题，王少庸、张敬标等都到会。会上，李彬山汇报情况和提出下一步意见，马、徐都插了话。徐景贤故作神秘，要大家讨论发二十万枝枪“意义深远在那里?”又耸人听闻地说：“要与批林联系起来，武装产业工人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搞阴谋活动”。马天水也大讲什么“武装工人阶级是毛主席的一个战略思想”，发枪“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叫嚷“第二武装”“在政治上要起更大的作用”，对配发枪枝的原则，徐景贤规定“以武装工人为主，郊区也武装部分”，会上讨论，二十万枝枪的四分之三给市区，把市区的旧杂枪调给郊区，但马天水认为不行，要“二十万枝枪全部给市区，市区原来的枪给郊区”，并提出基干民兵年龄是否可以放宽“五岁”。
四月十四日 王洪文在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上得意忘形地说什么“上海的工作在全国说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在解放以来的历次大的政治斗争，上海的影响都比较大，……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了”，说上海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都是“重点之一”，上海同志要“争气”。接着，又讲起毛主席问“文攻武卫还在不在?”“要给上海民兵二十万枝枪以及上海民兵的作用”。会上，他对控制上海报纸的党羽王成龙说：“你们的文汇报要经常报导上海民兵，要定期报导，个把月报导一次。”他还胡说：“搞工会不能抓文的不抓武的。我们在工会任务中不能专门列一条，但我们要关心民兵工作，这次报告中我专门讲了一段，我对这一句很欣赏：‘一旦象林彪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实行反革命政变，就叫他们在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面前，碰个头破血流’。”他要大家把“工会工作和民兵工作结合起来”，动员党羽，亲信都来苦心经营“第二武装”。
四月十五日 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中，竟下令要各级工会抓民兵工作，要求“继续加强上海工人民兵队伍的建设，使工人民兵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一支强大力量”，蓄谋以工会一条线控制民兵。
四月十六日 王洪文在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讲话时，大叫上海工人阶级“也要用枪杆子武装起来”，并别有用心地影射说：“一旦象林彪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实行反革命政变，就叫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四月二十五日 王洪文在好八连命名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大叫“要加强民兵建设”，利用一切机会造舆论。晚上，李彬山向王洪文汇报发枪的有关问题。
五月 马、徐、王指示上海电影制片厂搞上海民兵题材的创作。后来由市民兵指挥部成立了一个电影剧本创作小组，用了三年时间编写成一本叫《江城柱石》的剧本。
五月十日 市民兵指挥部以绝密级(73)50号文件，向市委上报了《贯彻毛主席关于武装产业工人的指示进一步加强上海民兵建设的请示》，报告说：“毛主席决定发二十万件武器武装上海工人阶级，对于加强战备、防范侵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表示“一定要把这支工人武装建设成为一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坚强力量”，“一旦象林彪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实行反革命政变，就叫他们在武装工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并提出武器配发原则“主要装备产业工人民兵，适当装备一部分贫下中农”，拟“首先武装十个基干团和独立团、十八个高炮团、摩托团；其次武装市区基干民兵和沿海岛屿、预定反空降地区的基干民兵”。
五月十一日 智利空军阿瓦洛斯上尉航空学校代表团一行七十人访沪，市民兵指挥部组织虹口区民兵军事表演分队五百余人进行了表演。
六月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以(73)61号文件上报市委《关于“三位一体”的试点报告》，再次报告了从一九七○年下半年起，在上棉十七厂等八个单位，将民兵、治保、人防部门合并成一个叫“武装保卫组”的试点情况。
六月八日 马、徐、王用市委名义，以(73)32号文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上海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自吹自擂，把“第二武装”说成是“不穿军服的子弟兵”，把“第二武装”对广大群众的非法抓、关、押，说成是“按照党委部署，配合公安部门，集中行动，主动出击”，并包藏祸心地说“在城市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同时还把重新组建上海民兵，“派出一千余支民兵小分队，深入里弄”等私货塞进了报告，其险恶用心在于骗取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谋得合法。
六月九日 马天水打电话给市民兵指挥部说：“上海民兵指挥部要结合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好好讨论一下如何抓好阶级斗争问题。看来好象有点松。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要有点措施”，督促“第二武装”继续抓紧所谓“参加社会阶级斗争”。
六月十日 马天水、王秀珍把吴立义、钟定栋找到康平路小会议室，汇报当前民兵抓阶级斗争和有关民兵建设的情况。马天水要吴立义、钟定栋写个发枪计划“报告市委”。在汇报到区指挥部干部变化时，马天水讲：“核心小组成员变动要报告市委，这是牵涉到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指使将原来他们认为较好的，现已调走的干部“开个名单由市委组织组去调回来”，规定“今后二个区的头头如要有变化，你们领导核心要集体签署”。汇报时，王秀珍阴险地问：“现在的队伍是否指挥得动呢?”对于干部问题，王秀珍讲：要“结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讨论，提高如何对新生力量的看法”，马天水要市、区民兵指挥部“应调一些工人为骨干”，还说上海参加十届党代大会三十名产业工人代表，专门给工人民兵两个名额，“市委这个意见报告了洪文同志，政治局同意了这个意见”。谈到所谓抓阶级斗争问题时，马天水指使每天巡逻的民兵人数可从二千增加到“三千至五千”，王秀珍也叫嚷“要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好的经验不能丢”。
六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纪希晨寄来两篇关于上海民兵的报导。纪信中说：“此稿已送中央几位负责同志，是否能用，最后由中央决定。修改稿件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掌握内外的问题。民兵的许多重大斗争，不好公开见报。报导稿标题一是《上海城市民兵积极投入社会阶级斗争，坚决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强大力量——在战斗中的上海民兵》。
六月二十日 马天水在上海市公安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什么上海局势的掌握与稳定“与民兵这支队伍是分不开的”，“这支队伍不仅是武装力量，而且是教育人民的文攻武卫队伍”。马天水还竭力缓解广大公安干警对“第二武装”非法抓人、关押进行的抵制和斗争，说：“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是个传统，今后不能削弱，只能加强。”要公检法“依靠民兵”，与民兵“密切协同作战”，对产生的矛盾和双方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加强领导”。卖力地为“第二武装”搞法西斯专政辩护。
七月七日 朱永嘉打电话给钟定栋，谈到市委写作组研究写民兵情况报导的问题。并告诉说，昨晚洪文同志来电，对景贤同志说，已看了《人民日报》写的那篇报导，意见还要继续写两个报告：(1)写一、二个工厂，并谈到工厂民兵如何搞“三位一体”的；(2)区、县民兵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如何参加阶级斗争的情况。指使上海进一步炮制颂扬“第二武装”的文章。
七月十一日 南京军区对“四人帮”破坏传统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进行了坚决抵制，并在《东海民兵》第八期上仍然重申了民兵工作条例中关于民兵武装“绝对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定。马天水、王秀珍对此恼羞成怒，窜来指挥部，马天水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民兵工作也随着来了一个大革命”，“我们的民兵现在既管人民内部矛盾，又管敌我矛盾”，“这个革命传统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对于警备区编写的歌颂民兵光荣传统的民兵历史斗争故事，则横加指责，说“光写历史，不写现实，洪文也批评这个问题”，是“思想有问题”。王秀珍也说：“抓上海民兵这是有战略意义的，如果再有象林彪那样的野心家出现，就与他干”。
同一天，根据王洪文的旨意，马、徐、王下令市委写作组，派了五个人，来市民兵指挥部炮制《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郑惠仪接待。
七月十四日 王洪文把一九六七年七月张春桥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示印发给上海市委并附信给马、徐、王和周纯麟同志。王洪文的信，是妄图利用“第二武装”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反革命信号。
七月二十四日 马、徐、王用半天加一个晚上召开了市委、警备区党委两委常委扩大会，贩卖张春桥的《报告》和王洪文的《信》。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及各组长也参加了会议。马、徐、王借机大整警备区。徐景贤说过去的民兵“没有战斗力，再合法有什么用处”，攻击警备区编印《民兵工作情况》是“二元化”、“是非法的，是与民兵工作利益违背的”，公开剥夺警备区管民兵工作的权力。马天水也叫嚷要“进一步揭露矛盾”，把矛头引向警备区，煽动大家进行反军乱军。
七月二十五日 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从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一日以六个半天，组织各组副组长以上干部学习张春桥的报告和王洪文的信，其中用四个半天“摆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市、区民兵指挥部开始点燃了反军乱军的鬼火。
七月二十七日 根据王洪文七月七日要上海“继续写两个报告”的旨意，市委写作组会同市指挥部组织力量炮制出《上海城市民兵情况的调查》及七份附件，《调查》的题目是“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后来这个材料流毒全国。
八月上旬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民兵工作讲了一些黑话。王洪文说什么“对改造民兵认识不足，实际上这是对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搞好民兵工作认识不足。这是对新鲜事物支持与不支持的问题。”姚文元讲：“民兵问题主要是路线问题，谁来指挥，什么机构抓，属市委领导，还是警备区领导，不在乎。”王洪文也说什么“民兵不管谁管，关键在路线正确不正确”。
八月十二日 市民兵指挥部召集市、区指挥部副组长以上干部和民兵直属师、团负责人一百六十六人，用四天时间学习张春桥的报告和王洪文的信，出了二期简报，李彬山作了会议小结。简报中说“改造民兵”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民兵建设，“提出了任务，指明了方向”，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民兵工作的一种好形式，“三位一体”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应加以肯定，叫嚷“对待民兵指挥部的态度问题，实际上是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路线问题”，“决不能搞业务部门的垂直领导”。
八月十四日 马、徐、王召开区、县、局及有关组办负责人八十人左右的会议，传达张春桥的报告和王洪文的信。会上，徐景贤公然提出“要用文攻武卫成长壮大的具体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攻击民兵武装不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规定是“把自己手脚束缚起来了”，说搞民兵“怕影响生产的观点是比较近视的”，“建设工人民兵对内可以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搞反革命政变”，还大捧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是“领导又集中，人力又节约，工作有成效”。王秀珍也说：“对抓民兵我曾听到江青同志说过，有同志讲主席是高瞻远瞩，江青同志说主席是深谋远虑。”马天水则叫嚷就是“五大、六大以后”也要“抓社会阶级斗争”。民兵班子要“军干群”相结合，民兵骨干“各工业局要支持，不能调回去”，已回去的“需要的可以调回来”，并公开提出“体制要逐步解决”
八月十五日 市委以(73)批字第732号批文下达《关于调周宏宝同志任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的批复》，派周宏宝来控制“第二武装”。
八月二十七日 江苏省无锡市民兵指挥部参观团十一人，到上海参观，至八月三十日结束。
八月二十八日 北京电视台来沪拍摄一组《上海民兵在前进》的电视影片，以上棉廿二厂为重点，拍摄了民兵巡逻、民兵小分队进里弄“抓阶级斗争”以及老民兵讲传统等内容，至九月十五日完成。
八月三十日 “四人帮”一伙结党营私，将周宏宝等拉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宏宝去京参加十届一中全会。
九月十日 首都工人民兵参观团作为首批的外地民兵参观团一行二十六人，由张世忠(十届候补中委)带队到达上海。王洪文自京电告，要民兵指挥部李彬山、周宏宝、吴立义、钟定栋热情接待，前去机场迎送。代表团在沪期间，听了市民兵指挥部的介绍，看了一些民兵单位，马、徐、王都去住处看望，至九月二十日离沪。
自此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全国除西藏外，先后有四十九个地区派五十三个代表团(共七百一十七人)来上海参观，仅至七三年底，就接待了代表地方和军队二十六个单位的二十个代表团，三百五十五人。
九月十五日 王洪文在有市民兵指挥部领导成员参加的市委常委汇报、研究民兵工作的会上，全盘否定民兵的历史功绩和民兵建设的光荣传统，说“象过去那样搞，文化大革命一来，又一下子摧垮了”；说“从民兵到文攻武卫是个很大改造”；吹捧“第二武装”是“新生事物”，“有威信”，很“厉害”，“张春桥看得很远”。他竟然诬蔑“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文件是背着中央搞的”，“针对上海文攻武卫的”，“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解放军报》刊登民兵工作条例有关民兵武装“绝不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定是“谬论”，煽动“你们可以轰他一下”，叫嚷“我就是要抓，谁都可以抓”，“民兵的威信是打出来的”。他还居心叵测地说“改造民兵”“有阻力”，“人家老反”，“充满着斗争”，指责“有的区要恢复过去那一套”，暗示警备区、人武部是阻力，鼓励他的爪牙“反潮流”，煽动反军乱军。
九月十九日 王洪文带着陈阿大窜到上海电缆厂提出“上海今后要武装几十万民兵，我们现在只有二万多(条枪)，“要想办法多搞一些”，指使陈阿大“帮助解决一些设备和材料”。“把三十到四十个工厂装备起来，搞土生产线”，以大力加速生产枪支，装备“第二武装”。
九月二十二日 浙江省民兵学习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来沪参观，九月三十日离去。
九月二十四日 王洪文在对《人民日报》等三报谈到民兵宣传问题时说：“上海同其它城市和其它地区以及农村情况相同，文化大革命，民兵不少冲垮了，成建制的造反的不多，很多倾向是保旧市委的”。说“改造民兵”是春桥向毛主席报告了，总结了经验，“也可以叫改造，也可以叫革命”。“上海民兵指挥部，主要是军队和地方同志共同搞的。原来军队不大了解工厂情况，工作布置下去很难开展，现在军队参加、市委直接管。……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九月二十五日 南市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
十月七日 辽宁省委书记魏秉奎带领东北地区三省赴上海学习小组，共二十二人到上海访问，至十月二十日结束。
十月九日 上海民兵简报第五十八期转发了《上海县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简报。为了大力把郊县民兵引上邪道，至年底前，连续转发了四期上海县民兵所谓“抓阶级斗争”的简报。
十月十日 批准成立市肥料公司民兵团。
十月十二日 广州军区参观团七人抵沪，参观至十九日结束。
十月十九日 山西省参观团七人来沪参观，二十八日结束。
十月二十六日 天津市参观团十八人来上海，参观活动到十一月七日。
十月份 “四人帮”和马、徐、王为了重赏李彬山经营“第二武装”有功，特地从分给上海四届人大代表地方名额中拨出一个名额，把李彬山拉作代表。
十一月一日 安徽省参观团二十四人，到上海参观，活动至十三日结束。
十一月八日 昆明市参观团十五人来沪访问，至十七日结束。
十一月十二日 甘肃省民兵工作参观团十五人来沪参观，至十九日结束。
十一月十六日 河北省民兵工作学习团二十五人来沪参观，至二十六日结束。
十一月十七日 陕西省参观团到沪，共十一人，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结束。
十一月十九日 市工交组以(73)523号文件上报市委、市革会《为处理部分枪支、子弹的请示报告》，提议将精度超差的“半自动步枪三千支，弹壳表面微点锈斑的镀铜枪弹五十万发和钢壳枪弹一百十一万发”，减价拨给上海民兵，需七十四万七千元。十二月二十四日，市革会领导表示同意。
十一月二十日 四川省参观团十九人来沪，参观访问至十二月一日结束。
十一月二十二日 市民兵指挥部以(73)131号文件转发《关于静安、虹口区服务公司民兵营“结合本职业务，狠抓阶级斗争”的情况》，按语推崇“这是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好形式，也是加强民兵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认真总结、推广和发展这方面的经验”。
十一月二十三日 市民兵指挥部以(73)133号文件上报市委《关于选调产业工人充实市、区民兵指挥部领导班子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根据市委‘市、区两级指挥部要整顿，要充实产业工人’的指示精神”，计划所需的民兵干部“除了在市、区两级指挥部内部选拔、培养之外，尚需从基层单位选调二十一名工人”，条件是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表现比较好”。还提出选调“拟由市民兵指挥部和区委先与基层单位协商物色对象，尔后请市委组织组调配”，明目张胆夺了警备区对民兵干部的任免调配权。十二月十九日，马、徐、王批了“原则上同意报告意见”，但对调配权上还不敢做得十分露骨，表示“请市委组织组与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协商解决”。
十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马天水八月十四日关于民兵“在体制上是有些问题”的旨意，市民兵指挥部上报市委《关于机构、人员调整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将四大组十一小组合并为七个组。并通过重新安排军、干、群干部的比例，排挤走担任正副组长的军队同志四人和革命干部二人，为以后安插亲信作准备。报告十二月十九日得到马、徐、王的批准。
十二月三日 市民兵指挥部召开市、区指挥部副组长、区、县人武部副科长以上干部，以及民兵直属师负责人一百六十二人的会议，传达贯彻“四人帮”一伙炮制的《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那个材料。会议共开七天，至九日结束。
十二月五日 十届中委、湖北省工会主任王超柱带领二十七人的省参观团，参观上海民兵，十五日结束参观活动。
十二月九日 市委在友谊电影院宴会厅召开区、县、局、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的材料。马、徐、王都到场，马天水主持会议，徐景贤宣读文件，李彬山作了以过去民兵糟，“第二武装”好为主要内容的发言。最后马天水说开这个会是要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要领会什么“改造民兵的伟大思想”，还说“三位一体”推广“有阻力，有矛盾，不破不立，要踏踏实实地推广”。并反复要求各级党委对民兵工作“加强领导”，“作为巩固无产阶级的大事来抓”，送好的同志“优秀”工人“充实领导班子”。以加强“第二武装”建设。
湖南省参观学习团二十二人来沪，至二十一日结束活动。
十二月十日 福州军区参观团十四人来沪，参观至二十一日。
十二月十七日 马、徐、王与市民兵指挥部坏头头，秉承王洪文黑旨意，从徐汇区揭开了调整区指挥部组织的序幕，用“路线不正”的大捧赶走了区人武部两名参加区指挥部领导小组的同志。市委组织组以(73)629号文批复了由徐汇区委出面提出“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 河南省参观学习团二十七人来上海参观。内容安排与晚来四天的江苏代表团相同。
十二月二十四日 在“四人帮”的支持下，马、徐、王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民兵工作大会》，给“第二武装”大造声势，到会的有市革会各组办和区、县、局以及基层单位的负责同志，警备区和区、县人武部以及驻沪海、空军的负责同志，市、区民兵指挥部人员和民兵连以上干部一万多人。徐景贤主持会议，王秀珍传达了《武装工人建设城市民兵》的文件。马天水说“文攻武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诞生的”，“是在阶级斗争中壮大的”，已经成为“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有力的武装力量”。要大家对上海民兵“这个新生事物、新鲜经验”“一定要支持”，要各级党委“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十二月二十五日 江苏省参观团二十一人来沪参观，至一九七四年元月七日结束。
十二月二十九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省军区参观学习团二十五人来沪，参观活动到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结束。
二月三日 王秀珍窜到市民兵指挥部，找李彬山、钟定栋密谈。王秀珍说：“这个运动是江青直接指挥的，同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有关系，你们要想些问题，要心中有数，要想得深一点。中央派八十位记者下去抓。你们要组织人下去抓点。批林批孔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不要空对空，要联系实际。对民兵建设，洪文同志在信中指出的，代表一部分人。有人一提到上海民兵，眼睛都红了。有的人对我们什么都攻击，一百个不顺眼，民兵指挥部，有的地方阻力相当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每个同志要按洪文同志讲的五条，敢于反潮流。现在党政军民学都在抓批林批孔，你民兵不抓，潮流来了，这支队伍到底听谁指挥?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要爱护、支持、巩固和发展，不断开花结果”。
李彬山汇报：“明天下午开十个区头头会议，研究批林批孔问题”。
王秀珍说：“你们可以先请他们汇报，汇报是怎样抓的?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行动?有什么好的做法?要多开这样的会。李副政委你多讲讲，这样也就指挥得动了。”
李彬山、钟定栋汇报准备开个大一点的交流会。
王秀珍说：“你们抓了典型，我赞成开个大一点的会议，我动员马老参加一下，请领导同志来讲讲，报纸上可造造舆论。你们准备好就是了。”
钟定栋当天就对指挥部一个工作人员说：批林批孔不能空对空，一定要联系民兵建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进行。上海民兵建设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为什么这样激烈，问题表现在指挥部，根子在警备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海民兵建设上的问题，要通过运动、从民兵指挥部打开缺口，随后追到警备区。
二月四日 市民兵指挥部召开十个区指挥部头头会议，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传达王秀珍二月三日讲话。
二月上旬 周宏宝从北京参加学习班回来后，在市民兵指挥部一些人中散布“上海警备区是蚂蜂窝，要捅。”唆使和发动贴警备区的大字报。他对钟定栋说：领导很关心我们民兵，老钟你是老指挥部的人，情况熟悉，也可以找些人议论议论，作准备，要在最近时间内把机关运动搞出一些眉目来。
二月十一日 王秀珍电告钟定栋说：春桥同志指示，请民兵指挥部那一位同志整理一下对南京军区的意见，由我们转给南京军区。
钟定栋即与郑惠仪商量，由他们两人收集、整理一份七千余字的诬告材料，经李彬山、周宏宝审阅同意，于二月十九日上报给马、徐、王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提供整南京军区的炮弹。
二月中旬 “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打着充实产业工人的幌子，从市总工会调二名常委(施尚英、印玉泉)、二名委员、一名学习班考察对象，加上一名妇联委员，安插到市指挥部领导小组和各组的领导岗位上。
二月十四日 经过钟定栋等人的策划，静安区指挥部周天明和市民兵指挥部徐维贤等三人，贴出了两张矛头指向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大字报。市指挥部领导小组当即研究，表示支持，决定召集各区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和指挥部各组正副组长会议，进行传达讨论。并决定把这两张大字报印发各区指挥部、民兵师部和市指挥部各组。
会上，由郑惠仪宣读了这两张大字报，接着周宏宝要大家表态。大家表态后，周宏宝说：大字报起了点火放炮作用。如何联系实际，击中要害，非常及时。民兵问题上联系实际不是没有而是很多，敢不敢把民兵建设上的问题揭出来，这是个很大的考验。不管什么人，哪个单位，哪一级，都要揭。
在指挥部坏头头的煽动下，十个区指挥部向区人武部和警备区的大字报也纷纷出笼。二月十七日，市指挥部印发了一份“市指挥部机关批林批孔斗争掀起新高潮”的简报，摘录了大字报中攻击警备区、南京军区对所谓新生事物“不支持”。
二月 马、徐、王把周宏宝，李彬山、钟定栋等人召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听取他们汇报指挥部运动情况，进一步策划反军乱军。钟定栋说：“警备区没有个态度，群众还有顾虑。”马天水赶忙说：“我们要到指挥部看大字报，支持你们，这样有利于群众揭盖子”。王秀珍说：“大字报要引导，揭问题要集中，要抓住重点，可以点周司令、刘政委、章副政委的名。过几天，我们请周司令到指挥部看大字报，教育教育他。”
二月中旬 马天水、王秀珍于一天深夜窜到市民兵指挥部看大字报，对指挥部反军乱军行动表示“满意”，并对指挥部头头再三交代：“你们要提高警惕，你们的老窝不要被人家捣掉了。”规定指挥部要经常保持一个班值班，可以带武器。从此以后，市民兵指挥部就增加了荷枪实弹的警卫分队。连指挥部机关本身，也发了冲锋枪、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各拾支。
二月十九日 马天水、王秀珍、金祖敏以宣布指挥部领导班子为名要周司令到指挥部参加会议，实际是骗周司令看大字报，对周司令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
二月二十日 市民兵指挥部召开十个区指挥部头头会议，分析批林批孔形势，部署下一步运动，进一步掀起反军乱军高潮。
三月十一日 市民兵指挥部在军人俱乐部礼堂召开市、区两级指挥部机关工作人员批林批孔大会。
周宏宝在会议小结时说：“对民兵建设上揭出来的问题，要从路线的高度来批判。是改造民兵，还是反对改造?是坚持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对民兵参加阶级斗争是积极支持，还是反对阻止?城市民兵坚持以产业工人为主，还是走老轨道?是肯定斗争中形成的民兵指挥部和三位一体，还是否定、扼杀这一新生事物?这些都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要发动群众查一查在民兵系统、在民兵建设上有没有在十次路线斗争中遗漏的问题。”周宏宝还叫嚷“要发扬‘五不怕’精神，不要把棱角磨掉，不怕打击报复。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打击报复”。
三月二十至二十五日 王秀珍秘密窜到北京，向“四人帮”汇报上海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溜回上海后对周宏宝等秘密部署“第二武装”要“加强战备”。她说：“这场运动的阻力，关键问题还是在军队同志的思想不通，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你们要提高警惕。王副主席要上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工作。”从四月初开始，在马徐王的直接导演下，市民兵指挥部的李彬山、周宏宝、钟定栋等人，搞了一次长达三个月的“秘密战备”，枪口是对准警备区部队的。
四月二十一日 后方基地民兵指挥部成立，周宏宝去参加成立大会，并宣布班子。
四月二十九日 由市民兵指挥部起草，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给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一份“关于增产常规武器装备上海民兵的请示报告”。报告谎称为了“加强城市民兵建设”，“我们打算在动员线生产不影响民品任务，小三线军工厂保证完成调出计划任务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增产一批常规兵器武装上海民兵。”加紧装备“第二武装”。
四月三十日 晚上，指挥部头头按照马、徐、王的意图紧急命令杨浦区调二百名全副武装民兵于黄浦路20号集结待命；调徐汇区二百名全副武装民兵于区革委会大院集结待命。李彬山说：“我们都是在纲上、线上跳的人，我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顶多杀头吧!”表示要豁出命来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
五月三日至六月底 市民兵指挥部举办一期新干部学习班。这期学习班是按“四人帮”及其余党“民兵要输送干部”的要求办的。挑选了五十二名文化大革命的“老造反”、“工人新干部”。学习班结束后调二十二人到指挥部工作。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 市民兵指挥部和郊区组联合召开郊县民兵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县民兵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领导参加。这次会议是经过张宜爱、李彬山密谋策划后召开的。目的是要篡夺郊县的民兵领导权。李彬山在会上作了“关于郊县民兵抓阶级斗争的情况和今后的意见”的发言。五月三十一日，这个发言以郊区组和指挥部的名义，作为“请示报告”报给了马、徐、王。报告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议在各县县委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七至九人的民兵领导小组。用民兵领导小组取代人民武装部。报告还规定用民兵团取代公社武装部，排挤专职人武干部。
五月二十八日 内蒙呼和浩特市民兵总指挥部二十一人，抵上海参观访问。
六月初 周宏宝对施尚英说：市委领导(马、徐、王)要李彬山回警备区机关搞运动。我们要支持李回去。警备区路线端正了，我们这里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在这里要配合、支持他到那里搞。
六月十日 吉林省四平地区学习小组十一人，到上海参观活动了四天。
六月中旬 一天，周宏宝从马、徐、王那里开会回指挥部，对钟定栋说：地方同志也可以到警备区机关贴大字报、刷标语，触一触他们。钟定栋立即对周宏宝说：是否我们一起去警备区机关看看大字报，对大家也是一个发动。周宏宝说：我去太注目，不好。后来，在周宏宝和钟定栋等人策划下，组织指挥部一些人，由钟定栋带领，冲进警备区大院，贴大字报，刷大标语。钟定栋还策动静安区指挥部到警备区去刷大标语。
六月二十八日 晚上，李彬山、张宜爱把去南京军区送大字报的十三人召集到市民兵指挥部三楼会议室开会，布置、交代去南京送大字报要注意的问题。规定大字报一定要贴在院子里，不能关在屋子里；对站岗的战士不要闹对立；到南京街上去看看大字报；到了南京后，及时打电话回上海。
本月 一天，周宏宝在指挥部对一些人讲：警备区现在好象是老大难单位一样。老大难单位就应该派工宣队进去。徐维贤讲：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警备区也可以派工宣队进去。我们应有工人阶级自己的司令员、政委。钟定栋讲：李彬山当政委，周宏宝当司令员，军队、民兵一把抓，这样就能捏起来了，矛盾也少了。
七月二日 市革会机关民兵团建立。钟定栋去讲所谓文攻武卫传统，送长矛、藤帽，并配发了轻机枪、全(半)自动步枪370余支，超出基干民兵人数的三分之一。七四年又派市指挥部办事组许××去担任武保组长，进一步控制了市革会机关民兵团。
七月十三日 市民兵指挥部给市委、市革委会写了一个“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以适应平时发展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的需要。全市现有二百六十四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八月二十日 批准江南造船厂民兵师成立。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一年市指挥部就对该师实施领导了。
八月二十六日 市民兵指挥部召开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经验交流会。会上周宏宝在讲话中打着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旗号，鼓吹“联系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抓住重点深入批”，“学习关于民兵要改造的指示，深入批判林彪一伙否定革命新生事物，反对民兵改造的反革命罪行。”其矛头，完全是指向上海警备区、南京军区和三大总部的。
八月三十日 山东省民兵学习参观团一行二十四人，由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省工会主任宋庆友带队抵沪，参观活动至九月八日。在接待中，周宏宝串通代表团个别人，策划了一次由上海民兵指挥部十几个人参加的所谓座谈会，向省军区一位对“改造民兵”提出异议的领导同志大谈“改造”“重建”民兵的重要性、必要性，施加压力，直至“通了”为止。
九月二日至二十五日 吴立义参加总参召开的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吴立义在会上听到有些大军区、省军区同志对“第二武装”的所谓“新鲜经验”“民兵改造”等问题有看法，吴立义就认为这是路线没有搞正。连忙写了一份材料，偷偷摸摸送到祝家耀(注：祝是“四人帮”安插在中央公安部的亲信)那里，叫转送王洪文。王洪文、张春桥在看了这份材料后，利用“接见”的机会，大整中央军委和三大总部的领导同志，迫使会议重新起草了《会议纪要》，破坏了这次会议的原定计划。
九月四日 市革会工交组、地区组和民兵指挥部联合召开全市驻里弄民兵小分队工作经验交流会。四千三百多人参加了会议。王秀珍、周宏宝、陈阿大等在会上讲话。他们鼓吹“民兵建设问题上，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充满着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民兵小分队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生事物。”
这次会议，炮制了“上海民兵城市里弄民兵小分队暂行工作条例”。
九月六日 银川警备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民兵赴沪学习组十五人到上海参观访问，至九月十四日结束。
九月中旬 全国人防领导小组在旅大召开全国人防工作会议，会议规定由警备区和人防办公室领导同志出席会议，马天水却指名要民兵指挥部的钟定栋去出席这次会议。
九月十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发了一份“关于上海郊县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分五大部分，共二十条。
在关于对现行犯罪分子进行冲击的问题部分，规定“凡需冲击的对象，由基层党组织根据群众的要求提出，社、镇、场党委讨论同意，报县民兵领导小组审查，经县委批准。报市民兵指挥部备案，并开《查询证》方可实施冲击。”“根据本县阶级斗争特点，凡搞全县性的清查和冲击行动时，须经县委讨论决定，报市民兵指挥部，由市民兵指挥部报市委，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这个“帮法”经过李彬山、周宏宝批示同意。钟定栋在审稿时写了批语：“把市委领导同志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占领法律阵地的指示精神写进去，包括送工厂边劳动，边教育，边审查的做法，要在这份规定里体现一下。”
九月十八日 对于总政有一位同志来上海体验民兵生活一事，王少庸批了几个字：“既然来了，还是请民兵指挥部接待吧，情况请及时报市委。”态度冷淡、勉强。徐景贤、王秀珍都作了圈阅。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十六日 市民兵指挥部和上海人防办公室，组织一千余名民兵在松江米市渡进行黄浦江架设浮桥的演习。这是一次排斥解放军，由民兵单独干的演习。马、徐、王亲自去观看这次演习。
九月二十五日 市民兵指挥部在市革会礼堂召开纪念毛主席大办民兵师指示发表十六周年大会，周宏宝在讲话中说：“上海民兵重建的七年，是战斗的七年。”“这场斗争是围绕着民兵要不要改造，要不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基层民兵组织要不要搞‘三位一体’等问题展开的。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是加强还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是坚持革命、坚持前进，还是复辟、倒退，对民兵建设上出现的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扼杀”。“通过批林批孔，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机关的广大干部揭露了上海民兵建设上存在的大是大非问题，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从路线上分清是非，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同时在组织上充实了一批路线斗争觉悟高，富有革命朝气，能密切联系群众的产业工人，加强了市、区两级指挥部领导班子的建设。但是，民兵建设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并未结束。”
十月五日 军事科学院五人来上海召开了几次民兵工作座谈会。市民兵指挥部作战、政工、训练组，黄浦区民兵指挥部、上海县民兵领导小组，以及一些民兵基层单位参加了座谈。
十月十二日 北京木材厂五人来沪参观了上棉二十一厂等六个单位的民兵工作。
十月二十三日 沈阳市赴上海学习人员十人抵沪，参观至十月二十八日结束。
十一月五日至十五日 市民兵指挥部、人防办公室联合召开“上海民兵、人防工作会议”四百二十一人参加会议。其中民兵系统二百七十二人，人防系统一百四十九人。会上传达了王洪文在总参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宏宝作会议小结，最后马天水、王秀珍到会讲了话。
马天水在讲话中说：“中央领导同志(“四人帮”)对上海民兵工作也十分关心，工作一定要做好。”“我们今天各部门领导同志都来了，对人员方面要支持，要大力支持。市指挥部反映调个人很困难，工交组、各局要大力支持。”“民兵抓阶级斗争要做的更出色，更有成绩，要有更多更好的经验。”“三位一体问题，下面合起来，上面还是各条线，怎么办?这个要逐步解决，区里管民兵工作的，下去也可以了解公安工作，管公安工作的，也可以了解民兵工作。这样为逐步把机关合起来创造一些条件。”
十一月七日 天津市民兵代表团赴上海学习人员八人，到上海参观至十一月九日。
十一月八日 北京军区宣传队赴沪采访民兵事迹工作组六人，到达上海采访，活动到十一月三十日结束。
十一月十三日 遵义市公安局十人组成的遵义市民兵代表团来沪，参观活动了一天。
十一月十四日 七人组成的哈尔滨市民兵工作学习小组，来上海参观，至十一月十五日结束。
十一月十九日 市民兵指挥部发出“关于一九七五年度民兵组织整顿意见”的通知。在民兵年龄问题上另立章程，规定“普通民兵年龄男性十六至五十岁左右，女性十六至四十岁左右，基干民兵男性十六岁至三十五岁，女性十六岁至三十岁”。
“关于‘三位一体’办事机构的组织设置，党委、总支厂，一般设立武保组。武保组既是革委会的办事机构，又是民兵组织的办事机构。为了顺利开展武保工作，武保组的主要领导由民兵团、营的干部担任为宜，独立支部厂原则上不设武保组，民兵、治保、消防三项工作在党支部领导下，由民兵连统一负责，分工专人抓。”
十一月二十五日 对河北省军区来沪参观，马天水指示“办公室可电告他们，住处较紧张，是否请他们少来些同志。”
同时，广东省佛山市民兵代表团在上海，对杨浦、普陀区的民兵组织体制问题进行了访问，并参观了上海县和静安旅社中心店等单位。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三大总部“建立各级民兵指挥部调查研究小组”一行二十人，由总参军务动员部靳玉峰副部长带领到上海调查，到十二月二日结束工作。在市民兵指挥部汇报之前，周宏宝、施尚英、钟定栋等人进行了精心策划。周宏宝指使钟定栋发言，并说“错了我负责”。为钟壮胆。他们还针对靳副部长的“保守”，组织一批人在会上开炮，向总部施加压力。
同日，市民兵指挥部一次接待了：河北省民兵工作学习小组十人、旅大市民兵代表团、总政宣传队创作组六人，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三人，市民兵指挥部向他们吹嘘了“第二武装”的经营情况，并参观了一些单位。
十二月四日 总参、总政、总后调查组在东湖路招待所召开座谈会，征求对民兵体制问题的意见。周宏宝、吴立义、钟定栋参加了座谈会，这伙人在会上要求成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或国务院中的“民兵工作部”，在组织体制上，对总部同志大加压力。
晚上，周宏宝在民兵指挥部值班室对施尚英、钟定栋等说到体制问题时公然说：“还是建立两支武装好，一支是军队，一支是民兵，相互可以牵制。”
十二月十日 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亚丁写信给王洪文，说“为了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上海的新鲜经验，八一电影制片厂拟拍一部集中反映上海民兵的彩色纪录片。”“影片内容拟突出反映毛主席关于武装产业工人、改造民兵的思想。反映上海民兵在上海市委一元化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改造和管理城市，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经验。”王洪文十月三十一日在这封信上批了“拟同意，也希望拍首都民兵。”张春桥圈阅了这个报告。马天水批了“请民兵指挥部、电影局党委阅，并予以协助搞好。”
八一电影制片厂《上海民兵》摄制组八人，携带张春桥、王洪文的批件，于十二月十日来上海进行采访，写出拍摄提纲，准备一九七五年初开拍。由于这年年底，毛主席接连批评“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告戒“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交的”。迫于这种形势，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张春桥对于拍摄这部影片的送审提纲又作了“批示”，说“洪文同志，拍这部片子，我是同意过的，根据现在的形势，我建议现在不拍。将来再说，你看如何?”王洪文也批了“同意春桥同志意见。”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摄制组同志带了这个“批示”，来上海告别。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军区民兵代表团二十七人抵沪，参观至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广东省汕头市民兵代表团五人来上海参观，至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
十二月二十六日 山东省烟台地委六人来上海参观学习，至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结束。
自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全国各地来函、来人联系学习民兵工作，体验民兵生活，拍摄民兵题材电影等共有二十九个单位。
一月一日 张春桥在电话记录稿上批示：“请市委和民兵指挥部同志注意：不论向那个单位介绍上海经验，都必须向他们强调，必须在工人阶级队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的条件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建立民兵组织。这一点，我们过去强调不够，不妥。以上请洪文同志文元同志阅后退马天水同志。王洪文批了“同意春桥同志意见”，姚文元批了“如有新华社、人民日报或其他单位来上海写此种稿件，务请注意掌握审查，不要有求必应。”
一月六日 沈阳军区参观团十人到达上海，参观至一月十四日。
一月十一日 安徽省安庆军分区民兵参观团来上海参观访问到一月十五日。
一月二十五日 对郑州市金永区民兵指挥部来参观访问，王秀珍批示：“希望按春桥同志意见办。请民兵指挥部查一下春桥同志原批示。”马天水批示“问一下省委办公厅，来的地区大联合是否巩固，如大联合不巩固，不予接待。”
一月二十七日 郑州市金水区民兵指挥部六人抵沪，参观至一月二十九日。
二月二日 施尚英给王秀珍写了一封效忠信。信上说：“二月底(七四年)到指挥部，正是批林批孔联系实际揭矛盾的时候”，“从指挥部同志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来看，我看法根本一点，还是领导权的问题，不管林彪死党黄永胜、王维国一伙的扼杀破坏，还是南京军区、警备区某些同志的抵制或不支持，归根到底就是想夺市委对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甚至有的抢民兵的领导权。围绕着这个问题的斗争，当然是十分激烈的。”还说：“到指挥部后，我在思想上经常碰到的矛盾，也是我经常想的，就是洪文同志和你多次讲的，不要受自己职务的变化，而把菱(楞)角磨掉，要头上长两个角和谦虚谨慎，这两者关系怎么处理。”
二月三日 市民兵指挥部给市委、市革委会写了一个“关于上海在外地的工矿单位民兵组织领导关系的请示”。请示说：上海在外地的莱芜铁矿、新桥铜矿、大屯煤矿、梅山铁矿等单位迫切要求他们的民兵工作也归上海管。五月二日，市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指挥部，转告上海市委领导同志批示：“这个问题看一看再说”。事实上，这个问题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早有规定，应由当地民兵工作部门管。而“四人帮”余党所谓看一看再说，就是为了扩大帮派势力，为插手外地打下埋伏。
二月四日 钟定栋授意办事组，将徐汇区民兵指挥部组织民兵小分队讨论新宪法第二十八条中关于“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的规定的情况，编成市民兵指挥部简报下发。简报借讨论新宪法之名，曲解毛主席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指示的本意，胡说。根据宪法精神民兵可以抓人、关人。为“第二武装”可以“立法”、“执法”、“管法”，实行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二月十八日 晚上，王秀珍到市民兵指挥部检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情况，施尚英、钟定栋等向王秀珍汇报了民兵在学习新宪法时，有人对民兵指挥部随意抓人、关人问题提出了质问。王秀珍说这是没学好，也没掌握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要从理论上把民兵能抓人、关人的事情搞清，否则就会动摇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企图继续用新生事物的幌子来欺骗群众，挑动广大民兵拒不执行新宪法。
二月二十二日 兰州军区八人民兵参观团抵沪，参观活动至二月二十八日。
三月五日 施尚英在南市区举办的民兵干部集训班上讲话中，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民兵建设实际，要弄清五个为什么：民兵为什么要改造?为什么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为什么要实行“三位一体”?为什么要搞厂区挂钩、平战结合?为什么城市民兵要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为什么民兵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巩固发展民兵建设上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以后，这“五个为什么”作为一九七五年的民兵政治工作要点之一。
三月六日 对于牡丹江市来上海参观，市委头头批示，“请你们作一般性的介绍。”
三月七日 海南行政区、海南军区参观团十五人，在上海参观至三月十八日。
三月十一日 南京军区民兵工作检查组十二人到上海检查民兵工作，至三月二十七日结束。
三月十一日 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人向马天水、王秀珍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对于上海交运局按南京军区《交通战备工作座谈会议》要求组建的三个汽车战备团，以军区没经过市委和没与市民兵指挥部联系为借口给予取消。
三月十五日 市民兵指挥部起草了一份《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73]162号文件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经马天水审阅同意，上报总参、总政，南京军区和上海市委及警备区。
报告总结了所谓批林批孔以后民兵工作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和新的发展；揭露了所谓民兵建设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打着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幌子，把不同意搞民兵指挥部，反对动用民兵任意抓人，坚持军队搞民兵工作等正确意见，都列为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想。还侈谈什么着重研究民兵建设上的所谓理论问题。为大搞“第二武装”制造理论根据。
三月二十四日 海军民兵工作参观团一行三十五人来沪参观，至四月四日结束活动。
三月二十六日 市民兵指挥部向市委报了一个《一九七五年民兵工作意见》，五月四日上海市委以沪委[75]8号文件转发给各单位。“意见”要求，郊县全部建立民兵指挥部，要发挥“三位一体”的作用。通篇不提民兵工作接受军事系统的领导。
八月十五日 武汉市民兵工作参观团十一人，由十届中委、市委书记、民兵指挥部总指挥长董明会带队，到上海参观至八月二十三日结束。
九月上旬 王洪文向李彬山个别交代，要把人武部、民兵指挥部合并，要民兵指挥部先搞试点。李彬山把王洪文的“指示”向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作了传达。
九月十八日 王洪文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李彬山、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印玉泉、郑惠仪、吴冬梅)，由李彬山向王洪文汇报工作。
当李彬山汇报到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时，王洪文讲：
“现在是否将人武部和指挥部合起来，抓一、二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把人武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复退、征兵都可并过来，人防工作也可带过来，对外牌子不一定叫武装部，可以叫指挥部。”“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
“对民兵的组织形式争论是很大的，过去争论的是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将来争论的是组织编制问题。如果否定了组织形式，也就否定了民兵的任务，去年的文件有人还在反，组织形式推翻了，任务也推翻了。试点要抓紧，现在就试。四个多月内拿出材料来，这个问题老不解决，就危险。现在这个问题通的人少，不通的人多。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你们要把试点抓好了，把材料给我报主席，主席批了，谁也不敢反，谁也没话好说了。”
王洪文还交代：“你们要警惕，你们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上当”。民兵“行动还是要听民兵指挥部的指挥，不能多头指挥”。“你们现在这么多武器，哪个大军区有这么多武器?”“要搞战略、战术训练”，“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还要锻炼干部的指挥，这很重要。”
王洪文最后对指挥部头头说：“不要光气，要看到斗争的复杂性，想想今后阶级斗争怎么抓?重大问题要反映。总之，要做好工作，不要让人家抓辫子”。
九月二十一日 王洪文在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带了市指挥部头头、十个区和上海、宝山县民兵指挥部的部分头头，到警备团靶场打靶。打靶前，王洪文接见了他们。王洪文说：要促一促训练。民兵基本动作要学会，班、排、连防御、进攻要学会，否则拉出来不会打仗。给你枪要会打、打得准。巷战也要学会。要求不要太高，一年左右时间，从单兵到班、排学会基本动作，利用地形地物。你们要检查人家，要人家学好，首先要自己学好，打不好是没有理由的。徐景贤当场吹捧：洪文同志带领我们学军事。亲自抓军事训练。打靶后还一起摄影“留念”。
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市民兵指挥部头头用四个半天时间，讨论王洪文两次讲话。第一步，领会精神，谈认识；第二步，联系实际，找差距；第三步，研究贯彻措施。他们说：“洪文同志接见，不仅是对我们领导小组的关心和信任，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这支队伍的关心、信任和寄于希望。”“洪文同志的指示，意义非常深刻，很有针对性，激励了我们工作的信心，使我们感到了责任重大”。原来“对斗争后的胜利看得多，对胜利后还要斗争想得少，思想比较麻痹。经洪文同志一说。现在感到头脑比较清醒了。”“一致表示，今后要经常想想洪文同志提到的问题。”施尚英说：领导说到底了，斗争的性质指出来了。现在处于关键时刻，中国随时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这是严重斗争。有出现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危险。领导交了底，不要走弯路。
九月二十二日 市民兵指挥部在市革会礼堂召开《纪念毛主席“大办民兵师”指示发表十七周年》大会，参加的有各区、县民兵指挥部、民兵直属师团及部分基层民兵组织负责人共一千八百人。马天水，王秀珍到会讲话，施尚英作总结发言。大肆吹捧王洪文“关心”上海民兵，叫嚣要“认真总结、推广‘三位一体’经验，真正做到‘三位一体’。”施尚英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斗争的胜利，也要看到胜利后的斗争”。
九月二十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给市委写了一个“市指挥部领导小组学习讨论洪文同志的指示情况和贯彻意见”，报告说：“为了把洪文同志的指示落到实处，变领导意图为群众的行动，我们打算，在当前，首先是召开各区、县和直属师团民兵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好，学习好，贯彻好。通过传达洪文同志指示，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联系实际，找出差距，振作精神，奋发图强，不断前进”。报告提出于十月三日至七日召开这个会议。
十月初 王洪文带了马天水、徐景贤、冯国柱、张敬标等一批人，窜到上海近郊一个秘密工程点，王洪文详细问了储备粮、油、盐及战备车辆的情况，并亲自查看，整整搞了一个下午。王洪文说：这个工程，非常有用，打起仗来，这是上海的一个指挥所”，并交待同去的人，回去后要布置他的一些小兄弟们都来看看，做到“心中有数”。
十月三日至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召开民兵干部会议，传达王洪文九月十八日的讲话。各区、县指挥部领导和各组组长，直属师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市民兵指挥部各组正副组长、工作人员共三百三十余人出席会议。施尚英作会议动员，李彬山传达王洪文的讲话，吴立义代表领导小组汇报学习体会。
十月八日 李彬山去王洪文处汇报工作，讲到两部合并试点，准备向市委写个报告时，王洪文说：“还要什么报告，你们就做吧。”十月九日，李彬山向领导小组传达了王洪文的指示，并讨论决定，上海县由钟定栋去试点，施尚英主动提出到杨浦、卢湾区搞试点。并要李彬山挂个名，具体由施搞。
十月八日 市民兵指挥部给上海市委写了一个“关于合并组织机构试点的请示”，请示说，我们学习了王副主席和市委领导同志对民兵工作的批示，在全面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王副主席提出的，要把人武部、民兵指挥部、人防办公室、复退办公室合并起来，先进行试点的指示，作了专题讨论。大家认为，王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意义很深刻，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选了三个点(市区：卢湾区、杨浦区；郊区：上海县)。准备组织三个组，分别由领导小组同志带领。根据调查情况，同有关部门和群众商量研究提出机构合并体制、编制，报告市委，经批准后正式进行合并。
十月十三日 李彬山、施尚英一起到了卢湾、杨浦区委，给两个区委领导传达了王洪文关于实行“两部合并”的指示和指挥部试点打算。钟定栋带领人马到了上海县。他们用王洪文的指示压两个区、一个县，强令实行“两部合并”，叫嚷“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尽管这样，人武部的同志对试点调查组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施尚英、钟定栋等被驳得理屈词穷，凶相毕露地说：“这是对王副主席的态度问题”，“我们的做法就是与军委扩大会议不一样”，“两部合并是形势的需要，并也要并，不并也要并。”
十月十五日 马天水秘书房佐庭打电话给市民兵指挥部头头，说王洪文九月十八日接见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同志的讲话，不准扩大传达。
十月二十日 廖祖康打电话给市民兵指挥部头头，追问送传达提纲给警备区的事。
十一月一日 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就送五份传达提纲给警备区一事给王洪文、马天水、王秀珍写了一封检讨信。
十一月十二日 市委召开组办会议结束后，马天水、王秀珍把施尚英留下，对施说：王洪文打电话来要合并试点材料。施说：还没有合并呢，怎么写报告?马天水说：你们从总结经验角度写。马天水要施尚英立即组织力量，抓紧着手写，并叫市委写作组帮助市指挥部一起搞。马天水还向施交底说：这个报告你们写，由我们市委名义报。王秀珍帮腔说：写材料要有理、有利、有节，材料要过得硬。你们领导要化力量上去把这事抓好。
施尚英根据马、王的意图，回来后即搭了一个班子，由郑惠仪具体抓。与写作组一起，于十一月底炮制了一份关于贯彻《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和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报给了市委。十二月中旬，由写作组向施尚英、郑惠仪等传达了王洪文对这个报告“要马上改一下”的黑指示。市指挥部修改后，由马天水亲自修改用市委名义上报给“四人帮”。
十一月二十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以所谓要落实“王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通知各区、县民兵指挥部和民兵直属师团对武装基干团进行考核，要求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前结束，中旬，市民兵指挥部进行抽查。
十二月九日 上海市人民出版社报经市革委会文教组批准，要市民兵指挥部编写一本军事理论丛书《大办民兵》和一本《上海民兵斗争故事》。政工组写了报告，施尚英、吴立义、郑惠仪批准同意编写，抽调了四位同志进行这项工作。经过九个月的时间，搜集了民兵故事四十多篇，炮制了《大办民兵》一书初稿，洋洋三、四万言。在这本《大办民兵》中，极力鼓吹“民兵改造”等私货，以扩大“第二武装”这个所谓“新生事物”的影响，制造舆论。
十二月十日 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听取卢湾、杨浦、上海县两部合并试点汇报。马天水等听取汇报后说：民兵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民兵要抓阶级斗争，要武装部指挥也指挥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所以洪文同志提出要试点。总之，我们的组织形式要适应斗争的需要。和军队还有什么关系发生，要根据任务来定。
马天水等还说：“四部合并”，分两步走。因为对“四部合并”来讲，精简不是主要的，我们要从本质上考虑问题。先把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要知道关键是人武部，把人武部并起来了，其他的我们好解决。
马天水还针对人武部同志反对“合并”的问题说：机构合并，这是一场组织革命，合并中有斗争，合并后还会有斗争。搞合并，搞试点，不抓批判是不行的。警备区要抓一抓武装部的思想工作，不通不行，半通也不行。
十二月十五日 市民兵指挥部给市委一个“关于上海县‘两部一办’合并的请示报告”。提出“合并后的机构名称为‘上海民兵上海县指挥部’，它是县委、县革会的一个办事机构，是全县民兵的领导机关”，“指挥部在县委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接受上海民兵指挥部的领导，今后，凡是民兵和人防工作，统由民兵指挥部负责”。同时明确提出整个机构的合并于当月二十五日前告一段落。迫不及待地把人武部和防空办两个机构并吞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市民兵指挥部给市委写了“关于杨浦、卢湾区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合并的请示报告”，用同样的手段并吞了两个区的人武部。
十二月十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集中机关各组党员正副组长，由施尚英传达市委党员干部会议精神。施尚英小结时说什么右倾翻案风在教育战线上，在民兵战线上都有，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市民兵指挥部的简报中说：“今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加强人武部建设，来否定适应斗争需要的民兵指挥部，从而否定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制造‘编制就是法规’的根据，说民兵指挥部不合法。”“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总参开了装备会议，会议不讲路线，不讲文化大革命，要军队把民兵工作管起来，要人武部把民兵武器弹药管起来。”“这些情况说明要坚持民兵建设上的新生事物，必须坚持斗争，才能前进。”
十二月十九日 市民兵指挥部召开机关工作人员会议进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说什么这场右倾翻案风来得大，来得快，来得猖狂。煽动大家联系实际，揭露民兵战线上的“事实”。他们炮制的简报说：《武装工人阶级建设城市民兵》和《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议纪要》这两个文件下达后，事隔一年不到，到了军委扩大会，只字不提民兵指挥部，而提出加强人武部。全国军体会也提出“军体要由人武部来领导。”几个月来，许多地方的民兵指挥部被压抑，被打击，被扼杀。改造民兵今后还有的斗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市民兵指挥部打报告给市委，提出关于郊县民兵领导班子的审批手续，分别由市委组织组、市指挥部和县委组织组负责审批和选配，剥夺了警备区和人武部对民兵干部的审批权和领导权。十二月三十日，市委组织组电告同意报告意见。
十二月三十一日 市民兵指挥部与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后方基地党委联合打报告给市委，请示皖南基地公安处和中级人民法院体制与编制方案。请示说，为使适应上海在皖南地区的厂矿和企事业单位的布局以及对敌斗争的需要，经研究拟将公安处与法院定名为“安徽省皖南基地公安处”和“安徽省皖南基地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民兵后方基地指挥部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班子(对外挂三块牌子)，行使地区一级的公安、法院的职权。请示还提出编制说：皖南基地民兵、公安、法院领导机关，分设办事、作训、保卫、审理四个组，编制人员四十名，并视情建立一个看守所。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上海市委办公室发文给上述四个单位说：市委领导同志说：原则上同意按照报告中的方案与安徽省公安局、法院协商解决。这个请示中所提的体制和编制，搞的就是王洪文的“三位一体”的货色。
一月三日 市民兵指挥部举办的区指挥部政工干部、理论骨干学习班开学，有二十人参加，至十四日结束。学习班以学习元旦社论为名，进行煽风点火，在民兵系统掀起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浪。施尚英在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他大讲是什么“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大家研究“和过去的修正主义头子有些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攻击解放军报“不提民兵指挥部”。还说，“我们这里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指挥部这个组织，他们从组织上否定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重温王副主席去年九月份对我们的指示，更感到亲切”。“王副主席当时讲，有人要撤销民兵指挥部，现在看到了出处”。要大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当好骨干，出一些高质量的文章。
一月初 李彬山要市民兵指挥部机关理论小组写一篇“民兵改造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要象《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那样有说服力。”重弹“民兵改造”的老调，大谈民兵指挥部的“优越性”，但始终未见报，后借杨浦区指挥部的文章抛出了一些主要观点。
一月上旬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久，施尚英窜到铁路局上海站“联合办公室”，要他们汇报情况，后来，又把他们叫到市民兵指挥部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火车站是阶级斗争的温度表，要组织力量抓‘敌情’”，“要收集总理逝世后的反映，要收集社会上的‘谣言’”，“只有这样，才能进行预测”。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人，还三令五申要“联办”关心“大事”，要“抓国内国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动向”，说什么“民兵光抓小偷有啥意思，只不过是经济问题，要注意政治问题”。“你们要把情况抓起来，发现情况要立即向指挥部汇报”。
二月十八日 市民兵指挥部给市财政局写了一个“关于一九七六年度民兵经费预算”的报告。内称，七六年度经费预算一千零九万五千元，其中：装备购置费六百六十九万五千元，主要购置新中华厂生产的自动步枪一万支，电缆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六千支；装备摩托连用的三轮摩托车六十辆。
李彬山去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王洪文把他找到钓鱼台，对李说：两部合并“不要等批了，你们抓紧并起来就是了。”李彬山回上海后，亲自到杨浦、卢湾、上海县传达王洪文的指示，并于三月底宣布了“两部合并”，明目张胆地砍掉了人武部。
二月二十二日 王洪文对徐景贤、王秀珍说：上海民兵是春桥和我两个人搞起来的。
三月三日 下午，市民兵指挥部召开了“民兵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区、县指挥部和直属师团的负责人共一百三十人。施尚英在会上讲，“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名道姓地进行攻击。最后说。“要坚持民兵改造的正确方向，坚持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极力煽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三月十九日 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讨论，要成立一个“上海民兵军政学校”。李彬山说：“上海民兵这样大的队伍，没有一个军政学校，经常打‘游击’，确是个损失，我想就是要搞一个‘军政学校’。我主张搞的不要太小，五百人左右好。”施尚英说：“要成为我们的直属单位。”为经营“第二武装”进一步作组织准备。
三月二十一日 批准成立石化总厂民兵师。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开成立大会，施尚英、吴立义到会并讲话。
同日，批准成立市卫生局民兵团，五月十日开成立大会，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参加大会并讲话。
三月二十三日 市民兵指挥部举办民兵干部学习班。参加的有各区、县指挥部、直属师团的负责人和政工干部、理论骨干共六十二人，至四月三日结束。学习班卖力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培养骨干，制造舆论。借所谓“南京事件”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三月三十日 市民兵指挥部印了“一九七六年民兵工作意见”，上报下发。要求各级民兵组织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动和组织民兵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区、县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的合并，要在试点的基础上，抓紧总结经验，逐步推开。”“三位一体”的民兵组织，要不断完善和巩固，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里弄民兵小分队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充分发挥作用。还强调要切实搞好军事训练。重点抓好排以上干部、武装基干团、特种兵和防空专业队伍的训练。市区民兵要进行巷战、街垒战、地道战的训练。
四月一日 钟定栋慌慌张张地赶到上海火车站联合办公室。一面恶毒污蔑革命群众对“四人帮”的斗争，一面声嘶力竭地要摆开架势展开“反击”。他们擅自决定组织民兵分兵把口，控制车站，下令：对北方来的旅客要严密注视，发现可疑的人员，要严加查询，决不能漏掉一个；对于写在列车上的所谓“反动标语”(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洗刷，决不能让它流入市内。对于讲反对“中央首长”的话，贴反对“中央首长”的标语的人，要毫不手软，马上抓起来，甚至对刷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也要追查。
四月初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极端害怕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烈火烧到上海，搞乱他们篡党夺权的基地，乱了他们的阵脚。由王秀珍出面，紧急召集民兵指挥部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公安局薛干青、徐成虎，总工会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和王日初等一帮小兄弟到东湖招待所密谋策划。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要加强“战备”的“指示”，部署公安、民兵“两家”制定所谓“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
四月六日 市民兵指挥部李彬山等人召集了区、县指挥部和直属师团负责人会议，会上布置了所谓的“战备”。
四月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向市委报了一份“关于上海化工机械厂基干民兵陆国梁问题的情况”的简报增刊。共青团员陆国梁于三月十九日向车间党支部写的大字报中写道：“邓小平等同志是正确的”，并说“马列的话在当今的苏联已经是不灵了，在当今的中国，情况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到马列著作中去寻找思想武器，结果却发现邓小平等同志的讲话是符合马列精神的。假如对这些讲话要进行批判，那就无异于要对马列精神进行批判”。这均被诬为“大毒草”、“诡辩手法”，还要组织力量对陆进行批判，进行内查外调，要查背景。
四月八日 王秀珍窜到市民兵指挥部机关，向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人说：“昨天与洪文同志通了个电话，洪文同志讲，从北京出现的事(指天安门广场事件)我们吸取的教训，要随时分析敌情，在矛盾转化，敌人已经出来时，不能‘五不’，就要进攻。我们要研究这个事”。李彬山当场献计说：“战备值班队伍可以用拉练形式拉出来，看一看有否战斗力”。王秀珍当即表示，战备演习拉练搞一下很好，并且还同意了市指挥部几个坏头头炮制的以“反击”为代号的所谓战备实施方案。王秀珍还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好的做法，要很好总结。通讯联络，你们也要研究一下”。
四月十一日 市民兵指挥部根据所谓“反击”的方案，给市委写了一个“上海民兵战备机动兵力夜间拉练计划”。这个计划一开头说：“为了更好地使上海民兵担负起保卫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胜利进行的任务，拟从四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对十个区和建工、港务、交运、江南、铁路分局和上钢一、三、五厂等八个直属师团的战备机动兵力(在一万人以内)分批进行一些夜间拉练活动”。“通过夜间拉练，要增强民兵指战员的战备观念，检查民兵干部的值班情况和组织指挥能力，锻炼提高战备部队应急能力和战斗力，进一步促进战备机动兵力的落实。使上海民兵在市委的领导下，切实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为保卫这场伟大斗争作出贡献。”施尚英、钟定栋还有叶昌明等，都到有关区去进行所谓“检查”。
四月二十六日 市民兵指挥部和市公安局联合写了一个“关于反谣、追谣工作的情况和请示报告”。要求“把反谣、追谣的斗争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高潮的组成部分”；“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联合设置临时的反谣、追谣办公室。各区、县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根据工作需要，可由公安、民兵抽调专人组成临时反谣、追谣班子。”
五月十三日 哈尔滨市民兵参观团十七人到达上海，参观访问。至五月二十二日结束。
五月十六日至五月底 总政文化部陈亚丁，派《冲锋向前》剧组，来上海体验生活，准备排练。徐景贤要市民兵指挥部热情接待。《冲锋向前》剧组来后，市指挥部吴立义负责接待，安排钟定栋介绍“上海民兵成长史”，李彬山、施尚英说：希望你们早日排好这个戏，能早日看到你们的演出。
五月中旬至七月底 市民兵指挥部举办第二期“工人新干部学习班。”从各单位挑选了三十五名所谓路线斗争觉悟高，对文化大革命有感情的“造反派”，待学习后，安插到市指挥部各组当头头。
五月二十六日 市民兵指挥部写了一个“一九七五年度民兵整组总结”。内说“在这次整组中，各单位始终把推广巩固‘三位一体’作为整组工作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到目前为止市区已实行‘三位一体’的单位，占应实行‘三位一体’单位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
五月二十九日 沈阳市和平区民兵指挥部三人抵沪，参观活动至六月二日。
六月七日 南京市民兵指挥部五人来上海参观，至六月十一日结束活动。
六月中旬 王秀珍对施尚英、薛干青等人说：外交部通报(内容是毛主席不接见外宾)传达以后，下面有什么反映？并说：毛主席不接见外宾是有内容的，这个你们可以想象的，有些话我在喉咙口，不好讲出来。施尚英向王秀珍汇报几个工作，请示武器发放问题，王秀珍说：你们抓紧打报告给市委。
六月十七日 马天水在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等人陪同下，窜到静安区旅社中心店民兵连。马天水说：“我们民兵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是在九、十次路线斗争、‘批邓’中形成的。旅社民兵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首先抓路线斗争，同党内走资派斗争是重点。”
六月十七日 马天水一伙从静安旅社中心店出来，又到了上棉二十二厂，听取上棉二十二厂和沪东造船厂(事先通知了)汇报“三位一体”情况。马天水说：你们两个单位民兵工作搞得很好的。“三位一体”真正从思想上合起来了，这个经验很好。“三位一体”有很大发展，要进一步发展，这是真正体现群众专政。民兵工作要从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应该认识更清楚了吧。象这种事只有靠民兵。打击走资派挑动的反革命案件，靠军队直接出面比较困难。民兵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走资派最怕民兵。民兵要同走资派斗，还要同社会上阶级敌人、企业内部的阶级敌人斗，这是社会基础。
六月十八日 马天水在施尚英、钟定栋等人陪同下，又窜到静安区愚园街道民兵小分队。马天水说：你们的经验，主要抓了阶级斗争，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各方面都抓，抓青年，抓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们要占领这个阵地。看来你们搞得比较出色，区委要深入细致的推广。
六月十九日 市民兵指挥部在市革会礼堂召开纪念毛主席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发表十四周年大会。会上，施尚英作会议小结，马天水、王秀珍都在会上讲了话。
施尚英大谈“改造”、“重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叫嚷要“发展和巩固上海民兵的新鲜经验”。
马天水在讲话中说：“把民兵队伍建设好，就能更有力地粉碎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复辟，不管他们用和平演变搞复辟也好，还是用反革命暴乱也好，都能对付。”“通过四月初首都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对于建设民兵的意义、民兵肩负的历史使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把工作搞得更好，这就是会议的目的。”接着就大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六月二十八日 市民兵指挥部给市委写了一个“关于武器分发的请示报告”。七月三日，马天水打电话给施尚英，问为什么全自动步枪不下发?并“指示”全自动步枪要全部发下去。施尚英问：“是否还要重新打报告?”马天水说：“不要重新报告了。”
六月二十八日 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民兵参观团八人来沪参观，至七月二日结束活动。
六月下旬至七月二十日 市指挥部钟定栋带人到静安区旅社中心店民兵连“蹲点”，炮制了一份题为《努力把旅社民兵办成与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阵地》的所谓经验。钟定栋硬要这个旅社的民兵在旅客中找“走资派”，说“最好揪县委书记以上的，实在没有，找出个大队支部书记也好”。硬逼着民兵连干部对所属十六家旅社逐个打电话询问。在钟定栋“蹲点”期间，清华大学有十几位学员正好住在这个旅社，钟就千方百计要他们写一篇吹捧上海民兵揪“走资派”的经验新在哪里，好在什么地方的文章。
七月八日 市民兵指挥部给各区指挥部发出书面，通知说：“为了工作和斗争的需要，我部直通你部的电话分机一律安装在值班室，保证日夜畅通。望遵照执行。”
七月九日 市革委会文教组给市委、市革委会写了一个“关于抽调民兵参加拍摄影片《盛大的节日》的请示报告”。徐景贤、马天水批示同意。
七月上旬 马天水电告施尚英，上海在外地单位的民兵组建起来，属市指挥部直接领导。
七月二十二日 市民兵指挥部与市革会财贸组、地区组联合召开了“静安区民兵结合本职抓阶级斗争的现场经验交流会”，一千七百人参加了会议。市民兵指挥部施尚英、财贸组黄金海、地区组曹征风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施尚英说：“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产生了变化，这就对我们民兵提出新的课题：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我们民兵怎么斗?对于这个问题，静安旅社中心店民兵连等单位，已经走到前面，为我们开辟了一些路子，希望大家根据自己行业的特点创造出新的经验来，这也是今天现场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对各单位的主要希望”。
七月二十三日 辽宁省军区赴沪参观团十八人，抵上海访问到八月十日结束。马天水和王秀珍对这次接待很重视。马天水专门批示：告诉民兵指挥部准备一下，热烈接待、相互学习，准备介绍点经验。住东湖，办公室告诉东湖一下，具体民兵指挥部去落实。马天水、王秀珍都专门去东湖招待所看望。临走时，王秀珍还破例宴请该团全体成员。表示了特别的热情。
八月十日 晚上，施尚英在市委开会，问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关于武器报告事。马天水发现报告还没批下去，就对办文的同志大发雷霆说：我关照过的，这么重大的事给你们耽误了。即把这个报告拿过去又批了：“立即发”，并对施尚英等说：“你们明天就发。”八月十一日和十三日，李彬山和施尚英按照马天水“立即发”，“明天就发”的黑指示，分别召开区、县、直属师团紧急会议，把武器分配了下去，并限各单位于八月底前全部从警备区仓库把武器领出。
八月二十日 市民兵指挥部发出通知，通知说：“为了在批邓斗争中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市指挥部政工组会同杨浦、长宁、静安、闸北区指挥部政工组的同志，一起编写了《搞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明确民兵的主攻方向》、《同党内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坚决与走资派对着干，巩固和发展民兵建设上的新生事物》等三篇民兵学习讲话提纲(讨论稿)，现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利用民兵活动日、政治夜校、军政训练班、整组教育等项活动，组织民兵干部和战士进行学习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九月 江苏省海安县角斜公社民兵参观团十六人，来沪进行了参观访问。
九月十日 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二天，在二十个小时中，市民兵指挥部突击发了子弹六百余万发，炮弹一万五千发，为“四人帮”用武力篡权作准备。
九月十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李彬山、施尚英、吴立义、印玉泉等人以市民兵指挥部名义，向市委报了一份“关于奉贤县民兵领导小组的若干问题与我们的建议”的报告，诬告在奉贤民兵领导小组内的奉贤县人武部的领导，“有些同志阶级立场和路线有问题”。“报告”说：“这个民兵领导小组实难承担全县民兵工作的重任，急需调整充实”。“主要领导不适宜留在那里担任民兵领导工作”，“建议警备区党委给予调动”。
十月七日 马天水接到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
十月八日 十四时半，李彬山接到康办通知，同张宜爱一起到康办的学习室，由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三人召见。王秀珍就立即介绍了所谓情况很不好，王又说，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要注意。李彬山即说：“部队人数有限，要民兵协助”。王(少庸)说：“我马上找公安局和民兵指挥部来谈”。
十五时半，施尚英和钟定栋接到通知，来到康办常委学习室，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王少庸召见，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和徐成虎也在场。徐景贤、王秀珍介绍了所谓“情况不正常”、“中央出修正主义”、“右派政变了”、“马老软禁起来了”等等，布置民兵和公安要“加强战备”。
二十二时，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三人在李彬山家策划动用民兵参加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方案。
二十三时半，施尚英在李彬山家打电话给王秀珍，王要施等三人即回市指挥部机关。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三人到市指挥部机关，接着，王秀珍带了徐景贤写的手令，和冯国柱、廖祖康、杨新亚、康宁一等人到了市民兵指挥部。王秀珍讲：“今晚我们分成三个班子，徐景贤、王少庸、张宜爱带了一批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敬标他们在机关，现在情况更加严重了，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电话回来说：心肌梗塞(这是王和缪约好的情况最严重的暗号)，‘门关起来了’、‘动不了了’、‘文化部于会泳原来要出国，是华国锋取消的，肯定中央出了问题’、‘可能马老和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都抓起来了，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随即施尚英汇报了他们三人研究的几条反革命武装叛乱措施，王表示同意，并指出要抓落实。王秀珍又说，把吴立义、印玉泉、吴冬梅马上找回来，施说，吴冬梅在劳动，王讲，那就算了。此时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王明龙、汪湘君、沈涵等人也陆续到指挥部，后有王秀珍向这邦小兄弟继续讲情况。
十月九日 凌晨二时，根据廖祖康的意见，市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印玉泉等人，召集作战组、特兵组、后勤组负责人在作战组策划制订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施定了十个区和两个指挥点上开设电台以及上钢三厂也设电台，并要求在九日下午六时前沟通联络。施还定了江南造船厂作为指挥点，吴立义也提出到中国纺织机械厂，施也同意把它作为指挥点。施还明确了分工，指挥由一线负责，二线隐蔽待命，如一线出问题，二线代替指挥。施和钟去江南造船厂，为基本指挥点，吴和印到中纺机厂，为预备指挥点，市指机关由陈振安负责。并明确民兵指挥部听王秀珍指挥。
八时半和九时，先后召开了市指挥部和十个区五个直属师负责人会议。会上施尚英按八日议定的方案和口径作了布置。有的区提出是否要向区委汇报，施讲：“不要报了”，吴立义说：“这次‘战备’，部队官兵各不相干”。会后，联络员立即随各区负责人下去。
十时半和十一时、施尚英、钟定栋带了六个人，吴立义，印玉泉带四个人，各带手枪和两部十五瓦电台以及报务员，分头进入江南厂和中纺机厂两个秘密指挥点。
十月十日 十一时，施尚英在江南厂点上，接到市指挥部陈振安电告“李彬山要去南京开会”。施要陈振安到李彬山处去一次，要李彬山有情况即打电话回来。
十二时，陈振安电告施，李彬山下午乘火车去南京，已和李约好了暗号，如打电话回来说要买照相机就说明问题严重了。
十八时，在江南造船厂点上，施尚英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发给十个区指挥部和中纺机厂点。并亲临报房，监督发报，直至十一日凌晨二时，钟定栋逐一对十个区发回的电报进行审阅，并在每份电报上签了名。
十月十一日 施尚英又告诉钟定栋，马天水没回来，又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飞机在济南被叫下来检查后，才进了北京。然后钟定栋就开始销毁黑材料，销毁了有关“四人帮”及马、徐、王的言论、黑指示、批示，及钟自己写黑信告黑状等材料。
二十一时，在市指挥部负责中转的陈振安电告江南造船厂点上的钟定栋：黄浦区人武部部长杨清河汇报，李宝奇政委从南京开会回来了，传达了军区首长指示，警备区党委扩大会暂告一段落，要加强战备，董副司令在会上布置战备工作。钟即要人将此情况电告在东湖招待所的施尚英。
二十一时半，施尚英从东湖招待所去康办开会，会上讲了徐景贤、王秀珍打回电话“明天要回来，工会和民兵不能动”。施尚英密告警备区加强战备的事。张敬标讲：“李彬山、张宜爱、杨新亚也从南京回来了”。施电话找李彬山未成，回到东湖招待所，听说北京钓鱼台有个反革命集团，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的消息，十分惊慌，议论了对策，就分手了。临走时约定十二日下午二时在市工人文化宫碰头。
与此同时，江南造船厂点上，钟定栋自接了陈振安有关警备区加强战备的电话后，指使人员用电话检查各区“战备”兵力落实情况和加强重点目标检查等，钟定栋亲自打电话给虹口区指挥部头头刘裕根，要刘“抓好队伍落实，准备一些机动力量”。
十月十二日 上午七时半，吴立义和印玉泉到江南造船厂点上，和施尚英、钟定栋等人一起通气密商，感到“凶多吉少”。
上午九时，吴立义接警备区通知，即去警备区开会，走前研究了联络办法。
十八时，施尚英从李彬山家回到市工人文化宫五楼贵宾室，在场的有廖祖康、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王明龙等人。施尚英谈了从李彬山处得来的情况，说“现在可以肯定这三个人出事了”。施又窜到黄涛家活动一番后，才又回到东湖招待所。
二十时半，施尚英到康办常委学习室开会，在场的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朱永嘉、王日初、王知常、何秀文、廖祖康、肖木等人，马振龙是二十一时半自己来的。首先，施尚英谈了从李彬山处得来的情况，别人又谈了其它方面的情况。接着就是一片反革命歇斯底里的叫嚣，要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最后，冯国柱宣布常委会意见，“现在各路各方面要积极准备好干，行动一定要统一，等他们三个领导(指马、徐、王)回来后，再统一行动”。散会后，施尚英又和廖祖康、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到总工会策划向下“吹风”，“准备干”。
施尚英在康办开会时打了两个电话给钟定栋，第一次是在冯国柱等人表示同意干后，要钟检查一下各单位负责人值班情况和“战备”民兵值勤人数。第二次是冯国柱宣布开正式常委会密商时(他在外等候)，要钟马上搞一个重点目标保卫方案。他离康办前又告印玉泉，要印在十三日凌晨三时前赶到江南造船厂。
钟定栋找来有关人员，亲自标图、口授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规定了重点保卫目标，布置了两个梯队八千余人和一百辆卡车及一个摩托团(三百五十辆摩托)的机动兵力，内外三层包围圈以及内圈的六个口子，还有指挥核心的形成，弹药补给，通讯联络、社会治安等等。从十二日晚上一直搞到十三日凌晨二时。交印玉泉看后又作了修改和补充。即由钟在重点目标方案上题名为“捍一”，在外围控制方案上题名为“方二”。
十月十三日 二时，施尚英从总工会回到江南造船厂指挥点，找钟定栋、印玉泉和作战组长、特兵组副组长密商。谈了社会上的风声和市委常委会情况及市委的部署。
十时，市公安局薛干青、徐成虎电话找施去看敌台监听记录，施要他们作些“准备”后，又窜到总工会活动。
十四时，施到江南造船厂与钟、印交换情况，谈到马天水已从北京开会回来，黄金海等要拉民兵他未同意等。十六时，戴立清、马振龙等又到江南造船厂点上来要拉队伍，施不敢，想等市委开会后再说。故未同意。
二十时半，通知施、钟到锦江小礼堂开会。会上，马、徐、王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拿出了毛主席手书影印件，但钟和总工会一伙还在会上乱嚷，由于幻想马、徐、王再主持上海工作，只好表示要听市委的。
十月十四日 上午，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参加市委召开的区、县、局党员干部会议，下午，李、施向市民兵指挥部机关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如丧考妣。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下午，《解放日报》王景派记者去市民兵指挥部，一方面要搞个指挥部头头转弯子的内部情况，另一方面要指挥部写篇表态文章，明天见报。第二天(十五日)，上海两报都刊登了民兵指挥部的表态文章。这是“四人帮”余党妄图掩盖策划“第二武装”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罪行的一个花招。
十月十七日 市民兵指挥部头头被迫在黄浦路20号市民兵指挥部小礼堂召开了由机关工作人员和十个区代表参加的约二百多人的声讨“四人帮”的会议。
十月十八日 市民兵指挥部突然提出要组织二万武装民兵到人民广场集合，先开声讨会，后游行。广大民兵识破了指挥部坏头头的阴谋诡计，反对这次游行，而且纷纷到黄浦路20号，要李彬山、施尚英交代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摘掉了上海民兵指挥部的牌子。
此后，全市广大民兵纷纷起来造市、区指挥部头头的反，“四人帮”苦心经营十年之久的“第二武装”，顷刻瓦解。
十月二十八日 上海警备区在浦东大楼开会，宣布市委指示：上海民兵工作要加强，市委分工周司令抓民兵工作，具体工作由警备区来管。
周司令在会上指出：“中央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来上海主持工作。”
会上还宣布了警备区党委决定派朱万国副司令、王枚副政委到市民兵指挥部领导运动和工作。同时南京军区也派了一个工作组，由司令部动员部副部长王学泰同志带领，到市民兵指挥部指导工作。这样，就把被“四人帮”及其余党长期篡夺的民兵工作领导权，指挥权重新夺了回来，在上海市委的统一部署下，恢复了上海警备区、人民武装部做民兵工作的传统。
十月二十九日 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决定。市委决定：在市委的领导下，由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分管民兵工作。民兵的日常工作，市委委托上海警备区负责。
十一月一日 经上海市委批准，上海警备区组织十万民兵隆重集会游行，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我党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出席了上海民兵的盛大集会。大会通过了给华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致敬电，周司令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民兵进行了游行。
为了彻底揭露“四人帮”在上海大搞第二武装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我们根据收缴的“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文件、报告、记录、讲话稿等材料，按时间顺序整理编写了这份资料，作为“四人帮”拼凑“第二武装”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历史记录，定名为《“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编写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疏漏，仅供领导同志和领导部门参考。
资料组一九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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